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倫比亞的家人已經將近三年沒有見到賈布了，就算是在那之前，自從1951年年底他短暫地和他們一起住在卡塔赫納后回到巴蘭基亞以來，他們也只見過他一兩次。事實上，加西亞·馬爾克斯卡塔赫納家人的處境變得很差，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善，但即使如此還是很困難。不過，上校在阿拉卡塔卡的舊房子終於在1957年8月2日賣掉了。由於房租收入變得微不足道，隨著建築物慢慢殘破，最後，加西亞·馬爾克斯家族決定以七千比索賣給一對貧窮的農人夫婦，他們剛剛贏得當地的樂透獎。這筆錢幫助了加夫列爾·埃利希奧完成他在卡塔赫納的皮耶·玻帕所蓋的新房子。

同時，最小的妹妹莉妲則捲入一場鬧劇，差點演變成「羅密歐與朱麗葉」。「我唯一的情人是我的丈夫阿方索·托瑞斯。我1953年11月從辛瑟回到卡塔赫納，12月在鄰居的妹妹家認識他，悲劇從此開始，因為除了古斯塔沃以外，沒有人喜歡他。」她認識阿方索的時候只有十四歲，家人非常反對他們在一起。阿方索雖然英俊過人，但暗膚色卻一點兒幫助也沒有。儘管面臨極大的阻撓，莉妲和阿方索還是秘密地交往了四年。有一次，她對於這樣的情況非常難過，把頭髮全部剪掉以示抗議父母的態度——他們甚至不讓那年輕人進到屋內。他們永遠都不希望自己的女兒結婚（如同艾妲一般，瑪歌在蘇克雷也有她自己的拉法葉·布耶諾，等她決定反抗父母時，他已經把另一個女孩的肚子搞大，瑪歌從此不再接受愛情）。如今，莉妲的大哥賈布會來拯救她，她在學校讀過他寫的故事（她最喜歡《一個海上遇難者的故事》）。

他們於19日早上抵達哈瓦那，這是菲德爾·卡斯特羅成為總理的三天後，古巴仍然沉浸在新革命的興奮、迷惑和波折之中。四處都是紅旗，蓄胡的游擊隊員肩上扛著來複槍，混雜在似夢般眼神、戴著草帽的農夫，以及無法忘懷的喜悅之中。兩位朋友首先注意到的是，巴蒂斯塔的空軍如今也允許蓄胡，表示自己也是革命分子。沒多久的時間，加西亞·馬爾克斯就發現自己來到總統府，他回憶到，這裏一片混亂——革命分子、反革命分子、外國記者都混在一起。門多薩記得他們依序進入媒體室時，見到卡密羅·西安富耶格斯和切·格瓦拉在說話，他很清楚地聽到西安富耶格斯說：「我們應該槍斃那些混蛋！」幾分鐘后，加西亞·馬爾克斯採訪傳奇的西班牙將軍阿貝爾托·巴尤時，聽到頭頂上直升機的聲音，是卡斯特羅搭機過來，向建築物前沿著使命大道聚集的百萬民眾解釋「真相行動」的宗旨意義。卡斯特羅進入這個大房間時，加西亞·馬爾克斯中斷他的採訪；新領袖準備他的演講時，他們之間只隔了三個人。他開始說話時，加西亞·馬爾克斯感覺背上有一把手槍抵著他，總統隨扈錯把他當成偷偷混入的間諜。幸運的是，他有機會及時解釋自己的身份。

起義受到鎮壓，但加拉加斯卻陷入混亂之中。緊接著而來的是令人緊張的三個星期，充滿了焦慮、陰謀和鎮壓。經歷了數天的恐怖和威嚇之後，從1月10日起，一群群示威人士開始在市內各處抗議、反抗警察。一天下午，這兩位哥倫比亞人在大樓外時，國家安全警察突襲《時代》雜誌辦公室，逮捕了在場的所有員工，並把他們全部帶到總部去。當時老闆在紐約，門多薩和加西亞·馬爾克斯一整天都開著那輛白色MG跑車在處於危機的城裡，直到宵禁時間，因而逃過被逮捕及搜查資料的命運。1月22日，委內瑞拉媒體全體停止工作，這是紐約的民主黨領袖「愛國執政團」策劃發起全體罷工的序曲。當天晚上，緊張情勢升到最高點，這兩位朋友熬夜在門多薩的公寓里聽著收音機，凌晨三點，他們聽到頭頂飛機的引擎聲，看到佩雷斯·希梅內斯的飛機燈光將他帶到放逐地聖多明戈。街上滿是歡欣鼓舞的人民在慶祝這個新聞，汽笛聲一直響到凌晨仍然不絕於耳。

門多薩全家都出現在加拉加斯機場，包括如今垂垂老矣的前國防部部長普利尼奧·門多薩·聶拉，他漸漸地知道自己在哥倫比亞的政治抱負已經隨著時間煙消雲散。在哥倫比亞贏得歷史性勝利的保守黨，在委內瑞拉顯然永遠地輸了。

來自哥倫比亞的好消息是，《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突然刊登在6月號的《傳奇》（Mito），就在加西亞·馬爾克斯1955年前往歐洲之後，這本文學評論雜誌曾經刊登過《伊莎貝爾于馬孔多之望雨獨白》。加西亞·馬爾克斯表示，他給了赫爾曼·巴爾加斯一份小說的稿子，但巴爾加斯卻「在我不知情」的情況下轉手給編輯凱坦·杜蘭。《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刊登于文學雜誌上這件事，再一次地說明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小說幾乎總是悄悄地刊登，因此只有幾百個人會讀到。不過總比沒有好，當時他一定是這麼想。當時，暢銷書這樣的概念並不在他的期望之中。

加西亞·馬爾克斯和門多薩很興奮又能在一起，他們在普利尼奧另一個妹妹艾爾維拉的家裡慶祝聖誕節和新年。前一年，賈布有好幾個月的時間都相當孤單，在倫敦的短暫時間完全與世隔絕，此時的他非常高興有觀眾聽他無窮盡的故事的最初想法，縱使偶爾並不情願，自從遇到「奇內其達」和柴伐蒂尼的電影劇本之後，這些靈感大幅地增加。門多薩以前未曾近距離地接觸過有固定住所和穩定工作的加西亞·馬爾克斯，因而非常驚訝他在報社辦公室如此認真工作，居然還有辦法維持另一個完全不同的生活：「在每一個地方，我都目睹他身為小說家的秘密工作，總是找機會進行自己的書稿創作。我甚至也染上了小說家的怪異分裂人格，每一天，他和自己的角色生活在一起，彷彿他們有自己的生命。寫每一章之前他會先說給我聽。」

