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這大部分是兩個非常堅強、非常諷刺、非常講究隱私的人之間的遊戲。關於他離開之前他們之間的協議，許多年來雖然有許多版本，但加西亞·馬爾克斯在他的回憶錄里向我們保證，他前往歐洲之前並沒有「見到」他的甜心——除非他真的有在街上的計程車里透過車窗看到她，但沒有停下來。因此，在沒有見到梅塞德斯的情況下，他不可避免地在「洞穴」參加另一場送別會，已經帶到波哥大的宿醉又加重許多。第二天，團員還有辦法起床到機場送行。對於三十六小時橫跨大西洋到舊世界的旅程而言，他的宿醉是最糟糕的準備。不過，他還是準備好迎接眼前的體驗——二十八歲的他是個成功的記者、受尊敬的作家、已經出版首部作品，就這樣的旅程而言是很恰當的一刻。歐洲聞名的風華等待著他，但了解他的人可以確定的是，他會以自己努力掙來的角度看待這些風華。不用說，他的回憶錄中完全沒有提到《尤利西斯》或珀涅羅珀。

就在這些完全投入和推動性的文章之後，《枯枝敗葉》終於在5月底出現於波哥大，由出版商利斯曼·包姆旗下鮮為人知的印刷品牌希巴出版社印製，每本要價五比索。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畫家朋友西西莉亞·波拉斯負責設計封面，描繪一個小男孩兒坐在一張椅子上，雙腿搖擺，等待著什麼——也就是加西亞·馬爾克斯曾經是的那個小男孩兒，在外公去世之前的夢想時代，如今轉移到第一本出版的小說里。畫家聲稱印製了四千本，但賣出的不多。相對於他當時強而有力、高知名度的記者地位，這本書的出版是個奇怪的對比，因為它不僅屬於一個加西亞·馬爾克斯已經拋在腦後的年代，也是被拋在腦後的敘述方式——同時也是靜止，歷經時間折磨，宿命論，虛構的。

不過幾星期後，加西亞·馬爾克斯寫了兩篇關於皇室權力與孤獨、神話與現實的文章顯現了他的價值：第一篇《克里奧佩特拉》非常有趣，文章殷切地期望一座據說是埃及皇后的新雕像不會改變兩千年來男性對她的浪漫印象；第二篇《孤獨的皇后》是關於英國女王伊麗莎白新近喪夫的母親。這也許是加西亞·馬爾克斯對於當代特定主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精心之作——特別是結合權力、名聲和孤獨——二十年後在《族長的秋天》中達到最高峰。

如今，他的老朋友已經有了新的聚會場所，巴蘭基亞團體的成員不再那麼自命不凡，不再是「洞穴里的惡作劇」，如同加西亞·馬爾克斯五年後在《格蘭德大媽的葬禮》中為他們取的名字。他離開巴蘭基亞不久之後，這群人就重新聚集，把活動焦點從舊城中心搬到波斯頓區，距離梅塞德斯·巴爾查住的地方不遠。阿方索·福恩馬佑爾的表弟愛德華多·維拉·福恩馬佑爾是個有其他志向的牙醫（梅塞德斯曾是他的病人），他開了一家酒吧，原先的店名是「徘徊」，後來這群人把它改名為「洞穴」（就像卡塔赫納碼頭邊那家酒吧一樣）。雖然主角本人無法經常出現，然而，和加西亞·馬爾克斯有關的傳說中，此處被賦予名垂千古的地位，如神聖的廟宇一般。店內瀰漫著喧鬧、大量的飲酒和爭吵，維拉最後不得不貼上告示：「在這裏，顧客永遠都不是對的。」

此時，埃索公司位於波哥大的總部和《觀察家報》的新址都在希門內茲·奎薩達大道的同一棟大樓里，《觀察家報》從幾條街外的舊址搬過來。穆蒂斯公關部門的辦公室就在報紙編輯基耶爾莫·卡諾四樓之上。對於加西亞·馬爾克斯一開始在波哥大的工作應該如何進行，穆蒂斯既模糊又語意不清——就連在《觀察家報》的工作機會都無法確定——加西亞·馬爾克斯已經愁苦又焦慮的心情開始越來越差。對於新環境或是陌生男女，他從來都沒有自信。人們很少第一眼就對他印象深刻，他只有在親近、熟悉的環境中，或是在周遭的人知道他的能力之後才會有信心。不過，穆蒂斯的性格中實業家和唯美主義者的個性似乎以少見的方式融合，他也不接受他人的拒絕。即使在不確定自己的產品質量時，他也可以是業務之神，手上有這樣有價值的資產如這位幾乎不為人知的作家時，他通常無法抗拒。阿爾瓦羅·穆蒂斯對文學非常關注，是個非常慷慨的人。

