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趟阿拉卡塔卡返鄉之旅一如預期地充滿矛盾。一方面，他回到自己最受歡迎的書里那名為馬孔多的地方，啟發他寫第一本書《枯枝敗葉》與《百年孤獨》之處。另一方面，該趟旅程也讓他確定自己已抹去那段經歷：他已經成功地抹殺了他與阿拉卡塔卡之間的關係，一如他在許多方面抹殺了《百年孤獨》本身一般。

故事進行到一半時，第三章的結尾描述費爾米娜這位來自中下階層的哥倫比亞人，如何為了上流社會的「法國人」胡維納爾·烏爾比諾，而拒絕了同為哥倫比亞人的弗洛倫蒂諾·阿里薩。她跟著胡維納爾因而熟悉了歐洲，而弗洛倫蒂諾·阿里薩卻從來沒有離開過卡塔赫納，也沒有意願離開。在某種層面上，胡維納爾·烏爾比諾代表卡塔赫納的上流階級，也是加西亞·馬爾克斯此書寫作的對象。因此，他在故事中段描繪哥倫比亞下層階級落後的克里歐人，或拉丁裔混血私生子被歐洲與現代作風完全擊敗。但這些敘事小說的後半部完全逆轉，著墨在弗洛倫蒂諾力爭上遊，終於贏得女主角的「芳心」。

1985年秋天，脖子上還掛著那三張磁碟，加西亞·馬爾克斯飛到巴塞羅那，親自把磁碟交給卡門·巴爾塞斯，並投宿索菲雅公主飯店。這一次，就像他一直擔心的，他的房間遭竊。但他後來告訴媒體自己並不認為那些小偷是為了偷竊《霍亂時期的愛情》的手稿而來。

在這樣的關係里，幾乎一切都變得更難處理，甚至雪上加霜。加西亞·馬爾克斯在拉丁美洲最常受到引述的話也許是，不管他有多麼成功，他永遠不會忘記自己只是一位阿拉卡塔卡報務員所生的十六個小孩兒其中之一。加夫列爾·埃利希奧第一次聽到這個說法時，忍不住大發雷霆——他只當了一陣子的報務員，如今是個專業醫生、詩人，也是個小說家。上校如何影響他的兒子、啟發他寫出書中眾多令人難忘的角色，這一點眾所周知，然而身為父親的加夫列爾·埃利希奧卻從來不曾被提及，似乎也刻意把他排除在外，這不但讓他覺得受到冷落，也覺得備受侮辱。

加西亞·馬爾克斯以「永遠」兩字為這本書收尾，接著寄給巴蘭基亞的阿方索·福恩馬佑爾以及赫爾曼·巴爾加斯。卡門·巴爾塞斯在倫敦收到手稿，據說邊看邊哭了兩天。加西亞·馬爾克斯需要跟她談公事，於是決定在前往歐洲之前與她在紐約碰面。他的老朋友基耶爾莫·安古羅當時是哥倫比亞駐紐約領事，攝影師埃爾南·迪亞斯也在紐約。加西亞·馬爾克斯不但非常開心地完成這本對他而言是一大突破的小說，身為早期的計算機使用者，他也經歷了計算機帶來的興奮與苦惱。有沒有存檔、存檔，是否可靠、安全，會不會受損或遭竊？他非常清楚自己是世界知名作家中率先——也許是第一位——使用電腦完成重要著作的人。在梅塞德斯、貢薩羅與外甥女亞麗珊德拉·巴爾查的陪伴下，他把存有小說的磁碟掛在脖子上，搭飛機到紐約，完全就像找到魔法石的梅爾基亞德斯一般，無法鬆手。

十五年後，加西亞·馬爾克斯對我說：「我最近在讀《霍亂時期的愛情》，說真的，我很驚訝。看得出我膽子真大，不知道當時我是怎麼辦到的。其實我很引以為傲。總之我走過來了……我度過生命中某些非常黑暗的時刻。」

然而，加西亞·馬爾克斯生命中最大的轉變，至少在精神層面而言，在於他與父親的關係。這六十年的時光里他們鮮少交談，如今，身為兒子的他與父親和解的程度，足以使他幾乎每天下午都開車前往曼加，幾乎總是分別與他和路易莎·聖蒂雅嘉談天——他們的年少時光、他們的戀愛過程。當然，表面上看起來他的動機是為了寫書，但我們有理由相信，加西亞·馬爾克斯總算準備好改變與父親之間的關係，以這本書作為借口讓他得以保留自尊心，同時消除他對父親的罪惡感。三年前，他筆下《一樁事先張揚的謀殺案》里的角色突然了解了她的母親：「自從出生以來，安赫拉·維卡里歐第一次在那個笑容里看見她真正的模樣：一個貧苦的女人，全心全意地接納崇拜著自己的缺陷。」無疑地，克服了所有的困難之後，加西亞·馬爾克斯總算能冷靜地對加夫列爾·埃利希奧做出冷靜，但也許較不那樣嚴苛的評斷。

這肯定不是件容易的事。加夫列爾·埃利希奧把加西亞·馬爾克斯的母親從他身邊帶走，多年後又回來把他從最愛的外公、賈布心目中絕對高人一等的上校身邊帶走。加夫列爾·埃利希奧雖然不是個口出惡言的父親，卻總是以暴力威脅維持自己經常前後矛盾、任性的威權；他以嚴格、獨裁的方式，把長久以來飽受折磨的妻子鎖在家裡，自己卻任意離家，數次不是背著妻子偷腥就是鬧出醜事；整體而言，雖然他讓這個大家庭衣食無虞，大部分的孩子都受教育，這已經是個了不起的成就，然而在他長子的眼中，他的善變、瘋狂而動輒更改的計劃、愚蠢卻不得不附和的笑話、頑固而保守的政治立場、自我感覺良好與現實成就之間的鴻溝——加上賈布原即有所怨懟的戀母情愫，使他難以忍受。