1958年除夕，加西亞·馬爾克斯和梅塞德斯去了由卡普里列斯家族舉辦的新年派對，凌晨三點回到自己住的大樓時，電梯壞了。他們兩人都喝了很多，因此每爬一層樓就要坐下來休息，才能爬到六樓。他們終於打開門進公寓時，聽到城裡傳來喧嘩聲，人聲、汽車喇叭、教堂鐘聲、工廠的汽笛鳴叫聲交織一片。難道是委內瑞拉又一次的革命嗎？他們的公寓里沒有收音機，只好趕快再跑下六樓去查明發生了什麼事。管理員是名葡萄牙女子，告訴他們不是委內瑞拉，而是古巴的巴蒂斯塔下台了！當天稍後，1959年1月1日，菲德爾·卡斯特羅帶領他的游擊隊進入哈瓦那，為拉丁美洲的歷史開啟新頁；自從拉丁美洲被發現以來的第一次，全世界都會直接地受到此地政治事件的撼動。也許，拉丁美洲孤獨和失敗的時期終於結束了，加西亞·馬爾克斯如此臆測著。當天稍後，他和普利尼奧·門多薩一起慶祝這個消息，在門多薩家族于「麗山」的露台上暢飲冰啤酒，看著汽車在加拉加斯高速公路上鳴著喇叭，車窗外飄著古巴國旗。接下來的兩個星期中，兩個朋友在各自的辦公室里追蹤媒體電報的每一個細節。

4月，就在卡斯特羅訪問華盛頓和紐約十一天，受到美國政府刻意的冷落之後不久，一位叫羅德里戈·蘇阿瑞茲的墨西哥人來到波哥大，醉醺醺的他帶著一行李箱的鈔票。此時的基耶爾莫·安古羅娶了義大利人，帶她回波哥大，和基耶爾莫·安古羅談過之後，蘇阿瑞茲提議普利尼奧·門多薩應該負責設立波哥大的拉丁美洲通訊社辦公室。門多薩接受了，同時也表示自己有個朋友在委內瑞拉，是個傑出的記者，並且熱心支持革命，只等著對方提出邀請。「現在就去找他！」是當場的回答。這場革命真是想到哪裡做到哪裡。加西亞·馬爾克斯後來說：「都是口頭承諾，沒有支票、沒有收據，那個時代的革命就是這樣。」幾天後，加拿大皇家銀行通知門多薩有一萬美元匯到他的名下。他打電報給加西亞·馬爾克斯，要他搭乘下一班飛機前往波哥大。

面對這嘈雜、外向，也許過於自信，甚至專橫的新家人，梅塞德斯感到不知所措。二妹索蕾妲無疑暗中，也許甚至負面地拿她和見過世面的塔奇雅比較。二十年後，在一本時髦波哥大雜誌的文章里，最小的妹妹康斯薇洛無意地揭露了梅塞德斯覺得如此不安的原因。回憶起許多年前她抵達之時，康斯薇洛寫道：「她有著海岸區女性典型的體型，苗條但骨架較大，膚色黝黑，較高而不是較矮，鳳眼，豐唇微笑，嚴肅同時也帶點嘲弄。那是梅塞德斯·巴爾查第一次出國，她抵達加拉加斯時，看起來似乎是個羞怯、安靜的平凡人，穿的窄裙似乎比流行的要大一號，短髮，那頭永遠的捲髮對她沒有好處。」簡而言之：她可能有非洲血統、過時、一點兒也不顯眼。毫不令人意外，梅塞德斯後來告訴我，她在加拉加斯「花了太多時間」和門多薩一家人在一起，這些時間「不合乎我的品位，一點兒也不有趣——坦白說，我很想離開門多薩一家人」。只是，剛開始她幾乎每天都必須和他們一起用餐。加西亞·馬爾克斯在聖伯納迪諾的羅萊馬大廈安排了一間小公寓，裏面幾乎沒有傢具或家庭用品，此等糗事被這對新婚夫妻講了好幾年。普利尼奧·門多薩從來沒有離開加西亞·巴爾查家，即使在蜜月期間也一樣，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三十年後告訴我這個故事時，還對此哈哈大笑。門多薩自己的回憶錄《冰與火焰》含蓄地證實了這個故事。我們也許可以想象普利尼奧原本承諾要守口如瓶，但到頭來卻告訴全世界梅塞德斯第一次嘗試下廚的災難——梅塞德斯承認自己連顆蛋都不會煮，是賈布教她的——以及她到加拉加斯之後一句話也沒說的事實：「我見到梅塞德斯三天後告訴我妹妹，『賈布娶了個啞巴』。」https://read.99csw.com

美國媒體則以非常悲觀的態度談論著哈瓦那的「殺戮」，一批批地處決任何可以找得到的「巴蒂斯塔支持者」，而新的革命政府繼續堅持它只是在審判、處決罪證確鑿的戰犯。加西亞·馬爾克斯和門多薩被新政府說服古巴革命具有正當性，相信美國政府和媒體的反應是不公正的。一位阿根廷記者豪爾斯·里卡多·馬塞提在「體育場」的事件中接受採訪，宣稱美國對於古巴事件的報道「再次顯示需要拉丁美洲媒體的力量來保護拉丁美洲人民的利益」。從拉丁美洲的角度報道新聞這個議題向來是加西亞·馬爾克斯的關切重點，最後，新政府邀請馬塞提在哈瓦那成立他所推薦的那種新聞機構，後來稱為拉丁美洲通訊社，一旦對這個不可或缺的革命工具達成共識，馬塞提開始從各大洲的各個國家尋找同仁以及撰稿人，在拉丁美洲所有主要城市設立辦公室。

3月的某一天，他和普利尼奧·門多薩、何塞·豐特·卡斯特羅以及其他朋友坐在加拉加斯的「豪華咖啡館」喝著酒，他看看手錶說：「他媽的，我快錯過飛機了！」普利尼奧問他要去哪裡？加西亞·馬爾克斯說：「去結婚。」豐特·卡斯特羅回憶道：「這使我們大家都很驚訝，因為根本沒有人知道他有女朋友。」自從加西亞·馬爾克斯第一次向梅塞德斯·巴爾查求婚以來，已經超過十二年了，根據他自己的說法，自從他第一次決定要娶她為妻算起來已經超過十六年。此時的他剛滿三十一歲，她二十五歲。除了通信內容之外，他們其實並不太認識對方。另外，普利尼奧·門多薩很清楚加西亞·馬爾克斯和塔奇雅·昆塔那的戀情——她甚至寫信問他是否有可能在委內瑞拉找到工作——他的妹妹索蕾妲見過這位西班牙演員，並且兩人結下了牢固的友誼。的確，就在他抵達加拉加斯后不久，她曾經問過加西亞·馬爾克斯如何能放棄這樣的女人？梅塞德斯會搬到自己幾乎一無所知的世界，她丈夫的世界——的確，她對丈夫的世界，了解遠遠不及身邊這些新朋友。對於自己身為這個外向但也非常注重隱私，甚至守口如瓶的男人生命中的女人，要到很多年後，她才終於對此角色感到完全的自信。

他的評論還不止於此。加西亞·馬爾克斯認為，自由黨在1946年失去政權終究歸咎於耶拉斯·卡馬爾哥，並且鄙視他居然成為參選人，因為他其實是保守黨，果不其然地從二十年前曾經代表自由党參選的同一組「寡頭政治的執政者」中招募自由党參選人。由阿方索·洛佩斯·米切爾森於1959年2月13日所成立的新政黨「解放革命運動黨」在20世紀60年代雖造成一時的騷動，不過，對於兩個政治恐龍之間的爭鬥終究沒有太大的影響。

