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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見多識廣:名人與政治 第十七章 巴塞羅那和拉丁美洲風潮:在文學與政治之間

第三部 見多識廣:名人與政治

1967—2005

第十七章 巴塞羅那和拉丁美洲風潮:在文學與政治之間

12月8日,加西亞·馬爾克斯啟程遠征布拉格一星期,同行的有他的新朋友胡里奧·科塔薩爾、他的新伴侶烏格內·卡爾維利斯——她是一位來自立陶宛的作家與翻譯,為巴黎最重要的出版社伽里瑪爾工作。再加上卡洛斯·富恩特斯。他們急於想知道剛被佔領的捷克斯洛伐克首都發生了什麼事,也希望和小說家米蘭·昆德拉討論這場危機。根據卡洛斯·富恩特斯的說法,「昆德拉要我們在河岸邊的一家桑拿店碰面,告訴我們布拉格發生了什麼事,顯然那是少數隔牆無耳的地方……冰上有一個巨大的洞,邀請我們將不安沉浸於其中,再度啟動血液循環。米蘭·昆德拉輕輕地把我們推進這『萬劫不復』之中。於是一身青紫如蘭花的我們,來自巴蘭基亞的男子、我自己、來自維拉克魯茲的男子,浸沒在那對於我們熱帶本質如此陌生的冰水裡」。
對許多人而言,一位拉丁美洲左派擁護者造訪巴塞羅那似乎是很奇怪的行為。長久以來,加西亞·馬爾克斯總是聲稱自己因痛恨佛朗哥的獨裁政權,所以選擇迴避前往西班牙。所有西班牙語國家中,墨西哥對西班牙政權最不友善,因此,加西亞·馬爾克斯雖然有許多加泰羅尼亞的朋友從西班牙流亡到墨西哥和哥倫比亞,他自己卻從墨西哥搬到西班牙,這一點兒當然頗為諷刺。對於他醞釀許久的這本關於一位更年老的拉丁美洲獨裁者的小說——對於他無助而長久飽受折磨的人民而言,這位獨裁者的權力似乎永無止境——這位西班牙獨裁者晚年與當權末期的凄涼處境,不可避免地成為引發加西亞·馬爾克斯寫作的動力,儘管他再三否認這點。
羅莎·雷加斯立即邀請賈布與梅塞德斯參加為他們舉辦的派對,介紹一些巴塞羅那前衛社團最有影響力的成員。在這裏,他們認識了路易斯和拉蒂希雅·費度其這對夫婦,也是接下來三十年裡他們最親密的西班牙友人。費度其夫婦吸引人的部分原因是他們並非加泰羅尼亞人;如同在墨西哥一般,加西亞·巴爾查夫婦主要和移民互動。路易斯·費度其是一位出生於馬德里的精神科醫師,拉蒂希雅則來自馬拉加,當時在巴塞羅那大學讀文學專業。派對結束后,他們載「賈布一家」(現在開始這麼稱呼他們)回家,停車后聊了很久,當場約了下次見面的時間。加西亞·馬爾克斯總是叫他們的三個女兒「小公主」,她們和羅德里戈、貢薩羅年紀差不多,同樣也成為一輩子的好友,五個小孩兒就像關係密切的表兄妹一樣。

1968年8月,蘇聯進入斯洛伐克,折斷了許多蘇聯支持者的最後一根稻草。
他又說道:「我們兩兄弟都是吃母乳長大,母乳有許多好處。有些事你必須要知道,一是友誼的重要性,對別人以及他們的生活感到好奇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那也是我父親的秘方。你必須了解其他人的生活、他們在忙些什麼,互相分享你們的經驗。我們兩個被教導完全沒有偏見,但有些特殊情況除外——首先,拉丁美洲人是全世界最棒的人。他們也許不是最聰明也不是最強壯的,但他們就是世界上最棒的人,最有人道胸懷,最慷慨大方。另一方面,如果出了什麼問題,你一定要知道那都是政府的錯,有什麼問題都是政府的錯。但如果不是政府的問題,那就是美國的錯。我發現父親熱愛美國,對美國的成就非常推崇,對某些美國人非常有好感,但隨著我們長大,世界上發生什麼壞事好像都可以怪罪到美國頭上。回想起來,那真的是非常人性化、政治正確的教養方式。儘管我接受卡米洛·托雷斯的施洗,但我們從來沒有接受宗教教育。宗教很壞,政治很壞,警察跟軍隊都很壞。」「當然,還有其他重要的事。『認真』是我們一再聽到的字。舉例來說,我的父母非常重視教養的培養。要替女士開門、嘴裏有東西的時候不能說話。我們家人堅持做事認真、有教養、準時。而且,你成績要好,就是不能功課差。但你也要會玩兒,知道怎麼玩兒、什麼時候玩兒;玩兒甚至成為『認真』 的一部分。但如果玩兒過頭我們會受到處罰。世界上只有兩件事值得尊敬: 服務人群——如醫生或老師或其他類似的職業,最了不起的是當個藝術創作者。我們都被洗腦,認為名氣一點兒都不重要,他總是說不需要『認真』看待名氣。一個爛作家可能很有名,更確切地說,名氣也可能很值得懷疑。他以他的朋友阿爾瓦羅·穆蒂斯和泰托·蒙蒂羅梭為例,他們都是很棒的作家,但沒人聽過他們的名字。但另一方面,我們兩兄弟卻很喜歡父親在街上被認出來。」
