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不去懷疑黨曾許諾的、所有人也都天真地信以為真的新人類？

經調查與廣泛討論，黨組織於1950年3月8日將同一份復函下達給杜拉斯與馬斯科羅：

她心中有一些混雜的、相衝突的力量，這些力量揭開了她內心深處的礦藏。她日後將從中掘取鮮活的小說素材。

此時，他在「流放者、拘禁者、抵抗分子與愛國者聯盟」工作，工作地點是勒魯街10號，那裡是黨的一處據點，和他在一起工作的包括埃德加·莫蘭以及其他幾位同志。

那些夜晚經常持續到很晚，賓客們甚至可以睡在那裡，參与會面的除了馬斯科羅、昂泰爾姆和杜拉斯，還有埃德加·莫蘭、讓-圖森·德桑蒂、若爾熱·桑普蘭、莫里斯·梅洛-龐蒂、克拉拉·馬爾羅、弗朗西斯·蓬熱、西蒙·諾拉、讓·迪維尼奧，巴塔耶與布朗肖也時有現身。在杜拉斯本人的鼓動下，一種破壞性的、激烈的、狂熱的活動使她的公寓變成了一個可疑的和「分裂的」地方；一種言論的自由四處流動，它與黨支部會議上的發言截然不同，儘管他們幾乎全都會去參會。戰後，他們一方面隸屬於共產主義，這種隸屬是全身心的，幾乎是神秘的，另一方面又在思想上顯露出卑劣、小氣、言不由衷、謹言慎行——路易·阿拉貢的思想即為一例，他變成了他們的眾矢之的——因此很快就四分五裂。正如埃德加·莫蘭所言，他們「一方面隸屬於共產黨，另一方面隸屬於左派知識分子」，他們一開始認為這種「雙重隸屬」是一種力量，但這種力量事實上已變成一項罪過。他們原以為在「改變文化政策」，此時卻進入了懷疑的時代：「所有一切都是在離我們很高且很遠的地方決定，不在洛朗·卡薩諾瓦那兒，也不在莫里斯·多列士那兒，而是在那邊，在遼闊的北方。因此，文化政策也變成了一種必須承受的宿命。」

在馬斯科羅的推動下，維托里尼也發表了宣言：

1948年9月，在發表于《共產主義手冊》的一份報告中，卡薩諾瓦舊事重提。此時，相關人等終於明白，他們的存在是不招人待見的。確實，卡薩諾瓦的報告雖然言辭謹慎，但卻充滿威脅，其結語便可見一斑：「幫助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回歸工人階級的意識形態與政治立場，幫助他們全心全意地與無產階級站在一起，這一任務並沒有超出黨組織當前的能力範圍。黨組織將耐心地儘力而為，因為黨組織非常需要他們。」

這一宣言為馬斯科羅及其朋友——莫蘭、杜拉斯、昂泰爾姆——與黨中央之間的信任敲響了喪鐘。他們隨即被指認為「工人階級中不適宜的知識分子」，成了懷疑的對象，說他們製造紛亂並煽動人們偏離黨的路線。

「無論如何，『為達目的便可不擇手段』都不可能是共產主義的原則之一！」

從此，杜拉斯以一種抒情詩和宣示神諭的方式，不停地揭露法國共產黨的盲目與黑暗，包括他們的屠殺，他們的集中營，他們的謊言，他們的征戰，他們對悠悠之口的鉗制。這成了她的訪談以及部分作品的主題，她所吟唱的是她的傷口，是因為被矇騙而產生的憤怒，她的言語是不經權衡的，是野蠻且可怖的，因為她的激|情總是處在突然迸發的狀態。「跟那些人在一起，所有我們能體驗到的，是一堆狗屎，完全是一堆狗屎，只能這麼說。」她在1990年這樣說道。「那些人」，按照她一貫的說法，是一些與世隔絕的人，是一些死了的人，被固定在「封閉的沉默」之中。相反，她想要選擇自己的人生，迎著海浪前進，錯了便退一步，接著再前進，前進得更遠，發怒且哭泣，喝酒且一直醉到極限，放手去愛且一直鑽到愛情的最隱秘之處。可以是在海上前進，但也可以是在沙漠中前進，因為二者全都無邊無際，千變萬化，在強勁的逆風中閃閃發光。

