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硬撐著。1964年年底，他重寫了第一個原著劇本《牛仔》，原本由何塞·路易斯·岡薩雷斯·雷翁所拍攝，如今由二十二歲的奧圖羅·利普斯坦執導，重新命名為「大限難逃」（Tiempo de morir）。如同加西亞·馬爾克斯的許多作品，這部作品的源頭來自一個影像、一個記憶，來自一樁過去經歷過的事件。他曾經回到哥倫比亞的公寓找到以前的門房，曾經是殺手的他在織著毛線。在劇本里，一名男子因為被挑釁進而殺人，坐了十八年的牢，雖然死者的兒子發誓要殺了他，他仍然回到家鄉，他也開始織毛線。小兒子改變心意，但其他兒子不斷挑釁老人——歷史重演——直到最後，帶有諷刺意味的是，主角開槍殺了大兒子，而小兒子在主角沒有抵抗的情形下把他殺死了。這顯然是重寫他外公在巴蘭卡斯的經歷，他當時也是被一名年輕男子挑釁，只不過，尼古拉斯·馬爾克斯開槍殺了他的對手，他只入獄一年而不是十八年。

在剛剛中斷的經典版本里，加西亞·馬爾克斯一聽到腦袋裡的那一個句子馬上回頭，斷然取消這趟家族旅行，開車回墨西哥城，一到家馬上開始寫小說。其他的版本說他不斷地重複這個句子，一面開車一面思索著它的含義，一到阿卡波可之後就寫下許多筆記，回到首都的家裡之後就開始正式寫這本小說。這當然是許多不同版本中最具說服力的一個，然而，在所有假期被打斷的版本里，兩個男孩和長久受苦、不知道自己還要受苦多久的梅塞德斯，必須吞下他們的失望，等待另一個旅程開啟——漫長的等待。

這位把他包括在十大重要作家名單上的哈爾斯來訪，對加西亞·馬爾克斯想必是一大鼓勵。加西亞·馬爾克斯雖然一開始就稱哥倫比亞文學是「傷兵名單」，但在當時這首次嚴肅的重要採訪里，加西亞·馬爾克斯尚未發展出後來所擁有的輕浮名人態度，這次採訪因而至今仍保有最非比尋常的洞察力。這是加西亞·馬爾克斯第一次接受公開採訪，對於他的自我審視和自我分析應該有很大的影響。哈爾斯如此形容他：

他尚未清楚看到的是，令人意外的，一位拉丁美洲小說家于歷史的此刻通往偉大之路是藉由拉丁美洲本身，藉由洲際的視野與觀點。此時的他仍然只是個哥倫比亞人。諷刺的是，國家政治意識發展程度比他低的他國作家卻已經跨出他尚未準備好的一大步：阿根廷的胡里奧·科塔薩爾、秘魯的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以及最重要的，墨西哥的卡洛斯·富恩特斯，這些作家察覺到自己身為拉丁美洲人的意識，當時正撰寫喬伊斯式《尤利西斯》風格的書，正是關於他們自己意識的改變，如何再次征服拉丁美洲，如同來自殖民國家較早的作家詹姆斯·喬伊斯曾經寫過，他自己四十年前征服歐洲的故事（記得史蒂芬·戴德拉斯的抱負：「打造……我的族群尚未存在的意識。」）。如今，加西亞·馬爾克斯必須對他所執迷的對象賦予新的定義—— 他的外公、他的母親、他的父親、哥倫比亞——以拉丁美洲的觀點看待他們。其他拉丁美洲作家阿斯圖裡亞斯、卡彭鐵爾、阿杜羅·烏斯拉爾·皮耶德里都在二十齣頭時就已經有了身為拉丁美洲人的認同，加西亞·馬爾克斯到三十八歲才有此覺悟，要不是有「文學爆炸」，特別是「文學爆炸」最偉大的創作家、宣傳者、墨西哥的卡洛斯·富恩特斯，也許根本沒有此察覺。對加西亞·馬爾克斯而言，幸運的是，他很快就認識了富恩特斯，而這次的相遇對他的人生也是非常重要。

他也表示海明威的死亡似乎標記「新的年代」。他渾然不知，這是他自己目前為止在文學創作上最歉收的時期，因為一種風格的寫作結束了，卻沒有很快或自動地引致另一種寫作風格的開始。更有甚之，除了一個人之外，他或其他人怎麼也不會想到，這一篇文章也是他這位天生的記者接下來的十三年間最後一篇嚴肅、重要的作品。

加西亞·馬爾克斯和富恩特斯開始與洛卜多·賈瓦爾登一起投入《黃金鬥雞》的劇本工作。加西亞·馬爾克斯後來聲稱自己和富恩特斯花了漫長的五個月和導演爭論劇本內容，卻毫無進展。最後，電影在1964年6月17日和7月24日之間拍攝，內景地點是著名的丘魯布斯科片廠，外景則選在克雷塔羅，由明星伊格納希歐·洛佩斯·塔爾索和露恰·薇雅主演。這部90分鐘的電影在1964年12月18日首映時，無論在票房收入和評論上都徹底失敗。魯爾福的作品是充滿儀式、含蓄的神話，充滿想象空間與暗示性，但一點兒也不明確，沒有什麼比這更難改編登上大銀幕的了。

前兩個月里，幾乎什麼都不順利。雖然有穆蒂斯和維森的努力，加西亞·馬爾克斯還是找不到工作，他和梅塞德斯長期都在布卡瑞利街的內政部排隊以取得合法的居留文件。加西亞·馬爾克斯並不完全確定自己想要什麼樣的工作——電影業似乎是他比較想去的地方。他開始變得焦慮、沮喪。拉丁美洲通訊社似乎決心不支付給他積欠的薪水。他繼續等待；在一封給普利尼奧·門多薩的信中，他開玩笑地表示如果情況繼續這樣下去的話，唯一合理的發展就是再寫《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可是，這個故事早已經完成了。門多薩接到消息，說梅塞德斯如今懷了「阿蕾罕德菈」——加西亞·馬爾克斯堅持會是個女孩，已經取好名字——預產期在明年4月。不過，這個孩子其實並不是「我一輩子夢想卻從未擁有的女兒」，因為是個男孩，而且是他們的最後一個孩子。

在這些突如其來的遠方訪客以及他們的好消息之後，由於離家到帕茲跨羅拍攝了很長的一段時間，加西亞·馬爾克斯決定在接下來的周末裡帶著一家人到阿卡波可度一個短暫的假期。往阿卡波可的路是墨西哥最曲折、最具考驗性的道路，可怕的彎道蜿蜒曲折。加西亞·馬爾克斯一直很喜歡開車，很樂意開著嬌小的白色歐寶汽車蜿蜒在墨西哥不斷變換的景緻中。他常常說，開車這種技術立刻就自然上手，卻需要專註力，可以取代他思考小說過剩的專註力。不過，那一天他還沒有開多遠，「不知從何而來」，小說的第一個句子出現在他的腦海中。在這個句子之後，雖然看不見但很明白的是整部小說，彷彿從天庭直接聆聽書寫——下載——而來。強而有力、如魔法般無可抗拒。這個句子的秘密配方是其觀點，最重要的，它的語調：「許多年後，當他面對行刑隊……」加西亞·馬爾克斯彷彿受到催眠一般，把車停在路邊，轉頭，往墨西哥城的方向開去。然後……

