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她真正成為作家，必須等到她放棄父親的姓氏，多納迪厄，並交給他一份她的殖民作業，就像一個認真學習了公民教育課程（一般是在數學課之後教授）的好學生那樣。只有當她改名杜拉斯之後，她才能成為真正的作家，才能揭露、復讎，並以另一種方式弘揚她出生地與流放地的秘密。

可是，昂泰爾姆始終杳無音訊。盟軍抵達並佔領了一個又一個德國城市，號稱「黑色帝國」的德軍土崩瓦解，而昂泰爾姆仍然杳無音訊。多虧了在《自由報》設立的「尋人處」，她才得以去了解，去想象，去發現戰爭的廣袤和恐怖。一些逃出來的人開始了他們的講述，她則從中建立起一些假設，勾勒出從聖伯努瓦街失蹤的那個人的行程，想象著昂泰爾姆沿著敗兵的路途，在火車裡一路顛簸，先是到了比特菲爾德，接著是捷克斯洛伐克、達豪，最後興許是到了布亨瓦爾德。夜裡，在沒有盡頭的路途上，在髒兮兮的火車裡，他孑然一身，只有當天空、星斗、涼風依稀可辨之時，他才覺得可以心懷希望，相信自己還活著，相信自己仍有呼吸和飢餓感，特別是「撒尿」的慾望——他在《人類》一書中多次提及——這慾望已成為生命體的首要機能，是它讓他仍然活著，證明他那具毀掉了的、凍得發紫的身體仍然能夠運作。集中營下雪了，雪像氈子一樣蓋住了一切，抹去了黨衛軍、囚犯組長與囚犯們的腳印，模糊了各種噪音和說話聲，還有車間里傳來的鎬頭和各種工具砸碎石子的聲音。昂泰爾姆無法把他看到的寫下來，那裡沒有可供寫作的地方。在回憶錄里，他寫道：「（集中營里）誰都沒有前景。」

此時，廣島的天空中騰起一朵厚重而慘白的蘑菇雲。大屠殺，第二次。

需要有多少個日子與多少個星期，才能讓昂泰爾姆重新回到光明之中？需要有多少耐心與多少愛，才能接受並體驗時間的緩慢？在這段時間里，熱農-加塔洛醫生開了藥方，想讓昂泰爾姆長胖些——按她的比喻，他已經瘦得就像「一根刺」，他的心臟「在一個空蕩蕩的地方跳動」，隨時會碎裂。

故事像一部影片似的徐徐鋪開，時隔43年之後在她的記憶中重新上演，找回了它的地點與味道，就像一件感性的印象派作品，使她回到了往日時光，見到了往日的細節和情境。

這一次，她是《平靜的生活》中的女主人公弗朗西娜嗎？肯定是的，她已融入其中，背負起她的希望，拒絕忍受全家人遭受的宿命般的致命困境，認識到她的身體已得到解放，在一個封閉的家庭里感到窒息。還有大海，它又一次響應了號召。正是在與大海接觸的過程中，她發現了生命的脆弱。海上，距海岸不遠處有一道橫杠，頂端泛著白沫，冒犯它是致命的。海水載著她而她「就像一個饕餮」，品嘗著「心跳的聲音」。大海是生命，也是死亡，是快樂，也是危險，「人們面對著這個禮物」，有時它甚至奪去人們的性命。正是在循環往複的大海里，她發現了自己真實的本性，狂野、貪婪和被解放了的本性。巴黎已被佔領，街上，她與德國人並肩而行，每個法國人都遭到了懷疑，無論是抵抗派，還是通敵派。她心裏有一團熾熱的東西在涌動，已提前點燃。與她筆下的女主人公一樣，她也想說：「我經歷了太多他們的等待，以至於是我最終想用指甲刮破這個裝著夢想的皮囊。」也許，這就是為什麼她加入了抵抗陣營，為什麼她有極大的耐心，決定付諸行動。

她對這個時期作了一些記載，1985年出版《痛苦》之後，她又把這些記載化為了寫作中的吟唱。她的言語和她的經歷中飽含痛苦，而她也輕易便可置身集中營，登上角斗場，處於危機的核心。和她在一起的是民兵拉比耶——他已被她馴服，而她則成了一個雙重身份的介入主義者，一是負責獲取情報的聯絡員，一是昂泰爾姆的妻子。她慢慢地靠近他，懷著一顆殘忍的心，這殘忍她很久以前就已養成，是在亞洲、在與一個處處艱辛的世界接觸時發現並學會的。他迷上了一眾藝術家與作家，而她則決心從他身上套取情報，同時搞懂他改變立場的動機，因為她所痴迷的，始終是各種反常行為，是那些佔據某些人的內心、使其偏離愛的軌道的謀殺本能。

不管怎樣，她只能一往無前，甚至無需思索，只需奮力地活下去，只需洞悉，徹底地洞悉她所懷疑的事，以及各種零亂的證詞所證實的事：恐懼、人性的喪失。其實，她很久以前就已洞悉這一切。從童年時代開始，她就已認識來來往往的死神，活躍的、粗魯的、原始的死神。

杜拉斯接受這份新工作，既緩解了痛苦，同時也挑釁了貝當的政令——他命令女性放棄工作，投身家庭生活，扮演好母親的角色。在「圖書業聯合會」這個立場模糊的機構里，她在一戰後與德佔期扮演的角色將繼續成長。看著各大作家與出版商接踵而至，並由此初步見識了文學圈的艱辛，她對納粹侵略者施行的侮辱性規定以及她在「文稿審批處」的工作崗位有了清醒的認識。

不過，她仍在寫作，在練習本中寫下她的痛苦。這痛苦與昔日在奧賽火車站等待時的痛苦是一樣的，此時轉移到了這裏。大屠殺的幽靈一直在她面前，因為昂泰爾姆變成了寬泛和普遍意義上的猶太人，變成了猶太人遭受苦難的例證，變成了他們被詛咒的活標誌。他的身體里流出暗綠色的水，就像湄公河泥濘的河水似的，無法控制，臭氣熏天，就像「臭狗屎」一樣——她直言不諱地寫道——而且頗具腐蝕性，流到哪兒就吞噬到哪兒，猶如往日南中國海的海水把堤壩衝垮。

她覺得自己陷入了時間和各種事件的牢籠，這一境況把她置於一種悲劇的氛圍，跟所有法國人一樣。不過，1941年10月，當她得知自己身懷六甲之時，她仍然感到非常幸福。儘管她有一些從遙遠的地方帶回來的苦惱，但她仍然會為那些簡單而自然的小事、那些目光閃亮的人、孩子、花園、玫瑰、多變的氣候而感到歡欣。即將到來的這個孩子照亮了她所處的這個可怕的時期。遠在西貢的母親得知了這個喜訊，她還在那兒靠鐵腕管理她的學校。瑪格麗特擔心母親的健康，因為據說她還像以往那樣一心撲在教學上，在那片土地上辛勤工作，直到筋疲力盡。

當年分娩時的喪子之痛死灰復燃，融入了小哥哥的屍體，而那具屍體遠在千里之外的印度支那，他又去了那裡，一去不復返。瘋狂，佔據她內心的恐懼，整個人遭受的顛覆，她無法理解其廣度與強度的赤|裸裸的不幸：這一切又回來了，從一個非常遙遠的地方。小哥哥死了，他的死是一片黑暗，卻發出明亮的反射光，在這束反射光里，既有她自己孩子的夭折在忽閃忽現，也有上帝的恥辱，他奪走了小哥哥，否定了不朽。

毋庸置疑，昂泰爾姆的為人是令人敬仰的。克洛德·魯瓦認為，這個男人是個另類，是「非凡的」，而所有接觸過並愛過他的人也都會為他著迷，都會感覺到他的「神聖性」——或許可以這麼形容。從集中營歸來后，他沉默不語，一直是個見證者，是個模特，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里的主人公，是其他人的鏡鑒，使每個人不得不「站到牆角」，無路可退。

她的經歷總是讓她骨肉疏離，令她放任自流，浮想聯翩，而殘酷的是，死亡一直陪在她身旁。這個5月是紊亂的，城市裡，雖然德國人的存在令人倍感壓抑，但活力仍然四處流動，打破了房間里的安靜。時間的流逝冷漠無情，那道致命的傷口已被漸漸遺忘——「您的孩子死了」，人們對她說。另一些事件正在醞釀。只剩下一些痕迹可供回想。

昂泰爾姆死了，又一次逃出了集中營，死亡的集中營，被埋葬在蒙帕爾納斯公墓的地下，而她呢，她真的不再愛他了嗎？

可是，她甚至不想知道大哥在做什麼，也不想知道他是不是通敵派，她寧願保持沉默。對她而言，大哥已經死了。自從小哥哥死了之後，他就已經死了，只剩下一些散發著惡臭的殘渣。她對他的仇恨已變成了冷漠。

1943年，《厚顏無恥的人》出版的那一年，杜拉斯、昂泰爾姆與馬斯科羅紛紛投身於抵抗陣營。於是，兩個杜拉斯同時並存：一個全身心撲在寫作上，內心深處覺得自己已被寫作纏住，幾乎像命中注定一般；另一個投身於地下運動，憑著狂野的本能，被這本能推上了致命的角斗場。

杜拉斯與馬斯科羅也曾麻木不仁，也曾默許並默默忍受黃色的大衛之星、侵略者的大搜捕以及他們那副戰勝者的嘴臉，也曾滿腔空想與浪漫並因此拘泥於自我的孤獨，難以前進一步，也難以進一步「介入」。此時，他們已發生轉變，不再麻木，不再容忍，遠離了空想，遠離了浪漫，這種轉變的動因與昂泰爾姆的離去不無關係。正是在這個時候，杜拉斯報名參加了共產黨，那是「戰爭結束前」的事，也即1944年秋，馬斯科羅強調說。以往，「黨」這一概念幾乎一直與她無緣。她精神上太過獨立，也太愛責難，骨子裡過於桀驁不馴，她身上的一切都與集體、學說、教條格格不入。不過，此時參加共產黨突然具有了另一種意義，就好像是為了找回昂泰爾姆，為了離他近一些，追尋他的蹤跡，投身戰鬥以救他出苦海。參加共產黨，也像是另一種形式的救贖，是改正她那狂野而反叛的天性。「共產主義」（ommunisme）這個詞所包含的，是一種生存方式，也即與眾人一起，為他們而鬥爭，為人類而鬥爭。她正是活在這樣一種急迫的狀態下，活在一種動力中，這動力使她能夠感覺到那些她無法概念化的事物，她整個人都與她所謂的「物質生活」緊緊聯繫在一起，她活在其中，在那裡呼喊、哭泣並完成人生的輪迴。

她想看一眼，但所有人都不同意，包括昂泰爾姆，還有修女們。她想，至少得知道他，那具軀體，那具屍體，將會被如何處理，或是像人們說的，得知道他長得像誰。在她的堅持下，大家坦白告訴她，說她的孩子將被火化。她的肚子成了「一塊損毀的碎布……一張裹屍的床單」。34年後，這母愛仍然留在她心中，牢不可破，至於當年那可怕的痛苦和空虛的感覺，她將在《巫婆》雜誌中娓娓道來，但版本因回憶的時期而異。有時，修女咄咄逼人，說話直來直去，告訴她說孩子一生下來就已被火化；有時，修女滿懷同情，雖然不讓她抱一會兒她那夭折了的孩子，但卻對她說：「睡吧，您的小天使會守護著您。」不管怎麼說，這道創傷是巨大的，它將與諸多被掩埋的記憶一起，停留在一口黑暗的井裡，為她未來的作品提供給養。此時，在她那本災禍影集里，已經有缺席的先父，有隻會拚命叫喊卻不愛她的母親，有令她畏懼的大哥，有溫柔但脆弱的小哥哥，還有任由潮汐侵襲的印度支那，有二戰、被佔領的法國、對猶太人的迫害，更有雖然身為偉人但卻聽不見她祈禱和呼喊的上帝。

「此時，」她在小說里寫道，「時間已老去。」是啊，時間確是老了，必須找回青春，除去壓在城市身上的桎梏，重溫並享受陽光照在肌膚上的感覺，還有大海的氣息，重新發現快樂與熱情。和弗朗西娜一樣，她也不想再吝惜她的人生。

牆上、樹榦上貼著傳單，隨處可見，向法國婦女和巴黎女性發出號召。傳單上寫道：

她說服了逮捕昂泰爾姆的那個蓋世太保——她叫他「拉比耶」——讓他相信她「是個寫書的，對其他任何事都不感興趣」，但事實上她是個狂熱的介入主義者。她活在一種緊急狀態中，而在這種狀態里，文學找不到任何立足之地。一時間，太多令人擔憂的信號同時顯現，從人的自由，到做人的責任，再到人的尊嚴。這個時期，文學的公理遭到了質疑，而她也早已對其產生懷疑。薩特、馬爾羅、加繆曾認為文學必須服從於思想的「介入」，但此時所有一切均已不同往昔。作為抵抗派，她放棄了寫作，因為她不知道昂泰爾姆身在何處，她想救他，並且分擔他遇到的危險，同時運用計謀，發揮想象力，把仇恨、恐怖、「民兵」和可恥的敵人一一擊潰。

她生性隱秘、狂野、不可意料，專註于被隱藏和隱瞞的事物，以及它們的沉默與混亂的喧囂，而這種鼴鼠般的生活與地下組織正好契合了她的本性，從此她將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她剛剛改名杜拉斯，此時的她可以鑽進無人知曉的陰影，簡化為一個小巧的、急匆匆的身影，光著腳在巴黎四處奔跑，那是一個沒有汽車、滿是自行車與行人的巴黎，是一個人人相互窺伺、相互懷疑、相互揭發的灰暗的巴黎。43年後，在與密特朗的談話中，她用震撼人心的鮮活記憶，講述了他們當年的生活，講述了那些有待躲避的陷阱，有待留意的陰謀，「每日每夜擔心被屠殺的恐懼」和驚慌。

1942年末，她收到一封電報，得知了小哥哥的死訊，他已「被上帝召喚到身邊」。他一直帶著父親的姓氏，多納迪厄，那就像一個不祥的烙印，此時終於驗證了它的預言。

幾盞大功率探照燈突然照亮了舞台，打亂了臨時的秩序，把她拋進雜亂無章的痛苦和絕望中，摧殘著她。她得適應這一切，她的人生只有在過去了的、被遺忘並重新構想出來的事物的回聲中才有意義。人生的殘留物將陷入時光的黃泥，照片將變質、變灰和生鏽，將像玻璃一樣融化，有些她認為已埋藏的畫面將形成一股旋渦，令人驚恐，比如恢宏而壯麗的湄公河，比如長著一張安南人的臉、安著一顆簡單的心的小哥哥，比如吼叫的母親，比如白得簡直發黑的雪——那雪覆蓋著集中營，它那慘白的光芒很快就會浮現。

儘管他倆從無書信往來，但她覺得小哥哥定會長命百歲，就好像他留在那兒，是為了守護他們童年裡的秘密。他雖然舉止天真而謙卑，但卻能做出各種奇怪的事，比如殺了一頭熊，還活捉了一隻山貓，並且在母親的默許下，用衣櫃的大抽屜給它做了一個窩，想要馴養它，難道不是嗎？

她暫未完全置身事中，還沒有像她後來說的那樣，成為一個「政治」人物。在街上碰到佩戴黃色六角星的猶太人，她不會發怒，也不會像穿越於她未來的小說的那位駐拉合爾副領事一樣，因驚恐、絕望和孤獨而放聲尖叫。「在德佔期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我們活在一種無意識、無知覺的狀態中。」迪尤尼斯·馬斯科羅承認道。是不是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她日後才一直大聲疾呼這一苦痛，從大屠殺的真相大白天下，到她最後幾次訪談，從未停止，像是招認自己有一種巨大的負罪感，無法驅除。