得知自己被開除出黨，像埃德加·莫蘭所說的那樣，被聖日耳曼德普雷區黨支部拿去「獻祭」，她並沒有感到任何苦澀或失望。最多只有憤怒與仇恨，這仇恨將滋長、分泌並催生一種洪亮的反共產主義的呼喊，為她的論辯提供給養，一直到最後。當然，與幾個月後同樣被開除了的埃德加·莫蘭一樣，她一時間也體會到了迷茫的感覺。她曾滿懷希望地加入共產主義者的行列，成為一個大家庭的成員，並天真地以為這個家庭此後將永遠是自己的家，不料卻被剝奪了共產主義者的身份，她怎樣才能為此而感到高興？這像是一種流浪，使她與其他人遠隔萬里，他們全都「處在熱火上，處在火爐中，處在會議中」，怎樣才能接受這種流浪？怎樣才能裝作什麼都聽不見，聽不見性別歧視的辱罵——若爾熱·桑普蘭曾說過這樣一句閑話：「杜拉斯是個盪|婦。」——也聽不見四處傳播的謊話與背信棄義的言論？

那裡刮著一陣陣強勁的逆風，傳來一句句質疑莫斯科的話語。在那裡，「黑夜號輪船」在亂流區前進，無法闖出一條航線，也沒有任何一張地圖標出航線。

她剛剛失去了信仰，卻也清楚地看到了往日那種博愛的局限。日子一天天流逝，憑著頑強的生命力與致命的精力，她又回到了自由之中，但就像埃德加·莫蘭所呼喊的那樣，還是個「共產主九_九_藏_書義者，一直是，永遠是，但卻是自由的，終於成了自己，成了自己的負責人」。

薩特住的小公寓位於波拿巴特街的拐角，離聖伯努瓦街很近，他在那兒接待他的朋友，一起度過了許多難忘的夜晚——波伏瓦在回憶錄中對此有過描述——其中哲學或政治方面的討論常常層出不窮。相比之下，杜拉斯那兒完全是另一種風格。不久，她便懷疑薩特的革命動機和自己的不一樣，覺得他正如馬斯科羅所言，是個「浪費機會的人」。薩特扮演著「媒介」（médium）的角色，他這麼做並非不懷好意，但杜拉斯對此提出了反駁，認為他缺乏一種真誠。雖然經常簽署同樣的請願書，但他們二人的「介入」卻不盡相同：杜拉斯的「介入」更為堅決，更具暴力，不那麼「令人安心」，而薩特的態度並非如此。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兩人並不屬於「同一個幫派」，聚會的地點也不一樣。她對薩特的懷疑曠日持久——1984年，在一檔名為「質問」的電視節目中，她依然拒絕承認他是個作家。正是在這一點上，二人最終分道揚鑣，杜拉斯認為文學是神聖的，薩特卻對此予以否認。薩特在思想上不夠細潤，無法理解杜拉斯那種極為靈活而任性的情感。在他這個哲學家的著作中，並沒有慾望在流動，而她卻已感覺到語言在她心中四處移動，飄忽不定，像海浪般起起落落，同樣的現象日後還將出現在她激|情的暴力及其無法預料的攻擊上。

她清醒地意識到，法國共產黨正在打壓作家，把作家變得像阿拉貢那樣，成為「垃圾桶式的英雄」（héros de poubelle）。她已經發現，只有在煽動讀者的過程中，在慾望與激|情、沉默與呼喊的辯證關係中，在作品的多種對比中，作家才有可能存在。作家誕生於輪船不斷的顛簸中，那艘船一直在大海上，是一艘航行在「新的天空」之下的迷醉的船。

最先寄出退黨信的是馬斯科羅，他於1950年1月11日記呂西安娜·薩瓦蘭。他的信想要避開一切爭議，表面上態度中立，但是用黨組織的話說，卻顯得更令人憤慨，更為「傲慢無禮」。

聖伯努瓦街的公寓已變成一座行宮，在那裡，一些與斯大林的思想漸行漸遠的人物也參与到那些非正式的聚會之中，比如埃德加·莫蘭，他當時年方二十四，思想上特立獨行，性格熱情，就像19世紀30年代的浪漫主義者，再比如莫里斯·布朗肖，他已悄悄地走進寫作的黑暗迷宮。

