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刻終於在7月來臨，他和羅德里戈一起前往古巴。他們終於回來了，革命軍政府提供他們所有需要的交通工具，任意前往島上四處自由地與人民交談。羅德里戈拍了兩千多張照片，加西亞·馬爾克斯回憶道：「我的想法是寫出古巴人如何在自己家裡打擊禁運，不是政府或國家的作為，而是人民自己如何解決煮飯、洗衣、縫紉的問題，簡單地說，就是日常生活的問題。」他在9月發表了三次難忘的特稿，大標題是「古巴走透透」，他如此巧妙地結合強烈的恭維與細微的批評，以向官方表明他們所面對的是一位重量級，但令人無比安心的革命舵手。

一般而言，古巴一切順利，新的革命熱誠也注入非洲。然而，一個嶄新時代的曙光正要乍現。教皇保羅六世於8月6日去世，約翰·保羅一世繼任，但於一個月後去世，導致約翰·保羅二世卡羅爾·沃伊蒂瓦的任命，他暗中與羅納德·里根、瑪格麗特·撒切爾結盟，兩人都在他被任命的十八個月內當選，在接下來的二十五年間，教皇改變了對抗古巴的政治交易籌碼（更別提加速了蘇聯瓦解）。更糟的是，從古巴的角度而言，就在1978年8月教皇保羅六世去世的兩天之後，伊朗領袖實施戒嚴，這項行為使得他更快被推翻，進而迫使吉米·卡特總統垮台，以及右派總統羅納德·里根當選。

「人身保護令」成立的目的是作為拉丁美洲的人權組織，特別是為政治犯辯護，這奮鬥的目標首先使恩里克·桑托斯·卡爾德隆和加西亞·馬爾克斯於1974年秋天結盟。加西亞·馬爾克斯是這個新組織的利器，他承擔的方式就是從接下來兩年的版稅里拿出十萬美元資助。他的朋友丹尼羅·巴爾圖林曾任薩爾瓦多·阿連德的私人醫生，他在莫迪納官邸里陪著阿連德度過最後的幾個小時，他也曾擔任執行秘書。機構在每個拉丁美洲國家都有代表，包括尼加拉瓜的革命神父埃爾內斯托·卡登納爾，以及許多擁有類似才能和革新派背景的人。他們大多有反美的歷史，不太可能有人想把「人身保護令」問題應用在古巴上——而且，想到智利、阿根廷、烏拉圭正發生的恐怖情形，其他人也不太可能想這麼做。加西亞·馬爾克斯挖苦地宣告《抉擇》雜誌打算「協助吉米·卡特總統實現他的人權政策」。他建議美國領袖應該從波多黎各開始，革命愛國者如羅莉塔·雷布倫已經被囚禁二十五年，許多罪名比她輕的都已經受到古巴政府的特赦。

古巴外交部部長把加西亞·馬爾克斯的提議傳達給菲德爾·卡斯特羅，這位哥倫比亞人在哈瓦那的國家飯店等司令官的電話等了一個月。某天下午三點鐘，卡斯特羅坐著吉普車出現，他親自開車，讓當時還帶著貢薩羅的加西亞·馬爾克斯可以坐在他身邊。他們往鄉間開去，菲德爾就食物講了兩個小時。「我問他，」加西亞·馬爾克斯後來回憶道，「『為什麼你對食物知道得這麼多？』『年輕人，當你要負責餵飽整個國家的人民時，你就會去了解食物！』」如同許多人一般，加西亞·馬爾克斯非常訝異卡斯特羅對於事實的熱愛，並且他也驚人地熟知各種細節。也許光是聽過這位偉大領袖沒有準備講稿仍侃侃而談的八小時演講就可以想見，但他並沒有預期到卡斯特羅的個人魅力及親和力，不僅兩人之間密談時感覺如沐春風，即使是房間里有二三十個人時亦有相同的感受。

少有觀察家這麼早、這麼清晰地預見了倫敦未來「世界城市」的身份。被問及拉丁美洲的政權是否可能如英國一般配置沒有武裝的警察時，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反駁早就有了：古巴便是如此。他繼續說明，拉丁美洲的大新聞是古巴革命力量的鞏固——當時不友善的觀察家相信這樣的「鞏固」事實上是「斯大林化」——如果沒有古巴革命，不可能會有目前拉丁美洲革新的發展——而且，他補充道，也不會有「文學爆炸」的發生。最後，他重申除非智利反抗軍推翻由美國五角大廈所資助的智利獨裁政權，不然他不會再寫小說。在這不友善的採訪中，很清楚地可以感受到加西亞·馬爾克斯在自斷後路，升起堅定支持社會主義的旗幟。為什麼如此呢？因為他很肯定自己正在回古巴的路上。

在倫敦沒有上英文課的時候，他修改著《族長的秋天》的書稿，嘗試幾個激進電影劇本的不同想法。他的幺弟埃利希奧和妻子蜜麗安於9月搬到巴黎，而今前來倫敦探望他和梅塞德斯。雖然相差二十歲，埃利希奧和他有名的哥哥賈布卻愈發親近。1974年的聖誕節，埃利希奧、蜜麗安和賈布、梅塞德斯及他們的兩個兒子在巴塞羅那度過。

1977年，隨著兩個男孩長大，也開始走上自己的路，加西亞·巴爾查這家人終於開始適應無法避免的分離。雖然，在某些方面而言，賈布和梅塞德斯在1974年至1975年就在兩個男孩能離開他們之前先丟下過他們，但至少當時巴塞羅那還有一個家，可以讓他們很自然地回去——儘管只是暫時的。如今，兩個男孩要離家了，特別是羅德里戈要去巴黎上廚藝學校，貢薩羅則考慮跟著一起去學音樂。

1977年8月，加西亞·馬爾克斯首次和一位歐洲的社會主義者有重要的接觸，在接下來的幾年間成為他重要的聯繫人和朋友，那個人就是西班牙工人社會黨的領袖菲利普·岡薩雷斯。6月15日，岡薩雷斯在西班牙睽違四十一年的選舉中當選為馬德里議員，而阿道夫·蘇亞雷成為中間偏右的執政黨中間民主聯盟的總理。傳奇的共產黨激進分子多洛雷斯·伊巴露麗（熱情之花）自內戰後首次回到西班牙參与這場選舉。8月底，身為律師的岡薩雷斯在波哥大接受《抉擇》雜誌安東尼奧·卡巴耶羅（編輯）、恩里克·桑托斯·卡爾德隆（社長）、加西亞·馬爾克斯（編輯顧問）的採訪，文章標題為「菲利普·岡薩雷斯：嚴肅的社會主義者」。社會黨的拉丁美洲政策是在多少有點民主色彩的國家裡支持所有以人民為本的政權，在非民主國家中支持解放運動：「使我們團結的目標是消除阻礙民主腳步的政權」。這篇文章並未包括岡薩雷斯對古巴的看法，但許多年後，這個問題終究在他和加西亞·馬爾克斯之間造成問題。

然而，並不是每個人都被加西亞·馬爾克斯的行為所吸引。1976年2月12日，如今成為墨西哥城市民的加西亞·馬爾克斯出席《我們要活著回去》的電影首映會。他抵達時，為此活動來到當地的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本片編劇——正站在大廳。賈布敞開雙臂大叫：「兄弟！」馬里奧是個頗有成就的業餘拳擊手，他不發一語地一拳打在加西亞·馬爾克斯的臉上，讓他倒地不起。加西亞·馬爾克斯倒下的時候撞到頭，躺在地上呈半昏迷狀態。根據消息來源，馬里奧在那時大叫：「這是為了你對派翠希亞說的話！」或是「那是為了你對派翠希亞做的事！」這成為拉丁美洲歷史上最有名的一拳，至今仍然是大眾熱心猜測的焦點。在場有許多目擊者，除了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之外，此事背後的原因也有許多版本。