另一位拉丁美洲文學風潮作家是患有疑病症的智利作家何塞·多諾索,他第一次和加西亞·馬爾克斯見面是1965年在卡洛斯·富恩特斯的家裡。多諾索是拉丁美洲文學風潮的第五位成員,最知名的作品是極受好評的《淫穢的夜鳥》(1970)。多諾索後來又寫了兩本非常重要的編年史,分別是《「文學爆炸」親歷記》(1972)《隔壁的花園》(1980),書中諷刺亦嫉妒地描繪卡門·巴爾塞斯(努麗雅·蒙克魯斯)與他「最喜愛」的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馬瑟羅·奇利波加)之間的關係。https://read.99csw.com
加西亞·馬爾克斯不但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也幾乎成為這股急速發展的文學運動的代名詞;報紙上關於他的報道篇幅幾乎是其他作家的總和。儘管沒有人直接表明,但這顯然是某種異國風情、某種高貴的野蠻人、某種在文學中醜惡殘忍的人神奇的變形,進而成為這流行文化與后殖民革命時代互相矛盾中作家的新形象。經過三十年的佛朗哥政權統治之後,西班牙媒體在文化與政治上都發展不足,對於拉丁美洲這股新奇複雜的新浪潮毫無準備,加西亞·馬爾克斯因而接受了不少不經思考、令人難堪的採訪。對他們而言,這個人和他的作品從第三世界即興的風潮中無中生有地冒出來,不論他對這些容易受騙的記者脫口而出說些什麼,他其實是個非常嚴肅、有著無法想象的刻苦精神、毅力驚人的作家,不屈不撓地努力了二十年才有今天的成就,也準備以同等的韌性維持此成就。不過,卻鮮有記者對這一點有興趣。這位作家依靠自己在文學上的名人地位成為公眾人物,其程度也許只有雨果、狄更斯、馬克·吐溫和海明威等前人足以比擬。
另一位早期認識的友人是年輕的巴西女子貝阿翠絲·莫拉,她是另一位「神聖左派」的繆斯;她和羅莎·雷加斯一樣,在1969年時以三十歲的年紀擁有自己的出版社「杜格拉斯」(她的夫姓)。如果這像法國的沙龍社會,那麼這些新的女主人真是年輕得不可思議。貝阿翠絲是外交官之女,來到西班牙是因為與她保守的家人政治理念不合,靠著才能以及她的美貌走出自己的一條路。(如果羅莎像安東尼奧尼《春光乍現》里的凡妮莎·蕾格烈芙,貝阿翠絲就是楚浮《夏日之戀》里的珍妮·夢露。)
派對一個星期之後,科塔薩爾寫道:「這場聚會非常棒也非常奇怪,感覺像在時間之外,當然無法再來一遍;對我有相當重要的意義,我卻想不出是什麼。」這群風潮作家對於烏托邦的共同渴望尚足以支撐他們成為一個團體,但也是最後一次。諷刺的是,這場如同朝聖般的聚會在科塔薩爾隱秘的住處舉行,他一向避免人群和假波希米亞,但如今他不只成為一群男子情誼所組成的極大規模幫派成員之一,也深深受到他們共同的社會主義夢想的吸引。
不過,加西亞·馬爾克斯來到巴塞羅那是為了工作,他與梅塞德斯很快地為自己的社交生活設限。他們搬了幾次家,都選在「對角線大道」北邊舒服但不時髦的葛拉西亞和薩里亞區,最後終於在卡邦納塔街上一排新建築里一間安靜、小巧的公寓安定下來,還是在薩里亞區。來訪的賓客訝於他們家清新的裝潢風格——以墨西哥式的白牆為基調,每個房間不同顏色的傢具——這也成為他們從此之後所有住所最顯著的風格。這個令人愉快的地區意外地使人聯想到他們在墨西哥那自然、方便、近乎郊區的地帶。他們在此住到離開這加泰羅尼亞首府為止。
由於諸多原因,這次的聚會留下傳奇的色彩,不過最重要的原因在於這是拉美文學風潮的成員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聚在一起。不幸的是,在這愉快氣氛的背後潛藏著幾個愈發明顯的問題,其中之一從1968年古巴的帕迪拉事件以來越來越嚴重,並且在古巴支持蘇聯進軍捷克斯洛伐克之後更為加深。如今,這兩個問題都瀕臨危機邊緣,這六位朋友之間的歧見再也難以產生共識(不過此時也還沒有)。
然而,他還是持續受到低估。近四十年來,評論他的人始終無法清楚看見眼前的事實:他比他們更聰明,能任意操控他們,社會大眾喜愛加西亞·馬爾克斯更甚於那些評論家,願意原諒他的一切,不只是因為他們喜歡他的書,而是因為他們認為加西亞·馬爾克斯和他們站在同一邊。就像社會大眾喜歡披頭士的原因一樣,部分因為他們不受媒體的控制(如貓王或瑪麗蓮·夢露),披頭士知道如何操控媒體于股掌之間:表面上好像把媒體看得很重要,事實上卻一點兒都不在乎。加西亞·馬爾克斯看起來像個平凡人,不做作,不浮夸,也不賣弄學問。他和他的讀者沒有什麼不同之處,只不過他能把真正的文學作品寫得淺顯易懂而已。
1968年5月,一場近乎革命的事件在巴黎發生時,這場歐洲之旅已近尾聲。加西亞·馬爾克斯完全沒有提起這個歷史性的重大事件,但卡洛斯·富恩特斯與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匆忙趕到巴黎參与,富恩特斯還寫了一篇著名的目擊報道《巴黎:五月革命》,分析這場失敗的暴動。當然,雖然加西亞·馬爾克斯對這起事件的結果感到失望,但他本來就對這個國家及其文化抱持非常根本的保留態度,因此,對於法國布爾喬亞階級,甚至年輕學子轉變這一切的能力有所存疑。無論如何,他還是專註于拉丁美洲的情勢發展。不過,他也決定夏天再回到巴黎,結束時他告訴普利尼奧·門多薩自己的感覺:
有了梅塞德斯為他掌管家務(他告訴記者,「她給我零用錢買零食,就像對待兒子一樣」),卡門為他打理事業與工作上的雜務,她一開始即欣然接受,後來則全心投入;如此一來,加西亞·馬爾克斯得以掌控他的名聲,專心寫下一本書。他很快地了解到世界唾手可得;他打電話的壞習慣達到無法想象的境地,他可以每天隨時打電話到任何一個戰略據點——哥倫比亞、墨西哥、古巴、委內瑞拉、西班牙、法國——與世界各地聯繫。在事業上,他不需要追求任何機會,不需要積極追求,也不用汲汲營營;通過卡門,世界主動走向他。儘管他需要一點兒時間調適,但他終究會習慣。
就某種層面而言,他顯然沒錯:《百年孤獨》的確充滿了「把戲」;不只是讀者喜愛的那種《天方夜譚》式的把戲(為梅爾基亞德斯的某些主題與鋪陳寫下伏筆),還有努力得來的現代主義寫作技巧,讓這位作者遠離對《家》 的專註,因而得以消弭所有終生的執著于無形——人生的執著與文學上的執著。然而在此一面的背後,無疑有更多層面的失望,甚至怨懟。如今,彷彿這本書奪走了他心目中的那個家、那個過去。他再也無法回到過去,但他不一定想了解到這一點。
至於其他拉丁美洲文學風潮的作家,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終於在那年夏天如宣告已久地搬到西班牙。他在前一年完成了最著名的小說《酒吧長談》,如今辭去倫敦大學的教職搬到巴塞羅那。他的朋友總是叫他「軍校生」,不只因為那是他最暢銷的書《城市與狗》(1962)的主題,也因為馬里奧自己非常愛乾淨、整潔、井然有序,至少在理論上總是要做對的事。然而,他身邊也圍繞諸多爭議:這個聰明、表面上非常傳統的男人娶了他的表妹派翠希亞,把少年時和舅舅小姨子的醜聞婚姻拋在腦後,這段婚姻後來成為他的小說《胡莉姨媽和作家》的題材。同時,他的另一部作品是研究加西亞·馬爾克斯小說中的自傳元素,是文學史上一位偉大作家對另一位偉大作家最慷慨也最了不起的敬意,此書的書名就叫《加西亞·馬爾克斯:弒神者的歷史》。這本書是以加西亞·馬爾克斯為題材中最棒的一本,亦是基本的資料來源,三十年後的今天仍然有眾多人在評論它——就算如同許多評論家所說的,此書把這位哥倫比亞人變成一位具有許多特質的作家,把馬里奧自己變成執迷於此的人。
聖誕節前的一個星期,科塔薩爾與他的妻子烏格內從巴黎開車經由塞紐到巴塞羅那。他們抵達之後,所有作家夫婦一同前往舊城區一家名為「鳥泉」的加泰羅尼亞餐廳用餐。這家餐廳由顧客直接填寫點菜單,但這些作家忙著說話聊天,過了很長的一段時間,點菜單都還是空白的。於是,餐廳服務生向老闆抱怨,老闆面色不善地從廚房出來,以加泰羅尼亞式的諷刺語氣講了一句永垂不朽的話:「你們難道沒有人會寫字嗎?」當下一陣沉默,帶著一絲尷尬,些許憤怒與滑稽。過了一下子,梅塞德斯說話了,「我會寫字」,她開始看菜單,替大家點菜。她的冷靜已經成為傳奇,有一次琵拉爾·索拉諾焦慮地告訴她,重度疑病症的多諾索深信自己得了血癌,梅塞德斯回答:「不用擔心,賈布剛得了癌症,他現在還不是活得好好的。」他們在巴爾加斯·略薩的小公寓里度過平安夜,好讓這對秘魯夫妻打發年紀還小的孩子上床睡覺。科塔薩爾已經向全部的人丟過雪球,如今和巴爾加斯·略薩玩兒著孩子收到的聖誕禮物,專註地用電動賽車比賽起來。聖誕節過後,路易斯·戈伊狄索洛和妻子瑪麗亞·安東妮雅辦了一場派對,西班牙和拉丁美洲客人都受邀。1971年,多諾索維持他近乎英國式的嚴謹與禮儀回憶道:「對我而言,拉美文學風潮這個實體(本身)已經走到盡頭—— 如果真的曾經不只是我們的想象,事實上也已經結束了——1970年,在路易斯·戈伊狄索洛的巴塞羅那的家裡,馬利亞·安東妮雅所主持的派對上,她戴著誇張、貴重的珠寶,穿著五彩繽紛的熱褲和黑色靴子,跳舞的姿態讓我想到里昂·巴克斯特作品《雪拉哈薩德》或《彼得羅希卡》里的模特兒。科塔薩爾全新的鬍子是不同層次的紅色,非常有活力地在圍繞他們的眾人面前與烏格內跳著舞。巴爾加斯·略薩夫妻跳著秘魯華爾茲,隨後,加西亞·馬爾克斯夫婦也加入,在眾人的掌聲中跳起梅倫格舞。同時,我們的經紀人卡門·巴爾塞斯懶洋洋地躺在沙發上厚實的抱枕堆里,舔著手上的食物、翻攪著美味的燉肉,在費南多·托拉、豪爾斯·艾拉德、瑟席歐·畢都的幫忙下,喂著房間牆上裝飾閃閃發光水族箱里的魚。卡門·巴爾塞斯假裝手上有線,牽動著我們跳的木偶舞步,她還研究我們:也許是因為崇拜,也許是因為渴望,也或許是兩者都有,就像研究水族箱里的魚那樣研究我們。那一天晚上最重要的是他們討論《自由》雜誌的成立。」九*九*藏*書
