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人生可以藉助一些典型場景而得以理解：自殺的男青年，郵輪捲起的漩渦，閃爍的夜空，還有街上從酒吧大堂里逃逸出來的音樂，那是「眼下符合青年人口味的」音樂……「述說著初戀時不可思議的幸福，以及失戀后無法撫慰的無盡苦痛」。杜拉斯的人生好像集中在兩塊大地之間，那是一個沒有根據的空間，是一個奇異的、被流放的地方。

1931年2月24日，當局批准瑪麗·勒格朗休一段帶補貼的假，以便讓她返回法國。她還會回到印度支那嗎？她暫時不得而知。當月27日，一家人乘坐「Compiègne」號郵輪，開始穿越一片又一片海域。

表面上看，對於母親時常說起的那個神話般的法國，她什麼也不想得到，甚至包括父親的房子，它位於洛特-加隆省杜拉斯鎮附近，俯瞰馬爾芒德河谷，也包括周邊整個地區，那兒有很多小山谷，村莊星羅棋布，遠離大型居民聚集區，是一個偏僻而粗鄙的國度，儘管那裡的房舍和山坡不失優雅。

她靠著船舷，離開了那異國風情的土地，那別具一格的光芒，那舉世無雙的植被，還有那摩肩接踵、形形色|色的陌生人群。在郵輪後頭翻滾的海水裡，在她這艘「黑夜號輪船」的顛簸中，她感覺到了「由各種呼喚構成的滔天巨浪」。她知道，自己既一無所知，又無所不知，好像她所知曉的一切都已提前上演，包括可見的，更包括不可見的，在她的意識里相互交織，纏繞在一起。「我想要的，就是寫作。」

1931年4月，抵達普拉提耶之後，瑪格麗特再次聞到了法國大地的味道和氣息。她聞著這些味道和氣息，既帶著一種愉悅，又保持著一定的距離，隱隱覺得自己無論在哪兒都是個異鄉人，沒有籍貫，除了她在孤獨時臆想出來的那些想象中的大地。房產自1924年起就已荒廢，此後幾乎沒有進行維護。花園裡雜草叢生，屋子裡家徒四壁，已不如往日那麼舒適，甚至無法居住。於是，多納迪厄一家求助於鄰近的一戶農家，也即布蓋一家，在他們家借住。瑪格麗特年方十七，她又見到了伊維特，但對她已體會不到往昔的友情。自兩人上次相聚以來，很多事情已成過眼雲煙，期間瑪格麗特養成了一種略顯高傲的優雅氣質，以及一種有判斷力的、令小鎮杜拉斯的鄉下人感到不適的眼神。她孤芳自賞，不知羞恥，性感，聰穎，在當地農民的眼中已判若兩人。她又一次擺脫了別人，擺脫了她的「水鄉祖國」，她深感孤獨，但同時也感到內心被一種陰暗的、野蠻的力量所佔據。

1933年7月初，她通過了中學畢業會考，對此母親倍感自豪。瑪格麗特終於得到了母親的許可，獲准去巴黎繼續學業。瑪麗·多納迪厄之所以答應，是因為總督已批准「多納迪厄小姐，為赴巴黎繼續學業，乘坐法國海洋運輸公司1933年10月2日自西貢始發的一艘郵輪之頭等艙，費用在南圻地方預算中列支。」

在歐洲繼而巴黎被套上桎梏之前，杜拉斯在昂泰爾姆身旁度過了最後一段燦爛而幸福的時光。和他在一起，她找到了一種平靜，一種他內心擁有的平衡，一種對性格的有力控制。很久以後，她躺在醫院的病床上，揚·安德烈亞告訴她，羅貝爾給她打了電話，在電話里說擁抱她，說想「看到她平靜下來，這是他的原話」。她答道：「天哪！都三十年了，他時時刻刻都想看到我平靜下來。這確實是他的風格。」

從此，她再也不會回到那片土地。法屬殖民地已離她而去。配有木製和鋅制齒形花飾的白色宮殿已人去樓空，酒吧里彈奏的傷感音樂、如泣如訴的探戈舞曲已煙消雲散。白種人的印度支那化為了廢墟，廢墟上將上演新的戰爭，新的血流成河、手足相殘的戰役，以及新的殖民政權，將使那片土地變得荒無人煙、夷為平地，而她將再也看不到那裡青蔥而美妙的叢林，看不到上等街區妓院里一夜之間悉數綻放的茉莉花。

有一種東西她暫時還無法說出來或寫出來，只能憑著直覺甚至生與死的本能感覺到，那就是自由。往日，茂密的叢林里有自由，在那裡，她和小哥哥在一起；情人的懷抱里也有自由，在那裡，她變成了堤岸區的娼婦，並因此遭到旁人的孤立和排斥。如今，在一望無際的大海上，天際處仍是大海和黑夜，她感到了「文學的自由」，她猜想那是一個在等待著她的神秘地帶，在那裡，不同的力量像風一樣吹拂著，人生的意義以不同的方式得到理解，上帝、諸神和那些「發出召喚」的詞語以另一種方式得到詮釋，普通意義和可見的現實之外的東西也得到了解釋。