哥倫比亞的政治處於20世紀最關鍵的歷史時刻時，加西亞·馬爾克斯人還在國外。政府與M-19游擊隊的關係越來越緊張，7月3日，他們拒絕貝當古所提出的停火協議，整個國家因而陷入一連串的災難。（許多游擊隊懷疑貝當古並非真心尋求長久和平，而是故意設下這個歷史陷阱。）8月9日，加西亞·馬爾克斯表示國防部部長米格爾·維加·烏里韋應該為刑囚的指控下台。8月28日，加西亞·馬爾克斯的朋友海梅·貝特曼近日死後，接任M-19新領袖的伊凡·馬利諾·奧斯皮納遭到警方殺害。到了11月6日，M-19佔領了司法大廈，也就是波哥大的最高法院，開始了一連串的恐怖事件，通過電視轉播，全世界的觀眾都驚愕不已。哥倫比亞總統倒霉的弟弟海梅才剛被綁架，這次人又在現場。在世人的目瞪口呆之下，哥倫比亞軍隊以坦克和重炮進攻，結束了二十七小時的包圍對峙。這場衝突的死亡人數超過一百人，包括最高法院院長阿方索·雷耶斯·埃恰恩迪亞。厄伯爾托·穆利西亞法官企圖逃跑時被擊中腿部——於是他扔下木腿，從燃燒的天井中逃脫。除此之外，喪生的還有游擊隊隊長安德烈·阿爾馬拉雷斯。謠言盛傳這場衝突是軍隊主導而非貝當古造成的，這個傳聞至今仍充滿爭議。貝當古後來告訴我，他認為加西亞·馬爾克斯對此保持沉默是「友善的舉動」。一星期後，另一場災難撼動了哥倫比亞：內瓦多·盧伊茲火山爆發，活埋了阿爾梅羅鎮，至少兩萬五千人喪生。

《霍亂時期的愛情》的故事發生於加勒比海的一個城市，很容易認出是19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30年代初的美洲卡塔赫納。這本書的主題是愛與性、婚姻與自由、年輕與年老。故事內容描述一段三角戀情：主角是來自上流社會，氣派十足的醫生胡維納爾·烏爾比諾、毫不起眼的船務員弗洛倫蒂諾·阿里薩、美麗的新貴費爾米娜·達薩。加西亞·馬爾克斯所擁有的特質，胡維納爾的身上都可以看到，不過，其實他最主要的角色靈感，還是知名的當地醫師安立奎·維加，他也是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家庭醫師（加夫列爾·埃利希奧去世時由他照顧，但不到五個月後他自己也去世）；主角弗洛倫蒂諾的個性融合了加夫列爾·埃利希奧與賈布自己，是非常有趣且令人神往的融合；費爾米娜的角色則結合了梅塞德斯（最主要）、塔奇雅的魅影、年輕時受追求的路易莎·聖蒂雅嘉。這本書共分成六部，第一部和最後一部描述老年及故事結構，第二部與第三部描述年輕時期，第四與第五部寫的是中年。這六部又分成兩半，每一半各有三章，二與三這兩個數字也代表了這部小說的象徵，代表著三角戀情總是有崩毀的威脅，終究變成兩人一對。總之，這本小說暗示加西亞·馬爾克斯在逐漸年邁之際與他生命中四段過往的和解：與法國巴黎（胡維納爾與費爾米娜在此特別快樂）；與塔奇雅，他在20世紀50年代曾經的愛；與卡塔赫納，這個保守的殖民城市；以及也許最重要的，與他一直渴望被卡塔赫納的父親接納。

如今時序來到12月5日，哥倫比亞經歷了一連串的災難，《霍亂時期的愛情》推出了。這本小說讓讀者與評論家同感震驚，因為它代表一個完全不同的加西亞·馬爾克斯，讓人摸不著頭腦地，他把自己變形成現代的19世紀小說家，不再寫權力，而是寫愛以及愛的力量。這是他最受歡迎的作品，最受喜愛的小說。《百年孤獨》出版將近二十年之後，《霍亂時期的愛情》再度帶給評論家與普通大眾一種純粹的閱讀喜悅。這本書的成功鼓舞了加西亞·馬爾克斯，使他繼續專註在人類關係、私領域這些令他關注的題材上，同時也成為他重回電影事業之後的重心。他的名九*九*藏*書字不再只是代表愛情、情感、微笑、花朵、音樂、食物、朋友、家庭等，也與鄉愁、回首逝去的美好年代有關：那番石榴的芬芳、充滿香氣的回憶。這本書大受歡迎，也讓他得以用充滿魔幻的筆，撫平深藏心底的那股暗流。

總算有這麼一次，賈布終於參加了一場葬禮。在一連串的轉機、十小時的飛行之後，他趕在葬禮當天抵達，就在儀式剛結束，正準備從曼加教區大禮堂移棺時。（古斯塔沃從委內瑞拉趕來，沒有趕上葬禮。）賈布與玻利瓦爾省的省長阿杜羅·麥特森·費格羅阿一同抵達，一起幫忙抬棺。省長穿了黑色西裝，賈布穿著千鳥格紋夾克、黑色開襟襯衫與長褲。海梅回憶道：「那場葬禮是場災難，我們這些男人雙腿發軟，像一群小孩兒一樣哭成一團，完全派不上用場。幸好有女人在場安排事宜。」（就算雙腿發軟，也沒有阻止這些兄弟依照慣例前往妓院緬懷過去——只喝酒——還有一點兒老式的聯繫感情。）