1962年拖拖拉拉的。古巴導彈危機發生又結束，受到震撼、不安的世界總算幸免於難。但在加西亞·馬爾克斯無止境的隧道里仍然看不見盡頭的亮光。然後，哈利路亞！ 1963年4月，他終於從《家庭》和《社會事件》 中逃離，如同他寫給普利尼奧·門多薩信里的歡欣鼓舞，終於成為一位「職業作家」，他的意思是「劇作家」，但這是個透露真情的同義詞。和梅塞德斯討論過自己的境遇之後，他冒險孤注一擲，在復活節假期中主動在五天內寫了一個劇本，一部稱為「牛仔」（Er Charro）的電影。加西亞·馬爾克斯撰寫這劇本時以墨西哥演員佩德羅·阿爾門達利茲為假想的主人公，阿拉特利斯特聽說這個計劃時，希望把這個企劃介紹給一位最地道的墨西哥導演艾米里歐·費南德茲，請他執導這部電影。但加西亞·馬爾克斯已經答應把劇本交給年輕導演何塞·路易斯·岡薩雷斯·雷翁，交換條件是對電影劇本有完全的控制權。他深信加西亞·馬爾克斯不會違背對其他導演的承諾，但阿拉特利斯特卻突然改變了先前的立場，願意支付加西亞·馬爾克斯與雜誌編輯同樣的薪水，讓他在家一年再寫兩本自選的電影劇本。加西亞·馬爾克斯很高興自己的賭注得到回報。

雖然兩人都堅持繼續這個類型，特別是加西亞·馬爾克斯——他說這是「釋放我的鬼魅的安全閥」——對於電影工作，兩人都沒法完全適應。不過，也不難看出他們為什麼堅持下去：當時的文學界無錢可賺，至少看起來是如此；而電影可以htｔpｓ://reａｄ•９９ｃｓw.com直接對廣大的拉丁美洲群眾意識做出訴求。況且，在20世紀60年代墨西哥這般相對壓抑的社會裡，電影對性別和裸|露提供嶄新的觀點，使用美麗的女演員、年輕外向的前衛導演，以鮮少而特許的管道一窺光鮮與文化的未來。不幸的是，20世紀60年代也鼓勵熱烈而空洞的無稽之談，尤其是在墨西哥。當時，熟知潮流、跟上流行、「搞清楚狀況」，或者更好的，讓「時尚」也成為必要，就連加西亞·馬爾克斯和富恩特斯都發現自己受到這些文化標記及其公關機器的誘惑。

諷刺的是，由於這段多少不尋常的插曲所得到的經驗，有助加西亞·馬爾克斯日後準備好面對未來的名人地位——了解名聲、思考自我表達、製造個人品牌形象，以及如何經營。更諷刺的是，早期在廣告業和公關的訓練讓他在接下來的數十年間得以公開維持政治上的自我矛盾，卻從來沒有遭受懷著敵意的美國評論界的嚴厲批評，因為他找到了竅門。只要加西亞·馬爾克斯得到靈感，他的經理，一位改過自新的酒鬼，就會舉起右手，彷彿職業拳擊手一般在空氣中揮拳。他在家裡也有幫手，梅塞德斯總是想出好記的商品用語，「不能沒有舒潔面紙」是其中之一，他也把她許多脫口而出的評語變成獲利的廣告詞語。

不過這些都不夠。他贏得一座文學獎，但已經不是個作家了。他繼續煩惱，發現自己還是渴望在電影圈工作。雖然滿懷希望，而且以獻身工作為策略，希望誘使阿拉特利斯特助他轉到電影圈，但什麼也沒有發生。的確，他越是大幅翻修、改善這兩份低俗的雜誌，幫阿拉特利斯特賺越多錢，阿拉特利斯特越不可能把他調去做其他工作。

1961年9月26日，阿拉特利斯特安排他們在統領飯店的酒吧碰面，剛好是他抵達墨西哥滿三個月的那一天。加西亞·馬爾克斯回憶他因自己的一隻鞋底翻開了，所以提早到場，而且等阿拉特利斯特離開之後，自己才啪嗒啪嗒地離開。阿拉特利斯特製作了一些路易斯·布紐爾最好的電影，與希爾薇雅·畢納爾結縭，她是當時墨西哥最具魅力的演員，也是布紐爾三部電影的女主角。加西亞·馬爾克斯顯然希望自己能通過阿拉特利斯特的關係，直接進入電影圈。然而，阿拉特利斯特最近才買了幾本大眾出版品，包括女性雜誌《家庭》（The Family）以及《社會事件》（Stories for Everyone），一份非常墨西哥風格的犯罪與醜聞印刷品。阿拉特利斯特打算提供給這位不再幻想的懇求者的，就是編輯這幾份雜誌的工作，雖然他自己對此也持懷疑態度。但穆蒂斯犯了一個錯，為了推薦加西亞·馬爾克斯，他給阿拉特利斯特看了一些對方以前的新聞作品，阿拉特利斯特很驚疑：「這傢伙太厲害了！」他低聲吼著。不過，穆蒂斯向他保證這位朋友只要一著手，什麼都可以做得很好。猶豫了一陣子之後，加西亞·馬爾克斯接了這兩份工作，回家后問羅德里戈全世界最想要的是什麼。「一個球。」他的父親出門找到最大的球，買回家來。

這封信非常具有啟發性，如今的加西亞·馬爾克斯已經離開拉丁美洲通訊社兩年，隨著派系人士企圖控制而幻想破滅，但他仍然把自己的政治信念和夢想投資在古巴的未來上，他對古巴領袖有信心，有著無限的推崇。此處我們看到對卡斯特羅兩種不同的看法相合：首先，這種談話的方式顯示，如同當時許多的社會主義分子一樣，加西亞·馬爾克斯覺得他認識私下的菲德爾，幾乎像個朋友或兄長，就如同我們認為自己認識某人，但其實仍置身事外；其次，更不尋常的是，這位小說家感受到自己對這位古巴領袖有內觀看法，彷彿卡斯特羅是他其中一本書里的角色，行動言語或多或少實現加西亞·馬爾克斯的願望。不過古巴暫時對他關上大門，電影也是；而他唯一能夠控制的文學似乎也是如此，他開始失去希望了。

1961年6月26日，星期一，載著加西亞·巴爾查一家到墨西哥的火車慢慢停靠在美景車站。「我們在一個紫紅色的夜晚抵達，身上只有二十美元，沒有未來。」加西亞·馬爾克斯後來如此回憶。在月台上迎接他們的是阿爾瓦羅·穆蒂斯，他以1954年在波哥大歡迎賈布時一般開懷、邪惡的笑容歡迎他們來到墨西哥。穆蒂斯帶著這累壞的一家人到美利達街的邦南帕克公寓旅館，就位於新興流行的「粉紅區」附近，距離市中心只有幾條街，在阿茲特克戰士瓜特莫克的凝視下，兩條活躍的動脈「改革步道」和「起義大道」交錯之處。不管米飯煮得好壞與否，梅塞德斯已經開始腸胃不舒服，大部分初次來到墨西哥首都的旅人都會碰到這樣的情形，而初來乍到的日子總因此或其他原因而非常難以適應。加西亞·馬爾克斯回憶，他們當時在墨西哥城只有四個朋友：穆蒂斯、哥倫比亞雕塑家羅德里戈·阿雷納斯·貝當古、在紐約認識的墨西哥作家胡安·加西亞·龐瑟，以及在此之前幫他代收信件的加泰羅尼亞電影製片人、書商路易斯·維森。