可以預測的是，帕迪拉事件演變成拉丁美洲冷戰歷史的分水嶺，影響所及不只是針對知識分子、藝術家和作家。雖然飽受朋友的批評，從「投機分子」到「天真」都有，但加西亞·馬爾克斯仍然是拉丁美洲重要作家中政治立場最一致的。在他的心目中，蘇聯並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但從拉丁美洲的角度而言，它卻是對抗美國霸權和帝國主義所需要的堡壘。在他的心目中，這不是「同路人」，當屬現實的理性客觀評斷。雖然古巴也有其不確定性，卻比蘇聯更積極革新，所有嚴肅的反帝國主義，拉丁美洲人都應該支持它，也該儘力節制這個政權的任何壓制、不民主，或獨裁的行為。他選擇看起來對世界似乎是和平正義的路：也就是廣義的國際社會主義。九_九_藏_書

身為消息靈通的古巴革命捍衛者，加西亞·馬爾克斯繼續他的研究與自我教育。因為禁運，他也許已經放棄了書在日常生活中的存在，但繼續以此身份掩護了一段時間。他從一開始就了解到，人權和政治犯的問題是敵人會丟給他的重要議題，但既然尼克鬆和基辛格掌控下的美國已經對拉丁美洲進步運動做出毫不留情的處理，也就是以所謂的「安全方法」訓練軍事政權，包括刺殺、囚刑和假情報。如今他站在卡斯特羅的古巴這一邊，他需要就監獄議題記下自己的想法——即使這表示他得不計一切地說服自己、認為在任何的情況下這處境都是可以接受、支持的。（在他為羅素民間法庭所做的工作中，他學到很多關於監獄管理的細節。）同時，諷刺的是，美國如今有新的領袖，清教徒似的吉米·卡特總統宣揚人權，對於這個議題似乎很真誠。因此，尼克鬆讓加西亞·馬爾克斯認清美國政府永遠不會真正地改變，但卡特讓他了解到，公共關係、外交、宣傳如今也是國際舞台上意識形態的奮鬥中重要的部分。加西亞·馬爾克斯深信，這些外在的反對力量其實希望古巴有政治犯，如此一來他們就可以繼續攻擊，也許他因而太過天真地相信這個國家應該把政治犯的人數儘可能減少到接近零，這是他在接下來幾年中不遺餘力的主要事務，也把注意的焦點從維持《抉擇》雜誌的戰鬥精神、捍衛古巴干預非洲，轉移到國際外交上；漸漸地，隨著處境越來越困難，只好轉而作為捍衛古巴主權完整的後盾，如此而已。

1978年，在哥倫比亞選舉中，左派的表現前所未有的糟糕，自由党參選人胡利奧·塞薩爾·圖爾瓦伊·阿亞拉當選總統，於8月7日開始任期。從一開始，《抉擇》雜誌對圖爾瓦伊這位右派自由黨就相當不友善，用漫畫和文字強調他有多麼肥胖，嘲弄他的招牌領結，眼鏡後面空無一物暗示他沒有大腦。他們希望逼他退選，迫使自由黨尋找更溫和的參選人，雜誌不斷地質疑他的動機以及他當選的可能性。在接下來的四年間，加西亞·馬爾克斯和《抉擇》雜誌以不尋常的激烈手段攻擊他的任期，卻只發現圖爾瓦伊或他所代表的力量，輕易地以更激烈、實際上更意外的方式反擊。

這家人在夏天游遍世界各地，包括日本、越南、香港、印度、莫斯科，隨後羅德里戈回到哈佛，賈布、梅塞德斯、貢薩羅繼續前往巴黎，貢薩羅在此開始研習音樂、主修長笛。他的父親花了一個月的時間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事務上，他受邀在麥克布萊德委員會服務，調查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國際媒體的信息壟斷。他接受朋友拉蒙·喬歐和伊格納希歐·拉莫奈特的採訪時表示，這篇文章的靈感是來自他和委員會的工作，標題是聳動的「信息戰爭已然開打」。這兩位記者表示，加西亞·馬爾克斯在巴黎「幾乎是微服出遊、幾乎是秘密行動」。

加西亞·馬爾克斯完成文章之後，寄給菲德爾先睹為快。三個月過去，一點兒消息也沒有，加西亞·馬爾克斯回到古巴討論，諮詢過卡洛斯·拉法葉·羅德里格茲的意見之後，他做了修改，「理清重要的問題、補足缺少的細節」。這篇文章在世界各地同步發表，卡斯特羅兄弟非常高興。加西亞·馬爾克斯贏得他的革命榮耀，或者，如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後來所說的，成為卡斯特羅兄弟的「走狗」。

在這段探險旅程的最後，菲德爾說：「邀請梅塞德斯過來，然後和勞爾談一談。」梅塞德斯于次日抵達，但他們又等了一整個月才接到勞爾·卡斯特羅的電話。勞爾是軍隊領袖，他親自對加西亞·馬爾克斯做簡報：「所有顧問都在那個房間里，他以連我都很意外的方式，用地圖開始揭露軍事和國家機密。專家解釋密碼電報、解碼，對我解釋一切：機密地圖、行動、指令、所有的一切，一分鐘一分鐘地交代。從早上十點到晚上十點，他們給了我一張關鍵人物名單，這些人接到指示可以自由地與我交談。我把所有的資料帶到墨西哥，寫成完整的敘述，名為『卡羅達行動』」。

回到加勒比海，他繼續尋找此時沉迷追求的答案。古巴政府由革命游擊隊主掌，他們把自己、全體古巴人民變成士兵；阿連德被革命軍推翻；如今，葡萄牙這個歐洲最長久的獨裁政權也被軍隊推翻。革命士兵——西蒙·玻利瓦爾將軍起死回生！——這是拉丁美洲問題的答案嗎？他前往中美洲尋找答案。在那裡，他採訪了一位如暴雨般神氣活現的人物，他對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吸引力僅次於菲德爾·卡斯特羅。這位奧馬爾·托里霍斯將軍從1968年起就是巴拿馬民粹派獨裁者，他的立論也認為，由於拉丁美洲當代新殖民地的特殊狀況，有時為人民、屬於人民，但非以人民為主人的獨裁政權是必需的。加西亞·馬爾克斯後來和托里霍斯成為好朋友，幾乎像親兄弟一樣。（托里霍斯坐下來讀過《族長的秋天》后抬起頭對加西亞·馬爾克斯說：「是真的，這就是我們，我們就是如此。」）托里霍斯的個性和卡斯特羅不太一樣（有些人很悲觀地說，卡斯特羅「受歡迎」的表演是經過嚴格的設計），托里霍斯當時已經開始了一場歷史性的運動，要為巴拿馬收復巴拿馬運河。他向加西亞·馬爾克斯解釋自己正和美國談判一個新的運河條約，以及他願意接受和不願意接受的條件。加西亞·馬爾克斯自己指出，美國所經營的美國學校所在地的國家裡有軍事反抗軍出現，而這些大陸士兵又學會對抗自己人民的暴動，對美國而言非常麻煩。托里霍斯告訴他的新朋友，他打算直攻「最重要的後果」，也就是收復運河，驅逐殖民主義于無形。

但無論如何，他已經渴望回到文學。如今許多採訪不斷地暗示加西亞·馬爾克斯厭倦了近六年前自己所做出與皮諾切特有關的魯莽的承諾。12月12日的《卓越》報道他在寫一系列關於拉丁美洲人在巴黎的故事，會在皮諾切特下台的二十四小時后發表。有些人把他的「罷工承諾」解釋為直到這位智利獨裁者下台為止，以為他不只是停止發表，而是停止所有文學活動，對於如此解讀的人而言，這樣的消息令人失望。原來，他顯然仍在寫作，他的「文學罷工」一旦結束，作品就會像噴氣式飛機盤旋世界最大城市上空等待降落般的排隊出版。

