1947年2月25日，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在國立哥倫比亞大學註冊，這意味著得在波哥大待上四五年，對於已經知道自己痛恨這個地方的年輕人而言，他對此前景必定非常的沮喪。從蘇克雷到高地首都坐輪船再坐火車的這段漫長旅程，並不是他之前所經歷過、充滿期待的假期。哥倫比亞內部正處於焦慮不安的狀態，居於少數的保守黨新政府決心捍衛政權，占多數的自由黨由於做了錯誤評估，讓兩位候選人圖爾瓦伊和凱坦與保守黨的馬里亞諾·奧斯皮納·佩雷斯對抗，只好在挫折感中掙扎。

看起來，有些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同行似乎對他帶有一絲同情的意味；普利尼奧·門多薩說許多人是藐視他，並認為他已經「無可救藥」。他回憶維亞爾·博爾達在奧地利咖啡館介紹自己認識這位年輕的「岸邊人」時，他「穿過擁擠的桌子以及黑帽子，以他閃閃發光的米色熱帶西裝使我們驚艷」。然而，他也被這位新生的舉止行為所震驚，女服務生過來桌子旁的時候，「岸邊人」對她全身上下地打量，低聲建議：「今晚？」接著把自己的手放在她的臀部。她推開他的手，帶著誇張的厭惡表情轉身離開。

有時候，加西亞·馬爾克斯和他的「岸邊人」朋友會安排即興的周六晚舞會，然後星期天早上九點鐘，年輕的「岸邊人」會走第七大道和十四街到播放「『岸邊人』時間」的廣播電台，接著，他們會在外面的街上跳舞。如今的加西亞·馬爾克斯已驕傲地代表著自己的文化，比他剛開始在聖何塞學校穿得更花俏，以彌補他的貧窮。那是「拉丁」音樂第一個偉大的時代，加西亞·馬爾克斯就位處其核心時期之中。

至於加西亞·馬爾克斯，公平地說，他不像其他人一般深陷這個事件之中；對他而言，「波哥大大暴動」是發生在他身上最幸運的事。這件事打斷了他在哥倫比亞最優秀的大學研讀法律學位，讓一個想找借口逃離教育的年輕人為之一振，也給他以無可辯駁的託詞好放棄這令他痛恨的地方，回到他所愛的海岸區。不過，他得先熟悉這個首都城市，這對於更開闊的國家意識非常重要。他從此不再完全認真地對待兩個政黨，逐漸開始發展出成熟的政治意識。隨著他失去或拋棄大部分所擁有的物質，對於這個國家的本質，加西亞·馬爾克斯如今吸收了重要的教訓。這位年輕人坐飛機到巴蘭基亞和卡塔赫納時，這些新的體驗也許是他隨身最重要的資產。

傳統上，波哥大認為自己擁有除了西班牙以外，全世界「最純正的」口語西班牙文。在20世紀40年代，哥倫比亞幾乎所有的政治人物都是律師，他們中許多人都在國立大學教書，特別是自由黨的律師。新的大學城是藝術建築的地標，於1940年開始興建，1946年大致完成，矗立在波哥大的市郊，後方是遼闊的平原。在加西亞·馬爾克斯的時代，這所大學的學生超過四千名，一半來自鄉下的省份。

無疑，卡夫卡拓展了他的想象力（包括他想象自己是作家的能力），就長遠來說，讓他了解到就算是最古怪的段落也可以用很平實的方法敘述。然而，加西亞·馬爾克斯一開始從卡夫卡身上得到的，似乎與他後來回想時說的不太一樣。首先很顯然的，卡夫卡的主題是在都市中存在的孤立感，但在這表面之下，瀰漫在他所有作品之中的是他對於另一個權威的恐懼，他的父親——他同時痛恨又崇拜的暴君先祖。

