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日，他經由巴蘭基亞的梅塞德斯寄了一封信給卡塔赫納的母親。在信中，他提到寫信給波哥大的迪莉雅舅媽，應該是為了向她最近去世的丈夫胡安·迪奧斯致悼念之意，後者即路易莎·聖蒂雅嘉唯一的兄弟。當時，他雖然說以為自己很快就會回家，但加西亞·馬爾克斯的計劃其實尚未成形：「我在倫敦兩個星期，準備好回到哥倫比亞。接下來的幾個星期里我考慮很快地去一趟巴黎，接著到巴塞羅那和馬德里——既然西班牙是我唯一還不認識的歐洲國家——所以，我算好應該最晚聖誕節或新年就會回到哥倫比亞。我還沒有厭倦遊歷世界，但梅塞德斯已經等我太久了，要她再等下去不公平。我沒想錯的話，也許她還有那麼一點點兒耐心，但要她再等下去是不對的，因為我在歐洲學到的一件事就是，並不是每個女人都像她一樣忠實而認真。」他說自己沒有錢、沒有工作，只有《觀察家報》似乎有一點兒希望。他要求母親寄兩份出生證明給他，加註：「信不信由你，我沒有在歐洲結婚。」

整體而言，加西亞·馬爾克斯對於蘇聯的看法是認可的；這許多年之後的此時，讓人想起他後來對於古巴及其20世紀70年代困境的反應。然而，他也並沒有企圖掩藏所見到的負面印象。回程的路上，他和普利尼奧·門多薩、帕布羅·索拉諾一起造訪斯大林格勒，從此處揚帆到窩瓦大運河的入口，那裡有一尊巨大的斯大林雕像，得意地主掌著這個國家最偉大的成就。加西亞·馬爾克斯在基輔和普利尼奧·門多薩分手，繼續前往匈牙利。門多薩後來被困在布勒斯特 - 立陶夫斯克一個多星期，因為索拉諾得了肺炎，門多薩則經由波蘭回家。加西亞·馬爾克斯對於眼前情景非常失望——「我們失去了純真」，他後來說，漸漸地相信所有共產政權都被同樣退化的遺傳密碼所詛咒（不過他後來還是再嘗試了一次，在1959年相信古巴）。然而，加西亞·馬爾克斯並沒有中產階級的過去可以哀悼，也沒有中產階級的品位需要培養，他仍然渴望更多體驗。他想辦法讓自己加入一群十八人的外國作家和觀察家的團體，包括兩位記者——他自己和比利時的墨利斯·梅爾——一起受邀訪問布達佩斯。

加西亞·馬爾克斯經過漫長的旅程回到巴黎，既沒有錢，也沒有地方可去。「坐了五十一個小時的火車之後，我口袋裡只有一個打電話的銅板。我不想浪費掉，但時間又太早，我等到早上九點才打電話給一個朋友。『在那裡等著，』他說，朋友帶我到他在弩伊利租的一間傭人房，借給我住。在那裡，我再度坐下來寫《惡時辰》。」不過在1957年9月下旬和10月，在巴黎的傭人房裡，加西亞·馬爾克斯先寫下他對於最近這一趟旅程的印象，天衣無縫地加入1955年對於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印象。結果是一系列的文章，最後在1959年以《鐵幕下的九十天》發表，雖然他在蘇聯和匈牙利的經歷是能隨即經由普利尼奧·門多薩于《時代》雜誌（加拉加斯）發表。對於歷史的一刻，這些文章成為非凡的見證——一位心懷善意的觀察家非常有見解地、有先見之明地批評蘇維埃體制的弱點。他把這些文章寄給良師——《獨立報》的愛德華多·薩拉梅亞·博爾達，人稱「尤利西斯」刊登，他現在是副總編輯。天知道這個老左派編輯是以什麼樣的心情收到這些文章，將其擱置在自己的檔案櫃里，加西亞·馬爾克斯兩年後才找到稿子，終於設法讓它們刊登于《彩印》周刊。

