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她只給我汽油錢。」加西亞·馬爾克斯不苟言笑地說。

在這次的古巴之行中，加西亞·馬爾克斯和卡斯特羅也談到貝當古在哥倫比亞當選的寓意，乍看之下似乎對加西亞·馬爾克斯和古巴革命都是相當大的挫敗。貝當古於8月7日宣誓就職，他雖然是保守黨，曾任保守派《世紀報》（El Siglo）的編輯，但他的聲譽一直都是「文明」的政治人物，不贊成派系，而且他是業餘詩人，和許多詩人有私交。大選后不久，加西亞·馬爾克斯開始在媒體採訪時和新政權眉來眼去，不斷重複強調自己有多麼「思鄉」。

除了《百年孤獨》的創作過程之外，加西亞·馬爾克斯偉大的神話中，受到最多討論的就是宣布他得到諾貝爾獎、接下來的混亂、前往斯德哥爾摩領獎的這整個過程。如果是美國或英國的作家贏得此獎，可能還上不了新聞。（反正作家又不重要，瑞典人以為他們算什麼……）然而，獲得此獎的不只是一位來自哥倫比亞的作家，而且是來自一個並不習慣國際祝賀之聲的國家；原來，獲獎的這位作家在一片遼闊、孤立的大陸各處受到喜愛與推崇，這大陸上的千萬人民認為這位作家堪稱他們的代表，並且是他們的英雄。祝賀的電話及電報從世界各地湧進墨西哥城的家裡：首先是貝當古，接著是密特朗、科塔薩爾、博爾赫斯、格雷戈里·羅邊薩、胡安·卡洛斯·歐內提、哥倫比亞參議院。卡斯特羅的電話打不進來，因此第二天寄了一封賀電：「正義終於得以伸張。此地從昨日便狂喜。電話無法打通。我誠心祝賀你和梅塞德斯。」格雷厄姆·格林也寄了一封賀電：「最誠摯的祝賀。可惜我們無法與奧馬一起慶祝。」還有諾曼·梅勒：「你是最佳人選。」不過最重要的，拉丁美洲終於有機會表達他們對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看法——哥倫比亞、古巴、墨西哥都稱他為自己人——世界各地的報紙滿是歌功頌德的文章，彷彿《百年孤獨》才剛出版，剛出現五秒鐘就有十億人在某個奇特而魔幻的時間里同時閱讀，想要一起慶祝。

加西亞·馬爾克斯在世界各地的朋友同聲慶祝。在巴黎的普利尼奧·門多薩流下熱淚，但也不是只有他一個。相比之下，已經在前往墨西哥途中的何塞·維森德·卡塔萊恩抵達機場時聽到消息，手舞足蹈起來；報攤的女孩問他是否中了樂透。的確如此。在卡塔赫納，他的家人也歡欣鼓舞的慶祝，加夫列爾·埃利希奧到處跟人說：「我早就知道有這麼一天。」沒人提醒他，他曾經預言賈布會窮到「吃紙」。路易莎·聖蒂雅嘉說她的上校父親一定也在某處慶祝著；他一直認為賈布會成就非凡。大部分的報道把這家人寫成他自己小小馬孔多里的古怪居民：路易莎·聖蒂雅嘉是烏爾蘇拉，加夫列爾·埃利希奧是何塞·阿爾卡蒂奧，雖然有時他大聲地質問自己也許應該是梅爾基亞德斯。但漸漸地，雖然他很驕傲、喜悅，加夫列爾·埃利希奧卻開始不當的行為：賈布得這個獎是因為密特朗的影響力（「這些東西都算數，你知道的」）；賈布只是他家族裡眾多的作家之一，他不懂為什麼獨獨這一個得到這麼多的矚目。

瑞典皇家學院的吉倫斯登教授開始發言時，顯然很緊張。輪到加西亞·馬爾克斯的時候，他是倒數第二位，吉倫斯登先用瑞典語發言，接著轉向這位哥倫比亞的「岸邊人」，他如同巴蘭基亞聖何塞學校里那個倒霉的小男生一般地站著，以晶亮的眼睛看著全世界，接著，吉倫斯登改用法語發言，扼要地陳述剛剛說過的話，邀請這位哥倫比亞人向前接受國王頒獎。加西亞·馬爾克斯選擇巴爾托克的間奏曲作為伴奏，把他的黃玫瑰留在座位上，向前接受頒獎，有那麼一下子，他得暴露在沒有那圖騰花朵、無法想象的不幸中，他隨著背景的小號聲，雙手握拳走向遼闊的舞台，停在畫好的圓圈裡等待國王。接著，他和戴滿勳章的國王握手，看起來像卓別林的流浪漢迎合著上流社會的人。接受獎牌和證書之後，他僵硬地向國王敬禮，接著向貴賓、觀眾致意。此時，他受到在這莊嚴典禮的歷史上最久的一次起立致敬——長達數分鐘。

因此，加西亞·馬爾克斯證實自己回到寫作的決定，只要他還能寫，就不會再度將之捨棄。在此之前，寫作是一種使命、衝動、抱負，有時候是折磨；如今，他開始真正地樂在其中。幾年前他處於文學「罷工」之時，有點憧憬地告訴一位採訪者，他了解到自己只有在寫作的時候最快樂。如今，他終於想到新書的靈感：一本關於愛情與和解的書。隨著春天來到歐洲，他開始做筆記。

12月9日星期四晚上，加西亞·馬爾克斯和梅塞德斯前往瑞典首相位於哈普松德的官邸，接受私人招待的晚宴，出席的還有帕勒姆和其他十一位特別的賓客，包括丹妮耶拉·密特朗、雷吉斯·德布雷、皮耶·舒利、君特·格拉斯、土耳其詩人 / 政治家布倫·艾傑維、亞圖·隆德爾克斯特。瑞典外交部表示，這場晚宴邀請是特別的榮譽，鮮有前例。幾年前，弗朗索瓦·密特朗就在畢耶維禾街的寓所里介紹加西亞·馬爾克斯和帕勒姆認識。此時，已經倦極的加西亞·馬爾克斯還是和他談了兩個小時中美洲的情形——對於後來提議巴拿馬周邊六國總統參与「孔塔多拉談判過程」的和平協議，有非常大的影響。

那年夏天，他、梅塞德斯、一位擁有波哥大主要古典音樂廣播電台HJCK的哥倫比亞朋友阿爾瓦羅·卡斯塔兀歐，還有他的妻子，即哥倫比亞最知名的電視節目主持人葛羅麗雅·瓦倫西亞，他們四人一起到歐洲各處遊歷。他們遊覽巴黎、阿姆斯特丹、希臘、羅馬之後，賈布和梅塞德斯回到墨西哥。此時，他對新小說的內容已經有了較具體的想法：在所有一切的可能性之中，他選擇了自己長久以來拒絕接受的，也就是他父母之間的戀情，作為新書的題材。

飛行途中，加西亞·馬爾克斯和哥倫比亞記者瑪格麗妲·薇達爾長談，她後來針對此事寫了一篇深度報道。隨著飛機經過加勒比海上空，加西亞·馬爾克斯向她保證，卡斯特羅或托里霍斯都沒有提供武器給哥倫比亞游擊隊：卡斯特羅和洛佩斯·米切爾森達成協議，不提供軍事協助，也謹守承諾。他預期自己會在洛佩斯·米切爾森再度成為總統時返回哥倫比亞。他表示自己堅決反對恐怖主義：不論代價為何，革命是唯一長遠的解決之道，但他看不出如何能達到目標。哥倫比亞一直是一個自覺性很低的國家，就民粹主義而言時機成熟，就革命而言卻不然。哥倫比亞人已經對一切失去信心，政治從未有所助益，如今人民各自為己，社會有分崩離析的危險：「一個國家如果沒有有組織的左派，或是只有無法說服人民的左派、只會分裂的左派，這樣的國家成不了事。」

5月，加西亞·馬爾克斯接受《紐約時報》亞倫·萊丁的專訪。加西亞·馬爾克斯已經「在美國與古巴調解難民問題之際去過哈瓦那」，他在專訪中向萊丁解釋自己已經成立「人身保護令」，可以「在特殊情況下聯繫左派以及當權者，協助釋放游擊隊綁架的受害者」。這種說法聽起來很像某人兩邊都想討好，並且明顯已受到「當權者」的引誘，不論當權的是誰。至於期盼已久的關於古巴的書，「有許多門為我敞開，但是我知道這本書備受爭議，可能會讓有心人士拿來批評古巴，因此，即使許多古巴人希望我出版，我還是拒絕出版」。萊丁也寫道，「他雖然常常造訪哈瓦那，卻無法在此定居：『因為我從沒歷經過所有過程，所以無法在那裡定居。現階段我也很難在那裡定居或適應那邊的狀況。我會錯過很多東西。我無法住在一個缺乏信息的地方。我渴望閱讀世界各地的新聞與雜誌。』然而，他也認為自己無法住在哥倫比亞。『我在那裡毫無隱私可言，』他說，『每件事都和我有關，每件事都牽扯到我。如果總統笑了，我必須對他的笑發表意見。如果今天他沒笑，我也必須對此發表意見。』因此，加西亞·馬爾克斯先生自1961年起就長住墨西哥城。」

加西亞·馬爾克斯的賓客終於抵達斯德哥爾摩時，氣溫剛好降到冰點。數百位旅居歐洲的哥倫比亞人及拉丁美洲人聚集機場等候。隨著夜色越深，氣溫降到零度以下，但瑞典人告訴他們——幸運的是氣溫沒有更冷，而且沒有下雪。來自西班牙和巴黎的親友于下午抵達：來自巴塞羅那的是卡門·巴爾塞斯和馬格達萊納·奧利維爾、費度其夫婦和記者拉蒙·喬歐；來自巴黎的有梅塞德斯和貢薩羅、塔奇雅和查爾斯、普利尼奧·門多薩、雷吉斯·德布雷和密特朗的妻子丹妮耶拉，不過，另一位朋友文化部部長雅克·朗在最後一分鐘不能前往。哥倫比亞大使也在場，加上古巴大使、墨西哥代理大使，大家都在極地的寒風中引頸期待。