加西亞·馬爾克斯馬上跑到謀殺現場，但凱坦垂死的屍體已經被緊急送到醫院——哭泣的男女大眾用自己的手帕沾滿領袖的鮮血——羅阿的屍體已經被拖走。路易斯·維亞爾·博爾達記得那天下午兩點到三點之間，在凱坦倒下幾步路的地方見到馬爾克斯，他回憶道：「我看到他很驚訝。『你從來都不是凱坦的支持者，』我說。『是的，』他說，『但他們把我的廉價旅社燒掉了，我所有的故事都丟了。』」（這個誇大的事迹隨著時間更增神秘的地位）在同一條路上，加西亞·馬爾克斯趕回到廉價旅社——當時還完好存在—— 吃完午飯時，在第十二街碰到一位叔叔，法律教授卡洛斯·帕雷哈。帕雷哈在街上擋住他的年輕侄子，催促他到大學去代表自由黨安排學生起義。加西亞·馬爾克斯在不情願下動身出發，但帕雷哈一走出了他的視線，他又改變主意，穿過混亂的人群回到弗羅利恩街的寄宿處，如今波哥大已經是致命的危險之處。

一位學生路易斯·維亞爾·博爾達回憶道：「我一開始就認識賈布，法律系有大約一百名新生——只有三個女生——按照字母順序分成兩組。賈布在第一組，我在第二組。我對法律很有興趣，但賈布一點兒也不，他很早就開始不去上許多課。我們以前會談論文學：多斯·帕索斯、海明威、福克納、赫爾曼·黑塞、托馬斯·曼，還有一些蘇聯作家。我們很少談到哥倫比亞文學，只有幾個詩人，例如巴爾巴·亞克博、雷翁·葛雷夫、路易斯·卡洛斯·洛佩斯。我們中午會回到市中心，坐在咖啡館，那也是我們讀書的地方。住在廉價旅社是沒有地方可以讀書的，咖啡館的老闆會讓學生佔據一個角落，就像常客一樣。」九*九*藏*書

《雙重人格》和《變形記》書中的主角都是分裂性格的受害者，這些角色非常的敏感，恐懼權威，藉由內心把外在的世界變形，最後推論出是他們自己生病、變形、變態、不得其所。對於自己的能力和與他人關係的認知上，許多年輕人深陷矛盾的衝動和防衛性的攻擊；然而，加西亞·馬爾克斯的自信有時帶著令人驚嚇的傲慢（他是上校的孫子，很擅長傲慢），但同時又有著不安全感和自卑的情結（他是庸醫的兒子，被他拋棄，但也許又很像他），兩者之間的鴻溝無疑非比尋常，也製造出一種活力使他發展隱藏的野心，如兇猛、長久的火焰一般在他的內心燃燒著。

他快樂至極，也受到許多的激勵。六個星期之後的10月25日，《觀察家報》又刊出他的另一個故事《夏娃鑽進了貓的肉體》（Eva está dentro de su gato），同樣也是關於死亡和後來的再生，關於一個女人夏娃沉迷於吃橘子而不是吃蘋果的慾望，決定藉由寵物貓的身體使靈魂轉世，卻發現自己受困於——埋葬于——三千年後，一個嶄新而令她迷惑的世界。她是個美麗的女人，非常希望逃離男人的注意力，她身體的魅力卻開始如惡性腫瘤一樣使她痛苦。她開始意識到大動脈充滿了小小的蟲子：

在波哥大，年輕的「岸邊人」在家裡待了三天，政府宣布進入圍城狀態，狙擊手還在攔截那些零星出門的人。市中心繼續慢慢地燃燒，大學關閉，波哥大舊城大多已毀。然而，保守黨政府依然存在。自由黨的領導人物和出乎意料果決的馬里亞諾·奧斯皮納·佩雷斯總統達成了令人不滿的協議，他們把其中一些人放回內閣，但實際上在未來十年仍然是沒有實權的政黨。他們覺得街上夠安全可以回去之後，兩兄弟的父母督促他們飛到蘇克雷，他們開始找機票回海岸區。路易斯·安立奎決定到巴蘭基亞碰碰運氣，他最近的最愛在那裡等待著他，賈布決定在卡塔赫納大學繼續讀法律，或至少決定試著假裝這麼做。4月9日災難性的事件發生一周之後，加西亞·馬爾克斯、他的弟弟路易斯·安立奎和年輕的古巴人卡斯特羅從波哥大搭乘不同的飛機出發，前往他們不同的歷史命運。