派對結束之後，後來證明兩位來客的拜訪對加西亞·馬爾克斯回到文學以及生活上的徹底改變有著重大的影響。6月，利普斯坦正在帕茲跨羅和米喬肯拍攝《大限難逃》，一位年輕的智利裔美國人路易斯·哈爾斯拜訪加西亞·馬爾克斯，他們1961年曾在紐約聯合國大樓短暫地碰過面，哈爾斯現在正在準備一本書，對過去兩個世代拉丁美洲重要的小說家進行評論性質的採訪，以回應後來稱為「文學爆炸」的風靡現象。他原本計劃採訪九位作家，包括經過嚴格挑選但仍眾口一致的選擇：來自上一個世代的米格爾·安赫爾·阿斯圖裡亞斯、豪爾斯·路易斯·博爾赫斯、阿萊霍·卡彭鐵爾、裘安·吉馬連斯·羅薩、胡安·卡洛斯·歐內堤，以及胡安·魯爾福；和來自「文學爆炸」世代的胡里奧·科塔薩爾、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以及卡洛斯·富恩特斯。不過，加西亞·馬爾克斯是其中獨特的例外，可想而知，當然是由富恩特斯所推薦。

1965年，瑪雅考古遺迹奇琴伊察有一場盛大的知識分子座談會。卡洛斯·富恩特斯、何塞·路易斯·庫耶維斯以及威廉·史泰龍都有出席，這是一場真正喧鬧的聚會，原本廣為宣傳的知識似乎被各式各樣的喧鬧搶盡風頭。當然，當時沒有人想到要邀請在國際上尚未出名的加西亞·馬爾克斯，而加西亞·馬爾克斯也沒有想到要出現在這樣的場合。不過，這些參与的人經由墨西哥城前往各自的目的地時，富恩特斯在他家安排了一場盛大的、如今已成為傳奇的派對。加西亞·馬爾克斯前往做客，遇見了智利小說家何塞·多諾索，他推崇《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並記得加西亞·馬爾克斯是個「喪氣、憂鬱的人，飽受寫作瓶頸的折磨，如同埃內斯托·薩巴托、胡安·魯爾福……威廉·史泰龍遇見永恆的瓶頸一般的傳奇」。九-九-藏-書

哥倫比亞學院代表埃索決定得獎名單，加西亞·馬爾克斯的手稿被判定獲獎，他被要求提供標題，他把「這個狗不拉屎的小鎮」丟在一邊，想出了「惡時辰」。不過根據透露，哥倫比亞學院的院長斐利克斯·雷斯特雷波神父不但守護西班牙文，也守護教徒的道德，對於文稿中含有「避孕藥」、「自|慰」這樣的字眼感到不安。雷斯特雷波神父要求哥倫比亞駐墨西哥大使卡洛斯·阿朗哥·維雷茲帶一封信給加西亞·馬爾克斯，謹慎而巧妙地和他討論，並要求他刪去這兩個字眼。如同所羅門王一般（雖然三千美元的獎金已經全部在他的口袋裡），加西亞·馬爾克斯決定允許大使可刪除一個詞，他選擇了「自|慰」。

兩人有這麼多共同的興趣和才能，很快發展出親密以及互利的關係。當然，加西亞·馬爾克斯所得到的益處是無限的。富恩特斯不只在事業發展上領先他許多年，而且是居於母國的墨西哥人，在先前的十年間，他和世界上諸多領域許多重要的知識分子之間發展出非凡的人際關係，這也是加西亞·馬爾克斯所渴望加入的。富恩特斯可以帶他進入許多其他拉丁美洲作家幾乎不得其門而入之處，他在知識上的慷慨也無人能及。除此之外，富恩特斯的拉丁美洲意識比加西亞·馬爾克斯還要成熟，因此得以帶領和培養這位仍然生澀、不穩定的哥倫比亞人，在廣闊的拉丁美洲文學戲劇界里擔任要角；比起其他人，富恩特斯可以預見這樣的角色，也比其他人更深切地投入。

如今，在最具影響力以及最風起雲湧的時刻之一，加西亞·馬爾克斯完全融入了墨西哥的文化環境之中。墨西哥的「粉紅區」相當於時髦倫敦的卡納比街和國王路，於1964年真正開始繁榮起來。新近成立的左翼出版公司「年代」（Era）於1963年9月剛買下了第二版的《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雖然只印了一千本，但加西亞·馬爾克斯仍然喜出望外。他開始進入名人社交圈，穿梭于身著黑色皮夾克、戴著深色眼鏡框的墨西哥城時髦作家、畫家、電影明星、歌手以及記者之中。這對夫妻如今既順遂又穿著得宜，羅德里戈和貢薩羅上的是私立的英語學校，先是威廉學院幼兒園，接著是聖安赫爾的伊麗莎白女王學院。這家人擁有一輛車子，開始物色更大的房子。

不幸的是，沒想到阿拉特利斯特在夏天就把錢用完了，要求加西亞·馬爾克斯和他解約，並答應繼續提供他簽證所需要的身份。既然加西亞·馬爾克斯在電影製片間有過挑起競爭的成功經驗，他也聯繫了阿爾瓦羅·穆蒂斯的另一位朋友製片馬奴耶·巴爾巴恰諾，他表示只要是以特約的方式，非常樂意接受。巴爾巴恰諾最著迷的作品之一是胡安·魯爾福的小說，他計劃把《黃金鬥雞》（The Golden Cock）的故事搬上銀幕。這個故事描述一名窮人救了一隻垂死的鬥雞，才發現自己救的是一隻冠軍鬥雞，書中角色立志追求財富以及當地的美女—— 一位富人的情婦，最後，書中人物失去了他們所奮力追求的一切。在許多方面，這是《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的世界，穆蒂斯推薦他非常興奮的朋友是這個工作的不二人選。這是加西亞·馬爾克斯最好的機會，洛卜多·賈瓦爾登是國內最有名、政治地位最穩當的導演，而攝影導演加夫列爾·費格羅阿可能是全拉丁美洲最卓越的攝影師。加西亞·馬爾克斯終於在1963年11月的一場婚禮上見到了故事作者——受酗酒之苦的胡安·魯爾福，這也是李·哈維·奧斯瓦爾德被控刺殺肯尼迪總統不久之後死去的那一天。在作者當時不佳的狀況和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焦慮和憂鬱所允許的程度之內，他們儘可能地熟稔起來。