維亞爾·博爾達帶朋友到一家國營歌舞廳，看起來就像妓院，廁所門口還有計程車用的碼表、酗酒過量和從事低級活動的情侶。加西亞·馬爾克斯寫道：「這不是妓院，因為社會主義國家嚴格禁止並重罰賣淫。這是一家國營機構，但從社會觀點來看，這裏比妓院還要糟糕。」他和門多薩覺得追求女人的行為還不如轉移到街上。他們所認識的拉丁美洲學生，甚至是認真的共產黨員，都堅持加諸東德體系的並不是社會主義。希特勒已經消滅了所有真正的共產黨員，當地的領導只是官僚走狗，在沒有徵詢人民意見的情形下就把所謂「放在行李箱從蘇聯帶來」的革命加諸人民身上。加西亞·馬爾克斯評論道：「我相信在本質上絕對有人道上的失落感，對於大眾的關心使得個人隱形。這一點在德國人來說是成立的，對於蘇聯士兵也是成立的。在魏瑪，人民反對由蘇聯士兵帶著機關槍看守火車站，但沒有人在乎可憐的士兵。」加西亞·馬爾克斯和門多薩要求維亞爾·博爾達讓他們釋懷，藉由一些辯證法解釋東德的現況。維亞爾·博爾達一生都是忠貞的社會主義者，一開始滔滔不絕，忽然又停下來咒罵：「一堆狗屎。」九_九_藏_書

總而言之，加西亞·馬爾克斯對東德的反應幾乎完全是負面的。他對於自己在西柏林的時間有著混雜的情緒，在那裡，美國人以更強烈的熱情除舊布新，這個尋常的努力只是為了讓蘇聯的那一邊看起來很糟糕：

加西亞·馬爾克斯顯然樂意接受對方提供的論點，讓他對於匈牙利街道上所見到的沮喪景象能夠稍微釋懷。他分析共產主義政權的矛盾之處，工人為何被剝奪自身勞力的成果，才能建立共產主義國家，並且生動地說本來可以避免前一年的掠奪。如今，他的結論是卡達需要協助以跳出身陷的泥沼，但西方國家只在意讓情況越來越糟。而情況的確越來越糟，政府被迫引進監視系統，綜合的成效是「真正的可怕至極」。

不到兩個星期後的12月16日，他意外地收到來自加拉加斯的一份電報，普利尼奧·門多薩的老闆提供他一張機票前往委內瑞拉首都，到《時代》雜誌與他和門多薩一起工作。這個良機不容錯失，加上倫敦顯然並沒有留下任何讓他可以選擇的餘地。他後來告訴我，在這個城市「外國人沒有準備最低消費根本不可能生活」。不過，他還是打電話給門多薩，說有一個瘋子從加拉加斯打電話抱怨他（瘋子）的不幸，並提供他一份工作。門多薩表示卡洛斯·拉米雷斯·麥奎格的確瘋了，但有工作可做是真的。加西亞·馬爾克斯于聖誕節前離開倫敦，不是如他最近承諾的回到哥倫比亞，而是前往委內瑞拉。

加西亞·馬爾克斯在他所寫的文章中提到，他和「佛朗哥」（普利尼奧·門多薩）「忘了」萊比錫是馬克思—列寧大學的所在地，他們可以認識一些「南美洲的學生」，更具體地討論目前的情形。事實上，這才是他們選擇這個城市的原因：這裡是維亞爾·博爾達的家，加西亞·馬爾克斯在報道中給了他一個假身份，一個名叫「瑟席歐」的智利共產黨員，三十二歲的他兩年前從故鄉流亡，在此攻讀政治經濟學。維亞爾·博爾達的確是生活在流亡之中，只不過是從哥倫比亞流亡在外，他在波哥大和共產黨青年團密切來往，成功地找到一份獎學金在東德的城市讀書。回巴黎申請延長簽證的時候，他曾去塔奇雅在阿薩路的房間看過加西亞·馬爾克斯；當時，他們談話的主要內容是「真正存在的社會主義」，「賈布和我，」維亞爾·博爾達在1998年告訴我，「對於共產主義體制的想法差不多，想要的也差不多：就是博愛而民主的社會主義。」加西亞·馬爾克斯生命中的許多時間都圍繞著同行的旅人、共產黨，更常見的是前共產黨員。在後者之中，有後悔的前共產黨員，他們堅持左派路線；以及怨懟的前共產黨員，許多轉為極端左派。加西亞·馬爾克斯不情願地下結論表示，民主的社會主義比共產主義理想，至少從實際的角度上觀察是如此。