卡斯特羅開始組織尚未發生的革命時，加西亞·馬爾克斯正在痛惜自己失去的打字機——那家當鋪也被掠奪——並準備著說辭好面對他父母。煙霧開始從寄宿房子後方燃燒中的昆迪納馬爾卡州立建築飄過來時，加西亞·馬爾克斯兄弟安排他們來自蘇克雷的朋友前往胡安舅舅的新家，就在四條街外。這群朋友和兄弟加入了一般大眾的掠奪，路易斯·安立奎搶到一套天空藍的西裝，未來幾年中他的父親也在特別的場合穿了好幾次。賈布找到一個優雅的小牛皮公文包，成為他的戰利品。不過，此次掠奪的最大獎是一個十五公升的大酒壺，路易斯·安立奎和帕倫希亞找到幾種酒，灌了幾瓶進去，以勝利的姿態扛到胡安舅舅家去。

他也和保守的卡恰克人交朋友，有些人在他的未來扮演重要的角色，其中一位是貢薩羅·馬亞利諾，他的母親被這位悲傷的「岸上人」卓別林式的形象所打動。其他包括維亞爾·博爾達、卡米洛·托雷斯，後來以游擊隊宗師烈士揚名南美大陸。他一生最親近的朋友之一是普利尼奧·阿布雷右·門多薩，他是波亞卡一位傑出政治人物普利尼奧·門多薩·聶拉的兒子，他的父親在當時大概是凱坦最親近的政治同盟，他比加西亞·馬爾克斯年輕幾歲。

至於哥倫比亞則成為歷史的陳詞濫調；然而，凱坦之死和後續的「波哥大大暴動」把20世紀的哥倫比亞歷史一分為二，這一點兒毋庸置疑。凱坦可能的成就只能留待臆測。從那之後，沒有政治人物能夠如他一般感動群眾，他死後，哥倫比亞真正解決本身政治問題的希望更加渺茫。他死後的危機使得游擊隊運動有機會崛起，直到今日都持續危害著這個國家的政治生命。如果說「千日戰爭」顯現的是上層階級聯合對抗農民的需要，「波哥大大暴動」同樣地顯現了都市無產階級群眾所代表的勢力。然而，這樣的反應在鄉間最為直接，開始了世界上最殘暴、代價最大的二十五年內戰：「暴力事件」。

瑪格麗特·馬爾克斯·卡巴耶羅當時十二歲，她如今是加西亞·馬爾克斯在波哥大的私人秘書，她仍然生動地記得自己最喜歡的表哥、她哥哥和他們的朋友的到來。房子里滿是來自海岸區的難民，晚上喝私釀的酒喝到醉醺醺，年輕人到建築物的屋頂，胡安舅舅也加入其中，驚愕地看著燃燒中的市中心。同一時間在蘇克雷，家人唯恐最糟的情況會發生，如同賈布的妹妹莉妲所回憶：「我小時候唯一一次看到母親哭泣就是4月9日。當時，看得出來她非常難過、擔憂，因為凱坦被刺殺的時候，賈布和路易斯·安立奎都在波哥大。我記得第二天下午大概三點鐘的時候，她突然換衣服去教堂。她要去感謝上帝，因為他們剛剛告訴她，她兒子很安全。此事讓我很驚訝，因為我不習慣看到她出門，平時她總是在家照看我們。」九_九_藏_書

在多彩多姿的裝扮、「岸邊人」的嘲諷與少年的自尊（「我有問題？我孤單？」）背後，加西亞·馬爾克斯是個深感孤獨的年輕人，有著非常矛盾的自我價值。除了友誼，他此時的生活寂寞、孤立、沒有方向，也沒有才能。但也帶著藐視權威的態度——只是為了保護自己，他才裝成是個活潑的「岸邊人」。星期天，為了逃離孤獨，他在灰暗單調的城市裡無止境地坐著電車，閱讀、思考。有時候他接受貢薩羅·馬亞利諾的邀請，他也是卡米洛·托雷斯和維亞爾·博爾達的朋友。馬亞利諾只比加西亞·馬爾克斯晚四天出生，有著傑出的雙親。他告訴我：「對於一個異鄉人而言，波哥大的那些周末可以非常漫長。賈布以前會在星期天到我家玩兒，我們總是有巧克力和南美洲餡餅（玉米漢堡）。我的母親在我九歲時就守寡，很同情他，在她的眼裡他總是很寂寞，她總是對他很好。她也像他一樣，來自鄉下，他們很容易就知道和對方聊些什麼。」