這些都是後來發生的事。此時，他大胆地穿著他的「利奇利奇」——終究最接近拉丁美洲下層階級制服的象徵——結果可怕的是，他也穿了黑色的靴子，這是加西亞·馬爾克斯自己為這重大的一刻所準備的。如果「利奇利奇」是皺的，無疑尼加拉瓜的奧佔斯都·桑地諾諾、古巴的何塞·馬提，還有其他拉丁美洲英雄反抗軍的軍服也是皺的，更不用說奧雷里亞諾·布恩迪亞。他穿上一件大外套抵禦北國的寒冷，普利尼奧·門多薩回憶那一刻：「我們緊緊地擠在一起，陪賈布一起走下台階，迎接他一生中最值得紀念的一刻。」他接著說：「街上覆滿了白雪，到處都是攝影師。在賈布身邊，我看到他的面孔緊繃了一下，以我的上升星座雙魚座的性格，我可以感受到突如其來的張力。花束、閃光、黑色的人影、紅毯，也許埋在遙遠瓜希拉沙漠里的祖先正在和他說話。也許他們在告訴他榮耀的華麗和儀式，與死亡的華麗與儀式沒有什麼不同。大概是發生這樣的事情，因為，當他繼續穿過鎂光燈以及穿著禮服的人影，我聽到他以突然、驚覺、痛苦的驚訝喃喃地說：『他媽的，這好像是在參加我自己的葬禮！』」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加西亞·馬爾克斯和梅塞德斯於1981年2月回到圖爾瓦伊政權下受壓制、保守的哥倫比亞。馬爾克斯在卡塔赫納舉辦了家庭聚會，最受注目的是艾爾維拉姨媽，也就是「巴姨媽」，她驚人的記憶力驚艷全場。在此之後，他開始在最近為最喜歡的妹妹瑪歌在「大口區」買的公寓里工作。加西亞·馬爾克斯抵達后不久，哥倫比亞詩人兼評論家胡安·古斯塔沃·哥布·博爾達前往拜訪，並獲准帶走《一樁事先張揚的謀殺案》的手稿，他在鄰近旅館的十九樓花了兩個小時讀完。哥布·博爾達的報道中提到，作者每天都在瑪歌的公寓工作，然後走下四樓、開車前去探視住在曼加的母親，聽「父親說難懂的笑話」。

「一樁事先張揚的謀殺案」或許是加西亞·馬爾克斯作品中最具影響力的標題。出現在無數的報紙頭條、雜誌版面上。使用的原因，當然是暗示不管什麼樣的宣告都可以受到阻止，人為的介入可以決定世界的方向（雖然頗具諷刺的是，小說傳達的似乎是完全相反的信息）。整體而言，加西亞·馬爾克斯早期的作品，傾向暗示事情read.99csw.com多半是歸因於人為介入，有別於拉丁美洲人民一般普遍傾向於相信宿命。整體而言，他後期的作品似以更存疑的態度質疑何者受到人為介入，並展現許多事並不是事在人為。矛盾的是，他早期的作品較為悲觀，卻出自含蓄樂觀的社會主義觀點，目的是改變人心與觀念；他的後期作品較為活潑，卻來自幾近絕望的世界觀。

對於一部名為「一樁事先張揚的謀殺案」的小說而言，這一切是非比尋常的背景。可以想象，對於這位自以為是的左派「岸邊人」即將遭遇的不愉快和諷刺的意外事件，軍營里的哥倫比亞軍官幾天前可能還在暗自偷笑。總之，主角逃跑了，慶祝他返回哥倫比亞的禮物——他的新小說——在波哥大發表，但主角缺席。

卡斯特羅回答：「你應該告訴他，『我父親只有在古巴時才是共產主義者，他們一毛錢也沒付給他；他根據自己的能力付出，他們印了一百萬本他的書，他根據他的需要獲取酬勞。』」

因此，他拒絕多次、但終於允諾《花|花|公|子》雜誌等待已久的採訪時，也許時機上並非完全是巧合。自然地，地點選在巴黎這愛的世界之都，《花|花|公|子》派出克勞蒂稚·德瑞福斯——後來成為世界知名的採訪者，這也是這位作家接受的採訪中，研究最透徹、內容最廣泛的一次。他向《花|花|公|子》的美國讀者解釋自己的政治立場，堅持他和菲德爾之間「討論文化多於政治」，他們真的只是朋友！接著他談到愛與性的話題，表示我們都無法完全地了解另一個人，他和梅塞德斯也不例外；他還是不知道她到底幾歲。他解釋自己年輕時和妓|女之間的關係，只是很單純地為了找人做伴、逃避孤獨。

在數千英裡外的哥倫比亞加勒比海小鎮阿拉卡塔卡，此時當然天色還早，更刺|激、熱情的慶祝才正要開始。早上九點，賈布受洗的教堂里有讚美感謝儀式，接著前往他出生的房子朝聖。有一項活動提議比照普魯斯特的伊利耶—貢布雷，把阿拉卡塔卡變成歷史觀光小鎮。馬格達萊納省的議員聚集在文化部，由精力充沛、出身阿拉卡塔卡的省長莎拉·瓦倫西亞·阿部達拉主持。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妹妹莉妲回憶道：「頒獎那天，馬格達萊納省在阿拉卡塔卡安排慶祝的活動。省長租了火車載所有的賓客，一路接運家人，堂兄弟姐妹、叔叔伯伯、姑婆姨媽、外甥侄女，我們全部一起抵達阿拉卡塔卡，那裡又有更多的表兄弟、叔伯姨甥、更多家人。有煙火、彌撒、露天烤牛肉、足夠全鎮享用的飲料。我們的親戚卡洛斯·馬丁內斯·希瑪安是礦業部部長，他也在場。那天，他們為弟弟海梅蓋的電信大樓舉行落成典禮。不過，最棒的還是他們放出黃蝴蝶的那一刻。」

除了古巴和哥倫比亞，他把自己從對拉丁美洲直接衝突的狀態中微妙地抽離出來，轉而開始花時間在之前所不喜歡的兩個地點：巴黎和卡塔赫納。也是在這個時期，他在這兩座城市購置了公寓：蒙帕納斯的史丹尼斯拉路上以及卡塔赫納的「大口區」，眺望觀光海岸及他深愛的加勒比海。1980年9月，他終於重新執筆寫了短篇小說《雪地上的血跡》，故事起於卡塔赫納，止於巴黎，完全反映了他的情況（甚至還放進了他與塔奇雅在巴黎的那一段過去）。同時，他典型的直覺、時機、運氣融合為一，他的兩位朋友——弗朗索瓦·密特朗和雅克·朗獲任法國公職，分別成為總理和文化部部長。另一位朋友雷吉斯·德布雷成為重要但頗具爭議的政府顧問。至於卡塔赫納，感謝航空服務的改善及卡恰克價值觀的改變，此處逐漸成為波哥大權貴的度假勝地。

短短的幾分鐘之內，墨西哥城的家裡已經遭到媒體包圍，警方在祝融街兩頭設下路障。第一批記者邀請他到街上喝杯香檳，當然還有拍照，他的鄰居也出來鼓掌。阿雷翰德羅·歐布雷貢那天早上出現在老朋友家，看見這混亂的景象時只想到：「他媽的！賈布死掉了！」（歐布雷貢來墨西哥修補一幅他給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畫，這幅自畫像的眼睛被畫家自己發酒瘋的時候打穿了。）一大群記者蜂擁至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家裡，不遺巨細地描述屋子內外的細節——特別注意到每張桌子上的黃玫瑰和番石榴，大家都爭相要和當今紅人做「獨家」專訪。

然而，他的表現是如此成功，即使一向關係不算好的《時代報》，都在社論里對他讚譽有加，內文恭喜加西亞·馬爾克斯，承認他的人生很辛苦，每一分的榮耀都是他應得的。結語寫道：「在諾貝爾頒獎典禮的欣喜之後，這個國家必須回到現實，面對問題，回歸正常。但有些事永遠地改變了：深信我們還有豐厚尚未開發的潛力，我們在世界的舞台上才剛剛開始嶄露頭角。加西亞·馬爾克斯就是最好的證明，我們永遠不會忘記這寶貴的一課。」

加西亞·馬爾克斯已經三個星期沒有和母親通電話，因為她的電話壞了，積極的波哥大記者運用科技讓他們公開連線。因此，路易莎·聖蒂雅嘉告訴全哥倫比亞，她認為這個新聞最大的好處就是「也許現在我的電話可以修好了」，事實也真是如此。她也表示自己希望賈布永遠不要得這個獎，因為她相信如果一得獎他就會不久於人世。她的兒子已經習慣她這樣的言行，說他前往斯德哥爾摩時會帶著黃玫瑰保護自己。

雖然已經是世界知名的作家，但從《惡時辰》發表后將近二十年的時間里，他其實只出版了兩本小說——《百年孤獨》以及《族長的秋天》，他必須寫出更多作品才能成為當代偉大的作家。至於政治，他永遠不會拋棄拉丁美洲或自己的政治核心價值，然而，他也下定決心把關注的焦點及政治渴望全部投注在古巴，當然還有哥倫比亞，投入的程度，足以使他對這個悲哀的國家保有樂觀的前景。姑且不論古巴在政治與經濟上的劣勢，對加西亞·馬爾克斯而言，古巴至少代表道德上的勝利。菲德爾是拉丁美洲人，是屹立不動的象徵，代表整個拉丁美洲的希望以及最重要的——拉丁美洲的尊嚴。馬爾克斯決定停止衝撞拉丁美洲歷史的這堵牆，樂觀以對。