即使如此，在許多方面，這個終極幻滅的新年代開始之時，幾乎也是加西亞·馬爾克斯在電影界最具歷史性的時刻，1964年10月下旬，朋友中許多墨西哥的著名人物參与拍攝他的故事《咱們鎮上沒有小偷》。這個故事描述某鎮上一個遊手好閒的人決定在當地的撞球間賣象牙撞球賺錢，結果卻為自己、他長久受苦的妻子以及他們的新生兒帶來災難。電影在墨西哥城和庫奧特拉拍攝，加西亞·馬爾克斯自己也參与剪輯，並扮演村外電影院的收票員；他在這樣的情形下總是覺得難為情，因此表演上格外受到拘束。路易斯·布紐爾扮演神父的角色，胡安·魯爾福、阿貝爾·奎薩達、卡洛斯·蒙希維斯飾演玩兒骨牌的人，路易斯·維森飾演撞球間老闆，何塞·路易斯·庫耶瓦斯和艾米里歐·加西亞·里耶拉飾演打撞球的人，馬莉亞·路易莎·門多薩飾演餐館歌手，畫家麗歐諾拉·卡林頓則飾演穿著喪服上教堂的人；主演的是胡立安·帕斯托、羅希歐·薩卡翁以及葛拉謝拉·安立奎茲。《咱們鎮上沒有小偷》長九十分鐘，於1965年9月9日首映，顯然是那個年代較優秀的電影之一。

然而，光是富恩特斯就足以讓任何人的自卑情緒愈發強烈。他的成長背景優裕，自己也善加利用，英文和法文流利，有著典型墨西哥男高音強而有力但緩和的聲調。他英俊、瀟洒又充滿活力，迷人至極。1957年，他娶了有名的女演員莉妲·馬塞多；命運多舛的好萊塢明星珍·茜寶在墨西哥的杜蘭戈拍攝《硬漢卡拉漢》時，也與其有過一段情史。1958年，他出版了公認為宣告了即將來臨的拉丁美洲小說潮的作品《最明凈的地區》。如同加西亞·馬爾克斯一般，富恩特斯也在革命后馬上前往古巴，但在政治上立場總是很獨立；他最後居然以不太可能的本領同時被共產古巴、法西斯西班牙和自由美國列入黑名單。1962年，他又出版兩本傑出的書，哥特短篇小說《奧拉》（Aura）以及《阿特米奧·克魯斯之死》（The Death of Artemio Cruz）——20世紀最偉大的墨西哥小說之一，也許是關於墨西哥革命的小說中最偉大的作品；他在哈瓦那完成這部作品，在那裡，他以古巴新的角度觀察自己國家凋落的革命過程。無疑，當時三十五歲的卡洛斯·富恩特斯是墨西哥最重要的年輕作家，也是國際上的新星。

如今，賈布和梅塞德斯有機會搬到適合他們的新家，他告訴普利尼奧「是棟好房子，有院子、書房、客房、電話，滿足了所有布爾喬亞生活所需要的舒適感，坐落在一個非常傳統而安靜的區域，滿是有名的寡頭政治支持者」。這點有些誇張，的確，這房子距離這個地區很近，但中間隔了一條大馬路，不過無疑仍是一座令人愉快、安靜、舒服的房子。他終於有了自己的書房，「滿是紙張的洞穴」。房子里只有零星的傢具，但比這家人之前住過的地方都還要寬敞，雖然身無長物，但總是充滿音樂，尤其是巴托爾克以及披頭士的音樂。

阿爾瓦羅·穆蒂斯來到墨西哥時，是此地被稱為「最透明的地區」的最後那幾年；如今，透明的天空開始塗抹上20世紀末污染的灰色條紋。其實，墨西哥一點兒也不是穆蒂斯會喜歡上的那種國家。然而，他從雷昆貝利監獄被釋放出來之後，以迷人魅力進入上流社會的能力，正是他能驚人地重返社會所非常需要的，如今這也同樣帶領加西亞·巴爾查夫婦毫不費力地進入一個如同多刺仙人掌果實一般難以進入的社會，亦非常的寶貴。有了穆蒂斯的幫助，這對新來乍到的夫婦在靠近市中心的瑞南街找到一間公寓，這不是他們第一次直接睡在地板的床墊上。他們有一張餐桌、兩張椅子，桌子用來吃飯和工作。一開始，如同在加拉加斯，接著在波哥大、紐約時，梅塞德斯必須帶著幼小的孩子住在旅館的一個房間里；如今他們又沒有錢了，又回到最基本的生活條件。加西亞·馬爾克斯給普利尼奧·門多薩的信中寫道：「三年婚姻里的第三次，我們進駐一間空蕩蕩的公寓。和往常一樣，光線很好、玻璃窗很多，但幾乎沒有地方可以坐下來。」

有趣的是，對於那位世紀最偉大的拉丁美洲小說家之一，加西亞·馬爾克斯顯然一無所知。1961年他三十四歲，但此時的他對於拉丁美洲這個大陸或其文學都所知甚少。此時，以「文學爆炸」聞名的拉丁美洲小說及新浪潮已經開始——然而在如此風潮的後期，他仍然不認識任何一位即將成為同儕、同事、朋友、對手的作家，也不清楚他們作為主要先鋒的諸多作品：巴西的馬里奧·安德拉德、古巴的阿萊霍·卡彭鐵爾、瓜地馬拉的米格爾·安赫爾·阿斯圖裡亞斯、墨西哥的魯爾福，或秘魯的何塞·馬利亞·阿爾格達斯。他真正熟悉的只有阿根廷的博爾赫斯。博爾赫斯雖然已經是最具影響力的作家，但許多方面看來卻是最不「拉丁美洲」的。在這方面，在歐洲居住的那段時間並沒有使他如同20世紀20年代的許多作家一般斷然地「拉丁美洲化」；事實上，他在巴黎的朋友幾乎都是哥倫比亞人。我們可以說，他把其他的拉丁美洲人視為遠親而非兄弟。（這是非常哥倫比亞式的觀點：這充滿傑出人士的國家幾乎從來沒有在拉丁美洲運用過自己在文化上的分量。）「拉丁美洲化」這決定性的過程在墨西哥完成；幸運的是，對他而言這位老師再適合不過。20世紀20年代，拉丁美洲20世紀「身份認同之追尋」的過程大多由墨西哥所發起，於40年代注入了許多受過高等教育的西班牙難民，如今正處於另一次偉大文化運動的開端。

巴爾巴恰諾並沒有提供給他如阿拉特利斯特一般的安全感，還有賬單要付的加西亞·馬爾克斯因而於9月打電話給廣告經銷商華特·湯普森，並馬上被錄用。這份工作雖然和他理想中的工作差很多，但他的脾氣比較適合廣告業，比跑步機般的雜誌編輯工作擁有更多的自由。在這個新的工作環境里，至少他比較能做自己一向拿手的有效率、負責任的工作，同時仍然有辦法保留精力，並找到時間從事他真正有興趣的創作。1963年的下半年、1964年一整年，以及1965年大部分的時間，他註定要同時做特約電影工作以及廣告代理商—— 一開始是華特·湯普森，接著是史丹頓·普利查德——伍德公司，另一家全球巨人麥肯世界集團的一部分。華特·湯普森和麥肯世界集團是世界前三名的廣告公司，因此，加西亞·九_九_藏_書馬爾克斯一度發現自己效力的對象是美國壟斷資本主義龍頭的麥迪遜大道分公司，他認為不怎麼光彩。穆蒂斯在此和其他方面，早已超越他，因他在墨西哥的早期從史丹頓一成立時就已經為其效力。