三天後，這兩位朋友飛回加拉加斯。普利尼奧·門多薩已經被他在委內瑞拉所見愈演愈烈的仇外情緒所激怒，決定回到波哥大。他在2月底離開，開始為《彩印》和《街道》（La Calle）等雜誌做特約撰稿工作，一面等待來自古巴的消息。門多薩一直都比他年長的朋友容易受影響，也比較衝動，烏托邦的喜悅說服門多薩自己應該以某種方式為新革命儘力，兩人都認為這個現象的規模和重要性將會遍及整個拉丁美洲。加西亞·馬爾克斯已經明白地向古巴的聯繫人表示，如果他們找到恰當的職務給他做的話，自己也可能準備為新政權效力。

加西亞·馬爾克斯在委內瑞拉停留期間，最重要及最難忘的一刻發生在第一個星期。12月15日，他從倫敦飛到加拉加斯的幾天前，佩雷斯·希梅內斯才經由非常可恥的作弊公民投票確認掌權。1958年1月1日下午，準備完年末特刊、前一晚參加了新年狂歡之後，加西亞·馬爾克斯、門多薩和門多薩的妹妹計劃去海邊，然而正當大家都拿起毛巾和泳衣時，加西亞·馬爾克斯有一股家人和小說里經常發生，更別提他自己總是不可預測的人生里經常發生的預感。他告訴普利尼奧：「糟糕，我感覺有事要發生了！」他繼而偷偷告訴大家要小心注意。幾分鐘后，他們站在窗口看著轟炸機飛過城市上空、掠過屋頂，聽著機關槍開火的聲音。遲來的索蕾妲·門多薩在這時抵達，從街上大叫著新聞：「馬拉卡市的空軍基地起義了，他們正在轟炸米拉佛瑞斯的總統官邸！」大家急忙跑到屋頂上觀看這幕奇景。

1959年1月18日，加西亞·馬爾克斯在整理他在《委內瑞拉影像》雜誌辦公室的辦公桌，整理完了正準備回家，此時一位古巴革命分子出現，表示飛機在麥奎蒂亞機場等著帶領有興趣的記者前往島上觀察巴蒂斯塔罪犯的審判，史稱「真相行動」。問他有興趣嗎？他必須當場決定，因為飛機當天晚上就要離開，連回家打包的時間都沒有。反正梅塞德斯已經回巴蘭基亞一陣子和家人度假，因此加西亞·馬爾克斯打電話給普利尼奧·門多薩——在行李箱里放兩件襯衫，馬上去機場，菲德爾邀請我們去古巴。他們兩個當晚就出發，加西亞·馬爾克斯僅僅穿著身上的衣服，沒有護照，從巴蒂斯塔軍隊接收來的雙引擎飛機發出「令人無法忍受的尿騷味」。他們上飛機時，媒體和電視攝影機記錄著整起事件，加西亞·馬爾克斯驚恐地看見坐在駕駛艙的是一位有名的電台主持人，沒人知道這位流亡的古巴人是個飛行員。接著，加西亞·馬爾克斯聽見他對航空公司抱怨飛機超載，乘客和行李堆在走道上。加西亞·馬爾克斯以顫抖的聲音問駕駛員，他是否認為他們有辦法飛到目的地，駕駛員告訴他安心信任「處|女號」。飛機在熱帶風暴中起飛，半夜還必須在途中的卡馬圭緊急降落。

顯然，《格蘭德大媽的葬禮》是加西亞·馬爾克斯離開哥倫比亞長達四年之後，對於國內情勢和回國感到失望、憤怒的反應。如今，最大的差異在於他的聲音有著作者的權威，他在更寬廣的世界中的體驗賦予他身為作者的藐視和輕蔑。敘事者所描繪的哥倫比亞無法改變，但從這個觀點（蘇聯？委內瑞拉？古巴？）知道改變是可能的，而這一點是《枯枝敗葉》的作者所尚未知曉的。這樣的故事只有可能在1959年完成，當加西亞·馬爾克斯經歷過馬克思稱之為「辯證」的經驗之後——哥倫比亞國家前線對照古巴革命——從而給他早已隱約出現的魔幻現實一種野性、嘲諷、狂歡節似的政治意涵。的確，這個故事在精華和平衡上都屬於一個獨特的時刻，其中所訴說的一點是：「我已經無法再寫如選集里的那些故事。我的『寫實』階段已經結束。」然而，如今他也將成為盛大的歷史諷刺的受害者。

事實是，對加西亞·馬爾克斯而言，在政治層面上，即使回到哥倫比亞這件事帶來的文化衝擊在意料之中，卻也是非常強烈的。《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在歐洲寫成，儘管發生了這一切，他還是對家鄉和一些人帶有一些感傷的情懷。即將出版的選集里的其他故事也是在歐洲開始寫，在委內瑞拉的前幾個月內完成；這些作品中對一般哥倫比亞人散發出的情感以及他對於未命名的上校的情感，無疑是類似的。然而，《格蘭德大媽的葬禮》是他回到哥倫比亞之後的產物，不僅是在離開哥倫比亞超過三年之後。也無疑是在歐洲、委內瑞拉、古巴之後。首次閱讀時，就能感受到這些不同的體驗接連影響他對於這個國家的感受；感受到作者累積的挫折感，藐視、憤怒一個國家竟能無止境地耗弱自己的子民，而且似乎永遠、永遠不會改變。

佩雷斯·希梅內斯離開才三天後，加西亞·馬爾克斯與門多薩和一群記者在市區的總統府焦慮地等待著前一晚剛宣布的執政團、軍隊作何決定。房門突然打開，門內一名士兵顯然屬於爭論失敗的那一方，手持機關槍倒退著走出房間，從官邸撤退進而流亡，只留下地板上的泥腳印。後來，加西亞·馬爾克斯說：「在那一刻，那士兵離開房間的那一刻，從他們討論如何成立新政府的房間里，我才第一次對權力有了意會，感受到權力的神秘。」幾天後，他與門多薩和米拉佛瑞斯總統官邸的管家促膝長談，他從委內瑞拉典型強人獨裁者胡安·維森德·戈麥斯上任第一天就服侍過所有的委內瑞拉總統。胡安·維森德·戈麥斯從1908年到1935年統治這個國家時，有著令人聞之色變的名聲；然而總管談到他時，卻帶著特別的崇敬以及毋庸置疑的懷念。直到那時，加西亞·馬爾克斯對於獨裁者總是抱持著往常民主式的本能反應，但這次的邂逅讓他開始思索。為什麼有這麼多人受到這類人物的吸引？幾天後，他告訴門多薩自己開始產生興趣想寫一本關於獨裁者的偉大小說，大聲地說：「你們沒有注意到嗎？還沒有出現？」最後，戈麥斯成為中心主角的原型，也許是《族長的秋天》中心主角的原型。九_九_藏_書

加西亞·馬爾克斯不為所懼。他後來描述，雖然並未馬上有賓至如歸的感覺，但在加拉加斯這一段時期里他「既快樂又無拘無束」（他後來在那裡所寫文章選集的標題）。對他而言，在歐洲灰暗的壓抑之後，委內瑞拉稍嫌專橫。但在過度的分貝以及歡迎這方面，加拉加斯的氣氛令人想起他所熱愛的巴蘭基亞，熱帶生活歡樂及隨性的氣氛，加上一項非比尋常的優勢：加拉加斯真的是這陌生的加勒比海國家的首善之都。