同時，塔奇雅在西班牙待了九個月。「和加夫列爾的戀情結束之後，我有三年的時間都十分迷惘：受傷、苦澀，所有的感情都出錯，我身邊一個男人也沒有。」12月聖誕節前她直接前往馬德里，馬上被錄用。她在一位委內瑞拉富人瑪麗特薩·卡巴耶羅的劇團工作，相當諷刺的是，她擔綱主演《安提戈涅》，這部與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第一本小說《枯枝敗葉》密切相關的劇作。她飾演安提戈涅的妹妹伊斯美妮。

他在南肯辛頓的一家小旅社撐了將近六個星期，不是在寫《惡時辰》，而是更多從中延伸的故事，後來出現在《格蘭德大媽的葬禮及其他故事》時，受到許多讀者的喜愛。如同他關於上校及其撫恤金的短篇故事，但不同於《惡時辰》，這些故事的背景不是關於管理小鎮的冷酷官方，而是關於窮人面對逆境時的作為，如同他希望自己在巴黎的黑暗歲月所做的，加上角色與正麵價值，一個柴伐蒂尼型的故事。他雖然懷抱善意，卻沒有給自己什麼機會學習當地的語言，只有周末會在海德公園的演講者角落聽人演講。在《倫敦的周六》一文中，他幾乎民俗式地總結自己在英國首都的經歷，也許是「他在歐洲寫過最好的新聞報道」。寫這些文章時他還在倫敦，1958年1月文章刊登于加拉加斯《民族報》及《時代》雜誌。他在其中提道：read.99csw.com

接著，她回到巴黎：「我的老闆瑪麗特薩·卡巴耶羅開著她的賓士車一路送我，真是個光鮮的經歷。」某日，從現今聖米歇爾大道上盧森堡咖啡座的窗外，她看見他——「比我想要的還要早發生」。她走進去，他們聊了一下，決定應該「好好地結束」，於是去附近一家便宜的旅館共度春宵。「很難、很悶，但比較好。那是在他離開巴黎不久之前，在1957年最後的分離之後，加夫列爾和我直到1968年才再度碰面。」

加西亞·馬爾克斯、門多薩和他們的新朋友幾乎馬上就放棄參加青年大會，花了兩個星期探訪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現稱伏爾加格勒）。在一張一群朋友拍攝於紅場的照片中，一如往常消瘦的加西亞·馬爾克斯蹲在大家前面，即使在20世紀50年代朦朧不清的黑白照片里，他還是顯得很突出、散發活力，並難掩一等快門按下就迫不及待要行動的慾望。他在當時的文章里承認，他們只有兩個星期的時間，他對俄文又一竅不通，「我無法得到任何絕對的結論。」莫斯科一派光鮮，呈現最好的一面，加西亞·馬爾克斯評論： 「我不想認識整理好頭髮之後才出來待客的蘇聯。一個國家就像女人一樣，你要在她們剛起床的時候認識她們。」因此，他嘗試挑釁這國家的主人（斯大林是罪犯嗎？），最後甚至問到，莫斯科都沒有狗，是否因為都被吃光了？他被告知這種口吻是「資本主義媒體的詆毀」。最具啟發性的對話是和一位老太太，雖然斯大林的名聲應該在1956年2月就已經被赫魯曉夫弄得信譽全失，她卻是莫斯科唯一敢和他談論斯大林的人。她說自己原則上不反對共產主義，但斯大林的政權窮凶極惡，他是「俄國史上最嗜血、邪惡、具野心的人」——簡而言之，她在1957年告訴加西亞·馬爾克斯的事情要在許多年後才得以見光。他的結論是：「沒有理由認為這位女性瘋了，除了可悲的事實——她看起來的確如此。」也就是說，他懷疑對方講的都是事實，但沒有證據，也就並不願意相信。

雖然努力地為卡達找借口，加西亞·馬爾克斯還是深深地感到震驚、泄氣。9月上旬，他從布達佩斯回到巴黎，在普利尼奧·門多薩返回加拉加斯之前打電話給他。雖然他持續努力地對於自己在匈牙利的經歷寫下正面報道，他仍然宣稱：「目前為止我們所眼見的一切都不及匈牙利。」當然，此時這趟旅程仍然是個秘密，直到12月中旬他才通知在卡塔赫納的母親「一家委內瑞拉雜誌贊助一趟長途旅程」，但他還是沒有說明這趟旅程帶他去了哪些地方。