她一直愛著男人，需要男人，對他們抱有慾望，即便是70年代在《巫婆》雜誌和「婦女解放運動」組織的那些美好日子里，當圍在她身邊的似乎只有往往不愛男人的女性之時，她仍然對男人抱有慾望。她在他們身上尋找故事，那些故事是隱藏的，是神聖的，是他們從往昔和母親那兒保留下來的，會使他們變得暴力而野蠻，也會使他們變得像用缸里的水為她沖澡的中國情人那樣甜蜜而溫柔。

母親又一次把所有一切拱手送給自然的力量，送給了風、雨和海潮。堤壩那兒的土地已被遺棄，送給了留在那兒的人，任由重新掌權的時光加以侵襲。脆弱的堤壩最終還是屈服了：「加爾各答，句號。」——杜拉斯後來這麼說道，她所暗示的，是那些喜歡在別處或是在嚴重損毀、有待翻新的城區旁邊進行重建的印度建築師。可見，青少年時代給瑪格麗特留下的印象主要是拋棄的觀念，她將把它化為自己的力量與作品。從堤壩那兒遷居，帶走的是一些再簡單不過的東西：行李箱里的幾件物品，一些熟悉的東西，別無其他。「空手離去，不帶傢具，什麼也不帶，」母親說，「真開心！」失敗變成了解脫。普拉提耶是他們要回的地方，母親為了不時之需保住了那兒的房產，她對此感到高興，慶幸自己的遠見之明。

因此，未來的她將拒絕為日期所累。在她眼中，日期並非修復記憶的必由之路：「書里的東西比寫書的作者更真實……」她說，「莎士比亞講的故事比莎士比亞的人生更能見證莎士比亞。」她相信，她的故事和她的人生存在於作品中，存在於各種空洞和孔隙中，存在於陰暗的陷阱中，存在於文字中，存在於印度支那的那些藏著各種秘密、不斷被大海沖洗、移動和淹沒的稻田和淺灘中。

在當時的照片中，她總是面帶微笑，但那是一種謎一般的微笑，與它試圖表達的快樂和幸福格格不入。她保留住了她那富有穿透力的眼神，那眼神里「依稀含有東方韻味，」克洛德·魯瓦在《我們》中寫道，「在不經意間令人著迷，彷彿正看著比她高大的來者」，同時也保留住了她的煩惱和一種恥辱的壓力，也即「原則上不得不過日子」的恥辱。

然而，瑪麗·多納迪厄這位「上帝夫人」——她的學生們這麼稱呼她——知道自己是https://read.99csw.com漂泊的浮萍，已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而只能聽其擺布。在這世上，她已沒了地位，她曾寄希望于印度支那那片殖民地，在那兒一直待到1949年才最終回到法國，但那時的她已不抱任何幻想。從此，她不再是為自己而活，她已經被摧毀，被摒棄——她好像從未存在過——但仍然兇狠地、堅決地掙錢寄給遠在巴黎的孩子們，並一再申請延長工作年限，為的是她那個靠臨時工、小工程、耍花招甚至吃軟飯過活的長子，對此杜拉斯在《情人》中有過暗示。

1937年初，她向殖民部提出申請，想得到一份行政工作，此舉不經意間沿襲了母親昔日同樣的行為。6月9日，她被招聘到殖民地信息與檔案處。她是個舉棋不定的人，既參与維護殖民體制，同時又發自肺腑地否認它，她了解它的所有機關，也了解它的所有狡詐！1938年9月1日，她還被任命到法國香蕉推廣委員會。她的工作得到了賞識，因為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她的工資漲了兩次，一次是1938年11月，一次是1939年3月。

1932年夏末，很多事發生了反彈，相繼到來。母親休假行將期滿，返回印度支那迫在眉睫。瑪格麗特必須與母親同行，因為母親雖然希望婦女解放，但並不打算讓女兒隻身留在巴黎。再者，她得回那兒去準備中學畢業會考的第二部分。9月13日，他們登上「Bernadin de Saint-.，返回殖民地。當局把瑪麗·多納迪厄安排在西貢男子高等小學，讓她教一個班。抵達首都后，她在歐洲區買了一棟別墅，位於代斯塔爾街141號，離著名的夏斯魯-洛巴商業街不遠，同時還買了一輛轎車。

她感到頭暈目眩，不是由於使甲板顛簸的巨浪，也不是由於運動著的天空，它像在逃跑，不讓繁星成為固定的點，而是由於被海水的深淵掀開的黑暗、厚重、秘密和各種不可見的力量，是由於海水的粗暴，它掩蓋一切，幾乎同時又揭開一切，使人不得不去理解，去尋覓。