《族長的秋天》終於在1975年3月于巴塞羅那出版。拉丁美洲的媒體充滿謠言，說這本小說（拉丁美洲歷史上最令人期盼的一本書）的出版迫在眉睫，上架前一天才完成出版前的工作。這本書由他的西班牙出版商「布拉扎·賈內斯」出版，一版印了驚人的五十萬本精裝本。6月，「布拉扎·賈內斯」出版他的小說集，加西亞·馬爾克斯和他的文學讀者之間目前為止的賬算是結清了。然而，在此書的評論方面，也許因為評論家有過高的期待，因而呈現出毀譽參半的狼狽結果，許多評論明顯地不友善。有些評論喜歡這本書超凡的詩意和諷刺的修辭，兩者同時加深、嘲弄拉丁美洲最黑暗的幻想；其他人不喜歡也有一連串的理由，從聲稱其粗俗到指稱其中持續誇張的，從缺乏標點符號到顯然有問題的政治立場。這些分歧的意見在出版當時特別顯著，但極端的異議則持續多年。

3月和4月，加西亞·馬爾克斯回到古巴。他針對智利政變所寫的文章已經得到世界的喝彩，他必定認為菲德爾·卡斯特羅不至於愚蠢到忽視他這樣的才能。因此，他提出這位古巴領袖無法拒絕的提議。他向卡洛斯·拉法葉·羅德里格茲提議自己撰寫古巴軍隊遠征非洲的史詩故事，這是首次有第三世界國家干預與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超級強國有關的衝突。由於古巴有奴隸和殖民的歷史，因此特別注意當時的非洲解放運動。而且，如納爾遜·曼德拉這樣的人物後來都認為古巴對於推翻南非的種族隔離有顯著甚至非常重要的貢獻。

1973年9月11日，如同世界各地成千上萬的政治改革主義者，人在哥倫比亞的加西亞·馬爾克斯坐在電視機前，驚駭地看著智利空軍的轟炸機攻擊位於聖地亞哥的總統府。經由民主程序選出的薩爾瓦多·阿連德總統在幾個小時內就已確認死亡，是謀殺或自殺則不得而知。發動政變的軍政府接掌政權，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內開始搜捕超過三萬名所謂左翼分子，許多人死於獄中。在位於智利太平洋海岸黑島的家中，罹患癌症的巴勃羅·聶魯達已不久於人世。在他疾病纏身多年的生之末尾，最重要的兩起事件便是阿連德的死與智利落入法西斯政權之手，兩者皆摧毀了他的政治夢想。

這次的採訪很可能在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心裏勾起許多回憶。雖然他對其信仰和活動有所懷疑，不過，不久他就和一些溫和、民主的「社會主義國際」成員密切來往，包括好友委內瑞拉總統安德烈·佩雷斯、他父母哥倫比亞的親戚、法國的弗朗索瓦·密特朗和菲利普·岡薩雷斯自己。密特朗和岡薩雷斯都密切注意著關於阿連德的事件進展及其死亡——但想當然在歐洲的觀點有所不同。12月，加西亞·馬爾克斯在巴黎和雷吉斯·德布雷有過一段認真的談話，他也曾為革命派，如今考慮民主之路（他最後在弗朗索瓦·密特朗旗下走上此路）。此時，德布雷自己已經是法國社會主義黨的一員，加西亞·馬爾克斯問他是否仍然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以及他對拉丁美洲革命進展的看法。幾乎可以肯定從這一刻開始，加西亞·馬爾克斯已經離開《抉擇》，尋找另一個角色，而且是一個雙重角色：一個出現在拉丁美洲，一個出現在歐洲。再一次地，加西亞·馬爾克斯在尋找布局的空間。6月初，他發表另一篇關於朋友奧馬爾·托里霍斯的文章，公開地在標題中引用自己的作品：《有人寫信給托里霍斯將軍》。當然，這在當時和未來都足以象徵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問題。他到底是在寫關於有權力的男人，寫給有權力的男人，還是為他們而寫？如同在古巴一樣，他先針對巴拿馬的人權問題下筆，表示自己是現實和讀者間誠實的中介（正如同最後他試圖一方面扮演卡斯特羅和托里霍斯之間的媒介，另一方面則是岡薩雷斯和密特朗之間的媒介）。如此這般，他刻意地發掘據稱是巴拿馬政治犯的情形——隨著時間的推移，托里霍斯被控參与刑囚——並作為托里霍斯政權和墨西哥巴拿馬流亡人士間的媒介。8月，加西亞·馬爾克斯另一篇重要的文章發表，寫的是關於這位巴拿馬的地方首領和美國的談判、他所受到的生命威脅。加西亞·馬爾克斯把托里霍斯塑造成「騾子和老虎的結合」，可畏的對手、高明的談判高手、認真的人且受到民眾的愛戴。九_九_藏_書

加西亞·馬爾克斯學習英文的過程並不順利，這也並非他唯一全神貫注之事。奇妙的是，他在倫敦踏出再次與古巴革命結合的第一步。自從1971年帕迪拉事件以來，他比以前更加地放逐于古巴之外，但他在倫敦聯繫上利桑德羅·奧特羅，這位作家和艾貝托·帕迪拉的衝突直接導致1968年事件第一階段的發生。奧特羅認識雷吉斯·德布雷，德布雷同意擔任加西亞·馬爾克斯和古巴外交部部長卡洛斯·拉法葉·羅德里格茲的中間人。他告訴羅德里格茲，革命把加西亞·馬爾克斯這麼重要的人物留在「政治的地獄邊緣」是很大的錯誤。羅德里格茲同意，駐倫敦的古巴大使邀請加西亞·馬爾克斯共進午餐，通知他：「卡洛斯·拉法葉要我告訴你，該是你回古巴的時候了。」

加西亞·馬爾克斯對於巴拿馬特別有興趣，不只因為美國帝國主義鼓勵巴拿馬自己接手之前，巴拿馬曾經屬於哥倫比亞；也因為他的外公尼古拉斯·馬爾克斯年輕時在此旅行，追求他最重要的一段愛情。托里霍斯大有可能是出生於巴蘭基亞——的確，他在許多方面，特別是長相和舉止，都讓加西亞·馬爾克斯想起他已逝的朋友阿爾瓦羅·塞培達。很快地，這兩人在感情上深深地互相吸引而建立友誼，經過一段時間后成為一種愛慕之情。加西亞·馬爾克斯並不是唯一的一位，即使是冷冰冰的英國作家格雷厄姆·格林也和這位巴拿馬領袖發展出密切而深厚的關係，最後針對這個過程寫了一本毫無防備的書《與將軍相識》。

這是一本雙周刊，其中刊載加西亞·馬爾克斯兩篇文章里的第一篇，標題為「智利、政變以及美國佬」。這是他成名后首次公開的政治新聞寫作，成功地刊登於世界各地（3月在美國和英國發表），立即得到崇高的地位。對於他分析為薩爾瓦多·阿連德誤入歧途的結局，加西亞·馬爾克斯哀悼地表示：