1957年5月初，普利尼奧·門多薩帶著妹妹索蕾妲回到巴黎，發現他的朋友更消瘦、更修長、更刻苦。「他的套衫袖子上有洞，鞋底走路的時候會進水，粗獷的阿拉伯臉龐上顴骨很明顯。」不過，對於朋友的法文進步，對巴黎環境以及問題的了解，則令他印象非常深刻。5月11日，他們一起在著名的雙叟咖啡館聽到羅哈斯·皮尼利亞被推翻、流亡的消息，就在他被哥倫比亞天主教會譴責的十天之後。接收的是「五人軍政府」，這兩位朋友對隨之而來的未來都不樂觀。

在柏林待了幾天之後，這幾位朋友儘可能快速地回到巴黎。索蕾妲·門多薩繼續前往西班牙，兩個男人不知道接下來要做些什麼。也許他們的印象太草率，也許別的國家情形比較好。幾個星期之內，萊比錫和柏林的朋友本來就安排好要前往莫斯科參加第六屆世界青年大會，建議他們應該一同前往。早先在羅馬時，加西亞·馬爾克斯曾經試圖取得前往莫斯科的簽證，但由於他沒有正式的贊助人，被拒絕了四次。然而在巴黎，由於非比尋常的運氣，他現在又和自己的護法馬奴耶·薩巴塔·歐立維亞聯繫上。薩巴塔的妹妹迪麗雅是一位哥倫比亞民俗專家與表演家，正帶著一個主要由哥倫比亞黑人組成的團體，從帕倫奎和馬帕雷前往參加莫斯科盛會。加西亞·馬爾克斯是個相當有說服力的歌手、吉他手、鼓手，他和門多薩加入這一團體，接著前往柏林去和其他人會合。其他前往參与節慶的哥倫比亞人在柏林會合，包括埃爾南·維耶科和路易斯·維亞爾·博爾達。

此時距離1956年10月蘇聯入侵不到一年。蘇聯軍隊於1956年11月鎮壓匈牙利起義之後，雅諾斯·卡達取代艾姆瑞·納吉成為領袖。時間是1957年夏天，匈牙利已經封閉了十個月，根據加西亞·馬爾克斯表示，他所參与的團體是第一個被允許到這個國家的外國代表。這一次的訪問為時兩周，官方安排的行程中沒有自由活動的時間可以接觸這個城市或匈牙利人；「他們盡一切力量阻止我們對於現況形成任何具體印象。」第五天，加西亞·馬爾克斯在午餐后逃離他的護衛，獨自前往市內參觀。他對西方媒體針對1956年起義鎮壓的報道存疑，但市內建築的情況和匈牙利人給他的信息，讓他相信匈牙利人真正的死傷人數（估計五千人死亡、兩萬人受傷）應該比他在西方媒體上所讀到的數字更高。接下來的幾個晚上，他和普通匈牙利人談話，包括幾名妓|女、家庭主婦和學生，他們的疏離和犬儒主義讓他非常震驚。他和同伴墨利斯·梅爾大胆的行為導致了始料未及的結果：官方決定必須更慎重地對待這些外國人，因此介紹他們給卡達本人，也隨同前往他的巡迴演講地之一，距離布達佩斯八十英里的烏比斯。這個策略奏效——這不是加西亞·馬爾克斯最後一次因為直接上達權力最高點而陶醉。他描述卡達顯然只是個平凡的勞動者，「星期天到動物園喂大象吃花生」，他是個謙遜的人，只是剛好掌權，顯然沒有怪獸般的胃口，認為必須選擇支持民族主義的極右派或是支持蘇維埃佔領他的國家，進而保全他強烈信仰的共產主義。

