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西亞·馬爾克斯經歷了一段非常獨特的苦悶、焦慮和舉棋不定的時期。就在帕迪拉的危機發生之前，他已經接受了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邀請，於6月初接受榮譽學位的頒贈，這個時機實在糟得不得了。他非常清楚著名的共產主義支持者巴勃羅·聶魯達和一開始就支持古巴的卡洛斯·富恩特斯，兩人都因為訪問紐約而遭到1966年革命的驅逐。1961年「豬灣事件」的時候，他已經被許多人當成逃離將沉沒船隻的鼠輩，在古巴人的眼裡，接受紐約知名大學的榮譽顯然是美方企圖為了美國的利益而「收買」他。

小說的句子非常冗長：第一章只有二十九個句子，第二章二十三個句子，第三章十八句，第四章十六句，第五章十三句，第六章只有一句，因此，全書顯然只有一百個句子。前面幾章的第一頁由三或四個段落開始，像管弦樂正在調音，隨後越來越長。敘事人稱不斷轉變，從第一人稱（「我」、「我們」）到第二人稱（「將軍大人」、「我的母親」等）到第三人稱（「他」、「他們」），但是第三人稱幾乎總是在另一個聲音之內。身為第三人稱敘事者的加西亞·馬爾克斯自己幾乎是絕對的缺席，然而，卻沒有一本小說比此書更由他典型的文學聲音所支配。每一章以他一如往常執迷的殯葬事宜開始，雖然讀者不確定找到的屍體是否真的屬於暴君——或者實際上如果是的話，他是否真的死了。因此，所謂的「我們」——找到屍體的我們——經由每一章第一頁幾個短句，加上發現屍體時不同的細節，以回顧的方式回想起一個世界，之後敘事鑽進迷宮或旋渦般的片段回顧「他」「將軍」的人生，逐漸化成自傳式的「我」，在位之人。如同所有現代主義的作品，迷宮同時是主題（人生），也是技巧（穿過的路徑 / 方法）。

這家人南下到阿爾瓦羅和蒂達·塞培達的家，他們如今住在市中心和綠野區之間一座豪華的白色別墅里，但有點不幸的是，塞培達本人正在紐約的醫院接受一些檢查。加西亞·巴爾查一家人和蒂達一起住到找到適合的房子或公寓為止。一位記者胡安·葛薩殷得到許可，在他們喝第一輪啤酒時聽他們聊天。好像開會一樣地，加西亞·馬爾克斯解釋自己為什麼如此揮霍地回來。他一生都想成為世界知名的作家，為此當了數年的記者，忍受了貧窮日子。如今，他真的是個全職的「專業」作家，他希望自己再度成為一名記者，尋找信息，如此一來他的人生就完整了：「已經不在的那個角色，才是我一直渴望的。」

7月9日，回到哥倫比亞短短不到六個月的時間之後，加西亞·巴爾查家族離開巴蘭基亞的索利達機場前往墨西哥。加西亞·馬爾克斯於7月11日抵達墨西哥首都，抱怨他在佛羅里達短暫停留時一個女孩也沒見到，因為「行政權力機關」在他身邊，梅塞德斯想必對於這個笑話越來越厭惡。他在首都的第一天被記者和來自《卓越》的攝影記者簇擁著，他向他們宣告這是他全世界最熟悉的城市，覺得自己彷彿從來沒有離開過。記者看著他吃墨西哥玉米卷、換錢、說笑話（「我的內在很嚴肅但外表不是」）。年輕的羅德里戈說，他寧願當棒球選手或工人也不要當學生，他從容的父親說「你想做什麼都可以」。在攝影記者持續的陪伴下，他去卡洛斯·富恩特斯和演員老婆莉妲·馬塞多在聖安赫爾的家裡探望他們，莉妲穿著黑色皮熱褲。加西亞·馬爾克斯的車子到達時，富恩特斯大叫「抄襲！抄襲！」當天晚上，富恩特斯舉辦他有名的宴會，一群熟悉的墨西哥革新派知識分子和藝術家都受邀參加。

1972年10月12日是哥倫布紀念日，阿爾瓦羅·塞培達于紐約去世。雖然在各方面都反覆無常，而且對美國有深深的渴望，但塞培達卻是巴蘭基亞團體里唯一一位沒有長久離開巴蘭基亞的人。（阿方索、赫爾曼、阿爾瓦羅都出現在《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之中，他們全都出現在《百年孤獨》 里，書中預測阿爾瓦羅會最先去世，接著是赫爾曼，然後才是阿方索。）兩天後，他的遺體運回哥倫比亞，歐布雷貢和胡利奧·馬里奧·聖多明戈守靈到15日的早上，靈車由一大群哀悼者護送到巴蘭基亞的永眠花園。幾個星期後，加西亞·馬爾克斯寫了一封信給阿方索·福恩馬佑爾，回顧塞培達之死：「唉，大師。要這麼說真是一件他媽的痛苦的事。我已經變得一文不值，處在這個既灰心又氣餒的可憐處境下，生平第一次找不到出路。我對你說這些事，因為我認為，對你說對我有幫助，也許我對你說，也會對你有好處。賈布。」

看來平凡而深切的真相，是男人希望妻子是他們的長期情人，但當他們找到妻子的時候，他們其實真正想要的是母親，同時也繼續想要其他合於理想的情人。獨裁者和拉蒂希雅·娜薩雷諾剛在一起的時候，她每天讓他坐下來學習讀寫，他每天下午裸身在她的蚊帳之中，她像嬰兒般幫他梳洗穿衣。因此，一半的男人進行的是壓制、強|暴明顯被認為比他「年輕」、低下、從其他男人身邊奪來的女性；另一半的男人希望像孩子或嬰兒一樣被同樣的女人對待，甚至是比他在先或是高他一等的女性——因為再一次地，平等和民主的互動被認為不切實際，甚至（因為不刺|激）不被渴望。在這本書還有其他作品中，加西亞·馬爾克斯很少用「性」這個字，以致對於愛情的意義、性與愛之間的關係永遠模糊不清。顯然唯一肯定的是，我們大部分的人可以有的愛是母親對我們的愛，無論我們有什麼缺點或做了什麼壞事。然而如我們所知，加西亞·馬爾克斯人生的早期連這樣確定的愛都未曾得到。

不論在加西亞·馬爾克斯的詳細描繪中看起來有多麼的殘酷，這位獨裁者是位政治天才，理由非常簡單：「他能看穿別人，別人卻無法猜透他。」雖然自我封閉，但獨裁者「非常清楚自己看透他人現實和未來的能力」。他的耐心驚人，且最後總是勝利，就如同最後——正如他難讀又顯然不可缺少的顧問薩恩茲·巴拉所言——「在那迷惑他的黑曜石牆上，他發現自己多年來所尋找微不可見的裂縫。」這景象是否是加西亞·馬爾克斯自己總是想要「勝過」所有人，親友、妻子、情人、事業競爭對手（阿斯圖裡亞斯、巴爾加斯·略薩），乃至全世界？菲德爾·卡斯特羅是否成為唯一一位——屬於他自己的人、他外公的形象——他沒辦法、不敢，甚至不想勝過的男人？