正是出於同樣的緣由，杜拉斯喜歡上了埃里奧·維托里尼這個來自錫拉庫扎的西西里人，這個思想的貴族，這個「王子與名流以與之相像為自豪的農民之一」——克洛德·魯瓦這樣定義他。

與杜拉斯離婚後，昂泰爾姆直到1948年才離開聖伯努瓦街，他離開之日也是馬斯科羅正式入住之日，這樣一來，法國共產黨津津樂道的說他們生活不檢點的謠言便隨之不攻自破。同年，昂泰爾姆邂逅了莫妮克，一個1943年入黨的青年黨員，他與她頻繁交往，並於1953年娶她為妻。

寫作也教會了她如何戰勝痛苦，因為她想寫的，是人生中的陷阱，是人的靈魂的脆弱性，是世間萬物無法言表的秘密，是試圖理解這些秘密的人默默無聞的故事。如果說她的慌亂不過曇花一現，那麼昂泰爾姆與馬斯科羅卻不一樣，特別是昂泰爾姆，他的創傷是無限的，是無法修復的。發表《人類》之後，被開除出黨之後，他又一次進入到「還俗的、無國籍的、四海為家的、被排斥的」狀態之中。

從這天起，他沉默不語，埋頭寫作。經歷了集中營，經歷了開除出黨的侮辱，他像布朗肖一樣歸於沉默，進入「白描式寫作」（écriture blanche）的秘境，那是一個一切均已造就的空間，既啞口無言，又充斥著來自別處的喧囂，並在沉默中得到保護。

她天性狂野，骨子裡反抗任何形式的律法，所以對警察始終有一種本能的憎惡，覺得他們承載著所有邪惡與所有背叛。蓋世太保粗魯的形象似乎已永遠揮之不去。警察、警犬、帶刺的鐵絲網、集中營的圍牆、像同謀一樣的森林，這些都是她筆下那個悲劇世界的標誌，帶有喪葬與不祥的特質。

1949年6月，經過與莫里斯·布朗肖的《以火之名》一番角逐，由羅貝爾·馬蘭修訂的《人類》獲得了「愛情海岸」文學獎。評委會由九位女士構成，其中包括加拉·巴爾比贊（未來的梅迪西文學獎的創立者）、奧黛特·茹瓦耶、多米尼克·羅蘭、克羅德-埃德蒙德·馬尼、阿奈特·維揚、尼科爾·維德萊斯。漸漸地，這本書完全得到了認可，但仍處於一種沉默無言和遙不可及的狀態中，而所有那些包含著可怕的真理的神聖書籍都是這樣。

昂泰爾姆、馬斯科羅與杜拉斯執意追求一種自由的話語，卻無法從黨的必讀書目所規定的那種話語中得到滿足。杜拉斯ｒeａd•９９csw.com太過明智，太過獨立，對謊言與背棄的力量太過警覺，她無法保持沉默，也無法改變自己的看法，這使得她於1950年1月決定退出法國共產黨。同年3月8日，根據巴黎第6區第722分區黨委的系列報告，特別是雅克·馬蒂內與科萊特·馬蒂內一再堅持的意見，法國共產黨最終決定開除杜拉斯。同時被開除的，還有昂泰爾姆、馬斯科羅……

她說過，法國共產黨把被開除出黨的人丟進顏面無存的境地：「你在小區里認識六百多個人，而一夜之間，大家都得到了命令，不再來看你，也不再和你握手。」

至於昂泰爾姆和他的女伴莫妮克，兩人在一次支部會議上也遭到了分區黨委的檢舉。那是一次令人難忘的會議，會議宣布把昂泰爾姆開除出黨，並要求莫妮克不再與昂泰爾姆見面——如果她還希望留在黨內的話。莫妮克當然沒有同意，於是她也被開除了。為了表示慷慨大方，黨組織同時還責令莫妮克的前夫貝爾納也即她第一個孩子的父親做出選擇，而他也隨之遭到了驅逐。

她也在重新學習戰後的生活。作為一個感性的人，她需要重新體味大自然的氣息，重新潛入兇殘的大海，心無畏懼，任由海水附著她的肌膚。她撩起裙子，感覺身體上的海浪，感覺馬格拉河口的風從脖子上溫柔地拂過。在她心中，兩種力量合二為一：鬥爭與凝視，對未來的激|情與對假日的冷漠。