「我聽人家說卡斯特羅付錢給加西亞·馬爾克斯時，」梅塞德斯說，「我說那我們也該見到一點兒錢了。」

他的讀者發現這位偉人和多數人一樣懼怕飛行，而且，他揭露其他偉人也深受其苦：如布努埃爾、畢加索，甚至是經常旅行的卡洛斯·富恩特斯。縱然他如此害怕，卻似乎經常在旅行，而且提供光鮮旅程中的見聞和熱情的書迷分享：去了哪裡，見了誰，這些人什麼樣子，有什麼弱點（因為很明顯的，每個人都有弱點）。他也很迷信，而且，他似乎相信自己因此更受人喜愛。他甚至也有迷惑、不安全感。1980年12月，他在巴黎回想遇害的約翰·列儂，懷念起披頭士跨越好幾個世代的音樂，難過地說：「這天下午，透過霧茫茫的窗戶看著外面的大雪，想到經過了五十幾年，我還是不太知道自己到底是誰，也不知道自己在這裏做些什麼，我的印象是從我出生到有披頭士的音樂前，世界都是一成不變的。」他強調列儂最重要的就是代表愛。回顧起來，他的讀者或許認為他比較顯著的特質是權力、孤獨、缺乏愛；不過，他們即將改觀。

在1979年全家環遊世界返家的途中，加西亞·馬爾克斯的新作終於成形。他在阿爾及爾機場見到一位帶著獵鷹的阿拉伯王子，靈光一現地想到該如何表現卡耶塔諾·貞提爾與奇卡氏兄弟之間的衝突。有著義大利移民血統的貞提爾，化身為阿拉伯人聖蒂亞哥·納薩，因而較為接近梅塞德斯·巴爾查家族的血統；梅塞德斯的朋友瑪格麗妲·奇卡則化身為安赫拉·維卡里歐，來格爾·帕倫西亞成為書中的巴亞多·聖羅曼。維多·馬努耶和何塞·華金·奇卡·薩拉斯分別化身為雙胞胎兄弟佩德羅與帕布羅·維卡里歐。書中大部分的其他細節與現實有雷同或類似之處，有些角色之間的關係受到修正，特別是階級的部分。自然地，加西亞·馬爾克斯也運用小說家魔幻的角度，將故事寫得更戲劇化。

當晚大家回到飯店之後，羅德里戈從墨西哥北部的沙漠來電。這位新科桂冠作家和二十位朋友在一起，還在喝著香檳。加西亞·馬爾克斯眼睛閃亮地去接電話時，大家都靜下來。後來，他驕傲地告訴記者，他的兒子有「母親的風趣、父親的生意頭腦」。

他們倆整夜都沒有合眼。墨西哥時間翌日清晨五點五十九分，瑞典外交部副部長皮耶·休利打電話到加西亞·馬爾克斯墨西哥城的家中證實這個消息。加西亞·馬爾克斯放下電話，轉身對梅塞德斯說：「我完了。」他們完全沒有時間討論，也沒有機會對這不可避免的突襲做好心理準備，電話就開始響起。兩分鐘后，第一位來電的是波哥大的貝當古總統。貝當古的消息來自弗朗索瓦·密特朗，而密特朗是從奧羅夫·帕勒姆處聽來的，不過，官方版本表示，貝當古是在波哥大時間早上七點零三分，從哥倫比亞新聞台的記者處聽來的。加西亞·馬爾克斯和梅塞德斯一面穿衣服一面接電話，一面吃著女傭娜蒂聽到他們在樓上活動時臨時湊合出來的早餐。

這些文章從1980年9月開始發表，持續到1984年3月，這位作家在一生中最忙碌的時期居然還能每周一篇地發表，而且累積到驚人的一百七十三篇。然而回顧之下，其中最驚人的恐怕是前四篇文章都和諾貝爾獎有關。字裡行間顯示加西亞·馬爾克斯不只做了許多研究，而且非常熟悉斯德哥爾摩，更誇張的是，他不但見過重要院士亞圖·隆德爾克斯特，還去過他家拜訪。他研究諾貝爾委員會的組成、遴選方式、授獎儀式的程序。他在第一篇文章提到瑞典皇家學院就像死亡一樣，總是出人意料之外。但就他的情況而言卻並非如此！

「擔心這一點有點兒太晚了。」加西亞·馬爾克斯回答。

下午五點鐘，加西亞·馬爾克斯穿著他註冊商標般的千鳥紋外套、深色長褲、白色襯衫、紅色圓點領帶，由瘦長的勞斯·吉倫斯登介紹出場，他不僅是學院的永久秘書，本身也是知名的小說家，亦負責撰寫宣布得獎的公報。由於哥倫比亞的口譯員聽起來好像在播報足球賽，幾乎聽不到以瑞典語介紹的吉倫斯登在說些什麼，加西亞·馬爾克斯自己開始演講的時候，必須做出「小聲一點兒」的手勢，才開始他的演講《拉丁美洲的孤獨》。作者以挑釁、大胆、幾乎咒語般的風格發表這場演說，以解構魔幻現實結合政治，毫不掩飾地攻擊歐洲人無能或不願了解拉丁美洲歷史問題，歐洲人自己曾經需要的用來成熟、發展的時間，他們卻不願意給拉丁美洲。這場演說重新陳述他畢生反對「歐洲人」（包括北美洲人），不論他們是資本主義還是共產主義，把自己的「規劃」加諸拉丁美洲生活的現實中。加西亞·馬爾克斯宣稱獲得這個獎項的原因，不只是因為他的文學成就，也因為他在政治上的活躍。他的演說在五點三十五分結束，觀眾起立致敬長達數分鐘。

《一樁事先張揚的謀殺案》是加西亞·馬爾克斯最成功的小說之一，不僅是一般大眾，就連評論者一旦讀過也無法忘懷。然而，這也許是他所有的作品中最悲觀的一部。很顯然地，這樣的轉變必定與1974年至1980年期間，他在政治活動上所受到的挫折，以及這段時期結束時哥倫比亞的情況有關。

5月21日，加西亞·馬爾克斯在巴黎參加弗朗索瓦·密特朗的總統就職典禮，一同出席的還有卡洛斯·富恩特斯、胡里奧·科塔薩爾、薩爾瓦多·阿連德的遺孀歐登希雅。在未來的歲月里，他還會參加其他朋友的總統就職典禮，不過都沒有這首次體驗如此令人讚歎、派頭十足，並且充滿詩意，因為這富麗堂皇的典禮，由最具自覺、最具歷史意識的政治人物所演出。從近乎巴黎流浪漢的日子到今天的地位，加西亞·馬爾克斯已非吳下阿蒙。6月，他前往哈瓦那，住在官方安排他永久專用的里維耶拉飯店套房。他和菲德爾的關係有了固定模式，他們開始每年一起在卡斯特羅位於長沙洲的寓所度假，有時只有他們，有時其他賓客加入，搭乘他的快艇或遊艇阿跨拉馬斯號出海。梅塞德斯特別享受這樣的時刻，因為菲德爾對女人特別有一套，總是以老派的殷勤周到的招待，讓她覺得既舒服又無微不至。

10月20日星期三，墨西哥報紙宣布加西亞·馬爾克斯新小說的主題是愛情。他和梅塞德斯在中午過後坐下來午餐時，一位朋友從斯德哥爾摩來電說，所有的跡象都顯示應該十拿九穩，但他必定不可張揚，否則學院可能改變心意。掛掉電話，賈布和梅塞德斯茫然地望著對方，無言以對。終於，梅塞德斯說：「我的天，我們如今要面對的是什麼啊！」他們馬上起身逃到阿爾瓦羅·穆蒂斯家尋求慰藉，直到凌晨時分才回家等待證實此榮譽的通知；他至少還想得這個獎，但對他們夫妻而言，卻也是無期徒刑的開始。

他說自己羡慕兒子活在男女平等的時代：《一樁事先張揚的謀殺案》描繪了他年輕時的社會形態。他終於描述自己是個拚命需要愛的男人；「我是全世界最害羞的男人，但我也是最友善的。這一點我不接受爭論或辯論…… 我最大的弱點？嗯……是我的心，在情緒表露以及多愁善感這部分。如果我是女人，我會一直說是。我需要很多的愛。我最大的問題是需要更多的愛，這是我寫作的原因。」《花|花|公|子》：「你把自己講得像花痴一樣。」加西亞·馬爾克斯：「沒錯——是心靈的花痴……如果沒有成為作家，我想當酒吧里的鋼琴師。如此一來，我可以貢獻一己之力，讓情人更加相愛。如果身為作家我能做到這一點，讓別人因為我的書而更加相愛，我想，這是我一生追求的意義。」當然，如今他用自己的愛情故事為人類做到這一點，用他的仲裁協調為國家做到這一點。

這一年，哥倫比亞舉辦大選，加西亞·馬爾克斯支持的洛佩斯·米切爾森代表自由黨，對抗保守党參選人貝利薩里歐·貝當古。3月12日，加西亞·馬爾克斯警告只有洛佩斯·米切爾森才是這個國家的民主最大的希望。兩天後，他在專欄里揭露自己在右派敢死隊MAS的暗殺名單上（不是委內瑞拉佩科夫的政黨）。同在名單上的，還有兩星期前去採訪M-19游擊隊的馬利亞·希門納·杜贊。加西亞·馬爾克斯控訴軍隊和政府與「MAS」共謀，說他一直希望死於「嫉妒丈夫之手」，所以當然不會死在「哥倫比亞歷史上最笨拙政府」的行動之下。