當時，哥倫比亞的政治風暴正在快速集結中直接撲向波哥大。豪爾斯·艾列瑟·凱坦是一位傑出的律師，吸收了各處的政治影響力，包括來自墨西哥革命、馬克思主義和墨索里尼，也是20世紀哥倫比亞歷史上最具魅力的政治人物、拉丁美洲在平民政治年代最成功的政治領袖。他是上升的無產階級以及快速發展的城市中許多中下階級的英雄。加西亞·馬爾克斯一開始知道他，即是他1929年登上全國舞台時，他於1928年12月在謝納加接下香蕉園工人大屠殺事件的案子。加西亞·馬爾克斯不知道的是，在他許多的關鍵線人中，有法蘭西斯科·安卡利達神父，也就是在阿拉卡塔卡幫他受洗的神父，也許還有尼古拉斯·馬爾克斯上校。雖然凱坦所屬的自由黨因分裂而造成選舉失敗，但他的勢力仍然越來越強，很快得到領袖的地位，以前所未有的政治風格開始了拉丁美洲最保守的共和國之一。由於他的演說鏗鏘有力，還有演講時的聲調，有些人稱他為「舌」，其他人稱他為「喉」。直到最近，加西亞·馬爾克斯幾乎從來沒有在公開訪談中談到凱坦，最可能的原因是從20世紀50年代初開始，他自己的政治立場一直屬於拉丁美洲的平民主義左派，另一部分的原因則無疑是因為1948年4月時，雖然他直覺地支持自由黨，但他的政治意識大概尚未發展完全。

那是謀殺事件的一部分，接下來就是「波哥大大暴動」（Bogotazo）。一波波憤怒和歇斯底里的情緒立刻橫掃這座城市，波哥大一陣騷動，開始了一下午的暴動、掠奪和殺戮。自由黨理所當然地認為這是保守黨在背後策劃的暗殺計劃；幾分鐘之內，羅阿就被殺死，殘破不堪的屍體被裸身拖在街上，朝向總統府。波哥大市中心開始燃燒，那是哥倫比亞政治反應中樞的象徵。

這種對於族譜、朝代的著迷，以及對於平行宇宙完全的探索（時間、空間、物質、靈魂、想法、生命、死亡、埋葬、腐敗、變形）是一種思想和感受的結構，一旦明確地探索、闡明，顯然就會立刻從加西亞·馬爾克斯的作品中消失，但事實上卻又變得模糊，實際表現出來的則是拘謹而有計謀的使用，以達到最大的效果。一開始身為文學角色的加西亞·馬爾克斯是焦慮、超級敏感、懷疑自己有病並焦慮的——卡夫卡式；與他後期小心建構的敘事表達大相徑庭，比較接近的作家是塞萬提斯。顯然，他並沒有受到哥倫比亞或其他拉丁美洲作家的影響——他連這些最有名的作品都沒有讀過——早期的加西亞·馬爾克斯攻擊拉丁美洲基本的家系（等同、存在、歷史）及認同問題（存在、本質、神話）。無疑，這些元素構成當代拉丁美洲的基本問題： 在一個沒有令人滿意的起源神話的大陸，一切待價而沽，家譜不可避免地成為重要的問題。而加西亞·馬爾克斯尚未寫到非婚生子的問題（這才是真正折磨他的問題，在此處當然也曖昧不明）。然而很清楚的是，這位敘述者本身就是問題所在。

但到那時他會對死亡這件事認命，他也許會死於斷念。

加夫列爾·埃利希奧本來希望兒子成為醫生、神父或律師，送他去首都讀書是為了社會地位以及經濟收入。如今，既然保守黨當權，當然應該有錢可賺，文學只是個充滿風險的副業。賈布成功地避免在此時攤牌，然而，在他倆之間，受到諸多爭執的法律學位現在成為他假借的託詞，結果，賈布也被迫成為父親總是指稱的那個騙子。