昂泰爾姆仍未歸來。他還會回來嗎？政治活動使她沒有倒下，迫使她活下去。一種夾雜著復讎與憤怒的情感推動著她，使她不斷前進，一直尋找著昂泰爾姆的蹤跡。

在這個黑暗而不祥的時期里，一些重大事件——均為私事，但將具有普遍意義——將在她的人生和想象中播下種子。1942年，她在分娩時失去了她的第一個孩子，罪魁禍首是一個遲遲未至的醫生。痛苦去而復返，她感覺到了空虛，覺得自己懷的是一個死胎，也許還想起了恰好十年前在巴黎經歷的那次流產，那是一個模糊的、潛伏著的、空泛的記憶。她變回了沙灣拿吉的那個小乞丐，完成了一次中途停靠，生下一個死嬰，接著重新起航，而這一痛苦將一直棲息在她心底。從此，這次遭遇一直被她視為「全都領教過痛苦」的女人們的遭遇，而女人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而有別於男人：男人可以把他們所受的折磨和人生的苦痛發泄到戰爭、暴行與規矩之中，而女人的痛苦卻無處不在，在肚子里，在腦子裡，在她們對世界的認知里——這認知是令人不快的，她們早在幾千年前就已獲得，而且仍在以生物學的方式不斷延續下去，從母親到女兒，她們「全都領教過」死亡這種疾病。

這種生活方式的活力來自於她的厚顏無恥，以及她發起的挑戰。它帶來了一些新知識，躲過了意識形態和理論教條，也催生了一些風險。在這種生活方式中，他們可能已經陷入一種強烈的虛無主義，因為他們自認為是「反對」派。杜拉斯想把她心中哼唱著的音樂傳遞給他們，正是這音樂使他們三人站到了詩的一邊，成為了異端和邊緣人。

這就是杜拉斯的厚顏無恥，存在於這種對模糊的視線的坦白中，存在於這種狡猾地溜走的慾望中，存在於愛國所必需的語句中，她關注著內心的反響，關注著其他邏輯的呼喚。

在她的人生中，在她未來的作品中，一直存在著一種循環往複的現象，也即往日或近期的某一痛苦疊加到另一個痛苦之中，形成一張巨大的「災難網」，構成了她文本中的一個厚厚的沉積層。

突然間，她找到了一種預言式的語氣，她的內心發生了一些變化，使她有權去斷言，能夠堅定有力地發言，並善於運用省略，這一切使她變成了一個先知。在她的筆下，在她的談話中，經常會出現一句神秘主義者的口頭禪：「我看到……」她一說「我看到」，她那些幾乎像咒語一樣但又簡單明了的句子就會隨之滔滔不絕。此時，奧斯維辛正召喚著她，並通過她的丈夫給予她智慧和真正的知識。「我看到了，」她說，「我聽到了……我看到有人在屠殺猶太人，是猶太人在被人屠殺，我發現我不明所以，但卻始終身臨其境。」她拷問塵世，拷問自己，拷問不公，拷問身體上的傷痕，拷問靈魂，正是在這樣的拷問中，她不斷發現新的驚詫。

她呼籲人們停止嚴刑拷打，要求人們別再毆打民兵，為此而筋疲力盡，傷心落淚，每當此時，她便想起昂泰爾姆的話。該怎樣調和她心中的愛與恨呢？正如她心中一直在與母親衝突，愛她，同時又恨他，她怎麼會不知道，她只能活在一種瘋狂的狀態中，活在情感的迸發中，活在各種怨恨、激|情以及對愛的追索中？「骯髒」，她覺得自己骯髒得教人作嘔——有一個反對她的婦女曾這麼對她說，此人並非通敵派——骯髒，這就是她的樣子。可是，怎樣才能不骯髒呢？在她那裡，她的行為總是模稜兩可，這將決定她的人生之旅，決定她穿越世紀的腳步。

她於1939年9月23日結婚，在巴黎15區政府辦了民政手續，還辦了宗教手續（根據新郎記錄的隱情，但沒找到任何教堂記錄），嫁給了羅貝爾·昂泰爾姆。戰爭的威脅迫在眉睫，她好像想要以婚事來沖喜，通過兩人的結合，勉強留住一些維繫著他們倆的真誠而獨特的生活方式，共同反對資產階級式的婚姻，以及它的約束、困境和吝嗇。到場的只有見證人，一切從簡，因為昂泰爾姆只獲准休四天假，四天後就得返回軍營。和他在一起，她想要體驗一種烏托邦式的婚姻，或許還想象著要守護她的孤獨——她已經把孤獨當作進入寫作狀態的唯一途徑——防止慾望廣泛而迅猛地流動並成為習慣與常態，迴避她覺得可憎的基督教夫妻觀念，包括忠貞、禁慾和無意識的背叛。她想要的，是試著延長「愛的時間」，防止它被侵蝕，這種侵蝕是必然的，是一種逐漸蔓延的、不光彩的破壞，她想要讓自己變得比這一破壞力更強大。她又一次選擇了最艱難的道路，最恐怖的考驗，對自己提出了殘酷而審慎的要求。

她剛滿三十歲，卻早已變成南圻那個流浪的女乞丐，被遺棄了，渾身髒兮兮的，迷了路，沒人認識，連自己都不認識自己。她骨子裡有一種在苦難中以及在寫作中一條道走到黑的性格，一往無前，不加節制，頑固不化。

她太過理想主義，因此還沒有奮起抵抗野蠻行徑、小人物的不幸、敵人的粗暴，以及那些不分日夜、像狼一樣在街頭無法無天地開槍殺人的「獵手」。

她發現，這種無所顧慮、不知羞恥的本能，這種以優雅的方式挑戰敵手的技藝，弗朗索瓦·密特朗也兼而有之。1942年，密特朗開始組織自己的抵抗組織，他找到逃亡人員，給他們提供修理工等工作，並把他們集中起來，整編為「戰鬥單位」，「為的是使他們參加各種形式的對敵鬥爭」。巴黎解放后，他發表了一本小書《政治面九-九-藏-書前的戰犯》，在書中講述了這件事。

加入黨組織，就像一場她自己的歡喜，一切突然有了某種意義，孤獨一去不返，她所面對的，只剩下巨大的恐懼與謀殺。

對此，瑪格麗特·昂泰爾姆-多納迪厄一定感到高興，但又不完全滿足。委員會拒絕了她的書稿，這叫她惱羞成怒，自尊受到了傷害。她只肯接受雷蒙·格諾的意見，他的意見非常有利，也即請她到他辦公室去見一面。雷蒙·格諾告訴她，他欣賞這部小說的深度，從中覺察到了一種作者獨有的氛圍與一種特殊的語調，以及兩種狀態之間的自由切換，一是家庭里盛行的野蠻暴力，一是沉溺於凱爾西北部夏季的炎熱、風與層疊的土地。

瘋癲佔據了她的內心，使她驚詫，使她畏懼，就好像小哥哥一死，她就朝瘋癲張開了懷抱——她一直懷疑，瘋癲是她的家庭里尤其是她母親心中的一種自然傾向。曾經，小哥哥是一道城牆，抵禦著瘋癲、毀滅和死亡。他曾是保護著她的那個人。沒了他，她才明白，這世上存在著許多風險與危機，虛無與空洞也近在眼前，她必須去適應。

是啊，對遺忘打個比喻，應該就是如此。一個仍然天真的地方，一個青春永葆、不受時光侵蝕的地方，一個「罪行大白天下」的地方。很快，白天將迅速來臨，黑夜將猝然倒下。

她在火車站四周遊盪，一如沙灣拿吉那個小乞丐在白人街區的廚房四周遊盪。昂泰爾姆沒理由不在那裡，他一定會出現在那些流放犯之間，出現在那一長串望不到盡頭的倖存者之中，在那些看起來像鬼實際上是人的隊伍里。每當重要團組抵達，人們便奏樂歡迎。她趕過去，靠著牆，卻一次次傷心而歸。不再有節日，不再有歡慶的樂聲，全都沒了，只剩下苦痛和自我放任，她對自己感到陌生，幾乎認不出自己，她只有一個慾望，那就是去找到他，她溜進人群，擠出人牆，對公職人員撒謊，一再懇求他們，只為通過關卡，去找到他。

她活在接連不斷的混亂和希望中，活在對立事物的均衡中，活在一種有著神秘秩序的亂流中，在那裡，白天與黑夜、白色的炫目與黑色的殘忍交替出現，盲目疊加，像雪一樣。

在聖日耳曼德普雷，慶祝勝利的活動夜以繼日，整個街區彷彿得了欣快症，就像波伏瓦說的那樣，處在一種「友愛泛濫」的狀態中。咖啡廳里始終人流不斷，比如「皇家聖日耳曼」「弗洛爾」，比如「蒙達納」，《現代》雜誌那幫通敵派經常來此工作，再比如「橋上皇家」，那是薩特的領地，他被迫離開「弗洛爾」，把領地建在這兒，因為他聲名遠揚，每次出現都會引起圍觀，還有更具貴族風範的「利浦」，那是瑪格麗特的地盤，有傳言說那也是通敵派的聚會地……

達豪是公路的盡頭，也是前途未卜的流浪與旅途的終點。德軍潰敗的跡象雖已顯露，但是仍然沒有什麼好期望的，就好像人生已被打碎。在內心深處的某個地方，昂泰爾姆只剩下對往昔的深信不疑，包括杜拉斯以及摯友馬斯科羅。回去，一定要回去。該怎麼處置這些生物？他們已無生氣，但仍然是人，是與黨衛軍一樣的人。黨衛軍永遠也無法把他們的獵物轉化為低級人類，將其變為突變體，變成另一種遺傳物種的代表，但仍是人類，與他們一樣。是啊，該怎麼處置他們？他們度日如年，仍能感覺到尿液的溫熱與糞便的氣味，他們驚嘆于這些流體的奇迹——骯髒，但卻溫熱如牛奶——並由此而知道自己是人，永遠是。

時間到了1944年6月。先是小哥哥的死帶來的痛苦需要忍受，繼而一直害怕自己也會死去或被殺，但是在被佔領的巴黎，她一直懷有抵抗的力量，懷有促使她繼續去冒險的怒火，因為無論如何，她都在寫作。她拿生命去冒險，將其置於熱鬧的角斗場，置於爭鬥中，正如與她住在同一個街區的朋友米歇爾·萊里斯所寫的那樣，在各種危險中「引入一隻公牛角的影子」。巴黎是灰色的，也是黑色的，每到夜晚，蓋世太保模糊的身影便四處出沒，溜進樓房的院子，把門擂得山響，然後帶著獵物離去。在這樣一個巴黎，她要做的已不再是單純的寫作，對寫作唯命是從。那麼，該怎樣對待寫作呢？寫作這一行為本身發生了轉變，變成了一種團結之舉，旨在對敵人耍花招，給他們布下看不見的陷阱，救出那些不知名的無辜者。在這個時期，杜拉斯的心中懷有一種不計報酬的慷慨，一種牽挂他人的自覺性，一顆使她想去冒險並把恐懼拋諸腦後的鮮活的心。可是，恐懼自古就有，始終都在，它隱藏著，不明顯，是抽象的，不可能清晰地呈現出來，就像安提戈涅背負的命運一樣。

可惜，她錯了。60年代末，這條街開始發生變化。飯館多了，飯館里的特色菜換了，服裝類商品豐富了，酒店已用它那高傲的發光招牌照亮了人行道。也許，只有揚·安德烈亞，每當黎明時分無法入睡同時想到杜拉斯在醫院里仍處於深度昏迷的時候，還能窩在他的卧室里，聽見聖日耳曼德普雷區尖細的鐘聲，聽見鴿子飛過灰色的屋頂時撲棱翅膀的響聲。其他時候，這條街是商販們的，是遊客們的，屬於一群形形色|色的人，屬於一堆總是響個不停的汽車。

至於杜拉斯，她知道如何將自己的慾望進行到底：她想要與馬斯科羅雙宿雙飛，為他生兒育女。當她向昂泰爾姆宣布這一決定之時，當她選擇放棄他之時，她有沒有隱隱約約地體會到一種負罪感？雖然此舉可能會對他的心理造成危險，但是她依然向他申明了自己的意願。昂泰爾姆雖有異議，但卻把痛苦掩埋起來，問她有沒有可能「某一天我們再走到一起」。她說不可能，說她已做出最後的決定。她的人生就是這樣，不妥協，不讓步，追求狂放的自由，苛刻，殘忍，沒有憐憫之心。

在寫於1985年9月的《痛苦》中，她描述了這種痛苦，它就像黑夜一般，是野蠻的，一直盤旋在她的黑夜裡。廚房裡，她在煮土豆，那是黑夜的窟窿，是黑夜的核心，她感覺到了這一點，她呼喊著。當年的寫作其實就是呼喊。這就是寫作，是一瞬間撕裂的呼喊，它是唯一可能的語言。

戰爭之後，仍是戰爭。拳頭與棍棒如雨點般落下，咖啡廳、市立學校、小區單元里血流成河，她也參与了這場全民復讎，她的心中有一股無言的力量，指揮她繼續戰鬥。外頭，在聖日耳曼德普雷區，有人想要改變這一局面。夜總會、「塔布」舞廳、「聖日耳曼」俱樂部里出現了新的時尚，一首首歌曲雖然鬱鬱寡歡但卻漸漸恢復了生活的氣息，鮑里斯·維昂在爵士小號聲中氣喘吁吁，朱麗葉·格雷科（人稱「棗子」）一副陰鬱而頹廢的模樣，像美人魚，也像賭氣的公主，唱著雷蒙·格諾的詩句，在「德馬戈」咖啡廳的人造革舞台上矯揉造作，傻傻的，像是一個墮落的小姑娘。

流淚的日子尚未過去，還在繼續。相反，正是在這個時候，她開始了哀怨的歌唱，像遠古時期那樣無盡地哀悼她所懷疑並追問之事：一堆堆猶太人的骨灰被棄之於奧斯維辛、拉文斯布呂克、達豪，與泥土混在一起。她發出的正是這種哀怨。沒有別的出路，只能去哭泣，去體會這種恐怖，去辨認無數「鮮活的」假牙、頭髮、首飾與金牙——所有這一切將被放進箱子，就像貨架上的水果。只有這些才能讓她蘇醒，在恐懼中蘇醒。

「我得提醒您……您要是不跟她說她是一個作家，她是會自殺的。」

她活在這個分裂時期，活在這個亂世里，她屈服於萬物的演變，同時又不斷奮起抗爭，她冷漠無情卻又激|情滿懷，溫柔卻又粗暴，而除了這樣活著，她不知道還能做些什麼。有時，她還會得知大哥的消息。自從小哥哥死後，她的腦海里就沒了大哥。在她的生活中，在她的想象中，大哥像是被劃掉了，被擦除了，但他還是會時不時地回來，就像戰爭那樣曠日持久，會製造一件又一件禍事，「他或許揭發了別人，比如猶太人，什麼都有可能」。巴黎被佔領期間，他曾來找過她，像個流氓似的向她伸手要錢，而她則聽之任之，因為暫時還沒有足夠的力量去「殺了他」。每當出門打聽昂泰爾姆的消息，她就把他一個人留在聖伯努瓦街那間公寓里，她知道他會四處翻找，柜子里，抽屜里，看有沒有什麼可以偷的。她覺得自己往家裡帶了一個法奸，一個卑鄙無恥、滿腦子壞水的搜查員。他找到什麼就偷什麼，比如食物、積蓄、首飾。她求助於她所在組織的領導人密特朗，請他在外出期間把維克多廣場那間工作室借給大哥。「那兒只有一間房間，在一樓，布置得很漂亮，」密特朗說，「當我回去后，裡頭什麼都沒了，全都空了。」