最後，他向梅塞德斯求婚。如同所發生的，也許此事所顯示的不只是他的焦慮、恐懼，害怕失去自己所愛的女人，以他漫長、非常漫長的方式；但卻也可能是無意識的害怕自己將失去哥倫比亞，失去未來和哥倫比亞之間的聯繫。梅塞德斯也來自他自己出身的地區、背景，保證會有人站在他這一邊，一輩子了解他的「出處」。簡單地說，她所代表的不只是但丁式的柏拉圖理想——並不是說他不認為她的外表非常有吸引力——但也是非常實際、經過深思熟慮的選擇，完美的結合。他和但丁不同，他最終得以娶到難以得到的「心目中的女性」，她才九歲時他就選擇了她。那麼似乎肯定的是，他現在之所以求婚，正是因為他打算離開她一陣子。也許他覺得自己現在是個有名望的記者，帶著光鮮的任務要去歐洲，比較能夠面對對方的拒絕。也許正因為同樣的理由，她比較有可能接受求婚。但事實是，梅塞德斯甚少在回憶錄中出現，而他們兩位也甚少提供這場驚人戀情的細節。他在1954年離開巴蘭基亞前往波哥大之前，他們根本很少有實質的交談，但他卻覺得他們之間存在一股默契。

10月下旬，加西亞·馬爾克斯最新的學習典範歐內斯特·海明威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就正如他迷戀福克納那段時期所發生的一樣，加西亞·馬爾克斯以「每一日」筆名寫了一段，重複他先前關於諾貝爾獎現象的評論。這一次，對於這個已經頒發給許多「不值得」作者的獎項，他降低了獎項可能的重要性。至於海明威，他猜測對於一位一生中「充滿興奮時刻」的人，想當然這一刻必定比較沒有那麼令人興奮。

這些事件部分反映了冷戰狂熱時期外圍國家的處境。美國正處於麥卡錫主義的高峰，艾森豪威爾甚至在1954年8月使共產黨成為非法，麥卡錫終於在同年12月遭到參議院譴責。同時，共產黨集團正致力於1955年5月簽署的「華沙條約」。在巴蘭基亞，加西亞·馬爾克斯比大多數的朋友和同事更有同情心地聆聽共產黨員豪爾斯·羅登的喋喋不休。他上次在巴蘭基亞是斯大林在莫斯科去世后的幾個月，哥倫比亞羅哈斯·皮尼利亞政變的幾周后，當時一位假裝賣表的男人拜訪加西亞·馬爾克斯，原來是一位共產黨員在招募黨員，特別是記者，以手上的鍾錶交換。加西亞·馬爾克斯到波哥大就開始和政治革新派的同事一起工作，另一位賣表的推銷員隨即又出現，不久，加西亞·馬爾克斯就聯繫上了哥倫比亞共產黨的總書記西伯爾特·維拉，他秘密地住在距離市中心只有幾條街的地方。加西亞·馬爾克斯清楚地了解到，共產黨從他和塞培達一起在《國民報》共事時就開始關注他，認為他是有前途的人才，但據他所言，他們同意他對共產黨最好的用處是撰寫嚴肅的報道，似乎在黨提出的條件方面他並沒有妥協。在未來的幾年間，共產黨似乎繼續以此觀察加西亞·馬爾克斯的活動，可能的話支持他的立場。https://read.99csw.com

加西亞·馬爾克斯已和兩位重量級作家有完整的聯繫：六年前發掘他的愛德華多·薩拉梅亞·博爾達，以及他的表弟貢薩羅·岡薩雷斯（「貢哥」），他1946年當法律系學生時就開始在報社工作。後來全世界所熟知「賈布」這個名字首先出自薩拉梅亞·博爾達之口。當時一張聞名於世的照片里出現沒有經驗、完全令人陌生的加西亞·馬爾克斯，纖瘦、優雅、考究的面容，眼神中同時充滿好奇與狡黠，拉丁式鬍鬚下一抹淺淺的微笑。只有一雙手泄露出這男人永恆地生活在緊張之中。