在這座鬼魅般的高地城市中，加西亞·馬爾克斯所尋找的是類似卡夫卡的東西，而他最後找到的也的確是卡夫卡。一天下午，一位「岸邊人」朋友借他一本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所翻譯的《變形記》。加西亞·馬爾克斯回到寄宿處，進到房間里，脫掉鞋子，躺在床上，他讀了第一行：「一天早上，格里高爾·薩姆沙從一個不安的夢境中醒來，發現床上的自己變成了一隻巨大的蟲子。」對此深深著迷的加西亞·馬爾克斯記得他對自己說：「見鬼了，我外婆就是這麼說話的。」九*九*藏*書

維亞爾·博爾達和卡米洛·托雷斯編輯一本稱為「大學生涯」（La Vida Universitaria）的文學出版物，是報紙《理性》（La Razón）星期二的增刊，登出加西亞·馬爾克斯兩首「石頭與天空」風格的詩。「海螺詩」在6月22日刊登，就在托雷斯做出命運性的決定，放棄大學成為神父的幾個星期前。其中兩段如下：

雖然這篇作品的故事情節很笨拙，但有著神奇的催眠效果，敘述方式帶著無可置疑的自信，不只是文學上的自信，對於新作家而言也有著令人意外的果斷，結局完全顯露出加西亞·馬爾克斯的風格：

漫長的假期終於結束，情況也似乎好轉。1948年新學年開始時，路易斯·安立奎來到波哥大，表面上是為了繼續中學教育，實際上，他在高露潔—棕欖公司找到一份工作，是賈布幫他找的。他空閑時則一如往常地鬧事。如今，他們的胡安舅舅（胡安·迪奧斯）在母親特蘭基利娜死後已經搬到波哥大，在國家官僚體系工作。路易斯·安立奎帶來一件秘密禮物，本來應該留到3月6日賈布二十一歲生日，然而，他的哥哥和朋友在機場告訴他沒有錢可慶祝時，路易斯·安立奎狡猾地透露自己口袋裡的驚喜是一台新的打字機。「下一步就是拜訪波哥大市中心的當鋪，那傢伙打開盒子，轉動把手，拉出一張紙條。我記得他看著打字機說：『這一定是給你們其中一人的。』 我們的一位朋友拿起紙條大聲讀出：『恭喜。我們很以你為傲，未來屬於你。加夫列爾和路易莎寫于蘇克雷，1948年3月6日。』接著，當鋪的助理問：『你們要多少？』打字機的主人回答：『越多越好。』」

有了路易斯·安立奎新的收入，加上賈布自己的朋友提供報紙插畫賺的錢，接下來幾個星期的生活水平改善許多——隨之而來的是酒、女人和唱歌的探險——路易斯·安立奎揭露他和魯莽的何塞·帕倫希亞之間無賴般的友誼。同時，賈布如今已經是大學諸多學生中最優秀的，有著自命不凡的文學地位，不去上更多的課，把時間更加狂熱地用在閱讀和寫作上，包括閱讀另一位現代主義作家的大作：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

藉由一個人失去的個體性融入一棵樹中，這樣自然以及歷史上的象徵（一代一代的家譜），顯然受困於處於房子內部的恐懼，受困於生命和死亡之間，如同受困在棺材中一樣（也許在記憶中），這些恐懼因而得以緩和。這年輕人從出生就和生父生母以及隨之而來的弟弟妹妹分開，他對於家譜的感受如此強烈，既無須說明，也不需要心理分析的專家來質疑這位年輕作家是否在下意識里感覺——如同他回顧自己早年的生活——自己的父母把他活生生地埋葬在阿拉卡塔卡的房子里。而他真正的自我埋葬存在於第二個自我之中，他必須建立的新身份，如同哈姆雷特一般，保護自己對於母親真正的感覺，以及對於篡位的加夫列爾·埃利希奧可能存在的殘忍的感受。這位遲來出現的男人聲稱自己是他的父親，但其實賈布非常清楚，他真正的「父親」是尼古拉斯·馬爾克斯上校，所有認識他的人都敬仰、尊敬他，親切地存在於他早年的生活之中。然而這一切消失了。隨之而來的有可能是一篇文學上的驚濤駭浪（達成願望的一種形式），或是作者真正達到明智（以及「聽天由命」）：「那些可怕的現實並沒有帶給他任何焦慮。相反的，他在那裡很快樂，和他的孤獨一起。」