進到音樂廳中，在令人想起希臘神殿的大舞廳里，他們大步向前。一千七百位觀眾中包括三百位哥倫比亞人。加西亞·馬爾克斯穿著一身全白衣服出現時，大家倒抽一口氣：他看起來好像身上只穿著禦寒內衣！舞台右方覆蓋著黃色的花朵，坐在藍金交織沙發椅上的是皇室成員：卡爾·古斯塔夫十六世、西爾維婭王后（她是巴西混血兒，在聖保羅度過童年時光）、莉莉安公主、伯帝爾王子，他們在國歌奏起時抵達。他們身邊有一個講台—— 終身秘書吉倫斯登稍後發言之處。獲獎人皆坐在左方的紅色座位上：瑞典的蘇恩·伯格史東、班特·山繆森；英國的約翰·范恩（醫學獎）；美國的肯尼斯·威爾遜（物理獎）；南非的阿龍·克魯格（化學獎）；美國的喬治·施蒂格勒（經濟學獎）。後方還有兩排座位，坐著學院院士、瑞典內閣、其他顯要。穿著「利奇利奇」的加西亞·馬爾克斯身邊圍繞著晚禮服、長披肩、皮草、珍珠項鏈。他和國王之間的地板上有一個圓圈，裏面是諾貝爾的字首「N」——漆上去還是粉筆畫的？——正等待著他。

比卡斯特羅更尊敬加西亞·馬爾克斯，把他視為較年長、較有智慧，但同樣無禮的兄弟的，是巴拿馬的托里霍斯將軍。菲利普·岡薩雷斯後來告訴我，對於托里霍斯和加西亞·馬爾克斯，他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們一起在托里霍斯的寓所之一喝威士忌，開懷暢飲和「互相譏諷」之後，一場熱帶大雨傾盆而下，兩人從喝著酒的露台上跑下來，像兩個要好的小男孩兒般在雨中的草坪上打滾、雙腳在空中踢著、放聲大笑。7月底，加西亞·馬爾克斯和委內瑞拉的卡洛斯·安德烈·佩雷斯，還有希望贏得隔年選舉的阿方索·洛佩斯·米切爾森一起探望托里霍斯，一起在美麗的孔塔多拉島上度周末。加西亞·馬爾克斯和他的軍人好友多待了幾天之後回到墨西哥。此時，包括拉丁美洲在內的全世界都緊盯著電視轉播，觀賞查爾斯王子與黛安娜·斯賓塞女士在倫敦舉行的婚禮。然而，7月31日發生了對加西亞·馬爾克斯個人而言最大的打擊，政治上則是薩爾瓦多·阿連德1973年去世后的最大衝擊： 根據報道，托里霍斯死於巴拿馬山區的一場空難，加西亞·馬爾克斯在最後一刻才決定不陪他搭乘那班飛機。

加西亞·馬爾克斯寫作此書時，馬爾克斯上校以及梅達多的故事必定又在他的腦海里出現過。我們對自己的行為能負責到什麼樣的程度？還是其實這一切由命運掌握？諷刺的意味出現在每一個層面；最荒謬的是，聖蒂亞哥·納薩可能根本沒有犯下為他招來殺機的那檔子事，而雙胞胎也不是真的想殺死他。真正招致死亡的，其實是命運結合了不可靠的人性，甚至是兩者之間的認知混淆。

回到斯德哥爾摩，主角開始放鬆了。他覺得自己有責任代表拉丁美洲向世界傳達正面的形象，最重要的是，他在哥倫比亞的敵人迫不及待地等他犯錯，因為他們眼中這個國家的「正面形象」和他所努力的方向截然不同。他後來表示：「沒人懷疑我在那三天里有多麼不快樂，注意最小的細節，讓一切順利。我一點點錯都不能犯，因為最小的錯誤，無論多麼微不足道，在這樣的情況下都會導致災難。」（後來他們都回到墨西哥城之後，這位新科得主對阿爾瓦羅·穆蒂斯說：「告訴我斯德哥爾摩發生什麼事，我一點兒也不記得。我只看到閃光燈閃個不停，我忍受記者都是一樣的問題。告訴我你記得什麼。」）

塔奇雅自願為加西亞·馬爾克斯及其友人擔任正式攝影師，甚至成功地取得媒體通行證。她的舊情人從飛機走到接待室時，她搶先拍下這勝利英雄的第一張照片，接著，她拍下瘋狂熱烈的哥倫比亞人試圖在北國夜色中，透過機場鐵欄杆碰觸加西亞·馬爾克斯的景象。賈布和梅塞德斯前往豪麗飯店，三間華麗的套房等著在接下來的幾天接待他們。加西亞·馬爾克斯既疲倦、興奮，又有時差，一下子就睡著了。然後，「我突然在床上醒來，想到他們每次給諾貝爾獎得主的都是同一個房間——魯德亞德·吉卜林睡過這張床，還有托馬斯·曼、聶魯達、阿斯圖裡雅斯、福克納。這可把我嚇壞了，結果我跑去睡在沙發上。」

雖然加西亞·馬爾克斯支持洛佩斯·米切爾森，但百分之五十五現身投票的選民大多並不認同。保守黨的貝利薩里歐·貝當古，以百分之四十八點八的得票率，打敗洛佩斯的百分之四十一，換句話說，分裂的自由党參選人路易斯·卡洛斯·賈朗以百分之十點九的得票率幫保守黨贏得選舉。卸任的圖爾瓦伊總統解除馬孔多之地三十四年來斷斷續續的圍城狀態。貝當古的兒子迪亞哥，代表毛派的工人革命政黨大肆反對自己的父親。貝當古接任之後，隨即宣布特赦游擊隊運動，開始當代首次嚴肅的和平談判。

下午一點鐘，加西亞·馬爾克斯和梅塞德斯把記者拋在身後，逃離祝融街到蚱蜢丘統領飯店，租了一個房間后開始打電話給親朋好友。下午他們隱秘地只和八位朋友在一起，家裡則仍然人聲鼎沸。在媒體追逐新聞的期間，阿爾瓦羅·穆蒂斯擔任加西亞·巴爾查夫婦的專屬司機。

隨著時間接近，門多薩回憶：「我看到賈布和梅塞德斯在休息室里，心平氣和、無憂無慮地談話，對於即將要發生在他們身上的加冕典禮一點兒也不在意，彷彿這還是三十年前，他們在蘇克雷或馬乾奎，星期六晚上在畢特拉姨媽或璜娜姨媽的家裡。」文學獎得主的演講，于下午五點在證券交易大樓內瑞典文學院的演講廳舉行，四百位觀眾里有兩百位是特別受邀的賓客，接著於六點半在學院秘書處以晚宴向所有得主致意。

從一開始，他就讓讀者以為自己可以一窺「富有名流的生活」，同享「香檳、魚子醬的生活夢想」。加西亞·馬爾克斯不只不斷地提起自己目前的生活與生活方式、他所認識的重要人物，還不斷地回憶自己的過去，彷彿世界各地的讀者不證自明地都對此感興趣。從1979年刊載於《抉擇》的最後一篇文章，到1980年9月《觀察家報》的第一篇文章之間，彷彿二十五年就這樣過去了，如果是發生在博爾赫斯筆下《秘密的奇迹》中的角色身上，倒是有可能發生。同時，在不背離國際自由派主流意見的情形下，他成功地以高尚的手法，持續反對里根政府在中美洲以及加勒比海所進行的新帝國主義運動。這是一項卓越的成就，他必須以聲譽卓著的民主政治人物如岡薩雷斯、密特朗、卡洛斯·安德烈·佩雷斯、阿方索·洛佩斯·米切爾森取代革命同志及聯繫人，如「邁向社會主義」的佩科夫、M-19的海岸人游擊隊隊長海梅·貝特曼。

3月20日，加西亞·馬爾克斯在波哥大出席法國大使館所舉辦的榮譽勛位晚會，他再次見到哥布·博爾達，他們同意這可稱為「卑鄙的卡恰克人和下流的『岸邊人』之間的會面」。哥布·博爾達表示，他從沒見過他的受訪人在哥倫比亞這麼快樂。這小小的滿足並沒有維持多久，兩人談話當天，總統宣布與古巴斷交。更嚴重的是：加西亞·馬爾克斯開始收到情報，政府試圖把他和M-19游擊隊扯上關係，也就是與古巴扯上關係，甚至謠傳他可能遭到暗殺。他事後告訴墨西哥記者，關於哥倫比亞軍方計劃暗殺他的故事，他至少聽過四種不同的版本。3月25日，在朋友的包圍保護之下，他前往墨西哥大使館尋求政治庇護，並在那裡過夜。第二天晚上七點十分，他在墨西哥駐哥倫比亞大使馬利亞·安東尼亞·桑切茲 - 賈維托的保護下往北飛；在墨西哥機場，有另一大群朋友與更多的記者等著迎接他。墨西哥政府馬上派了貼身保鏢給他。

1980年3月19日，在一次訪問古巴的行程中，加西亞·馬爾克斯宣布自己在沒人知道他在寫作的情況下，「上星期」完成了一部名為「一樁事先張揚的謀殺案」的小說。他表示，這本小說「不算是合格的小說也不算是報道文體」。稍後他又聲稱此作品「其實類似美式的『新新聞』寫作手法」。他不斷重複一個最喜歡的意象——寫故事就像是攪拌水泥，而寫小說正如砌磚塊。接著他又加了一個新的比喻：「小說就像婚姻，可以每天不斷修正；但故事就像外遇，即使行不通也沒法修正。」九九藏書