也許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像加西亞·馬爾克斯這樣曾經數年間與共產黨如此接近的人，如今必須等這麼久才把「帝國主義」這個診斷應用到自己國家的病症上。我們因而必須判定，他於1955年到1957年間在東歐所見證、確實存在的社會主義，以及他曾經灌輸給「長頸鹿」專欄的那些美國文化，與造就今日的他而貢獻良多的美國作家，要在這兩者之間選擇並不容易，大多數上一代的拉丁美洲作家會毫不猶豫地選擇攻擊受到嫌惡的「美國佬」。有別於後來惡意批評他的人所嘲弄的，他從來不是個急於評斷或把複雜問題簡單化的人（除了有時候他喜歡給布爾喬亞媒體挑釁的印象）；在知識分子的省思上，他總是以最耗費精力的方式慢慢地思考，從來不求輕易脫身。他最典型的作品中說不明白的可讀性總是得來不易。

首次公開出現於鎂光燈之下的幾個星期後，出現了一次重要的公務探訪。1962年起，巴塞羅那的出版人卡門·巴爾塞斯開始擔任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經紀人，主要是有前提地幫他與出版社協商翻譯，然而目前為止，他的小說連原文出版都有困難。前往紐約之後，巴爾塞斯於7月5日星期一抵達墨西哥，她在紐約和「哈波與羅」出版社的羅傑·克萊恩協商一紙合約，以四本長篇一千美元的代價出版加西亞·馬爾克斯作品的英文版。她是個有野心的國際出版人，而他是位有前途的年輕作家，拚命想成功。她向旗下的新作家自我介紹，解釋合約內容，等著他的反應。「這合約一文不值。」他如此回答。興高采烈的巴爾塞斯有著圓潤的體態和面孔，她與其先生路易斯·帕羅馬瑞斯本來就對這個哥倫比亞人那股令人好奇、混雜著羞怯、冷淡、傲慢的個性感到不安。他們一定非常的錯愕，這個幾乎沒人聽說過的作家居然如此高估自己的價值，這可不是什麼好的開始：「我覺得他非常不討人喜歡，脾氣壞，不過，關於他的合約他說對了。」幸運的是，加西亞·馬爾克斯和梅塞德斯很快地振奮起來，拿出三天有詳細解說的旅遊行程以及派對，於1965年7月7日到達高潮，簽下第二份戲謔的合約，如同上校在他的故事里一般，並由路易斯·維森在場見證，他授權巴爾塞斯在接下來的一百五十年間代表他本人處理大西洋兩岸所有的語言版本。如今，他自己的短篇故事開始編織魔法；他找到了現實生活中自己的「格蘭德大媽」，而且是長期的。她馬上和「年代」協商新版的《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以及《惡時辰》，很快和費爾特伊納里協商義大利文的翻譯權。她也許認為他應該為自己的幸運感恩，卻不知道自己有多麼幸運。

1961年9月，基耶爾莫·安古羅建議加西亞·馬爾克斯應該拿出他未出版的手稿《惡時辰》，報名參加埃索贊助的1961年哥倫比亞文學獎，在1962年頒獎。阿爾瓦羅·穆蒂斯也給他壓力，據說埃索收到一百七十三份報名作品，沒有一件看起來有希望，因此才建議加西亞·馬爾克斯在最後一分鐘報名。主角自己回憶說，他鬆開領帶，再次看了看這份隨著他四處奔波的打字稿，進行了最後一次嚴整的修改。《惡時辰》不受主人的鍾愛，也從來不受評論家歡迎。情節有點過度講究，角色不夠鮮明，然而卻有著一股清澈、電影攝影的特質，以及一種超然、不加干預的技巧，讀者不得不覺得印象深刻，就連陰沉的主題都不因為幽默或地方色彩而得以緩和。

加西亞·馬爾克斯開始嘗試新的角度。他告訴普利尼奧·門多薩，很久以前某一次拜訪米喬肯州時，他看到印第安人用當地的服裝裝飾做稻草天使，給了他一個故事的靈感。他雖然開始寫，但到1968年才終於完成，標題是「擁有巨大雙翼的老人」。他說，當時那是「我從前寫一本奇幻故事的舊計劃」的一部分。不過，這個故事很快就被棄置一旁，從而改寫《虛度年華的海洋》（El mar del tiempo perdido），也是初到墨西哥時絕望的那幾個月里所寫的。他並沒有明說，但這些和其他故事的靈感似乎來自懷念舊時的好日子，不論來自記憶或想象，在巴蘭基亞前後的年代是他自己最想念的時光，塞培達夢幻似的電影《藍龍蝦》間接敘述所傳達的世界。雖然《虛度年華的海洋》起初是獨立的發展之作，但是十分重要。這個故事在文學評論家之間引起混亂和迷惑，因為似乎同時傳達了許多不同的意念。這個故事承續了自《格蘭德大媽的葬禮》開始的風格，只是更加低調，也沒有穿插敘事者的慷慨陳詞。這就是後來在拉丁美洲、最終在世界各地眾所周知的「魔幻現實」風格，早已由阿斯圖裡亞斯、卡彭鐵爾和魯爾福發展出的一種技巧，故事全部或部分以角色人物自己的世界觀敘述，作者沒有指出這樣的世界觀是古怪的民間傳說或迷信，而認為世界就如書中角色人物所相信的一般。

在墨西哥的一黨體制下——由模糊命名的「革命制度黨」統治，政府的政策在修辭上遠比政治操作來得激進。「革命制度黨」在1910年到1917年墨西哥革命后的幾年間出現，這是20世紀世界首次社會革命，持續作為拉丁美洲革新派的榜樣，直到卡斯特羅於1959年勝利地進入哈瓦那。然而，四十年的權力使得革命派的進步緩慢得相當於停滯不前。加西亞·馬爾克斯必須儘快地學習這個新鮮、複雜的國家，比起拉丁美洲的其他地區，此處的一切永遠不如表面所見。

加西亞·馬爾克斯完成劇本的幾個星期後，這部電影於1965年7月7日到10日之間在丘魯布斯科和帕茲跨羅拍攝，由豪爾斯·馬丁內斯·歐尤斯、馬爾嘉·洛佩斯以及安立奎·羅恰主演，卡洛斯·富恩特斯改編對白，攝影工作則由偉大的亞歷克斯·菲利普斯負責，加西亞·馬爾克斯的朋友維森德·羅侯負責字幕。電影長達九十分鐘，1966年8月11日于墨西哥城的綜藝電影院首映。再一次地，加西亞·馬爾克斯所參与的電影被公認失敗，雖然年輕導演生澀的電影拍攝天分也顯而易見，加西亞·馬爾克斯和利普斯坦互相責怪對方。加西亞·馬爾克斯所投入的是他參与電影拍攝時典型會出現的優缺點：他的情節完美得足以媲美古希臘詩人索福克勒斯，對話對電影而言則說教意味太濃。加西亞·馬爾克斯以幻滅的清醒看到，對他而言，就算沒有人讀，但寫劇本沒有寫文學故事來得有成就感：首先，寫劇本和為大眾閱讀而寫完全不同；其次，寫劇本不可避免地失去自己的獨立性、政治和道德的完整性，甚至自我認同，因為到最後，製片和導演不可避免地僅僅把自己視為達到目的的工具，一個商品而已。