11月上旬，阿爾貝·加繆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宣布幾周之後，加西亞·馬爾克斯搬到倫敦，打算在這裏撐越久越好；就像在巴黎一樣，他希望文章可以刊登在《獨立報》以及委內瑞拉雜誌《時代》上，如今由普利尼奧·門多薩擔任總編輯。門多薩只在11月下旬刊登了其中兩篇：《我訪問匈牙利》以及《我在俄國》。加西亞·馬爾克斯一直很想學英文，到東歐的這段旅程更是直接凸顯出這件事的重要性，因為那裡沒有人會說西班牙文。剛好，他到達歐洲之後也對英國事務開始表示興趣——皇室以及政治人物（艾登、畢文、麥克米蘭），就算他自稱興趣其實只限於英國舊習的衰微。雖然佛朗哥政權下的西班牙禁止其他的意識形態（也許他懼怕自己在那裡會被捕，因為西班牙和哥倫比亞有緊密關係，也懼怕他有可能在羅哈斯·皮尼利亞政府反共產黨的黑名單上），他和一名西班牙女子在一起快一年，顯然訪問歐洲其他舊殖民國家是他偉大遠景的一部分，同時也合乎邏輯。的確，考慮到當時的困難、悲慘的經濟狀況，他還能夠見識到東歐和西歐這麼多的地方，真是相當令人吃驚。不過，他既希望以微薄的收入住在倫敦，又不懂當地語言，也沒有在巴黎隨手可及的拉丁美洲關係，的確堪稱為他勇敢的意圖。

柏林到布拉格這段路真是噩夢一場，在這段長達三十個小時的火車旅程上，加西亞·馬爾克斯、門多薩和後者的哥倫比亞朋友帕布羅·索拉諾必須站在廁所外，頭靠在對方的肩膀上睡覺。接著，他們在布拉格有二十四小時的時間恢復體力，加西亞·馬爾克斯得以很快地更新兩年前對於此地的印象。下一段路程比較輕鬆，到布拉提斯拉瓦，接著是位於斯洛伐克、烏克蘭和匈牙利交接之處的差普，再前往基輔、莫斯科。對於托爾斯泰祖國的幅員廣大，他感到非常震驚；他們進入蘇聯的第二天，火車都還沒有橫跨烏克蘭。一路上每次火車停下來時，烏克蘭和蘇聯平民就對著火車丟花束、獻上禮物，因為大部分的人在前半個世紀幾乎沒有看到過外國人。加西亞·馬爾克斯和西班牙人聊天，內戰時他們還只是小孩兒，當時撤離的他們曾經因為蘇聯生活困難而嘗試回到西班牙，但此刻又在回莫斯科的路上。其中一個「無法了解人們為何有辦法在佛朗哥政權下生活。不過另一方面來說，他了解人們在斯大林政權下如何生活。」然而加西亞·馬爾克斯很失望地注意到，莫斯科電台是火車上唯一的無線電頻道。在將近三天的旅程之後，他們于清晨抵達莫斯科，大約是7月10日，就在莫洛托夫敗給赫魯曉夫下台後的一個星期。加西亞·馬爾克斯對於莫斯科第一和最持久的印象是「世界上最大的村落」，如今有九萬兩千名訪客，其中近五萬是外國人，他們為了參加慶典而來。他們許多是拉丁美洲人，有些如巴勃羅·聶魯達已經很有名，不過，其他年輕人後來對自己的國家也有極大的影響，如卡洛斯·豐瑟卡，後來尼加拉瓜桑地諾組織的領袖，或者也包括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節慶的主辦單位運作良好，如同許多前人和來者，加西亞·馬爾克斯思考著蘇維埃政權何以舉辦這樣的活動，或者三個月後如何把人造衛星送入太空軌道，然而，在提供人民合理的生活水平，或是製造美觀的衣服和其他消費品上，這個政權卻顯得如此失敗。https://read.99csw.com

四十年後他對我說：「你知道，1956年年初在歐洲丟掉那份工作時，就像在巴蘭基亞一樣，我又放棄了一切。我可以很容易在其他報社找到工作，只是我仍流浪了兩年，直到理所當然地停下來返回我自己的創作上，大部分的時間我只是聆聽自己的情緒、我的內心世界；我有這種經驗，也建立了一個個人的世界。大部分的拉丁美洲人在歐洲接受文化的洗禮，我卻完全沒有。」