如今，賈布和菲德爾之間的關係，已經自在得足以讓這位哥倫比亞人扮演討人厭的兄弟角色。賈布一點兒運動細胞也沒有，一天到晚繃著臉抱怨煩人的事務、飢餓、生活中不幸的急迫任務，這些鬧劇總是引來卡斯特羅一笑。當然，朋友的弱點並不總是讓司令官莞爾一笑，不過如果是加西亞·馬爾克斯的話，總有破例的理由。他不只扮演兄弟的角色，總是進退合宜，他也知道什麼時候可以開玩笑，什麼時候扮演宮廷小丑，謹守分寸。一般而言，菲德爾不見得對作家就有特殊禮遇，也不見得尊重他們的自由，但對於這一行的頂尖好手，他總是樂於肯定。

不過，並不是每個人都樂於接受這嶄新的加西亞·馬爾克斯。當他試圖為最近湧進秘魯駐哈瓦那大使館的古巴政治難民潮辯護時，意見不同的古巴作家雷納多·阿瑞納斯寫了一篇文章，彷彿為了證明自己沒有那麼容易受騙，其中難以翻譯的雙關語標題為「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驢蛋還是混蛋？」（an Ass or an Asshole?）文中特別提及加西亞·馬爾克斯對於越南船民及古巴政治難民的評論。

馬格達萊納省的省長決定把10月22日定為地方假日，提議馬爾克斯上校在阿拉卡塔卡的舊家應該成為國家紀念館。在波哥大，共產黨安排了示威遊行，請求加西亞·馬爾克斯回國擔任受壓制一方的發言人以拯救哥倫比亞。一位記者詢問街上的妓|女是否聽到消息，她說一位客戶剛在床上告訴她，這被公認為對加西亞·馬爾克斯最高的敬意。在巴蘭基亞，玻利瓦爾大道上的計程車司機，從收音機上聽到消息后同聲齊鳴喇叭：畢竟，賈布是他們的自己人。

「哎呀，你只需對他們說，『那是我母親該傷腦筋的問題，不是父親』，」卡斯特羅說，「你應該說，『其實我父親身無分文，花錢的都是我母親。』」

午餐過後，主角很快著裝準備。從聽到消息的那一天起，他就不斷地提到自己的「利奇利奇」，有時候他宣布這是為了紀念他的上校外公，有時候沒有那麼謙遜，他說是為了紀念他自己最有名的創作——奧雷里亞諾·布恩迪亞上校。頒獎典禮次日，《觀察家報》刊登了哥倫比亞蒙特利亞一位阿利斯帝迪斯·戈麥斯·阿維耶斯先生的信，他清楚地記得馬爾克斯上校，認為他寧死也不會穿「利奇利奇」：他是個很時髦的人，絕對不會不|穿西裝外套就上街，更何況是諾貝爾獎頒獎典禮。在這些討論中，一位年輕時真的穿過「利奇利奇」的人從未被提及：那人就是加夫列爾·埃利希奧·加西亞。

諾貝爾獎的頒獎季節即將再度來臨，如同前幾年一般，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名字再次被提及，只是這次更加堅決。更令人意外的是，他選在諾貝爾獎宣布不到一個月的前夕，毫不留情地攻擊以色列領袖梅納西姆·貝京，直接牽扯到1978年頒給他諾貝爾和平獎的諾貝爾基金會。6月上旬，貝京下令入侵鄰國黎巴嫩，他的陸軍司令官阿里耶爾·沙龍，未曾盡責保護巴勒斯坦難民不受攻擊，因而造成9月18日貝魯特撒布拉和恰提拉難民營的大屠殺。加西亞·馬爾克斯建議沙龍和貝京應該獲得發諾貝爾死神獎。

擁有自己小公寓的貢薩羅很快地對長笛失去興趣，讓父親很失望。如今十九歲的他，於1981年開始學習繪畫，並遇見了未來的妻子，也就是曾任《勢利》雜誌編輯、墨西哥前衛作家薩爾瓦多·埃利桑多的女兒——帕·埃利桑多。貢薩羅的父母不在時，塔奇雅就像姑姑一樣地照顧他，她還住在觀測所大道上，他們自己《惡時辰》中灰暗醫院的對面。《雪地上的血跡》在1980年9月6日刊載於《觀察家報》時，《主日》雜誌的封面是一張滴血玫瑰的圖片。

報紙開始稱加西亞·馬爾克斯為「新的塞萬提斯」，呼應巴勃羅·聶魯達在1967年首次讀到《百年孤獨》后首先提出的意見，往後幾年間這個比喻不斷地出現。把加西亞·馬爾克斯放在封面的《新聞周刊》稱他為「令人入迷的說書人」。也許倫敦的薩爾曼·魯西迪所寫的文章，最能代表當時及往後盛行的意見：他的文章標題「魔術師馬爾克斯」——許多年來，他是最受諾貝爾獎評審歡迎的作家之一，是當代文學中少數真正的魔術師之一，身為藝術家，他的作品有少見的特質，既有崇高的地位又能觸動、吸引一般讀者。我相信馬爾克斯的傑作《百年孤獨》是戰後世界各地出版的小說作品中，最重要、最完整的兩三部作品之一。

現代主義風格的《枯枝敗葉》是加西亞·馬爾克斯最具自傳意味的小說，但他避開所有直接的自述手法；在後現代主義風格的《一樁事先張揚的謀殺案》中，卻有著明確而鮮明的自傳體元素：書中的敘事者就是加西亞·馬爾克斯本人，即使在小說里沒有名字，但讀者清楚地知道就是他，因為書中敘事者的妻子叫梅塞德斯（而且作者似乎預期我們知道她是誰）、母親叫路易莎·聖蒂雅嘉、兄弟分別為路易斯·安立奎和海梅、妹妹瑪歌，另一位是沒有具名的修女，這甚至是他的書中第一次出現父親一角，只是沒有名字。由於書中細節與他的家人和生活有很大的相關性，但不全然真實，因此，加西亞·馬爾克斯利用這些細節玩弄讀者以及現實。例如，謀殺案發生的那一天，路易莎·聖蒂雅嘉、路易斯·安立奎、瑪歌以及海梅的確都在蘇克雷，但賈布、加夫列爾·埃利希奧、艾妲和梅塞德斯並不在；還有，韋內佛列妲姑婆早已葬于阿拉卡塔卡多年，卻在小說最後活生生地出現。小說中，他的家族成員不但以本名出現，連個性和說話的語氣也都栩栩如生。敘事者提到他在梅塞德斯還是小女孩兒時就向她求婚，事實也是如此；不過，他在小說里加了一位妓|女，用的名字是他在蘇克雷認識的瑪麗亞·阿雷罕德莉娜·塞萬提斯，他在小說中多次與這位妓|女共度春宵。小說里故事發生的小鎮沒有名字，但和蘇克雷一樣有河流經過；這個家族的房子就坐落在河畔、遠離大廣場的芒果園裡，和現實中加西亞·馬爾克斯家族在蘇克雷的家地點一模一樣。不過，現實中的蘇克雷從未如小說一般見過大型輪船或汽車；當然遠處也看不到卡塔赫納。除此之外，這個小鎮的描述幾乎和現實的蘇克雷一模一樣。

這一系列的活動，都只是12月10日「諾貝爾節慶」的前奏：早上在音樂廳綵排，下午四點鐘重頭戲上場，在一千七百名觀眾的見證下，由瑞典國王頒發諾貝爾獎。當天「諾貝爾獎得主的妻子」梅塞德斯出現在哥倫比亞《觀察家報》副刊「旋轉馬車」的封面上。她的妯娌貝阿翠絲·洛佩斯·巴爾查所寫的文章標題為「賈布等我長大」。我們只能想象梅塞德斯的妯娌對她說： 「好吧，既然你想為康斯薇洛·門多薩去年寫的那篇文章雪恥，何不讓我寫一篇真正讓你滿意的採訪稿，加上令人稱羡的照片？」梅塞德斯回答：「好，但是就這麼一次。」

在現實世界里，1951年1月在小鎮蘇克雷，一位年輕人米格爾·帕倫西亞在結婚當天收到一封短箋，其中提及他的新娘瑪格麗妲·奇卡·薩拉斯已非完璧之身，他因此感到受辱而把新娘退回。1月22日，在全鎮鎮民眼前，新娘的兄弟維多·馬努耶和何塞·華金·奇卡·薩拉斯在大廣場殺了她的前男友卡耶塔諾·貞提爾·奇門多，據稱他引誘瑪格麗妲、奪去她的童貞后又遺棄她。這起謀殺案的手法相當兇殘：貞提爾的屍體被大卸八塊。貞提爾的母親是路易莎·聖蒂雅嘉·馬爾克斯的好友（教母），卡耶塔諾則是賈布、弟弟路易斯·安立奎、大妹瑪歌的好友。路易斯·安立奎前一天還與卡耶塔諾在一起，瑪歌在他被殺的幾分鐘前才和他見過面；年僅十一歲的海梅目睹了他的死亡。從那天起，賈布就一直想寫出這起慘劇背後的故事，但因為這個事件關係到他與家人的密友，他的母親要求他必須等到事件主角的雙親亡故之後，方可寫出這個故事。（這起謀殺案也是1951年2月加西亞·馬爾克斯家族離開蘇克雷的原因。）1980年，賈布開始著手寫這部小說時，當年關係密切的人物多已過世，他得以如《族長的秋天》一書中加入自己的角色一般，冷酷地把他所了解的事實情節與人物放入這本小說里。