標記被燒毀了，只剩下一些炭火、可怖的痛苦、交織的苦難，發出紅色與黑色相間的光芒，就像蘭波的詩歌里所描繪的那樣。她的腳步也像蘭波，迷醉，自由，充滿幻想。

擺在她面前的，是呼喊。它就像一束電波，遍佈於杜拉斯的人生。它是作品中的呼喊，是最後一聲求助，是最後一句野蠻的話語，是由於生存的痛苦，也是由於對俗世的迷惑不解。它是無助的母親看到堤壩被衝垮時發出的呼喊，也是此時的她發出的呼喊，她一邊猜想著羅貝爾·昂泰爾姆——是她的丈夫，也是一個陌生人，一件「垃圾」——的境況，一邊在房間里踱著沉重的腳步，太多的苦難與太多的同情令她幾乎「局促不安」。於是，只剩下呼喊，只有它才能消除戰爭的怒火與集中營里的野蠻，才能達到安靜，它是一種持續的振動，宛如大鍾的嗡嗡聲，使一切失去知覺，使她不願直視的時間停下腳步。至於昂泰爾姆，他對事物有了新的認識：盤子里放著一些櫻桃，果肉豐|滿，他想嘗一嘗，就像返程途中想吃鱒魚一樣。他所渴望的，其實是鱒魚的敏捷，是它們在水流中遊動、跳躍和溜走時的機靈，是那些被陽光穿透、在陽光下顯得鮮紅欲滴的櫻桃。

作為一個伸張正義的人，她殘忍，無情，她的缺陷日漸暴露。在別人看來她表裡如一，但事實上她是多麼的自由任性啊！令人不解的是，她既是一個共產主義戰士，粗魯，服從，同時又表露出一些使她變得既可疑又危險的缺陷。她既可以告訴「劊子手」，讓他們再接再厲，又可以在面對「受害者」的時候找回高貴與優雅，感到比自己的政治盟友更親近這些受害者，覺得與他們之間「像有一層親緣性」。

她與昂泰爾姆的關係日漸惡化。對於妻子反覆的不忠，昂泰爾姆已心生厭煩，並且已經與一個同事保持了幾個月的情人關係，兩人幾乎不再一起生活。瑪格麗特雖然是在這樣一種前途未卜的情境中養胎，但並沒有真正受到不利影響。很久以來，她已熟悉了時間的流逝，熟悉了它的殘酷，以及人類永恆的孤獨。

和她的獵物「民兵泰爾」在一起時，她捕捉著他的生活品味。他和她一樣，也耽於聲色，似乎仍然稚氣未脫。他對生存的慾望，對賭博、女色、汽車的喜好，無一不令她著迷。她是個混合體，既是劊子手，又愛著她的獵物，她所愛的，是一切彰顯生命的力量的東西：差異、暴力、征服、青春。是否造成混淆不重要，重要的是正是在「黑夜號輪船」永恆的運動中，在它盲目、黑暗、不規則、前途未卜的路線中，在它中轉與轉向的過程中，她才成為了一個完整的人。這種眩暈類似於她在大哥那個粗魯而憤世嫉俗的「流氓」身上體驗過的眩暈，她想要把他從自己的童年中驅逐出去，他卻成了她想象的素材。她把「民兵泰爾」交給了法蘭西婦女聯盟，但她對他仍有慾望。

這一次，書稿被伽利瑪出版社接受了。在書稿里，一直信賴杜拉斯的雷蒙·格諾看到他的直覺得到了證實，他堅信，自己面對著的是一個女兒身的加繆，因為她這部小說確實開啟了一種新的格調，就好像承載著她的是生存的急迫性，是荒謬的時間長河中偶爾突然出現的幸福。

時光仍在飛逝，無法在人們的哀嘆與狂熱中止步不前。1945年5月，弗朗索瓦·密特朗受命赴達豪公幹。他走遍了各個集中營，真切地意識到了集中營的恐怖，對眩暈與深淵的含義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但還得進一步深入這種恐怖和地獄。在里蓋神父與讓·穆尼爾的陪同下，密特朗走進了一間安置死者與垂死者的棚子。棚子里瀰漫著屍體腐爛的氣味，停屍間里有幾個人還在呼吸，就在那兒，羅貝爾·昂泰爾姆根據密特朗裂開的門牙認出了他，於是便斷斷續續地喊道：「弗朗索瓦，弗朗索瓦……」是啊，真不可思議，像奇迹一樣，簡直是不可能的。馬上，大家用一張床單把他裹起來，讓他靠著牆，跟最後幾個倖存者待在一起。集中營里，無影無蹤的傷寒正在蔓延。剛咽氣的死者，已經快腐爛的屍體，氣若遊絲、骨頭清晰可見甚至刺穿了皮膚的垂死者，全已被棄之不顧，而在他們上方，天空始終是明凈而蔚藍的，離他們不遠處，冷漠而殘忍的生活始終是真切的。昂泰爾姆在《人類》中描寫道，在附近的村子里，農民們在田間埋頭勞作，彎著腰，故作迷惑不解、一無所知。達豪四周森林密布，捂住了各種噪音和人們臨死前的呻|吟與叫喊，也捂住了衝鋒槍子彈連發的聲音、一具具蹣跚的軀體挨打的聲音以及他們在路上砸碎石子的聲音。

此時，她所聽見的音樂，是女人們持續不斷的哭訴，她們正尋找著自己的兒子、兄弟和丈夫。可是，即便如此，她卻被排斥在外。她已不可能理解他人或融入他人，只能獨自沉浸在痛苦之中，與昂泰爾姆長相別離。

1941年5月，羅貝爾·昂泰爾姆被任命為工業生產部「信息處專員」，皮埃爾·比歇時任該部部長。幾周后，這位對昂泰爾姆信任有加的部長奉命調任內政部國務秘書。於是，他請昂泰爾姆擔任他的秘書。鑒於德國人的關係，這個職位顯然很敏感，但昂泰爾姆還是同意了。人們肯定會在心裏嘀咕，昂泰爾姆有沒有涉足維希政府，因為他經常陪比歇去維希。

杜拉斯介入時事的積極性更強了，像是隨著昂泰爾姆的消失而翻了一番甚至像觸了電一樣。她在《自由報》報社成立了一個「尋人處」——該報是「戰犯與流放犯國民運動」的喉舌，「戰犯與流放犯國民運動」原名「戰犯國民運動」，不久前剛更名。「尋人處」的宗旨是對集中營的動向進行曝光，發布越獄者的見聞，以期在有關家庭之間建立起溝通的紐帶。1944年的這個秋天，「聖伯努瓦街小組」像沸騰了一樣，嘈雜得跟蜂箱似的，非常活躍，得到的情報好像比各大部委還要多。

那是1944年6月的第一天。事情發生在杜班街5號，瑪麗-露易絲·昂泰爾姆的家裡，那是他們父母的公寓，父母已回到科西嘉的薩爾泰納。杜班街很小，兩頭分別通往塞弗爾街與謝爾西米迪街。那間公寓坐落在一家郵局的正上方。1986年2月26日，密特朗在談話中向杜拉斯講述了昂泰爾姆被捕的情形：「蓋世太保進去時，屋裡有讓·穆尼爾、羅貝爾、瑪麗-露易絲、保羅·菲利普和他的妻子，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穆尼爾一反應過來，就衝進人群，突破守衛，沿著樓梯飛奔而下，一直跑到杜班街上，他自由了。」密特朗本來也要去杜班街赴約。像往常一樣，他事先給瑪麗-露易絲打了個電話，而瑪麗-露易絲卻告訴他說：「先生，您就別堅持了，都跟您說了這是個錯誤。」他明白一定是蓋世太保在公寓里，但他非常鎮定，想起來要給杜拉斯打個電話。在電話里，他告訴她說「她所在之處起火了，火勢蔓延得很快，她得在十分鐘內離開」聖伯努瓦街。那時，警察還沒有封鎖街道，他得以走出郵局，接著走出杜班街，然後急忙趕到聖伯努瓦街，站在街道中央，遠遠地向杜拉斯揮手示意，告訴她應該走哪條路。正是在這樣的地下活動中，當危險擦身而過時，杜拉斯真正的人生得到了給養，她帶著一貫的無恥與胸中的怒火，穿過了角斗場。

事物的消逝，災難對城市的淹沒，聖伯努瓦街上的百老匯，這一切很奇怪，她想。就像特魯維爾的黑岩公寓，坐落在大海的右邊，每當透過高處的窗戶望向大海，看到的只有安提費爾新城區，只有它的石油管道，只見一縷縷濃煙侵入天幕，趕走大海的氣息。

在她的回憶錄中，多米尼克·阿爾班生動地講述了這件小事。不過，她把時間弄錯了，以為與昂泰爾姆的會晤是在1941年的巴黎，其實那年她不在巴黎，那次相會實際上發生在1943年，但這無關緊要。可以想象一下，早上八點，昂泰爾姆突然出現在普隆出版社這位女審稿員的公寓，她一起床，他就跟她談起了杜拉斯的書稿：

她深信，它將成為一個作家的名字，將因她而聲名遠揚。杜拉斯，說的是她童年時的家鄉，是父親的那座鄉間屋舍，是洛特-加隆省的那個小鎮，它棲居在一座山上，引以為驕傲的是一座破舊的城堡，四周儘是廣袤的馬爾芒德平原，一直延伸到比利牛斯山脈和大海。取名杜拉斯，為了是逃避她一直示以抗拒的上帝：儘管當她還是個小丫頭的時候，篤信天主教的母親就已強迫她和兩個哥哥學習教理課程，但她只願意吸納亞洲大地的菁華、豐富而雜亂的異國習俗、四溢的香氣與色彩以及每時每刻的自由——從第一次逃進森林開始，她就一心謀求這種自由，也正是這種自由給了她一副狂野不羈的模樣；儘管她也曾試圖與上帝相識，不過卻以絕望而告終，對此，她對她的日記吐露的真心話便是證明。

1940年8月，她回到巴黎，與昂泰爾姆劫后重逢，昂泰爾姆此時已經複員。兩人在位於保羅-巴魯埃爾街26號的一間小公寓里安了家，離他們以前住的地方不遠。從此時到1942年8月她在「圖書業聯合會」找到新工作的兩年裡，瑪格麗特與昂泰爾姆生活在一起，組成了一對富有激|情的知識分子夫婦。她埋頭于《塔內蘭一家》的書稿，一完稿，便想立即出版。想起在伽利瑪出版社的出版經歷——雖說《法蘭西帝國》是一本奉命而作的書——她給加斯東·伽利瑪寫了一封信，向他推薦了自己的書稿。從往來的信件中，可以看出她的不耐煩和不怕羞，她不斷督促那位令人生畏的著名出版商，讓他儘快予以答覆，並對他一個半月的沉默感到驚訝。無情的判決書下來了：審稿委員會拒絕了她的書稿。不過，評語是建設性的：審稿報告詳細陳述了文章在情節上的力量、其中包含的殘酷感以及對情感的分析，但是在他們看來小說之所以不夠成功，是由於總體上「非常強烈的」氣氛，這種氣氛令他們印象深刻，並聯想到了英國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

在這個知識分子的三角戀中，杜拉斯是源泉，是她在引導他們三人的故事，並確定其基調。對於他們的關係，馬斯科羅一直充滿敬意，並形成了和她一樣的觀念。通過模仿，他的語言借用了杜拉斯獨有的音樂和神話特質，那音樂可以抓住新生事物，那神話里流動的是慾望、死亡、「盲目的明智」、女性的氣質、童年的痴迷、自由的精神。

多虧了作家拉蒙·費爾南德茲和他的妻子——美麗的貝蒂，聖日耳曼德普雷區一名畫廊經理，曾展出瑪麗·洛朗桑等畫家的作品——杜拉斯和昂泰爾姆在巴黎第6區租了一間公寓。公寓位於聖伯努瓦街5號，在第四層樓，恰好在費爾南德茲家的正下方，面積相當大，富有外省風情和小資情調。公寓所在的那棟樓樓層不多，附近挨著波拿巴大街、雅各布大街、聖日耳曼德普雷廣場，都是些非常熱鬧且風景如畫的地方。就這樣，他們在這個以學術而著稱的街區住了下來，挨著幾所大學，也挨著塞納河。黃昏時分，落日照著塞納河的堤岸，赭石色的餘暉在房屋的石牆上和鋪著石瓦或鋅瓦的屋頂上蔓延開來，是維米爾式的，也是波德萊爾式的。ｈttpｓ://rｅaｄ•９９csw.ｃｏm

1942年5月的這一天，確切日期是16日，在普朗特大街的一家高級診所里，光線是白色的，她看見外面有一排刺槐，正開著花，花朵攢成一頂頂遮陽傘，那傘也是白色的。她掂量著這場災禍的輕重，念著她的死嬰和那可怕的「空虛」。

對於這個奇怪的圈子，她是否體驗到了一種真切的痴迷？和馬斯科羅、昂泰爾姆、「自己人」以及「家裡人」在一起，她體驗到的是手足之情，是大家並肩作戰的幸福；和其他人在一起，比如鄰居，她感覺到的是痴迷，就好像一個小說家從中找到了素材，得以滿足她巨大的好奇心，在人與人之間獲得新的、不一般的理解，而若是換作別的時候，她或許永遠也無法找到同樣的素材，就好像這是一個天賜良機似的。

在這種奇特的關係中，杜拉斯帶去的是她全部的女性特質，就好像她想實現一個幻覺，一個空想。對於這兩個她深愛的男人，她一邊讚頌他們身上具有女性特質的一面，一邊消除他們心中的野蠻，也即所有男人心中都有的那種野蠻，以及在他們心中「沉睡的傘兵」（para qui sommeille）。

在那些筆記本里，她寫下了當時的恐慌，寫下了自己撕心裂肺、千瘡百孔乃至被毀掉了的人生。這部《戰爭筆記》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被束之高閣，是一部至關重要的作品，有助於深入理解她當年的動力，她那近乎自虐的瘋狂、野蠻的暴力、粗魯，以及她心中不滅的希望。它是一部神聖的作品——她在《痛苦》中這樣說道，而《痛苦》其實是《戰爭筆記》的翻版，出版于《情人》大獲成功之後——是一部宗教性質的作品，跟她懷著激|情不斷重讀的《舊約聖經》一樣。她在痛苦的間隙奮筆疾書，文字里夾雜著不斷響起的電話鈴聲，而她也是一心牽挂著電話——說不定是昂泰爾姆回來了呢，他應該會回來，應該會出現在一列列歸來的流放犯之中，他們像她說的那樣「凝固了」，嚇破了膽，一個緊挨著一個，就好像還不願與人們接觸，不想從人們的目光中感覺到同情與好奇。杜拉斯的文字從未如此大聲疾呼，她好像找到了自己的語調。她的語言是一種大音希聲的叫喊，是張開嘴把痛苦叫喊到極限。她信仰的是仇恨，而不是允許戰勝者與戰敗者之間實現平衡的上帝。她跪下來，向仇恨發出祈求，發出呼喚，她瘋了。她知道自己瘋了，也知道自己早在很久以前就有了一種能力，能夠進入瘋狂之中，鑽進深處，在那裡感覺到一切搖擺不定，是這種能力把永隆那個一邊叫喊一邊追趕她（那時她還是個小姑娘）的女人的語言變成了她自己最真實的語言。

在被敵人佔領的城市裡，生活仍在繼續，幾乎沒人在意酒店和部委的外牆上掛著德國的旗幟，掛著「畫著『卐』字、像演戲一樣的大旗」，克洛德·魯瓦如是說。

他到了達豪。他的眼睛令他飽受折磨，因為已過度適應黑暗與車廂里的黑夜。然而，他清楚地看見，不遠處有幾個婦女，正彎著腰，「在割草，幾個紫色的人影懸浮在一片綠色之上」，她們的笑容依稀可辨，也許是因為心中又有了希望。

此時，杜拉斯的雙重人格已經完全定型，並在這個動亂時期的亂流中得到了公認。她仍然是一個私生女、混血兒、「克里奧爾人」，對凌駕于這座城市與這個世界之上的暴力感到痴迷。

至於寫作，它還剩下些什麼呢？它只能是微不足道的，它要做的是獲取知識，是在生活的壓力下自我維持。眼前的這一切同樣也是寫作，就好像戰爭與侵略賦予了寫作真正的定義。

她將接受這個名字，為的是成為一個不法之徒，一個沒有合法身份的人。她將獨立負擔這個名字，必要時略作修改，只在寫作時才用到它，而她的寫作就像暗夜裡的歷險，她將在歷險途中摧毀自己，溶解自己，滑入世間的裂縫，擺脫公民身份，進入一些陌生的空間，在那裡成為.．.．，沒有任何參照，只是一個作家，別無其他，只有她的人生，作家們所獨有的人生。「是的，.．.．，」她寫道，「就是這樣。就是這樣，別無其他。」