古巴革命的1959年已近尾聲。早在這一年結束之前，加西亞·馬爾克斯就完成了無疑被公認為他所寫過最重要的短篇故事。事實上，這篇非比尋常的創作——《格蘭德大媽的葬禮》從來都不應該放在那些從倫敦開始創作而最後在委內瑞拉完成的選集里，那些作品其實承襲新寫實主義，風格和意識形態上都和《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相輔相成。《格蘭德大媽的葬禮》 全然不是承襲，甚至也不是那個意識形態年代和文學類型的高峰，《格蘭德大媽的葬禮》是頗為新穎的作品；它是加西亞·馬爾克斯整個文學和政治軌道上最關鍵的一篇作品。首度結合他的兩個文學類型「寫實」和「魔幻」，併為接下來半個世紀完整的成熟作品鋪路，特別是兩部重要巨作《百年孤獨》 以及《族長的秋天》。的確，此篇故事規模之巨大，特別是結局，融合了加西亞·馬爾克斯個人的神話與詩意中不同的元素，他自己都花了許多年的時間理清最重要的脈絡，才有辦法設想出接下來的數年間等待他的兩部巨作的結局。

在這些發人深省的邂逅之後，加西亞·馬爾克斯很快就讀到桑頓·懷爾德的小說《三月十三日》，重現塞薩爾大帝死前最後時日。這本書使他想起最近在莫斯科看見斯大林以防腐保存的屍體之姿，他開始搜集一些細節，最後賦予自己的獨裁者生命，生動地呈現出對於權力、權威、無能和孤獨的沉迷，它們自童年時期就縈繞在他的想象里。門多薩回憶到，當時他的朋友，不露倦容花很多時間閱讀拉丁美洲看似無止境的一連串暴君的資料，他們一起在附近餐廳用餐時，會以他們生活中生動、最誇張的細節談論他，進而逐漸的發展出輪廓；沒有父親的男孩、對母親有著不健康依賴的男性，對於世俗所有權力有著強烈的慾望（戈麥斯的名聲是把委內瑞拉當成巨大的牧場在執政）。新小說的元素很快各就其位，然而再一次地，這個計劃完全的開花結果還得經過許多年。

1957年12月23日，收到來自加拉加斯電報的一星期後，加西亞·馬爾克斯飛到委內瑞拉的麥奎蒂亞機場，內心充滿著興奮與期待。他的旅程經由當時大雪紛飛的里斯本，接著遠遠地飛離歐洲，降落於蘇利南的巴拉馬利波；這裏令人窒息的熱氣與隨處可見的番石榴有著他童年的味道。他穿著藍色牛仔褲、特價時在聖米歇爾大道上買來的棕色尼龍襯衫，每天晚上都洗一遍，其他行李只放在一個硬紙板的行李箱里，主要是《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的手稿，也就是他在倫敦開始寫的新小說，以及仍然尚未命名的《惡時辰》。門多薩記得大約下午五點鐘他的朋友抵達，和姐妹索蕾妲一起簡單地帶他遊覽了一下加拉加斯市中心，然後帶他到時髦的聖伯納迪諾郊區，讓他住在一家義大利移民開的廉價旅社裡。

不過，梅塞德斯說自己和丈夫之間的溝通沒有問題。1991年，我問她認為維繫他們之間感情的是什麼？她說：「我覺得問題在於肌膚相親的效應，你不認為嗎？沒有這一點的話，什麼也沒有。」但那只是開始，她很快就進入他的內心，不過和他真正認識她之前那些年的挫折有所不同，這個男人以為自己絕對能生活于自給自足中，自從外公在他十歲過世之後就不再指望任何人，但她如今成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人。她為他的生活帶來冷靜、秩序。漸漸地，隨著她越來越有自信——或者，隨著她找到方法把內在的自信轉化成外在的表達——她開始在加西亞·馬爾克斯諸多衍生的雜事中加諸傳奇性的秩序感，她整理他的文章、新聞剪報、文件、故事、《家》及《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的打字稿。

不過再一次，另一種政治力量正要介入，進而對他的命運做出極端的改變。1956年初在巴黎，尼古拉斯·紀廉告訴他一個叫卡斯特羅的年輕律師是古巴唯一的希望，他是7月26日運動的領袖，自此之後，加西亞·馬爾克斯就一直注意這個男人的功績，包括他在墨西哥的準備，搭乘格拉瑪號遊艇，史詩般但災難性地前往古巴的旅程，以及在古巴馬埃斯特拉山脈的游擊戰。卡斯特羅很快地成為加西亞·馬爾克斯直覺中的另一個焦點人物。經由一個加西亞·馬爾克斯永遠不會忘記的過程，委內瑞拉正摸索著走向新的民主秩序，但委內瑞拉不是他的國家，隨著時間的逝去，對他的吸引也逐漸淡化；無論如何，他藉由寫作參与報道、編輯的能力已經不再。卡斯特羅的奮鬥無疑具有代表拉美大陸之意，更別說抱負，也許古巴真的會成為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國家。

然而至少在目前，加西亞·馬爾克斯得其所哉。他回應新環境的喜悅和機會，彷彿自己是委內瑞拉國民，開始對人權、正義、民主發展出更明確的論述。根據許多讀者的評斷，他為《時代》雜誌寫的文章是整個事業中水平最高的一部分。在歐洲時，他以第一人稱的觀點賦予自己的報道的可信度和直接性，如今，他進展到一種幾乎非個人的超然，只更增加了他陳述的明確度，甚至潛在的熱情。

因此事實上，就文學方面而言，20世紀60年代中期的加西亞·馬爾克斯尚且未成定數，如果古巴革命的工作不順利的話，他甚至考慮回巴蘭基亞和阿爾瓦羅·塞培達一起從事電影工作。某次他去巴蘭基亞時，梅德茵電影院的代表阿貝爾托·阿基爾和加西亞·馬爾克斯一起坐在「綠野飯店」等待塞培達，他本來應該帶著國家電影機構的企劃案出現，卻沒有現身。午餐時，加西亞·馬爾克斯不經意地提到梅塞德斯從波哥大打電話告訴他，他們需要付六百比索才不會被斷電。阿基爾身兼律師和編輯，兩年前《傳奇》雜誌出版《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時，他非常推崇。午餐結束后，他提議再出版這本小說。加西亞·馬爾克斯說：「你瘋了，你知道我的書在哥倫比亞賣得不好。記得《枯枝敗葉》的初版慘狀嗎？」不過，阿基爾打算說服他，提議付他八百比索，預付兩百。加西亞·馬爾克斯想到電費，當場同意。在一年後的一封信里，他抱怨他是「唯一一個在熱帶炎熱的下午，癱坐在竹制的搖椅里，帶著宿醉，還跟人作口頭約定的人」。不過，他對阿基爾說得沒錯。1961年出版的時候，前面的兩千本只賣了八百本。如果他要在哥倫比亞等待成功，可能要永遠地等下去。

1958年3月21日早上11點，訂婚不到三年之後，這對新人在7月20日大道上的永援聖母教堂結婚。「洞穴」的成員幾乎全體出席，阿方索·福恩馬佑爾記得賈布看起來似乎因為那一刻的莊嚴而感到迷茫，穿著暗灰色西裝的他比往常更為清瘦，領帶極為罕見的工整。新娘姍姍來遲得令人憂心，但穿著令人驚艷的藍色長禮服，戴著面紗。喜宴地點則選擇在她父親坐落於街道另一頭的藥店里。ｒeａｄ•９９csw.cｏｍ