兩人在外形上天差地別——穆蒂斯高大，優雅，狡猾；加西亞·馬爾克斯矮小，瘦弱，邋遢。加西亞·馬爾克斯從十八歲就開始寫小說和故事，當時穆蒂斯只寫詩，從一系列的美國跨國企業退休之後，六十五歲才開始寫小說。即使如今兩人都是國際知名的小說家，但這兩位哥倫比亞人由整個拉丁美洲的文學史所分隔。他們在政治上也總是站在兩個極端。在一個已經共和制兩百年的國家，穆蒂斯卻是極端保守派，擁護君主制，以他自己的話說，一直都「對拜占庭帝國落入異教徒手中之後的政治現象完全沒有興趣」，也就是指1453年之後。加西亞·馬爾克斯對於1917年之後的偏好後來廣為人知——雖然從來都不是共產黨員，但是比起其他的意識形態，他一輩子的實踐投入的目標還是最接近這個世界觀的廣義定義。他們的關係長遠而親密，但從來未曾言明。

這一段告白非常的引人遐思，更有意思的是，原意揭露了多少，又是為什麼。這是關於他和女人的告白嗎？也是對女性未曾言明的態度提供某種正當性？就在加西亞·馬爾克斯終於對梅塞德斯許下承諾之前，馬丁娜突然毫無理由地出現這一點，似乎有點奇怪。這是否以某種隱含的方式再次確認，在這樣的文化中，男人如果和妓|女、僕役或他人的妻子有頻繁的性關係，就無法與打算結婚的對象有性關係，因而決定把兩種感覺分開，一種是非正式的情聖唐璜，對「瘋狂的愛情」敞開懷抱，另一種是正式的丈夫角色，在穩定、某種「安排」的婚姻關係中，終其一生廝守身為「處|女」的女性（至少對其他男人是如此），一位忠誠、可靠的妻子，「好的愛情」的對象？如果關於馬丁娜·豐瑟卡的逸聞是真的——即使是杜撰，其他女性也曾對他有懲罰性的影響——可以解釋他為什麼如此頻繁地在自己的小說和文章里表達對於性|愛分離的在意，為什麼他許多年來都緊緊抓住這個想法，把自己安排給比他年輕許多的女子，為什麼他在回憶錄里沒有表達對梅塞德斯的感情（這些感情永遠可以、必須被視為理所當然）。加西亞·馬爾克斯曾經告訴過我，她（梅塞德斯）「從來沒有說過她愛我」，也許這有可能是為什麼當我在她的好友南希·維森面前問到她關於他們人生的這一段時，梅塞德斯帶著一絲憂鬱向我保證（雖然沒有一絲苦澀）：「賈布是個非常不尋常的男人，非常不尋常。」對我而言，再要求澄清顯然是非常不明智的行為。

下一篇《前鋒報》的新聞報道是一系列關於哥倫比亞被遺忘的地區，位於太平洋岸的丘可省。1954年9月8日，政府決定把未發展、森林密布的丘可省切割之後分給安堤歐基亞、卡爾達斯和瓦耶地區。加西亞·馬爾克斯帶著攝影師基耶爾莫·參契茲前去報道激烈的抗議與衝突事件。旅程之顛簸、飛機之老舊讓人驚訝，他記得「飛機里在下雨」，連飛行員都快嚇死了。丘可這個省份的居民大多是非裔哥倫比亞人，立刻就使加西亞·馬爾克斯想起阿拉卡塔卡及其周邊的環境。對他而言，把丘可地區分割解體的建議就是波哥大冷酷無情心態的表徵，雖然其他評論員怪罪的卻是具有野心的安堤歐基亞人。他抵達的時候發現示威行動已經逐漸衰落，他就找了朋友安排更多抗議行動！以確保他的任務成功。幾天後，隨著新聞越滾越大，越來越多的記者過來報道，政府取消了原先重新建構四個省份的計劃。hｔtpｓ://reａｄ.99ｃsｗ•coｍ

加西亞·馬爾克斯記得自己坐在辦公桌前為報紙的「每一日」專欄寫文章，在嘈雜房間的另一頭，何塞·薩卡爾或基耶爾莫·卡諾會用大拇指和食指告訴他需要多少字數填補版面。他的新聞寫作失去了些許的魔力，更糟的是，波哥大並沒有提供他在海岸區隨手拈來的重要靈感。2月下旬，他已經無趣到快要掉眼淚的程度，說服管理階層讓他嘗試電影評論，于周六刊出。能夠每周幾次逃避「全世界最抑鬱的城市裡」獨裁下生活的緊張、報社裡令人厭倦又有些多餘的學徒生活，能夠逃到電影的幻想世界里避難，對他而言想必這是非常美好的解脫。而他也算是先鋒評論員，因為在此之前，哥倫比亞的報紙並沒有記者寫過常態性的電影專欄，頂多只是限於提供情節大綱以及報道明星的名字。