《塔內蘭一家》的書稿雖然被伽利瑪出版社拒之門外，但並未宣告死亡。瑪格麗特生性執拗，這一點被她列為自己的首要美德和品質之一，促使她尋找其他出版商。由於杜拉斯和昂泰爾姆與普隆出版社的兩名審稿員（雅克-拿破崙·福爾-比蓋與多米尼克·阿爾班）關係非常要好，昂泰爾姆決定把書稿交給他們。

22年後，友人馬斯科羅回憶起了往事，他試著努力地回想當年，雖然只透露了很少細節，但正因為他言之無物，所以這種沉默的空白中卻激|情四溢，而這種沉默的空白中仍停留著當年的恐怖，語言在其中無法站住腳跟，只能棄權，戰慄著，彷彿懸在空中。有些畫面將久久不散，比如「在最偏僻的房間里……埋藏在黑暗中、埋藏在層層衣物下的」杜拉斯，她巨大無比，十分顯眼，永遠也抹不掉，看上去就像現代雕塑《瞧啊這人》，就像「被簡化到無法簡化的本質的人」，也即阿貝爾托·賈科梅蒂創作的一件栩栩如生的雕像。這也正是昂泰爾姆所呈現的，他呈現的是構成人體的最隱秘的纖維，是人類苦難的奧秘，是人的素材的神秘配置，是由無助的語言所命名的靈魂，它是堅韌的，有著無法解釋的、奇迹般的運作機制。

因為那不僅僅是遺忘，也不僅僅是相信自己一旦脫身便獲得了自由的生活。那種無法表達的恐怖，那段極端的人生經歷，那道永遠不會愈合的傷口，或許將留在人們內心深處。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解放后，英勇的瑪麗-露易絲·昂泰爾姆——羅貝爾·昂泰爾姆的妹妹，他稱她為「小丫頭」——獲得了自由，被飛機送到丹麥，在那裡接受救治。當時，她「處在一種油盡燈枯的狀態（在集中營，她常常把食物讓給別人），不久便死在了那兒」，羅貝爾·昂泰爾姆未來的妻子莫妮克·昂泰爾姆這麼說道。曾被瑪麗-露易絲藏在她父母的公寓里的多米尼克·阿爾班深情地回憶道：「大眼睛，稚嫩的大臉蛋，雖然蒼白，但卻清新可人……這個布娃娃生來就註定要經受一場重大的悲劇……是什麼折磨奪走了她的純真，她這個玩具娃娃陷入過怎樣的地獄？」

雖說處在心潮澎湃的狀態，她仍然站在舞台上，各種愛情的主題在她心中巧妙地交織在一起：為他的死而死，與羅貝爾所說的幸福相呼應的地獄，他們愛情的無法理解的奧秘——這些主題值得她所鍾情的法國女詩人露易絲·拉貝去吟詠。

每當陳述事實和述說見聞，她的方式總是靈活多變。電影、書籍、訪談、辯論、沉默、呼喊，除了痛苦和不幸，沒有哪種方式或狀態會成為制度而固定下來，或是會在必要時挑選最佳的表達方式。

她所喜歡的，是這個垂死的、煩悶的世界，以及來自其中的強烈情感，對死亡和不公的蔑視，對背叛的偏愛，正如她不久后將尋找兇手、強|奸犯、被開除的人、被詛咒的人，作為採訪的對象。

是不是由於她所經受的戰爭與危險，她於1942至1943年間寫成（但直到1944年12月才出版）的小說《平靜的生活》才比上一部作品更激烈，更暴力？書中有著同樣的家庭結構，故事都發生在佩里戈那片大地上，房屋都是一樣的破舊，相比莫里亞克小說里的心理壓力，這部小說更容易讓人聯想到威廉·福克納與約翰·斯坦貝克作品中的粗獷，啟發它的主要是時間的旋律，是新生的存在主義，尤其是伽利瑪出版社1942年推出的《局外人》。

後來，她後悔沒能真正結識德里厄·拉羅歇爾。讓·波朗辭職后，他接手了《新法蘭西雜誌》。他極力反猶，主張通敵，這兩點使他變得越來越有懾服力。她喜歡在他身上追索，用她那無與倫比的嗅覺，憑著她所受的折磨和瘋狂，定能在那些紛亂的地方抓住他。

由馬斯科羅所說的「女性狀態」（féminie）所構成的圍牆，由杜拉斯、昂泰爾姆與馬斯科羅構成的三角戀，此時只剩下心碎了無痕。寫作也是以這樣的方式作用於前途未卜的旅途，一邊發出沉悶的聲音。借用她的話，「痛苦的家園」起了火，繼而藏了起來，以便永遠不再熄滅。永遠。昂泰爾姆，就是她所背負的痛苦，被活生生地釘在她心中，就是他令她日日背負的痛苦，一直背負到1990年，背負到那年11月，萬聖節后不久，當孤魂野鬼還在四處遊盪，他在榮軍醫院溘然長逝。她總是為他而哭泣，為他的歸來、他經歷過那些疾病與命懸一線的日子而哭泣，為她遺失的那份文稿而哭泣：「我把它放在諾夫勒堡的衣櫃里，交給格扎維埃爾·戈蒂埃，供《巫婆》採用，是我寫了它……是我寫的，為的是見證我們那個時代莫大的恐怖」，為的也是對昂泰爾姆的愛。

在敵占期的這個季節里，也即1944年6月初，她是一個悲情英雄，手無寸鐵，卻又非常頑強，處在拉比耶「自己的地盤」上，是個「死人」。她窺視著這個男人，觀察著他，對他著迷，發現他是個懦夫，是個可憐蟲，但他暫時還手握權力。為了得到一個細節，得到一個消息，她需要時間，也需要耐心。在與他接觸的過程中，兩人若即若離，形成了一種奇特的親密關係。他們在酒吧見面，或是在「弗洛爾」咖啡廳相會，因為她住的地方離那兒很近。兩人坐在桌邊，像是一對奇怪的戀人，因為那是存在主義的領地，是一個時有論辯的地方。漸漸地，杜拉斯把他給控制住了，她傾聽他說話，裝作對他感興趣，與他聊文學，有時甚至對他心生憐憫，但她心裏堅信，她一定會粗暴地、像臨死前那般無情地寫下這段話：「.．.．（即.，拉比耶的真名）從未覺察到他令我聯想到的恐怖。」她知道，他很快就會「落入我的手心」，而她很快就會「判處他死刑」，當輪到他成為戰敗者之時，她一定會揭發他。

再見到她，已是1942年7月。她開始在「圖書業聯合會」工作，負責的主要是行政事務，文學方面的工作相對較少。這份工作得益於羅貝爾·昂泰爾姆的周旋。達爾朗政府及其部分部長（包括比歇）倒台後，昂泰爾姆當上了「信息與宣傳國務秘書處新聞專員」。在這個崗位上，他一直干到了1943年底，才急於從他那些太有損名譽的關係中脫身。

1945年4月。她記得。那是個奇特的春天，歐洲在最終敲定了的勝局中飄搖，沉浸在痛苦而艱澀的歡樂中。

他的一生是一節漫長的關於「戰鬥精神」的課程。在集中營里，戰鬥，就是「理性地與死亡做鬥爭」；戰鬥，就是「像一條狗似的在爛菜葉與碎果皮里」仔細翻找，但這無關卑賤，也無損純潔。戰鬥，同時也是成為共產主義者，相信黨（他於1947年5月與馬斯科羅一同入黨）的宗旨是與人剝削人的現象做鬥爭，即便遭到了開除，也要像魯瓦說的那樣，相信「馬克思的理念，也即遺產應當落入最貧苦的人之手」。戰鬥，就是身為共產主義者，並以一種最神聖、最具有預言性質的方式來理解這一稱號。

空氣里漂浮著的，已是猶如《印度之歌》里的某種氣息。三角鋼琴那兒，一定有一位賓客在彈奏一首曲子，舒緩的曲子，教人不禁想起放逐的歲月。下方的花園裡，飄上來的是梓樹的香氣。女人們在桌椅間遊走，像從未被忘卻的伊麗莎白·斯特里德特一樣，精緻而靈巧。

她越是觀察這個世界，就越是想要深入「散發著恐懼與仇恨的羊群」（好像是德里厄·拉羅歇爾說的），跟他們團結在一起，陪著他們，不讓他們走向屠宰場。這個「羊群」由猶太人、共產黨人、犧牲者、殉道者組成，對於這些人，德里厄和他的朋友們避之不及，將其拒之門外，同時居高自傲地品味著作為「快樂的少數人」的快樂。她越是分析他們的反應，就越是與德里厄的抉擇背道而馳，走到群眾當中，和他們一起，淹沒在超越個人情感的大愛之中，那是一種廣大的、無止境的愛，愛的是眾生、無名無姓的人、不知名的被捕者、被圈禁的人、像孩子那樣手無寸鐵的人。

杜拉斯心中正萌生一種別樣的東西：「我好像整整睡了30年，」她在1986年說道，「30年後，我醒了，人們在屠殺猶太人，我的人生就此開始。」

她穿行於陌生地帶，她發現，曾來她公寓看望她的亨利·米肖也是如此。當時，米肖已經寫了很多著作，比如1927年發表的《我曾是誰》、1935年的《夜動》和德佔期的《驅魔》。對於他的作品，她覺得非常熟悉，因為她從中覺察到了她自己對「別處」的尋覓，以及對遊覽「魔法國度」的喜好。她喜歡聽他說話，或是打破他的沉默，因為她從他口中聽到的，是來自於他說的「彼岸」的聲音，那個地方離這個「被勒住的、如同冰冷的腹部」的世界很遠。

雷蒙·格諾學富五車，好奇心層出不窮，這使他對青年作家抱有極大的同情心，能夠耐心傾聽他們的心聲。他是《新法蘭西雜誌》的合作者，該雜誌堪稱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文學的標杆，他是哲學家、語言學家、數學家和詩人，他是把玩文字和觀念的雜耍演員，在這個領域有著難得一見的自由度，而在伽利瑪出版社，他又是最關注青年文學的人，具有一種豐富的想象力，能夠在一部手稿中看出未來的作家，發現新的表達方式。於是，瑪格麗特看到了一個期許，為自己的希望找到了一個理由。

杜拉斯的人生中遍布悖論與危險，她一直處於悖論和危險之中，雖然如此，她還是把他們在聖伯努瓦街的公寓變成了一個秘密場所，用於接待抵抗派人士，藏匿猶太人。在他們家的正上方，住著拉蒙·費爾南德茲，他已向法西斯低頭，當上了法國人民黨的文化參贊，還住著雅克·多里奧，以及拉蒙的妻子貝蒂。作為通敵派的制高點，他那間公寓接待過在《新法蘭西雜誌》上發表他的文章的德里厄·拉羅歇爾，也接待過格哈德·海勒，此人系「宣傳大隊」的代表，在當時的法國文學界頗具實權。

在這部交織著強烈情感、包含著她全部故事的小說里，雷蒙·格諾明顯感覺到了她從弗朗索瓦·莫里亞克那兒繼承來的東西。他們二人的世界是一樣的，崎嶇不平而又衝突四起，腳下的土地既富饒，又孤寂。憑著本能，他發現了兩人的共同點，也即一個由各種被壓抑的、相互矛盾的、粗暴的張力所構成的網路，而與此同時，他又欣賞她的獨到之處：對時間的描繪，包括它的逃逸、它沉重而順暢的流逝，對「孤立而熟悉的」聲音的介紹，那聲音縈繞在鄉野之間，像是永遠被固定住似的，由於一直存在而變得近乎寂靜無聲，就像「大海的喧囂」那樣，因為永不停歇而往往被人忘懷。

就這樣，德里厄成了一個卑鄙無恥的人，就像薩特惡意描繪的那樣，成了一個「經常發點小脾氣……神經陷入危機的人」，他的孤獨和自傲使他顯得高高在上。在費爾南德茲夫婦家中，杜拉斯就曾發現，「他不肯屈尊，所以話不多，語音跟配音一樣，說的話像是翻譯過來似的，聽著費勁」。正如他在他的《日記》中坦言的那樣，他看起來像是陷入了恐懼，他那修長的身體上插著一個「碩大的、凹凸不平的頭顱」——這也是薩特說的——在各大沙龍上拖著腳步，活脫脫一個完蛋了的人，一個垮了的人，惹了一身致命的麻煩，心理上已無法承受。

然而，當她得知不少抵抗分子和猶太人被圈禁在拘留點，繼而被帶往人們知之甚少的集中營，得知自己的丈夫羅貝爾·昂泰爾姆——住在他妹妹瑪麗-露易絲家，位於杜班街，他妹妹幾個月後死於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於1944年6月1日被捕，她的反應是一樣的嗎，她的痛苦與恐慌是一樣的嗎？

1945年4月是一個可怕的月份，集中營里的所有恐怖事件大白天下，人類所有的野蠻行徑傳播到了奧賽火車站的月台，但昂泰爾姆的下落仍然無人知曉。人人都忙得不可開交，就像一場痛苦的潰敗，與戴高樂呼喊的光榮歲月相去甚遠。杜拉斯活在這種恐慌的狀態中，這種狀態給了她活下去的力量，使她狂怒，使她殘忍地想要知道真相，一探究竟。此時的她遊離于瘋狂與仇恨之間，顯得「可怕、善良，令人感到安慰」。有人告訴她，說你應該對自己好一點，應該保護自己，但她無法沉默。在《情人》出版后不久的一次訪談中，她回憶道：「我從未關心過自己。」

不過，她忙於一些更為殘忍、更具復讎意味的事，身不由己。

《法蘭西帝國》出版后不久，二戰急速發展，德國人發動的猛烈攻勢令舉國震驚，這彷彿是對她愛國之舉（或真或假）的侮辱。政府一潰千里，各部委逃至盧瓦爾河以南，巴黎幾日間便落入敵手，這一切引發了出乎人們想象的恐慌和逃難。6月10日，戴高樂將軍發表著名的堅持抗戰的號召之後，瑪格麗特被迫轉移到殖民部的新址，甘傑城堡——殖民部已在該城堡駐紮下來。隨後，她在布里夫拉蓋亞爾德度過了夏天。在那裡，她越來越專註于創作她那部小說，小說的題目仍為《塔內蘭一家》。在樹木繁茂的鄉間，她又找到了住在杜拉斯鎮時曾感覺到的那些印象。

對於這種顛覆性的力量，杜拉斯無法掩飾。她整個人都顯露出一種張力，一種智慧，一種粗魯的、本能的力量，使她顯得盛氣凌人、危險重重。

在黨組織里，杜拉斯覺得自己好像被一種必然性推著向前走，那是一種阻撓野蠻行徑的方式，是一種「與人類心意相通，共同經受生與死的考驗」的方式。她所喜歡的，是極端的境況，是悲劇的衝突，是那些歷史集中上演兼具疾風驟雨的地方，而這種喜好又加劇了她的暴力，使她對暴力習以為常。受「全球性的更迭」所迫，她那一代知識分子全都投身於共產主義道路。

也有些作者親臨「圖書業聯合會」相關部門，試著碰碰運氣，想要改變命運，打動鐵一般的法律。在《我們》一書中，克洛德·魯瓦講述了他的一部詩集出版的情形。由於出版商無法獲得批文，他便親自來到聯合會駐地，為他的書作辯護，懇求聯合會簽發所需的批文。接rｅａｄ.9９csw•cｏｍ待他的人正是瑪格麗特。她問他書稿的內容，他告訴她是一些情詩。她回答他說，她會儘力而為，幫他爭取。很快，克洛德·魯瓦的要求就得到了滿足，杜拉斯把他要的批文發給了他。正是在類似這樣的軼事中，在這種一閃而過的慷慨中，在這種奇特的相識中，在這些總是存在著愛與幻想的傳奇經歷中，我們看到了杜拉斯的真面目。