他拒不妥協——堪比與冉森教徒絕交的帕斯卡爾——不簽署投降書，也不開展自我批評，這使得他被釘在十字架上，成了殉道者。周圍的人全都瘋了似的，容不得他的反叛，使他成了一個無論在哪種集權制度中，人們都加以驅逐的那種巫師。他逝世后，皮埃爾·戴在1990年10月30日的《費加羅報》上撰文向他致敬，回憶了這段悲慘的日子：「我永遠也不會忘記，」他寫道，「昂泰爾姆前來告訴我他所在的支部把他開除出黨的那天他那張震驚的臉。我朝他伸出一隻手，意思是這不會在我們之間造成任何改變。猶豫片刻之後，他握住我的手。『那又怎樣，已經結束了……』那一刻，相比我們所面臨的事，任何話語都不合時宜。他衝進電梯，背更駝了，人也顯得更笨拙了。」

相反，杜拉斯是一個人為兩個人說話。她以叫罵進行攻擊，她的瘋癲就像她的母親，在寫作中像她那樣朝黨組織叫喊，而黨組織則聲稱，她已被意識形態上的敵人收買，是敵方智庫的成員。

大家的聊天總是圍繞著同樣的質疑：怎樣繼續身為共產主義者，同時又接受黨的妥協，並以一種默許的方式認可黨的偏移？怎樣繼續忠於黨的新生理想，相信只有黨才能保護受壓迫的人，相信世界將在黨的保護下發生改變？

她未來的作品將從她經歷過的認知中汲取養料，隨處可見她宣布事件的慾望，這種慾望從一本書傳遞到另一本書，從未間斷。她將講述人生中的所有內在活動與陌生的路途——在這樣的路途上，人生將發生偏移，卻不明所以，接著又繼續盲目地前行，用她的話說，那是為了「處在的『聖靈顯現』狀態下」。

多年後，到了1980年，在《綠眼睛》這部文集中，她的仇恨仍未死去，她的怒火永遠也無法平息；每當提及，她就會找到咒語般的節奏、急遽的暴力以及預言式的話語：「我希望它們死去。」她說。於是，她就像堂吉訶德一樣，不停地向她稱之為「對人民的背叛」這一重大罪行發起衝擊。米什萊說過一個傳說：過去，若是有女人同樹木和動物說話，與大自然之間保持著一種神秘的關係，那麼男人就會當她是巫婆，對她加以迫害——杜拉斯借用了這則寓言，用它來影射共產主義者，因為他們也在圍捕那些不聽話的人、不守紀律的人與崇尚自由主義的人。對她而言，譴責共產主義者，就是不斷地恢復自由的言論與寫作。在她眼中，作家變成了作惡的人，在荒無人煙之處揭露醜惡，同時憑著本質中固有的一種雙重性的、可疑的女性特質，想要「打破普遍法則以及心理健康的法則的純粹性」。

馬斯科羅提出退黨后不到一周，杜拉斯便趁熱打鐵。相反，她的信充滿了敵意與爭議。單單這一封信中，她那挑釁的脾氣，她的暴力，當她覺得遭到背叛時那種無情的仇恨，她那尖酸刻薄且獨具一格的諷刺，全都躍然紙上。信中的某些表述甚至宣告了她未來的戲劇中的幽默感，比如《薩加語》和《是的，也許》。

對此，從恐怖中歸來的昂泰爾姆用他那既粗糙又好笑的農民般的智商無所謂地說道：「對，黨創造了一個新型傻帽。」

她雖然仍為共產主義者，ｒeａｄ•9９ｃｓｗ.ｃｏm但卻已失去後繼，對她而言，尋求和解已無可能。使她留在黨組織這個「家庭」中的，是一種忠誠：忠於戰爭，忠於包括自由主義者與抵抗派人士在內的所有人並肩參与的戰鬥，忠於共產黨當時宣揚的某些理想，比如與資本主義剝削、自私、不公正做鬥爭。她已經成為維斯康蒂街黨支部的小秘書，懷著某種浪漫主義與天真，對很多類似的抽象字眼仍然深信不疑。然而，她無法忽視的，是令人難以接受的計劃經濟，是被鉗制的公共話語，是老套的官方言論，不久后她就將深受其害。她看到，警察躲開人們的視線和輿論，下亂竄。