許多年後，加西亞·馬爾克斯成為世界知名的作家之後，這份報道再度出版，名為「一個海上遇難者的故事」（1970）。驚人的是，這本書成為他最成功的作品之一，在接下來的二十五年間售出一千萬本。1954到1955年間，加西亞·馬爾克斯從來沒有直接挑戰過保守派政府，但在一篇又一篇的報道中，他所持的觀點完全反駁官方版本，因而使許多比他更高聲疾呼的左派同行更有效地挑戰統治階層，指引他的是詳盡的調查、反思、溝通國內的現實狀況。總的來說，他持久而優異地展現了說故事者藝術的力量、想象力的核心重要性，甚至在創作事實題材之時也是如此。

回到波哥大，1954年6月9日，他在近中午時回到希門內茲·奎薩達大道附近，探視當時正在模範監獄服刑的原來的老闆胡利奧·塞薩爾·維耶卡斯，加西亞·馬爾克斯在此目睹了新軍人政權最臭名昭著的暴行之一。他突然聽到一陣機關槍的聲音，就在驚嚇的作家眼前，政府軍對著示威的學生開槍，造成嚴重傷亡，包括多人喪命。這個事件終結了政府和自由黨媒體之間不安的停戰協定。在《宇宙日報》工作的早期，加西亞·馬爾克斯激進的政治觀點就很明確，當時正是「波哥大大暴動」的幾星期後。但此次第三度住在波哥大，接近波哥大，不只讓他決心投入特定的政治意識形態，也就是社會主義——而且至少也有幾年的時間觀察和詮釋現實的特定方式，以及特定的表達方式、溝通技巧。這樣做的成果就是他的政治新聞報道、小說《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惡時辰》和《格蘭德大媽的葬禮》等故事。他已經渴望多年有機會成為記者，但《宇宙日報》和《前鋒報》總是仰賴國際電訊，加上他們缺乏資源，更重要的是，在當前政權的審查制度之下，根本無法從事嚴肅的新聞報道。在許多方面，他們的任務是出版東西，只要不是以往的保守黨宣傳文宣，什麼都可以。《觀察家報》的老闆是不可動搖的，如今他們手下有這位年輕作家，展現出對於國內不同領域的大眾、他們所做的事、發生在他們身上的故事的好奇；加西亞·馬爾克斯是一個喜歡故事的人，只要有機會就把自己的人生寫成故事，他現在會把握這個機會，把其他人的人生也變成故事，抓住讀者的想象力。

新增的富裕並沒有讓他偶爾回到巴蘭基亞拜訪朋友，或知道梅塞德斯在做什麼，也沒有讓他和家人保持聯繫——當然，還有晒晒太陽，以及光是離開波哥大就能得到的舒坦。不過，他的名字出現在阿爾瓦羅·塞培達不久后所導演的實驗性短片《藍色龍蝦》中，顯示他拜訪海岸區的次數還算合理的頻繁。

很詭異的是，薩拉梅亞·博爾達對於年輕的伊麗莎白二世情有獨鍾，這篇文章特別說服他加西亞·馬爾克斯已經準備好迎接更偉大的作品。基耶爾莫·卡諾說，加西亞·馬爾克斯來到的時候，他很自然地必須適應報紙的謹慎以及似乎有些匿名的風格，但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其他作家開始調整自己，配合新人傑出的即興創作能力，並且起而模仿。

在當時的哥倫比亞，新聞通常都很可怕。當時是「暴力事件」的高峰，寡頭政治野蠻的准軍隊殺手在鄉間持續地屠殺自由黨，他們又被稱為「煽動低下階層革命者」或「鳥人」；自由黨的游擊隊則在許多地區努力地拚鬥著無望的戰役。酷刑、強|暴、凌|辱屍體皆屬稀鬆平常。羅哈斯·皮尼利亞在3月6日開始新聞審查，在波哥大學生殺戮事件后又更加嚴格。前任總統洛佩斯·普馬雷霍於3月25日提議兩黨協議治理國家，這個提議在三年後才修成正果，發明所謂的「國家陣線」，但此刻並沒有得到正面的回應。

加西亞·馬爾克斯帶著詳盡而不厭其煩的問題，尋找新的角度，無意中揭露軍艦並不是在暴風雨中翻覆，而是因為載有不恰當安置的非法商品而下沉，其安全程序也不盡完善。這篇報道使得《觀察家報》和軍人政府直接對立，無疑使加西亞·馬爾克斯更加成為「不受歡迎的人物」，被認為是政權的敵人、麻煩的製造者。那些經常質疑他的勇氣和投入的人應該慎重地回顧他這一時期的人生。無疑，加西亞·馬爾克斯想必是個被標上記號的人，雖然他慣常對當時的危險保持低調，但不難想象他的感受；他深夜必須走過陰森、抑鬱的城市回家，不安地漂浮在軍事專政的緊張氣氛中。他居然毫髮無傷地生存下來，這難道不是一種奇迹？