得救兩天後，昂泰爾姆給杜拉斯寄了一封信。這封信如今被存放在「當代記憶研究所」。信中，他寫道：「親愛的，每天晚上，我都在回想我的歲月。這八天里，我應該老了一百歲。一切都已過去，只剩下無上的幸福。瑪格麗特，我與你同在。」

事實上，貝當曾發布政令，成立「文稿管理委員會」，旨在對用於出版的文稿進行管理。自1942年起，出版社只能開展有限的出版發行活動，阻止所有真正的創作，並優先選擇「宣傳大隊」選定的文稿——所有書稿先由「圖書業聯合會」篩選，再由「文稿管理委員會」篩選，然後全部呈交「宣傳大隊」選定。出版社獲得的書稿數量大幅下降：從3.6萬噸降到了240噸。數量確實很少，因為大部分書稿要麼落入法奸作家或通敵作家之手，比如德里厄·拉羅歇爾和他在《新法蘭西雜誌》的朋友，要麼落入納粹作家之手。總的來看，專斷佔據了統治地位，在「宣傳大隊」辦公室里遇到不惜名譽前來申請出版權的出版商，不是什麼稀罕事。「1941年的法國文學界里，卑躬屈膝與背信棄義簡直太多了！」讓·扎伊這樣喊道——他曾於1936至1939年在萊昂·布魯姆手下擔任教育部長，1940年被維希政府逮捕入獄，1944年遭法西斯分子刺殺。

炮彈與連發子彈射入公共建築的外牆，大皇宮起了火，德軍在一陣陣喝倒彩聲中組織撤退，城裡豎起了很多路障，民兵們從屋頂上開槍射擊。德里厄·拉羅歇爾第一次嘗試自殺，差點兒一命嗚呼。菲利普·勒克萊爾元帥的坦克從聖雅克大街上駛過。8月25日，天很熱，市民們興高采烈，湧上街頭，把懷裡目瞪口呆的孩子高高舉起。參議院還在黨衛軍手中。那一幕無法描繪，一切都未定論，戰爭與和平、臆測中的戰勝者與戰敗者之間不過一步之遙。

她的狂熱日甚一日，只有科利德蘭，很多科利德蘭，才能讓她堅持下去。給她大量開這種葯的，是熱農-加塔洛，他是個好大夫，是她的一個忠實的朋友，也是小區里人人愛戴的醫生。不過，她已不再是杜拉斯，她的心已經到了昂泰爾姆那兒，而昂泰爾姆此時或許已經死在一個無人知曉的集中營，被丟進萬人坑，屍體正在腐爛。其他比他更強健的人路過他那可憐的屍體，一定把他給踩爛了，他的屍體里流出惡臭而骯髒的棕色液體，而身在聖伯努瓦街那間公寓里的她也不例外，同樣流出了暗綠色的骯髒液體，還有嘔吐物和腹瀉物，就像西貢的孩子死於麻風病之後，腹中流出的不知名的液體。

為她的美學觀提供給養的，始終是這種顛覆性的傾向。這一點看起來像是所有一切都必須去往某個「別處」，得抄近道，走一些不穩固的、危險的天橋，以使所有一切更好地呈現，並探索各種空隙和洞穴。

1940年9月30日，由於沒有得到維希政府的招募，她離開了殖民部。從此，她與印度支那的土地不再有別的關係，除了寫作。寫作在她心中醞釀著，很快將催生《抵擋太平洋的堤壩》，一首史詩般的抒情歌謠。

杜拉斯、昂泰爾姆與馬斯科羅這麼晚才投身於抵抗陣營，看起來是不是似乎令人感到驚訝或遺憾？他們喜歡個人的歷險，在這種喜好的推動下，他們過上了一種新的秘密生活，在他們眼中，這種新生活似乎使他們體驗到了部分危險，使他們的計劃有了某種意義，使他們接近其他人，就好像一種博愛的意識在他們心中覺醒了。他們進入抵抗陣營就像是一次升華，是對世界的一種新的、無法改變的理解。

在她主筆的關於印度支那的那一章里，除了對殖民運動的頌揚，她還任由自己的想象天馬行空：有湄公河它蜿蜒四千五百公里，從寮國北部到柬埔寨邊境環繞著法屬印度支那；有燈芯草和紅樹林；有港口城市西貢；有堤岸區，包括那兒的房舍、飯館、絲綢和玉器店，是《情人》的發源地；更有河內的還劍湖和西湖，那兒有奢華的日落和沿岸佇立的寶塔。

她的痛苦中夾雜著各種畫面，有始終揮之不去的童年畫面，有哀悼和死亡的畫面，還有大哥的陰影——這陰影沉重地壓在她和小哥哥身上，母親卻似乎從未發覺，它播下了恐懼的種子，比逃進叢林去耍弄黑豹和激怒湍流中的小鱷魚還要教人恐懼。

馬斯科羅的心理類型偏冷淡，是個既好勇鬥狠又衝動易怒的人，內心兼有暴力的一面與溫柔的一面——這一點至死未變。在杜拉斯看來，他的性情跟昂泰爾姆很像。因此，她很快就瘋狂地愛上了他。

「我沒什麼別的話要說了。她是會自殺的。」

懷著馬斯科羅贈予她的「無憂無慮的慷慨」，身處索然無味的孤獨，她沒有別的辦法，只能行動，就好像身為作家，她只能在行動中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看著骨肉疏離，看著人們集體陷入無盡的孤獨，整個世界水深火熱，數百萬死者在溝渠的爛泥中慢慢腐爛，她覺得其他任何行為、任何嘗試或許都是次要的，是微不足道甚至是可悲的。「文學讓我覺得羞恥。」她在《痛苦》中坦言。

在法屬印度支那，當她還是個小姑娘的時候，她就有了這樣的經歷。作為一個不為人知的安南人，她覺得自己是全家人當中的「猶太人」，彷彿這個詞以一種詩意與隱喻的方式具有了一種普遍的意義，使註定要遭受遠古的苦痛的猶太人民得到了無限的繁殖，直到黑暗的今天。

從此，她名叫杜拉斯，瑪格麗特·杜拉斯。對於這個姓名，她深信不疑，這種確信與母親曾表露過的那種是一模一樣的。當年，母親每當預言未來，用可怕的長篇大論向孩子們宣布即將來臨的大事或即將落到他們頭上的災難，同樣也是深信不疑。

在此期間，激勵杜拉斯的，是一種遠古的、粗暴的狂怒。她懷著熱情，一心撲在這項事業上，忘記了自己，推動她的是馬斯科羅所說的「一項愛的奉獻的工作」。

1942年夏末，在這座被佔領的城市裡，她遇到了迪尤尼斯·馬斯科羅。作為伽利瑪出版社的一名審稿員，他的工作是為出版社計劃出版的圖書申請「圖書業聯合會」的「出版許可」——聯合會是敵占期一個嚴格的機構，負責推行新的出版法規。因此，馬斯科羅多次遇到杜拉斯，杜拉斯還交給他不少聯合會的審稿工作。就這樣，兩人之間建立起了親密的關係。

某種神聖的東西撕碎了自己的面紗，露出了真面目，給人以強烈的感受。這是一個奇特的時刻，它似乎處在時間的盡頭和人類最後的邊界，既是某種事物的終點，又是某種即將誕生的陌生事物的起點，因為經受痛苦的洗禮之後，打上謀殺猶太人的印記之後，一切都將不同於以往，而白天仍在流逝，黑夜仍將替代白天，但人們永遠不會遺忘那道光芒，那道折射出集中營里無法描述的苦難的光芒。

從一本書到另一本書，在如此短的時間之內，她的語言竟然發生了演變。使她充滿活力的，是一種更躁動不安的氣息，是一種不再那麼沉重的、想要快速地表達感覺的激|情，以至於語言因簡練而生機勃勃。

她與他之間的愛情像是打了一個結，什麼也無法解開。只要談到昂泰爾姆，就總是意味著回顧痛苦，回顧他被迫的經歷，回顧那份從未被掩埋的恐懼。這一切她一直記得，即便到了1990年11月，當她從迪尤尼斯·馬斯科羅口中得知他在榮軍醫院與世長辭，她也仍然記得。自始至終，昂泰爾姆一直是痛苦的折射，是磨難的回聲，或許甚至還是她的作品的光芒，暗淡的、帶有悲劇色彩的光芒。

杜拉斯的「人生」正是在這「痛苦的家園」里，在她那艘「黑夜號輪船」混亂的航跡中構建起來，也只有在那裡，我們才有辦法找到她，理解她的人生，賦予其各種意義，像她說的那樣，理解藏在「隱藏著的」東西里的一切。

這樁婚事妥當嗎？它是不是一個長期秘而不宣的錯誤？她是否還愛著與她聯袂創作《法蘭西帝國》的菲利普·羅克？嫁給昂泰爾姆是不是為了對此做個了斷？為了移情？永遠不會有人知道真相，因為她的感情生活錯綜複雜，充滿了由久遠的記憶、長期掩蓋著的真相、內心深處的堅信與直覺所構成的奧秘。不過，對於昂泰爾姆，她一直說他在她認識的所有男人中是最聰明的，或許是智慧的化身，是最快樂的，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人……

母親和他住在一起，她已重新開始她的生活，創辦了一所學校，名叫「新法蘭西學校」。往日的經驗使她享有了某種權威。她還是那麼粗暴和堅決，依舊省吃儉用，為的是遠在法國的孩子們，想要守護長子的未來，卻無視他的胡鬧。

杜拉斯、馬斯科羅以及昂泰爾姆非常清醒，他們知道，出版《人類》，就是出版並揭露昔日痛苦的節奏、格律與氣息。昂泰爾姆筆下的語句震撼人心，不介入心理層面，也不刻意引人入勝，而是在場景上力求精確，因此最終變得哀婉動人：在集中營那個靜止不動的地方，既有時間的緘默——雖有流放、路途與陰沉的旅程，但時間還是退化成了同樣的動作——也有人生的緘默，而這人生裹在了一個被鐵絲網圍住、被大功率探照燈掃射、被劊子手主宰的地方，已無前途可言。

那時，《新法蘭西雜誌》的氛圍中散發著垂死的氣息，一種自取滅亡的趨勢在德里厄身邊遊盪，揮之不去。各種劇烈而致命的壓力推著雜誌向前邁進；伽利瑪出版社與德方達成了協議，必須付錢才能繼續出版旗下大部分作者的作品，從阿爾芒·薩拉克魯到保羅·艾呂雅，從亨利·米肖到阿貝爾·加繆，從弗朗西斯·蓬熱到保羅·克洛岱爾，從詹姆斯·喬伊斯到雷蒙·格諾，甚至包括已準備做出很多讓步的路易·阿拉貢；猶太作家的作品被禁止出版；《新法蘭西雜誌》落入德里厄之手，成了一次交易——這一切構成了一個反常且不明朗的背景，不過倒沒有引起杜拉斯的反感，她所感興趣的，始終是那些對立的衝動與特殊的事物，它們使人們的黑夜更為濃郁，使人們的行為更為模稜兩可。

他身在別處，走在另一條路上，但已太過虛弱，以至於無法再動彈，無法再前進，只能默默流淚。

總而言之，戰鬥，就是證明他仍在行動，儘管他保持著沉默，但這種沉默已變成最滔滔不絕、至關重要的訊息。

杜拉斯桀驁不馴，堅韌不拔，決心追查陰沉的日子里那些卑鄙無恥的事實和膽怯的行徑，將其公之於眾。

同樣是在1944年6月，盟軍在諾曼底登陸，並一步步地把村莊、公路、鄉鎮和城市從侵略者手中奪回。這也許是一種希望吧，但是在聖伯努瓦街，沒有別的消息，只有：昂泰爾姆到了弗萊納，到了貢比涅，接著到了布亨瓦爾德。消失了，被遺忘了，落入了集中營，前途未卜，此時的他是否還記得自己幾個月前寫的那首題為《火車》的詩？詩剛剛發表在《文學》雜誌上，像是一種預感，吟唱著流放的夜晚，以及日子與星期無盡的滾動：

杜拉斯對森林的懼怕正是由此而來。她所懼怕的，是那種陰暗的森林，森林里，警犬和士兵四處遊盪，冰霜「使野獸狂怒」，「池塘被佔據了，一直到底」。她所懼怕的，是她後來於1970年在《阿巴恩，薩巴娜，大衛》中描寫的那種森林，就好像她永遠也無法忘記那片擋住猶太人的呻|吟的幽深密林。她所懼怕的森林與她童年時的叢林截然不同。當年的叢林是一個藤與根的世界，坐落在象山山脈，既是仙境，也是幻境。叢林里，「藤本植物經過幾千年的堆積，形成了諸多窪地，懸挂在樹木之間」，而就在這種由植物構成的窪地里，魚兒在鳥兒之間游來游去。童年時的叢林並不可怕，甚至堪稱守護者，庇護著像她那樣無畏而野性的孩童。老虎、猴子、豹子從來不曾襲擊孩子們，因為他們的出現是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

在這個時期，她穿著戰爭時期的短裙，一直在巴黎第6區從事政治活動。她的反抗為時不久，腹中與心中駐紮著一種冷冷的欣喜。去了地下組織，她就像安提戈涅，興奮，狂熱，急於發言，敢於呼喊，也像伊迪絲·琵雅芙，走遍整個城市，唱著她的痛苦，雖然個頭矮小，毫不起眼，但眼神卻光芒四射，非常靈活，以至於她看上去像是在躲避著別人的目光。她的雙眼在述說真相，是危險的，也是可疑的，就像黃色的大衛之星，背叛了她，使她難以說謊。

當她在筆記本里（很久以後才公之於眾）講述這些事情的時候，她是講給她一個人聽的，讀者、目擊證人都無法進入其中。數十年間，那兩本筆記本一直被遺棄在諾夫勒堡，就像一堆一直醞釀著的炭火。到最後，她甚至由於忙於其他事務而忘了它們，但那些故事迷失在藍色柜子深處，就像守靈人一樣。她告訴讀者：「請學會閱讀：這些是神聖的文字。」在這句話中，她確認了她從此賦予文學的角色：啟蒙者，未解之謎的載體，黑夜中的發光體。兩本筆記本里，一種具有宗教性質的東西徐徐展開，但它不遵守某種基督教教理，而是帶有神秘主義色彩，具有心理與情感的雙重特徵，要用最細膩的文字才能將它描述得一清二楚。

不過，此時，昂泰爾姆的話語像是醉了一樣。他述說著，傾述著他所看到的和遭受的，他的記憶就像一根絲線，延綿不絕。馬斯科羅「不需要問他」，他的話語也會自己出來，就像源頭處的水流一樣奔涌而出，打破周遭的寧靜。死神也許還在後頭遊盪，他對死亡的意識仍未消散，他的呼吸仍不平穩，但卻不知從哪兒找回了說話的力量。汽車行駛著，行駛著，穿過一個又一個德國城市，穿過斯圖加特，穿過維桑堡，朝著國界飛馳而去。在汽車的喘息聲中，他正創造著杜拉斯後來所說的「流動式」語言。是的，就在此處，昂泰爾姆造就了杜拉斯，如今的杜拉斯，使她的語言布滿孔洞與重複，使她的靈魂發生神秘的震顫，使她歌唱的樂曲綿延不絕。夜間的公路上，時不時有其他車輛的大燈射出昏黃的光束，使人聯想到集中營的探照燈，在這時斷時續的光束中，他的話語滔滔不絕，那些「無法想象的事」隨之浮出水面。

在巴黎，千奇百怪的謠言四處流傳，而塞納河卻無動於衷，繼續運送它那陰暗的河水。街頭，橋上，人們行色匆匆。據說，城市一個接一個地落入盟軍之手。最近一批流放犯會怎樣？如果野蠻的敵人在敗軍途中仍帶著他們所有的獵物，那可怎麼辦？