不過，我們不應該把這個時期的杜拉斯僅僅想象成一個悲劇里的女主人公。她是個多面人，也能呈現出一個歡快而幸福的形象，她那悲愴的人生有時允許她這樣示人。她無時無刻不靈活多變，她對世界、對自己有著殘酷而清醒的認識，她有著一種知識分子的歡欣，她深信自己令別人痴迷：只有根據這些狀態，我們才能準確無誤地定義她。憑著一個特徵或一個眼神，她就能把握一個形勢或一個人，她極為聰慧，能夠洞悉一切，談笑風生。

不，作家不可能是共產主義者——這與愛爾莎·特里奧萊和洛朗·卡薩諾瓦所聲稱的截然相反，他們斬釘截鐵地斷言，一個「反共產主義的」作家不可能身負才華。「相反，」埃德加·莫蘭說，「最高雅的才華鑒別了一切斯大林主義作品的真假。天賦已開始根據政治局的批准而衡量。」

某些人，比如羅傑·加洛蒂、畫家安德烈·弗熱隆、路易·阿拉貢，被迫就範並接受了一切：布達佩斯、布拉格、對斯大林的致敬、對人民群眾的禮讚、對大團結的咒語般的頌揚。此時，杜拉斯知道自己已成孤家寡人，面對太多的失望與悲傷，她的心中泛起了一陣陣噁心。

1946年，按照她的最終決定，她與昂泰爾姆離了婚。她想給馬斯科羅生個孩子，一年後，她有了這個孩子，是個男孩，名叫讓·馬斯科羅。昂泰爾姆仍然在他們身邊，就好像他仍然需要她（她也需要他），需要柔情，需要私密，需要往日的愛仍然呈現在眼前，哪怕於事無補。1947年，繼莫蘭與馬斯科羅的著作出版后，《人類》也終於面世了。這本書給人留下了強烈的印象，承載它的像是一股勁風與一種狂亂，而這狂亂是有節制的，就像文字里的一顆小石子。書中，昂泰爾姆變成了悲劇里的領唱，正如杜拉斯所言，他那命懸一線的漂泊「佔據了文學的絕大部分」。然而，那確是昂泰爾姆的真實人生，是人生之上的人生，是人生的另一個側面，宏偉壯觀，無法想象，把他帶到了制高點，帶到了靈魂的最高層。怎樣才能在《人類》之後再創作一部作品？怎樣才能再次達到同樣的思想高度，怎樣才能做到哪怕最簡單的筆觸也能「令文學蒙羞」？

她的個人主義迫使她發起一種孤獨的挑戰，一種不注重意識形態的對抗，一種對自己的不斷煽動。正是從這個意義上看，她深信自己是個作家。共產主義者是次要身份，在更長的時間里，她是個積極分子。她心生疑慮，覺得寫作的源泉不可能是那種遮遮掩掩的語言，人們向她推薦的那些沉重的模型，那些刻板而粗暴的框架。

在解放后興起的所有聚會地中，或者說在那些從地下轉為地上的聚會地中，聖伯努瓦街的這一個必定是最富有想象力、觀點最多、最自由的地方之一。那裡流淌著一種任性而寬鬆的生活氣息，大家相處得像兄弟姐妹一樣，比如克拉拉·馬爾羅、莫里斯·梅洛-龐蒂、弗朗西斯·蓬熱、安德烈·于爾曼。在咖啡的濃香中，爭辯的精神佔據了主導地位，參加聚會的所有人都「不願『走到人民中間』，只想與之同在」。正是在這種思想的碰撞中，在身在黨內與心懷自由的慾望之間，他們在這個翻開新一頁的世紀相互交往。

這種探索的慾望，這種走到自我的深處、一直走到沉默與空白處的慾望，使她很快就明白：共產黨永遠也無法為她實現這些慾望提供一個契機。她天生沒有耐心，而是兼有狂躁與馬斯科羅所說的「靈活」（mobilité），所以她堅持要把聖伯努瓦街的公寓變成一個流淌著「精神」（esprit）的地方，一個思想沸騰的地方，要把話語權交還給知識分子，讓他們扮演挑釁者，扮演思想的跳板，以懷疑為榮。