然而，在「波哥大人」的世界里，這新穎、頗具中產階級特色的生活形態無法取代海岸區生活中純粹的玩樂和振奮，更別說興趣。加西亞·馬爾克斯在波哥大居住的早期寫信給阿方索·福恩馬佑爾：

上班時間緊張忙碌，一周結束時他參加記者的常態聚會「文化星期五」，《觀察家報》和《時代報》的員工碰面一起喝酒，互相辱罵，有時喝到清晨。他也參加波哥大的電影俱樂部，策劃人是這位年輕作家多年間所認識，眾多精力旺盛的加泰羅尼亞人流亡人士之一路易斯·維森，他曾經和偉大的評論家喬治·薩杜爾一起合作《法國熒幕》（L』Ecran Français），此刻在哥倫比亞賣書為生，並和兩位哥倫比亞人——影評人厄南多·薩瑟多和畫家安立奎·葛勞一起主持電影俱樂部。聚會之後，他會繼續參加在距離報社辦公室不遠之處，路易斯·維森和他哥倫比亞妻子南希的家裡的派對，派對常常舉行。九九藏書

事實上，在他2002年出版的回憶錄中典型而頑強的以浪漫之姿出現最多的並不是他的一生至愛梅塞德斯，而是另一名女子馬丁娜·豐瑟卡，他的初戀，少年十五歲時在巴蘭基亞與之有過一段熱烈戀情的已婚女性——直到她選擇結束。他在波哥大那一章提過她好幾次。她真的存在嗎？顯然是，因為1954年年底的某一天，他在電話里聽到她「開朗的聲音」，在大陸飯店的酒吧里和她見面，這是十二年來的第一次，她開始顯現出「不該有的老年人」跡象，問他是否曾想念她。「那時，我才告訴她實話：我從來沒有忘記過她，可是她說再見的方式太殘酷了，改變了我生命的本質。」她表現得很有風度，但帶著一絲怨懟，甚至是惡意；她生了雙胞胎，但向他保證不是他的。她說想看看他好不好，所以他問：「那我好不好？」她笑著說：「這一點你永遠不會知道。」結束這一段感情時，他逗趣地說，一接到馬丁娜的電話，他就很渴望見到她，但又害怕自己也許必須和她共度餘生，「那天之後，每當電話鈴聲響起時，我感受過許多次同樣凄涼的恐懼」。

一開始的幾個星期，加西亞·馬爾克斯不是坐在《觀察家報》的辦公室，而是在穆蒂斯的辦公室，抽著煙、發抖，就像他以前在波哥大一樣，和穆蒂斯新近指派的「助理」交談——也就是他的老朋友貢薩羅·馬亞利諾，是在卡塔赫納那個狂風暴雨的夜晚，介紹他們認識的——或是閑得發慌。有時候，特別是在拉丁美洲和其他所謂「第三世界」的國家，大部分民眾完全沒有力量，他也如他們般只能靜候情況的發展。（這也就是為什麼加西亞·馬爾克斯的許多小說和故事都是關於等待與希望，因為兩者的西班牙文是同一個字：esperai——也許永遠不會發生，通常不會發生的事。）接近1月底時，《觀察家報》突然給他一個職位，月薪是難以置信的九百比索。如果在巴蘭基亞想要有這樣的收入，他必須寫三百篇「長頸鹿專欄」——也就是每天十篇！這是他一生中首度在金錢方面有所餘裕，這表示他有能力可以幫助卡塔赫納的家人，寄給他們足夠的錢負擔房租和水電費。

1954年1月上旬，加西亞·馬爾克斯回到波哥大。雖然他對於飛行的異常恐懼逐年加深，但還是搭乘飛機回來，在機場迎接他的友人則是整個人生中充滿飛機、汽車，甚至船舶的阿爾瓦羅·穆蒂斯。這位初來乍到者帶著一個行李箱，手裡拎兩個包裹，交給來接他的朋友放在後車廂收好：那是《家》和《枯枝敗葉》的手稿，兩者都尚未出版。穆蒂斯直接開車載他到位於市中心的辦公室，回到冰冷的天氣和雨中，回到緊張和疏離的世界，六年前他飛離這個城市時，以為可以從此永遠將之拋在腦後。