「不，是得到諾貝爾獎之後的那幾年。我常常覺得自己快死掉了；有些東西一直在那裡，那些黑暗、躲在表面之下的東西。」

隨著這位光鮮成功的作家逼近中晚年之時，他做出許多和解，無論多麼具有嘲諷、後現代意味，其中一個對象卻是布爾喬亞小說本身；甚至不論多麼諷刺與重要，和哥倫比亞的布爾喬亞統治階級和解。這並不是司湯達、福樓拜或巴爾扎克（比較像是大仲馬或拉爾波，雖然當然也是模仿嘲諷的對象）。但這部小說「熟知」這些作品，卻朝向完全不同的方向。從第一行就使用味道挑逗地帶我們回到過去，「不可避免地」使我們想起單戀的愛。書中許多元素和一些廉價愛情小說、連續劇甚至拉丁美洲流行音樂一樣，如同作者所暗示；然而，與之對照的卻又是布爾喬亞婚姻中的習慣、強烈的不滿，只為了維持表象。加西亞·馬爾克斯這本書拿他的文學名譽下了很大的賭注。整體而言，小說很奇妙地融合平庸和平淡無奇，加上無情的現實和寓意深遠。敢於在報紙上解惑專欄的信件里，探索這最熟悉的陳詞濫調，回復的真理也是絕望的老生常談：你永遠無法真正地了解一個人。你其實也無法評斷他人。有些人能改變他們的行為，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他們的性格；其他人則隨著時間的流逝依然故我。你永遠無法預知生命的下一步。只不過真正領悟生命時總是太晚——即使發生了，如果活得更久大約也會改變你的看法。愛與性很難賦予道德意義，愛與性也很難分開。大部分的人搞不清楚愛一個人究竟是出自習慣、感激，還是為了自己。你有可能同時愛上好幾個人。世界上有很多種愛，也有很多種愛人的方法。你永遠無從得知哪種生活比較好：單身與結婚、自由與規範；同樣地，也無從得知安定與冒險何者為佳，但全都需要付出代價。另一方面，你只能活一次、只有一次機會。現在，永遠不遲。還有，不用羡慕別人的人生。這些論調充斥在小說的第一部分里，然後混雜在接下來的情節中。

流亡海外的古巴人基耶爾莫·卡布列拉·因凡特對於這篇寫到格雷厄姆·格林的文章非常不滿，以一篇《哈瓦那的顯要》攻擊：

如今，他準備重新改寫自己的生命——再度改寫他已經改寫過的部分——然後填補一些錯過的空白。一位諾貝爾獎得主持續被童年的創傷糾纏，特別是和父親、外公之間的關係導致的戀母情結，無疑地並不體面。目前為止，他僅僅忽略了某些本質上的事實、掩蓋了一些問題，讓自己在精神層面上得到滿足，並在文學層面上進行巨幅的調整。如今，他要把那風流成性的父親重新寫回自己的故事里。加夫列爾·埃利希奧自己一年前曾經在諾貝爾獎慶祝時回到阿拉卡塔卡，也一如往常把自己當成重要的角色。（要說兒子遺傳了他哪一點，那一定是他的活力。）但他也真心地為賈布的成功感到無比的喜悅，並首度公開他對於這過往的榮耀感到溫暖。

1982年12月30日清晨五點鐘，加西亞· 馬爾克斯與梅塞德斯飛抵哈瓦那長住，寄宿的禮賓別館六號，在幾年後成為他們在古巴的家。卡斯特羅剛去過莫斯科參加勃列日涅夫的喪禮，與英迪拉·甘地討論邀請加西亞·馬爾克斯參加1983年3月于德里舉辦的「不結盟國家」會議。（她提到諾貝爾獎宣布時自己正好在讀《百年孤獨》。）卡斯特羅在莫斯科買了許多加西亞·馬爾克斯最愛的魚子醬，加西亞·馬爾克斯則為卡斯特羅帶來菲利普·岡薩雷斯與奧羅夫·帕爾梅的口信、費度其的鱈魚乾、卡門·巴爾塞斯的白蘭地。

好不容易，加西亞·馬爾克斯於4月11日總算「返回」哥倫比亞，他上次回到這裡是近六個月前宣布諾貝爾獎時。關於這次的造訪，媒體諸多揣測，對於加西亞·馬爾克斯身邊的私人保鏢卻隻字不提。不過，貝當古堅持哥倫比亞政府應該派出一組保鏢。抵達的幾天後，加西亞·馬爾克斯在專欄上發表了一篇名為「重回番石榴」的文章。不用說，波哥大的讀者非常清楚「番石榴」這個字眼就像密碼一般，代表他不是回到哥倫比亞，而是回到他最愛的「海岸區」。如今從文章里難以得知他當時的所在地，（這些文章越來越不像日記，反倒有點像是連載的回憶錄及記載他的一些怪癖。）事實是，他「休年假」的那一年時間大多在波哥大度過，無疑地，諾貝爾獎讓他在拉丁美洲獨裁者之間取得優勢，如今他們只好對他大加讚揚，或至少尊敬他。不過，許多媒體仍抱持存疑的態度，部分媒體甚至開始攻擊他。

本書的引言取自一位盲眼瓦伽娜多民族樂手雷安德羅·迪亞斯：「我準備表達的語言：他們本身已受到女神的加冕。」這集合引用，讓人想起古老的希臘人、帝國主義西班牙皇室、哥倫比亞下層社會的選美比賽，小說聰明地融合了各種文化衝突。書名乍看之下，是他作品中最不切題的，但受到喜愛與仰慕，闡述愛情與時間；對加西亞·馬爾克斯而言，愛情經常如生理狀態或疾病般無法抵抗；時間不只是一段期間或歷史的度量衡，更是最恐怖的一種疾病，啃蝕一切。這本書選在暫時受到挫敗之際停止，不論這挫敗有多麼短暫。

可以理解的是，拉丁美洲右派，特別是古巴流亡者對這座諾貝爾獎始終抱持不予苟同的心態，這一點開始讓加西亞·馬爾克斯感到焦慮。這些人也許以為諾貝爾委員會知道他偏「紅」，在他們的眼裡差不多就等於共產主義者，因此他應該沒有機會得獎。或者，如今他的聲望已經到達頂點，公開攻擊他一點兒損失也沒有，還有可能得益。也有可能這些人就是無法忍受他的成功、他毫不掩飾的上流生活、他的廣大人氣。毫無疑問地，加西亞·馬爾克斯放棄軍事記者的身份之後，有超過一年的時間，他不斷強調自己和卡斯特羅之間的私誼。如今非常明顯地，卡斯特羅需要加西亞·馬爾克斯多過於加西亞·馬爾克斯需要卡斯特羅。無論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因為諾貝爾獎，加西亞·馬爾克斯在拉丁美洲的政治地位更加崇高、外交上更具影響力，卻也引發右派對其持續二十年的敵意（令人意外的是，並沒有造成什麼傷害）；不管在世界上哪個角落，即使在提倡新自由主義的西方國家，有了諾貝爾獎的支持，這位哥倫比亞作家可免於所有的批評—— 除了最激烈、最堅定的批評。