事實上，加西亞·馬爾克斯並沒有聯合署名那封信：普利尼奧·門多薩假設他會支持這起抗議，就幫他簽了名。加西亞·馬爾克斯後來把名字刪除，但這對他和古巴的關係已經造成傷害，接著和他那些依然簽署的朋友之間也建立了持續的鴻溝——這是所有結果里最糟糕的。這無疑是20世紀拉丁美洲文學政治最重要的危機，未來的數十年間在拉丁美洲和歐洲的知識分子之間造成歧見。作家和知識分子沒有選擇的餘地，只好在這場文化內戰中靠邊站，一切不復從前，尤其是加西亞·馬爾克斯和巴爾加斯·略薩之間的關係，是這場政治紛爭所有影響中最高分貝也最激烈的。更加諷刺的是，就在當時，巴拉爾出版社正在準備出版巴爾加斯·略薩所著《加西亞·馬爾克斯：弒神者的歷史》（於1971年12月出版），但他們之間著名的關係卻緩慢而肯定地開始冷卻。巴爾加斯·略薩有三十五年的時間都不允許這本書印行第二版。

這本書的背景設定在一個虛構的加勒比海國家，哥倫比亞（或者更精確的說是波哥大）似乎是其鄰國，因此，我們可以把它想成委內瑞拉或哥倫比亞海岸區本身。在這方面，這無名的國家類似由約瑟夫·康拉德在《諾斯托羅莫》（1904）書中，或是西班牙拉蒙·馬利亞·瓦耶 - 殷克蘭在《暴君班德拉斯》（1926）中所發明的國度。書中對於拉丁美洲獨裁者殘酷以及暴力的刻畫，特別著重在他的「秋天」，也就是政權的晚期。

最後，他對外公開的說辭是自己「代表哥倫比亞」接受這個榮譽，每一個拉丁美洲人都知道，他並不支持當時的美國政權，哥倫比亞大學的立場也相同。而且他宣布，為了做決定，他諮詢過公認是常識冠軍的「巴蘭基亞計程車司機」的意見。他雖然批評美國，但美國人仍然歡迎他；如果說此舉使他建立未來和美國的關係，他明顯如釋重負；對古巴而言，他又回到喪失顏面的角色。雖然他的聲明向世界保證自己沒有聯合署名那第一封信，但在接下來的二十年裡，他和這革命之島再也沒有任何的關聯。

然而這是事後諸葛亮。讀者無法抵擋的體驗是不確定和迷惑感。小說的整個角度、結構，甚至年表，是由一連串什麼都不確定的敘事手法的不確定所決定。也許可以說，獨裁者是否控制「他所有的權力」這永恆性的兩難也許正是小說中最反覆而令人迷惑的一點兒——因為事實上是他的觀點（同時愚蠢而輕率、虛偽而圖私利）無限的放大——由一種三方搖擺所支配：也就是第一，古典啟蒙觀點中認為人類意識是理性一致的主體；第二，較為馬克思觀念的階級支配和帝國主義（這兩個概念結合起來就是現代主義的觀點）；第三，福柯式的觀點，認為權力無所不在，與認知有關，永遠都要抗拒，但不可能戰勝，即使是最「有力」的能力都無法控制（當然這是後現代的觀點，事實上主宰了小說）。由於加西亞·馬爾克斯對於歷史的觀感非常黯淡，接近在歷史上由馬基亞維利首先立論、莎士比亞所不斷闡釋的，在這件作品對於人類、權力和影響的憤世嫉俗觀感中，我們發現自己被迫考慮可供使用的權力，「有人必須這麼做」。他完成這本書之後隨即reａｄ.99ｃsｗ.cｏｍ與菲德爾·卡斯特羅建立關係，一位曾經是社會主義解放者，後來成為拉丁美洲的政治人物，也有潛力成為拉丁美洲最持久、最受愛戴的一位「獨裁者」。

那一年稍後，正當他在《族長的秋天》最後階段時，加西亞·馬爾克斯接受另一項重要的國際榮譽紐斯塔獎，由雜誌《海外書籍》與俄克拉荷馬州大學聯合頒發。他把加列戈斯獎的獎金捐給「邁向社會主義運動」，在這事發生的六個月後，仍有美國的機構決定頒此獎項，實在令人意外，也的確值得讚美。在俄克拉荷馬州草草敷衍的表演，盡責回報銀制老鷹羽毛獎座和支票之後，加西亞·馬爾克斯飛到洛杉磯和舊金山與家人一起度過短暫的假期，接著到墨西哥城，這家人在此度過夏天。他們非常興奮能一起回到墨西哥，在羅德里戈和貢薩羅真正的故鄉和朋友相聚。他們在因馬爾科姆·勞瑞的《火山之下》而得到惡名的美麗度假聖地庫埃納瓦卡郊外，買了一棟搖搖欲墜的鄉居，購得的價格其實很便宜，有一千一百平方米的花園，靠近他們的老朋友維森德和阿爾碧塔·羅侯在別墅區那一邊的家，可眺望山景。這一次，不像他在巴塞羅那市外差點買下的鄉居，加西亞·馬爾克斯徑自進行交易。他到公立公證處去註冊地產時，隔壁辦公室的員工全都拿著自己的《百年孤獨》請他簽名。加西亞·馬爾克斯得意地說：「我是資本家，我有一棟房產！」此時的他四十八歲。

批評自四面八方湧入，遠近皆有，包括加西亞·馬爾克斯自己的家人。「邁向社會主義運動」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組織，卻有很大的爭議。大部分的左派人士認為他是「異教分子」，右派把他冠上「顛覆分子」的頭銜。雖然最後透露這筆錢其實是特別要給「邁向社會主義運動」的政治雜誌，不是給他們的游擊隊，但到了8月下旬，連莫斯科都開始叫他「保守分子」。有人發現他的父親通知加拉加斯的媒體，說他的長子「很狡猾——從小就是如此，總是編造故事」。不過，比較困擾加西亞·馬爾克斯的，應該是他回到歐洲時來自巴勃羅·聶魯達的批評，這位智利人是長期的共產黨員，他的觀點在許多方面和加西亞·馬爾克斯相同。他們再度碰面時，聶魯達告訴他自己能理解他的行為，但此舉在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所造成的分裂遠比為了「邁向社會主義運動」的利益所做出的善舉來得多。也許是在那個時候，加西亞·馬爾克斯開始應用他自己制定的原則——永遠不要公開批評社會主義團體，包括莫斯科陣線的共產黨，因為此舉只會帶給他們的敵人安慰。

這本小說的讀者通過與獨裁者勉強共存，終於學到——說是事後諸葛亮也好——人生無疑是不可能了解的。儘管有我們所有的幻影和我們所有當代的相對性，但還是有某些道德「真相」。他們聯結的不只是寬容和憐憫，也聯結到權力、責任、孤獨、承諾，以及最後還有，愛情。也許，這些人性問題彼此之間複雜的關係是加西亞·馬爾克斯自己在成名之時所學到的一課，也是他非得成名才會學到的——更確切地說，在大多數的情況下，也許只有有名有權的人才能學到——縱然隨著他們的權力和影響增加，如同獨裁者他自己，大多數經此學習過程的權力人物繼續成為更卑劣的人物。這引致一個偏激的可能性；大約1972年和1975年間，加西亞·馬爾克斯開始接受關於政治和道德的採訪，這是新的加西亞·馬爾克斯，他學到過去那箇舊的、仍然相當單純和「天真」的加西亞·馬爾克斯其實是怎麼樣的一個人，決心變得更好、做得更好，如今，名聲已經讓他看清真相。