羅德里戈漸漸投入這個話題：「有一次，一個男孩子突然轉身向我說道： 『你的父親是共產主義者。』我問他：『那是什麼意思？他有黨員證，還是他住在共產主義國家？』」

這個寓含深意的故事發表幾星期後，出現了一篇有關梅塞德斯的罕見文章，出自普利尼奧的妹妹康斯薇洛·門多薩·利安諾。文中公開而婉轉地評論賈布20世紀50年代的巴黎之愛，提到他「或許曾經很愛她」，並暗示梅塞德斯對這件事，甚至其他事太過天真。姑且不論梅塞德斯是否完全理解最近出版的這篇短篇小說，但這篇毫不避諱的導讀刊登，必定造成意外的難堪局面。然而，這篇文章以受訪人大胆的反擊收尾，康斯薇洛·門多薩寫道： 「她一點兒都不為那些女性書迷感到困擾。她說：『你知道，賈布一直很崇拜女性，從書里就看得出來。到處都有他喜愛的女性朋友，而且多數都不是作家。不過，女性作家有時候也很麻煩，你不覺得嗎？』」

一如往常，這本最終命名為「一樁事先張揚的謀殺案」的作品其實來自過去；小說背景來自三十年前他的好友卡耶塔諾·貞提爾在蘇克雷遭到謀殺；更重要的是，這部作品的靈感來自20世紀50年代初的政治暴力，故事主軸與《惡時辰》相去不遠。然而，已經投身政治七年的作者，把小說的時空背景更往前推，設定在哥倫比亞政治較為安定的時期，如此一來，他無須如《惡時辰》中一般，把故事內容歸因於資本主義、遙遠而殘酷的保守黨政府，而是年代更久遠、深層、深受天主教影響的社會體系。而且，故事一開始對於意識形態和政治差異的執迷，就遠不如對於道德和社會差異的執迷。即使讀者及評論者沒特別注意到這個情形，但他的文學架構已經有了巨大的轉變。

8月下旬，加西亞·馬爾克斯和梅塞德斯再度與菲德爾·卡斯特羅在古巴海岸度假。羅德里戈剛從哈佛畢業，與他們同行，此時的他考慮進入電影業。他們的密友費度其夫婦、卡門·巴爾塞斯也加入他們和司令官的假期。菲德爾不只以他的遊艇阿跨拉馬斯號歡迎他們，並且邀請他們到十一街的公寓晚宴，自從希麗雅·桑切茲去世后便少有外國人踏足此地。卡斯特羅熱衷廚藝，也熱衷談論烹飪，尤其當時他參与生產的古巴卡門貝爾乳酪和羅克福乳酪。第二天晚上，一行人在安東尼奧·努聶茲·希門內茲家裡用餐，這次話題從烹飪轉向金錢。卡斯特羅考慮訪問哥倫比亞，說「加夫列爾」（他總是堅持這麼稱呼他）應該同行，「除非你擔心被控為古巴間諜」。

然而，諸多跡象顯示，他也為自己的提名施力。他的朋友阿方索·福恩馬佑爾那年稍後問他是否曾經去過斯德哥爾摩，他咧嘴笑著說：「去過，我三年前幫自己安排得諾貝爾獎的時候去過。」自然地，這可能只是他的「笑話」之一，但事實上，他在20世紀70年代去過斯德哥爾摩數次，而且特別和左派瑞典文學院院士亞圖·隆德爾克斯特聯繫，他是位傑出的作家，對於先前的諾貝爾獎頒給米格爾·安赫爾·阿斯圖裡亞斯、巴勃羅·聶魯達有非常大的影響力。加西亞·馬爾克斯並於1981年夏天和瑞典大使一起在古巴度假。

同時，華盛頓在同一天證實，剛受到桂冠殊榮的加西亞·馬爾克斯夫婦，還是無法得到入境美國的簽證，他從1961年起投身古巴革命之後便被禁止入境美國。（11月7日他在《觀察家報》的專欄里寫到自己寧願「門完全關上而不是只開一半」——但這並不完全真實，因為他仍然對此禁令非常苦惱——因此，他在12月1日，魯莽地語出威脅，發誓要禁止他的作品在美國出版，既然他們拒絕核發籤證給他，又何必允許他的作品入境？）這剛好碰上異議詩人阿爾曼多·瓦亞達瑞斯從古巴監獄被釋放的那一天，加西亞·馬爾克斯在卡斯特羅和密特朗之間協調。根據他的支持者描述，瓦亞達瑞斯被釋放時由密特朗的顧問雷吉斯·德布雷陪同，本來大家以為他已經癱瘓，到達巴黎機場時他卻從輪椅上站起來，把大家嚇了一跳。九_九_藏_書

他的文章同時發表於世界各大媒體，最重要的是波哥大的《觀察家報》 和西班牙的《國家報》，還包括拉丁美洲和歐洲的其他平面媒體。從一開始，這些文章最顯著的就是他出人意料的立場上的改變。雖然許多文章仍然與政治時事相關，卻已經少了左派急迫的語氣。為這些文章執筆的是一位「偉人」，彷彿是一位19世紀已經受到普世讚揚、肯定的小說家。他依然很親切——的確，如此重要的人依然如此親切顯然是一種榮幸（兩者含義都存在於字裡行間）——但這已經不是年輕的「塞提莫斯」，以獨特的瘋狂寫他的「長頸鹿」專欄，也不是最近《抉擇》雜誌記者的同志情誼。如此這般立場與語氣的轉變，是他最有效的宣傳伎倆，以熟練的戲法進行。很明顯，這冷靜、謹慎的語氣知道一切，但別無所求，其主人即使回到文章每周日發表的波哥大，也不會引起波瀾。

一直沉默的羅德里戈說：「我去一家北美大學的時候，他們問我父親如何在政治理想和他的金錢、生活方式之間取得平衡。我儘力回答，但這問題沒有令人滿意的答案。」

這篇關於約翰·列儂的文章隱含寓意，但這次提供他方向的答案並不是巴黎、歐洲。儘管他此時接受一連串的採訪，他需要回到最近一本小說的背景地，也就是哥倫比亞。他多年前就承諾要回去，但1980年初《抉擇》關閉時，當地局勢又返回混亂的困境：新的暴力勢力、新的販毒浪潮、新的游擊隊出現，三者結合做出驚天動地的行動。

加西亞·馬爾克斯不埋葬他的朋友，但繼續讚揚他們，他的死者略傳文章《托里霍斯》於8月9日刊登于《觀察家報》，他則在西班牙的科倫尼亞出席加利西亞節。有些人認為他的行為既無情又矛盾，然而，托里霍斯之死對他的打擊很大。梅塞德斯後來提到：「他和托里霍斯感情深厚，他真的很愛他，對他的死非常悲傷；而且因為悲傷過度而生病。他非常想念他，因而不願意再回巴拿馬。」後來他自己回顧：「我認為托里霍斯坐飛機的次數太頻繁，有時候根本沒必要：他是強迫性旅行，給了命運和敵人一樣多的機會。但也有高層傳出的謠言，說他的一位助手搭上公務飛機不久前，把一支無線電留在桌上，他們說等隨後再去拿時，已經被換成裏面有炸藥的無線電。」畢竟是加西亞·馬爾克斯，他又補充：「就算不是真實故事，也是個很引人入勝的文學故事。」

對於一個如今五十多歲，理所當然可以大聲說自己曾經為革命儘力的人而言，這是一段令人興奮的回春時期。帶著短暫精通法國高級料理的經歷，羅德里戈開始他的「出埃及記」——離開巴黎。如今，既然羅德里戈已在哈佛讀書，加西亞·馬爾克斯開始幫小兒子貢薩羅在此物色合適的音樂課程。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弟弟埃利希奧也在巴黎住了幾年，稍後搬到倫敦。同時，年青一輩的哥倫比亞記者，如曾任《抉擇》的夥伴恩里克·桑托斯·卡爾德隆、安東尼奧·卡巴耶羅，以及《觀察家報》的馬利亞·希門納·杜贊等，他們都在巴黎，普利尼奧·門多薩則在哥倫比亞大使館工作，加西亞·馬爾克斯和高層的關係對他們都很重要。雖然梅塞德斯在巴黎的時間比賈布短，但她照顧這些年輕的哥倫比亞人，偶爾當他們的媒人，在他們愛情受挫時安慰他們。加西亞·馬爾克斯自己則參与友人深夜冗長的討論，也讓朋友知道他雖然改變了做法，但是背後的信念依舊。

每一位獲獎人都讀一段三分鐘的謝詞，伴隨著舉杯祝賀。加西亞·馬爾克斯首先以「頌讚詩歌」開場，主張詩歌是「人類存在最絕對的證明」。當時沒有人知道的是，阿爾瓦羅幫了很大的忙，如一般人可能推論的阿爾瓦羅所做的，幫馬爾克斯讀講稿、讓他思考。兩位獲獎人要求他在《百年孤獨》 上簽名。舉杯之後，大家魚貫地走到一樓的「大黃金廳」跳舞，以華爾茲開舞，隨後是各式各樣的北歐舞蹈，接著還有令人意外的《吻我、深深地吻我》《背叛》和其他波麗露舞曲，以及狐步和倫巴舞曲。

對於托里霍斯是否遭到暗殺，媒體諸多揣測；接下來的四天里也臆測加西亞·馬爾克斯是否會出席葬禮，他的缺席令人意外和失望。他的解釋馬上成為加西亞·馬爾克斯自圓其說的經典：「我不埋葬朋友。」《枯枝敗葉》和《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這兩部小說都處理殯葬事宜，並且如同《安提戈涅》一般，小說基調也認為有尊嚴地處置屍體是重要的道德責任，也許是我們不可靠的人性中最微小的要件；但這兩部小說的作者卻對葬禮做出如此的聲明，令人咋舌。