加西亞·馬爾克斯解釋，委員會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1976年的討論之後，由首長阿馬哈杜·馬塔波成立，從一開始就出現重大的妥協，因為蘇聯人當然希望有完全國營的媒體，而美國人要完全私營的媒體。官方語言是英文、法文、俄文，1980年10月下旬，報告會送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貝爾格萊德的大會。加西亞·馬爾克斯後來說，身為「孤獨的文字獵人」，他從來沒有這麼無聊過，覺得這麼無用，但同樣地，他也從沒有學到這麼多過——更重要的是，信息從強者流向弱者，是富人支配窮人的重要工具。麥克布萊德委員會的工作後來受到美國和英國的反對，最後導致這兩個國家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回到墨西哥可以讓兩個男孩重新確認，並重新建立他們長期的認同感。他們倆都不覺得自己是哥倫比亞人或西班牙人，然而，他們和墨西哥的關係卻無法得以繼續。羅德里戈決心建立自己的獨立生活，不用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名字生活，最後他也選擇離開這個國家。小兒子貢薩羅對此沒有那麼敏感，但也嘗試找到屬於自己的路，雖然這在墨西哥特別困難，但他並未太過仰賴父親的名望。再一次地，兩個男孩被送到英語學校完成中學教育。

不過，《族長的秋天》終於肯定加西亞·馬爾克斯專業作家的身份，證明在《百年孤獨》之後，他還可以寫出一本成功的小說。就算是不喜歡這部書的人也沒有試圖否定它出自偉大作家之手。雖然《百年孤獨》很明白地宣示一個寬廣、毋庸置疑的大陸面向，但仍然可以認出來這是一本哥倫比亞的小說。相反地，《族長的秋天》是一本屬於拉丁美洲的書，書寫時心中懷抱著象徵性的讀者群，幾乎沒有顯著的哥倫比亞元素，不只是因為哥倫比亞從來沒有書中所描繪的那種獨裁者；體制上，20世紀的哥倫比亞大多時間屬於「民主」國家。

畢竟不論比例如何，政治、性和私人恩怨這些素材組成強而有力的構合，在巴爾加斯·略薩感到被背叛的感覺背後，也許有著一股焦慮，他無法忍受這位矮小而不討喜的哥倫比亞人。馬里奧自己很不尋常且實至名歸的文學成功及他如電影偶像般的英俊外形並不足以令他釋然，因此，也許他唯一剩下的武器是那有力的一拳。他也許只因為出其不意才得以得逞；可以想象，受到警告后的加西亞·馬爾克斯定會像查理·卓別林一般在他身邊跑來跑去，不斷從背後踢他。不論馬里奧自己寫得多好，不論他受到多少矚目，報紙和大眾最想知道的仍然是和加西亞·馬爾克斯有關的消息；不論馬里奧認為拒絕卡斯特羅和古巴有多少正當性，加西亞·馬爾克斯似乎從帕迪拉事件中全身而退，成為拉丁美洲左派無人能敵的文學冠軍。馬里奧的挫折感一定異常深刻，兩人也從此沒有再見面。

夏天結束時，加西亞·馬爾克斯和梅塞德斯做出了非比尋常的決定。他們把兩個男孩留在巴塞羅那，由朋友費度其一家人、卡門·巴爾塞斯、煮飯打掃的女僕一起照顧，夫妻倆則令人意外地前往倫敦。加西亞·馬爾克斯終於決定，該是解決他認為生命中唯一真正失敗問題的時候了——也就是他始終學不會英文。他和梅塞德斯建議羅德里戈和貢薩羅，也許可以考慮在倫敦待個兩年，但兩個男孩兒斷然拒絕。然而，聽到父母打算把他們留下，而自己還是要成行時，他們很驚訝也很憤怒。這對夫妻在他們熟悉的肯辛頓的希爾頓飯店住了一陣子，也在牛津街的凱蘭英語學校註冊進階課程，保證使用「萬無一失」的方法，以平常四分之一的時間就可以得到優秀的成果。

1979年7月19日，桑地諾組織在尼加拉瓜掌權。這則新聞已經被焦慮地等待一整年，特別是從美國和索摩薩政權在2月8日斷交之後。索摩薩於6月6日宣布圍城狀態，終於在7月19日面對現實，遠走海外。拉丁美洲左派已經很久沒有這樣的好消息了，這一年情況似乎有好轉的跡象：毛里斯·畢曉普的親古巴「新寶石運動」在3月13日拉下了格瑞那達的首相，10月27日，這個島嶼自英國獨立；巴拿馬運河協定於10月1日生效，中美洲以軍事政變繼續革命之路，於10月15日罷黜薩爾瓦多總統卡洛斯·羅梅多。桑地諾組織掌權的四個星期前，在墨西哥的加西亞·馬爾克斯以電話向哥斯大黎加的朋友、同事、作家瑟席歐·拉米瑞茲進行採訪，他剛宣布尼加拉瓜臨時政府五位領袖之一已經流亡。這兩人討論新政府的組織和功能、軍事狀態，哥倫比亞在不與索摩薩斷交的政策下，美國可能的反應。加西亞·馬爾克斯問到作家為何涉足政治時，拉米瑞茲回答：「你知道，在愛國戰爭、解放戰爭時，為了對付索摩薩這樣的佔領軍，大家都拋下自己的工作，拿起來複槍，包括詩人。我認為自己是在戰場上。」

不過，外面的世界改變得很快，顯然越變越好。不顧來自世界的抗議，佛朗哥將軍的政權於9月27日處決了五名巴斯克激進分子（瑞典首相奧羅夫·帕爾梅說西班牙政府是「血淋淋的劊子手」），佛朗哥在10月21日嚴重心臟病發作，胡安·卡洛斯王子接任國家元首。在世界各地左翼分子的衷心喜悅中，佛朗哥終於在11月20日去世，胡安·卡洛斯於11月22日成為國王，三天後宣布大赦。西班牙開始轉型為民主國家，發生劇烈的改變。11月10日，雖然有暴力衝突，安哥拉仍自葡萄牙殖民中獨立；蘇聯顧問協助主政「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中的馬克思思想力量，對抗受美國支持的荷納斯·薩文比領導的「安哥拉全面獨立國家聯盟」。11月11日，古巴宣布決定派數千名部隊前往安哥拉，且一待就是十三年。這是加西亞·馬爾克斯展現記者長才，為革命出力的機會。

切·格瓦拉死後，卡斯特羅也以沒有太多重要的男性朋友為人知，只有他永遠忠誠的弟弟勞爾和安東尼奧·努聶茲·希門內茲、馬努耶·皮內羅、阿爾曼多·哈特這些人。因此，他和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友誼非比尋常，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仔細回顧之下，意外的程度又是另一回事。加西亞·馬爾克斯是西班牙語世界自塞萬提斯以來最有名的作家，而且還剛好是社會主義者，又支持古巴。此外，他和菲德爾年紀相當，同樣來自加勒比海，而他反帝國主義的原因，部分是為了反抗鄰近美國壟斷香蕉生產的聯合水果公司。其中一則逸聞是，1948年4月「波哥大大暴動」時，兩人都在波哥大，有些陰謀論者甚至相信他們從那時就開始一起意圖顛覆拉丁美洲。雖然是個偉大的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完全沒有唯美主義的影子或知識分子的傲慢，他的生活方式允許他繼續協助卡斯特羅和外界保持聯繫，雖然他實際上是被囚禁于陽光小島之中。卡斯特羅自己告訴我，對於他們之間友誼的建立，兩人相仿的加勒比海傳統以及共有的拉丁美洲使命是極為重要的基礎。「而且，」他補充道，「我們都是鄉下人，我們都是海邊人……我們都相信社會公理，相信人的尊嚴。加夫列爾最特別的是他對於旁人的愛，他對人休戚與共的感情，這是革命人的特性。如果沒有愛與信任，是無法成為革命人的。」九-九-藏-書