第二天早上，在卡門·巴爾塞斯的陪同下，賈布和梅塞德斯飛往巴塞羅那，住進索菲婭公主飯店，充分休憩直到新年；不過，他們還是抽空拜訪了當時西班牙的新任首相。加西亞·馬爾克斯在每周一次的專欄里，忠實記錄過去兩個星期拜訪了蒙科洛亞宮兩次，不受一切干擾與年輕的「菲利普」相談甚歡，「他看起來比較像大學生，而不是總理」。梅塞德斯與貢薩羅則陪伴他的夫人卡門。很明顯地，這位諾貝爾文學獎新科得主越來越高調，也越來越不謹言慎行。在他的下一篇文章里，他提道，「我可以很驕傲地說，我認為自己是最不拘泥形式的人……我始終無法習慣自己的朋友成為總理，也無法克服對於總統府倒胃口的感覺」。見多識廣的他，深信菲利普對拉丁美洲的了解遠甚於「所有非拉丁美洲人」，對於「拉丁美洲與歐洲之間的關係有重要的影響力」。菲利普是否有同感，我們不得而知，然而，加西亞·馬爾克九_九_藏_書斯很清楚地希望菲利普支持他長久以來對古巴、加勒比海、拉丁美洲的策略，他也毫不在乎地希望讓全世界都知道這一點。

在年假的尾聲，他一如往昔地來到哈瓦那迎接新年的到來。這次他邀請雷吉斯·德布雷和他一起來到里維耶拉飯店，同行的還有他的老友麥斯·馬蘭比歐，他曾負責阿連德的人身安全，如今在古巴的貿易組織中擔任重要的中間人。德布雷發現加西亞·馬爾克斯「跟以前一樣分裂，一半充滿感情（為了和他的拉丁同胞同仇敵愾），一半則老是嘲諷與挖苦（為了太法國的法國人，傲慢而謹慎），談起電影，喝著凱歌香檳，對布拉松歌曲的歌詞倒背如流，又使我驚嘆無比」。對加西亞·馬爾克斯而言，1984年是較為順利的一年，對哥倫比亞則是命運多舛的一年。新年慶祝活動一結束，他連古巴不間斷的外交要求都擺脫掉，開始了一連串的轉變：從年假狀態回到寫小說的本行；從每周一次的專欄回到他在諾貝爾獎宣布之前的夏天就開始的這本關於「愛情」的重要小說；也從他始終無法適應的波哥大轉換到卡塔赫納和海岸區。

認識他大半輩子的人說，他在得獎之後變得更加謹慎。有些朋友對他還能與他們保持聯繫而受寵若驚，有些因察覺到他的冷淡而不滿。有些人認為他的虛榮心不斷膨脹，也有人說他平凡一如往昔；他的侄子高格說，他本來就活得像個「諾貝爾獎新科得主」。看過無數文學界名人的卡門·巴爾塞斯則說，沒有人能模仿、複製他功成名就的過程。（如果你有一個像加西亞·馬爾克斯一樣的客戶，你可以組個政黨、辦個宗教團體或籌備革命運動。）加西亞·馬爾克斯後來表示自己努力讓一切「維持原狀」，但自從他去了斯德哥爾摩之後，沒有人再以同樣的眼光看待他。他說「名氣」就像一盞「永遠不熄滅的燈」，人們只說你想聽的話；得了諾貝爾獎后就得自持莊重，你再也無法叫別人「滾遠一點兒」；你必須隨時維持自己的幽默與才智。就算只是在派對上和老朋友聊天，其他人也會停下來聽你說話。諷刺的是，「周遭圍著越多人，你就感覺自己越渺小」。沒多久，他開始打網球，因為他再也無法把在街上散步當成運動。只要他一進到餐廳里，所有的服務生都急忙跑到附近的書局買一本他的書讓他簽名。機場是最糟糕的，因為他無處可逃。他總是第一個登機，但仍逃不過空服人員要求他在書本、航空雜誌、餐巾紙上簽名。然而，他在本質上仍是一個非常害羞、膽怯，很多時候都非常焦慮的人。「我現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當自己，但真的很難。你無法想象這一切如何把你壓垮，但那是我自找的。」接下來的幾年裡，這種情況越來越嚴重，然而，他再也無法像創作《族長的秋天》時那樣地抱怨。

1984年8月下旬，加西亞·馬爾克斯的新書已經寫好三章，共兩百多頁，這本預計有六部分的小說已逐漸成形。他有計劃地和父母聊天，據稱是為了了解那個時代的背景，在很難稱之為個案研究的模糊談話中討論他們的交往過程。他告訴《國家報》這本書的故事只要一語就可以道盡：「一對男女瘋狂陷入熱戀，卻因為僅有二十歲太年輕而不能結婚；等他們經歷了人生的風雨滄桑，卻因為八十歲太老而不能結婚。」他表示這本書非常冒險，因為書中充滿流行文化的元素：集連續劇、肥皂劇、波麗露的粗俗於一身。這本小說同樣受到法國19世紀傳統的影響，故事從一場葬禮開始，幸福地以船上的場景結尾。也許，這是他決定把故事的時空背景設在過去的原因；也許就連加西亞·馬爾克斯都不認為自己有辦法成功地寫出一個發生在20世紀末期、有幸福結局的愛情故事，還能受到嚴肅的看待。

最高法院這起衝突是壓垮加西亞·馬爾克斯的最後一根稻草。他在波哥大買了一間公寓，搬了許多衣服和家當過去，但始終沒有搬進去住。衝突發生時，他考慮飛回波哥大，但最後選擇前往巴黎。在巴黎仔細考慮后，他決定取消回哥倫比亞的計劃，選擇回到墨西哥城。當時的墨西哥城剛經歷一場大地震，整個城市雖然四分五裂，人心卻振奮不已。此時，他已經開始計劃下一本小說，一個關於玻利瓦爾的故事，並在1985年9月已和歷史學家古斯塔沃·巴爾加斯見過面。