他死在西貢，死於急性支氣管肺炎，死因是藥品短缺，因為當時正值日軍佔領期。

這一時期，她仍未放棄家庭的遺產，一如九年前的1931年——那一年，殖民博覽會在巴黎舉行，母親不知該說些什麼以祝賀那個帝國，但不久后，她將不停地揭露針對原住民的不公和殘忍。她是如此渴望得到認可，以至於竟敢承擔這樣一部在戰火紛飛之際出版的宣傳作品，伽利瑪出版社也不例外，竟然於1940年5月在《畫刊》里毫不猶豫地將此書標榜為「每個法國人的必讀書目」。不過，她不可能不知道越南一小部分人發起的早期反殖民主義襲擊，或共產主義者早就開始領導的、旨在揭露殖民地人民遭受不公與壓迫的宣傳活動。她沒有理會這些爭論，受命擔負了這本發給所有爭相前來參觀「海外法國沙龍」的遊客的書。這本書的文字意味深長，在履行宣傳職責方面沒有絲毫遲疑，書中寫道：「若是認為我們的行動沒有任何實際目的，而是為了培養個人，使其命運更美好，靠犧牲宗主國的利益為個人謀福祉，那麼這種想法或許是錯誤的。法國在其殖民地取得的成就符合其利益。在法國的推動下，一部分新人類站了起來，以理性的方式開發他們國家的財富。法國第一個從中得利是正當的。」並補充道，在那個潛伏著敵對情緒的時期里，好像有一種危險：「套用一句著名的格言，只有一個帝國，只有一個，不可分割。」雖然嫁給了昂泰爾姆，但瑪格麗特（此時仍然姓多納迪厄）還是固執己見，不辭勞苦地寫了一篇長文，發表在1940年5月11日的《畫刊》上。文中，她歌頌了殖民化進程的光輝使命，包括農業、教育、衛生，讚揚了那些響應法國號召、與法國並肩抗敵的土著民，同時還為法國對於土著民的政治立場正名，解釋說之所以沒有賦予他們選舉權，是因為「選舉權的授予要求心靈與精神的正直廉潔，而這一點要有文化和智力才能行得通」。

正如克洛德·魯瓦所言，聖日耳曼德普雷已不再是「40年代的村莊，一座方正的鐘樓掩映下的小鎮，巷弄里回蕩著手藝人的工具聲，小市民們操著各種零散職業」，不再是杜拉斯深愛的那副模樣，而是變成了各種雜亂無章乃至虛無縹緲的活動的舞台，容納著林林總總的派系、俱樂部、相互對立的亂黨、友愛團體，形成了一種狂熱的浪漫主義氛圍，其中既有青年，也有前輩——比如安托南·阿爾托、安德烈·布勒東、雷蒙·格諾、馬丁·杜·加爾——一股創作的熱情充斥于咖啡廳、工作室、出版社與雜誌社，包括《現代》雜誌、《精神》雜誌、瑟伊出版社、伽利瑪出版社，等等。

他的組織——「戰犯與流放犯國民運動」——甚至打入了德軍的軍營，一些頭等情報就這樣從德軍那兒來到了他的手中。根據雅克·博梅爾1943年的描述，還有菲利普·德夏爾特的描述，密特朗是一個「黑暗但有效率」，「極為浪漫」的人。他的品格註定會吸引杜拉斯，因為她所痴迷的，是那些超凡脫俗的人，是那些對命運滿懷自信而且和她一樣有野性、不妥協、兇狠的人。

密特朗為昂泰爾姆的歸途提供了方便，他讓人給馬斯科羅及其朋友博尚辦理了通行證。兩人結伴而行，跨過一道道路障，把車開得飛快，開車的只有博尚一人。他們的旅途就像一次歷險，為的是拯救昂泰爾姆，不但要救活他的性命，更要帶他脫離苦海，把他定格在嶄新而蔚藍的日子里。到了達豪，他們看到的是一排排屍體、死者與病患，所有人冷漠而迷茫，不知道自己是怎樣幸免於難的，也不了解自己處在什麼狀態之下，像傻了一樣。沿著牆，除了人還是人，裹在床單里，像碼得整整齊齊的柴火一樣，還有奇特的死亡氣息，那是麻風病的味道，是災難的味道，杜拉斯以前曾對他們講述過。突然，好像有一聲呻|吟，一聲難以覺察的呼吸，不像是一句話或一句口吃，而像是一陣微風，像一隻昆蟲飛了過去，那是一聲嗚咽般的呼喚。馬斯科羅為人持重，總是遺忘很多，具有一種明智的謙遜，他在《關於一次回憶的嘗試》中講述了這個時刻。他幾乎什麼也沒說，而這正是他的力量。他用了一些簡短的詞語，一些非常簡單的詞語，用它們去述說，使情感在其中流淌，讓意識在其中得到鞏固。他們逃了，像逃犯一樣離開了集中營，儘管他們持有通行證。昂泰爾姆處在獲救的驚恐之中，他將永遠記得這個已銘記在腦海里的時刻，但回去后他幾乎從未說起，而是把它埋藏了起來，很久后才寫進了《人類》一書。

正是在這樣的深淵里，她的人生才能得到詮釋，她的作品才能很好地得到理解。重要的，不是一件件事實的本身，而是它們留下的痕迹，是那些追溯時間的亂流、有時出人意料的印記。對此，她所能說的，只有她的摸索和猶豫不決的尋覓，她的書也正是在這些脆弱的證據中寫成。

在這些不是為她而設的地方，她同樣感到愜意。她心中懷有暴力，她不知生在何處，她是個異鄉人，與接待她的女人們一樣，比如貝蒂·費爾南德茲，比如瑪麗-克羅德·卡朋特。

此時，大哥和他的「統治」已是橫行無阻，而戰爭也已全面爆發，席捲全球。往日，小哥哥雖然放逐在外，但仍暫時把她從大哥那個「流九九藏書氓」的手下救了出來。此時，她覺得大哥四處遊盪，無孔不入，意識里，屋子裡，大街上，走廊里，書信里，母親心裏，覺得他在享受他肆無忌憚地施加在她和他們身上的權力。

加入法國共產黨成了一個謎，似乎她只有這一條路可走。因為，用埃德加·莫蘭的話說，「接受德國的霸權，不僅是『接受現實』，也是支持納粹主義」。

「她是正義，而150年來，這片土地上已無正義。」

從此，一部令人眩暈的作品拉開了序幕。《厚顏無恥的人》像是莫里亞克筆下的世界，《平靜的生活》中仍留有它的痕迹，而隨著她嶄露頭角，那些痕迹或許將消失不見。從此，她置身於危險和不安之中，過上了遊牧般的生活。她成了猶太人。

不過，在巴黎，人們已開始得知真相。杜拉斯也了解到了一些情況。真相太恐怖了，她幾乎難以相信。只有照片、證據和親歷者講述的事實，才能讓人死心，才能說明真相。她開始做噩夢。她堅持住，憑著在黨組織里的狂熱活動，憑著抵抗陣營的地下活動，以及她心中的怒火。至於昂泰爾姆，他等待著黑夜的降臨，以便墜入死沉的睡眠。有時，探照燈的光芒從瞭望台上噴射而出，穿過集中營的窗口，在雪地里灑下時斷時續的光。警犬與德國士兵的腳步聲變得低沉，厚重。

無論是內心裡，還是肉體上，她應該都沒有從童年的那片土地——印度支那——得到慰藉。否則，該怎麼理解伽利瑪出版社1940年5月3日出版的那本晦澀的書——書名是《法蘭西帝國》，署名是瑪格麗特·多納迪厄與菲利普·羅克——一般不收入她的作品目錄？它難道不是向「父親」喊出的最後一聲呼喚嗎，難道不是對被她否定的姓氏的最後一次妥協嗎？是啊，該怎麼解釋這首頌揚「祖國母親」、「甜蜜的法國」、殖民的榮耀、「法國善良與智慧的寶庫」的讚歌，該怎麼解釋她對喬治·芒代爾、托馬·羅貝爾·比戈、夏爾·芒甘上校以及於貝爾·利奧泰、約瑟夫·若弗爾、約瑟夫·加列尼等諸位元帥的致敬，這難道不是在「父親」被埋葬前對他的最終寬恕嗎，不是欠「父親」的最後一筆債嗎，不是一種個人想要得到認可的慾望嗎——這慾望無法磨滅，儘管她內心最深處覺得不齒？

與此同時，她應當也感覺到了背叛者們面臨的深淵。在他們身上，她覺察到了恐懼和巨大的疲憊，這與他們的活力以及暗地裡的愜意截然相反，此外另有一種恐懼，不是對垂死或殉難的恐懼，而是活命的慾望所導致的恐懼。在聖伯夫居住過的這棟小樓里，兩個世界正在相互抵抗：一句話，戰爭集中到了兩層樓中。杜拉斯的家裡有人類的愛，有生命的力量，而其他人的家裡卻是「對自我的仇恨，以及由此導致的對人的仇恨」，用薩特的話說。

從此，關於塔內蘭一家人的故事，關於那幾個「厚顏無恥的人」以及他們的家庭衝突，她再也不想知道什麼。她已意識到自己身在戰爭之中，是戰爭讓她認識到，自己曾埋藏起來的一些東西此時突然復現：對人們的愛，他們身不由己，被捲入戰爭這個巨大的旋渦之中，被摧毀、囚禁、謀殺；對暫時是勝利者的領導人的違抗與否定，他們耀武揚威，下流無恥。

正如馬斯科羅所言，她致力實現的目標是讓馬斯科羅與昂泰爾姆之間結下「友誼的成果」。為此，她為他倆的相見提供便利，甚至抽身離去，好讓他倆獨處。無論是1946年杜拉斯與昂泰爾姆離婚，還是1957年她與馬斯科羅分開，無論是昂泰爾姆的死，還是她與揚·安德烈亞閉門索居，他倆都沒有受到影響，始終情投意合。

不過，冒險在德佔期的1943年出版小說，她是否太心急了？雖然她的政治決心尚不完全堅定，但她已鐵了心要寫作，要成為一名作家。也許，正是由於這一點，她才差點走上與法西斯德國合作的道路，而且從不覺得那是一樁恥辱，當時很多作家和藝術家也是如此，從薩特到畢加索，從莫里亞克到加繆，甚至包括密特朗。不久后，她將親眼見證敵人的殘忍，昂泰爾姆將被捕入獄，由此催生無盡的痛苦，相形之下，此時的她還沒有完全意識到恥辱，直到後來才從文學中得到啟發。她同意《厚顏無恥的人》在被德軍佔領的巴黎出版，但她並不孤獨，還有紀德、薩特和波伏瓦，乃至讓·波朗、弗朗索瓦·莫里亞克、保羅·艾呂雅和路易·阿拉貢。對於剛發表一部真正的處|女作的杜拉斯而言，她需要得到認可，對此有著強烈的願望。她暫未鑽進地窖、枯井或地下，過上暗無天日的地下生活，也暫未體驗到殺敵和戰勝德國人的那種將要佔據她內心的怒火。她還沒有經歷這一切，只感覺到寫作在她心中的震顫，以及從中逃逸出來的或明或暗的閃光。

她怎能承認她對「民兵泰爾」的慾望？怎能大聲讚美她對復讎的慾望？在城市之外，在狹小而陰暗的寫作空間里，她悄悄地跨過禁區，跨過集體的語言以及簡化的教條。

她心中充滿這樣的力量，正是這力量給了她所有的勇氣。她交往的是德國人的一個同夥，是「野蠻人、狼、罪犯，特別是罪惡的神經病」中的一員，她知道他對他們俯首帖耳，唯命是從，她也知道自己只要稍有不慎，不小心說漏一個字，就會被他揭發，遭到逮捕，但她仍然冷冷地且極為清醒地導演著這一齣戲，矢志不移，戰鬥在像命運一樣躲不過的鐵臂之下。

杜拉斯的身體成了痛苦的身體、憤怒的身體、遠古的身體，站在災難的頂端，因「觸不可及的」宿命的壓力而沉重！此時，她必須重新學習如何生活，因為昂泰爾姆已洗脫冤屈，獲得新生，因為她確信，她未來的作品就是她一直承載著的語言，就是塵封于痛苦的符號，就是野蠻而從未停歇的回聲。

她使他們進入女性的領地，熟悉她們的舉止和習慣，進入她們被男人用暴力逼進其中的森林，總之就是馬斯科羅所說的「女性狀態」（féminie），也即女性所獨有的一種對事物和客觀世界的理解。她接受了他們倆，讓他們進入她的女性領域，那是一個所有男人一般都會被排斥出去的領域，是女人的知性，是她們心中「無處不在的、來自世界底層的」痛苦的歌謠。此時，她對女權主義的介入尚未公開，她的寫作才華也尚未定論，仍然被一些明顯的影響而左右，但她已知道，女人「比男人更容易違犯各種法則」，她們能夠進入沉默、瘋狂、孩童的無知以及任何男人都永遠無法進入的天真無邪等狀態。在建立這一三角戀的過程中，她把自己變成了編劇，引導著它的走向，賦予它新的推動力，為的是讓另一種愛情觀念得以流傳，使另一種力量得以形成。

從此，寫作成了一種僭越，承載著模糊的慾望、不當的言行舉止以及一切可能之事，不遵守任何法則，不遵守萬物之法。她的心中守護著一種無法言表的東西，對於成員的招募、精心籌備的言說與各種思想流派，她時刻保持著警惕。她已經感覺到，她想要在暴風驟雨中，在大海無法預料、時而平靜時而大浪滔天的運動中，在靈魂被迫前進的那種顛簸中，對她的書進行構思。

她從未想象過，小哥哥的身體便是她自己的身體，他死了，她也將死去。她像是得了一種癆病，一邊吟唱著死亡，一邊迷失了自己。這世界仍可為繼，而她卻已香消玉殞，駕鶴西遊，「他把我拉到他身旁，我死了」。

由於戰爭的煩惱及其在一段時間后造成的漠然情緒，她可能已經構想出了這種「奇特的」愛情，並且使人習慣於戰爭及其一貫的暴力，習慣於衝鋒槍的掃射、炮彈的轟炸，以及它在夜間掉進遍地硝石的地窖。「在這種煩惱中，」她說，「女人們站在百葉窗後頭，看著行走在廣場上的敵兵。此時，冒險僅限於愛國，而另一種冒險則應該被扼殺。看，沒關係。對於視線，人們束手無策。」

這起恐怖事件以各種文字的形式登上了各大報刊的頭版大標題。據說共有20萬日本人死亡。她說：「那天，我哭了。那是一起個人事件。沒有什麼與它一樣暴力，一樣恐怖。剎那間，人們以一種集體的方式感覺到了某種極點。」痛苦又一次沉澱了下來，沉澱在無聲的記憶里，就像馬桶里的水漬。在遺忘中，在日與夜的重複中，在慾望的新舊更替中，在愛的憂傷長河中，這種痛苦大部分將溶化掉，蒸發掉。

在這場殊死鬥爭中，她暫時還不知道誰是劊子手，誰是被害者，但她沒有懈怠，一直窺視著拉比耶。

「厚顏無恥的人」，其實她自己也是，因為她宣布不再姓多納迪厄。那是先父的姓氏，她幾乎不認識他，同時也是他憑自己的姓名留給子女們的一筆不由自主且命中注定的遺產。與此同時，他迫使她和小哥哥走上了流放之路，將他們二人置於母親之手，而母親卻一心撲在長子身上，無視二人的存在，對他們迫切需要的愛示以拒絕。

她將永遠無法從羅貝爾·昂泰爾姆的經歷中恢復過來。她未來的精力，她在工作與應對挑戰上的巨大付出，或許正是因為羅貝爾·昂泰爾姆。她作品中的那些沉默，那些張開的洞口，那些文字有時突然無法逾越、致使攤開的頁面變得令人眩暈的懸崖峭壁，還有那些深坑與溝壑，或許也是因為羅貝爾·昂泰爾姆。因為集中營，因為集中營的沉靜，因為集中營周圍森林里的寒夜；因為他妹妹瑪麗-露易絲·昂泰爾姆雙腳凍僵，死於德國；因為昂泰爾姆，因為他遭受虐待的記憶——他將永遠記得那些虐待，即便是多年後，當他非常低調地在伽利瑪出版社工作，翻譯或改編別人寫的文章，對昔日的地獄三緘其口，同時努力去撫慰和勸解杜拉斯，平息她那狂野的暴力，他也仍然記得那些虐待。

