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他方面，他也有未解決的困難。有些朋友認為是他拋棄塔奇雅，因而和他漸行漸遠，不再對他親切大方。他在一家拉丁美洲俱樂部「休息站」找到一份唱歌的工作，他和塔奇雅曾在那裡度過幾個夜晚，她自己曾經也偶爾在那段時間找到工作。他大多不是唱瓦伽娜多，而是唱墨西哥傳統音樂，和一位委內瑞拉畫家兼雕刻家赫蘇斯·拉法葉·索托唱二重唱，他是動態藝術的先鋒之一。他一個晚上賺一美元（相當於2008年的八美元），到處吃人家的飯。他嘗試回到《惡時辰》的寫作上，然而，和老上校在一起這幾個月之後，《惡時辰》對他已經失去魅力。巴蘭基亞「洞穴」的朋友成立了「幫助賈布朋友社團」，他們集資湊了一張百元大鈔，在「羅登書店」苦思用什麼方法寄給他們的朋友最好。豪爾斯·羅登利用他在共產黨的經驗，解釋自己如何學到用明信片寄送秘密信息。他們按照這個方法，同時寄了一封信解釋這個做法。當然，明信片比信早到，而憤怒的加西亞·馬爾克斯盼望的不僅是祝福，嗤之以鼻地大罵：「混蛋！」把明信片丟進了廢紙簍。當天下午，解釋的信件寄達，幸運的他在旅社的垃圾堆里翻出了那張明信片。

我自己於1993年3月在巴黎見到塔奇雅·昆塔那，我們漫步於她和加西亞·馬爾克斯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同樣漫步的街道。六個月後，在墨西哥城、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家裡，我鼓起勇氣問他：「那麼關於塔奇雅呢？」當時只有少數人知道她的名字，知道他們之間故事來龍去脈的人則更少，我猜他一定希望我放過這一段。他也同樣的深呼一口氣，彷彿看著棺材慢慢打開：「嗯，是發生過。」我說：「我們可以聊一聊嗎？」他說：「不行。」在這個時候他才第一次告訴我，臉上表情像個治喪的人一般，決心把棺材蓋子重新蓋上，「每個人都有三個生活：公開生活、私人生活，以及秘密的生活。」自然的，公開生活攤開來給所有人看，我只要去找資料查訪就好了；至於私人生活我則偶爾被允許一窺，顯然應該由我自己揣摩出其他部分；而秘密生活，「不，絕對不行！」他暗示道，如果存在什麼地方，會是在他的書里，我可以從那裡開始。「總而言之，別擔心，你寫什麼我就是什麼。」因此，對於塔奇雅·昆塔那這個人，她在加西亞·馬爾克斯心目中的地位，得在1956年以及之後，通過在他的書中尋找才能得知。不過，塔奇雅本人倒很樂意訴說她這邊的故事。

「可是，」塔奇雅回憶，「他也很熱情，他的內心很溫柔，我們互相傾訴一切。男人很天真，所以我教他一些事，關於女人的事，給他的小說很多材料。我的印象是加夫列爾有過的女人很少，當然，當時他還沒有和女人同居過。我們雖然經常吵架，但也有美好的時光。我們以前會談小嬰兒的事，他會長什麼樣子，幫他想名字。加夫列爾告訴我無數的故事，關於他的童年、他的家人、巴蘭基亞、塞培達等迷人的故事。實在很棒，我很喜愛。加夫列爾也常常唱歌，特別是艾斯克隆那的瓦伽娜多——像《空中之屋》。他也唱昆比亞音樂，像《我的漂亮女孩》。他的聲音很美。當然，雖然我們每天都吵架，但晚上對彼此的了解卻一點兒問題也沒有。」「加夫列爾常常在埃爾南·維耶科位於葛內果路家裡無盡的派對中唱歌。維耶科非常有魅力、藍眼、濃眉、很吸引人。他是唯一有房子、有錢、有車子的人——他非常喜愛MG跑車。加夫列爾總是在那裡唱著歌、彈吉他，他舞也跳得很棒。我們也有法國朋友住在榭魯畢尼路，河的另一邊，是在那裡，我們認識了所有布拉松的歌曲。我第一次去共產黨的『人道節』也是加夫列爾帶我去的，同行的有他和路易斯·維亞爾·博爾達。在那一方面，我仍然是個非常傳統的女人，我只是坐在那裡，什麼也沒說，聽著男人談論政治。當時，我對政治既沒有知識也沒有想法，不過我的直覺是要支持進步的思想。在我看起來，加夫列爾是個值得讚賞、專註、有原則的人，至少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政治道德這方面，我的印象中他是個非常正直、嚴肅、值得尊敬的人。當時在我的眼裡，他和其他共產黨員沒有什麼兩樣。我記得自己曾經說，彷彿我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麼：『我想共產黨員也有好壞之分。』加夫列爾看我一眼，有點嚴厲地回答：『不，女士，只有共產黨員和非共產黨員之分。』」

新小說的靈感來自他和梅塞德斯第一次見面時那偏遠的河畔小鎮，不過這本書的內容一點兒也不浪漫，最後的書名是《惡時辰》。雖然他不可能知道，但這本命運多舛的小說直到1962年才得以出版。這本書的時間背景並不是加西亞·馬爾克斯和巴爾查·帕爾多家族一起居住于小鎮的時間，而是設定在幾年後，當代都市化的時期，主要聚焦在「暴力事件」對於當地的影響。這是因為「暴力事件」影響著海內外所有哥倫比亞人的思維——他自己再次成為一位間接的受害者——離開波哥大之前，他最近的新聞報道把自己反政府的立場更鮮明而尖銳地表達出來。

塔奇雅發現，一旦和這個擅長譏諷的哥倫比亞人開始聊天，就會發現他的另一面。他的聲音、自信的笑容、講故事的方式都很特別。加西亞·馬爾克斯和這位直率的年輕西班牙女人開始親近，很快就十分親密。這也許是個很典型的例子。接下來的年代里，最有名的拉丁美洲小說是阿根廷胡里奧·科塔薩爾的《跳房子》，於1963年出版。這本書是關於20世紀50年代一位拉丁美洲移民漫步巴黎的故事，他被一群波希米亞朋友、藝術家和知識分子圍繞，主要著墨在拉丁區。那漫無目標的主角奧利維拉已經不再年輕、沒有工作，也沒有興趣找工作，他在書里尋找自我、尋找世界、他的靈感、他憂鬱的繆斯，一位美麗的年輕女性，類似嬉皮的誕生，稱為「女巫師」、「女魔法師」。科塔薩爾從來沒有真正經歷這樣的浪漫，但加西亞·馬爾克斯有。他們一起散步聊天，慢慢地熟稔起來：「漸漸地，我開始喜歡上加夫列爾，雖然一開始持保留態度，但我們之間慢慢地發展起來。幾星期後，我們開始穩定下來，我想是4月的時候。一開始，加夫列爾有足夠的錢請女生喝飲料、一杯熱巧克力，或是看電影。後來他的報社關門，他什麼也沒有了。」