路易莎衷心地想確定賈布能得到最好的教育——也許她在父親死前如此向他保證過——然而，她漸漸地被身為十一個孩子母親的生活弄得筋疲力盡，而她挂念著排行比較前面幾個女孩子的教育問題，似乎是因為不希望她們落入蘇克雷「當地鄉巴佬」的魔掌，幫助她們走向獨立的未來。其中一個例子就是艾妲，從聖塔瑪爾坦畢業之後，她在卡塔赫納的慈幼會修女學校教低年級學生，賈布在1958年回家之前的幾年，她突然決定成為修女，離家前往梅德茵。當時，加夫列爾·埃利希奧和路易莎·聖蒂雅嘉都反對艾妲的決定——正如同他們反對她和拉法葉·佩雷斯之間的感情，蘇克雷一位想要娶她的男孩——但這次沒有用。無論如何，這家人很快就要為加夫列爾·埃利希奧對於教育自由放任的態度付出慘痛的代價，如今處於青春期的庫奇（阿夫列多）開始誤入歧途，成為毒品的受害者，最終斷送了他的生命。

加西亞·馬爾克斯碰巧可以利用5月下旬和整個6月寫他的故事，因為再一次，如同1948年和1956年，不受歡迎的不幸卻為他帶來文學上的好運。佩雷斯·希梅內斯不久前才被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頒為美國之友，5月13日，就他在下台不到四個月之內，共和黨副總統理查德·尼克鬆前往委內瑞拉進行一場災難性的友好訪問。尼克鬆的車子被困在離開機場的路上，被丟石頭、吐口水，差點喪命。這個事件受到世界各地媒體的報道，認為是美國和拉丁美洲關係降到冰點的歷史徵兆，而針對這次被羞辱的挫敗檢討，也引致三年後「進步聯盟」的成立。如同其他報社老闆，拉米雷斯·麥奎格決定寫一篇特別的社論悲嘆尼克鬆的遭遇，其實就是在為這個事件道歉。關於這個事件，門多薩則參与了一次激烈的爭論，他對著老闆尖叫「去吃屎吧！」當場辭職走人。下樓梯時，他遇到遲到的加西亞·馬爾克斯，解釋發生了什麼事，加西亞·馬爾克斯轉頭和他一起走出去，兩人都丟了工作。

事實上，在婚禮之前，雖然在他到達加拉加斯之後發生了激烈的政治和新聞抗爭，加西亞·馬爾克斯仍然狂熱地投注在他的文學作品上。門多薩建議他的朋友參加一個由《民族報》發起、米格爾·奧特羅·西爾瓦贊助的短篇故事比賽，他幾乎一鼓作氣地寫下第四個馬孔多故事《周二的午休》。普利尼奧指出，加西亞·馬爾克斯的這篇故事寫於1958年復活節的那一個禮拜（如果他朋友說的是實話，但再一次，很可能早就有普利尼奧沒看過的第一個版本），這個故事來自他從小就記得的事件，先是聽到有人大叫「那小偷的母親來了」，接著見到一名可憐的婦人走過阿拉卡塔卡上校的房子。這個短篇故事所描述的是一個女人和她的女兒坐火車抵達馬孔多，被迫在鎮民敵意的眼光下走過街道，才能拜訪她兒子所埋葬的墓地，他在企圖搶劫時被射殺。這雖然是少數設於阿拉卡塔卡——馬孔多的故事之一，但風格上謹守加西亞·馬爾克斯這段時期新寫實主義的美學特色。他常常說自己認為這是他寫得最好的一篇故事，最引人入勝、「最親密」，可能是因為在他童年的記憶中神奇地融入了自己和母親歸鄉的經驗，1950年在正午的炎熱中走在阿拉卡塔卡的街上。雖然有這些可取之處，但文章並沒有得獎。

在一篇他結婚當天刊登于加拉加斯的文章里，加西亞·馬爾克斯明確而有力地總結哥倫比亞最近的歷史：

因此，對於《格蘭德大媽的葬禮》首先的評論是，故事里幾乎什麼事也沒有發生，一段毫無意義的歌舞；或者，幾乎毫無意義。這篇作品訴說—— 的確，由非常像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自己的敘事者訴說這個故事—— 一位老哥倫比亞女族長「格蘭德大媽」的生與死（關於死多於生）。哥倫比亞所有的政治人物和顯貴，甚至來自國外的貴客如教皇等，都來參加她的葬禮。故事中暗示但並沒有明說的是，格蘭德大媽一生都在蠻荒之地度過，她的財富來自無恥又無情地剝削勞動農民階層，她自己丑陋、粗俗，在每一方面都可笑而荒唐。然而，在她那沒有命名的國度里，似乎沒有人注意到這些明顯的事實。也就是說，加西亞·馬爾克斯創造了一個寓言，其中刻畫了首先由凱坦所建立、仍然封建的半「寡頭政治」中真正的道德狀態；以及統治階層卡恰克人的虛偽，假裝哥倫比亞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土地，唯一令人失望的卻是被這些高人一等的人所欺壓的人民，這些人民可憐、出身低賤。在加西亞·馬爾克斯看來，我們所擁有的是一個由19世紀的政治體制監管的殖民式土地佔有體系。什麼時候，喔，什麼時候，哥倫比亞的20世紀才會來到！因此，他的故事由里到外。以倒轉方式開始描寫這個世界：

羅德里戈出生之後，每當這兩位「父親」從辦公室回家（幾乎總是在深夜），他們會想辦法把嬰兒吵醒和他玩兒；梅塞德斯抗議時（她總是這麼做），加西亞·馬爾克斯會說：「好啦，好啦，別埋怨我們兩個爸爸了。」卡米洛·托雷斯仍然經常拜訪加西亞·巴爾查家，六年後，單純一如往常的托雷斯神父加入國家解放軍游擊隊，卻在第一場戰役中犧牲。他仍然是20世紀拉丁美洲史上最有名的革命神父。

兩名失業的記者回到聖伯納迪諾，接了梅塞德斯去喝一杯，到當地餐廳「巴別拉寒舍」吃飯，一面做事後分析，一面慶祝。後來證明，梅塞德斯不但為人較安靜，而且還有黑色幽默感，他們一邊告訴她發生什麼事，為什麼被炒魷魚，她一邊放聲大笑。這多出來的時間讓加西亞·馬爾克斯得以延長他的蜜月期，繼續寫他的短篇小說，這對新婚夫婦因而有更多時間相處在一起。

當然就靈感而言，這一篇以及其他馬孔多—阿拉卡塔卡的故事寫出作者「奇妙」的童年記憶，許多是懷舊的；而背景設在「鎮上」（蘇克雷）的故事則驅走他痛苦的青春期記憶。然而，不論背景是馬孔多還是「鎮上」，這些故事並不是專註在管理兩個地區的冷血官方——雖然馬孔多的神父永遠沒有「鎮上」的神父冷酷，其他官方也是如此（馬孔多甚至沒有市長）——而是專註在平凡的人們身上，以貼近的觀察、溫暖的顏色描繪他們在嚴苛困境中試著過活，在總是逆境的情況下以最大的勇氣、禮儀、尊嚴、榮譽生活著。如果這聽起來很多愁善感，不可能是「現實的」，那麼，是這個作者的天才使他有辦法說服最多疑的讀者認同他的看法。