然而，在與媒體的非正式交流中，岡薩雷斯首先提到的卻是「古巴在區域內的形勢，以及全面安全協議的必要」，這不見得是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如意算盤。加西亞·馬爾克斯認為愛能解決世界上所有一的問題，也表示希望能趕快動筆寫他以此為主題的新小說——他真希望自己是隔年才得獎，讓他得以先完成這本書。

然而，他早在1980年就決定改變生活方式，以符合他新得的威信與尊敬。他已經是眾多總統的朋友，除了和菲德爾的關係外，還有墨西哥的洛佩斯·波提尤、委內瑞拉的卡洛斯·安德烈·佩雷斯、哥倫比亞的洛佩斯·米切爾森和貝當古、法國的密特朗、西班牙的岡薩雷斯。如今，他的名人地位已經提升到如總統一般。（菲德爾·卡斯特羅會說：「對，當然加西亞·馬爾克斯就像元首一樣。唯一的問題是，哪一個國家的元首？」）他告訴自己他是在休息，但很清楚地，他是希望利用自己更強烈的影響力，更有效地在他這些新的總統朋友之間調解。有人也許會說，他公開的政治時期是從1959年到1979年，而1971年到1979年之間則是最密集的時期。隨之而來的是更有「外交手腕」的時期。問題在於，他在這「外交」時期是否只是在隱藏自己真正的政治意圖，扮演善意的旅伴角色，就像1950年到1979年之間；或者，在他調解、秘密談判、文化事業的背後，其實是在逐漸地修正自己的政治立場？

在《百年孤獨》中，讀者發現梅爾基亞德斯的房間本身就是個充滿文學的空間，梅爾基亞德斯在故事發生的一百年前就已經寫下。《霍亂時期的愛情》一書的最後，弗洛倫蒂諾·阿里薩寫了一封長信給費爾米娜·達薩，此舉有類似「鏡中鏡」的效果：表面上這並不是一封情書，而是他「基於對男女關係的理想與體驗而衍生的思考」，對她而言，則是「關於生命、愛情、年老與死亡的自我觀想」。他所企圖觸及的領域，加上這麼一個平易近人的故事，都讓這本小說在某些程度反倒比《族長的秋天》更像《百年孤獨》的續集。

雖然胡維納爾·烏爾比諾這個「醫生」角色，融合了安立奎·維加、馬爾克斯上校、加夫列爾·埃利希奧，但他其實代表加西亞·馬爾克斯所忌妒、羡慕、憎恨、厭惡的上流社會，亦即過去二十五年來相互交融的波哥大與卡塔赫納的統治精英。加西亞·馬爾克斯認為波哥大的精英拒絕接納他，而卡塔赫納的精英則排斥他和他的父親。值得注意的是，這本書與男人之間的衝突、競爭無關，著重的是不同男女之間的關係。

他早上六點起床、看報紙、坐下來準備九點到十一點兒的寫作時間，慢慢地進入狀態（正如他在書里與電影《來自公園的信》中發明的氣球一般）。他說最棒的是自己總算「重回哥倫比亞的懷抱」。中午時分，梅塞德斯前往海灘與朋友碰面，等他出現。接著，他們以蝦子或龍蝦飽餐一頓，睡個午覺。傍晚他和父母聊天，每天晚上都在城裡散步，找朋友聊天，「隔天把這些事全寫進小說里」。九*九*藏*書

加西亞·馬爾克斯帶他的小兒子來到紐約知名的史奎伯勒書店，他1961年在紐約工作時，每天上班都會經過此地。埃爾南·迪亞斯一開始非常驚訝地發現史奎伯勒書店居然沒有他這位著名朋友的小說，後來才知道原來他的書都放在經典文學區。書店員工發現這位身穿千鳥格紋外衣的小個子的真實身份后，紛紛上前要求籤名。在街上，他在攝影師的注視下，享用紐約著名的熱狗，群眾蜂擁而上。接著，在如同發現冰塊一般的興奮之中，他來到了一家專門店，短短几分鐘之內就印好六份熱騰騰的新書稿件。

那一年年底，加西亞·馬爾克斯休息一段時間以實現一個承諾，這是他最後一次也是最重要的返鄉：回到阿拉卡塔卡。他上次回阿拉卡塔卡是十六年前的事，這趟旅程實際上也結束了他的「年假」。一星期後，他寫了一篇耐人尋味的文章，名為「回到源頭」，不言而喻地呼應阿萊霍·卡彭鐵爾一篇著名的故事。他承認沒想到自己在當地受到這麼溫暖的歡迎（罪惡感的徵兆？他總是被批評沒有把阿拉卡塔卡從低度開發地區中「解救」出來）。他說自己記得一切，處於眾多來自過去的面孔中不知所措，就像馬戲團來到時他自己的面孔一般。但他也強調，自己從來沒有把阿拉卡塔卡當成神話或是充滿鄉愁（似乎暗示其他人是如此）。阿拉卡塔卡—馬孔多之間的關係遭到過多的渲染；如今他回來了，這兩個地方似乎一點兒相似之處也沒有。「很難想象一個比此處更加被遺忘與遺棄、更遠離神的道路之處。人的靈魂如何不因反抗的慾望而感到兩難？」

儘管加西亞·馬爾克斯盡了全力，他在波哥大就是不快樂。媒體每周鍥而不捨地臆測他是否無法融入哥倫比亞的社會；但問題不在哥倫比亞，而是波哥大。小說家蘿拉·雷斯特雷波告訴我那個夏天發生的一件事，加西亞·馬爾克斯幾個月前協助波哥大記者菲利普·洛佩斯得到特殊渠道近身採訪菲德爾·卡斯特羅，如今他又志願指導阿方索·洛佩斯·米切爾森的兒子洛佩斯所領導的《星期》雜誌旗下的記者。他們討論到頭條新聞，加西亞·馬爾克斯問到，如果他一走出雜誌社就在街上被槍殺，他們會怎麼做標題。「『岸邊人』遇害。」菲利普·洛佩斯很快地反應，帶著一抹微笑。在波哥大，諾貝爾獎並無法保護他不受到來自寡頭政治及其代表的人身危害。