他仍然不願意承認更重要的事實是，他已經開始一本新的小說。那年稍早，他還是宣布自己已經「用光了題材」，他腦袋裡「沒有另一本小說」。其實，他的下一本小說顯然無關政治，是重要轉變的預兆。他的讀者和加西亞·馬爾克斯自己都沒有了解到，他其實是在尋找愛情。世界各地都出現一股強烈的潮流，回歸個人身上，與初步印象不同的是，加西亞·馬爾克斯自己也成為這個過程的一部分。

同時，中美洲繼續震蕩的革命過程，吉米·卡特像本丟·彼拉多一樣，顯然無法決定是當裁判還是球員。在尼加拉瓜，桑地諾反抗軍（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整年都對索摩薩獨裁政權施加壓力。桑地諾陣線的領袖時常在加西亞·馬爾克斯位於墨西哥城的家會面，他有時候在古巴會見桑地諾運動的共同發起人托馬斯·博爾赫。加西亞·馬爾克斯協助談判協議，把三個反抗軍團體結合成一個共同的桑地諾陣線，後來甚至聲稱是他把這些年輕革命軍稱為「這些小夥子」。1978年8月22日，一群桑地諾陣線的突擊隊員由艾登·帕斯托拉領軍，佔領馬拿瓜的國會大廈，挾持二十五位眾議員兩天後，把其中四人用飛機載到巴拿馬，並釋放六十位政治犯，以換取其他人質的釋放。帕斯托拉是「零號司令官」，八年前就已經想出這個計劃。加西亞·馬爾克斯馬上打電話給托里霍斯，表示他希望宣傳這非凡的革命成就。托里霍斯自告奮勇地讓游擊隊暫時不與外界溝通，直到加西亞·馬爾克斯抵達。他馬上出發，花了三天時間在一座軍營里，和這起轟動一時的攻擊中筋疲力竭的領袖談話，包括艾登·帕斯托拉、朵拉·馬利亞·特耶茲、雨果·托瑞斯，並於9月初發表一篇報道。到了月底，美國強烈要求索摩薩辭職。加西亞·馬爾克斯後來表示，他放棄文學、選擇擔任政治新聞記者時，想做的正是這樣的報道：「艾登·帕斯托拉和雨果·托瑞斯倦極而沉睡，我繼續和朵拉·馬利亞這位了不起的女性一直工作到早上八點，接著回旅館寫報道。他們醒來的時候再修改，特別註明武器的正確用詞、團體結構等。第二天晚上，我興奮得無法入睡，就像二十歲第一份記者工作時一樣。」那一年稍晚，加西亞·馬爾克斯告訴《抉擇》雜誌，他參与了尼加拉瓜危機中數次的高層討論。

假設他對於卡斯特羅主動效忠的姿態成功，他的新策略則需要一種複雜而低調的自我表達方式。藉由屬於他自己秘密的「人民陣線」，他同時支持社會主義和自由民主。1975年6月初，他為了羅素民間法庭的事宜飛到里斯本，處理的就是人權和民主事宜。但1974年4月爆發葡萄牙革命，且初期是由士兵貫徹完成：這場發生在歐洲的革命也許代表著極大的可能性。這場革命對於非洲的意義和古巴一般深遠，如同對於加西亞·馬爾克斯自己一般。除了其他人之外，他見到瓦斯可·貢薩爾維斯首相及詩人何塞·高梅斯·費萊拉，並很快地在《抉擇》雜誌發表三篇重要的文章，內容關於革命之後葡萄牙的後續發展。他支持葡萄牙革命、當時熱烈進行中的秘魯軍事革命以及重度武裝的古巴政權，他對於軍事介入的態度開放得令人意外。在里斯本，他說秘魯徵用的報紙和他所贊成的徵用石油沒什麼不同。他個人並不相信布爾喬亞的媒體自由，「歸根究底那只是布爾喬亞的自由」。這樣的意見激怒了當時回到秘魯的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

那年春天，他又和利桑德羅·奧特羅在倫敦碰面，他回憶道：「加西亞·馬爾克斯、我、馬塔在阿爾及利亞大使布拉希米家用餐，一位僕人來到餐桌旁，帶給賈布緊急口信。他去接電話，是卡門·巴爾塞斯，她帶著第一批印好的《族長的秋天》剛從巴塞羅那抵達。我們一吃完晚餐就去她下榻的旅館，她給賈布五本下午剛印好的書。他馬上拿起筆，題字簽書給菲德爾和勞爾·卡斯特羅、卡洛斯·拉法葉·羅德里格茲、勞爾·羅阿、我。毫無疑問地，我覺得他是借這樣的姿態宣示自己對古巴革命的投入。」

當時，菲德爾·卡斯特羅已是20世紀最偉大的政治人物之一，和他比起來托里霍斯只是小角色。很容易可以想象對於像加西亞·馬爾克斯這樣從年輕時就沉迷於權力這個主題的人，能夠認識卡斯特羅必定使他欣喜若狂。在《族長的秋天》中，有些類似之處是毋庸置疑的。這本小說在加西亞·馬爾克斯十四年來第一次訪問古巴的三個月前出版，書中形容一位沉迷於鄉間活動特別是牲畜繁衍的獨裁者，卻有著「平滑少女之手、權力之戒」，這兩個細節都指向菲德爾，當然提及之處有些可能是巧合，其他則毋庸置疑：「他蓋了加勒比海最大的棒球場，授予我們的球隊勝利與死亡的訓言。」

《抉擇》雜誌經歷了一段了不起的努力過程，但已經遇到越來越多的財務困難，特別是圖爾瓦伊掌權之後，政府施壓阻止廣告刊登。到了1979年年底，這些問題已經非常嚴重，雜誌負責人繼續用自己的資源補助，但1980年3月27日終於關門時，桑托斯·卡爾德隆和桑佩爾回到《時代報》，那些和波哥大的機構沒有關係的人開始尋找其他的謀生方式，而加西亞·馬爾克斯可以自由地重新考慮他的政治和文學選項，計劃下一個階段的事業。

他取悅的不只有菲德爾。後來，加西亞·馬爾克斯兩篇關於古巴和安哥拉的紀事，得到國際媒體組織的世界記者獎，這或許表示他們並不知道他有三位傑出的消息來源。接下來的一段時間里，加西亞·馬爾克斯可被理解地沉浸在他和拉丁美洲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人物的私人交誼里，他告訴記者自己不願意談論菲德爾，因為他擔心這會讓自己看起來很諂媚——然而他還是說了。而他說的話則惹惱了邁阿密以及其他地區的古巴流亡人士。

加西亞·馬爾克斯經由墨西哥城前往加勒比海，抵達墨西哥首都時，他向上帝祈禱永遠不要得諾貝爾獎；不過後來發現上帝並沒有聽他的，但顯然《卓越》雜誌聽到了，其報道加西亞·馬爾克斯可能得到此榮耀的文章深植許多人的心裏。至於財富方面，6月17日的《卓越》報道，《百年孤獨》加上《族長的秋天》使加西亞·馬爾克斯非常富有，顯然他負擔得起這自我加諸的文學假期，也可以拿他的名望冒險、進而追求政治使命。

夏季，這家人在墨西哥再度相聚。加西亞·馬爾克斯和梅塞德斯在墨西哥城南部找到一棟房子，就在天使石礫區國立大學後方的祝融街上。三十幾年後，這棟簡樸的房子仍是他們主要的住所。這家人需要重新聯繫感情，這也許是為什麼加西亞·馬爾克斯明知羅德里戈一定會讓他分心，仍帶他一起前往古巴的原因。羅德里戈告訴我回到墨西哥的事，「其實，墨西哥才是我們一直回去的地方，而不是哥倫比亞，彷彿父母親在1961年到1965年之間成了墨西哥人」。