佩雷斯·希梅內斯下台才兩個星期，加西亞·馬爾克斯就寫了一篇非常深刻的政論文章。標題為「在此奮鬥過程中教士的參与」，解釋了委內瑞拉教會大致上的角色，特別是某些神父的勇氣，更別提加拉加斯大主教本人，在許多民主政治人物都已經放棄之時，是他促成了獨裁的瓦解。他非常清楚教會對於拉丁美洲政治的持續影響力，許多次都在文章中提到教會的「社會教誨」。這不只是實用主義的想法，也是先見之明，因為同年10月，約翰·保羅二十三世成為新的教皇，後來以「解放神學」廣為人知的第一個徵兆此時在拉丁美洲已經非常顯著。加西亞·馬爾克斯在波哥大時期的大學朋友卡米洛·托雷斯，成為全拉丁美洲以新宗教教義的信條為基礎介入游擊隊戰鬥，而最廣為人知的神父。

一如往常，加西亞·馬爾克斯一點兒也不樂意回到慘淡的波哥大，更甭提哥倫比亞政治帶給他的挫折感。不過，對於波哥大人的背信棄義，如今他有妻子分享他的感受，以及他身為「海岸人」的抗拒。梅塞德斯已經懷孕好幾個月，剪了短髮，常常穿長褲，此舉使波哥大的鄰居非常震驚，特別是對懷孕女性對於古巴高跟鞋的偏好以及她丈夫俗氣的襯衫。普利尼奧·門多薩還是單身漢，幾乎每天都會出現在他們家，賈布忙的時候則由他帶梅塞德斯去電影院。他和他的朋友都有著相同深藍色的雨衣，他們的朋友總是開玩笑，「看起來好像是由同一個母親所打扮的兩個男孩子」。

普利尼奧·門多薩再度被國內頂尖的新聞雜誌《精英》（Elite）邀請。在那裡，加西亞·馬爾克斯遇見了未來最重要的委內瑞拉朋友西蒙·阿貝爾托·康薩爾維，他後來成為共和國的外交部部長。經由拉丁美洲最有影響力的報紙集團之一卡普里列斯集團的所有人米格爾·安赫爾·卡普里列斯，門多薩成功地在同一家機構幫加西亞·馬爾克斯找到另一份工作。因此，6月27日，加西亞·馬爾克斯成為卡普里列斯雜誌中最輕佻的《委內瑞拉影像》（Venezuela Gráfica）總編輯，這本雜誌素以「委內瑞拉色情照片」而廣為人知，尤其是諸多穿著清涼的「名角」。他剛幫《精英》雜誌寫了一篇重要的文章，關於匈牙利前總理納吉的死刑（1958年6月28日），但幫新雜誌則寫得很少。rｅａｄ•９9ｃｓｗ•coｍ

命運的軌跡雖然已經達到寫實主義的盡頭，或是新寫實主義階段，但他如今很熱心地和古巴聯繫；矛盾的是，古巴政權打開許多拉丁美洲作家和知識分子的想象力，卻迅速地支持加西亞·馬爾克斯如今已經無法寫出的社會寫實主義作品。他需要見到其他拉丁美洲作家出版以神話和魔幻為題材的小說使自己安心，才能完成整部屬於自己的小說，其中忽略——或該說是明確地拒絕——社會寫實主義的信條。接下來的幾年間，嚴密的自傳性元素也起了作用。另一次——又一次——的搬家，以及需要撫養的妻小，對於即將來臨的時期有著重大的影響；如今令他從使命分心的元素已不再和從前一樣，因為他已經沒有以前那種奢侈，餓著肚子還能隨時隨地回應靈感的召喚。因此，有一段很長的時間，《格蘭德大媽》看起來只是一個年代的結束（或者甚至有一段時間是他身為作家事業的結束）；只有在更遙遠的未來，才能看出這不可或缺、歷史上的關鍵點，也是他成熟時期的開始。

《時代》雜誌的老闆卡洛斯·拉米雷斯·麥奎格（員工叫他「瘋子」）是個禿頭的瘦子，常會有一陣陣的歇斯底里，至少門多薩是這麼說的。他穿著皺皺的白色熱帶西裝，大半輩子都戴著當時軍事獨裁政權主導的拉丁美洲下正受歡迎的深色鏡片。第一天的早上，他甚至沒有回應加西亞·馬爾克斯的招呼，也許，正如之前在《觀察家報》時的基耶爾莫·卡諾，他無法把眼前這位華而不實、消瘦身材的男人和門多薩口中所描繪的傑出作家、記者聯想在一起，他早已有相當牢固的聲譽，在歐洲的兩年半間又更加的穩固。

加西亞·馬爾克斯休了四天假。飛到巴蘭基亞，住在七十二街和四十七號公路路口的舊阿罕布拉旅館，只帶著一個空行李箱。「加拉加斯的衣服很貴，」他說。後來，梅塞德斯堅持是他「突然出現」在她家，不過他大概事先聯繫過她，而這隻是長期以來有人問到他們的求愛過程和婚姻時，他們慣常攤出的滑稽版本。她告訴我，她總是栩栩如生地記得自己躺在藥店樓上房間里的床上，一個妹妹大叫：「賈布來了！」不過，她不肯說自己是興奮還是只有驚訝。當天晚上，路易斯·安立奎從謝納加坐飛機過來，加上賈布、福恩馬佑爾和巴爾加斯，他們到「洞穴」共度朝聖般的單身漢之夜。

第二天，兩位哥倫比亞人前往「體育場」，目睹被控為戰犯的巴蒂斯塔支持者的受審，他們在那裡待了一天一夜。「真相行動」的目的是向世界展示，革命只審判、處決戰犯，而非所有的「巴蒂斯塔支持者」，像部分美國媒體已經指稱的那樣。加西亞·馬爾克斯和門多薩出席了赫蘇斯·索薩·布朗哥上校的審判，他是巴蒂斯塔軍隊中最臭名昭著的成員之一，被控謀殺沒有武裝的農民。台上有一個像拳擊台的地方，以探照燈照明，被告戴著手銬站著。兩位哥倫比亞人坐在前排，同時，群眾吃著臨時的餐點、喝著啤酒，一面圍觀吃喝著，而索薩·布朗哥臉上帶著輕蔑、譏諷和恐怖的神情，試圖為自己辯護。索薩最後終於被判有罪時，普利尼奧·門多薩手拿麥克風對著這位被定罪的人，讓他可以回應判決，但索薩拒絕回應。加西亞·馬爾克斯後來表示，這個事件改變了他對於《族長的秋天》的想法，他如今設想一場最近被推翻的獨裁者的審判，由屍體旁的獨白陳述。當局問他和門多薩晚上是否有意與其他記者一同去探視被定罪囚犯的牢房，但被他們回絕；第二天早上，索薩·布朗哥的妻子和十二歲的雙胞胎女兒去飯店請求外國媒體簽署陳情書請求特赦，他們全都簽了名。那位母親前一天晚上給女兒吃了葯，讓她們保持清醒，「她們才會永遠記得這個晚上」。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簽名似乎是基於同情這家人，以及畢生反對死刑的態度，而不是出自於關心程序的正義。如同索薩·布朗哥所抗議的，審判的確實像「馬戲團」，但也不算血腥，他的罪行並沒有疑問。許多年後，加西亞·馬爾克斯和門多薩表示，雖然有一些不合規則，但他們相信處刑是公正的。