1947年的聖誕節假期，加西亞·馬爾克斯留在波哥大，留在廉價旅社費用很貴，但回到蘇克雷的旅費更貴。梅塞德斯對他的主動仍然不為所動，而且他的外婆去世，母親又要生小孩兒了。不過除此之外，他雖然勉強通過考試，只有統計和人口統計學不及格。但他現在已經知道自己不會做法律這一行，只是還不願意麵對加夫列爾·埃利希奧，和他討論這件事。前兩篇故事的成功顯示對他而言，也許人生還有另一條路，他想好好利用這也許短暫的獨立。

在寄宿之處的二樓，加西亞·馬爾克斯和幾位「岸邊人」學生共享一個房間，包括難以約束的何塞·帕倫希亞。房間很舒服，但不豪華；雖然食宿很便宜，加西亞·馬爾克斯的手頭還是很緊，總是缺錢，「我總是覺得自己缺五分錢」。雖然很痛苦，他從來不曾大聲張揚。由於加夫列爾·埃利希奧的努力，家人的生活總是比農民和無產階級舒適，然而，在賈布的童年和少年時期，貧窮以及隨之而來的羞辱是時常出現的，甚至延伸到後來的生活中。

四年前抵達波哥大時，加西亞·馬爾克斯已經讀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雙重人格》，背景位於受壓抑更甚的聖彼得堡。卡夫卡的版本是直接從那本小說衍生出來的，對這個年輕作家的影響毋庸置疑。加西亞·馬爾克斯發現了歐洲現代主義，更有甚之的是，他發現歐洲現代主義一點兒也不只是複雜而做作，現代主義的創新來自當代的精神，從當代解析現實的結構，可能和他直接相關……縱使他身處拉丁美洲偏遠的首都城市。

寫這首詩的小男孩兒不僅非常清楚自己失去了童年，並且失去了其他的家園——加勒比海海岸，海洋與陽光之地。

如同馬亞利諾和維亞爾·博爾達所觀察到的，加西亞·馬爾克斯在大學生活一開始時，就在「岸邊人」性格的保護色下發展自己的文學使命；不過，他不願意承認這樣的野心，以免失敗。當然，法律的魅力無法和文學相比，他長而混亂的頭髮、顏色刺眼的長褲、詭異的格紋襯衫，使他彷彿如魚離水，無意識地反叛著自己每一個尷尬的動作。九-九-藏-書

8月22日，寫完這篇故事的一兩個星期後，他在《觀察家報》艾德華·薩拉梅亞·博爾達的每日專欄「這都市及世界」中讀到，薩拉梅亞·博爾達「很焦慮地想認識新的詩人和說故事的人，尤其是那些由於作品沒有得到適合或恰當的出版而未令人知曉或受到忽略的」。薩拉梅亞是左翼同情者，是最受尊敬的報紙專欄作家之一。加西亞·馬爾克斯把自己的故事寄去。兩星期後，他坐在磨坊咖啡館里，快樂又驚愕地看到自己作品的標題蓋滿整頁的「周末」增刊。他興奮地跑出去要買一份，卻如同往常一樣發現自己剛好「少五分錢」。他回到寄宿的地方拜託朋友，他們一起去買了《觀察家報》。1947年9月13日，第十二頁就是加西亞·馬爾克斯的作品《第三次無奈》，加上藝術家埃爾南·梅利諾所畫的插圖。