關於生活，杜拉斯想要認識並經歷其中的一切。她心懷好奇，總是打破常規，對認知與破解秘密的渴求達到了最高的程度。生孩子不僅僅是愛情的證明，也是她人生的一部分得到了圓滿，是一種高級別的認知，是她想要填補的一個空缺，她覺得所有女人都應該有這樣的經歷。她雖然加入了法國共產黨，但她的絕對自由主義精神掃除了一切成見。她對現狀心懷不滿，相比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她更親近虛無主義。她敵視所有機制，但卻想要孕育生命，實現這一奇迹，在她看來，這對女性而言是至關重要的。帶著女性的這種遺傳，她想要從內部重新看一看生命的神秘演變，以及來自於她同時又來自於別處的無聲的喧囂。

在巴黎，所有「異端分子」很快就被記錄在案，被跟蹤，被推到了絕望的境地。莫蘭所說的「第二次冰川時期的斯大林主義」已準備就緒，緊隨其後的是50年代初期完成的ｒｅａd.９９cｓw.coｍ隔離：「知識分子的小天地再一次自行關上了大門，只有一座通往莫斯科的神秘橋樑為其提供補給。」

致禮，

她邀請的人大部分都投身於共產主義事業，但這卻促使聖伯努瓦街的聚會更具有一種學術的風格。根據克洛德·魯瓦的見聞，公寓的氣氛就像「『知識界』時代的俄國小說中」佔主導地位的氛圍一樣，「每時每刻，進進出出的有三個觀點，五位友人，二十份報紙，三種憤慨，兩句笑談，十本書籍，一個開水壺」。其中，靈魂人物非杜拉斯莫屬，她有著「奇險的精神」，有著「巴洛克風格且往往離奇不經的猛烈，一種取之不盡的憤怒、慾望、熱情與驚奇之源」。

如果說她的人生與她的作品中有一個常數，那便是真正具有革命性、顛覆性、反叛性的話語。她始終揮之不去的，是一種慌亂的恐懼，害怕僵化，害怕變得循規蹈矩。她隱約覺得，自己更靠近的是米歇爾·萊里斯、埃里奧·維托里尼、雷蒙·格諾，而非路易·阿拉貢、讓·卡納帕、洛朗·卡薩諾瓦等黨的領導人。同樣的，1947年春入黨的馬斯科羅與昂泰爾姆也有這種「志不同道不合」的感覺，戰後剛剛五年，他們就將與杜拉斯一樣，脫離黨組織。杜拉斯的言辭常常與馬斯科羅和昂泰爾姆如出一轍，她所推崇的那種言論自由不太符合黨組織那套刻板的論辯，她所樹立的知識分子形象也與當時政界盛行的那種優秀的斯大林主義者那副恭順的模樣相去甚遠。聖伯努瓦街那間公寓成了知識分子的「修道院」（借用馬斯科羅的說法），得到了發展壯大，而隨著「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的創立，一道裂痕也日漸明晰。該小組以馬斯科羅、莫蘭與維托里尼等人為核心，他們不願對黨組織評頭論足，而是威脅說要成為「分裂派」。對於這種顛覆，杜拉斯的人格魅力也起到了促進作用。她是每次聚會的靈魂，是一個難能可貴的革命者，善於發起辯論，喜歡推介當時知識分子中最前衛的人，把他們召集起來，請到家裡。

四人中，僅昂泰爾姆和他的女伴提出了上訴。一年後，支部書記通知他們重回黨組織，但他們拒絕了。

馬斯科羅與杜拉斯沒有直接參与論戰，卻從此遭到當眾指責，他們雖然暫未變成被排斥的人或患了鼠疫的人——這是他們三年後的狀態——但至少已變成被邊緣化的、被監視的、與眾不同的積極分子。

她將記在心裏的，正是這種損失與暫時無可奈何的憤慨，日後她將把它們化作文字，化作具有破壞力的反共產主義思想，同時帶著明目張胆的喜悅，慶賀法國共產黨的瓦解及其歷史上的失利。於是，黨變成了杜拉斯仇恨的對象與載體，維繫著她的社會言論，哺育著她的復讎之心——這種復讎支撐著她的話語，解釋著歷史的進程，促使她未來對「人生的無法構想的命運」進行思考。