在所有西班牙語系國家裡，墨西哥擁有最大的電影工業；不過，起初電影業也沒有什麼具體的工作機會。接著，某一天晚上他找工作鎩羽而歸時——加西亞·馬爾克斯對於請求幫忙一向都不拿手——梅塞德斯告訴他自己身上已經沒有錢買食物了，沒辦法讓羅德里戈喝睡前奶。加西亞·馬爾克斯抱著兩歲的兒子坐下來，向他解釋情況，併發誓絕對不會再發生。那孩子「了解」、沒有抱怨地去睡覺了，那天夜裡也沒有醒來。第二天早上，絕望到底的加西亞·馬爾克斯打電話請穆蒂斯幫忙，而穆蒂斯似乎判斷他的朋友也許終於勇敢地面對飢不擇食這回事。他利用自己生意上的關係安排了幾個面試，首先是古斯塔沃·阿拉特利斯特，這位實業家前一年才不可思議地從傢具製造業多樣化擴展到許多其他企業，其中之一就是電影和新聞業。

政治上，他和古巴的關係使自己更為煩躁。就他而言，此事懸而未決，就古巴而言則已經結束了。雖然有他在紐約經歷過的問題，加西亞·馬爾克斯仍然覺得他的問題來自派系成員，而不是古巴政權本身。也許在內心深處，他覺得應該再待久一點兒。他看著這位年輕的古巴領袖和鋼鐵般的格瓦拉公然反抗美國的力量，以及布爾喬亞自由派拉丁美洲國家緊密站在一起，他對卡斯特羅的推崇只會越來越高。1962年4月，卡斯特羅面對的難題是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以及古巴共產黨中的教條主義者，加西亞·馬爾克斯總是喜歡炫耀自己有內幕消息，他寫信給普利尼奧·門多薩：「我知道菲德爾（卡斯特羅）證明安尼巴爾·埃斯卡蘭特清白的完整故事，我很確定馬塞提很快就會恢複名譽。菲德爾對他的同志說了非常嚴苛的話——『別以為這場革命是中彩券贏來的』——有那麼一陣子我擔心這個危機非常的險峻。別的國家要十年二十年才經歷的階段，古巴卻飛速地經歷，真是不可思議。我的印象是這些同志對卡斯特羅屈服，但我不能排除一個可能性——我很清楚自己在說什麼——他們也許很快就會殺死他了。不過目前，我很為馬塞提和我們全體高興，當然，也為我們美麗的小古巴高興，證明對大家都是不可思議的教育。」

開始從事特約電影劇本寫作的幾個月之內，加西亞·馬爾克斯為魯爾福寫了《黃金鬥雞》的劇本。巴爾巴恰諾認為劇本非常優秀，只有一點兒保留——他認為這劇本使用的是哥倫比亞的語言，而非墨西哥的語言。在這個時候，加西亞·馬爾克斯的運氣越來越好，而且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墨西哥重要的年輕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比加西亞·馬爾克斯小十八個月，在歐洲停留了稍長的時間後於1963年晚期回到墨西哥。他和這位哥倫比亞人有許多共同的朋友，不論是誰介紹他們認識，對於他們第一次的見面都有幫助——富恩特斯已經知道加西亞·馬爾克斯是誰，並且推崇他的作品。根據這位墨西哥作家回憶道：「我第一次聽說加夫列爾是經由阿爾瓦羅·穆蒂斯，他在20世紀50年代末期給了我一本《枯枝敗葉》。『這是發表過的最好的一本。』他說，明智地沒有明說時間或地點。」由於這次推薦，富恩特斯在《墨西哥文學期刊》上刊登了《格蘭德大媽的葬禮》以及《伊莎貝爾于馬孔多之望雨獨白》。他也於1963年1月在《墨西哥文化（永遠）》上為《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寫了一篇熱烈的評論。九*九*藏*書

如此這般，加西亞·馬爾克斯暫別他對電影的夢想，接手阿拉特利斯特的兩家雜誌，唯一不尋常的條件是他的名字不得出現於員工名單上，他也不做任何具名。他負責《家庭》和《社會事件》——「大後方」及「街頭」，他一定是這麼想的，這不但是極盡羞辱地倒退回新聞業，而且還是最低俗不堪的新聞業。他的辦公室在南起義大道上，沒有打字機，好像只用手套火鉗在指揮調度，他幾乎無法忍受。他上次如此這般被迫犧牲自己的天職，是1951年父母從卡塔赫納搬到蘇克雷之後的危機，就算是當時，他都能在繁忙的工作中擠出時間繼續寫《枯枝敗葉》。如今，就算他自己習慣挨餓，家裡的妻小也要吃飯。不僅對電影業，還有文學，他咬牙準備說再見。

另一本旗下的雜誌《勢利》不負其名地成功了，雖然當時幾乎一本也賣不出去，但如今得以寄生於加西亞·馬爾克斯民粹代言人而生存。當時，《勢利》雜誌由兩位前衛作家薩爾瓦多·埃利桑多以及胡安·加西亞·龐瑟經營，加西亞·馬爾克斯強烈地抱怨他們是剝削他勞力的文學封建貴族——並不知道有一天自己尚未出生的兒子會娶埃利桑多尚未出生的女兒。偶爾雪上加霜的是阿拉特利斯特忘記付薪水給這位艱難已久的員工。有一次積欠的薪水累積到三個月，加西亞·馬爾克斯不得不到處追他，最後追到一家土耳其浴室，冒汗的阿拉特利斯特只好在蒸氣中開支票給他。加西亞·馬爾克斯出門后卻發現字跡都濕掉了，只好急忙再回去，直到把阿拉特利斯特追進更衣室為止。他開始越來越像墨西哥的喜劇演員康定法拉斯。

然而，無法忍受的是，這兩份平凡雜誌給他的挫折感越來越深，此時，他向死黨普利尼奧·門多薩抱怨：「目前我把鎮靜劑當麵包上的奶油一樣吞下去，但每天仍然睡不到四個小時。我想我唯一的希望是讓自己完全地重新開始……如你所能想象的，我什麼也沒在寫。自從我打開打字機已經超過兩個月了，我不知道從哪裡開始。想到最後我寫不出什麼東西，也不會變得比較有錢就覺得很害怕。沒什麼可說的了，兄弟。我完了，順服命運下的受害者。」