世界各地的政治評論家及政治活動分子視阿連德的人民團結黨政府為一場實驗，觀察社會是否可經由民主工具達到社會主義。阿連德把銅、鐵、煤、大多數的私人銀行及其他重要的經濟機構國營化；然而，雖然不斷受到右翼分子的醜化、瓦解，1973年3月的期中選舉中，他的政權選票增加到百分之四十四，卻只促使右翼加倍努力地破壞這個政權。美國中央情報局甚至在阿連德的選舉之前就開始對抗他：美國陷在「越戰」的泥沼之中，對古巴已經相當執著，非常熱切地希望西半球沒有更多反資本主義的政權。就在全世界的眼前，智利的實驗受到粗暴的破壞，對左翼的影響如同四十年前西班牙內戰對共和黨的影響力一樣。

很少有觀察家如此清晰地剖析未來。加西亞·馬爾克斯了解到，他如今正處於世界歷史的關鍵時刻。接下來的幾年間，即使打心底對政治悲觀，他仍然對自己投身政治做出一連串的聲明。也許可以以1978年的採訪作為代表：「這種休戚與共的感覺和天主教徒的『聖徒相通』一樣，對我的意義非常明確。也就是我們每個人的行為都影響整個人類。一個人能發現這一點是因為他的政治意識達到了最高點。不謙虛地說，對我正是如此。對我而言，我人生中的行為沒有一項不是政治行為。」

那天晚上八點鐘，加西亞·馬爾克斯寫了一封電報給智利新執政團的團員：「波哥大，1973年9月11日。致奧古斯托·皮諾切特將軍、古斯塔夫·雷、塞薩爾·門德茲·丹曜、何塞·托利比歐·梅利諾上將，政變軍團成員：你們是阿連德總統之死實質的兇手。智利人民絕不會允許自己被一群受北美帝國主義僱用的罪犯統治。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寫這封信的時候，阿連德的命運尚不得而知，但加西亞·馬爾克斯後來說，他對阿連德的了解足以肯定他絕對不會活著出總統府；而且，政變集團一定也知道這一點。雖然有些人認為，寄read.99csw.com發電報這樣的舉止比較適合大學生而不是偉大的作家，但結果這成為新的加西亞·馬爾克斯第一個政治作為，嶄新的他已經在尋找一個新的角色，阿連德的歷史實驗暴力性的結束使他的政治立場變得極端專註而強硬。他後來告訴一位採訪者：「對我而言，智利政變是一場災難。」

1974年，第一期的《抉擇》雜誌在二十四小時內賣了一萬本。波哥大的警方沒收了數百本，不過在這本雜誌的歷史上，這是唯一一次受到直接審查（雖然還有藉由炸彈、法院干預、經濟封鎖、通路破壞的「間接審查」，最終導致雜誌關門大吉）。這家雜誌社往後不斷地面臨財務問題，但早期得到的回應非常驚人。過不了多久就賣了四萬本，就哥倫比亞的左翼刊物而言是前所未有的數字。第一期中有一個關於自覺起義的口號——「勇於思考就是開始爭取」——及一篇社論《給讀者的一封信》，其中闡明新雜誌的目標是「對抗布爾喬亞媒體對於國內現實的扭曲」、「對抗假消息」（這個主題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百年孤獨》里香蕉園大屠殺的餘波）。

在這期間的1975年11月，一顆炸彈在波哥大《抉擇》雜誌的辦公室爆炸，歸因於某個保安組織，恩里克·桑托斯·卡爾德隆後來告訴我，「就發生在我們譴責軍隊最高層腐敗問題的同一時間」。人在墨西哥的加西亞·馬爾克斯安然無恙，但無畏地發表了一篇聲明，表示炸彈顯然是哥倫比亞軍隊的傑作，一定是來自最高層。他表示，洛佩斯·米切爾森顯然是拒絕關閉雜誌，才刺|激軍隊採取如此的行動，顯然他最近對於士兵的熱誠並沒有延伸到哥倫比亞的軍隊。更具挑釁意味的，他特別指名國防部部長卡馬丘·雷瓦將軍個人和這些壓制政策有關。哥倫比亞軍隊不會忘記此事，他們也不會忘記自己懷疑《抉擇》的發起人同情中產階級精選的反抗軍游擊隊M-19，他們於1974年象徵性地偷去西蒙·玻利瓦爾之劍，也許甚至與其共謀。

加西亞·馬爾克斯持續關注尼加拉瓜革命，也給予一定的支持，但他從來沒有表現出和對古巴同樣的熱誠。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對尼加拉瓜沒有像卡斯特羅一樣的熟悉，當時他和任何領導團里的成員也沒有像他和卡斯特羅一般親近的關係。另外一個原因是：他想必總是有著不可避免的疑慮，如同他對智利實驗所表現出來的；除非一個國家如同古巴一般採用同樣無情的軍事和政治手段，美國根本就不可能容忍任何一種左派政權。而且，古巴自己的回應也加深了他的疑慮。古巴人幫助尼加拉瓜，但以拉丁美洲的觀點看待持續的革命，他們現在也必須對美國更加敏感，美國自己被迫接受蘇維埃否決入侵古巴一事，但永遠不會接受任何接近「第二個古巴」的事情發生。

9月，就在他父親狂熱、積極于政治之時，羅德里戈因對廚藝學校幻滅，前往哈佛大學主修歷史。身為這個革命家庭的一員，這似乎是個令人意外的目的地；也許是這明顯的矛盾使加西亞·馬爾克斯在10月向《時代報》保證，「我的家人比我的小說更重要」。

1977年9月7日，新的巴拿馬運河協定終於在巴拿馬市簽署。巴拿馬代表包括兩位額外成員：格雷厄姆·格林和加西亞·馬爾克斯，兩人都使用巴拿馬護照——如同世界許多罪犯慣常的作為——並全然享受這個體驗，像兩個大男孩，他們特別享受貼近怯懦的皮諾切特。10月，巴拿馬人以公民投票通過新協定，雖然美國繼續修改內容，但終於在1978年4月18日批准了修改過的協議。

據說，巴爾加斯·略薩的婚姻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出現危機，加西亞·馬爾克斯自願安慰馬里奧顯然心亂如麻、憤怒的妻子。有人說他的做法是建議她開始離婚程序，其他人說他所提供的安慰並不是那麼直截了當。馬里奧的結論據稱是加西亞·馬爾克斯把他對於派翠希亞的關心，置在他們的友誼之上。只有加西亞·馬爾克斯和派翠希亞·略薩知道他們之間發生了什麼事，或沒有發生什麼事。只有派翠希亞·略薩知道，她和先生複合時，自己是怎麼說的。也就是說，只有她知道整件事的來龍去脈。至於梅塞德斯，她永遠沒有原諒巴爾加斯·略薩；不論由什麼原因挑起，她也未曾忘記這個她認為是怯懦而有損名譽的行為。

在某種層次上而言，加西亞·馬爾克斯身為作家最重要的作品是《族長的秋天》，而非《百年孤獨》；因為有別於第一印象，這本書把他其他的作品壓縮在其中。不論這本小說是否公認為他自己經常主張的「最佳」作品，但並不難看出他為什麼認為是最「重要」的一本，特別是如果我們在它簡明扼要之外再加上兩個已經提過的理由：堅持獨裁者所描繪的就是他自己；他寫這本書是為了在《百年孤獨》麻醉性的成功之後，「證明」自己仍然是個作家。如此這般，也許可以說，如果《百年孤獨》無疑是他「人生」的分水嶺（就範圍更大的世界以及後代子孫而言是最重要的一本書），那麼，《族長的秋天》 是他作品的中心點；諷刺的是在這之後，他在文學上執著于權力這耗盡一切心力的本質會結束——而且就在權力成為他生活的中心主題之時。他宣布除非皮諾切特下台，否則自己不會再寫小說，他有兩個很好的理由：其一，也是最重要的理由，他決心和菲德爾·卡斯特羅接觸；其二是他暫時沒有什麼真正重要的東西可以寫。現在可以看得出來，他作家事業的前半段並不是在《百年孤獨》的狂喜之中結束，而是在《族長的秋天》的痛苦中結束。就文學層面而言，他一點兒也不確定接下來往哪裡去，因而只好專註在卡斯特羅身上。