那些深深執著於家譜的《百年孤獨》以及早期的版本《家》很快就會開始構思（也許已經構思了），可以通過這一異常出眾的段落預先見到端倪。

路易斯·安立奎和其他的「岸邊人」在慶祝末日的來臨。在他們的喧嘩之間，從收音機已經可以聽到卡洛斯叔叔和作家豪爾斯·薩拉梅亞一起（他註定像他的堂弟愛德華多·薩拉梅亞·博爾達一樣，成為加西亞·馬爾克斯生命中另一個重要的人物），他們兩位都力促哥倫比亞人民站起來對抗卑劣的保守黨，因為他們暗殺了哥倫比亞最偉大的政治領袖，以及未來唯一的希望。帕雷哈自己這邊極端派經營的書店是縱火的受害者，他們嘶吼著「保守黨必須用更多條人命賠償凱坦的命。」賈布、路易斯·安立奎和他們的朋友都在廉價旅社的收音機里聽到他的武裝呼籲，但都沒有回應他的召喚。

這名新學生在之前的弗羅利恩街，現在的八號公路找到寄宿之處，地點在靠近希門內茲·奎薩達大道的角落，許多「岸邊人」學生都住在這裏。弗羅利恩街是市內最古老、最知名的街道之一，和最聞名的第七大道平行。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廉價旅社距離第七大道和希門內茲·奎薩達的交叉路口大約三百碼，一般認為是城市的心臟地帶，甚至被當地的擁護者稱為「全世界最棒的街角」。

也許就是在這次的假期，他開始寫下一篇故事《死亡的彼岸》（La otra costilla de la muerte）。如果第一篇故事是關於自身死亡的冥想，這篇故事則是省思他人的死亡（或者也許一個人的母親的死亡，一個人的替身，在這裡是指一位兄弟）。因此敘述方式以現代主義的「他」和「我」交替，是很恰當的，我們無疑再次處在一座城市裡，但如今主導的主題是雙胞胎、替身、認同、反省（包括內在反省、意識）。作品中這位兄弟死於癌症，敘述者對其有極度的恐懼，現在則變形為另一具身體。

他對於這個時期的痛苦回憶，讓人想起卡夫卡評論學法律「如同在智慧的層次上仰賴鋸末維生，而且是已經有好幾千人的嘴巴先幫我咀嚼過的鋸末」。學校的老師包括前任總統之子阿方索·洛佩斯·米切爾森，他也是未來的總統。第一年，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統計學和人口統計學未通過，憲法學勉強過關，那正是洛佩斯·米切爾森的課。他在四十五年後對我說：「不，他不是個好學生。可是，由於我自己『岸邊人』的家庭背景，所有來自帕迪拉和馬格達萊納的學生都會選我的課，他們知道我一定會讓他們及格。」

1948年4月，第九屆「泛美會議」在波哥大市中心舉行，在美國的敦促之下，美洲國家組織正式成立。4月9日星期五，就在下午一點過後，在弗羅利恩街他寄宿的地方，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路易斯·安立奎以及一些「岸邊人」朋友一起坐下來吃午餐，當時，豪爾斯·艾列瑟·凱坦正離開自己的律師事務所辦公室，走在第七大道上，要和自由黨的同事普利尼奧·門多薩·聶拉以及其他人一起用午餐。他接近希門內茲大道和第十四街之間的十四至五十五號時，一名叫胡安·羅阿·西亞拉的失業工人從對面的黑貓咖啡館走過來，在短距離的射程內朝他開了三四槍。凱坦倒在人行道上，距離「世界最棒的角落」只有幾碼。此時是一點五分。他們把他抬起來之前，來見父親的少年、十六歲的普利尼奧·阿布雷右·門多薩驚恐地向下凝視著奄奄一息的領袖的臉。私家車緊急把凱坦送到中心診所，送達不久就宣告死亡，聚集在診所外的大批群眾感到傷心不已。

波哥大位於滿山的鹽礦、金礦和祖母綠之中，是神秘黃金城的所在之處，由安達盧西亞探險家貢薩羅·希門內茲·奎薩達建立於1538年8月6日。他命名此城市為聖念巴卡大，因此，波哥大本來是聖念巴卡大，接著是聖念波哥大。許多年間「聖念」省略掉，但在20世紀晚期又短暫恢復，彷彿宗教稱號可以解救這個城市，重新回到祖母綠的王位之上，超越下方這個蠻荒國度。在歷史上，波哥大總是站在對的這一邊，而哥倫比亞的其他地區總是在錯的那一邊。然而，對於如此多元、基本上處於熱帶的國家而言，位於海拔八千英尺的高度，這個時常寒冷、通常下著雨的城市卻是個很奇怪的首都，在1947年擁有七十萬居民，稱為卡恰克人（可譯為紈袴子弟或花|花|公|子）。九*九*藏*書