在訪談與文章中，她常常回憶起這一時期，同時又認為自己已經從這一時期中脫身而出，這表明，她的失敗顯然是一道鮮活的傷痕，甚至也許是她的一樁痛苦。

在安德烈·日丹諾夫——蘇共政治局成員，負責監督落實正統的斯大林主義——的推動下，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受到了嚴格的監視。在莫斯科眼中，世上只有兩個陣營，一個是美國，一個是所有人都反對的蘇聯，而鬥爭應當也覆蓋到文化領域。所有那些稍有異議的人都被黨組織棄之不顧，當作異端分子對待，例如埃里奧·維托里尼，他與中央政治局拉開了一定距離，同時喜歡上了福克納、海明威、喬伊斯，在米蘭創辦了《理工科》雜誌。

事實上，馬斯科羅入黨后，法國共產黨早就開始懷疑他，還由此懷疑上了杜拉斯。維托里尼的立場明確之後，卡薩諾瓦就把馬斯科羅與杜拉斯當成「維托里尼派」對待。對於維托里尼馬斯科羅與莫蘭曾伸出善意的援手，採訪過他，訪談錄發表在1947年6月27日的《法國文學》雜誌上——距他入黨還不到一個月。在那篇長文中，維托里尼發表了一種全新的、充滿革命性的言論，隨即被黨中央視為異端。他說：「我認為所有哲學都應當得到補充完善。它永遠無法表達某一時期的全部真相。表達一個時期的全部真相的，是由理性的力量與詩歌的力量生產出來的全部作品。」化名「讓·格拉提安」的馬斯科羅把維托里尼的思維引向了一個黨組織所無法接受的方向，他說：「由此可見，作家、詩人才是真理的主要代言人？」「正如艾呂雅所言，作家是在『展示』（donne à voir）。」維托里尼反駁道。

致禮，

然而，關於集中營的記憶仍然鐫刻在他的個人經歷之中，試舉一例：1949年，他為《教會青年》雜誌——由天主教徒中的進步人士主編，1942年創刊，1949年停刊——寫了一篇很長的分析文章，並將其題為《窮苦人、無產者、流放犯》。在這篇研究性質的文章中，他在《人類》中表述過的所有辯證思想得到了展開與確立，他把流放的考驗拓展到了戰後每天都在繼續的政治鬥爭的考驗。他斷言：「人剝削人的『常規』制度與集中營的制度之間沒有區別……集中營的形象很簡單，就是一個多多少少有所遮掩、裡頭很多人還活著的地獄……在那兒，人們無法獲得任何道德或價值觀，除非它們已切實地普遍化，也就是說，除非我們首先認定人剝削人的情況應當消失。」

她之所以懷著博愛的精神ｒｅad•9９ｃsw.ｃoｍ加入共產黨，其中的原因應該還包括對昂泰爾姆的一種忠誠，因為她想到了集中營，想到了蘇聯在對德作戰中的參与。然而，怎樣才能抑制住自己由於痛恨約束與謊言而產生的憤怒以及不為人知的暴力？怎樣才能長期管住自己不切實際的純潔與過分的天真？與黨的決裂已漸漸顯露。她偏愛破壞，偏愛激進的道路，正是這種偏愛要求她離開共產黨。她對黨的指責主要是「把智力均等化，恐怖地把人移到他的屍體上」。在維斯康蒂街黨支部的會議上，她讀到了黨中央的報告，從中看到的是拉幫結派、世俗的教條、病態且致命的神聖性，與她在揭露德國納粹與天主教徒時的所見並無不同。在批評的實踐中，在對教條的質疑中，在思想的不斷運動中，她覺得自己再一次青春煥發，一直從智力中汲取給養。

寫作變成了最具反共產主義特徵的行動，因為它是孤獨的，因為它擺脫了機制的訴求，而接受寫作的挑戰的人既為自己找到了「瘋狂的目標」，又沒有因此而變成瘋子。這是一項如激|情般火熱的事業，是飄忽不定的，是個人的，是崇高的，也是致命的。