她隨身帶著一大捆賈布寫給她的信到加拉加斯，總共六百五十頁。幾個星期後，他要求她把這些信銷毀，因為，根據她的回憶：「它們有可能會落入他人手中。」他自己的版本則是，每次他們意見不同的時候，她總是說，「你不可以這麼說，因為你從巴黎寫給我的信說你永遠不會這麼做。」當他確定她不願意銷毀時——根據他們的個性，一定是經過非常謹慎而困難的討論——他建議從她手中買下這批信件，最後他們同意象徵性的一百委內瑞拉銀幣，之後她就這些信件全數銷毀。如果這件事屬實，那麼實在非常有意思（甚至如果不是真的也一樣）。首先最主要的，這顯示他含蓄地保證一輩子都會和她維持婚姻關係，對她而言永遠不會有所謂的「賈布」時期可以回顧，因為他們之間永遠不會有距離存在，因此也永遠不需要藉由看舊信件來懷舊。其次，也許私底下，這些信件是給他自己的，一段他的確曾經拋棄她的時期的紀念品，他和塔奇雅的戀情、和「妞妞」之間的露水姻緣。無疑，他的良心要求銷毀這些證據（可能因為他沒有排除再度和塔奇雅恢復聯繫，他和梅塞德斯結婚前正好是他和塔奇雅認識兩周年）。最後，不論乍看之下有多麼不可能，也有可能是當這個年輕人在飛機上吹噓著未來的功績時，其實他知道自己將來會出名，從一開始就有這樣的直覺，因此應該提前銷毀生命中所有的證據，為未來的學生、評論、傳記作者建立一個現成的形象。不論哪一個才是真相，這個行為都符合加西亞·馬爾克斯心中深植的直覺，不要緊緊抓住過去不放，也不要收集紀念品或定情物——即使是來自他的小說。

兩天後，這對新人前往卡塔赫納拜訪梅塞德斯的婆家。對路易莎而言，自己的兒子離開這麼久，出現的時候已經結婚，這種感覺一定很奇怪。阿方索藉此機會安排去美麗華冰激凌店見女朋友的大哥。第二天早上莉妲上學時，路易莎對她說：「賈布昨天和阿方索談過了，他今天會和你的父親談，所以今天會決定你的事情。」莉妲後來聽說大哥對父親說：「該是你開始把那些商品賣掉的時候了。」阿方索終於可以進到屋子裡。為了表示他是認真的，他說自己準備再等一年，等莉妲讀完高中。而為了表示自己一點兒也不嚴苛古板，加夫列爾·埃利希奧說他不贊成長時間訂婚，這對情侶應該馬上成婚。結果這起婚事在三個月內就完成，莉妲因而高中沒有畢業，反倒生了五個小孩兒，接著在當地的政府機構工作，支撐家計二十五年。阿方索·托瑞斯則漸漸成為卡塔赫納加西亞·馬爾克斯家族中的男人。

對於親朋好友而言，這對新婚夫婦太早離開，他們經由馬拉開波飛往加拉加斯。她幼時朋友後來告訴我，在蘇克雷下午的陽光下，這小女孩兒曾經靠在露台牆邊說：「喔，我想去環遊世界，住在大城市裡，住遍不同的旅館。」如今她出發了。在她過去擁有的人生里，沒有理由相信這樣的夢想會成真。他們在飛機上聊天時，賈布告訴梅塞德斯一些自己的夢想：他會出版一本名為《家》的小說；他會寫另一本關於獨裁者的小說；四十歲的時候他會寫出畢生傑作。她後來仔細回想：「賈布出生的時候眼睛張得開開的……他總是能夠得到自己想要的，就算是我們的婚姻也一樣。我十三歲的時候他就對他的父親說：『我知道自己要和誰結婚。』當時我們只不過剛認識而已。」如今，她嫁給了這個自己幾乎一無所知的男人。

加西亞·馬爾克斯家族裡年紀最小的是伊尤，四十年後，他回憶起賈布閃電般的造訪：「他才剛結婚，和梅塞德斯一起來卡塔赫納度蜜月，或是說再見，或者兩者都有，我不知道。不過，我很清楚地記得他們：兩個都坐在大廳的沙發上，在皮耶·玻帕的大房子里，我在那裡度過青春期。他們不停地說話、抽煙。他們抽得很兇：在大廳、廚房裡、餐桌上，甚至在床上，上面他們有自己的煙灰缸和三包香煙。他很瘦，她也是。他很緊張，有著細細的鬍髭，她長得很像索菲亞·羅蘭。」ｒｅａd•９9ｃsw•cｏｍ

十五頁后的結尾：

他曾經在加拉加斯採訪過卡斯特羅的妹妹艾瑪，《我的哥哥菲德爾》於1958年4月18日刊登在《時代》雜誌，他在該年年中也以持續的熱情注意著古巴的發展。雖然卡斯特羅尚未宣布自己的運動是社會主義運動，但加西亞·馬爾克斯發現在他長久的記者生涯中，他第一次能夠對一位政治人物表現出無限的熱情，對他的革命運動有著明顯的樂觀。他提到卡斯特羅最喜歡的食物是意大利麵，他自己是烹飪此料理的高手，接著註記：「在馬埃斯特拉山，菲德爾仍然在煮意大利麵。『他是個好人，一個簡單的人，』他的妹妹說，『他是個很好的聊天對象，最重要的是，他很會聆聽。』她說他可以聽上好幾個小時，以同樣的興趣聆聽各式的對話。關心身邊同伴的問題，加上堅不可摧的意志，似乎是他人格的核心特質。」四十五年後，加西亞·馬爾克斯會說出幾乎同樣的話——更別說吃著由卡斯特羅在他自己的廚房裡所煮的意大利麵——並不奇怪：菲德爾·卡斯特羅是少數他能夠相信的人物之一。如今，發現卡斯特羅曾經參与「波哥大大暴動」，加西亞·馬爾克斯除了對於這位年輕古巴人史詩般的冒險投以濃厚興趣之外，他們之間的聯繫又多了一層傳記體上的巧合之處。的確，在他和艾瑪·卡斯特羅善意的訪問之後，卡斯特羅「7月26日運動」在加拉加斯的成員開始給加西亞·馬爾克斯提供情報，然後他再提供給他所任職的雜誌。