他本來暫時借住在穆蒂斯母親在烏薩昆的家，此刻搬到國家公園附近一家「沒有名字的供膳宿舍」，靠近一名法國女子的家，她曾經收留過舞蹈時代的艾娃·庇隆。他有自己的房間，雖然在那裡的時間不多，卻已是想象不到的豪華。未來的日子里，他偶爾找時間與精力偷帶一些臨時寄居的女性到房間里。不過接下來的一年半里，他的時間主要花在報社、宿舍、穆蒂斯的辦公室，以及波哥大的哥特式劇院里，執行他身為編輯部職員、劇院評論員、最終明星記者的責任。

7月13日是他在波哥大的最後一個晚上，在基耶爾莫·卡諾家有一場喧鬧的送別會，結果，加西亞·馬爾克斯因此而錯過了第二天早上到巴蘭基亞的班機，不過他還是坐上了中午那一班。據說，他的家人非常勉為其難地同意可以暫時不需要他的資助，然而，他們當然完全不知道他到底要離開多久。他一定感到非常的不安和疲累，然而，還有如今芳齡已二十二歲的梅塞德斯要求會面——可是，他又能對她說些什麼？當然，他還有在當地的朋友和以前的同事辦的另一輪送別會要參加。他的心裏「認定」梅塞德斯已經超過十年，但現在終於要決定她是否會成為他的「未婚妻」——也就是說，決定他是否也會成為她「認定」的對象。其實，自從當初在蘇克雷他要求她嫁給他，已經過了十年。沒有人問過她的生命中是否有其他愛慕的對象——她很明確地告訴我，從來沒有過別人——或是加西亞·馬爾克斯為什麼認為可以拿她的忠誠冒險——或者，拿她的命運冒險。也許，他準備好接受自己害怕拒絕所帶來的含義，以及自己並沒有物質上的安全感可以提供給她的這個事實，如同《霍亂時期的愛情》里的弗洛倫蒂諾·阿里薩所想的，不論要花多久的時間才能得到他心目中的女人，不論她此時做些什麼，他們總有一天會在一起，她會屬於他。這整段離別以許多方式訴說，覆蓋著神秘的面紗。

接著，他開始寫。很有可能一開始是非常海明威式的，但等他寫完的時候，已經完全是加西亞·馬爾克斯自己的風格，獨特地呈現出人生是一場戲劇，充滿恐怖和命運的諷刺，人類的命運註定活在由時間所主宰的未知的力量中：

7月底，薩卡爾建議加西亞·馬爾克斯到安堤歐基亞去調查7月12日的泥石流「他媽的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他搭乘前往梅德茵的飛機，城市東邊的「半月」社區在兩周前倒塌，死傷慘重。有些存疑者把責任怪在政府的腐敗和偷工減料上，加西亞·馬爾克斯的任務是到現場重現事故經過。這位勇敢的記者後來承認自己對於飛行感到非常緊張，發動阿爾瓦羅·穆蒂斯和他一起旅行安撫他，把他安置在豪華的奴帝巴拉飯店。他獨自一人時因為緊張而嘔吐，完全被體能上的挑戰和道德責任所淹沒，差點在到達梅德茵的第一天就辭去報社的工作。鎮定下來之後，他發現「半月」社區已經沒有人了，因此也沒有什麼可以補充在他之前其他記者的相關報道。他完全不知道該怎麼做，一場暴風雨更延長了他的痛苦。他再次考慮逃回波哥大，最後，完全的絕望以及碰巧和計程車司機的對話促使他開始行動。他開始思考、真正地思考他在調查的這個事件：可能發生了什麼事、他該去哪裡、該做些什麼？緩慢但帶著越發的興奮，他發現記者工作中調查這部分的樂趣，對事實的創新探索，某種程度上是發明事實，為數以萬計人民塑造甚至改變現實的力量。他了解到「遭逢意外之死」就是他的「觀點」，他要求計程車司機馬上帶他到「埃斯堂西亞斯」，這場災難中最多死者原先出發之處。他很快地發現了官方疏失的證據，短期和長期都有（這場山崩似乎已經醞釀了六十年！），但也揭露了這場悲劇不可預期以及更具戲劇性的一面，大多數的讀者比較不想知道的。許多的死亡是因為城市其他部分的人在沒有官方指導或協助的情形下試圖進行協助，因而引發第二次山崩。他採訪了許多倖存者和目擊證人，官方單位則包括當地的政治人物、消防隊員和神職人員。https://read.99csw.com