諷刺的是，這個宣傳工具在他身上非常有效，包括他對東柏林的描述，在冷酷中帶有擺脫幻想的清醒：「到了晚上，相對於西柏林一大片的彩色廣告牌，東邊只有紅星的閃耀。這城市如此陰沉的氣氛，唯一的好處是符合這個國家的經濟現實，除了斯大林大道之外。」斯大林大道這巨大的規模很不幸地也只有巨大的粗俗感。加西亞·馬爾克斯預測在「五十年或一百年內」其中一個政權勝利時，柏林會再次成為一個龐大的城市，「龐大的商業博覽會，建立在兩個系統所提供的免費範例上」。鑒於東西兩方的政治緊張局勢和競爭，他的結論是，柏林是個驚慌失措、無法預測、無法理解的人類空間，在這裏，沒有什麼是如同表面所見，每一件事物都經過操作，每個人都和每日的欺騙有關，沒有人具備無瑕的良知。

加西亞·馬爾克斯和門多薩都有左派的淵源以及幻想，非常希望前往東歐，前一年互相矛盾的報道尤其給了他們強烈的動機，一開始是赫魯曉夫公開譴責斯大林，接著是蘇聯入侵匈牙利的騷動。他們決定從萊比錫開始，路易斯·維亞爾·博爾達流亡時曾以學生獎學金在這裏住了一年。之前還有工作的門多薩，為了這個夏天買了一輛二手雷諾四門汽車，6月18日，他以時速大約一百零五公里載著活潑的索蕾妲和沉默的加西亞·馬爾克斯馳騁在德國的高速公路上，沿途經過海德堡和法蘭克福，再從法蘭克福進入東德。加西亞·馬爾克斯關於這另一個德國的文章——再一次，他必須等待許久才見得到文章發表，提到鐵幕其實只是紅白相間的木製路障。對於邊境的情況、破舊的制服、邊境警衛的無知，這三位朋友感到相當震驚；邊境警衛幾經困難才有辦法寫下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出生地，也許一點兒也不令人意外。接著，由索蕾妲·門多薩開夜車把他們載往魏瑪。早餐時分，他們在一家國營餐廳停留，再次因為眼前的景象而感到驚訝。門多薩記得他們進門之前，下車時伸著懶腰打呵欠的加西亞·馬爾克斯對他說：「聽好，大師，我們要了解這一切。」「了解什麼？」「關於社會主義。」加西亞·馬爾克斯回憶到，進入這家一點兒也不吸引人的餐館好像「一頭栽進一個沒有準備的現實」。大約一百名德國人坐在那裡吃著火腿和蛋的早餐，豐盛得足以供給王公貴族，不過他們自己看起來泄氣而怨恨，就像受盡屈辱的乞丐。當晚稍後，三位哥倫比亞人抵達魏瑪，第二天一早，他們從此處前去參觀附近的布亨瓦德集中營。後來，加西亞·馬爾克斯寫道，自己一直無法把這些死亡集中營的現實和德國人的性格連在一起，「就像好客之於西班牙人，慷慨之於俄國人」。

加西亞·馬爾克斯多次嘗試造訪斯大林和列寧的墳墓，最後終於在第九天得到許可。他表示，蘇維埃聯邦禁止卡夫卡是因為他是「有害的玄學家」，但他本來有可能是「斯大林最好的傳記作家」。蘇聯大部分的人根本沒有見過他們的領袖，雖然沒有他的許可，任何一棵樹上的樹葉都不準動，有些人更懷疑他是否存在。因此，只有卡夫卡的書讓加西亞·馬爾克斯有所準備，讓他能面對蘇維埃體制下最不可思議的官僚體系，包括獲得許可造訪斯大林之墓。他終於如願進去時，非常驚訝裏面竟然一點兒味道也沒有，他對列寧感到失望，看來像是「蠟像模型」，很驚訝地發現斯大林本人「無悔地沉浸在長眠之中」。斯大林的確類似自己的宣傳口號：