真的需要下決定的時候，加西亞·馬爾克斯想為古巴工作的慾望，克服了他不願意回到波哥大的心情。雖然委內瑞拉有問題也有躊躇，但政治進展令他印象非常深刻，但古巴則更進一步——其實是好幾步。根據門多薩的版本，加西亞·馬爾克斯和梅塞德斯在5月上旬抵達波哥大時，仍然不清楚到底是為了什麼原因。門多薩把他們從機場接到車上時，賈布才慶祝這個消息：「古巴！太棒了！」擔任記者十二年以來，他第一次有機會做自己想要做的那種工作，沒有審查制度、沒有妥協——至少他是這麼認為。新的拉丁美洲通訊社辦公室位於七號公路——第七街，在十七街和十八街之間的坦帕咖啡座對面——光是這一點就覺得是在革命；而且，其實距離他十五年前第一次到波哥大，要去錫帕基拉之前所住的宿舍頗為接近。在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眼裡，波哥大已經不再是堅不可摧的卡恰克人堡壘。如今，這個城市是1948年4月菲德爾·卡斯特羅學習革命重要一課之處，他和普利尼奧要在此散播革命的種子。他馬上開始工作——有太多需要學習，太多需要即興發揮。沒多久，七號公路的辦公室就成為哥倫比亞左派的聚會之處。其中的員工包括梅塞德斯的弟弟愛德華多，他們參与了拉丁美洲20世紀歷史上最騷亂、熱情、但結果也最悲慘的開始。當時，世界各地的革新主義者都以最熱烈和熱情的注意力鎖定古巴的發展，拉丁美洲的年輕人開始把「古巴實戰經驗」應用在自己的國家，在拉丁美洲各處成立游擊隊運動。門多薩和加西亞·馬爾克斯自己也常常在辦公室附近的街上安排支持古巴的集會。

這是新的加西亞·馬爾克斯，因著結婚的現實、新的責任而改變，此刻坦然地計劃未來。自然地，這不只是夫婿試圖讓妻子印象深刻，他也在創始一個新的年代、新的計劃。即使是他心愛的文學，屬於他自己的領域，都是這新方程式的一部分。他再也不能只是隨隨便便的活著，左手進右手出，一切都必須經過計劃、組織——包括寫作在內。

這使人聯想到卡爾·馬克思本人的語調和修辭。這位敘事者的聲音和觀點只差一點點兒就是完全的諷刺，近乎斯威夫特或伏爾泰式的諷刺，如此地有力，他可以反述的方式鋪陳自己的理念，也很肯定讀者能了解他的意思。

這是他第一次造訪哥倫比亞以外的拉丁美洲國家。加拉加斯是一座人口大約一百五十萬的集合城市，坐在門多薩白色MG敞篷跑車進入市中心時，加西亞·馬爾克斯問他和索蕾妲市中心在哪裡？當時的加拉加斯已經是個以不規則狀擴張、漫無條理、汽車當道的城市，在綠色山丘及阿維拉山紅紫色的山脊前閃閃發亮，有如熱帶地區的北美城市一般。當時的委內瑞拉處於無情的軍人政權掌握之下，這也不是第一次。的確，偉大解放者西蒙·玻利瓦爾的家鄉幾乎沒有議會民主的傳統或經驗。魁梧的馬可·佩雷斯·希梅內斯將軍專政統治已達六年之久，不過在他統治期間，來自石油工業的工業潮帶來一連串建築和公路的興建風潮，是其他拉丁美洲國家所尚未體驗過的。

8月24日，梅塞德斯生下他們的長子羅德里戈·加西亞·巴爾查。這不幸的嬰兒生為卡恰克人，但他的受洗卻使他註定有個光明的未來。不出所料，他的教父是普利尼奧·門多薩，教母是赫爾曼·巴爾加斯的妻子蘇珊娜·莉娜瑞斯，如今住在波哥大，但嬰兒由卡米洛·托雷斯神父施洗，後者是加西亞·馬爾克斯1947年在國家大學時同為法律系學生的激進派神父。托雷斯於1947年年底離開大學，他不幸的女友選擇了僻靜的修道院，他則於1955年成為神父，接著在天主教魯漢大學研讀社會學，和其他大學舊友正好同時都在歐洲，如加西亞·馬爾克斯、普利尼奧·門多薩、路易斯·維亞爾·博爾達。回到哥倫比亞之後，他回到國家大學教授社會學，他們全體首度重逢。等到1959年這群人再度碰面的時候，托雷斯神父在波哥大的邊緣社區非常活躍，越來越疏離傳統的教會體系。毫無疑問，加西亞·馬爾克斯希望托雷斯擔任施洗儀式的主祭神父是因為感情因素——但他也是他和梅塞德斯唯一認識的神父。起初，托雷斯拒絕普利尼奧·門多薩擔任教父，不只因為他並不是信徒，更由於眾所皆知他並不虔誠。嬰兒受洗時，托雷斯吟誦著：「相信聖靈現在降臨于這嬰孩身上的人應該跪下。」在場的四位都站立不動。

加西亞·馬爾克斯於1957年所寫，關於訪問東歐共產主義國家的文章於1959年7月27日至9月28日間刊登于《彩印》雜誌，系列標題是《鐵幕下的九十天》。也許重要的是他沒有重複匈牙利的文章，這也許是因為加西亞·馬爾克斯給予卡達如此好的評語之後，他卻處決了納吉。因此，他針對這個議題另外寫了文章——雖然這篇文章並未令他的讀者想到他和卡達之間的交情，而且可以注意到，他怪罪的是赫魯曉夫，而不是匈牙利人：「即使是我們這些原則上相信赫魯曉夫在社會主義歷史上扮演決定性角色的人，也必須認清這位蘇維埃總理已經開始令人起疑地看似斯大林。」有趣的是，加西亞·馬爾克斯最強調的一點是處決納吉是「愚蠢的政治行為」；面對也許原則上該受譴責的極權政策時，他不是最後一次採取如此實際的立場。寫下這篇文章的人此時明確地相信在特殊的情境下有「對」與「錯」，冷血地把政治置於道德之上，最後會義無反顧地支持如菲德爾·卡斯特羅般「無可取代」的領袖，這一點，也許我們不該覺得意外。諷刺的是，比起他兩年前離開巴黎前往倫敦之前寫的稿子，東歐這一系列文章在1959年時反而比較具有實質意義，因為接下來的二十五年間，由於拉丁美洲激烈的左傾，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和民主制度將一再地引起辯論，甚至有人為它不惜殺人。

雖然有以上如火如荼的活動，但哥倫比亞一如往常地證明它置身於大陸規則之外。在革新主義人士的眼中，哥倫比亞的發展並不如古巴或委內瑞拉一樣有希望。哥倫比亞教會譴責羅哈斯·皮尼利亞的政權之後，羅哈斯·皮尼利亞在1957年3月開始動搖，自由黨領袖阿貝爾托·耶拉斯·卡馬爾哥領導的公民運動號召全面罷工。獨裁者於5月10日辭職，屬意由加夫列爾·巴利斯·高爾迪尤將軍所領導的五人執政團接手，勉強答應恢復民主。7月20日，在西班牙東部地中海岸的濱海休閑地希切斯，耶拉斯和流亡的保守黨領袖勞雷亞諾·戈麥斯策劃「國家陣線」，未來保守黨和自由黨將以雙頭政府組織輪替，以避免政治混亂——其實指的就是左傾——以及恢復軍事統治的危險。執政團於10月宣布全民公投，1957年12月1日，公民投票通過這個計劃。一輪詭異初選似的投票決定自由黨和保守黨最受歡迎的參選人之後，耶拉斯在1958年的選舉中同額競選，加西亞·馬爾克斯和梅塞德斯·巴爾查在3月的婚禮之後回到委內瑞拉，自由黨領袖很快地在1958年8月以哥倫比亞下一個「民選」總統的姿態接受歡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