不過事實仍然是，加西亞·馬爾克斯住在巴黎時，有十八個月的時間只能仰賴機票換來的現金、偶爾來自朋友的接濟、些微的儲蓄過活，也沒有錢回哥倫比亞。不過，如今他會說法文，對巴黎很熟，有不同的朋友和點頭之交，包括一兩位法國人、來自幾個國家的拉丁美洲人，以及幾位阿拉伯人。的確，加西亞·馬爾克斯自己常常被誤認是阿拉伯人——這個年代不只有蘇伊士運河事件，還有阿爾及利亞的衝突——不止一次，他在例常的安全搜查中被帶去警察局：

雖然《惡時辰》是一部政治性的作品，意在「揭發」，但加西亞·馬爾克斯仍然是個敏銳的敘事者，拐彎抹角地批判政治和意識形態。例如，他甚至沒有明示自己所描述進行壓制的政權是個保守黨政府——不過當然，這一點對任何哥倫比亞讀者都顯而易見。在他所質疑的那段期間，雖然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人民被警察、軍隊、准軍事組織所謀殺，其中許多是以可以想象的最野蠻、殘酷的方式對待，但這本小說里卻只有兩件死亡事件：一件平民「榮譽犯罪」，預測了後來《一樁事先張揚的謀殺案》的中心事件，另一件則是較可預測、由政府所犯下的政治犯罪——雖然乍見之下比較是無能的結果而非設計使然。事實上，小說的目的是要在沒有明白的陳述之下表達出一點，書中所描繪的權力結構一定不可避免地、重複地製造出這樣壓制的行動；明白地說，如果市長想要生存的話，就得讓一些對手斃命。

在某種層面上，他和塔奇雅的感情從一開始就沒有機會修成正果。他們認識三個星期後他就丟了工作；幾個月後發生了另一場災難：「一天晚上，我們走在香榭麗舍大道上，我發現自己懷孕了。我有很奇怪的感覺，我就是知道。懷孕之後，雖然一面工作一面嘔吐，我還是出去照顧小孩兒、打掃。我回來時他什麼也沒做，我卻必須開始做飯。他說我很霸道，叫我『將軍』。同時，他在寫他的文章和『上校』——當然是關於我們的故事、我們的處境、我們的感情。他一面寫我一面讀那小說，我很喜歡。但我們九個月間不斷地吵架，不停地吵。很辛苦、很累，我們互相把對方逼瘋，我們只是在鬥嘴嗎？不是，是真的很激烈地爭吵。」

然而，他沒有方法可以換錢。當時在羅馬尋找加西亞·馬爾克斯的攝影師基耶爾莫·安古羅回憶道：「有人介紹他一位叫『妞妞』的朋友，她剛從羅馬來，而且剛領到薪水，身上應該有很多錢。所以他去見她——那時是冬天，他包得很緊——『妞妞』打開門，迎面而來的是暖氣房傾瀉出來的一陣暖風，『妞妞』沒穿衣服，她並不漂亮，但身材絕妙，不需要挑逗她就會脫掉衣服。所以，『妞妞』坐下來——根據賈布的說法，讓他很不舒服的是她繼續好像穿得端端正正一般——蹺起二郎腿，開始談起她所認識的哥倫比亞和哥倫比亞人。他開始告訴她自己的問題，她點點頭，走過房間到一個小小的錢櫃旁。他了解到她想和他上床，但他卻想吃飯。結果，他離開去吃東西，吃得太多，因為消化不良生了一個星期病。」無疑，這則二手逸聞在傳誦的過程中被許多人加油添醋。是「妞妞」帶了一本《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 回羅馬給安古羅讀。雖然安古羅說得非常謹慎，塔奇雅回到馬德里之後，「妞妞」和加西亞·馬爾克斯在巴黎似乎有過一段短命桃花。這無疑對於受傷的自我很有好處。九_九_藏_書

塔奇雅的本名是瑪麗亞·龔瑟希翁·昆塔那，1929年1月出生於西班牙巴斯克地區吉布茲哥亞省的內瓦。她是天主教家庭的三姐妹之一，在內戰後支持佛朗哥政權。她的父親喜好詩，在她小時候經常讀詩給她聽，並不知道這會決定她的未來。1952年，她在畢爾包認識了當時有名的西班牙詩人布拉斯·奧特羅，她當時在此做保姆，這是佛朗哥時期少數西班牙女性能夠獨立工作的機會之一。奧特羅比她年長十三歲，幫她取了一個接近「龔奇塔」（小貝殼之意，暗指女性性器官）的新名字：「塔奇雅」，並且色|誘她。在那之後不久，她就跑到馬德里去學戲劇——雖然當時必須要滿二十五歲才能在沒有父母許可下離家成為演員，她和這名男子在馬德里開始了一段熱烈但註定不幸的戀情。他是個偉大的詩人，但非常反覆無常，並且是個無法自制的登徒子。塔奇雅這名字出現在他一些最為人知的詩里。奧特羅瘋狂而無法預測的個性讓她吃盡苦頭，為了離開他——雖然要完全地離開他是很多年後的事——她逃離西班牙：「我在1952年年末生活在巴黎，做了六個月類似保姆的工作。這個城市讓我眩惑不已，接著在1953年8月1日，我又回到那裡定居。我沒有生活需要的技能，只能去上戲劇課試著擠進這一行。」