藉由補償的方式，加西亞·馬爾克斯的故事似乎提出了新的美洲起源—— 一個家譜概念中所找到的歷史族譜：

在不遠之處有另一位年輕的拉丁美洲人，除了喜悅和興奮的情緒，二十一歲的他也正不知所措。卡斯特羅是古巴的學生領袖，以反對「泛美會議」學生代表的一員來到波哥大。卡斯特羅完全忘了拉丁美洲學生會議，走到街上去，希望在人民起義、暴力、非正規的行動上賦予一些革命的色彩。僅僅兩天前，卡斯特羅在七號公路的辦公室採訪過如今已經殉難的領袖，此舉顯然也讓這位哥倫比亞的政治人物印象深刻。不可思議的是，他們兩人同意在4月9日下午兩點再見一次面，有人發現凱坦當天的記事日曆上用鉛筆寫著卡斯特羅的名字。難怪哥倫比亞保守黨政府及右翼媒體很快就聲稱，卡斯特羅不是和謀殺的計劃有關，就是共謀顛覆「泛美會議」，挑撥起義，或兩者皆有。有幾次，卡斯特羅距離他未來的朋友加西亞·馬爾克斯必定只有數百碼之遙。回顧起來，在卡斯特羅對於革命政治的了解上，「波哥大大暴動」之於他的重要性，不亞於後來1954年瓜地馬拉事件之於他未來的同志切·格瓦拉。

第二篇故事才刊出三天，他並沒料到的文學恩人就在自己的每日專欄里宣布，一位新的文學新星已經出現在國內的舞台上，他這位一年級的學生還不到二十一歲。薩拉梅亞很肯定地宣布：「在加西亞·馬爾克斯的作品中，我們看到一位異常出眾的作家問世。」如此給予他信心鼓勵，也有其副作用，加西亞·馬爾克斯更加忽略他的課業，對於閱讀和寫作的沉迷則愈發覺得有正當性。經過半個世紀之後，這位聞名世界的作家評論自己一開始寫的故事是「瑣碎、抽象、有些荒誕、完全沒有真實感受作為基礎。」他再度做出與實際情況相反的詮釋，這一點也顯示他痛恨自己那些詩和早期寫的故事，正因為它們來自其「真實的感受」。後來，他學會掩飾這些感受——但並非完全壓抑——也就是讓自己容易受傷害、尚未成熟的浪漫主義和情感主義，後來可能露出馬腳，也有可能是因為他不願意把自己成為作家的功勞給波哥大。

在《百年孤獨》《族長的秋天》《迷宮中的將軍》這些二十年、二十五年、四十年後寫的書里，讀者會認得他的語調、主題，以及文學構思。也許著作中也有顯而易見、互相矛盾（令人厭惡的敘事本質）的對權威的爭奪。

讀過《變形記》的第二天，加西亞·馬爾克斯坐下來寫了一個故事，標題是「第三次無奈」，是他身為擁有嚴肅作品的准作家以來的第一篇作品。聽起來已經很有「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特徵，深具野心、深刻的主觀意識，瀰漫著荒誕、孤獨和死亡。這部作品開始了加西亞·馬爾克斯時常出現的風格：從一具未埋葬的屍體開始，以此為中心思想開始編撰故事。最後，他的讀者會發現加西亞·馬爾克斯忍受著三種互相關聯、卻不可能的矛盾的基本原理：對於死亡以及被埋葬的恐懼（或者更糟的，被活活地埋葬）、必須埋葬他人的恐懼，以及尚未被埋葬的恐懼。「死人可以快樂地忍受他已無法改變的狀況」，這部作品的敘事者宣布，這個人不確定自己還活著還是死了，或者同時或連續存在，「但活著的人無法順從地就此讓自己被活生生地埋葬。然而，他的四肢不回應他的呼喚，他無法表達自己，這也是讓他最恐懼的，無論死活，他最大的恐懼是他們會把他活活地埋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