以同樣藐視的語調，加西亞·馬爾克斯從20世紀50年代就談到哥倫比亞的國會體制，以《格蘭德大媽的葬禮》為最佳範例。至於薩爾瓦多·阿連德，他成為加西亞·馬爾克斯筆下的一個角色，在拉丁美洲失敗英雄蒼白萬神殿中的另一個烈士。還有許多人追隨他的腳步，以及許多樂觀的人也是，但亦有膽怯的政治人物在或許帶有絕望或迷信的心態下努力，希望避免那樣的命運，在接下來的幾年間也紛紛成為加西亞·馬爾克斯的朋友。

他在倫敦的早期，幾位來自親美周刊《視野》（Visión）的拉丁美洲記者在加西亞·馬爾克斯住的旅館找到他。他閃避了他們大部分的問題，但對倫敦的印象則提供了有意思的見解：

12月，彷彿強調心意已決，加西亞·馬爾克斯接受邀請，成為頗具盛名的「羅素民間法庭」的一員，負責調查、評定國際戰爭罪行。也許比表象乍看之下更具意義的是，他希望在其他拉丁美洲作家未曾達到的領域中受到國際認可，他抱有這樣的企圖心，而接受此邀請是第一個清晰的開端；這也表示縱然他對古巴的投入具有爭議性，但他仍可以在自由選擇時間、地點的情況下相對自由地參与政治活動。

不過，1975年，卡斯特羅較成功的一段時期正要開展。這個政權正安然度過包括帕迪拉事件的「斯大林主義者」時刻，並很快地在非洲開始其深具歷史意義、大胆的軍事行動。1975年，十四個拉丁美洲國家和這島國政權恢復外交關係；哥倫比亞於1961年阿貝爾托·耶拉斯執政時，與其中斷的外交關係，也會在3月6日加西亞·馬爾克斯四十八歲生日這一天恢復。這是洛佩斯·米切爾森所下的決定，在加西亞·馬爾克斯看來必定是個吉兆，他先前就已經暗自決定要重新和古巴革命建立關係，並早在四天前就抵達波哥大。

圖爾瓦伊在哥倫比亞掌權之後，情況開始變得更糟糕。8月就職的一個月後，他提出安全章程以證明自己保守派的信譽，後來受到國際特赦組織嚴厲的批評。這幾個月中，加西亞·馬爾克斯和幾位左派朋友參与、安排「人身保護令」這項人權運動。吉米·卡特的人權政策雖然無疑是具有誠意，對於轉移注意力到其他組織也是有效的工具，他們抗議、質疑拉丁美洲右派獨裁政權的浪潮——智利、阿根廷、烏拉圭、巴西、瓜地馬拉、尼加拉瓜。當然，卡特辯稱古巴和巴拿馬政府也是獨裁政權，至於桑地諾組織則希望建立同類的政權。加西亞·馬爾克斯出面擔任新機構的負責人，總部位於相對安全的墨西哥城，於1978年12月26日在一家大都會旅館就任。（至於他們是否向墨西哥官方保證墨西哥本身不會成為攻擊的對象，則不清楚。）在那次的會議上，加西亞·馬爾克斯成功地宣布古巴已經不是政治囚犯之地，他小心翼翼，不為此事居功。

正如同《百年孤獨》出版后，加西亞·馬爾克斯得以在償還債務后逃離墨西哥，如今，他完成《族長的秋天》之後，打算離開巴塞羅那，準備他的小說選集。對於西班牙，他總是有股漫不經心、些許分神、偶爾自命不凡的態度；如今，他的心思早就專註在別的事務、別的地方。接下來的一年中，他逐漸習慣居住的地點，把注意力從歐洲轉向拉丁美洲，從文學轉向政治。同時，在他之後抵達巴塞羅那的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則比他先離開。1974年6月12日，卡門·巴爾塞斯為準備回秘魯的巴爾加斯·略薩舉辦了一場送別會。大部分當時居留在此的拉丁美洲作家都出席，包括何塞·多諾索、豪爾斯·艾德華、加泰羅尼亞人何塞·馬利亞·卡斯特雷、卡洛斯·巴拉爾、胡安·馬塞、胡安和路易斯·戈伊狄索洛、曼努耶·瓦茲爾克斯·孟達爾曼，還有其他許多人。巴爾加斯·略薩要離開，加西亞·馬爾克斯也正為自己的離去準備，無疑，這場儀式代表了拉丁美洲「文學爆炸」的光輝在歐洲畫下句號。巴爾加斯·略薩和妻子家人起航前往利馬，留下巴塞羅那許多感到失落的朋友，只有卡門·巴爾塞斯繼續提供注目的焦點。

許多年來，對於自己協助說服古巴領導人做出重要決定，釋放大多數犯人，加西亞·馬爾克斯對此並不居功。他讓卡斯特羅兄弟見到自己不只是充滿善意，而且非常真誠地支持革命，沒有外表看起來那麼像自由派，而是更接近社會主義；除此之外，如同他們的直覺可見，他是個值得信任的人。漸漸地，他們互相因彼此的注意九_九_藏_書受到恭維，和菲德爾的關係從單純的工具、政治手段，轉變為近乎友誼的關係。（加西亞·馬爾克斯總是對媒體堅稱，他和卡斯特羅主要談論的是文學。）

1974年9月，《抉擇》的社論組出現政治問題，奧蘭多·法爾斯·博爾達的派系離開了雜誌。恩里克·桑托斯·卡爾德隆後來告訴我：「我們原本打算成為多元的團體，但大家很快分成幾個小團體。賈布深受困擾，他覺得很難面對朋友之間相處引發的內在張力。他每次偷偷摸摸地回來都讓自己很煩惱，但他們也把他政治化，讓他從武裝掙扎的現實中醒來，並把他當成左派的偶像。」12月，加西亞·馬爾克斯採訪從美國中央情報局變節的菲利普·阿傑，他揭露局裡在拉丁美洲的活動很快會在世界各地造成轟動。如今，沒有人會拒絕見加西亞·馬爾克斯。在1974年的哥倫比亞選舉中，國家戰線公約正式結束之後，自由黨的阿方索·洛佩斯·米切爾森以百分之六十三點八的得票率接掌政權，但投票率低於百分之五十。雖然對洛佩斯·米切爾森的政治立場有所疑慮，但加西亞·馬爾克斯仍樂意他能當總統，因為經由帕迪拉的科特斯家族，他們有遠親關係，他以前在波哥大上大學時上過洛佩斯·米切爾森的法律課，也很樂意可能有機會和一個顯然不是保守派的人合作。