讀完這本書就像從夢境中醒來,整顆心都燃燒了起來。火爐邊一個黑暗、永生的身影,是歷史學家,也是占卜師,聲音如天使般甜美卻又瘋狂,一開始的現實感誘惑你慢慢地失去控制,再把你鎖進傳說與神話里……只通過一個家族的連接,加西亞·馬爾克斯躍上了君特·格拉斯和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的舞台,他的野心跟他的想象力一樣宏大,他的宿命凌駕一切。此書令人目眩神迷。
在這個時候,加西亞·馬爾克斯認識了巴勃羅·聶魯達與他的妻子瑪蒂達。聶魯達是拉丁美洲最偉大的詩人、老派的共產黨員,也很會享受生活,即使是最會享樂的阿爾瓦羅·穆蒂斯也會羡慕、嫉妒他的生活方式。然而,聶魯達也是一位害怕搭飛機的拉丁美洲作家,因此,他從歐洲搭船回家參加一場最後由社會黨的薩爾瓦多·阿連德當選的選舉。勝利的阿連德首先的決定之一就是任命聶魯達為駐法大使,於1971年派他前往巴黎。聶魯達所搭乘的船於1970年夏天停靠巴塞羅那時,其中一個主要目的就是和加西亞·馬爾克斯見面。後來,加西亞·馬爾克斯寫信給門多薩:「你沒見到聶魯達真是太可惜了。那個混蛋午餐時引起一股騷動,被瑪蒂達好好地修理了一頓。我們把他從窗戶推出去,帶他來這裏睡個午覺,他們回船上之前,我們度過了非常愉快的時光。」也是在這個場合,還沒睡飽的聶魯達送了一本書給梅塞德斯。加西亞·馬爾克斯回憶,「梅塞德斯說要請聶魯達在上面簽名」,我回她:「別做這種事!」我說完就躲進了廁所……結果,他在書上寫:「給在她床上的梅塞德斯」,聶魯達看一看說,「這樣寫會讓人想歪」,於是他加上「給在他們床上的梅塞德斯與賈布」。然後他又說,「這樣看起來更怪」,於是他又寫,「好兄弟,帕布羅」。全場哄堂大笑下,他說,「現在看起來糟透了,但已經改不了了」。
另一個讓他不想再討論《百年孤獨》的原因是成名之後隨之而來的壓力、責任,與來自他人的期望。對此,他覺得很矛盾,有時甚至有些虛偽,但毫無疑問地,從一開始,他——很大一部分的他——就發自內心為其哀悼、悲傷。如同他的前人一般,他希望享有榮耀,卻不願意付出代價。因此,這本書雖然把他從過去的折磨中釋放出來,卻註定賦予他一個複雜的未來。他餘生的故事有一部分便是如他現今這般得享名聲之人,必須學習如何與此名聲共處,滿足期望與責任,並再度地克服(這次的對象是名聲與成功本身),持續地以每一本新作得到榮耀。
加西亞·馬爾克斯差不多在這個時候戒煙。他從十八歲開始抽煙,到他戒煙前常常一天可以抽到八十根黑色煙草卷的香煙,而且兩年前他才說過寧死也不戒煙。戒煙的對話發生在某天晚上,他和精神科醫師朋友路易斯·費度其一起吃晚餐,路易斯解釋自己一個月前如何戒煙及其原因。後來的三十年間,加西亞·馬爾克斯都不肯透露這段對話的細節,不過,他熄掉當時手上的香煙之後,就再也沒抽過煙;只是兩星期後發現路易斯·費度其開始抽煙斗時,他勃然大怒。
此時,兩個兒子都長大了。加西亞·馬爾克斯後來說,原以為父母與子女之間互動關係千古不變,卻在60年代產生巨大的轉變;懂得變通的父母維持年輕,一成不變的父母看起來年邁許多。羅德里戈如今是好萊塢的知名電影人,他告訴我:「我記憶最深刻的是,儘管我們的社交生活非常精彩,但真正永遠重要的就是我們全家四個人。全世界就是我們四個人。我們是支撐車輪上的四根輪輻,不是五個。因此,我弟弟幾年前有了小孩兒之後,我覺得很受傷,我就是無法接受那第五根輪輻,我都已經離家好幾年,還是有這樣的感覺。」九_九_藏_書

「文學爆炸」時期的作者: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卡洛斯·富恩特斯、加西亞·馬爾克斯、何塞·多諾索(從左至右),只少了胡里奧·科塔薩爾。

加西亞·馬爾克斯,20世紀60年代末攝於巴塞羅那。
我的命運如同鬥牛士一般,卻不知如何面對。為了檢查《百年孤獨》的翻譯,我必須躲到塔奇雅的公寓里,她現在是位成功的女士,先生會說七國語言而且不帶口音,我們第一次見面,她就與梅塞德斯成為好朋友,主要是基於兩人可以聯合對付我的感情。
8月21日,加西亞·馬爾克斯仍在巴黎,蘇聯軍隊進軍捷克斯洛伐克,摧毀社會主義改革運動,亦即由新當選的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第一書記亞歷山大·杜布切克所領導的「布拉格之春」運動。對加西亞·馬爾克斯而言,捷克斯洛伐克比巴黎的暴動更重要,因為前者似乎顯示蘇聯的共產主義無法進化。他告訴普利尼奧·門多薩:「我的世界已經崩毀,但我現在認為這樣子比較好;清楚地證明我們其實夾在兩個同樣殘酷、同樣貪婪的帝國主義之間,其實在良心上是一種解放……一群法國作家寫了一封信給菲德爾,刊登於法國的《觀察家報》,表示他支持認為蘇聯入侵是『古巴革命第一個嚴重的錯誤』。他們希望我們簽名支持,但我們的回復非常清楚:那是我們自己的事,我們自己處理。但其實我不認為很容易處理。」