隨著朋友的亡故而來的是一個黯淡的秋天。11月7日，有則不祥的新聞說，理查德·尼克鬆獲選連任為美國總統。同一個月，阿根廷前任總統胡安·庇隆在離開十七年之後回到布宜諾斯艾利斯，起先的興奮終究演變成災難；薩爾瓦多·阿連德必須重整他的人民團結黨以終止智利一波波的罷工；巴勃羅·聶魯達的癌症迫使他辭去智利駐法大使的職位。加西亞·馬爾克斯在場看著這位老共產黨詩人最後一次啟程回到南美洲，從此天人永隔。

這位委內瑞拉人很驚訝地見到一名頭頂黑人頭的男子。這位穿著開襟夏威夷式熱帶襯衫、灰色長褲、白鞋、沒有襪子的男子悠閑地走上加拉加斯「巴黎劇院」的講台上接受頒獎。回憶到巴爾加斯·略薩拒絕捐出獎金給拉丁美洲的武裝奮鬥，拉丁美洲人都在猜測加西亞·馬爾克斯會如何處理他的現金。頒獎儀式后，他馬上被問到這個問題，他宣布自己已厭倦貧窮，會向加拉加斯認識的人或巴塞羅那的卡洛斯·巴拉爾「再買一艘遊艇」，這成為他最有名的俏皮話之一。梅塞德斯沒有和他一起搭機前往，她稍後才和費度其夫婦一同抵達，同樣目睹這場表演的還有十二歲的兒子羅德里戈，以及兩位和他同名的人，父親加夫列爾·埃利希奧以及幺弟埃利希奧·加夫列爾，幺弟最近才娶了一位來自哥倫比亞平原的女孩蜜麗安·賈爾松。賈布邀請他們到加拉加斯度蜜月，配合他接受加列戈斯獎頒發的時間。加夫列爾·埃利希奧不請自來，這三人組拜訪了十四年前賈布和梅塞德斯度蜜月的地方，一起投宿同一家旅社。蜜麗安還記得：「埃利希奧的父親被安置在旅館的另一棟別館，很不甘願地向經理抗議：『你怎麼可以這麼對待我，他是我兒子。』 第二天早上他六點鐘就打電話給我們：『我們幾點下去吃早餐？』」

時序來到1971年，加西亞·馬爾克斯已經在巴塞羅那住了三年多，小說還是沒有完成；他決定釋放一下寫作的壓力，前往拉丁美洲九個月，以滿足自己的需要，再度熟悉這個屬於他的世界。他自己比較屬意巴蘭基亞，但前一年3月他告訴阿方索·福恩馬佑爾，不確定家人是否會讓他回去：「兩個男孩整年都在想念墨西哥，我現在才了解到，他們在墨西哥住了很久，足以成為一輩子隨身帶到世界各地的『馬孔多』。這屋子裡唯一腐朽的愛國者是我，但我一直比較沒有分量。」不過，不知他如何設法說服不情願的家人，總之他們決定再度造訪墨西哥之前，先到巴蘭基亞住幾個月。

《純真的埃倫蒂拉》故事內容一點兒也不如我們所期望的，是一個回到加勒比海重新體驗「番石榴味道」的作家會寫出來的作品，乍看之下，也的確比《格蘭德大媽的葬禮》故事粗糙、基本、神奇（海洋、天空、沙漠和前哨），不過，以頗為藝術及文學的方式，彷彿先前那些故事里奇異的元素不知為何地被應用在一個實際的地理腳本里，彷彿「馬孔多」和「村莊」是真的，而瓜希拉（加西亞·馬爾克斯從來沒有見過）是一個神奇與神話的王國（相比之下，波哥大與其附近高地則是充滿魅影和威脅的妖怪之地）。諷刺的是，雖然評論家的意見兩極，這些故事卻使人聯想到加西亞·馬爾克斯魔幻現實的先驅，也就是米格爾·安赫爾·阿斯圖裡亞斯最令人生厭的故事，如《利達·薩爾之鏡》。

1973年早春，他和梅塞德斯從巴塞羅那前往巴黎參加塔奇雅的婚禮，她和查爾斯終於在3月完婚——那時他們的兒子胡安已經八歲——住在1956年她流產時住的醫院對面；後來搬到巴克街。她回憶道：「加夫列爾是我婚禮的伴郎，我的妹妹艾琳是主伴娘。加夫列爾也是我兒子胡安的教父。我本來希望布拉斯也來參加婚禮，如果他來就好了，但他一點兒也不可靠，又無法預測。」除了分手的方式之外，加西亞·馬爾克斯和塔奇雅之間恐怕也已經沒有任何的遺憾；然而，對於一個不斷堅持以愛情為題材的作家，她仍然是非常豐富的參考對象，象徵沒有選擇的那一條路，婚外的關係，成為一夫一妻制以外的另一種選擇。

這本書的故事情節所橫跨的是一個不可能的時代背景，延伸大約兩百年的時間，大約從18世紀後期直到20世紀60年代。大部分的敘述藉由回溯拉丁美洲歷史的脈絡前進，直到獨裁者秋天的「遲暮之年」，「美國佬」把大海據為己有，緊接著的是他的死亡，隨之而來他政權的結束（冬天及腐爛）。在主人公所居住的世界里，教會和美國佬不斷爭奪權力，「人民」本身完全處於被動；小說里沒有歷史、沒有真正的時間變遷，也沒有真正的社會或政治的參与或互動，因而也沒有辯證式的進展。然而，獨裁者和人民之間的關係也許才是小說的中心焦點。也許可以說，加西亞·馬爾克斯原本企圖表現的是小說結束時應把作品從獨裁者交給人民，他寫人民的喜悅，似乎原本的意思就是喜悅而非諷刺。rｅad.99csｗ.coｍ

至於現在的讀者想到加西亞·馬爾克斯和愛情的關聯時會微微一笑，並想到《霍亂時期的愛情》中的弗洛倫蒂諾·阿里薩以及加西亞·馬爾克斯重現於幾千萬本小說封面上那個睿智而會意的表情。然而，不論是《族長的秋天》或其他的書里，他處理愛情和性|愛的方式奇妙地粗暴又令人清醒。獨裁者對於女性的態度極為粗糙又缺乏想象力，只有兩個例外：選美皇后曼努耶拉·桑切茲，他從遠處視這位難以得到的女人為偶像，但從未認識；另一個極端是十二歲的女學生洛麗塔形象，他已經衰老之時還想誘惑的對象。然而，他唯一愛過的女人顯然是他的母親。因此，加西亞·馬爾克斯和路易莎·聖蒂雅嘉之間的關係是這本小說的關鍵嗎？曼努耶拉·桑切茲是否代表他錯誤地追求僅存的外在魔力？拉蒂希雅·娜薩雷諾是否代表所有妻子的命運（梅塞德斯是拉蒂希雅其他的名字之一）？這本書里一個祖父也沒有，這一切是否也代表另一層意義，他的黑暗面試圖壓抑他的父親？因為獨裁者認為自己是自我產生的：