加西亞·馬爾克斯雖然非常厭惡這份工作，然而他在幾個星期之內就改善了兩份雜誌的排版、風格以及內容編排。《家庭》雜誌有一大群拉丁美洲讀者群，在食譜、編織樣式，以及《社會事件》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和血腥照片中，他穿插了濃縮形式的偉大小說、傳記連載、偵探故事、普羅大眾有興趣的其他文化特寫，以及他能想得到的有質量的充填物。這些他都做過，以前巴蘭基亞的《紀事》周刊，加拉加斯的《委內瑞拉影像》雜誌。大多是搜羅來自其他國家的雜誌，用剪刀剪貼，這樣的行為始於幾分無可奈何、大部分的無趣，以及一丁點兒的憤世嫉俗。1962年年初，《社會事件》每期的發行量增加了一千本，而且還在增加之中。到了4月，比較平靜的加西亞·馬爾克斯向普利尼奧·門多薩報告，自己「有辦公室，裏面有地毯、兩位秘書，幾乎算得上一個家、一個院子，老闆要不是少有的天才就是完完全全的瘋子一個，我還不確定。我還不是個富豪，不過已經搬到距離辦公室不到三條街的地方，考慮7月買一輛賓士車。如果我從這裏搬到邁阿密去組織反革命活動也沒有什麼好意外的……即將來臨的阿蕾罕德菈的預產期只剩下十天，梅塞德斯正處於那個非常的時期，不論是身為妻子或身材壯觀的景象都令人無法忍受。不過她正在為她想要的報復做準備；她的身體回到正常尺寸之後她要買很多洋裝鞋子和其他東西。」

再一次地，我們所見到的是一位作家非比尋常、也許無可比擬的自制力，早在成名之前就總是知道該如何等待一本書出版的時機，時而面對巨大的壓力或強烈的誘惑。更令人痛苦的是，這個寂寞的故事《虛度年華的海洋》是以反帝國主義的觀點陳述，是古巴所給他的，他卻和古巴不再有所接觸—— 相反，古巴似乎反過來唾棄他。如今他失去了古巴，身處墨西哥的他如此這般的盲目，他不禁再次開始思索自己是否應該永遠放棄文學寫作，儘快改行寫電影劇本。如今的他有家庭，為了自己仍然尚未實現的文學天職而犧牲梅塞德斯、羅德里戈和未出生的孩子，他於心不忍；他在單身時都無法做出重要的突破，難道為了等他一次又一次地嘗試成功，他們就必須要受罪？反正他一直都想從事電影工作，看來也越來越像是他如此處境的男人最合理的志願，他也全心朝這個方向投入。畢竟，這仍然是某種形式的寫作。

在此處干預故事的發展似乎很可惜，但傳記作者被迫指出這個故事有許多版本（如同許多其他故事一般），而前述不可能是真的，至少不像敘事者所聲稱的如此神奇。不同的版本也顯示加西亞·馬爾克斯聽到的是第一個句子，或是一個祖父帶著小男孩兒去尋找冰的影像（或者的確，發現其他的東西）。不論事實是什麼，神秘、更別說神奇的東西、確實發生了。

就更長遠而言，這個短篇故事有另一個面向，也是未來的指標：遠離馬孔多—阿拉卡塔卡和村莊蘇克雷，也就是遠離哥倫比亞，朝向不局限拉丁美洲，而是文學的普世性。《格蘭德大媽的葬禮》終於融合了兩個小鎮，在某種層面而言同時嘲諷了兩者，作者尋找方法在更大的畫布上作畫時，也做好了就此擱筆的準備。《百年孤獨》的背景仍然設在馬孔多，但對於博學的讀者而言，從第一頁就很明顯可以看出是以拉丁美洲整體為象徵；馬孔多從國家一躍成為洲際象徵。

或幾乎如此。事實上，在《虛度年華的海洋》之中就有一個角色知道得比其他人多。后古巴的加西亞·馬爾克斯受限於《格蘭德大媽的葬禮》中的國家議題，如今首次介紹經濟帝國主義，藉由赫伯特先生這位「美國佬」以世俗福音教士的身份來到這個已經差不多被遺棄的小鎮。他出現之前，村人就知道有什麼超凡的事情在醞釀之中，因為原本充滿鹽味和魚腥味的空氣里此刻卻到處都是玫瑰的味道。接著，這位新來者抵達，做了以下宣布：

加西亞·馬爾克斯真的是像這樣，還是經由自己所參与的這些精彩豐富的事件所驅策，一面說一面成為這樣的人？誰知道？哈爾斯所使用的採訪標題是：「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或失去的和弦」。

一星期後——雖然加西亞·馬爾克斯總說是他抵達的第二天——他一早就被加西亞·龐瑟叫醒，「你來聽聽這個！」那位墨西哥人大聲說，他曾經造訪過喧鬧的巴蘭基亞，很快學會如何像「岸邊人」一樣說話，「那混蛋海明威用霰彈槍把自己的腦袋轟掉了！」因此，加西亞·馬爾克斯抵達墨西哥不久寫的第一篇文章，是對已故美國作家表達敬意的長篇作品。7月9日，這篇隨筆《自然死亡的男子》由具影響力的知識分子費南多·貝尼特茲刊登在墨西哥主要報紙之一《新聞報》（Novedades）的文學副刊「墨西哥文化面」（Mexico en la Cultura）。加西亞·馬爾克斯顯然被這數年前在巴黎大街上遇見的男人之死所撼動，預言「時間會讓我們看到，身為一個默默無名的作家，海明威對於人性心理的了解以及他的文字技巧終將使他超越許多偉大的作家」。https://read.99csw.com

雖然有以上及其他的發展，就在他開始在這一行完全地安穩下來，終於開始好好賺錢之時，電影卻開始對加西亞·馬爾克斯失去魅力。這就是重點嗎？只要他願意，他可以看見自己繼續在墨西哥電影業工作，擁有差強人意的成功。然而，他也開始意識到這並不是自己的天分之所在，寫劇本所帶來的成就與滿足感有限，而且無論如何，劇作從來都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命運。他再次覺得受困。而且，拉丁美洲文學的世界改變得很快，諷刺的是，甚至變得比電影還要更加光鮮亮麗。差不多就在此時，隨著電影對他喪失吸引力，他開始認為電影就是他和文學之間問題的一部分。這並不是因為他為不同的媒介寫文稿，雖然的確是如此。真正的問題在於許多年前，電影佔據了他對於小說的構思方式，他需要回到自己的文學根源。許多年後再回頭看，他回憶道：「我一直認為，藉由驚人的視覺力量，電影是最佳的表達工具。我在《百年孤獨》之前所有的作品都受到這個不確定感牽制。有過度的慾望想提供角色、布景、對話和行動當時最細枝末節的視覺效果，沉迷於指出鏡頭觀點以及架構。不過，真正在電影業工作過之後，我不只了解到可以做到的，還有做不到的。我看到影像超越其他敘事元素的力量當然是優點，但也是一種限制，這對我而言是驚人的發現，因為只有在那時我才開始意識到，小說本身的可能性是無限的這個事實。」