隨之而來的是4月16日在倫敦。《泰晤士報》是當時英國業界的棟樑,某種層面來說也是全世界最保守的報紙,那時才剛能核准刊登照片,卻在6月用一整版的版面刊登了《百年孤獨》的第一章,插圖可能是從披頭士的卡通電影《黃色潛水艇》偷來的照片,充滿了迷幻感。12月,《百年孤獨》 被《紐約時報》列為年度十二本好書之一,也是唯一入選的一本小說。格雷戈里·羅邊薩令人感動的《百年孤獨》英譯本也公認為當年的最佳外語翻譯書籍。
至於在西班牙,加西亞·馬爾克斯一點兒都不關心這個國家的政治,許多人甚至認為他對政治產生「政治冷感」。他在巴塞羅那的這段時間里,總共發生兩次具體反對佛朗哥政權的靜坐抗議,他的許多朋友都參与其中,包括巴爾加斯·略薩以及「神聖左派」差不多每一個主要成員,但馬爾克斯卻缺席。三十年後,貝阿翠絲·莫拉告訴我:「那段時間,賈布的確對政治漠不關心,他強調『政治冷感』。他從來不提政治,旁人根本無從得知他的政治意見。當時,參与政治是社交禮儀的一環,賈布卻不涉身其中。」
這個調適過程的一部分存在於解釋(特別是對他自己)已經神化但成為「死獅」般的《百年孤獨》,和他進行中的新作《族長的秋天》之間的關係。就算沒有再寫其他的書,《百年孤獨》已使他永垂不朽,但他已經不想再討論這本書;他希望專註在新書上。因此,他開始告訴記者自己已經厭倦《百年孤獨》——就像他已經厭倦記者的蠢問題一樣——最可怕的是,他說《百年孤獨》是非常「膚淺」的作品,之所以成功只是因為作者的「把戲」。簡而言之,他表達的似乎是自己並不是魔術師,只是一個很會變戲法的人。
從這個角度看來,《百年孤獨》顯然是加西亞·馬爾克斯人生的分水嶺: 「馬孔多」的結束(他之前未被同化的世界),以及「馬孔多」的開始(如今已經成功地寫出其描繪之作,放諸腦後);默默無名與隱姓埋名時期的結束,他「權力」的開始(如同《族長的秋天》其中所言);他現代主義時期的結束,後現代主義時期的開始。更宏觀地來看,《百年孤獨》這部作品也是20世紀拉丁美洲文學的分水嶺,毋庸置疑是拉丁美洲唯一一部登上世界歷史殿堂,堪稱世界典範的小說。更長遠地來看,雖然不見得是事實,但這本小說是轟動世界事件的一部分,以第三世界后殖民時期的到來以及站上世界舞台的文學標記所有「現代性」的結束(古巴與卡斯特羅的重要性亦如是);我們可以說,這個時期從拉伯雷開始(以諷刺中古世紀的世界觀向其告別),以塞萬提斯的作品作為實證;《尤利西斯》宣告其結束,我們可以主張《百年孤獨》 亦是其結束的證明,但認知到其歷史地位的重要性這個想法,即使只是表示其可能性,並不容易。
對於加西亞·馬爾克斯的「政治冷感」,小說家胡安·馬塞有頗為不同的回憶。1968年夏末,馬塞受邀擔任第四屆古巴作家與藝術家協會競賽文學獎頒獎典禮的外國評審之一。主辦單位得知詩人獎得主是據稱反革命詩人的艾貝托·帕迪拉,戲劇獎得主是同志劇作家安東·阿魯法特時,危機馬上爆發。馬塞告訴我:「評審把獎項給帕迪拉是因為他的作品最優秀,主辦單位卻持相反意見,當然,消息很快從上面傳出來。雖然後來證明帕迪拉的確是個內奸,一個扭曲、瘋狂的傢伙,但就算他們當時知道,也不會改變決定,認為他的書是最好的,就是如此。總之,我回到巴塞羅那,卡門幫我辦了一個派對,我說出事情經過。一切都還歷歷在目,賈布的脖子上圍著一條紅色圍巾,我在解釋事情發生的經過時,他在我身邊走來走去,極為憤怒,對我非常生氣。他罵我是個白痴,一點兒都不懂文學,更遑論政治。政治永遠最重要,就算他們把我們這些作家弔死也無所謂。帕迪拉是個為美國中央情報局工作的混蛋,我們不該把獎頒給他。這真是一次奇特的經歷,他並沒有真的痛罵我,但清楚地表達我們在知識上、道德上的立場南轅北轍。後來我們還是朋友,但我覺得一切已經不復從前,尤其是對他而言。」
1968年4月及5月,這家人首度離開西班牙前往巴黎和義大利,吉安賈科莫·費爾特利奈里在此出版第一本外文翻譯版的《百年孤獨》。費爾特利奈里出版書的方式總是很「盛大」。媒體把文學作家當成名人報道。雖然費爾特利奈里把這本書介紹為「新的《堂吉訶德》」,加西亞·馬爾克斯忠於自己,拒絕為這本書的發行上市做宣傳。他堅持認為出版商剝削作家,認為他們應該做好自己分內的工作:「既然編輯沒有幫我寫書,我為何要幫他們賣書?」
他們決定把羅德里戈和貢薩羅送往當地的英國學校肯辛頓學院就讀。校長保羅·蓋爾斯來自約克郡,曾在劍橋攻讀法律。他和加西亞·巴爾查夫婦有共同點:在巴塞羅那辦學之前,他也曾住在墨西哥。身為學生中最有名氣的家長,加西亞·馬爾克斯愛嘲諷人的個性讓蓋爾斯這位典型的英國人不太欣賞:「我沒有很注意到他,他當時也不是那麼有名。他很好相處,但有點愛挑釁,我猜他對英國人有點反感。但為什麼要反對別人的文化呢?我的意思是,為什麼要在別人的薄酒萊葡萄酒里倒啤酒?……你認為加西亞·馬爾克斯有大家說的那麼好嗎?什麼?媲美塞萬提斯?我的老天,是誰說的?我猜是他自己說的。」九*九*藏*書