也許，加西亞·馬爾克斯突如其來的名人地位真的導致另一個分裂的人格，他從少年時期就迫切想要與之合而為一，這種掙扎的蛛絲馬跡在早期的故事中清晰可見，並且，也許可以推論，《百年孤獨》的完成戰勝了這樣的掙扎。但也許他解決了一個雙重人格的問題后，卻發現如今要面對另一個： 一方面是他後來稱為秘密私下的自我，另一方面是他的公眾自我，兩者之間的分離。也許，這也就是為什麼小說引發一個可能性，人們在每一章節開頭所發現的屍體可能根本就不屬於獨裁者。如今他也成名了，如同那暴君一般，加西亞·馬爾克斯不斷在媒體上面對自己的代表，「他完美的替身，看到自己處於如此對等的狀態真是羞辱，天殺的，這個男人是我」。至於暴君的「分身」，他正式的分身或公眾形象，帕特里西奧·阿拉貢尼斯，「他已經認命，要永遠過著一個並不屬於他的命運」。但，加西亞·馬爾克斯覺得，「真的那一個」和「分身」兩者都是他。一開始，獨裁者覺得很難適應人民、媒體，或後來官方政府選擇叫他的新名字（正如加西亞·馬爾克斯的許多標籤名字：「賈布」、「馬孔多的主人」、「魔法師梅爾基亞德斯」等）。不過，不論他如何因為分身確實多重的存在感到為難，他永遠不像身邊的人那樣混亂。

如今，加西亞·馬爾克斯在墨西哥有了不同的地位，且此後一生都會是最受歡迎的外國之子、榮譽墨西哥人。墨西哥人永遠不會忘記，加西亞·馬爾克斯是在他們的首都寫下《百年孤獨》，而不是巴黎或倫敦。這種正面宣傳是掩蓋1968年特拉特羅克大屠殺那些黯淡回憶的方法之一，加西亞·馬爾克斯正好伸出援手。8月21日，他到總統官邸「松園」見總統路易斯·埃切維里亞，他在特拉特羅克暴動期間擔任內政部部長，加西亞·馬爾克斯聲稱他們談話的內容是「寫作和解放」。他從來沒有為了1968年的事件公開批評埃切維里亞或前任總統迪亞斯·奧爾達斯，正如他從未因任何古巴的爭議而批評菲德爾·卡斯特羅。古巴和墨西哥都和美國有複雜的外交鬥爭，而且，彼此之間的外交也有些摩擦。墨西哥人被迫和美國的反共產黨勢力合作，但堅持和古巴維持外交通道，直到20世紀末期「革命制度黨」時期尾聲。卡斯特羅和加西亞·馬爾克斯都非常感謝他們的堅持。

在他生命尾聲之時，獨裁者記得的很少，「他甚至無法分辨出聲音的幽靈對話」，在這所有老年的跡象中，他仍然妄想有性生活，因為愛情永遠地摒棄了他，因此，他的下屬從國外帶女人給他，但還是沒有用，因為他仍然喜歡工人階級婦女，她們總是讓他又開始唱歌（明亮的正月的月亮……）。最後，在小說結尾之處，他想起自己畢生致力於遺忘，「遙遠的童年第一次是他自己的影像在冰封的不毛之地顫抖著，以及他的母親班迪西翁·阿爾瓦拉度的影像，她偷了垃圾堆老頭兒的山羊內臟當作午餐」。如同《苦妓追憶錄》提醒我們，童年的經歷不一定是辯白的理由，但也許可以作為解釋。

停留超過兩個月之後，他於9月9日離開墨西哥。梅塞德斯則飛往巴塞羅那，兩個男孩在不樂意的狀態下回到這裏的學校上學，加西亞·馬爾克斯則動身前往哥倫比亞辦公事。不過，他告訴墨西哥媒體，對於自己在墨西哥受到的待遇十分滿意，他要去巴塞羅那打包行李，儘快回到墨西哥。他也宣布拉丁美洲非常缺乏偉大的領袖，拉丁美洲唯一真正的領袖是卡斯特羅和阿連德，其他都只是「共和國的總統」。兩天後，在第一個充滿劫數的「9·11事件」中，其中一位領袖喪命，拉丁美洲的樣貌從此改變。

《百年孤獨》之後的第一本書應該是小說，這是典型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先知灼見，不僅在名聲和權力完全吞噬他之前就正面處理這些陷阱，也早在中年和老年來臨之前就已經預見，並且早已麻木。不過，不可能以簡單的邏輯討論《族長的秋天》。加西亞·馬爾克斯其他的作品都不及接近本書的複雜性，也許刻畫最佳的是此書詩意描述的誘人美女與其主題的醜陋。實際上，這件作品的誕生有其奇妙的歷史自相矛盾之處。《城市與狗》《克魯茲之死》《跳房子》這些小說在20世紀60年代創造了拉丁美洲風潮，但說穿了大多隻不過是20世紀20年代以及30年代偉大的歐洲和美國現代主義小說的更新版本，如《尤利西斯》《追憶似水年華》《曼哈頓中轉站》《達洛維夫人》，或《押沙龍，押沙龍！》。然而，使拉丁美洲風潮具體化以及神聖化的小說《百年孤獨》中，其錯綜複雜及現代主義的表現程度似乎比起其他小說相對較小。在「後現代主義」這個名詞尚未發明的年代，埃米爾·羅德里格斯·蒙尼格爾談到加西亞·馬爾克斯小說時講的是「時代倒置」，因為顯然很清楚易讀，即使是只有些許文學素養的人也容易理解。不過，加西亞·馬爾克斯覺得接下來需要寫一本更接近典型拉丁美洲風潮的小說；這也就是為什麼對於本書的目標讀者群，也就是那些有經驗的讀者而言，他們可以馬上很清楚地看出《族長的秋天》里具有喬伊斯以及伍爾芙風格的片段。在這個時刻，大多數其他作家受到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刺|激，從典型拉美文學風潮的風格轉向創作更透明的「後現代」作品，如同《百年孤獨》所應該代表的。

新小說歷經許多版本。這個故事描述的是一名沒有受過教育的拉丁美洲士兵，他來自一個沒有命名、拼湊而成的國家；他雖然沒有什麼經驗，卻仍然取得政權，圖謀以獨裁統治他的熱帶國家兩個世紀。對讀者而言，他們所知此書描述的是一位「獨裁者」，這窮兇惡極的主人公不但孤僻又有權力、既多愁善感又野蠻。雖然他顯然遲鈍到愚蠢的地步，對於權力卻有非比尋常的直覺，對於其他人的動機也有直覺性的見解；但是女性，包括他親愛的母親，對他而言仍然非常神秘。加西亞·馬爾克斯告訴採訪者自己的領悟，亦即如果奧雷里亞諾·布恩迪亞上校贏得他的戰爭，就會成為這位獨裁者；也就是說，如果哥倫比亞的歷史可以重寫，19世紀贏得勝利的會是自由黨，而非保守黨。為了讓他的主人公維持神話般的力量，他決定他不該有名字： 只有「獨裁者」（他的屬下則以「將軍」稱呼他）。頗為驚人的是，加西亞·馬爾克斯解釋他對此人物的刻畫是相對同情的，因為「從底比斯國王克里安以降，所有的獨裁者都是受害者」。他堅持，不幸的事實是拉丁美洲歷史的發展並非如人民所願：大部分的獨裁者來自平民階級，從未曾被他們所壓制的人民推翻；並不是神話戰勝了歷史，而是歷史本身被當成神話解釋。他認為展現這樣的過程是文學的基本目的，但他並沒有打算提供更多的啟發：「這本書的政治樣貌比表面上複雜許多，我不打算解釋。」