加西亞·馬爾克斯所下榻的閣樓聽得到索邦的鐘聲，他坐在此處寫信給梅塞德斯·巴爾查，他相識甚淺的未婚妻從床頭柜上方一張裱框照片里凝視著他。普利尼奧·門多薩回憶他第一次登上朋友閣樓房間時的景象，「我走到牆邊去看他未婚妻的照片，掛在那裡的一位年輕女孩，一頭長長的飄逸直發。『是那神聖的鱷魚，』他說。」加西亞·馬爾克斯到歐洲之後，梅塞德斯開始寫信給他，每星期至少兩次，通常是三次。他也很認真地回信。寄給她的信通常經由他的父母轉交；他的弟弟海梅當時十五歲，記得在巴蘭基亞時有時候幫他送信給梅塞德斯。

許多年後才有人開始注意這個河邊小鎮原有的身份，的確，大多數的讀者持續但徒勞地試圖使這些相當不同的描述和氣氛符合馬孔多（阿拉卡塔卡）。在未來的年月中，加西亞·馬爾克斯自己接受採訪時，從來不曾直接提到蘇克雷，就像他幾乎從來不曾提到自己的父親，這兩個事實必然密不可分。在某個場合中他曾經提道：「這是一個村落，這裏沒有魔法，也就是為什麼我寫到它時總是帶有新聞性的文學意味。」然而可以說，他用來在批判寫實主義佔有一席地位的真正的蘇克雷——對抗他的父親、對抗哥倫比亞保守主義，啟發他創造受苦已久的角色，使人回憶起德·西卡的《風燭淚》或《偷自行車的人》——在社會背景上和阿拉卡塔卡並非如此不同，的確，如他的弟妹們幾乎異口同聲地作證，在某些方面蘇克雷更具異國情調也更浪漫。一如往常，信者眼中出魔法。不同的是，賈布住在蘇克雷時，並不是以嬰兒到十歲的孩子立場體驗此處，如同他體驗阿拉卡塔卡一般；也不是和所愛的外公上校住在一起。無論如何，他從來沒有真正地在那裡住過，因為他被送去讀書——雖然被送去讀書是個特權，然而，當時他無疑解讀成再次被家人排擠在外。除此之外，他住在阿拉卡塔卡的年代是令人振奮的經濟熱潮時期，蘇克雷時期則是見證「暴力事件」的開始。

結果，在普利尼奧·門多薩身上，加西亞·馬爾克斯遇見了自己未來最要好的朋友，雖然並不是最經常聯繫的，但他後來比誰都了解加西亞·馬爾克斯，而且比起其他人較不受限於一般自由判斷和品位的顧慮。諷刺的是，他後來成為加西亞·馬爾克斯人生和發展最可靠的證人之一。雖然第一印象是負面的，但門多薩仍邀請這個新人參加聖誕節的晚餐派對，這是由來自安堤安基亞的哥倫比亞建築師埃爾南·維耶科與其藍眼睛的美國妻子在位於塞納河畔葛內果路的公寓舉辦的。這裏聚集了來自哥倫比亞的移民和放逐者，他們吃著烤豬、菊芭色拉、大量的波爾多紅酒。加西亞·馬爾克斯拿起一把吉他，唱著由朋友艾斯克隆那所做的瓦伽娜多樂曲，改變了那些哥倫比亞人對他的第一印象，但女主人仍向普利尼奧抱怨，那個新來的是個「可怕的傢伙」，不只看起來以為自己很重要，而且還用鞋底踩熄煙蒂。三天後，在冬日的第一場雪之後，兩人再次見面，加西亞·馬爾克斯這個來自熱帶的孩子高興地沿著聖米歇爾大道在盧森堡廣場上跳舞，正如加西亞·馬爾克斯粗呢大衣上閃閃發亮的雪花一般，門多薩對他的保留態度也消融了。

《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是某種散文體，雖然無可否認歸屬於「寫實主義」，但具有如同詩一般的功能。中心主題的等待、希望、氣候現象、身體的功能（尤其是排泄，或者在不幸的上校身上，無法排泄）、政治和貧窮、生與死、孤獨和休戚與共、天命和宿命，都不可能切割。雖然加西亞·馬爾克斯總是說對白不是他的強項，但他藉由筆下厭倦人生的角色所傳達的幽默，輕微的調整不同，藉以凸顯差別，是他成熟作品里最重要的特色。如同塞萬提斯的獨特，那毋庸置疑的幽默在這個優美的短篇小說中得到明確的表現，正如上校自己一般，不論多麼短暫的描繪，都成為20世紀小說里最難忘的人物。最後一個段落是所有文學里最完美的一段之一，似乎集中、進而釋放整本書所引領出來的主題和影像。疲累不堪的老人想辦法睡著了，但他惱怒的妻子無法控制地、用力地把他搖醒。既然他終於決定不要賣掉鬥雞，而是幫它準備上場，她想知道他們現在要靠九九藏書什麼過日子。

加西亞·馬爾克斯曾經說，這本小說有多重的靈感：第一，由於他總是先有視覺靈感才開始創作——這是他許多年前的記憶，他在巴蘭基亞魚市場看到的一名男子，「帶著些許沉默的焦慮」等待著一艘船。第二，屬於比較個人方面的，是他自己的外公等待「千日戰爭」撫恤金的回憶。但就體型上而言，主角的雛形是拉法葉·艾斯克隆那的父親，也是一位上校，他比較瘦，因而符合加西亞·馬爾克斯想象中挨餓的主角。第三，很明顯的靈感來源還有「暴力事件」期間哥倫比亞的政治局勢。第四，就藝術靈感而言，有來自德·西卡的《風燭淚》、柴伐蒂尼所寫的劇本，關於另一名男子與他另一個珍藏的物品（他的狗），在同代的普遍的冷漠之中，在戰後的羅馬過著沉默、如耶穌苦難之路的生活。然而，加西亞·馬爾克斯從來沒有承認的是，《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是來自第五點，也是最直接的一點——他和塔奇雅當時所經歷的戲劇性人生，以蘇伊士運河危機作為政治處境的背景，在他們的生活和小說里俯拾皆是。