1967—1970
巴塞羅那最知名的兩位編輯是可畏的卡門·巴爾塞斯以及巴拉爾出版社創辦人之一卡洛斯·巴拉爾。儘管巴拉爾對拉丁美洲文學風潮的宣傳不遺餘力,加西亞·馬爾克斯與巴拉爾的關係那時已經註定不順利。據說,他在1966年「錯過」或「喪失」(西班牙文是同一個字)出版《百年孤獨》的機會,如果謠傳為真,那麼,這是西班牙出版史上最嚴重的判斷錯誤。相對地,巴爾塞斯無疑是加西亞·馬爾克斯在巴塞羅那最重要的合作對象,也是繼路易莎·聖蒂雅嘉與梅塞德斯之後,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位女性。20世紀60年代初期,她原本為巴拉爾談作家合約,後來自立門戶。「一開始我什麼都不懂,走到哪裡都碰到勢利眼和漂亮女孩,跟他們比起來我就像個土包子。當然,後來我成功了,最早的客戶是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和路易斯·戈伊狄索洛,但賈布卻是那個為我冒險的人。」
加西亞·馬爾克斯在西班牙最早認識的朋友之一就是羅莎·雷加斯,如今西班牙最重要的女性作家之一與文化策劃人;當時的她是一位高挑、美麗的年輕女性,看起來就像安東尼奧尼《春光乍現》里的凡妮莎·蕾格烈芙,同時也是當時「神聖左派」的繆斯之一。她的哥哥歐利歐爾人脈極廣(正如加西亞·馬爾克斯在墨西哥與西班牙時期認識的朋友一樣),是當時最時髦夜店、蒙特納街「鰭魚」的老闆,所有最美麗、最危險的前衛年輕人都在此聚會。愛穿迷你裙的羅莎當時三十幾歲,已婚,有小孩兒,卻有著60年代自由奔放的生活形態,在許多衛道人士眼中是離經叛道的代表,卻同時是文化與時尚的象徵。當時,她在卡洛斯·巴拉爾的辦公室負責處理公關事宜,不過,60年代末期時她已經擁有了自己的出版公司「布塊科學」。她讀了《百年孤獨》之後非常「震驚」:「我瘋狂地愛上這本書,而且,我現在每次旅行都會帶著,就像以前帶著普魯斯特的書一樣,每次閱讀都有新的發現。這本書就像《堂吉訶德》一樣,我相信會成為不朽的傑作。當時,這本書簡直就直接寫到我的心坎里,是我的一切。我們都愛死了這本書,像小孩兒瘋狂迷上什麼東西一樣,想要介紹給更多人。」
馬塞當時不知道的是,加西亞·馬爾克斯已經意識到那個問題的嚴重性,私下針對帕迪拉一事直接向卡斯特羅表達支持之意。9月中旬,他延長另一次造訪巴黎的時間,安排和胡里奧·科塔薩爾見面,他們一直有聯繫,但始終沒有見過面。科塔薩爾剛與第一任妻子奧蘿拉·貝納德茲分居,寫了一封非常沮喪的信給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帕可·波魯瓦。信中提到唯一的好事是與加西亞·馬爾克斯見面:「我想讓你知道,我見到加夫列爾了,他為了見我多待了兩天,他跟梅塞德斯都很棒,與這樣的朋友見面,友誼就像泉水般湧出。」他們討論了古巴的現狀——正好非常恰當,因為他們後來是支持革命的死忠派,因而與其他朋友產生了距離:巴爾加斯·略薩、多諾索、卡布列拉·因凡特、哥蒂索羅,甚至富恩特斯。加西亞·馬爾克斯聲稱,是他提議私下共同寫信給卡斯特羅,但科塔薩爾卻說這個想法是他提出的。大體上的意見就是私下向卡斯特羅求情,不要懲罰帕迪拉,含蓄地表示他們會以沉默回報。他們沒有收到迴音,但本來遭到「美洲之家」解僱的帕迪拉又復職。1971年,這整起事件再度爆發,但巴爾加斯·略薩、胡安·哥蒂索羅和普利尼奧·門多薩等人已經在1968年就不再支持古巴,一切不復從前。
儘管有這些冒險,這段時期加西亞·馬爾克斯主要的形象是個孤獨的英雄,一個喪失了靈感卻死守寫作的作家,每天在空蕩蕩的豪宅里遊盪(但他住的是小公寓),好像小說版的電影《公民凱恩》一般;又或者如海明威老爹一樣,只是文學子彈里裝的是空包彈,而非實彈。創作《族長的秋天》時,他不像寫《百年孤獨》時那樣每天關在家裡。雖然拉丁美洲的報紙時不時就以可笑的角度重複報道他個人的磨難,然而,他的苦悶卻是真切無比。
是真的,加西亞·馬爾克斯又見到了塔奇雅。她與查爾斯·羅索夫住在一起好幾年,羅索夫是位法國工程師,出生於1914年,父母在1905年起義失敗后離開蘇俄。他的父親於1917年回到蘇俄參加革命,列寧死後他心灰意冷,又於1924年離開。認識羅索夫之前,塔奇雅有幾段短暫的緣分,但沒有認真的對象——儘管布拉斯·奧特羅找到巴黎來再度追求她,希望舊情復燃。諷刺的是,1960年,她是通過布拉斯才認識了這位後來結婚的對象。但如今1968年,加西亞·馬爾克斯重新回到她的生活里。「大家在我們巴黎的公寓見面,我非常緊張。我們異常地有禮貌,講一些無傷大雅的話,其實卻充滿了張力,相當詭異,也非常困難。但我們都演得像什麼事都沒發生過,裝作若無其事。」