有別於大多數的外國遊客，加西亞·馬爾克斯認為與其把錢浪費在莫斯科的地鐵上，倒不如花在改善人民的生活。他很失望地發現，如今自由戀愛只是這令人意外、一本正經的國家裡含糊的回憶。他不認同地注意到前衛電影導演艾森斯坦在自己的國家竟幾乎無人知曉，但他認同匈牙利哲學家喬治·盧卡奇革新馬克思無神論者的企圖，社會也逐漸恢復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重視並容忍爵士樂（雖然搖滾樂還不行）。他很意外地注意到，這裏並沒有仇恨美國的跡象——相比于拉丁美洲是尖銳的對比——他特別注意到一個事實，蘇聯似乎經常需要發明已經存在於西方的東西。他努力地試圖了解事情的本質，但顯然和一位年輕學生的反應有所共鳴，這位學生受到一位採訪法國的共產黨員的譴責時反駁：「你只活一次。」他認為自己所拜訪的集體農莊主任就像是「社會化的封建地主」。他在其他代表離開后留下來，試圖了解蘇維埃經驗中非凡的複雜性。「這種複雜性無法被簡約成簡單的配方，在資本主義或共產主義宣傳中兩者擇其一」。因為他停留的時間比別人久，過邊境的時候只有自己一個人，一位看起來像查爾斯·勞頓的蘇維埃口譯對他說：「我們以為所有的代表都已經離開了。如果你想要的話，我們可以再把小孩兒叫出來丟花朵，可以嗎？」九_九_藏_書

這三位朋友繼續開車前往萊比錫，萊比錫讓加西亞·馬爾克斯想起波哥大南區，而這並不是什麼最高禮讚。萊比錫的一切都很破舊、令人沮喪，他回憶道：「穿著藍色牛仔褲和襯衫的我們，身上滿是來自公路的塵埃，我們是唯一『人民民主』的跡象。」此時，他並不清楚問題的根源是社會主義本身，還是俄國人的腐敗。

不過，他後來告訴當時也住在倫敦的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他主要的不滿是沒有黑煙草，他大多數的錢都拿來買進口的「高盧人」牌子。然而，他也說，倫敦對他有著奇怪的吸引力：「你很幸運地在這樣的一個城市裡，由於神秘不可知的理由，除了對我而言是世界最棒的城市，這裏也是最適合寫作的城市。我以觀光客的身份前來，卻有某種力量使我關在房間里，真的可以飄浮在煙霧之中，一個月內我寫了《格蘭德大媽》里差不多所有的故事。我浪費了所有應該去探訪各地景點的機會，但得到一本書。」

直到最後一分鐘，加西亞·馬爾克斯都不確定自己能不能成行。他寄了一封頗為誇張的信到馬德里通知塔奇雅，也許當時兩人想不到會又恢復聯繫，信中表示，索蕾妲·門多薩幾天後會飛到那裡，宣布自己要不是在「今晚午夜之前」出發前往莫斯科，不然就是在回到哥倫比亞之前去倫敦，在那裡繼續未完成的小說（《惡時辰》）。信中也提及他那天稍晚在馬畢雍咖啡館和索蕾妲碰面。（提到他們第一次說話的馬畢雍咖啡館，無疑他是刻意的，就像大部分顯然漫不經心的信件，目的是要傷害他的舊情人。）至於《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這本書屬於他們兩個人：我對它失去了興趣，「如今角色已經獨立自強，他現在可以說話吃泥巴。」事實上，他也大可以對它失去興趣，因為這本書已經寫完了。他說自己常常見到塔奇雅的小妹帕姿，暗示自己和昆塔那家三姐妹之間的關係。最後，說他很高興離開「這個悲傷而孤獨的城市」，之後，他以明顯（或偽造）的苦澀教訓她：「我只希望你會了解到人生很苦，總是、總是、總是會如此。也許有一天你會不再發明一些關於愛情的理論。了解到當一個男人誘惑你的時候，你也必須做一些事去誘惑他，而不是要求他每天愛你更多。馬克思主義對此有一個名稱，但我現在想不起來。」

加西亞·馬爾克斯在巴黎的時光差不多已經接近尾聲。戴高樂於6月重掌政權，本來應該讓「第四共和國」免於失去阿爾及利亞，他卻宣布「第五共和國」開始，最後藉由放棄阿爾及利亞，從法國人手中拯救了法國人。

後來普利尼奧·門多薩說，他相信是那一刻，點燃了《族長的秋天》的第一絲火花。在某種層次而言，斯大林經過防腐處理的屍體微妙而含蓄地解釋他如何藉由「喬大叔」的形象，成功地欺騙社會，用自己真正的方法與動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