儘管他已經儘力，但這小說彷彿頑固地拒絕有所進展，他也開始失去控制。他沉浸在自己所重現的哥倫比亞最沮喪的時期，在他筆下那不再著迷的世界里漫無目地揮舞著雙手；隨著時序由冬日進入春季，加西亞·馬爾克斯越來越少見到巴黎。不過，他偶爾也會出門見一見這個世界。「第四共和國」、無精打采時期的法國也是令人沮喪的狀況，皮耶·孟戴斯·法朗斯這位理想派最高行政法院院長曾經試圖勸法國人以喝牛奶代替葡萄酒而名噪一時，他最近被迫下台，由埃德格·富爾取代，但也沒有太久。法國在越南被擊潰，在阿爾及利亞也力不從心。然而，雖然當時沒有人知道，巴黎卻處於最喚起人記憶的時刻，就在如今的歐洲共同體不可避免地在20世紀60年代開始改變它之前，從煙熏藍到太空時代的銀色。加西亞·馬爾克斯通常在便宜的學生餐廳吃飯，如「卡普拉德咖啡座」和「雅典古衛城」；為了偶爾啟迪才智，大部分的拉丁美洲人覺得需要漫步到索邦或盧浮宮一帶，在閃閃發光的巴黎鏡子上觀看和自己一樣的其他人，但加西亞·馬爾克斯通常在街道大學上打發時間。

「我必須承認，在懷孕的過程中他非常平和講理，這一點兒應該可以這麼說。我們開誠布公地討論，他問我想要什麼，我想，關於生小孩兒這件事他很樂觀其成。『他很自滿』，如他們這裏的人說：只要我想要的，他都可以忍受。是我自己不想要的。他知道我對孩子的事很認真，所以他知道我希望他娶我。對於這件事，他很大方也很軟弱，他只是放手讓我決定。我不認為他像我一樣對這件事那麼的害怕。也許，從他拉丁美洲人的立場來看這件事並非不尋常或值得震驚，據我所知，他也許還覺得很驕傲。」

「後來，我在巴黎北部找到一位男護士，他放進一根探針。我記得似乎是加夫列爾找到他的。因為第一次掉出來了，他必須再做一次，實在是太糟糕了，但還是沒有用。這完全是我的決定，不是他的。當然，到那時，雖然可能因為我的家庭背景，我和上帝已經疏遠，但等到我們經歷這些時，我已經懷孕四個半月了，非常的絕望。這是一段很痛苦、很痛苦的時期。後來我出血，他非常的害怕，差點昏倒——加夫列爾看到血時，嗯，你知道……我在皇家港產科醫院住了八天，離我住的地方很近。晚上到探病時間的時候，加夫列爾總是第一個到醫院的父親。」

1956年1月和2月，他們大部分時間都在一起；後來門多薩回到加拉加斯，他大部分的家人如今居住在那裡。在先前的幾周里，這兩位新朋友的時間多花在門多薩在索邦最喜歡出沒逗留之處，蘇夫羅街（或雅典古衛城）上的「卡普拉德咖啡座」，這是一家便宜、友善的希臘餐廳，就在醫學院路的盡頭。如果讓此時認識加西亞·馬爾克斯的人形容他，他們也許會無情地說他並不討人喜歡，也許普利尼奧·門多薩也是如此，或更有甚之。況且，少數哥倫比亞人聽到他們的名字時會以漠不關心回應，他在哥倫比亞四處以「普利尼奧」聞名，正如加西亞·馬爾克斯以「賈布」聞名。許多人認為門多薩很不老實、偏離正道，門多薩被認為是所出身博亞卡高地的典型產物。但沒有人否認他是個傑出的記者與雄辯家。他是個無法預測的人、多愁善感，但也很有意思、會自我解嘲（真正的自我解嘲，非常罕見）、既熱心又慷慨。

然而，小說的結局並不是故事的結束，總是有另一個講故事的方法。二十年後，加西亞·馬爾克斯寫了一本奇特、令人不安的故事《雪地上的血跡》，也可以稱為《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的修正版。如果前一部作品是他對於當時情境的詮釋版本，無疑的是為自己辯駁，那麼，後面這一本同樣清楚的是自我批評，並且對塔奇雅遲來的辯白。他是改變了心意，還是嘗試撫慰許多年前的情人？在後者的故事里，一對年輕的哥倫比亞|情侶到馬德里度蜜月，然後開車到巴黎。他們離開西班牙首都時，那年輕女子妮娜·妲貢德收到一束紅色玫瑰花，刺傷了她的手指，一路流血流到巴黎。她一度說： 「想一想，雪地里的血跡一路從馬德里到巴黎，可以寫出一首好歌。」自然，失去這麼多她自己的血之後，作者一定記得塔奇雅走了相反的方向，在寒冬之中一路從巴黎回到馬德里。這一切是在驅魔嗎？在故事里，這對年輕的情侶抵達巴黎時，熟悉法國的妮娜已經懷孕兩個月，住進同一家醫院——「一家大型、晦暗的醫院」，就在當費爾—羅什羅大道旁，1956年塔奇雅治療出血之處，她當時極有可能在此死去，但實際上死去的是她未出生的嬰兒。妮娜未受教育的丈夫這次到歐洲前從來沒有離開過哥倫比亞，他在巴黎的雪中手舞足蹈，正如加西亞·馬爾克斯第一次看到雪時一樣。結果，在冰冷、充滿敵意的巴黎，比利·桑伽茲·阿維拉完全無法面對危機，而妮娜在醫院中死去，他甚至沒有在她死前見到最後一面。

加西亞·馬爾克斯小說里所描寫的小鎮幾乎就是蘇克雷。的確，地形上的細節非常精確，讀者幾乎可以自己畫一張當地地圖，所有的注意力著重在河流、木板走道、大廣場，以及周遭的房子。接下來的幾年裡，蘇克雷成為許多短暫、令人不安的小說背景：《惡時辰》《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一樁事先張揚的謀殺案》，全都直接地表達著其暴力充斥的命運。

對於墮胎的嘗試，加西亞·馬爾克斯大概不太高興，海岸區的傳統並不認為孩子會是問題。在他的家庭里，包括他的外婆特蘭基利娜、母親路易莎，她們都接納許多和她們沒有直接關係的孩子，他也許因而對於孩子的死亡感到非常不安。如果他和別的女人生小孩兒，梅塞德斯會很不好受，但拉丁美洲人對此比較習慣，不如歐洲人一般地嚴厲批判。至於他很快回去迎娶梅塞德斯，他也許會想：那又如何？她之前也不過是個孩子。對於一個二十八歲的拉丁美洲男子而言，在巴黎譜出戀曲本來就是意料中之事，若是沒有的話，他的朋友反而會很失望。如果塔奇雅把孩子生下來，也許他終究還是會離開她。在他選擇梅塞德斯時，他似乎也刻意選擇了一個和他來自相同背景的女人，她能夠完全了解他的思維方式、他的喜好。