接下來的幾個月里,拉丁美洲文學風潮達到最高峰。這短暫時刻的開始是在卡洛斯·富恩特斯的舞台劇《獨眼為王》於8月在亞維農首演時,他邀請所有拉美文學風潮的朋友出席。他們打算從巴塞羅那一起出發,包括剛搬到這加泰羅尼亞首府的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和派翠希亞,何塞·多諾索和琵拉爾,賈布、梅塞德斯和兩個兒子,都準備一起從巴塞羅那搭火車前往亞維農參加首演。另一位風潮的榮譽成員是西班牙的小說家胡安·哥蒂索羅,他則從巴黎前往。胡里奧·科塔薩爾在沃克呂茲的塞紐有一間鄉村小屋。距離亞維農只有四十英里,8月15日,富恩特斯租了一輛巴士,載著眾人還有許多奉承的人前去和科塔薩爾與烏格內·卡爾維利斯見面。身為主人的科塔薩爾在當地餐廳安排盛大的午宴,餐后所有人到他家,消磨了一整個下午及晚上的時光。
9月4日,薩爾瓦多·阿連德險勝對手當選智利總統,並於11月3日宣誓就職,向智利人民宣示將實行「自由的社會主義」。然而,就在他上任前的10月22日,一場來自美國中央情報局指使的攻擊,使智利軍隊的指揮官雷內·史耐德將軍受到重傷。加西亞·馬爾克斯不久前才與智利作家豪爾斯·艾德華見過面,他後來為聶魯達寫傳記,當時擔任智利駐古巴大使,帕迪拉事件最後的結局他涉入甚深。

加西亞·馬爾克斯和妻子梅塞德斯。
普利尼奧·門多薩和妻子瑪維爾·莫雷諾也決定搬到大西洋的另一邊,先到巴黎,再到西班牙的馬約卡。門多薩過著非常儉樸的生活,在加西亞·馬爾克斯的慷慨解囊下,他得以經常造訪巴塞羅那。但他後來發現待在那兒並不舒服:「我會待在他家,位於卡邦納塔街上的公寓很寬敞、很安靜,但同時裝腔作勢,戴著珍珠項鏈的女士、社交名人也都在此。」
1970年1月,《百年孤獨》在法國獲選為最佳外語小說,這個獎項設立於1948年,身為獲獎人的加西亞·馬爾克斯卻斷然拒絕參加頒獎典禮。幾個月後他告訴一位採訪者,「這本書翻成法文之後變了調」,而且,儘管書評很好,卻不暢銷——很不幸,也許是因為在法國「笛卡兒的精神擊敗了拉伯雷的精神」。諷刺的是,美國的情況剛好相反。近代史上沒有人比此時的加西亞·馬爾克斯受到更多毫不保留的讚美。約翰·倫納德在《紐約時報·書評》里這麼寫道:
過了一陣子之後,每星期有幾天他開始在傍晚五點到七點之間前往卡門·巴爾塞斯的辦公室,表面上是要把《族長的秋天》最新的段落交給她保管——卡門·巴爾塞斯從1969年4月1日開始收到這本書有分量的章節,直到1974年的8月底,每一章都附有「不準閱讀」的嚴格指示。實際上,加西亞·馬爾克斯是要無限制地使用她的電話,以安排他所有的商業交易與秘密活動;如此一來就不用在家處理,也省得梅塞德斯知道那些會讓她不開心的事,包括接下來的幾年間選擇把自己的財富一大筆一大筆地捐出去,以及日後讓他涉入越來越深的政治活動。除此之外,巴爾塞斯越來越像他的姐妹,一個他可以傾訴一切,得到深深關愛、且會犧牲的姐妹。「他來巴塞羅那一陣子之後,」她告訴我,「他會走進來說:『快點準備,我有工作要給超人。』他說的是我,我後來就一直當他的超人。」(不過,她後來把這些事拿來當笑話講。多年後,馬爾克斯在電話里問她:「卡門,你愛我嗎?」她回答: 「我無法回答這個問題,你佔有我們總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六點二。」)九*九*藏*書
科塔薩爾和烏格內在12月底的大風雪中回到巴黎之後,節慶氣氛漸漸散去。比起聖誕節派對,加西亞·馬爾克斯與梅塞德斯一向更喜歡新年派對,因此兩人在他們家,與拉美文學風潮剩下的一小撮成員——巴爾加斯·略薩夫婦以及多諾索夫婦——一起迎接1971年。當時,他們並不知道那是他們最後一次慶祝,或以兄弟般的情誼聚在一起討論任何一件事。「拉美文學爆炸時期」即將煙消雲散。
加西亞·巴爾查一家人於1967年11月4日抵達西班牙,在馬德里停留將近一個星期之後,他們來到巴塞羅那。本來只打算短暫停留,但如同墨西哥一般,這一住就是六年。由於當地的新聞媒體受到嚴格控管,加上他已經是世界知名的人物,加西亞·馬爾克斯在此也無法以擔任記者維生。然而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在墨西哥城遠離新聞與政治,讓他寫下了《百年孤獨》,在巴塞羅那則讓他寫出另一部傑作《族長的秋天》