更糟糕的是，她已經能夠理解她日後在《廣島之戀》中所說的「靈魂的混亂無序」（désordres de l'âme），而這種混亂無序會使一個女人能夠「除了愛情沒有別的祖國」，連自己都「被剝奪了」，以至於像來自納韋爾的女主人公那樣，愛上敵人。

雖說時值敵占期，而且政見相左，但杜拉斯仍然與費爾南德茲保持著來往，是他為她找的那間公寓，而他們之所以對彼此的活動視而不見，是因為一種心照不宣的沉默把他們聯繫在一起。有時，杜拉斯甚至登門拜訪費爾南德茲一家，她還是喜歡置身於風險的邊緣，置身於致命的鬥爭之中。在法西斯分子、通敵派人士以及致命的敵人當中，她身量瘦小、形單影隻，但卻狂野、有力，相信自己，也相信自己的威信。

1944年8月，解放前夕的巴黎遍布著一種火熱的騷動，同時也陷入了各種謠言和危機。在《我在佔領期的日記》一書中，讓·加爾捷-布瓦西埃講述了當時城市裡的歡欣、困惑、「騷亂的湍流，以及市集日般的嬉鬧」。

在聖日耳曼德普雷區四周，往日一派活躍的社區活動此時全都歸攏到了咖啡廳里，那是「唯一一個人們能夠吃喝、會友和工作的地方」。「弗洛爾」和「德馬戈」等咖啡廳人流不斷，在那兒能碰到薩特、波伏瓦、阿瑟·阿達莫夫、阿爾及利亞鄉愁歌手馬塞爾·穆魯吉，或是雅克·歐迪貝爾提。有的人已決定離開首都，比如薩特和波伏瓦，但他倆後來還是回來了，因為知識分子無論身在何處，危險總是形影不離。聖日耳曼德普雷區成了一個奇怪的村落，村裡，通敵派與抵抗派比鄰而居，一樣忙忙碌碌；伽利瑪出版社也不例外，當德里厄·拉羅歇爾的朋友們校正最新一期《新法蘭西雜誌》之時，讓·波朗的小辦公室里就像多米尼克·奧利說的那樣，「總是人滿為患，擠得跟鯡魚一樣」。艾呂雅，還有「全國作家委員會」的成員們，爬樓時都低著身子，擔心在走廊里撞見德里厄。

她走進了悲劇，但暫時還不明就裡。身為女性，這一身份給了她一種光芒，一種加劇了的暴力，一種似乎永不平息的精力。正因為是女性，她才敢於持之以恆地去挑戰，去冒險。每一天，她都活在一種不安全的狀態下。她滿腔浪漫，這個詞所包含的，既有安提戈涅的厚顏無恥，也有敢於說不的憤怒的力量。她開始學習。給了她這種力量的，既是昂泰爾姆——儘管他不在她身旁——也是住在她內心最深處的母親，是母親的遺傳，是她的堅忍不拔和始終伴隨著她的瘋癲。她入了黨，而黨組織也是一道堤壩，抵擋著另一種麻風病，另一種鼠疫。

她是否真的知道集中營之大？對於系統地消滅猶太種族，對於殺戮與清除一個民族時的智慧，她是否心知肚明？她有沒有想象過火車開往拉文斯布呂克、達豪、特雷布林卡等地的旅途，想象過那些無動於衷地把火車從歐洲各大車站輸送到煤氣室的鐵軌？

他反對戴高樂：「他是個活躍的軍官，」她在《痛苦》中寫道，「三個月後，在我周圍，人們控訴他，排斥他，永無休止。我們女人們還仇恨他。」

在這個悲劇的世界里，正是在這些炭爐里（裡頭有火熱的生命，不斷被死亡塑造著），杜拉斯造就了她的寫作。

抵抗派的地下活動更頻繁了，他們在暗中交換文件、書稿與傳單，與通敵派的高傲形成了鮮明反差。與這種鼴鼠般的生活交替進行的，是那些極富超現實主義的節慶日，就好像想要藉助這種方式來挑釁侵略者，以舒緩內心的恐懼、憤怒與羞恥，平息四處流動的謀殺本能。萊里斯一家經常接待畫家與作家，畢加索、加繆、薩特、讓-路易·巴洛、雅克·拉康、喬治·巴塔耶整夜整夜地在那裡排演戲劇、喝酒，在狂亂中等待著，波伏瓦則在她的回憶錄里詳細描繪著宵禁結束后的拂曉時光。

在這樣一個極端的時代里，在千奇百怪的野蠻暴行中，杜拉斯依然愛著巴黎。那裡，聖母院的鐘聲在空中飄揚，與民兵連發的子彈聲遙相呼應；夜間，在警報的嘶鳴中，防空部隊的信號彈穿過天宇。正是在這個極限時刻，當所有一切熊熊燃燒，好像只有經歷這些烈火、狂怒與災難才能獲得新生，她感覺到自己似乎「被召喚了」。

糟糕的是，這個城市裡發生的一切，以及它所遭遇的特殊處境，還有它的不正常狀態，全都像磁鐵一樣吸引著她。比如，她在《八〇年夏》中說過，戰爭的聲音宛如大海和風的聲音，而隊伍就像海浪一樣，發出同樣的埋怨。該如何躲過它們殘忍的誘惑？

她是否與菲利普·羅克一樣，去過維希？這個問題一直迷影重重，而未來的杜拉斯對那個紛亂的時期也是三緘其口。只有一個傳記作家，讓·瓦里耶，曾於2006年在《副領事》的手稿中發現一份資料，或許能夠證明她去過維希。在這份資料中，談及主人公（亦為殖民部職員）經歷的磨難時，她寫道：「選擇這家溫泉療養院對某些人有利，但我對它沒有任何需求。比起在巴黎時，我更煩悶。這兒缺少本土生活。所有人都在利用溫泉，除了政府，它是支持侵略者的。我常常大喊：哦，四季，哦，城堡，何處是我的林蔭大道！」

於是，1939年秋天，瑪格麗特獨自一人待在巴黎。昂泰爾姆身在東部前線，時時給她寄來一些照片，照片上，他和戰友們在一起，一副信心十足的模樣。巴黎的日子比以前拮据，所有人都準備過一個艱苦的冬天，但沒人相信會戰敗。瑪格麗特住在巴黎15區聖費麗西黛街一間小公寓里，整日忙於撰寫一部關於殖民帝國的宣傳作品，那是喬治·芒代爾交給她以及她的朋友兼情人菲利普·羅克的任務，期間菲利普·羅克成了殖民部主管聯絡媒體的負責人。

1945年8月。她陪著昂泰爾姆，住在薩瓦省一家流放犯休養院里。昂泰爾姆仍未複原。他沉默寡言，心不在焉，似乎永遠也不可能完成治療，以至於難以與人相處，難以開口說話，彷彿突然被隔斷在與人交談之外，他的眼神突然變得迷離，搖曳不定，去了很遠的地方。

杜拉斯始終愛著這條街道，它「長四百米」，街邊的商家主要來自魯埃格，他們都已決定留下來，定居在城裡這個封閉的小生活圈裡，生活在高大的教堂灑下的影子里。她喜歡跟他們聊天，比如亞美尼亞的理髮師、3號樓里的舊貨商、養老院里的老嫗，等等。她欣賞他們的安定，欣賞他們那副在這兒住了很久的模樣，那樣子教人安心。她覺得這個街區是無法入侵的，像是一座抵禦著侵略者、投機商和有錢人的堤壩。

關於家庭，她將在《情人》里加以訴說，在訪談中也有提及，但強度和力度都不如《情人》，就好像時間將使痛苦變得成熟。書中，她試圖故意暴露一些被埋藏的地帶，羞恥心、詞語、句子隨之噴涌而出，一發不可收拾。引導著她的，是一些相互對立的事件，她讓痛苦憑空出現，她嚮往著深淵，嚮往著迷失在黑暗之中。小哥哥的死啟動了她心中某種被她忽視的東西，比她自己孩子的死更有力，使她覺得上帝好像許下了一個虛假的諾言，犯下了一樁卑鄙的醜聞，涉及的是他，是小哥哥那脆弱的身體，是他那溫柔而平滑的皮膚，就像中國情人為她沖澡時所用的缸里的水，在她自己的皮膚上滑過。

此時的杜拉斯怎麼樣了？相比「德馬戈」咖啡廳，她更喜歡光顧「波拿巴特」咖啡廳，因為那裡的氣氛更自由，更寬鬆，不那麼時尚，因而也不那麼趨同。她也去「小聖伯努瓦」，一家主營家常菜的特色餐廳，周圍所有藝術家與創作者全都聚在那兒，形成了一種友愛的親密氛圍，這種氛圍更適合她。

此時的她已成為這樣一個人，拒絕事物和他人的一成不變、缺少活動性和含糊性，因為她相信，只有在人生永恆的運動中，只有在使人生變得無法捉摸、令人困惑的各種悖論中，真理才有可能浮出水面。她在出版界的工作，《厚顏無恥的人》面世后引起的最初的反響，人們對一個特殊的新聲音已橫空出世而且從此必須加以重視的堅信，還有她的人格魅力，這一切使她很快就變得「時髦」起來。從1943年開始，在特洛卡德羅周邊上流街區的高級宴會上，在貴婦們（或曾為貴婦但此時仍舉辦沙龍的人）家中，人們都能看到她的身影，看到她和德里厄·拉羅歇爾與費爾南德茲夫婦在一起，聊巴爾扎克，聊馬拉美，聊的總是文學。天氣晴好時，大家便在露天平台上進午餐，屋裡煙氣太濃時便在露天平台上透透氣，從那裡可以看到燈火黯淡的巴黎，河水波光粼粼、呈微藍色的塞納河，看到昏黃的車頭燈掃過空空如也的怪異街道。

她對寫作的確信，無異於基督教里那些神秘人物的信仰，他們從最初就懷抱著一種令人畏懼的執著，下定決心獻身上帝。她有沒有意識到人生的艱辛，她此時有沒有想象到她將一心撲在繁重的寫作上？不久后，談到安娜-瑪麗·斯特萊特，她說，她自己也「因為這世上所不能容忍之事而在內心裡飽受痛苦」。寫作，就是把自己溶解到作品之中，熔化到書本的模型之中，就是用自己的痛苦對書進行耕耘，並且在心中放棄自己，把自己像來到世間那樣拱手獻出，既不關注自我，也不傾聽內心裡有時甚至相互矛盾的喧囂，同時要讓她，杜拉斯，看到的和反射出來的東西在她的記憶和遺忘中發出回聲。「只有我一直不存在，它（書）才能切實存在。」她說。從此，日常生活里的小事，還有那些不如寫作重要的行為，都已消除殆盡，重要的只有安靜，它就像一口口黑暗而幽深的井，她必須把這安靜延長，以便聽見它的振動。弗朗茲·卡夫卡，安德烈·紀德，司湯達，她閱讀他們的作品，彷彿讀的是時間，她被帶進了陰暗的深淵，她想把這深淵照亮。hｔtｐｓ://reａｄ•９９csｗ•com

很快，他的組織就發展壯大，抵抗陣營的各位領導人先後與他建立起了密切聯繫。1943年起，化名「莫爾朗」的密特朗傳遞了一些至關重要的情報，正如皮埃爾-吉蘭·德·貝努維爾所強調的，「得益於戰犯，我們得知了一些關於國外最新情況的信息，那些信息有時具有決定意義」。

她的這一面完全遊離于「與共產黨的噁心的親近」（她在1985年這麼說道）之外。雖然仍在黨內，但她正在不知不覺中揮手告別。寫作與教條格格不入，在語言的有限領域里，她甚至沒有發覺自己正在逃離共產黨，就好像她只能活在需要埋藏的秘密之間，活在容納著慾望、不幸與痛苦的幽暗的柜子里。

某種深層次抒情的東西徐徐展開，但這首抒情詩不受世紀初那些作家的抒情詩所拘束，而是奮力尋找自己的道路，唱出一首已帶有個人色彩的歌謠，憑著那些揮之不去的音符，憑著那些振聾發聵的事物的存在。

她總是經歷著這樣的極端處境，尋找著人們走投無路、落入某些神秘力量之手的極限時刻。她恨拉比耶，鄙視他，同時又想知道他是怎樣工作的，想知道「民兵」這種極品賣國賊是怎樣運作的。對於拉比耶，她不作判定，而是探索他的靈魂與他的行為，試圖看透推動他的所有動力，而每當此時，她便覺得自己是個最名副其實的作家。日後，她將把拉比耶的故事寫下來，但她知道，她不能局限於陳述事實。在他身上，有一些黑暗之處有待理解，有一些秘密的關鍵點有待把握。1944至1945年冬，她將走上法庭，對他的行為作出一些澄清——他曾救過兩名猶太女子，並安排她們去了自由區——而遇到的卻是檢察長的敵意，因為她把一件表面上清楚明了的案子弄複雜了，由此激怒了法庭。她就這樣活在永無休止的辯證中，活在愛與恨中，活在正義的最尖銳的意義中，活在對另一個叛國者——她稱他為「民兵泰爾」——的誘惑中，活在她的殘忍中並用它把泰爾送進了監獄，活在對人類的最樸實的同情中。

然而，戰爭的來臨、德軍的侵略和生活的艱難並沒有使她與任何特定的政治活動搭上關係，儘管她是一個叛逆的人，就像迪尤尼斯·馬斯科羅後來解釋過的那樣，她的心中有「一種不屈和抗爭的精神」。

夜裡，在聖日耳曼德普雷區那間公寓里，她心生懼意，直打哆嗦，感覺到一種巨大的孤獨，不是她自己的孤獨，而是全人類的孤獨，是人類的境遇與荒誕，跟《噁心》里羅岡丹的經歷一樣。有時候，她也能懂得西西弗的歡樂，那是一種像大海一樣漫天的歡樂，是一陣陣幸福的氣息，是凌空而起的熱情，就像巴黎解放后整個城市的歡樂，儘管昂泰爾姆不在身旁，但她依然可以感受到：鐘聲的轟鳴從教堂里升起，像是敲響了一個新的時代，替城市洗去所有黑暗，洗去民兵的陰影，洗去街上橫行的黨衛軍的汽車，洗凈為了防空而抹成深藍色的窗玻璃。

「不，我們做不了什麼，」她說，只能去鬥爭，在這個由戰敗者和流放者組成的博愛的團體里無私忘我，向佔領者發起挑戰，變成鼴鼠，在地下對敵作戰，學會新的鬥爭技巧，用熱情的歌唱去抵抗夜間長筒靴所獨有的嘈雜聲，使人與人之間更為緊密團結，融為一體，重新相愛。

從此，肉體的痛苦拉開了序幕。從此，杜拉斯變成了一個猶太人。所謂猶太人，說的是她也遭到了排斥；所謂猶太人，說的是她也被牽涉其中。其實，當她還是個小姑娘，在西貢，在中國情人的懷抱里，在茂密的叢林里，她就已經是一個猶太人，而她之所以是猶太人，是因為她像沙灣拿吉那個小乞丐一樣，從一開始就在逃亡，在流浪。

為了減輕恐懼，緩解胸中一直在流竄的狂熱，杜拉斯四處奔忙，想要得知實情。這個時期，她瘦削，蒼白，「乾癟得像一塊石頭」，她說。一種瘋狂的、絕望的精力駐守在她身上。不過，痛苦與活力循環交替，麻痹了一切，也使她幾乎忘了一切，忘了危險，忘了愛。