後來談到那些日子時，他會宣告：「我也知道等待信件、飢餓、行乞的滋味；我就是這樣在巴黎寫完《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他的體內有一點點兒的我，一模一樣。」

1956年2月15日，《觀察家報》關門六星期後，一家新的報社《獨立報》（El Independiente）成立，直接取代《觀察家報》。有兩個月的時間由前自由黨總統阿貝爾托·耶拉斯·卡馬爾哥擔任編輯，他也是美洲國家組織的前任秘書長。在相當困難而焦慮的幾周之後，加西亞·馬爾克斯終於得以鬆一口氣。普利尼奧·門多薩月底前往加拉加斯時，他很滿意這位新朋友得以重新站起來，生活無虞。加西亞·馬爾克斯近三個月來的第一篇文章於3月18日出現在報紙上。他寄出的這篇報道分成十七部分——最後重印放在書里時將近一百頁。這樁審判中的被告被控在最近的間諜醜聞中，即越南處於法國統治下的最後幾個月里，把法國政府的機密送到共產黨的手裡。1956年3月12日，《獨立報》在頭版宣布「《獨立報》特派員前往採訪本世紀最轟動的審判」。（難怪加西亞·馬爾克斯後來以誇張聞名）諷刺的是，縱然他在這一系列報道上投注了相當多的心血，《獨立報》卻在4月15日關門，這表示加西亞·馬爾克斯並沒有機會追蹤報道審判的高潮，這無論如何都不能算是他對於新聞報道最傑出的貢獻，也不能說是最好的故事結尾，讓他的讀者非常的沮喪。不過再一次的，雖然他自己不知道，加西亞·馬爾克斯已經遇見了在他後來人生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這場司法審判的明星是前任內政部部長、當時的司法部部長弗朗索瓦·密特朗；「他是一位淡然的年輕人、穿著淡藍色西裝，讓審判過程多了一絲電影的味道。」由於眾所周知的對越南殖民地戰爭的反對立場，密特朗自己在本案中也受到嫌疑。不過目前，密特朗和法庭里的人物正進入加西亞·馬爾克斯的新小說里。九九藏書

塔奇雅是位勇敢、幸運、有毅力、勇於冒險的女性，愚蠢或聰明得足以在這些特質成為女性的「權利」之前就過著完全獨立的生活。雖然她的故事是把加西亞·馬爾克斯的需要放在自己的需要之上，不難想象並非出自她的選擇。經歷過一段重要的感情之後——她在這段感情里也發現自己為文學這個職業「犧牲」——很難想象她會忍受任何對她而言無法接受的事。也許，他們之間的感情是很強烈的聯繫，但在她懷孕之後變調，對事物要求太多——要不就是結婚，要不就是結束。這並不是她第一段認真的感情——不過，這卻是雙方第一次和另一個人住在一起。

然後，出乎意料之外，他的生活突如其來地改變了。一位葡萄牙記者為巴西的報紙採訪法國間諜案的審判過程，3月的一個晚上，加西亞·馬爾克斯和這位葡萄牙記者一起出去時，因緣際會地認識了一位年輕女性—— 二十六歲的西班牙演員塔奇雅，她正要首度發表詩作。將近四十年後，回憶起加夫列爾（她總是這麼叫他）拒絕去聽她的發布會：「『詩的發布會，』他輕蔑地說，『真是無聊！』我假設他痛恨詩。他在聖賈曼德佩大道上、靠近教堂的馬畢雍咖啡館等著，我們在發布會結束後去找他。他骨瘦如柴、看起來像個阿爾及利亞人，捲髮加上鬍鬚，我一向不喜歡有鬍鬚的男人。我也不喜歡粗獷的男人，我總是有著西班牙種族及文化的偏見，認為拉丁美洲男人比較低下。」

他從法國文化協會青年旅社搬到一家比較便宜的旅社，此處較受拉丁美洲遊客的歡迎。拉丁區里由拉瓜夫婦所經營，位於居亞斯路十六號的法蘭德斯旅社。此地正對面是相比之下更為富麗堂皇的聖米歇爾大飯店，也受到拉丁美洲人的喜愛。其中一位長期住客是頗具影響力的非裔古巴詩人、共產黨員尼古拉斯·紀廉，他是一大群獨裁者時期流亡海外的拉丁美洲作家之一，作家群中還包括：秘魯的歐德里亞（1948—1956）、尼加拉瓜的索摩薩（1936—1956）、瓜地馬拉的卡斯帝尤·阿爾馬斯（1954—1957）、多明尼加的特魯希尤（1930—1961）、古巴的巴蒂斯塔（1952—1958）、委內瑞拉的裴雷茲·希門內茲（1952—1958），最後，甚至是哥倫比亞的羅哈斯·皮尼利亞（1953—1957）。整個拉丁區在文化上由相鄰的索邦支配，雖然鄰近地區的聳然巨物萬神殿才是最雄偉的建築。

塔奇雅離開了。聖誕節時，加西亞·馬爾克斯回到法蘭德斯旅社，全部的時間都住在那裡，他後來稱之為「1956年悲傷的秋季」結束時，大多數的朋友把塔奇雅的問題與她戲劇性的離去怪在他的身上。然而，這本小說已經在最後階段，他已經找到方法為發生的事提供正當性，至少對他自己而言（他認為不和其他男人談自己的感情問題是一種榮譽），沒有什麼可以阻止他。雖然有個嘮叨的女人，小說尾聲鬥雞的存活也是小說本身的存活；最後，小說就在塔奇雅前往馬德里的幾星期之後完成，他把日期定為「1957年1月」。小孩兒沒有誕生，誕生的只有小說。塔奇雅說，在那幾個月那樣的情形之下他居然還能完成小說，他很「幸運」。很難同意這和運氣有任何關係。

這一夜他在裏面交了幾位新朋友，阿赫梅·鐵巴是位醫生，針對這場衝突提供他身為阿爾及利亞人的觀點，甚至讓他參与了幾次代表阿爾及利亞利益的顛覆活動。不過在經濟上，情況越來越糟，一個冷酷的夜晚，他看見一個男人穿過聖米歇爾橋：