和父親之間的關係才改善沒多久，加西亞·馬爾克斯卻突然永遠失去了父親。事實上，他與家人的關係正開始變得親近，但加夫列爾·埃利希奧的死卻改變了一切。伊尤回想：「父親過世之後幾天，母親像個正統瓜希拉女性一樣對賈布說：『現在你是一家之主了。』他不安地來回踱步：『我對你做了什麼？你為什麼要讓我陷入這樣的處境？』麻煩的是，我的兄弟姐妹很多都不受掌控。」這個聞名世界的作家如今得掌管一大家子。他已經通過各種方式幫助弟妹——幫他們找工作，付醫藥費、學費、貸款——但如今他也必須奉養自己的母親。就在他逐漸回歸哥倫比亞之際，又正好在寫一本小說，其中的情節創作出自加西亞·馬爾克斯的核心家庭，可以說，這些湊巧發生的事情，時機再恰當也不過。

衣錦還鄉地回到大西洋的另一邊時，不論有意或無意，就算是加西亞·馬爾克斯也很難不察覺名氣的負擔以及他肩上的重責大任。他已經得其所願，但如同瑪麗蓮·夢露所唱的歌一般，得其所願之後反而不再想要。他被迫適應不同程度的阿諛奉承已經有一段時間，除非親眼目睹，一個嚴肅的作家幾乎無法想象：這真的是「名人現象」。加西亞如今的生活成了必須小心安排的光景。

10月，加西亞·馬爾克斯再一次突如其來地嘗試在波哥大長住，他一面鬱悶地思考諾貝爾文學獎為何頒給「無聊的」英國作家威廉·高汀，和平獎頒給領導波蘭團結工會的自由鬥士列赫·瓦文薩；一面又接到壞消息：莫利斯主教遭到推翻，於10月19日在格瑞那達遭到處決。五天後，美國便佔領格瑞那達，此舉證實了加西亞·馬爾克斯向來對於美國加勒比海政策的憂心。聯合國於10月28日譴責美國的做法無效，作風強悍的撒切爾夫人抗議美國此舉佔領大英國協屬地也無效。10月23日，加西亞·馬爾克斯在專欄里發布一則訃聞，悼念這位被謀殺的領袖，追憶他們在新德里「不結盟組織」會議中的點點滴滴。接下來的幾星期中，貝當古在古巴與美國之間調停斡旋，希望美國釋放格瑞那達的古巴囚犯。他與加西亞·馬爾克斯保持聯繫，後者於11月初媒體採訪時告知全國人民。

7月下旬，身為哥倫比亞官方代表團的一員，加西亞·馬爾克斯前往加拉加斯，慶祝玻利瓦爾兩百年誕辰紀念。他已經五年沒有去委內瑞拉。在加拉加斯，他和梅塞德斯再度與流亡的阿根廷作家 / 記者托馬斯·埃羅伊·馬丁內斯會面，希望一起創辦新的日報《其他》。為了不讓人認出如今太過出名的他，他們選在加拉加斯高速公路旁專門提供卡車司機休息的咖啡座討論，馬丁內斯回憶道：

最後，就在這本書完成一半之際，他在那年夏末離開了卡塔赫納，並留了一份手稿給瑪歌，指示她暫時保存這份手稿，等他平安抵達墨西哥后再銷毀。「於是，我在腿上放一個空餅乾盒，一張一張地把手稿撕碎，再把所有的碎片燒掉。」那年秋天，他不情願地為公事前往歐洲后不久，得知一則震驚的消息。1984年12月13日，剛過完八十三歲生日沒多久的加夫列爾·埃利希奧·加西亞在生病十天之後，于卡塔赫納的大口醫院過世。伊尤（埃利希奧·加夫列爾）是家族裡公認最容易緊張的人，他回想當時：「父親的過世讓我們亂了手腳。我在他去世的那天回家，家裡一片混亂，沒有人可以做主。我記得當時是下午五點鐘，海梅和賈布都尚未現身，我得發號施令，把他們從『泥沼』中拉出來，讓事情運作。第二天，我們聚在一起討論、安排事宜，一切都糟透了，我們完全沒有共識。」

5月底，他飛往古老的殖民城市卡塔赫納，此地很快成為他在哥倫比亞最常停留的城市，也成為他往後作品的背景地點。自從1982年港邊建造了會議中心之後，許多重要的國際性會議都選在這個古老的城市舉行。此時卡塔赫納正要慶祝建城四百五十周年，卡塔赫納電影節也如火如荼地展開。其中最重要的外賓當屬安達盧西亞人菲利普·岡薩雷斯；穿著他著名的「利奇利奇」，加西亞·馬爾克斯和這位西班牙領袖一起漫步穿過嘉年華會的人群，偶爾和一些幸運的仰慕者共舞，完全沉醉在這個「神奇」又「混亂」的家鄉城市之中。正如即將前往美國與之對談的貝當古，岡薩雷斯全心投入、積極支援「孔塔多拉和平過程」，希望為中美洲帶來和平；在卡塔赫納時，他也和四國外長對談，保證對話的決心。ｈtｔｐs://ｒｅad.99ｃｓw•ｃom

12月29日，這位新科得獎人前往哈瓦那，宣稱自己還是希望能成立報社，好讓他得以再享受「古老而有尊嚴的新聞報道」，這也許聽起來實在不像中間人的直覺，西班牙文有一個沒那麼好聽的字眼：「皮條」——報馬仔。接下來的幾年中，馬德里—哈瓦那是加西亞·馬爾克斯最關心的重點，然而他並無法調解卡斯特羅和岡薩雷斯之間的不同意見。