杜拉斯的朋友們以及馬斯科羅、昂泰爾姆等人繼續在聖伯努瓦街那間公寓里相會，那裡已成為一個談天說地、盡情發言的地方，處於一種近乎浪漫主義的熱忱之中。用馬斯科羅的話說，那個地方已「猶太化，共產主義化」。他們心中有一種失而復得的自由，有一種耐心與知識分子的興奮，這一切使他們離正統的共產主義越來越遠，但他們仍然隸屬其中，這種偏離暫時還不明朗。就像馬斯科羅所說的，他們已「走在革命的前頭」。杜拉斯本性粗野而反叛，心中悄然萌生了神聖的作家觀念，這更像莫扎特或蘭波的經歷，而不太像純粹而堅強的共產主義戰士。

關於文化的自由，他與杜拉斯一樣，也是個不肯妥協的人，認為政治無權干涉文化，因為他認定政治講究的是必要性，從而充斥著陰謀詭計與無法避免的謊言。

最後，文章把共產主義放在了一條始終開放的、更為自由的革命之路上：「只有在革命行動中，道德才開始切切實實地存在，」他宣稱，「共產主義者不是要構建一個集體的靈魂，而是要實現一個假的差異被清除殆盡的社會。假的差異被清除殆盡之後，再把它們的所有機會讓給真正的差異……走向共產主義，靠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絕對自由的愛，以及對打造完整的人的典範的慾望。」

這份報告雖然以虛偽的好意作結，但開篇的方式卻頗具爭議：「黨的總書記發現，一部分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尚未完全融入工人階級的意識形態與政治立場。這一發現具有一種非常嚴肅的警示意義，而黨的總書記同時也指出，應當繼續與犯錯誤的同志進行討論。」

她，還有昂泰爾姆和馬斯科羅，三人有點像從皇家港修道院中被開除出來的人。懷著一種冉森派風格的世俗貴族氣質，他們沒有被共產主義小布爾喬亞式的形式主義所擊垮，也沒有在黨組織的逼迫下屈膝就範。

此時，既有激|情，也有某種凝重。在所有往昔的日子里，這是一個沉重的時代，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時代，就像古典悲劇的時代一樣。1946年，埃德加·莫蘭在宇宙城出版社出版了《德意志零年》，馬斯科羅則出版了《聖茹斯特〈作品全集〉導讀》。至於杜拉斯，由於納粹屠殺猶太人以及廣島的大屠殺，她變得強大而沉悶，她睜開雙眼，開始了一種新的生活，從此將一直帶著昂泰爾姆盲目而無言的痛苦的記號。

克洛德·魯瓦也頻繁出入此間，他像以往一樣，兼具兇猛與溫柔、懶散與突然發作的暴力。據他描述，此時的杜拉斯像修女一樣激|情滿懷，像伊迪絲·琵雅芙一樣粗鄙、緊張而脆弱，像黑鑽石一樣堅硬。有時，她會突然長出「瘋狂的羽翼」，帶著「山羊那般的粗暴」走上戰場。

報告圍繞四條內容展開（面對群眾文化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共產主義知識分子與革命運動的方向、政治與意識形態的關係、知識分子的習慣與偏見持久存在而產生的危險），再次教導大家要對黨忠誠與順從。卡薩諾瓦害怕這些知識分子變成敵對派，釀成一場道德敗壞的危機，因此在詳細闡述其中的理由之時，同時採用了三種手段：一是諷刺（「知識分子來到無產階級當中，這需要他們對之前得到認可的價值觀進行批判，這項工作對他們而言有時是繁重的」），二是虛偽的憐憫（「在一段時間內，這可能會在個人立場上造成一些非常切實的不適」），三是正面的攻擊（「某些人已開始尋求妥協，在意識形態與政治上創造出相近的東西，認為這有助於進行過渡」）。

在貌似博愛的團體中，在機制化的同志關係中，在表面上的平等中，在漫無邊際的謊言中，她已不知道自己是誰，除非憑著寫作這一行動。寫作是一個孤獨的行動，是唯一一條求知之路，無法折返，漫無邊界，它不願不惜一切代價去見證事物與世界的秘密，或是痛苦，或是水流的奧秘，或是充滿了水、無法進入的地方，或是空間里廣袤而灼|熱的沉靜。

「無論如何都不可能。」

卡薩諾瓦怒不可遏，帶著幾分排外主義的酸臭氣，宣稱：「我們沒必要聆聽一個義大利人的教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