大約這個時期，財務狀況非常不同的埃爾南·維耶科在塔奇雅流產後收留了她，解決了加西亞·馬爾克斯大部分的問題，並借給了加西亞·馬爾克斯12萬法郎讓他去付給法蘭德斯的拉瓜夫人。某天晚上，從派對出來的路上，雖然酒醉但意識仍然清醒，維耶科告訴加西亞·馬爾克斯他們需要開誠布公地談一談。他問現在旅社的賬單累積到多少？加西亞·馬爾克斯拒絕討論這個問題。他年輕時，人們經常幫助他的原因之一是因為他們總是看得出來，不論他的情況有多糟，他從來不會特別自怨自艾，也不會開口求助。最後，在一陣酒醉的戲劇之後，維耶科掏出一支鋼筆，在路邊一輛車的車頂上開了一張支票，塞進朋友的大衣口袋裡，面額大約相當於三百美元，在當時是一筆不小的金額。加西亞·馬爾克斯深深的感激，但也覺得羞辱。他把錢拿給拉瓜夫人時，她的反應是結結巴巴，反而還紅著臉不好意思——這裏畢竟是巴黎，波希米亞和困苦的藝術家之都——「不用、不用，先生，這樣太多了，你先付我一部分就好，其他的以後再付。」

塔奇雅好冒險、吸引人、好奇、勇於嘗試新的體驗。雖然她自己的最愛是戲劇，在戰後存在主義時期以及20世紀50年代末期始於巴黎的新浪潮電影中，像她這樣的女性被認為特別迷人：纖細、暗膚色的左岸人、通常身著黑色衣料、留著後來因珍·茜寶而開始聞名的小男生伏貼短髮、具有源源不絕的活力。不過在感情上，此時的她並沒有歸屬。身為外國人，她進入法國戲劇圈的概率微乎其微，但她並不打算回西班牙，也沒有打算尋找長期戀情。她在自己的國家經歷了一段「狂野的戀曲」，從那之後，再沒有任何人與事物如此吸引她，或激發她的想象力。如今在這裏，她向眼前這不討人喜歡的哥倫比亞人訴說自己的人生故事。

《枯枝敗葉》在他離開波哥大之後、前往歐洲之前出版。當時，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共產黨朋友曾經評論說，雖然這本書很傑出，但對他們的品位而言，書中充滿太多神話和詩。加西亞·馬爾克斯向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和普利尼奧·門多薩承認——他們當時同意共產黨員的批評，他發展出一種罪惡感情結，因為《枯枝敗葉》這本小說「既無譴責也沒有揭發什麼」。也就是說，這本書並沒有遵從共產黨針對投身社會文學的概念，唾棄資本主義的鎮壓，刻畫更好的社會主義未來。的確，對於大部分的共產主義者，小說形式本身就是中產階級的工具；電影是20世紀唯一真正的大眾媒體。

遇見塔奇雅不久之後，這位哥倫比亞人發現自己原本九九藏書的創作過程雖然一波三折，但至少有重要的進展，如今卻漸漸地離他而去。許多年後，他成為世界上技巧方面最有自信的「專業」作家，總是知道要寫些什麼，也必定完成。但在他人生的這個階段，每一件工作似乎中斷後又變成另一件，寫作是痛苦的經歷，而思考似乎從來沒有達到預期發展的過程。因此是在這個時候，書中一位配角開始漸漸發展出自主的故事內容，最後要求自己獨立的文學環境。此故事為一位羞怯膽小卻又頑固不已的老上校、逃離馬孔多的難民，來自充滿過度成熟的香蕉氣味的地方，他在「千日戰爭」中服役，事件發生的五十年後，這個男人還在等待著積欠他的撫恤金。原來的小說如今已擱置一旁，這本來是一部冷漠、殘酷的作品，需要勇氣和某些疏離，但作者發現自己意外地在熱情和艱難的時刻，活出自己版本的波希米亞精神。

「流產之後，我們兩人都知道這段感情結束了。我一直威脅要離開，終於真的走了，就這樣離開，先到維耶科他家去療養，然後到馬德里。我很難過，筋疲力竭。對於我們之間的感情，我一直能夠掌握，但這場懷孕傷害我很深。1956年12月，我從奧斯特利茲火車站離開巴黎，加夫列爾安排一群朋友帶我到車站。雖然我的身體已經從手術后康復，但內心仍然非常脆弱。當然，我們抵達車站時已經遲到了，行李必須倉促拋上車，我急忙上車，甚至沒有時間一一說再見。我有八個行李箱，加夫列爾總說是十六個。火車開走的時候，我很難過，雙手捂著臉貼著窗戶哭泣。接著，車子開始移動時，我瞪著窗外的加夫列爾，表情感傷的加夫列爾，他開始起步跟上，又被拋在車后。其實，他在1956年真的傷了我的心，他就是無法面對。當然，我不可能嫁給他，對此我從來沒有一絲絲的後悔。他太不可靠了，有這樣的父親我不能把孩子帶到這個世界上，因為沒有什麼比這更重要的了，對不對？然而在某種層面上，我卻錯得一塌糊塗，因為，後來事實證明他是個非常好的父親。」

如今沒有塔奇雅買食物、討價還價、煮便宜的餐點，加西亞·馬爾克斯只能勉強度日，就像老上校在小說第一頁刮他的咖啡壺一樣。他後來告訴朋友何塞·豐特·卡斯特羅，自己曾經在冰冷的閣樓上躲了一個星期，沒有吃飯，只喝自來水，只為了躲避旅社的經理。他的弟弟古斯塔沃回憶道：「我們在巴蘭基亞喝酒的時候，我記得賈布告訴過我一個秘密：『《百年孤獨》出版之後，每個人都是我的朋友，但沒有人知道我付出什麼代價才走到那裡。沒有一個朋友知道我已經淪落到在巴黎吃垃圾堆里的食物，』他告訴我，『有一次，我去一個幫過我忙的朋友的派對，派對結束之後，女主人請我幫她把垃圾拿到街上去，我餓到當場就從裏面撿東西來吃。』」