第二天早上，加西亞·馬爾克斯和一大群代表他整個過去的朋友一起在飯店用早餐，包括卡門·巴爾塞斯、卡塔萊恩。以前未曾有過這麼一大群朋友聚集在一起，有些根本互相不認識，有些彼此看不順眼。普利尼奧·門多薩說，加西亞·馬爾克斯在機場的表現，好像是視察的鬥牛士對群眾致意，他每天也像鬥牛士一樣，套房裡有人幫他著裝打扮，朋友圍繞在他身邊。有一次，他把阿方索·福恩馬佑爾從「少數快樂幾人的套房」拉到空無一人的卧室里，給他看自己的講稿：「幫我看一看，大師，告訴我你怎麼想。」福恩馬佑爾崇敬地讀完講稿，終於表示他了解加西亞·馬爾克斯的政治立場。他的朋友回答：「你剛剛讀的是《百年孤獨》，不多也不少。」

加西亞·馬爾克斯首次介入民主政治並不順利，如今，另一起拉丁美洲的災難使他更加失望。4月初，阿根廷軍隊佔領南大西洋的馬爾維納斯群島，英國派出軍隊收復。阿根廷雖然是法西斯軍事執政團，但仍然是拉丁美洲政權；接下來的一年裡，這起與歐洲國家的衝突，考驗加西亞·馬爾克斯目前能表述的政治語言到達極限，如同菲德爾·卡斯特羅一般，他發現自己寧願接受拉丁美洲獨裁者，也不願意接受歐洲殖民主義。他的第一篇評論《取捨福克蘭》發表於4月11日。接下來的幾個星期里，雖然阿根廷軍隊自取其辱的情勢明朗化，但拉丁美洲灰心喪志的情緒卻越發強烈。

如果他在尋找得獎的預兆，那麼最佳預兆莫過於1982年9月19日瑞典大選中，奧羅夫·帕勒姆的社會民主黨再度執政。帕勒姆是加西亞·馬爾克斯多年的好友，一直強調他個人打開文學視野，歸功於隆德爾克斯特的文學作品。同時，家族裡的文學專家，也就是弟弟埃利希奧一直都深信賈布1982年會贏得此獎，並確定賈布自己也是這麼想。阿爾瓦羅·穆蒂斯說，這段時間他朋友的行徑「令人起疑」。10月16日星期天，埃利希奧和他通電話提到諾貝爾獎時，賈布縱聲大笑，他確定如果有人會得獎的話，瑞典大使應該早在一個月前會先告訴那個人……

典禮於五點四十五分結束，加西亞·馬爾克斯與其他得獎人魚貫走出會場時，他像拳擊冠軍一樣舉起雙手，在今後的人生里，他多次做出這樣的手勢。幸運受邀的人有四十五分鐘的時間走到斯德哥爾摩市政廳的巨大藍廳，參加豪華的瑞典皇家學院盛宴。盛宴的菜色由瑞典頂尖廚師約尼·約翰遜負責，是「典型的瑞典」菜肴。糜鹿排、鱒魚和冰沙、香蕉和杏仁；香檳、雪利酒、波特酒。大胆的加西亞·馬爾克斯點起一根雪茄。大家一致公認宴會的高潮是七十位哥倫比亞音樂家進場表演。加西亞·馬爾克斯的朋友尼雷歐·洛佩斯用他的鏡頭捕捉他們的奇遇及不幸。他看著葛羅麗雅·特麗安娜緊張地護送著所有的女性：「她們都是處|女，我答應她們的母親好好照顧她們。」市政廳掛著皇家的掛氈，他們抵達的時候，來自里奧蘇西歐的團體其中一人以為自己在教堂內，當場跪下來禱告。看著「來自馬孔多一群成分複雜的團體走下階梯，包括對哥倫比亞認同的印第安人、黑人、加勒比海人、西班牙人」時，洛佩斯不知道這些瑞典人怎麼想。據他表示，到那時為止，所謂的諾貝爾光芒一直是矚目的焦點，如今注入了活力。由托托·蒙波席娜和哥倫比亞大黑妞蕾歐諾所帶領的表演非常精彩，不斷的掌聲促使他們原定十五分鐘的表演持續了三十分鐘。

5月7日，一位波哥大的律師安立奎·阿瓦雷茲控告加西亞·馬爾克斯誹謗小說中描繪的兄弟，因為他們在現實中獲判「無罪」，但小說里卻把他們寫成殺人犯，他並且求償五十萬美元。想到三十年前倒霉而且可能無辜的卡耶塔諾·貞提爾真的被這對兄弟謀殺——就演算法律上不追究——這樣的行為似乎是惡意的雪上加霜。書中一些其他「主角」，包括被描繪在其中或認為自己被描繪在其中的人，以及其他的家族成員聚集在哥倫比亞——有些從世界各個角落搭飛機前來——討論他們的不平之聲。他們都無法得其所願，他們永遠無法從加西亞·馬爾克斯龐大的獲利中分得一杯羹。哥倫比亞的專業人士一直有著紮實的文學素養，因此，哥倫比亞的法院判定史實與小說之間仍有差異，作者的創作自由得到完全的保障。

卡斯特羅回答：「我正在為別人向你問及你的銀行賬戶時制訂一條政策。你必須告訴他們，在社會主義的運作下，每個人根據他的能力付出，依據他的工作得到酬勞，加夫列爾是社會主義者——他還不是共產主義者——他根據自己的能力付出，根據自己的工作得到酬勞。而且，共產主義的運作毫無應用之處。」

這個行動的第一個公開跡象，是一篇名為「佩姬，給我一個吻」的文章，靈感來自墨西哥他家那條街牆上的一則塗鴉。加西亞·馬爾克斯說，在這個充滿壞消息的世界里，特別是來自哥倫比亞的消息，如此純真的懇求令他感動。不過，他懷疑愛情是否真的令人叫好地重整旗鼓。四個月前他才向讀者吐露，除非桌上有一朵黃玫瑰（當然是由他親愛的妻子所置），否則他「不敢寫作」。他並不是反https://read.99csw.com對性|愛——他當場向全世界報告自己在早熟的十三歲就失去童貞——但加上其他元素之後的性|愛比較美好，也就是完整的「愛情」。他宣告描繪愛情的小說會再度登上暢銷寶座，就連年代久遠的波萊羅舞曲都會再度時興起來。

這段採訪在近一年後才付印，但在這場採訪之前，關於加西亞·馬爾克斯最有名的一本書出版了，並在未來的歲月里持續大量地銷售。《番石榴飄香》一書是為了幫普利尼奧·門多薩的忙，因為他遭逢困難。書中顯然是坦白但精心算計過的對話——巧妙的安排——通盤迴顧加西亞·馬爾克斯的人生及作品，對事物提出自己的意見，再一次地從政治涵蓋到女人。很難不想象這些對於性|愛挑逗時而驚人的暗示，可能的婚外情，在某些方面為這位作家打開了新的市場，而他從前在愛情的文學表達上，似乎總是帶有暴力和悲劇的意味。

同時，就在宣布得獎一個星期後，他的好友菲利普·岡薩雷斯以西班牙社會主義黨黨魁的身份當選首相，是另一件值得慶祝的喜事。去年是密特朗，今年是岡薩雷斯。這個獎是否也意味著一切不可同日而語？加西亞·馬爾克斯告訴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人民：「既然現在我已經有了不朽的地位，可以死而瞑目了。」也許這是玩笑話。

12月1日，米格爾·馬德里就任接下來六年的墨西哥總統。他和加西亞·馬爾克斯一直沒有培養出親近的情誼，但加西亞·馬爾克斯仍然出席就職典禮；同一天，菲利普·岡薩雷斯在馬德里就任西班牙新政府的首相。12月初，前往古巴之後，加西亞·馬爾克斯前往馬德里祝賀岡薩雷斯，也接受祝賀。他宣稱自己在哈瓦那和卡斯特羅談了十一個小時，里根仍然拒絕核發無條件簽證讓他前往紐約。同時，梅塞德斯在巴黎與兒子貢薩羅見面，但羅德里戈缺席。唯一令人失望的是，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大兒子在墨西哥北部忙著拍片，無法抽空前往斯德哥爾摩參与他傑出的父親在事業上最光榮的一刻。他們兩人前一個月在薩卡特卡斯見過面，沒人透露內容，兩人也都沒準備針對此事發言。

1982年12月10日下午三點鐘，斯德哥爾摩豪麗飯店208號套房。離開巴黎之前，塔奇雅幫加西亞·馬爾克斯買了達馬特牌的禦寒內衣，出現在一張有名的照片里，這位偉大的作家穿著貼身衣物，被男性友人包圍著，他們各自穿著二十克朗租來的西裝外套。梅塞德斯一個一個幫他們別上黃玫瑰驅走「母火雞」，加勒比海地區西班牙語所謂的「厄運」：「來，教父，讓我看看……」然後她安排拍照，接著出現「利奇利奇」。《觀察家報》的安娜·瑪麗亞·卡諾三天後惡毒地寫道：「加西亞·馬爾克斯抵達典禮會場時看起來 『皺得像手風琴一樣』。」

小說出版不久，黑羊出版社的老闆何塞·維森德·卡塔萊因接受採訪。原來，小說印製的數量不是一百萬本，而是兩百萬本：哥倫比亞一百萬本，西班牙和阿根廷總共一百萬本，不過，卡塔萊因所引用的數字並不是太可信，正如同他的公司名稱「黑羊」所暗示的。在此之前，哥倫比亞最高的初版數是一萬本，加西亞·馬爾克斯的新書初版印刷量是世界文學作品之最。印製兩百萬本所代表的意思是，購買了兩百噸的紙張、十噸的硬紙、一千六百公斤的墨水。光是把哥倫比亞的書運送出境，就需要四十五架波音七二七客機。彷彿錦上添花，加西亞·馬爾克斯於4月29日宣布《一樁事先張揚的謀殺案》 是「我最傑出的作品」。不過，5月12日，某些哥倫比亞評論聲稱這本書是「冒牌貨」，只不過是一篇較長的短篇故事，對於作者先前的成就並無再上層樓之意。但此書躍上西班牙暢銷書排行榜，並在11月4日不可避免地被拿來與西班牙1981年最暢銷書——洛卜·維加的《羊泉村》作比較。偉大的小說家賈布聲勢浩大地復出了。