加西亞·馬爾克斯當時還不知道，他將再度地從古巴政治的黃金國中被逐出，對左派的觀眾而言是一場完美的表演。他並沒有直接為難阿斯圖裡亞斯，但協助挑起這些爭端，使阿斯圖裡亞斯遇上埋伏，可以說是「大象的陷阱」。接著也有人問起，加西亞·馬爾克斯是否也為他當代唯一真正的對手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設下了一連串心理的陷阱，而這些在幾年後又引發另一樁更加強烈的衝突。《族長的秋read.99csw.com天》這本書是關於一位自我批判的男人無法忍受身邊人的競爭，不論在公開場合或私人生活里，此書最後的版本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在補償這些罪惡。

1971年接受胡安·葛薩殷的採訪時，加西亞·馬爾克斯把愛情與權力的主題連接起來，堅持他所有的角色在某種層次上都帶有自傳色彩，他宣布：「你知道，老朋友，對於權力的胃口是來自對於愛的無能。」由這個聲明中可以開始追蹤加西亞·馬爾克斯所有小說中隱藏的關聯，這個蛛絲馬跡幫助他的讀者走出由他的作品所創造出的錯綜複雜的道德以及精神的迷宮。也許一開始，隨著他感覺自己的潛力逐漸增加，他開始幻想自己可以全部擁有：他可以得到權力，也可以因而被愛。接下來的20世紀60年代晚期與70年代初期發生了聲望危機，加西亞·馬爾克斯這位具有絕佳自制力、絕佳語言潛能，以及絕佳心理透視力的男人（除此之外還擁有私密勸說的驚人力量，對於親密、非公開活動具有驚人的能力）突然發現自己任由他人擺布，而且常是公眾領域中較沒有才華的那一群——評論人、記者、經紀人、出版商、跟班。他也曾經享受過記者的權力，如今卻仰賴記者的恩澤。他成了自己無法完全控制的一個形象、一件商品。難怪卡門·巴爾塞斯對他變得那麼重要：在許多方面，她是他的「經紀人」，不只是和出版商安排他的合約。無疑地，她幫助他了解到在人類能力範圍所及之內，成為「他所有權力的主人」的可能性。

1967年10月，阿斯圖裡亞斯成為第二位贏得諾貝爾獎的拉丁美洲人，也是第一位獲得此獎的拉丁美洲小說家。然而，他近年來由於接受政治上頗為爭議的駐巴黎大使職位而受到嚴厲的批評。他發現，如今代表拉丁美洲文學的是「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而非「米格爾·安赫爾·阿斯圖裡亞斯」。事實是，加西亞·馬爾克斯已經挑釁阿斯圖裡亞斯多年，不顧老作家對這位年輕人的作品和成就慷慨的評論。1968年年初，加西亞·馬爾克斯發誓以這本關於拉丁美洲政治獨裁者的新書，「教訓」寫出《總統先生》——這部阿斯圖裡亞斯的代表作的作者，並教他「如何寫|真正的獨裁者小說」。

加西亞·馬爾克斯在非常沮喪的情況下繼續寫著《族長的秋天》，但也奇妙地帶著復甦的活力。阿爾瓦羅·塞培達的死讓他更清楚地體會到生命的短暫，也許了解到拉丁美洲的時事只能從眼前飛逝時，他不想待在歐洲。在西班牙一切都停頓了下來，大家都在等待佛朗哥將軍斷氣。這個政權顯然氣數已盡，但盡頭卻還要等很久，幾乎和加西亞·馬爾克斯筆下快完成小說里的那個「獨裁者」的消逝一樣久。6月8日，獨掌大權三十四年後，佛朗哥指派路易斯·卡瑞羅·布朗哥上將為總統。1973年5月，加西亞·馬爾克斯開始告訴記者他完成了《族長的秋天》，不過要先放一年或更久的時間，「看到時我是否還喜歡這本書」。在他無動於衷的表面下——這位作家顯然並不在乎他的書是否出版，當然也不會回應來自出版商或讀者的壓力——顯然對小說還是抱著同樣的不安，自從1971年末期從巴蘭基亞和墨西哥回來之後，他就很努力地處理這樣的心情。

巴爾加斯·略薩和加西亞·馬爾克斯第一次聚在一起，是這位年輕的秘魯人於1967年獲得羅慕洛·加列戈斯獎時。如今，時序來到1972年，加西亞·馬爾克斯成為這個獎項的第二位獲獎人，他的反應凸顯了這份特殊友誼中巨大的鴻溝：巴爾加斯·略薩拒絕把獎金捐給支持古巴革命的運動，加西亞·馬爾克斯決定把他的獎金捐給不同立場的委內瑞拉政黨「邁向社會主義運動」，此政黨由一位曾為共產黨的朋友泰奧多羅·佩科夫所領導。如同佩科夫一般，加西亞·馬爾克斯說服自己，認為蘇維埃共產主義已經不是真正的革命力量，也不關心拉丁美洲真正的需要與利益。卡門·巴爾塞斯曾經和加西亞·馬爾克斯一起到加拉加斯，她告訴我：「雖然我們坐的是頭等艙，一路上都在喝酒，但那是一次漫無止境的旅程。賈布已經知道他要把所有的錢捐給『邁向社會主義運動』和佩科夫，一路上都在擔心馬里奧的言辭里最細微的細節。他滿腦子都是這些事。」

因此，也許如同「獨裁者」一般，他決定掌控那個公開的自我形象，成為另一個自我（屬於他自己的一部分，但現在他可以選擇自己的形象）。他不再如過去八年一樣抗議自己的處境，而是承擔這個有名氣的自己，利用他的名聲超越競爭對手，成為一個有權力和影響力的人；不只來自他經由寫作的孤獨行為所帶來公眾的成功，也來自他私下、幕後的才華洋溢以及誘人的力量。

雖然有這麼多的作家住在巴塞羅那，但在許多方面而言，巴黎仍是拉丁美洲的政治首都。4月9日，一群以歐洲為基地的作家安排聯合署名一封抗議信給菲德爾·卡斯特羅，首先刊登在巴黎的《世界報》，聯合署名名單上包括讓 - 保羅·薩特、西蒙娜·波伏娃、胡安·哥蒂索羅、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此抗議信真正的發起人）、胡里奧·科塔薩爾和普利尼奧·阿布雷右·門多薩（與即將出版《自由》雜誌的哥蒂索羅一起負責斡旋），以及……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