正如同陪同母親的旅程所帶來的懷舊心情是催生《枯枝敗葉》的力量，在類似的情緒下，感傷的情緒（懷念不可能活在當下）是把《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西班牙文直譯《上校沒人寫信給他》）從《惡時辰》這本無止境延遲和延期的小說之中獨立出來的力量。再一次地，這部作品的靈感來自一位女性；以一種絕望、縈繞不去的方式，這本關於上校的小說是加西亞·馬爾克斯當時在巴黎和塔奇雅親身經歷的投射。他們的戀情在意料之外、令人興奮、熱情、完全不在預期之內，然而，他們很快開始缺錢。從一開始，這段感情就被貧窮制約，接著很快受到悲劇的威脅。因此，這也不是第一次，這部仍然在進行中的第一本小說被一條舊條紋領帶捆起來，塞到法蘭德斯旅社搖搖欲墜衣櫃的最裡層；而飢餓的上校與他不幸、飽受折磨的妻子之間澎湃激烈、令人著迷、絕望的故事則在1956年5月或6月初開始成形。

是的，加西亞·馬爾克斯認識塔奇雅的三個星期之後，波哥大的《獨立報》就關門大吉了；雖然他不可能知道，但這一次關閉了將近一年，對於一段新的感情是災難性的處境。報社沒有寄來欠他的錢，反而寄來一張回哥倫比亞的單程機票。機票送到的時候，加西亞·馬爾克斯咽下一口水、深呼吸，然後把機票拿去換錢。他這麼做是來自想要更深入認識歐洲的慾望，想完成新小說的慾望，還是因為墜入愛河？他的《惡時辰》已經寫了三個月，他打算繼續寫。因此，由於諸多原因，他完全沒有打算離開巴黎。在波哥大，他沒有什麼自己的時間寫作，如今，他再度一意孤行。這是他自己的決定，但生活註定會很辛苦。還因為身邊有了塔奇雅。

在現實生活與小說中，兩位女性都忍受他所詮釋為同居男性的自私或軟弱，這個男人必須順服自己，他有比她還重要的歷史任務。兩位女性都照顧這個男人（在小說里老夫妻已經失去了他們的兒子；在真實的世界里，她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之後，塔奇雅最後厭倦了照顧加夫列爾），她負責家裡所有必要的重要工作，發揮母性天分，做著所有的實務工作，他則無益地賣力于毫無希望的烏托邦世界里，毫無希望地遲滯著，以鬥雞象徵他的勇氣、獨立、最後的勝利。她堅信在最後會以悲劇收場，他則維持不屈服的樂觀。上校兒子的死和小說主要的情節過了九個月時，妻子對上校說：「我們是兒子的孤兒。」此話足以當成加西亞·馬爾克斯和塔奇雅之間戀情的墓志銘。那公雞（小說、作者的自尊）是個人認同集體價值的象徵，讓生活得以繼續，可平息彷彿紀念碑一般的罪惡感及哀傷（流產，兒子的死）。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個人信條可能一直都是：「唯一的出路就是穿越。」

1955年12月，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前往法國首都之時，誰知道他在尋找些什麼？任何認識他的人都可以猜得到，對這位哥倫比亞的海岸人而言，義大利在社會和文化層面的同質性比較高。這北方笛卡兒的國度在他眼中相比之下冷淡、自信、具有殖民氣息，也更吹毛求疵。從一開始他大致的態度是：歐洲可以教導他的，他大多已經在書上或他處學到，好像他是來這裏看著它腐爛——可以說像水煮捲心菜的味道，而非總是觸動他心弦和感官的熱帶番石榴。然而，他畢竟還是來到此處，巴黎。

這出乎意料之外的冷靜，對於權力本質的了解，使得小說家超越把淺薄的宣傳變成道德教化或參与此宣傳的慾望，雖然他對保守黨的心態深感遺憾，但他從不嘩眾取寵。在自傳中，加西亞·馬爾克斯表示市長這個角色是由他的黑人情人「妮格羅曼塔」的警察老公所啟發，但赫爾曼·巴爾加斯記得他先前曾經提供另一個解釋：「其實，《惡時辰》中的市長，來自蘇克雷附近的一個小鎮，加西亞·馬爾克斯曾經表示。他是妻子梅塞德斯的一個親戚，是個真正的罪犯。他想殺掉梅塞德斯的父親，因此身上總是帶著一把槍。有時只是為了惹惱她，加西亞·馬爾克斯提醒她，這傢伙是來自她的家族。」

加西亞·馬爾克斯幾乎立刻就聯繫上普利尼奧·阿布雷右·門多薩，他們在1948年4月的暴動前于波哥大短暫相識。門多薩是個嚴肅、有些做作的年輕人，在父親的政治挫敗及凱坦被暗殺之後幾個月的放逐期間，他對世界的觀感受到重創，傾向極端社會主義，同樣正投向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麾下。他在波哥大的媒體上讀過關於加西亞·馬爾克斯《枯枝敗葉》的出版報道，「從他的照片和標題上認為他必然是個很糟糕的小說家」。1955年的聖誕夜，他和兩位哥倫比亞朋友在拉丁區的「巴黎人馬克杯酒吧」與穿著粗呢大衣、從冬日的午後進到酒吧里的加西亞·馬爾克斯相遇。他們一開始聊到文學、生活和新聞業時，門多薩和他的朋友對這位新人的第一印象是傲慢、自滿，彷彿最近在波哥大的十八個月把他變成了典型的卡恰克人。他聲稱自己認為歐洲毫無讚賞之處，其實他似乎只對自己有興趣。他已經出版了一本小說，只有在談到第二本的故事情節時才變得活潑起來。

數年後，《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成為世界公認的短篇小說巨作，如同海明威的《老人與海》，其中完整的張力、謹慎安排的情節節奏，以及傑出的結局幾近完美。作者本人後來說，《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有我「從新聞學來的緊湊、簡潔和直接」。九_九_藏_書

他因而得以活過那個冬天，沒有小孩兒的父親這個角色，沒有被一位歐洲賽絲（妖婦）給困住，梅塞德斯還在哥倫比亞等著他。1957年年初，某個晴朗的日子，他看見偶像海明威和妻子瑪麗·威爾許在聖米歇爾大道上朝著盧森堡公園走去。他穿著舊牛仔褲、伐木工人襯衫，戴著棒球帽。加西亞·馬爾克斯害羞得不敢靠近，又興奮地想做點什麼，結果他從馬路的另一頭大叫：「大師！」這位偉大的作家，他關於一位老人、大海和一條大魚的小說某部分啟發了年輕人最近完成的小說，一部關於一位老人、政府撫恤金和一隻鬥雞的作品。海明威舉起手，以稍微帶著點稚氣的聲音大叫回應：「朋友，保重！」