不過，總算出現一本印製成書的作品。雖然完全沒有解除，甚至平息他的執著，但這本書直接取材於他的童年，五年前他和路易莎·聖蒂雅嘉如故事般回到阿拉卡塔卡后，他突然「脫離」《家》而寫出的作品。書名是1951年臨時想出來的，為了把小說送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出版前的幾個月，加西亞·馬爾克斯寫了類似序曲或是尾聲的文字，標出的日期是「1909」，使標題更有意義，在歷史上和神話上都給小說一個角度，同時理清它的社會意義，增加更清楚的頹廢、失落和懷舊感。這些元素都由書中一位類似上校的敘事者傳達，這個聲音哀悼「枯葉垃圾」的來到，哀悼移民工人——而非哀悼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到來——接著不情願地接受發生在鎮上的事是「自然」情況的一部分，人生本身內在上下起伏的循環。此處所見的是一名二十五到二十九歲的男子，以七十歲的聲音寫作，但只用一點點兒的嘲諷看待他。此書獻給赫爾曼·巴爾加斯，哥倫比亞的評論都還不錯，不可避免，許多評論都出自於加西亞·馬爾克斯親近的朋友和同事。

從一開始，對於自己認為是膚淺的商業片以及好萊塢體系的意識形態與價值，他抱持敵意的態度——他認為奧森·威爾斯和查理·卓別林是例外——他時常捍衛歐洲電影，希望把他們的製作和道德標準引進哥倫比亞，成為國家電影發展的標準；再加上拉丁美洲的角度，可以在未來的歲月里成為永久堅持的目標。相當意外的是，他很在意技術問題，即劇本、對白、導演、攝影、音效、音樂、剪輯、演技，也許由此可見他後來所稱自己文學作品的「工匠」；也就是他從來不願意完整分享的專業「竅門」，至少關於小說方面是不願意。他堅持劇本應該精簡、前後連貫、流暢，特寫和長鏡頭應該有相等的分量。他從一開始就很關注故事完整性的概念，終其一生都如此執著，這也解釋了他對於《一千零一夜》《吸血鬼德古拉》《基督山伯爵》以及《金銀島》持續的尊崇——這些都是以高明的技巧講述的大眾文學作品；在電影中，他也要求這些元素的存在。主導的應該是客觀的現實，然而內心世界，即使是幻想世界，也都不該忽略。他特別提到維多里歐·德·西卡的《偷自行車的人》中，最傑出的特色就是其「人性的真實性」和「如人生的方法」。這些主要的概念主導他接下來幾年的觀點，距離融合成古典義大利新寫實主義的布爾喬亞和社會寫實主義也不遠，不過並非前衛。對於當時在巴西、阿根廷或古巴電影中可以找到萌芽中的法國新浪潮，他似乎並無察覺。的確，他12月31日所選出年度電影，無疑顯示出對1954年的加西亞·馬爾克斯而言，義大利新寫實主義才是電影製作的王道。相當諷刺的是，他最喜愛的當代導演德·西卡和無可比擬的劇作家塞薩·柴伐蒂尼從來都沒有參与寫過像《枯枝敗葉》這種情節的電影劇本。這也就是為什麼此時此刻，加西亞·馬爾克斯不會再寫像《枯枝敗葉》這樣的小說。

《觀察家報》的新聞部編輯是何塞·莫諾·薩卡爾（莫諾是「金髮」也是「猴子」之意），一位要求嚴格、不假辭色的主管，他的口頭禪是「新聞、新聞、新聞」。他從小接受報社的僱用，因此所受的教育包括新聞學院和社會大學，因而自成一格。從一開始，他就對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名聲不以為然，深深地質疑他毋庸置疑的文學能力和無可救藥的「抒情風格」。

幾乎可以肯定副標題都是加西亞·馬爾克斯自己選的，「悲劇始於六十年前」，「梅德茵，自力救濟的受害者」，以及「老舊金礦是否加速悲劇發生？」他學到如何把自己的世界觀融入一套新聞「角度」之中。他朋友的好朋友「賈布」最近才誕生，但偉大的故事家「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終於現身。值得一提的是，雖然他很樂意把部分責任怪罪在相關單位身上，但也很在意呈現出所有的事實，包括許多懷抱善意前往救援的人，卻無意中增加了悲劇的規模。

他離開波哥大的公寓，大多數的東西都送人。他在波哥大也存了一小筆錢，雖然卡塔赫納的家人仍然窘迫，他還是隨身帶著這筆錢。他顯然同意至少去幾個月——在某些報道里，他聲稱自己本來只打算離開「四天」—— 但心知肚明可能會待得更久。然而，連他都無法想象自己會離開兩年半。對於這些不同的版本，最不寬厚、但最有可能的解釋是他無法向貧窮的家人或未來的妻子承認，雖然已經在波哥大待了十八個月，如今自己卻必須刻意地遺棄他們更長的一段時間。他有很強烈的責任感，但歐洲和未知的誘惑更強烈。https://read.99csw.com