不過，在這加勒比海上航行的二度蜜月中，他也在思考一個問題，發生在這裏最大島上的問題使得這一段航行成為他政治存在中相對最不複雜的時刻。3月20日，古巴政府逮捕了艾貝托·帕迪拉，這位作家的詩作於1968年夏天在島內外引發了爭議風暴，並且導致加西亞·馬爾克斯在巴塞羅那憤怒地和胡安·馬塞爭論。如今，這位古巴詩人被控從事和美國中央情報局有關的顛覆活動。4月5日，仍然在獄中的帕迪拉簽署了冗長的聲明，自我批判。

因此，加西亞·巴爾查一家人於1月中旬抵達了哥倫比亞。在巴蘭基亞下飛機時，加西亞·馬爾克斯簡短地微笑，並對迎接他的人群豎起雙手大拇指。照片上的他穿著一整套加勒比海式服裝——墨西哥「瓜亞貝拉」薄布短襯衫、皮製帆布鞋、沒穿襪子——神色有些焦慮。由於在巴塞羅那的活動量比較小，加上他經常攝取澱粉類食物，發量也多了起來，如今是那個年代所流行的半黑人頭，還有同樣具特色的沙巴達小鬍子。梅塞德斯戴著深色太陽眼鏡，顯然假裝自己身在他處，但兩個男孩對這個國家幾乎一無所知，看起來既大胆又興奮。當地媒體和廣播電台派出大批人馬，計程車司機從遠處大叫，看在舊時的分上，只要三十比索就可以載賈布到馬孔多。離開巴塞羅那之前，加西亞·馬爾克斯乍看之下頗為冷淡地宣稱他回家是為了「排毒」，如今，對於自己的來訪想到更正面的解釋，並新創了他最具代表性的一種說法，說他是「聞到番石榴飄香」，一路跟著這個味道回到加勒比海。

在更為個人的層次上，獨裁者在世上最親密的關係對象是他的母親班迪西翁·阿爾瓦拉度。他的妻子拉蒂希雅·娜薩雷諾曾是修女，是他綁架來的，他也許也謀殺了她。他追求但從未到手的是選美皇后曼努耶拉·桑切茲；詭異的是，他唯一成功的情愛關係是他衰老時和一位十二歲的女學生的情誼。在男性這方面，他有一個雙面、公眾的面孔帕特里西奧·阿拉貢尼斯，他只有一位好友羅德里戈·阿基拉爾；還有後期一位邪惡的天才，即光鮮的安全部部長何塞·伊格納希歐·薩恩茲·巴拉，類似20世紀70年代在這本小說正要完成之時，在智利和阿根廷軍事執政團的顧問樣貌。這種關係結構順應西方神話里典型的模式。

處理完自己的事務之後，他於8月中旬飛到紐約，探望正在紀念醫院接受癌症治療的老朋友阿爾瓦羅·塞培達。加西亞·馬爾克斯已經非常害怕醫院和死亡，這個經歷只是更加深了他對於這個九_九_藏_書偉大城市驚人的無情印象。一個星期後他回到巴塞羅那時，寫了一封信給塞培達的妻子：

9月下旬，這家人從墨西哥城經由紐約、倫敦和巴黎回到巴塞羅那，此時加西亞·馬爾克斯也回到工作上。他的新書出版已經四年多，他很渴望減少壓力。自從1967年末的那段時間以來，雖然《族長的秋天》無疑是他主要的計劃，他也定下來寫闊別數年的短篇小說，除了早先1961年的《虛度年華的海洋》之外，也包括《擁有巨大雙翼的老人》等幾篇。這些作品以《純真的埃倫蒂拉和殘忍的祖母》合輯於1972年出版。《純真的埃倫蒂拉》本身有很長的歷史，從某方面來說回到他外公外婆在瓜希拉沙漠的神秘世界，然而，直接靈感來源則是現實生活中的真實故事，也啟發過《百年孤獨》中的一小段，其中講述一名年輕妓|女被迫每天和一百名男子上床。（在成為短篇故事前，這個完成的故事其實本來的構想是電影劇本，也早在1970年11月就以劇本的形式發表于墨西哥雜誌《永遠》）。由於所有的故事都已經開頭，有些甚至寫得很早，加西亞·馬爾克斯得以利用這些故事「為手臂暖身」，回到他未完成的小說里。

毋庸置疑的是，對於書中兩個中心主題，亦即權力與愛情這對複雜的問題，加西亞·馬爾克斯利用它們之間的回憶、懷舊、孤獨及死亡等共同特色，在這本新的小說里不但改變，也加深了他的處理方式。權力和愛情、對權力的愛、愛情的力量，這是人類經驗的中心樣貌，是拉丁美洲歷史、社會和文學中特彆強烈的要素。

雖然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回應很低調，且意圖像所羅門王一般取悅所有人，但卻適得其反。7月10日，哥倫比亞媒體要求他「對於自己在古巴問題上的立場公開說明清楚」，第二天，雖然已經比較不明顯，仍然迂迴閃避的他宣布：「我是個還沒有找到定位的共產主義者。」他大部分的朋友和同行比較喜歡的是智利的社會主義路線，加西亞·馬爾克斯從一開始就不是。對於他的行為，胡安·哥蒂索羅後來以毫不掩飾的苦澀加以批評：「賈布以他全身而退的技巧，小心翼翼地和朋友的批評立場保持距離，也避免和他們有所衝突：新的加西亞·馬爾克斯有著超凡才能的才氣雄略，是名氣的受害者，熱愛這世界所有偉大美好的事物，在全世界的層次上倡導真正或是『高深的』 主張。」

乍看之下，這是非常驚人的主張。加西亞·馬爾克斯這個人嘗試以之前這部經典讓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的作品，外界以為他在受到壓力時也許創作會期望迎合大眾；然而，《族長的秋天》卻以十分醜陋的方式描繪一位十分醜陋的人物。雖然這位獨裁者在某些方面受到寬容的對待，然而，他是有史以來最令人厭惡的角色。加西亞·馬爾克斯是否敲鑼打鼓地向媒體宣告自己其實寫了世界文學史上最令人震驚的自我批評的作品之一，相當於盧梭《懺悔錄》的小說版，以此嘗試震撼國際上的中產階級？在某些方面，作者和男人、女人以及世界之間整體的關係和他醜陋但可悲的創作，是否有類似之處？如果加西亞·馬爾克斯如此認為，他是否只是在一個比我們所能想象更充滿不幸屍體和危險關係的世界里，用自己作為例子；或者，這隻是單純私人的、因而獨特而強烈的自我分析？考慮到這自我描繪如此嚴酷枯燥，在他如今展望未來之時，他在西班牙佛朗哥政權晚期怪誕、貧瘠的停留，很快地轉變成對於過去的自我分析、自我承擔的懺悔，這完全是有可能的。寫《族長的秋天》也許在某部分是他企圖讓自己在道德上符合現有的名聲，也試圖展現他在文學上擁有應得的名聲（雖然諷刺的是，許多讀者將這明顯的抱負結果視為自以為是的傲慢和自滿的證據）。