聽到《觀察家報》的壞消息之前，加西亞·馬爾克斯已經生活得很拮据，門多薩很訝異他從哥倫比亞帶來的家當這麼少。門多薩把他介紹給尼古拉斯·紀廉以及另一名共產黨活躍分子、富有的委內瑞拉小說家兼記者米格爾·奧特羅·西爾瓦，他和其父於1943年共同創立了頗具影響力的加拉加斯《民族報》。就在門多薩前往委內瑞拉之前，他們在居亞斯路的酒吧巧遇，奧特羅·西爾瓦邀請他到雷阿勒市場旁的知名餐館「豬蹄」用餐。許多年後，當他們已經成為朋友，奧特羅·西爾瓦並沒有記得這位蒼白、消瘦不堪的年輕哥倫比亞人，一面認真地聽著他以共產黨的觀點分析法國和拉丁美洲的情形，一面狼吞虎咽地吃下這天佑的免費一餐。奧特羅·西爾瓦和紀廉剛聽說在2月25日第二十次蘇維埃共產黨黨代表大會上，赫魯曉夫出人意表地指責斯大林以及個人崇拜。他們對於這新宣告的共存政策非常不安，認為它是失敗主義者，並焦慮地揣測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未來。

1月的第一個周末，這兩位朋友坐在學院路的咖啡座讀著《世界報》（La Monde），這才發現，由於審查制度和直接感到的威脅，憤世嫉俗的羅哈斯·皮尼利亞終於把《觀察家報》關門大吉（《時代報》已經在幾個月前關門）。門多薩回憶加西亞·馬爾克斯對這個事件輕描淡寫：「『沒有那麼嚴重，』他說，只是像鬥牛士被牛角抵到之後一樣。其實事情可嚴重多了。」報紙在前一個月已經被處以六十萬比索的罰金，如今完全關閉。加西亞·馬爾克斯不再收到支票，到了2月初，他已無法負擔在法蘭德斯旅社的房租，善心的拉瓜夫人讓他暫時欠著。根據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版本之一，她後來慢慢地把他的房間一層一層地往樓上搬，直到最後他住在七樓沒有暖氣的閣樓里，她假裝忘記他的存在。朋友來訪的時候發現他戴著手套、披著哥倫比亞人的厚披巾、戴著毛氈帽在閣樓里寫作。

塔奇雅離開了，但他還有他的小說。對加西亞·馬爾克斯而言，這本小說非常的獨特，所設定的時空背景正是他寫作的時間，1956年年底，歐洲處於蘇伊士運河危機的處境之中。詳細情節早在塔奇雅前往馬德里之前就已經形成，時間是10月，主角是一位上校，讀者永遠不會知道他的名字。他曾經住在馬孔多，七十五歲的他在哥倫比亞森林深處一個令人窒息的河邊小鎮腐朽、凋零，上校等他參加「千日戰爭」之役的撫恤金已經等了五十六年，沒有其他謀生方式。上次收到國家發放撫恤金之機構的來信是十五年前的事了，然而他仍然每天滿懷希望的去郵局查詢。因此，他的人生就是在等待永遠沒有出現的消息。他和妻子生下一個兒子奧古斯丁，他是個裁縫，年初時因發放秘密的政治宣傳冊而被政府殺害。本來是奧古斯丁在照顧兩個老人家，他遇害之後留下他的冠軍鬥雞，值一筆不少的錢。上校忍受無數的侮辱，只因為不願意把這隻雞賣掉。對他和兒子的朋友而言（朋友名為阿方索、阿爾瓦羅和赫爾曼），這隻鬥雞成為尊嚴和抵抗的象徵，也是回憶奧古斯丁的紀念品。上校的妻子比較務實、體弱多病的她需要治療，並不同意他的作為，時常催促他把公雞賣掉。小說結束時，上校仍然在頑固地抵抗。

加西亞·馬爾克斯在下榻的旅社所積欠的房租令人憂心地不斷累積，然而也許顯而易見，就算他付不出錢，或者說自己付不出錢，他還是保住了那個房間。幾星期之後，他和塔奇雅開始連吃飯都成問題。當然，他以前也在波哥大、卡塔赫納、巴蘭基亞經歷過類似困境，彷彿他必須要挨餓才能為抓住這份職業提供一個合理性。因為生活得挨餓，他的家人不能怪他沒有追求法律學位，塔奇雅不能抱怨他沒有工作養她，因為他自己為了寫書不惜承受任何程度的辛苦。沒錯，他的法文還很生澀，工作也不好找，但事實是，他並沒有真的在找工作。賣機票的錢用完之後，他收集空瓶子和舊報紙，在附近的店家換取幾分錢。有時候，他說自己從肉店「借」一根骨頭讓塔奇雅熬湯。有一天，他在地鐵站向路人索討車錢——又少了最後五分錢——反而被賞他錢的法國人羞辱了一頓。他寫信向哥倫比亞的朋友求助，發覺自己滿懷希望的等待，時間一周又一周地過去，如同他的外公在那許多年前等待撫恤金，如同他新書里的上校一般。也許，這樣的反諷反而成為支撐他的動力。

讀者也感受到這釋放的感覺，在完美融合的結局和釋放、解脫感之間不言而明的對比，找不到什麼美學的樂趣；一種提升的意識、抗拒、反抗。對於加西亞·馬爾克斯總是如此重要的尊嚴，如今已然恢復。

在這段巴黎時期，紀廉成為加西亞·馬爾克斯最喜歡的逸聞主角之一： 「當時，庇隆統治阿根廷、歐德里亞統治秘魯、羅哈斯·皮尼利亞統治我的國家、索摩薩、巴蒂斯塔、特魯希尤、佩雷斯·希梅內斯、史托斯納爾——事實上，整個拉丁美洲都是獨裁者。尼古拉斯·紀廉習慣早上五點起床，一面喝咖啡一面看報紙，然後他會打開窗戶大叫，如此一來，兩家住滿拉丁美洲人的旅館里都可以聽得到他，彷彿他是在卡馬圭的陽台上。某日，他打開自己的窗戶大叫：『他下台了！』每一個人——阿根廷人、巴拉圭人、多米尼加人、秘魯人——都以為下台的是他們自己國家的獨裁者。我聽到他的話，心裏想著：『去他的，羅哈斯·皮尼利亞下台了！』結果，後來他告訴我下台的是庇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