父親的過世及母親喪偶的痛苦，讓加西亞·馬爾克斯不只思考愛與性之間的關係，也再次、並且更加深切地思考年老與死亡。雖然他總是說創作《霍亂時期的愛情》的過程中充滿喜悅，但周遭的一切沒有他說的那麼輕描淡寫。隨著諾貝爾獎而來的責任已經讓他難以承受。經歷父親過世、眼見母親因此受到折磨是個非常痛苦的過程。當然，這位小說家把這些感受寫進他的書里，特別是最開始和最後的章節。他總是把手稿以及創作過程的蛛絲馬跡銷毀的習慣，使得我們無從得知他的生命歷程如何影響他的創作。無論如何，計算機不只改變他整個寫作的過程，也讓我們更難追溯他的寫作架構。

由於外形的關係，他住的房子被稱為「打字機」，但加西亞·馬爾克斯開始了另一項突破性、科技性的轉變。也許幸運的是，當時他已經寫好了新小說《霍亂時期的愛情》的前幾章，讓他在這本書與諾貝爾獎的體驗之間有了文學性的連接。此時，他決定改用計算機寫作，請打字員把所有已完成的手稿輸入計算機里。對於一個堅持丟掉每一張帶有錯字稿紙的作家而言，他因而得以更有效率地工作，也有助他克服多年來困擾許多諾貝爾獎得主的寫作障礙。評論家爭辯這項新科技所可能帶來的風格轉變究竟是福還是禍。

就連《時代報》也向他示好：12月1日，早在小說出版之前，這份報紙就預測本書將「為這不安的國家帶來愛」。僅有很少的評論給了負面評價。整體而言，這本書大獲全勝，英文譯本推出時，湯瑪斯·品瓊這位總是抱持懷疑態度的小說家，也給了至高無上的讚譽，是典型的讀後反應。品瓊表示，在這樣的時代，加西亞·馬爾克斯還敢寫愛情小說，擁有無比的勇氣，但他「非常成功」：

對於這本小說，他一開始的構想就不只是關於愛情的省思，老年也是其中的一部分，雖然愛情這個題材在諾貝爾獎后先行浮現。1982年夏末，他發表一篇文章《路易斯·布紐爾年輕的老年時光》，可以看出他不僅細細琢磨這些議題，包括老年人墜入愛河、有性生活是否得體，也顯示他讀了西蒙娜·波伏娃的經典之作《成年》。1985年2月，回到墨西哥城，他告訴馬利斯·西蒙斯，讀過兩名老人被船員謀殺的故事後，他對這本小說的第一個意象就是兩名老人搭船逃逸。他表示，自己以前以老人為題材是因為外公外婆是他最了解的人，如今，他也面臨同樣的命運。川端康成的《睡美人》里有一段描寫，不斷地縈繞在他的腦海里：「年老的人擁有死亡，年輕人擁有愛情。愛情可以擁有很多次，死亡只有一回。」通過這段話，我們得以洞察他所有後期的作品。

1月30日，握著手上這五張總統牌，加西亞·馬爾克斯針對里根總統發表一篇文章：《是的，狼真的來了》。這篇文章寫下自「豬灣事件」以來，他自己對於美國帝國主義的體驗。當時的蘇聯已在強弩之末，這掩蓋不住的反美主張，多少讓那五個國家團結起來。可惜的是，雖然這是加西亞·馬爾克斯最受歡迎的時期，國際上的政治情勢卻與他的意願背道而馳。儘管後來稱為孔塔多拉集團（哥倫比亞、墨西哥、巴拿馬、委內瑞拉）的外交部部長才剛與他會面，他仍深信打破美國穩定的努力，將在那年開花結果。當然，他所信成真。

「什麼？你是說《百年孤獨》之前嗎？」

當然，他也談到愛與性。不過，很多人注意到加西亞·馬爾克斯的書里很少出現「性」這個字。他使用同樣的字眼取代，像是「仰慕」、「愛」，這種混雜的用法，讓愛與性在他的書里幾乎沒有分別，也因此解釋了他書寫這個題材時所帶來一種特別的味道，一種或許受到誘惑的感覺。

就在他與貝當古、密特朗、岡薩雷斯、卡斯特羅交好之際，為了不讓墨西哥感覺受到冷落，他寫了一篇名為「重返墨西哥」的文章，以充滿感情的筆調，強調墨西哥對他的重要性，於1月23日刊登。不過，他對墨西哥的感情並沒有阻止他稱這個城市是比曼谷還醜陋的「魔鬼城市」。除了委內瑞拉，如今他手上有五張深具影響力的政治領袖王牌，代表他生命中重要的五個集團（哥倫比亞、古巴、法國、西班牙、墨西哥），剛好對他夢想中自己所扮演的國際政治角色都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這一點或許並非完全出於巧合。他手上這五張王牌能拿多久、能否換到更好的牌、能否成功地換牌，都非常吸引大眾的目光。

這本關於愛情最重要的作品問世時，書里的題字是「當然，獻給梅塞德斯」，然而法文譯本推出時，書里的題字卻變成「獻給塔奇雅」……

諾貝爾文學獎有兩件為人傳誦的事實，其一是這個獎通常頒給江郎才盡的作家；其二是就算獲獎的是年輕作家，他們也因為這個獎所佔去的時間、注意力以及慾望而無法再寫出佳作。第一個說法顯然無法在加西亞·馬爾克斯身上得到印證：他是最年輕的諾貝爾獎得主之一，同時也是最受歡迎、最有名氣的。預測第二個說法的人要不是憎恨他的成功，要不就是嫉妒他的名氣，然而，加西亞·馬爾克斯其實早就過著其他諾貝爾得主鮮少享有的名流生活，並不會因為得獎而停歇，因為，他早在《百年孤獨》出版的幾年後就經歷過這樣的名氣：就像贏得第一座諾貝爾獎一樣。或者，也許大家期待他受到更多的刺|激：寫下更多作品，多旅行、多嘗試一些新的事物。結果也是如此，他對於這個新增的地位不只是得心應手。然而……