第二年，聶魯達去世時，加西亞·馬爾克斯告訴波哥大的記者：「去年我的好朋友阿爾瓦羅·塞培達之死對我的打擊之大，我才了解到自己無法面對失去朋友。『去他的，』我想，『如果我不正視這件事，下次如果這樣的事再發生，我再聽到這樣的消息時，死去的會是我。』」的確，縱然加西亞·馬爾克斯越來越有名，他仍然努力地探視與病魔搏鬥的朋友，他的哀傷當然也是真切的。但同樣真切的是，他和塞培達以及所有巴蘭基亞團體的成員亦已漸行漸遠，1971年拜訪這個城市只是更強調了這一點兒。加西亞·馬爾克斯比其他人更深刻地念舊，但早在人生早期就學會如何抵抗。如今，塞培達之死為他巴蘭基亞的時期畫下明確的界線。

獨裁者的「第一個死亡」也許很可能是暗指1967年，《百年孤獨》的那一年，當「真正」的加西亞·馬爾克斯永遠消失在名人和神話的光環背後；也許他描述的是一步一步地走向告別默默無聞、正常生活、個人隱私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20世紀60年代的失敗危機以滑稽的諷刺變成70年代名聲和成功的危機，這也許同時也代表他自己的意識中對青春的告別（《百年孤獨》出版時他剛滿四十歲）。此外，加西亞·馬爾克斯總是提早開始省思老年，因此把自己的中年危機提前，比任何人都早開始他自己的「秋天」，因而把自己在巴塞羅那的中年危機和聲望危機混雜在一起，完全不令人意外。也許在將這些教訓全都融入這部噩夢般的作品之後，他會把名譽和影響運用在好的那一面，就像全盛時期的獨裁者一樣，變成「他所有權力的主人」，只是他是有意識且善意地作此改變。

加西亞·馬爾克斯的親友記得這段時期的他非常心神不寧，但仍然成功做出最冷靜而慎重的公開回應。接受巴蘭基亞記者胡利奧·羅卡精心策劃的「採訪」時，他堅持自己從來沒有聯合署名第一封信，聲稱菲德爾·卡斯特羅是被惡意地斷章取義，並宣布自己繼續支持古巴政權；並且以他特有的舉動聲明古巴政權如果帶有斯大林主義的元素，菲德爾·卡斯特羅會如同他十年前即1961年時一樣，第一個跳出來。

加西亞·馬爾克斯對阿斯圖裡亞斯之所以有這樣的態度，部分原因似乎有可能是因為阿斯圖裡亞斯得了諾貝爾獎，加西亞·馬爾克斯希望自己成為第一位贏得此獎項的拉丁美洲小說家。另一部分的原因是，阿斯圖裡亞斯顯然不只是拉丁美洲魔幻現實的先驅（《百年孤獨》常被認為是範例之一），而且，他因為寫了《總統先生》也成為獨裁者小說的先驅（類似的《族長的秋天》企圖成為最具權威的作品）。阿斯圖裡亞斯因接受大使職務這件事落人話柄，同時在辯論這方面思路並不清晰，也沒有連貫性，因此很容易成為攻擊的目標；而且，現在的他已經又老又病，拿他下手就好像從安全距離射殺大象一樣。事實上，阿斯圖裡亞斯決定在20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60年代對世界共產主義扮演一種文學旅伴的角色，大體上他支持這歷史性的運動，但不把自己和特定的組織牽連在一起，這樣的角色正是加西亞·馬爾克斯自己希望做到的。在某種程度上，加西亞·馬爾克斯重演了阿斯圖裡亞斯和瓜地馬拉馬克思主義總統哈科沃·阿本斯之間的關係，很快地和所有拉丁美洲共產主義革命家裡最有魅力的菲德爾·卡斯特羅建立友善的關係。

然而再一次地，幸運之神降臨在加西亞·馬爾克斯身上。如果古巴暫時對他關上門，另一起爭議正要爆發，並且證明除了古巴和哥倫比亞，加西亞·馬爾克斯的政治敏感度仍然非常準確。此事是否巧合我們無從得知，幾個星期之後，一位西班牙記者拉蒙·喬歐把麥克風塞到1967年諾貝爾獎得主米格爾·安赫爾·阿斯圖裡亞斯面前，問他有人主張《百年孤獨》的作者是抄襲巴爾扎克《絕對之探求》，他的意見如何？阿斯圖裡亞斯愣了一下，表示他認為這主張可能有其真實之處。喬歐把這篇獨家新聞刊登于馬德里的周刊《凱旋》，巴黎的《世界報》於6月19日轉載。

加西亞·馬爾克斯於1973年後期繼續修改這本小說，一直進入1974年；不過，這本書基本上已經完成了，他得開始計劃未來。他是個孤獨的作家，和一個孤獨的主人公一起，關在孤獨的矛盾之中，但同時和世界進行著無止境的對話，談論關於他的孤獨、他最具共同性的議題：政治。對於報紙讀者而言，這是hｔtpｓ://ｒeaｄ•９９ｃｓw.com一幅詭異的景況，至少可以這樣說，加西亞·馬爾克斯僅僅成功地對付這個努力，沒有在國際之間丟自己的臉；然而雖然成功地面對，這樣的經驗使他成為更為強韌的文學和政治動物，給他更厚的臉皮，用來面對他的才華和名聲帶給他的幾乎所有的挑戰。

12月，巴爾加斯·略薩所著《加西亞·馬爾克斯：弒神者的歷史》由巴拉爾出版社于巴塞羅那出版。來自那個年代的朋友形容這兩位作家「情同兄弟」，他們的共同點比乍看之下還要多：同樣經歷過童年「家族羅曼史」特別痛苦的版本；和後來才認識的父親之間都有問題（巴爾加斯·略薩十歲前以為自己的父親已經過世）、攻擊他們的人格、質疑他們的文學使命；兩人同樣受到寵溺，是書獃子，一生中最初、最重要的年代都在外公外婆家長大；同樣離開早年舒適有安全感的家，前往疏離、嚴苛的寄宿學校就讀，並且很早就有熟悉妓|女以及其他社會底層的經歷；同樣在早熟的年紀就擔任記者，接著前往巴黎，最終待在同一家旅社，只不過時間有所不同；同樣都對朋友很好，他們認識的時候都強烈支持古巴革命，差別只在於年紀較大的加西亞·馬爾克斯已經在支持古巴的這個過程中經歷過困難，而巴爾加斯·略薩最艱難的時期尚未來到。他們當時雖然很親近，但加西亞·馬爾克斯總是堅稱自己從來沒有讀過馬里奧所寫的這本關於自己的書：「如果有人讓我看我作品中的秘密結構、來源，和我寫作的原因，如果有人告訴我這些，我想會使我無法動彈，你懂嗎？」

可以想見，加夫列爾·埃利希奧對兒子在這巨大而尊貴舞台上的應對並不以為然，但完全不知接下來要發生的事。第二天早上，賈布帶著他那張兩萬兩千七百五十比索的支票、兒子羅德里戈和弟弟埃利希奧，因為埃利希奧已經和《時代報》安排好，要針對拉丁美洲最重要的文學獎頒給他哥哥一事，撰寫一系列報道，同行的還有兩位有特殊待遇的記者、一位攝影記者、一個大袋子。他們前往一家加拉加斯的銀行，在那裡把支票換成現金；然後，他帶著袋子、現金和身邊這群護衛到「邁向社會主義運動」的總部，把錢交給黨主席泰奧多羅·佩科夫，他的「多年朋友」。他解釋道，「邁向社會主義運動」是拉丁美洲所需要的一個嶄新、年輕的運動，和共產黨運動沒有關係，也沒有既定的路線或信條。