在巴黎，秋後算賬的時候到了。此時，就像在古典悲劇里那樣，又到了付出代價的時候了。她就像一個清潔派教徒，懷著對自己的信仰，懷著對自己的邏輯與純潔的信仰，懷著習慣性的固執，開始了屬於她自己的戰爭。在聖伯努瓦街，集中營的幽靈仍在四處遊盪，國讎家恨有待報復，人們痛打通敵派，揭穿他們的懦弱以及出賣猶太人與千千萬萬個羅貝爾·昂泰爾姆的罪行，而她則從內心深處朝人們發出一聲強有力的呼喊：「這還不夠！」一種可怕的東西在她心中啟動了，她想讓那些通敵分子們開口招供，他們必須開口，承認自己的恥辱與錯誤。在被遺棄在諾夫勒堡的那兩本筆記本里——後來分別成了《痛苦》與《戰爭筆記》——她已成為一個與自己、與自己的自我相割裂的人，不再以「我」自稱，而是稱自己為「她」。從此，她成了國家正義的化身：「她還小，無欲無求，她很冷靜，卻感覺到心中有一股冷靜的怒火……」

瑪格麗特的回信同樣激|情洋溢：「你還活著。你還活著嗎？我都不知道我是怎麼清醒過來的。我在地獄里待了多久？……天晴了。和平到來了。你還活著。羅貝爾，這一天多麼美好啊！你是我的生命。我所驕傲的是，我想我會因為你的死而死去。也許你永遠不會懂，永遠。」

在解放后的巴黎，「年方二十或二十五，」波伏瓦寫道，「意味著更廣闊的機遇，所有道路都是開放的。」整個城市裡充斥著一股熱情，杜拉斯與她的朋友們也參与其中，大家決心「為無辜者報仇」，保羅·艾呂雅在《法國文學》雜誌上這樣呼籲道。清洗政策並未將所有知識分子招至麾下，其中最狂熱的支持者當數「全國作家委員會」的成員，以及阿貝爾·加繆領導的《戰鬥報》。他們要做的，是為受害者報仇雪恨，而不是像波朗或莫里亞克等人那樣，傾向於「寬恕與忘卻」。

此時，只有寂靜，黑暗，懷疑。「他沒理由會回來。他可能會回來。」

對於杜拉斯及其親友而言，他們的「猶太情結」正是始於這一時期。早在1968年的口號「我們都是德國的猶太人」之前，他們就已認同猶太人的身份，在他們眼中，這一身份認同已變得無法避開。是啊，杜拉斯的確是一個猶太人，一個與所有死於大屠殺計劃的猶太人無異的猶太人，一個類似於她未來的主人公奧蕾莉婭·斯坦納（Aurélia Steiner）的猶太人，一個類似於所有「煤氣中毒者」——「有些詞真是難以說出口」——的猶太人。猶太人，說的是猶太人民遭遇的有預謀、有計劃的清除，更進一步，說的是排斥，是總是被否定的他者，說的是窮人、被流放的人、被剝削的人、瘋子、作家、被詛咒的人。

這種持續不斷的、令人悲痛的搖擺一直在她心中，使她感到痛苦，把她從一個地方搖晃到另一個地方，而她將從中尋找一種可怕的力量，把這力量藏在心裏，靠著它繼續前行。

「我覺得，」她說，「人們無法意識到我們的生活是怎樣的。我們不能去朋友家，不能再那麼做，而必須打電話，或是在外頭那些不會引起猜疑的地方見面，為了談個三言兩語，需要幾個小時。」

這是一種緩慢的消逝，是一種蠶食，但人們已然習以為常，像是沿襲了一種自古以來的習慣看著所有一切遠去和消失。不過，此時的她只覺得這條街具有不常見的優雅，像是一座小島，不遠處有一條河緊隨其後，使整個城市顯得宏偉而凄美。

侵略者的無恥行徑令她痴迷——她自認為還不是一個「猶太人」，用馬斯科羅的話說，她享受這種「那些本質上沒有受到威脅的人所享受的相對的安全感」。

杜拉斯正是用這些人生碎片來打造她未來的作品。小哥哥雖然本質上弱不禁風，但仍然不失強健，足以掌控他的人生，足以擁有工作和愛情，可他卻升華了，只殘留在她的思緒和記憶中。孩提時天真的遊戲，遊戲里她冒險闖進叢林的邊緣，這一切將被她編成一個愛的故事，一直緊跟著她，直到她人生最後的時光，直到《來自中國北方的情人》，到那時，小哥哥將去而復返，成為一個天使般的傳奇英雄，「一次顯靈」，一個消失了的天堂的標誌和證據。

4月份的痛苦再次給了她寫作的力量。不過，不是為了出版，而是為了留下見證，把見證記在她那些秘密的藍色筆記本里。那些筆記本後來被她丟棄了，連同一些文檔遺落在諾夫勒堡那所房子里，任由潮濕和雨水侵蝕，經受著時光的消磨。

在物資匱乏的巴黎，她住的居民區比往日更無拘無束。閑來無事時，她便散散步，在食品店門口排排隊。她喜歡跟小人物打交道，混跡于群眾之間跟他們聊天。一切都是她的食糧。她的記憶力堪比普魯斯特，能記住各種小事和別緻的場景，這些將成為她作品的調味料，比如《平靜的生活》《昂代斯瑪先生的午後》《廣場》《水與森林》……她從不在已被公然侵佔的城區逗留，而是更喜歡居民區簡單且總是歡快的生活，儘管面臨著諸般考驗。

關於從集中營里逃出來的人，每天都會有一些新的消息。在那些悲愴的逃犯中，會不會有昂泰爾姆？4月4日，繼而12日，她得知了一些有關他的下落的消息，然後又沒了線索。弗朗索瓦·密特朗，也即當年抵抗組織里的「莫爾朗」，如今成了新任副國務秘書，主管難民、囚犯與流放犯事務，他答應幫助杜拉斯與馬斯科羅完成這項難以成功的尋人工作。「黑夜號輪船」在巨浪滔天的大海上繼續前進，沒有船長。有時，馬斯科羅會去彈一彈鋼琴，就像是為了打破漫長的等待與痛苦。他一直如此，每當想要與俗世重新和諧相處，與它以及那些最隱秘、最遙遠的力量達成妥協，他就會把鋼琴奏響。聖日耳曼德普雷的公寓里傳出了奏鳴曲的聲音，還有巴赫、勃拉姆斯的流暢的變奏曲，樂聲如泣如訴，宛如洋流一般。

1976年，《巫婆》雜誌以「食物」為主題出了一期專刊。其中，杜拉斯又一次習慣性地描寫了把布料織了又毀、毀了又織的珀涅羅珀，並由此回到自己的故事，回到自己的關鍵歲月，也即與小哥哥一起在「高大的芒果樹」之間度過的那些狂野的時光，她甚至寫道：「我們的母親是怎樣的？黃皮膚的她那麼瘦削，陽光無視她的存在，她，我們，猶太人，這怎麼可能？」

正是在這個歷史時刻，她突然發生了轉變，退到了邊緣地帶，踏上了歷險之路。

不經意間，杜拉斯的手變成了「流動式」的，她的文風在痛苦的作用下，仿照著她的呼吸，找到了不規則的往返之道，並由於她的鬥爭以及死亡的突現而混亂無序。

她變得無比頑強，對於戰爭的黑夜，她想要知道所有一切，徹底地發現所有一切。她想要找到昂泰爾姆，不讓他消失，把他帶回來，和自己在一起，和她同樣愛著的馬斯科羅在一起。她要給昂泰爾姆新生。

一連數月，關於丈夫羅貝爾·昂泰爾姆，她一無所知，除了噩夢中的情景。那噩夢有時就像洞口，像溝壑，絆住她的腳步，把她帶到被人遺忘的集中營，帶到那個封閉的地方，那裡的生與死在規定的時間相互重疊，那裡就像另一種她似曾相識的致命的角斗場。

面對多米尼克·阿爾班的驚訝，昂泰爾姆固執己見：

加入法國共產黨，就是與人類一起鬥爭，找回人類的家園，體驗手足情誼的幸福；就是像當時人們所說的那樣，「與那些被扔進火車頭鍋爐的人站在一起」，置身於風險和危難之中，賦予人生以某種意義，為自由的到來做出自己的貢獻，把夢想化為明確的現實；就是冒著被迫害的危險，為了「全世界大革命這一舊觀念」，為了最廣泛的博愛這一國際主義的神話，甘願遭受迫害；就是經歷俄國著名小說中的主人翁所體驗的那種戰慄，利用這一良好時機，充分體驗「介入」這一概念。

《痛苦》是她暗中寫成的一部作品，它就像一部波濤洶湧、充滿仇恨的日記，像一份野蠻粗魯的日報。她在書中揭露了真相，公開宣示了自己作為作家的義務，其中飽含的狂熱與野蠻無論是薩特還是馬爾羅都無法擁有。作為戴高樂的反對者，她揭露了戴高樂將軍貴族式的設想以及他對集中營的沉默，揭露了法國兒女被派往死亡之地的時候祖國的上層理念，也揭露了決定為羅斯福舉行國葬卻沒有或忘了為猶太人默哀。於是，她的心中燃起了一種狂熱，一種冷冷的、粗暴的怒火，使她再一次變得與眾不同，一種謀殺與暴力的衝動佔據了她的內心。

成為小說家之後，她講述過他們三人加入抵抗陣營的經過。1986年，她對共和國總統密特朗說起此事，她的描述方式既非現實主義，也不是正面描寫，而是以一種迂迴的方式，採用平行視角，幾乎像電影一樣。那日，密特朗來到聖伯努瓦街昂泰爾姆、馬斯科羅與杜拉斯的住處，與他們會面。客廳里，壁爐前有一個爐子，「是用舊油桶做的那種，用來處理被揉成一團一團的日常廢紙」。三個男人在一旁交談。「突然，」密特朗開始抽煙，煙氣在屋子裡四處瀰漫，而杜拉斯好像想起了一段已忘卻多年的模糊記憶，她覺察到一種「英國香煙的氣味」。「我喊道：『您怎麼抽的是一支英國香煙！』您說：『哦！對不起……』說完，您拿起您的那盒煙，連同您抽的香煙，把它們全都扔進了火中。緊接著，你們三人就談起了別的事。晚上，我問馬斯科羅，事實是否真如我所想，是倫敦，他說他不知道。關於那支英國香煙的來源，我從未得到解釋。不過，那天晚上，我明白我們已經加入抵抗陣營，木已成舟。」

後來，每當回想起她在他與昂泰爾姆之間建立的關係之時，馬斯科羅總是帶著他特有的靦腆和克制，以及一種畏縮。是不是因為她的小說里一直需要這種三角戀，她此時才將其付諸實踐？她希望昂泰爾姆與馬斯科羅之間產生一種友情，希望消除愛情與友誼之間那些荒謬的界限，將其融入她一手主導的愛情之中。昂泰爾姆愛著她，而她又愛上了馬斯科羅，反過來說也一樣。她愛著他們倆，而他們倆又彼此相愛。這一切，恰如邁克爾·理查德森愛著安娜-瑪麗·斯特萊特，而副領事也愛上了她。她和昂泰爾姆想要躲避孤獨，卻終將陷入其中，所以她想緩解夫妻關係的壓力，構建新的夫妻關係，使「愛情的時間這個奇妙的東西延綿不絕」。

小哥哥的死一下子把杜拉斯送回到她的家庭。對於那個恐怖的家庭，她感覺自己既疏遠，又親近，既恨它，又愛它。

他的妻子瑪格麗特是怎樣體驗這種新生活的？她有沒有掂量丈夫的危險和舉棋不定——因為昂泰爾姆一直表現出一種發自內心的抵抗情緒，自視為一個反法西斯主義者，但與此同時，他也是一個反共產主義者？此刻，對於這種二分法，她還看不到它有什麼障礙，因為她內心堅信，一切都應經歷試驗，所有知識，最高的，最具精神性的，最形而上的，都應親身體驗，然後才能成為談資。她堅信，一切都發生在邊緣處，風險一直都在，揮之不去，它是挑戰的必由之路。她也堅信，自己的丈夫昂泰爾姆即便去過維希，也不應被視為一種背叛，儘管反猶太法已經開始實施。借用戴高樂將軍的話，這個時期充滿了太多的激|情，以至於她從中得出了一些激進的結論。所有一切環環相扣，當比歇於1944年被人槍殺而且沒有得到戰勝者的寬宥時，無論是她，還是昂泰爾姆，都無法認為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混蛋。

她對自己的判斷力確信無疑，為自己的所作所為定下宿命般的目標，她必須這麼做，這也是她對自己的要求。她覺得自己是恐怖與痛苦的責任人，是復讎的負責人。她的心中既有仇恨，又有無情的殘忍，既有與敵人一樣的武器，也有痛苦、愛、盈眶的淚水以及四溢的不幸，她聽不見羅貝爾·昂泰爾姆發出的訊息，來自他心中的訊息：「德國人與我們之間並無不同，都是人類。」每當昂泰爾姆向人們講述他的流放，他總是堅定地說道：無論發生什麼，無論被人變成什麼，痴獃也好，人渣也好，垃圾也好，他們都不可能「變成野獸或樹木」，因為「人類只有一種」。劊子手可以「殺害一個人，卻無法將其變成別的物種」。

對她而言，猶太人就是混血兒，是反抗家庭的人，是不屈不撓的人。她的猶太人特質與她所背負的這道咒語由來已久，並且無數次地復現，把她變成了一樁曠日持久的醜聞，同時以一種別樣的方式恢復了她的作家身份，再次賦予了她如《聖經》般神聖的職責。

要想成為作家，要想在作家之路上前進，就需要有類似這樣的傷口與這樣的哭泣。昂泰爾姆不再說起德國的夜，因為那意味著講述夜晚的寒冷，講述侵蝕著赤|裸的手腳的狡詐的冬天，講述飢餓、骯髒、破爛的囚衣、孤獨、忘卻。他寫了一本書，也即《人類》，這本書或許是在集中營對文學的啟發下唯一一部真正的著作。書中，文字奔涌而出，憑著一種神聖的力量，回顧了無微不至的細節，比如白天里最無聊的時刻、受限制的空虛生活、投向天際的一瞥、落在手中的尿液的溫熱、人類的殘忍。那是所有人的殘忍，包括黨衛軍、囚犯組長以及囚犯們，所有人全都集中在封閉的院內：那裡就像角斗場，也像悲劇里的密室，登台表演的只有生與死，它們為了獲勝而激烈地爭鬥，生是無欲無求的生，死是無欲無求的死；那裡恰如莫里斯·布朗肖所言，只有「沒有自我的自私」；那裡，對生存的執著只是一種「虛無而平淡的需求」。這是一部可怕的書稿，他把它交給了杜拉斯與馬斯科羅，由他們剛剛創辦的一家小出版社出版——這家出版社名為「宇宙城」，社長是杜拉斯和昂泰爾姆。創辦這家出版社之前，他們沒有大規模募集資金，因為杜拉斯得到了一家小印刷廠老闆的資助，而這個老闆本人也是一家出版社的社長，也即尼塞阿出版社，曾在二戰期間出版杜拉斯用另一個筆名寫的一些「火車站小說」。宇宙城出版社的組織結構極為簡單，杜拉斯、昂泰爾姆和馬斯科羅同時承擔了秘書處與編輯部的工作任務。

早在二戰之初，她就已著手她內心的那部家庭小說，那是她的第一部小說，試著補救她的童年、緊張的家庭關係以及年少時的衝突。她開始寫作，既是信守她早在印度支那時就已許下的諾言，同時也是由於煩惱，她承認。「煩惱是一切寫作的基礎。」這部小說，她稱之為《塔內蘭一家》。

多米尼克·阿爾班讀了小說。她跟隨著故事的情節，時不時就會發現莫里亞克或海明威的影子。她肯定，自己正在讀的作品出自一位作家之手。懷著熱情，她把書稿推薦給了福爾-比蓋，也推薦給了普隆出版社的主編莫里斯·布爾代爾。書被採納了，將於1943年出版，書名為《厚顏無恥的人》。「瑪格麗特·杜拉斯誕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