那一個星期，格雷厄姆·格林和他的巴拿馬朋友喬喬·馬丁內斯路過哈瓦那，馬丁內斯是托里霍斯最親密的盟友之一。1月16日，加西亞·馬爾克斯寫了一篇關於這位英國小說家的文章《格雷厄姆·格林在哈瓦那的二十小時》。他與格林從1977年之後就沒有見過面，加西亞·馬爾克斯透露，格林和馬丁內斯的來訪是最高機密，一切以高層人士的程序處理，搭乘政府的賓士車。格林和卡斯特羅討論他們十九歲時玩兒的著名俄羅斯輪盤實驗。這篇專欄文章的結尾寫道：「我們一個個離開時，我想到這段會面早晚會寫進我們其中一人或所有人的回憶錄里，使我感到非常不安。」和加西亞·馬爾克斯談話變成一件很危險的事——談話內容可能在四十八小時內就登上國際媒體——有些人質疑諾貝爾獎得主以新聞人的身份採訪其他名人是否得宜。read.99csw.com

1985年春天，他在墨西哥城接受哥倫比亞記者瑪麗亞·艾爾維拉·桑佩爾探訪自己的近況（《星期雜誌》聲稱「他已經兩年沒有好好地和媒體深談」），他告訴記者，自己不是感覺變老，只是發現老化帶來的徵兆，並面對現實。他發現，隨著年齡漸長，更多的靈感湧現，只不過他如今了解到那並不是靈感，而是處在一种放松、寫作的狀態，暫時有「漂浮的感覺」。現在這個時候，「我坐下來動筆之前就已經知道書的最後一個句子怎麼寫。坐下來寫的時候，整本書已經在我的腦海里，好像我已經讀過一樣，因為我已經思考了很多年」。他覺得自己「沒有歸宿」，無論身在何處，他的感受都一樣，因而感覺自己「無依無靠、憤怒」。接著，他說了一段很棒的話：「我所有的幻想都已經一個接一個地成真。我是說，這麼多年來，我一直知道這些事會發生。自然地，我儘力讓自己更堅強。」他認為自己「非常強悍」，即使像切·格瓦拉一樣，他相信必須保有「溫柔」的一面。舉凡男人都有脆弱的一面，但女性「冷酷」的一面拯救他們、保護他們。他仍然愛|女|人，女人讓他覺得「安全」、「受到照顧」。他繼續說，如今，他對於和陌生人聊天感到索然無趣，很難讓自己專心聆聽。「在我認識的人當中，我是脾氣最壞、最暴躁的，但我也因而是最自製的人。」

獲知自己得到諾貝爾獎的那一天，加西亞·馬爾克斯向記者宣布，他希望在卡塔赫納建造自己的夢想家園，這正是傳統卡塔赫納人最不願接受的一件事，因為重要的是保存已經存在的房子。而且，許多人對他的返鄉有著複雜的情緒，更別說負面情緒。他已經決定擺脫波哥大帶來的陰霾，營造全新的形象；又或許回到加勒比海讓他感覺好多了，又或許是因為他決定全心全意投入愛情所帶來的影響。總之，朋友與記者發現加西亞·馬爾克斯變成一個全新的人——穿著他現在獨特的加勒比海全白服裝，瘦了五公斤，剪了清爽的頭髮，留著整齊的指甲，擦上昂貴的古龍水，悠閑地漫步在卡塔赫納古老的街道、「大口區」的海灘、曼哈的大道上——要不就是開著他的紅色野馬汽車賓士于大街小巷之中。

故事始於20世紀30年代初期聖靈降臨節的那個星期天，睽違政權半世紀的自由黨再度掌權之後沒多久。八十幾歲的胡維納爾·烏爾比諾從梯子上摔死，當時他站在梯子上想抓回家裡的鸚鵡，同一天，他也剛參加了一位老友的葬禮，並發現一則驚人的事實。在烏爾比諾的葬禮上，妻子費爾米娜的舊愛弗洛倫蒂諾·阿里薩試圖重燃半世紀前青少年時期的愛苗。小說的其他部分小心地嵌入許多回溯，從他們一開始的愛情，胡維納爾如何介入，費爾米娜嫁給胡維納爾，和他一起前往巴黎，胡維納爾的事業蒸蒸日上，在卡塔赫納的醫界享有名氣，也是治療霍亂的權威。同時，帶有黑人血統的私生子弗洛倫蒂諾這邊也有一段較不正統的奮鬥故事：他決定自己也必須成為受人尊敬的市民，在叔叔的船務公司逐漸受到重用；同時，他決定無論多久都要等到費爾米娜——需要的話，甚至可以等到她的先生過世；他與不同的女人發|生|關|系，大多是妓|女與寡婦，更別提他十四歲的侄女阿美利加·維庫尼亞。故事最後，弗洛倫蒂諾為了新寡的費爾米娜拋棄阿美利加，她也因而自殺。相比之下，胡維納爾只有一段緋聞，是與他美艷的黑人牙買加病人，但差點兒毀了他的婚姻。

總統任期一開始，貝利薩里歐·貝當古就表示哥倫比亞將尋求加入「不結盟國家組織」，當時由卡斯特羅擔任主席。1983年3月上旬，古巴代表團出發前往德里，成員包括卡斯特羅、加西亞·馬爾克斯、努聶茲、卡洛斯·拉法葉·羅德里格茲、赫蘇·斯蒙塔內、格瑞那達「新寶石運動」的領袖莫利斯主教（他於六個月之後遭到處決，接著美國佔領格瑞那達），以及惡毒的蘇利南軍事委員會主席戴希瑞·狄拉諾·布特斯。卡斯特羅雖然佯裝無事，但他整個主席的任期受到蘇聯侵略阿富汗失敗的影響，如今，能夠交接給較不親蘇聯的人，他感到如釋重負。在官方儀式之後，所有古巴人前往大會安排的住宿地點阿修克飯店；為了和一些老朋友見面，加西亞·馬爾克斯自己在喜來登飯店訂了一間特別套房。第二天早上，努聶茲發現加西亞·馬爾克斯處於一片混亂之中；為了找到合適的衣服參加開幕儀式，他的衣服四散在房間里，因為通常是梅塞德斯為他打理衣著。他告訴努聶茲：「如果讓男人知道婚姻的好處，世界上的女人可能會不夠，這將會造成大災難。」他與梅塞德斯於3月21日慶祝結婚二十五周年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