很清楚地，《族長的秋天》是描繪一位執迷、孤獨的獨裁者，由一位孤獨的作家執迷地寫下。然而根據作者，許多評論家感到憤怒的是他居然以溫和、同情的角度描繪這個可怕的角色，但這些評論家對於這本書真正的內涵卻很遲鈍。因此，1975年12月在墨西哥城，小說完成將近兩年，出版數個月之後，挫折感很深的加西亞·馬爾克斯宣布，他的評論者毫無例外地都只「膚淺地」讀他的書，並且完全出人意料地為此書的含義提供了詮釋。他堅持這是某種自傳：「幾乎是個人的告解，一本完全自傳類型的書，幾乎可說是一本回憶錄。當然，寫出來的是一本需要加以詮釋的回憶錄。不過，如果讀者看到的不是獨裁者，而是一位對於自己的名聲非常不安的作家，那麼有了這個線索之後，你可以讀到此書真正的含義。」

10月，阿連德派駐巴黎的大使巴勃羅·聶魯達獲得1971年諾貝爾獎，傳統左派和薩爾瓦多·阿連德手下受到圍剿的智利人民聯合黨政府都受到鼓舞。記者形容看來很脆弱、帶著病容的聶魯達被問到他是否可推薦其他拉丁美洲人得這個獎項，他說第一個想到的是加西亞·馬爾克斯，「西班牙文最優秀小說之一的作者」。在獎項正式宣布之前，聶魯達打電話給加西亞·馬爾克斯，邀請他和梅塞德斯第二天晚上到巴黎參加晚宴。加西亞·馬爾克斯自然說不可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到達，因為他害怕飛行，但聶魯達使用他有名的策略，用聽起來好像要哭出來的聲音懇求，這對哥倫比亞夫婦因而覺得有義務成行。等他們抵達的時候，獲獎消息已經宣布了。和他們一起在聶魯達家用餐的有：墨西哥壁畫家大衛·阿爾法羅·希克羅斯（有人懷疑托羅斯基是他暗殺的，不過他當然也曾經嘗試過）、智利畫家洛卜多·馬塔、最近從古巴被驅逐的豪爾斯·艾德華、法國知識分子雷吉斯·德布雷（這位剛從玻利維亞的監獄獲釋后回到巴黎，緊接的一段時間和智利的阿連德政權關係密切），以及偉大的攝影家亨利·卡提爾·布列松，這是一場政治上諸多挑戰的晚宴，如果有這麼一回事的話。

4月的第一個星期，加西亞·馬爾克斯和梅塞德斯獨自前往加拉加斯，他寄望重新充滿自己加勒比海的電力，為新書注入活力。然而，實際上這是一段充滿象徵意義的旅程，回到他們一開始同居之處。接下來在加勒比海附近的旅程開始了往後越來越常發生的模式，也就是兩個男孩留在家裡，他們的父母環遊世界，回應加西亞·馬爾克斯日益遞增的名聲所帶來的誘惑與義務。

賈布和梅塞德斯在巴蘭基亞租的房子當時差不多就在市郊。對於貢薩羅而言，這是個非常令人興奮的環境，他對此保有非常愉快的回憶。雖然父母事先安排好了學校，但兩個男孩清晰記得的是一段居住異國的時光，有大蛇進入屋子裡，他們搜捕鬣鱗蜥，取它們的蛋。不過，回到熱帶地區，被卡塔赫納和阿爾荷納兩邊的大家族和巴蘭基亞整個網路的新朋友所圍繞，雖然這一切都很令人興奮，然而，這兩個男孩也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來自墨西哥城的男孩：「事實是，羅德里戈和我都是都市小孩兒，我們對鄉下的世界沒有什麼經驗。而我們的父母都是鄉下來的，而且還是熱帶地區來的。他們在卡塔赫納或哈瓦那時，我幾乎認不出他們。在其他地方時，他們相對比較拘謹。」

如此這般，加西亞·馬爾克斯寫這本書時，自傳性的元素凌駕一切（特別是他自己身為獨特名作家的境遇），這本書似乎是關於一位男人，這個男人是他極端的反面，因此，獨裁者慢慢地變成他，就像奧雷里亞諾·布恩迪亞在《百年孤獨》里變成他一樣；只是，如今他是真的挖掘人類存在最黑暗深處並深刻地反映在他自己的靈魂上。獨裁者，那就是我：一方面是名聲、魅力、影響、權力；另一方面，孤獨、慾望、野心、殘酷。不用說，作者在20世紀50年代末就開始寫這本關於權力和名人的書，在他真正開始體驗這些現象的許多年前，於他自己人生的際遇而言其實是非常大的諷刺。無論如何，等他開始對這個主題做最後的進擊時，他自己也已經是有名又有權，他也很孤獨，他也是「他」，那「另一個人」，那被渴望的對象。他所創造，但決心嘲諷並揭穿（但在別人身上他可能總是羡慕以及渴望）的文學惡棍是他自己所成為的一種現象。

幾星期後，一位墨西哥記者基耶爾莫·奧喬亞說服加西亞·馬爾克斯，在前往探望父母的途中到卡塔赫納的沙灘上停留，和梅塞德斯、兩個男孩在椰子樹下休息。奧喬亞的第一篇文章專註在路易莎·聖蒂雅嘉身上，開始了她的傳奇。為了慶祝長子回家，她慈愛地養肥一隻火雞：

然而，他再次因為中斷了《族長的秋天》而覺得喪氣，但也不太願意回到這件工作上。沒過多久，阿雷翰德羅·歐布雷貢打電話告訴他，事情已經沒有希望，塞培達快死了，此時普利尼奧·門多薩和他一起在巴塞羅那。經過一天的苦惱，加西亞·馬爾克斯買了一張機票。門多薩回憶道：「但他沒有去。他去不了。他的勇氣和膝蓋都不足以讓他前往：在家門口，他手上拿著行李箱，計程車從街上朝他駛來，他卻好像眩暈一般。他沒有去機場，而是把自己關在房間里，拉上窗帘躺下。梅塞德斯在廚房裡告訴我這件事，身旁的洗衣機彷彿人一般地呻|吟嘆息著。『賈布一直在哭。』我很驚訝。賈布在哭？賈布關在房間里？我從沒見過他阿拉伯的臉龐（如同我家鄉會說的）有一滴眼淚。只有老天爺知道他這段時間經歷了什麼。」

如今，加西亞·馬爾克斯開始寫《族長的秋天》，第一次很確定自己會完成。已經沒有任何的借口了，他已經休過假，也無處可逃，就算是內心也一樣。「帕迪拉事件」發生還不到六個月，當初在科塔薩爾法國南部家裡的宴會開始討論這個議題已經經過一年，第一本以「文學爆炸」為主的雜誌《自由》已經在巴黎出版。加西亞·馬爾克斯在佛朗哥政權下的西班牙接受了第三期《自由》雜誌編輯普利尼奧·門多薩的採訪，無疑地，在古巴會受到縝密的審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