1979年1月，加西亞·馬爾克斯謁見新教皇約翰·保羅二世，請他支持「人身保護令」。他在梵蒂岡圖書館與教皇會面十五分鐘。加西亞·馬爾克斯當時沒有說，但顯然他對這場短暫的會面深感挫折。他後來陳述，教皇無法想到世界其他的地方——甚至拉丁美洲異議人士的「失蹤」——而不和他對東歐事物的「執迷」連在一起。接著，2月29日星期一，他謁見西班牙國王夫婦，由國家文化局音樂部主任阿爾巴公爵赫蘇斯·阿基爾陪同。會面的地點在清歌劇院，他們對於拉丁美洲人權問題討論持續了一個多小時。如今的加西亞·馬爾克斯如此重要，不只重要的左派人士如雷吉斯·德布雷和菲利普·阿傑必須見他，許多國際社會成員亦如是。被問到和皇室人員的相處與他所習慣的政治人物相比之下如何，加西亞·馬爾克斯回答：「喔，其實他們是很自然的人，和他們談什麼都可以。至於禮儀，國王讓我很安心……他們對於拉丁美洲所知甚詳，我們對一些人物和景緻有共同的回憶。他們一直以很真誠的感情談及我們的大陸。」年輕的憲政君主領袖和如此重要的國際人物談話，而這位國際知名作家上一本小說批評的卻正是專制主義的權力，《國家報》認為這是非常正面的跡象。

1976年晚期，他和巴坦納波監獄長期被拘禁的反革命犯會談。他從名單中隨機挑選了雷諾爾·岡薩雷斯。岡薩雷斯是反對派領袖，參与基督工會運動，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因此實質上是基督民主黨。他在1961年遭到逮捕，被控在朗丘·波耶羅機場附近，策劃以火箭筒暗殺菲德爾·卡斯特羅，以及縱火焚燒哈瓦那的「魅力購物中心」，殺死一位名為費·瓦耶的行政人員。岡薩雷斯後來承認這些指控皆屬實。加西亞·馬爾克斯和岡薩雷斯在巴坦納波監獄會談之後，他的妻子特蕾希塔·阿瓦雷茲聯繫這位墨西哥城的作家，請他協助釋放她先生。加西亞·馬爾克斯受到她的懇求感動，也看到雙贏的可能性。他決心和卡斯特羅談一談，但見了四五次面都不敢觸及這個話題。

他也尋找行動的手段，更深信古巴走的這條路是拉丁美洲政治經濟獨立唯一可行之路——也就是尊嚴。然而，他再次被排除在古巴之外。既然如此，他決定這條路首先必須經由哥倫比亞。他和年輕的哥倫比亞知識分子交流有一陣子了，特別是最近認識的《時代報》集團的恩里克·桑托斯·卡爾德隆，認識十年的丹尼爾·桑佩爾，後來所認識的上層階級自由派小說家愛德華多·卡巴耶羅·卡爾德隆之子安東尼奧·卡巴耶羅，他們以創造哥倫比亞新形式的新聞為出發點——特別是成立左派雜誌。加西亞·馬爾克斯所得到的結論是，如果他根深蒂固的保守祖國想要自我改革，唯一的方式是藉由他以「誘惑」、「顛覆」的戲謔說法提及老舊統治家族之下的年青一代。其他主要成員是國內知名的「暴力事件」編年史家、備受國際尊敬的社會學家奧蘭多·法爾斯·博爾達以及左翼實業家何塞·維森德·卡塔萊因，後者成為加西亞·馬爾克斯在哥倫比亞的出版商。這本新雜誌名為《抉擇》（Alternativa），出發點是「哥倫比亞社會信息壟斷的情形越來越嚴重，而壟斷者則是控制國家經濟和政治的同一群利益分子」，目的是展現「日漸屈從於政府控制的大媒體或電視上從沒有出現過的另一個哥倫比亞」。第一期於1974年2月出刊，這本雜誌維持了六年起伏的狀態，雖然儘力，但加西亞·馬爾克斯在哥倫比亞的時間相對較少，不過他仍然經常投稿，且永遠有空提供諮詢或建議。他和其他重要的參与者在這宗充滿冒險本質的生意中投資自己大筆的錢財。同時，他宣布自己要搬回拉丁美洲，更轟動的是，他不再寫小說了；從現在開始，直到智利皮諾切特將軍的執政軍團下台為止，他進行文學「罷工」，全心投入政治。

無疑地，他希望智利在政治上的嘗試可以成功，但一點兒也不相信客觀情況會允許此事發生。他在1971年回答一位紐約記者的問題時提道：

奇妙的是，正是這個時候——蘇聯災難性地進軍阿富汗——加西亞·馬爾克斯開始改變他的公開聲明以及公開角色。較早的例子是他1980年2月25日在墨西哥城一場會議中的聲明，表示拉丁美洲是無依無靠的受害者，只是美國和蘇聯衝突中的局外人。雖然他向喬歐和拉莫奈特高談闊論，加西亞·馬爾克斯對於一般而言的世界的未來，或者如他所說的針對拉丁美洲的部分還不是那麼有自信——當然世界的未來不可能一定會是社會主義。回顧羅納德·里根的選舉，他公開的深思熟慮，既然里根沒有他假裝的那麼難纏，他會在拉丁美洲證明自己神槍手的名聲，「那一片遼闊、孤獨的後院，我們之中沒有人打算為其犧牲自己的快樂」。這證明是非常準確的預言。

最後，卡斯特羅帶著他和梅塞德斯坐著吉普車出去兜風。歸途中，加西亞·馬爾克斯回憶道：「我們有點兒趕時間，我在小卡片上記下六點我想向他提起的事。菲德爾嘲笑我對每一點的精準提問，說『這個好、那個不行、我們得做那個、我們得做另一個』。他回答第六點時，我們正經過通往哈瓦那的一座隧道，他問我：『第七點是什麼？』卡片上沒有第七點，我不知道是否魔鬼在我耳邊低語，但既然他這麼說，我想，『這可能是適當的時機』，我說：『第七點在這裏，不過很尷尬！』他說：『好，告訴我是什麼。』彷彿帶著降落傘跳下飛機的人，我說：『你知道，如果我可以帶著獲得自由的雷諾爾·岡薩雷斯，到墨西哥和他的妻小共度聖誕，有一家人會非常滿足。』我沒有回頭看身後，但菲德爾沒有看我，卻看著梅塞德斯說：『為什麼梅塞德斯臉上那個表情？』還是沒有回頭去看梅塞德斯臉上的表情的我回答：『她大概在想如果我帶走雷諾爾·岡薩雷斯，假如他又對革命玩弄什麼卑鄙的把戲，你會覺得我搞砸了。』接著，菲德爾對著梅塞德斯而不是對我說：『你聽我說，梅塞德斯，加夫列爾和我會做我們認為是對的事，如果在那之後發現那個人其實很卑鄙，那是另一個問題！』」回到旅館房間后，始終謹慎的梅塞德斯指責丈夫的魯莽，但加西亞·馬爾克斯卻興高采烈。不過幾個月過去了，卡斯特羅卻說他還沒有辦法說服國務會議的同人。面對事關複雜的議題，加西亞·馬爾克斯和岡薩雷斯必須有耐心地等待。

這段時間，加西亞·馬爾克斯都在等待消息，回應他針對雷諾爾·岡薩雷斯的提議。終於，在1977年12月，情況開始有所進展。在哈瓦那一場歡迎牙買加首相米歇爾·曼雷的宴會上，菲德爾·卡斯特羅走向加西亞·馬爾克斯，告訴他：「好啦，你可以帶雷諾爾走。」三天後，加西亞·馬爾克斯和感到大吃一驚的雷諾爾·岡薩雷斯抵達馬德里，他的妻子特蕾希塔很快地和他們會合。1978年1月初，加西亞·馬爾克斯、梅塞德斯、羅德里戈和岡薩雷斯及其家人在巴塞羅那碰面，聽他詳述古巴監獄里的悲慘遭遇。隨後，岡薩雷斯一家人於1月15日飛往邁阿密。後來，卡斯特羅決定該是降低和三千名受監禁反革命分子的家人之間緊張關係的時候，革命軍開始和流亡組織對話，岡薩雷斯扮演關鍵的角色，為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策略和卡斯特羅的允諾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