政治上,1968年是近代史上最動蕩不安的一年。1月,哥倫比亞與蘇聯恢復睽違二十年的外交關係;8月,教皇保羅六世首度以教皇身份訪問拉丁美洲時,也訪問了哥倫比亞(《格蘭德大媽的葬禮》已預言了此類訪問)。4月,馬丁·路德·金于孟菲斯遭到暗殺,6月,鮑勃·肯尼迪在洛杉磯遇刺,同一個月安迪·沃霍爾于紐約遭到槍擊;芝加哥警方在8月民主黨大會中與抗議群眾發生激烈衝突,11月,理查德·尼克鬆當選美國總統。當然,還包括5月法國學生在巴黎的暴動,當時大部分的勞工階級選擇袖手旁觀;蘇聯進軍捷克斯洛伐克則有古巴支持;10月初,就在第三世界首度舉辦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前夕,墨西哥軍方在墨西哥城的特拉特羅克廣場血腥鎮壓數百名手無寸鐵的抗議者。雖然身處真正的極權統治之下,這段時間,加西亞·馬爾克斯都把自己關在巴塞羅那創作他紙上的「獨裁者」。
他抵達巴塞羅那時,正是拉美小說風潮的重要性受到矚目之時。這雖短暫但前所未見的開闊視野定義了20世紀60年代,且成為文學最肥沃的養分。這種接受另類文學的胸襟,在當代正統拉丁美洲文學的題材以及結構之中都顯而易見。而這一切都來自拉丁美洲的時代背景以及歷史與傳說對當代拉丁美洲的影響,特別是對於拉丁美洲未來可能會有的影響,不管這個未來是好是壞。
加西亞·馬爾克斯在巴塞羅那引起一股風潮。沒多久,何塞·多諾索與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也來到巴塞羅那。加西亞·馬爾克斯很快地認識了西班牙重要的作家和知識分子,包括了評論家何塞·馬利亞·卡斯特雷、胡安·哥蒂索羅、路易斯·戈伊狄索洛與胡安·馬塞。此時,反對佛朗哥獨裁政權的地下勢力在西班牙如野火燎原,主要由共產黨的聖蒂亞哥·卡利尤、豪爾斯·塞普恩、費南多·克勞定等人物領導、整合,其他組織如西班牙工人社會黨與早期的秘密戰鬥組織菲利普·岡薩雷斯則處於平等地位。在歷史上,加泰羅尼亞不僅是布爾喬亞商人的故鄉,也是由他們在19世紀時帶動西班牙的繁榮,這裏同時也是無政府主義者、社會學家、畫家、建築師的地盤,孕育出高迪、阿爾貝尼茲、格拉納多斯、達利、米羅,以及曾居住在這裏的畢加索。巴塞羅那是僅次於巴黎的「拉丁」文化搖籃與溫室,在19世紀80年代與90年代間偉大的文藝復興時期與1939年西班牙第二共和國垮台時,巴塞羅那都是一座前衛城市。如今來到20世紀60年代,在政府打壓當地的語言與文化之時,巴塞羅那這個西班牙最刻苦、最具有生產力的城市開始為自己發聲;然而,60年代的政治需要偽裝于文化的包裝之下,當時加泰羅尼亞正興起的民族主義受到言論自由的壓制,只能通過一群成分複雜的團體表達極端左派的立場,包括主要為中產階級的作家與建築師、電影工作者、教授、畫家、媒體名人、哲學家,甚至被視為「神聖左派」的模特兒。

梅塞德斯、加西亞·馬爾克斯、貢薩羅(次子)、羅德里戈(長子)(從左至右),20世紀60年末攝於巴塞羅那。
回顧過去,這股強烈的拉丁美洲文學風潮從1963年胡里奧·科塔薩爾的《跳房子》開始,一直延續到1967年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也是這波風潮中最優秀的一本小說。大家一致公認《跳房子》足稱拉丁美洲的《尤利西斯》——因為這股風潮被視為20世紀拉丁美洲現代主義運動具體化、到達巔峰的時期。然而,《百年孤獨》的出現完全地改變了這個觀點,一下就讓人明白,一部更深遠,且更宏觀的作品已然出現,如同一致公認的,《百年孤獨》是「拉丁美洲的《堂吉訶德》」。
事實上,這個決定涉及的層面甚廣。他的文學經紀人卡門·巴爾塞斯出生於巴塞羅那,當時崛起為西班牙乃至歐洲最具影響力的經紀人之一。在佛朗哥的極權政權下,巴塞羅那仍有像巴拉爾出版社與其他已經存在,或正如雨後春筍冒出的出版社,使得此處成為20世紀60年代拉丁美洲小說發展的中心。支撐這股風潮的力量也許是受到打壓但再度興盛的加泰羅尼亞民族主義,也或許是佛朗哥獨裁政府成形所帶來的經濟翻轉,其中最強烈的動力當屬拉丁美洲小說作者的創作「風潮」,而加西亞·馬爾克斯又是其中最閃亮的明星。

「文學爆炸」時期的夫妻檔: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左一)及其妻子派翠希亞(左二)、何塞·多諾索及其妻子(居中)、梅塞德斯(右二)、加西亞·馬爾克斯(右一),20世紀70年代初攝於巴塞羅那。
巴黎之於我,就像拔起插在腳上的一根木刺……把我和法國人聯繫起來的最後一根繩子已經斷了。法國人那種精準、神奇的能力已經老化了,但他們卻不知道……我們到達巴黎時,五月暴動過後毀損的道路還沒修好,法國人已經被那些暴動嚇壞了:計程車司機、麵包師傅、雜貨店老闆,他們對這場抗爭的評論了無新意,將大量的自圓其說灌輸給我們,讓我們覺得那場暴動似乎只有言語上的衝突。實在太令人憤怒了……

胡里奧·科塔薩爾、米格爾·安赫爾·阿斯圖裡亞斯、加西亞·馬爾克斯,1970年攝於西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