從一開始，他對於電影的觀感就是以文學性和人文主義出發，不是針對電影的拍攝手法。事實上，加西亞·馬爾克斯當時快速進化的政治意識形態想必使他的思考能力更加敏銳，使他有機會「教育人民」，也許使他們脫離錯誤的意識，不再偏好整套包裝的好萊塢產品，而是以美學塑造的法國作品，他特別喜歡來自義大利以「美學」構想並執行的作品。不過無論如何，20世紀50年代波哥大的影迷不太可能欣賞電影的前衛評論，而加西亞·馬爾克斯一開始就很執著于從「人民」的角度審視現實，當然他也在進行中修正方向。無疑，他的電影評論所持的是美學上和意識形態上可質疑的「一般常識」立場，但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特質之一就是他的「一般常識」不可避免的是「正確判斷」，幾乎從來不是「無稽之談」。

1955年刊出加西亞·馬爾克斯最有名的新聞報道，來自一場非常冗長的採訪，每次四個小時，多達十四次，受訪者是海軍軍官路易斯·阿雷翰德羅·委拉斯科。2月下旬，驅逐艦卡爾達斯號從阿拉巴馬州的莫比爾改裝后要回到停靠港卡塔赫納，據說途中因為暴風雨而失去控制，他是八名掉下船的船員之一。委拉斯科在救生艇上生存了十天，沒有食物，可飲用的水很少。他成了全國的英雄，由總統贈勛，受到媒體的致敬，包括新的電視頻道，享受一切的光彩，直到加西亞·馬爾克斯決定採訪他……這次採訪是基耶爾莫·卡諾的主意，加西亞·馬爾克斯自己則認為這個故事已經冷卻下來。採訪在希門內茲大道的小咖啡座進行，委拉斯科擁有驚人的記憶力，本身又是個敘事高手，然而，加西亞·馬爾克斯已經發展出一種能力，可以提出揭露事實的問題，凸顯答案的精華或是故事中最人性化的一面。委拉斯科一開始只強調英雄的那一面，和海浪搏鬥、控制救生艇的問題、對抗鯊魚、心靈的掙扎，直到加西亞·馬爾克斯打斷他：「你難道沒有發現已經過了四天，你都還沒有大小便！」每次採訪之後，他在傍晚回到辦公室，寫相關的章節寫到很晚。何塞·薩卡爾從他手上接過稿子，有時候不需更改就直接跑到印刷廠。基耶爾莫·卡諾告訴加西亞·馬爾克斯，希望他可以寫到五十章。在十四章的系列連載結束之後，《觀察家報》於4月28日發行完整故事的特刊，這次聲稱是「哥倫比亞報紙出版的最大發行量！」

也許令人意外，波哥大報社之間的戰爭主要是介於兩家自由黨大報社之間。《觀察家報》由梅德茵的卡諾家族成立於1887年（於1915年搬到波哥大），因此比對手《時代報》歷史悠久，《時代報》成立於1911年，於1913年由愛德華多·桑托斯買下。桑托斯家族仍然擁有《時代報》，並運營到2007年，才由西班牙出版商「行星」買下大多數股份。那年1月，加西亞·馬爾克斯進入《觀察家報》時，當時的社長是基耶爾莫·卡諾，這位創辦人短視、謙遜的孫子最近才接手這個位子，不可置信的是他才二十齣頭。他和加西亞·馬爾克斯有超過三十年的交情。

他非常疲倦，厭倦了波哥大，一篇篇的報道所需要的研究一點一滴地耗費著他的精力，責任感隨著期待水漲船高，在使他覺得被掏空，加上其來有自的恐懼，政府也許會對他明顯敵意的立場進行報復。因此，可以離開的機會來臨時——而且是去歐洲——他很快把握住，雖然後來他反駁並非如此。一如往常，他這趟旅程的理由並不明確。傳說他需要離開國內是為了逃避來自政府的威脅，也傳言這個解釋本身就是加西亞·馬爾克斯據稱自我戲劇化的直覺行為中的許多例子之一。但不能這麼容易的排除政治因素的解釋：在許多最具挑釁性的報道之後，他曾經數度到海岸區去避風頭；許多《觀察家報》的其他記者都受到威脅，或是遭到不具名的人身攻擊。這趟旅程也許是偽裝在記者任務背後一次短暫的自我放逐，或是偽裝在政治動機下一趟自我放逐的游歐旅程。或者，也許只是如同報社所說的：一次短暫的國外任務，從會見「四巨頭」開始——在日內瓦開會的美國、蘇聯、英國和法國元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