然而，在這一陣陣的社交旋渦之中，冒充波希米亞人之後，即使有了新得的安全感以及尊敬，加西亞·馬爾克斯卻越來越不快樂。他這個時期的照片非常慘不忍睹：渾身散發出緊張和壓力，有人說看見他在派對上差點揮拳。他當時寫的是自己一點兒也不在乎的東西，除了偶爾寫寫《族長的秋天》，但又覺得毫無進展。他是個小布爾喬亞劇作家，也是個廣告人。胡里奧·科塔薩爾和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這些成功的作家並沒有革命的經歷，卻被古巴革命猛獻殷勤，他自己則被冷落一旁。艾米爾·羅德里格茲·蒙內卡爾是深具影響力的烏拉圭文學評論家。後來不僅是對於富恩特斯和加西亞·馬爾克斯，還有逐漸擴大的「文學爆炸」中許多作家，都為其在宣傳方面扮演主要的角色。他於1964年1月訪問墨西哥，在墨西哥學院教書，非常擔憂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心理狀態：「受盡折磨的靈魂，棲息于最慘烈的地獄中： 文學的貧乏。如果和他談到早期的作品，或是讚美（例如）《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是用西班牙宗教法庭里最敏銳的刑具折磨他。」

眼見朋友似乎開始心煩，8月下旬，穆蒂斯帶他坐上二輪馬車到加勒比海岸墨西哥灣上的海港維拉克魯斯。加西亞·馬爾克斯此時才真正注意到，墨西哥這個滿是沙漠和高原的國家其實也是個加勒比海國家。他們來到此地是因為維拉克魯斯大學計劃在哈拉帕出版《格蘭德大媽的葬禮及其他故事》，這本書的預付款一千比索讓加西亞·馬爾克斯付了公寓一個月的押金，開始用分期付款買「我們婚姻的第三台冰箱」。他沒有錢，沒有工作，而且還有妻小要撫養。政治上他已經脫離了曾經啟發他的拉丁美洲政治首波發展，亦即其他數以千計人民加入的革命浪潮。文學上，他也失去了自己的風格；《格蘭德大媽的葬禮》這個故事是以「后古巴觀點」所寫成，然而，他已經和古巴這故事的靈感來源分道揚鑣了。不論如何不情願，如今他必須接受新的、非常不同、異常複雜和強而有力的文化世界，也許需要許多年才能同化。在墨西哥，他們都需要學習適應。

某一天，穆蒂斯帶著兩本書爬了七層樓，沒有打招呼就進到公寓里，把書扔在桌上大聲嘶吼：「別再廝混了，讀點東西，這樣你才知道該怎麼寫作！」這些年裡，加西亞·馬爾克斯的朋友是否總把粗話掛在嘴邊，我們永遠不會知道——不過在這些逸事中他們總是如此。這兩本薄薄的書是墨西哥作家胡安·魯爾福的作品，其一是1955年出版的小說《佩德羅·巴拉莫》，另一本是1953年出版的短篇故事集《燃燒的原野》。加西亞·馬爾克斯第一天就把《佩德羅·巴拉莫》讀了兩遍，第二天讀《燃燒的原野》，聲稱自從第一次讀卡夫卡之後就未曾對任何文學作品印象如此地深刻，表示《佩德羅·巴拉莫》他可以倒背如流。那一年他沒有再讀其他作品，因為其他的文學作品看起來都如此的低劣。

彷彿命中注定，評審決定的那一天，也是加西亞·巴爾查家的老二貢薩羅出生的那一天，1962年4月16日。加西亞·馬爾克斯後來告訴普利尼奧·門多薩，說這小孩兒「六分鐘」就出生了，「我們唯一擔心的是他在前往診所的路上在車上出生」。獲獎之後，他暫時經濟充裕些，用一部分的錢付了梅塞德斯待在診所的費用。不過，如他後來所言，也許有些言不由衷，由於他覺得這錢是「偷來的」，為獎金參賽是他一生中做過最糟糕的決定——因此，他迷信地決定不把錢花在一般家用，而是買了一輛車，一輛紅色內裝的白色歐寶六二年轎車，用來在這座大都會中接送他的家人。他告訴普利尼奧·門多薩：「這是我一生中最特別的玩具，我半夜還爬起來看車子是否還在。」

不用說，赫伯特先生並沒有解決問題；他榨乾本已貧窮的小鎮，讓自己更富有，繼續他的旅程。不過，他這麼做之前得先像個好萊塢電影明星一般，在居民的心裏描繪出一幅美麗的景象，留下的卻只有他們從來沒有過的不滿，以及幾乎無法表達的渴望。因此，同名角色——赫伯特先生、實際上是完全同一個角色——後來在《百年孤獨》中把香蕉公司帶到馬孔多，也造成類似的影響。《格蘭德大媽的葬禮》理清了加西亞·馬爾克斯對於哥倫比亞的看法，把這個國家的問題歸因於破產的政治體制、保守的統治階級，以及中古的國家教會。《虛度年華的海洋》終於介紹了偉大的拉丁美洲產物，亦即美國帝國主義，就在卡斯特羅開始攻擊巴蒂斯塔以及古巴統治階級，接著又對付曾經支持、贊助他們的美國帝國主義之際。

即使在合適的情況下，他也不確定自己是否能夠寫作。自從結婚以來，他只寫了幾篇短篇故事；對他而言，就連討人厭的《惡時辰》似乎都是本很長的書。事實上，他腦袋裡滿是工作上的垃圾、家事，或是和朋友談論的電影內容。他毫無信念地開始寫《百年孤獨》之後的下一本書——《艾倫狄拉與其他故事》（Eréndira and Other Stories）——卻無法寫他就某方面而言等了一輩子要寫的小說，想到這一點兒不免令人覺得諷刺。因此，幾個月後他在空閑時再回到這本書的寫作上，也就是回到《家》的寫作上。然而，《家》 這本書充滿鬼魅，他再次毫無進展，因而選擇了內心深處認為是首選的想法，一本名為《族長的秋天》的小說。此時，《百年孤獨》連書名都尚未存在，但這另一本曾經放棄的小說卻有了最後的書名。《格蘭德大媽的葬禮》 於1962年4月出版，也就是《惡時辰》得獎的同一個月，他收到《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的首印本不久之後，整理了三百頁《族長的秋天》，但還是覺得方向不對。最後，他又一次地放棄這個稿子，後來他會說，書中保留的只有人物的名字。也許，他必須先把這本關於家人和過去的《家》的問題處理完，才有辦法再寫這本部分關於當下獨裁者的小說。絕望、消沉、煩惱，他再次把手稿放在一旁，首度思索沒有文學的未來。

7月，他向普利尼奧·門多薩承認，對阿萊霍·卡彭鐵爾最近的小說《光明世紀》的推崇開始讓自己思索熱帶以及文學巴洛克風格之間的關係——此舉無疑是追隨富恩特斯。他提醒普利尼奧前一年歐洲一些翻譯作品的成功：《光明世紀》、富恩特斯的《阿特米奧·克魯斯之死》、胡里奧·科塔薩爾的《跳房子》以及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的《城市與狗》等，這名單包括當時尚未得知為「文學爆炸」的前三部小說。他做夢也沒有想到，第四本，也是最有名的一本，會是由自己所寫。

不過在採訪的尾聲，加西亞·馬爾克斯試圖削弱哈爾斯認為他不屈不撓、生命力強的看法：「我有很堅定的政治理念，但我的文學理念則根據我所理解的而有所改變。」哈爾斯注意到，不知道為什麼，他似乎也帶著一股濃濃的戲劇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