「如果你寄賬單給我就太糟糕了，」卡斯特羅說，「但我有一個無法打敗的理由。『閣下，我們沒辦法付錢給加西亞·馬爾克斯，因為我們付不起。』不久前，為了不要炫耀我們無法被收買，我對一些美國佬說：『不是我們不肯出賣自己，你懂嗎，其實是美國人買不起我們。』這樣聽起來比較謙虛，對不對？加西亞·馬爾克斯也是一樣。我們沒辦法讓他當我們的間諜，你知道為什麼嗎？我們沒有足夠的錢收買他，他太貴了。」

讀者覺得《一樁事先張揚的謀殺案》所敘述的故事非常曲折離奇，然而，這本小說本身出版后亦遭逢自己曲折的故事。首先，小說在西班牙（布魯奎拉出版社）、哥倫比亞（黑羊出版社）、阿根廷（南美洲出版社）、墨西哥（蒂安納出版社）同時出版時，銷售成績斐然。1981年1月23日，《卓越》報道西班牙語世界印製超過一百萬本——四個國家各印二十五萬本平裝版、西班牙五萬本精裝版。據報道，黑羊出版社4月才完成印刷，是拉丁美洲歷史上單一印刷最耗時的小說。4月26日，《卓越》報道光是墨西哥的廣告就耗費十四萬美元，此書並翻譯成三十一種語言，拉丁美洲各地街角的報販和零食攤都買得到。

雖然拒絕出席貝當古的就職典禮，但加西亞·馬爾克斯對卡斯特羅提及這位新總統時，評價不差，宣告他「是我的好朋友」。貝當古的父親是趕騾子的，他們從1954年就認識，當時賈布在《觀察家報》工作，貝利薩里歐在《哥倫比亞人報》（El Colombiano）上班，他們從當時就互有往來。加西亞·馬爾克斯向卡斯特羅解釋，「在哥倫比亞，你一出生要不就是保守黨，要不就是自由黨，你自己怎麼想並不重要」。他說貝當古在意識形態上並不是真正的保守黨，他的政府滿是獨立思考的人。「他非常擅長演說，他的演講能夠觸動人心，真正地觸動人心。而且，令人意外地，他常常徵詢我的意見。」

如今安居於巴黎的索菲特飯店，加西亞·馬爾克斯的時間分成兩部分： 早上是寫作時間，下午則處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麥克布萊德委員會的事務，其組織任務與當時「第三世界主義」的意識形態一致，亦即考量「世界信息新秩序」的可能性，跳脫由西方機構全權掌握國際新聞內容的局面。事實上，加西亞·馬爾克斯雖然認同這樣的理念，這次的合作卻代表他公開戰鬥生涯的結束，再也沒有羅素民間法庭或麥克布萊德委員會，也沒有《抉擇》或《戰鬥新聞報道》（20世紀70年代于波哥大發行的政治論文選集），他甚至連「人身保護令」這類激進主義的努力都放棄。他下定決心停止激進的政治做法，轉戰幕後外交調解。既然皮諾切特近期內不太可能下台，他決定放棄等待，選擇回歸小說創作，同時，這也是他能想到最好的宣傳方式。1981年9月，加西亞·馬爾克斯大言不慚地表示「身為作家的他比政治家危險多了」。

新婚之夜，巴亞多·聖羅曼發現安赫拉·維卡里歐不是處|女，把她退還給她的家族，她最後承認引誘她的是聖蒂亞哥·納薩。她的兄弟為了報復而殺掉納薩之後把他藏身教堂里，並告訴神父：「我們是在全盤了解的情況下殺了他，但我們是無罪的。」雙胞胎的律師爭辯這起謀殺是合法的保衛名譽，然而，雖然他們並不認罪，卻似乎盡了一切力量，警告納薩或讓自己受到他人的制止——他們選擇等待他的地點是他最不可能出現之處，而且是在眾人的眼前。敘事者評論道：「沒有比此更預先通知的死亡。」對於小鎮的其他人而言，只有一位受害者，也就是受到欺騙的新郎巴亞多·聖羅曼。一直到二十三年後，敘事者再次見到他時，他依然保持神秘，什麼也沒說。神奇的是，安赫拉原本不太願意嫁給他，卻在被他拒絕的那一刻起轉而愛上他，為他著迷。最後，等他們兩人都垂垂老矣之時，他帶著兩千封未拆開的信件出現，簡短地說：「是的，我來了。」

這部小說在醞釀之初便以成為文學傑作為目標。如今，作者明顯地判若兩人，是位截然不同的作者，散發出不同的光芒。在這本小說里，他彷彿鬥牛士一般以令人難忘、兼具戲劇與美學的方式將牛一擊斃命，其作品成果也如同拉威爾的《波萊羅舞曲》一般受歡迎，讓人不由自主、無可抗拒地接受。小說同時有自我嘲諷之處，亦是其可取之處。作者含蓄地嘲諷懸疑的概念，在小說第一章的第一行就明白地指出角色的死亡，並在接下來的章節里提了數次，最後（或許是獨特的地方）由主角像拿著玫瑰花束般地握著自己的腸子。在小說的最後一頁說：「韋內佛列妲小姐，他們殺了我。」接著，這個可憐的角色倒下，故事結束。因此，加西亞·馬爾克斯在書名中提到的「事先張揚」，指的不只是故事本身，也是他選擇敘述這個故事的方式。整個故事的諷刺與矛盾都很技巧地隱藏在複雜的作品中，由這位經驗老到的作者從容不迫地引領讀者走過整個故事。

「他們一毛錢也沒付給我，他們這裏一毛錢的版稅也沒付給我。」賈布說。

的確，自從1979年桑地諾組織勝利以來，拉丁美洲的政治新聞似乎每況愈下。波蘭有共產政權的問題，波蘭「團結工聯」領導的工會運動質疑政府的合法性。在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眼裡，世界各地的一切似乎都朝著錯誤的方向前進。同時，加西亞·馬爾克斯往返于大西洋兩岸之間——也讓他的讀者知悉——包括一趟協和客機之旅，「身處獃滯的商人和容光煥發的高級娼婦之間」；他也飛到「可怕的曼谷」，在香港租一輛勞斯萊斯汽車（「我的朋友沒人擁有這種車」），再度說服自己「一如往常」，甚至在世界的性觀光之都，「最佳的做|愛地點還是美國飯店，他們過濾空氣，換乾淨的床單」。然而，在文學主題這方面，他似乎已經腸枯思竭。如今社會主義逐漸式微，如今他以孤獨與權力為主的寫作題材似乎已經征服全世界，他感受到尋找其他主題的需要，滿足自己的樂觀主義，啟迪他人起而效仿。是什麼？當然是愛情！賈布會成為文學世界里的查理·卓別林：他會使大家發笑，使他們墜入愛河。

如同17世紀「黃金年代」以降到20世紀羅卡的戲劇一般，許多西班牙作品的中心主題皆以這部小說中的榮譽、恥辱、男子氣概為社會主軸。（從此主題選擇的本身，明顯可看出作者謹慎地改變路線。）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結論或許是：由於他們加諸女人的行為，他們彼此之間的暴力相向完全是活該。

1973年至1979年間，他活躍于政治宣傳及運動，這個時期結束時，同時也是為了準備他所直覺之未來的到來，他如今擁抱先前拒絕的角色：成為名流。完成《一樁事先張揚的謀殺案》之後，預料到自己會回到哥倫比亞，他與媒體的朋友溝通，希望從事完全不同的新聞報道。他的新作回歸20世紀40年代至50年代在卡塔赫納及巴蘭基亞時所寫的文章，更接近文學體而非新聞。這些文章同時具有政治與文化評論，類似連載的回憶錄，或是給朋友的每周一信，或是供書迷傳閱、持續的公開日記。不過，這日記並非來自一個需要筆名、讓自己有身份證明的專欄作家，這是「名人」日記。

12月6日星期一晚上七點，一架亞維安卡政府包機從波哥大啟程，開始前往斯德哥爾摩二十二小時的旅程，機上載著官方代表團，由教育部部長海梅·阿里雅斯·拉米瑞茲領軍，加上由基耶爾莫·安古羅所挑選十二位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密友——加西亞·馬爾克斯拜託他的老友安古羅代為執行這項令人厭惡的任務——加上他們的妻子、黑羊出版社所邀請的一大群人，文化部在人類學家葛羅麗雅·特麗安娜的建議及協助下，也邀請了來自各個族群的七十位音樂家。

加西亞·馬爾克斯終於為蜂擁而至的一百多名記者安排了即興的記者會。他宣布自己參加斯德哥爾摩的頒獎典禮時不會穿晚禮服，而是「瓜亞貝拉」薄布短衫，或是以哥倫比亞的傳統服飾「利奇利奇」（好萊塢電影中拉丁美洲農民所穿的白色亞麻外衣長褲）紀念他的外公。直到典禮開始之前，這個話題一直是哥倫比亞卡恰克人的矚目焦點，他們擔心加西亞·馬爾克斯會引起什麼國際醜聞，或以難堪的下流舉止讓國人失望。他也宣布獎金會用來在波哥大成立一家名為「其他」（El Otro）的報紙：他認為這個獎一半是對他新聞工作的肯定。他也會在卡塔赫納建造他的夢想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