歐洲沒有亞洲的粗暴，也沒有它那粗鄙的感官，不像亞洲那樣，各種香氣、花香、鬆軟泥土的刺鼻氣味、從西貢小巷裡飄出來的香料味混合在一起。歐洲盛行的，是一種垂死和恐怖的氛圍，這也許已經能看得見和捕獲得著。

6月初，一家人離開普拉提耶，途經波爾多，趕赴巴黎。杜拉斯記得這次火車之旅，在寫《厚顏無恥的人》時講述了她對這次旅行的大體印象：「從波爾多開出的火車經過於德朗下方之時，莫德和他的母親勉強向他們的房子投去了最後一瞥。」火車上，一車廂人都已入睡，瑪格麗特躺在整排座位上，旁邊有一個男旅客，她感覺到那個男人的一隻手碰到了她的身體接著撫摸了她的腳和她的腿，並一路向上，伸進她的腿間。她什麼也沒說，任由那隻手鑽進她的胯|下。男人開始撫慰她，她沒有發出任何聲音，屏住呼吸，像死了一樣，卻又異常清醒，還把下身的肉體挪近陌生人的手指。她把這段回憶收入了1987年出版的《物質生活》。談到男人的手時，她寫道：「它撫摸我的全身，繼而撫摸我的乳|房、腹部和腰際，帶著一種溫柔的意味，這溫柔有時會因重燃的慾望而加劇。它時而停下來。它摸到我的下體，顫抖著，準備要咬我似的，再次顯得灼|熱。接著，它拿開了。它有了一種理性，變得知禮了，親切地向我這個孩子告別。」的確，她說得不錯：這正是童年的終結，也是成年的開始，是一場啟蒙儀式，在她筆下有了一種近乎宗教般的格調。

她將愛上一些男人，一些大學生，其中包括一個猶太青年。她記得，他曾為她朗讀《聖經》和《舊約》，書里湧現出以色列國王、耶路撒冷國王等偉人。也許，正是多虧了他，她才記住了聖人，記住了《聖經》里那些難以理解的景象與「神聖的沼澤」里發現的遼闊疆土。也許，與1990年出版的《夏雨》里的歐內斯托一樣，她也意識到了這種秘密的知識，那是任何大學、任何知識都無法教會她的。

她就要回到法國了。母親想必一定希望她回到法國北方，那是她自己的出生地，有大片盛產糧食的平原，抑或希望她好好學習，日後謀得一份穩定的工作。然而，瑪麗·勒格朗——她是一個勤奮的獎學金獲得者，也是弗蘭德斯地區一個「倔強而瘋狂」的小農婦——是在做夢，她不明白的是，在女兒瑪格麗特那具「瘦削且近乎孱弱的身體里」，是什麼令她激動和興奮。她的身體雖然瘦小，但卻無比火熱，流淌著無盡的慾望、暴力和野性！

10月3日，她踏上了「Porthos」號郵輪。70年後，馬克斯·貝爾吉耶，同校的一名寄宿生，向《解放報》記者克萊爾·德瓦里厄講述了當年的場景：「她母親和保羅·多納迪厄送她上船，由司機開車。誰都沒有哭。保羅·多納迪厄想必心有不舍，我發現他們兄妹倆很融洽，比母女之間還要融洽。」漫長的海上之旅期間，她遇到了一個朋友，羅傑·蒙拉于克。兩人一起度過了美好的一天又一天，雙雙出入頭等艙甲板、休息室和舞廳。瑪格麗特沒有表露出任何遺憾，而是諸般炫耀她的化妝品，甚至與她的朋友大胆地調情。她解放了，是的，她真的解放了。

不過，她的童年同時也是她的運氣，使她的文字有幸誕生和存活，也正是得益於這個運氣，她的文字才承載了人生說不清道不明的苦痛。1977年的一天晚上，奧賽劇院上演了《伊甸影院》。當晚，興許是由於童年的所有魅影突然再次出現，她做了一個奇怪的夢。她在《綠眼睛》里詳細講述了那個夢。她說，她走進了一間有許多柱子的房子，房前有幾處游廊，她聽到了華爾茲和探戈的樂曲，還有卡洛斯·達勒西奧的音樂，那樂聲與殖民時代無異，飽含著思鄉之情，而母親就在遠處，「已被死神所攫取」，她說是她在彈奏。「『這怎麼可能？你已經死了。』她卻對我說：『我讓你相信我死了，為的是讓你能寫出這一切。』」

二戰前的巴黎對她進行了知識培養，使她得以成長。與往日走遍堤岸區大街小巷一樣，她「在一種缺失法律的狀態中」，在對自我的挑戰中，遇見了未來的「她的孩子的父親」——迪尤尼斯·馬斯科羅後來這麼說道。她覺得自己完全自由，可以自由地去愛，去感受，去認識所有一切。

瑪格麗特和家人在萬弗定居了下來，巴黎市政府在那兒給他們安排了一間公寓。房子是裝飾派藝術的風格，外牆閃閃發亮，顯得非常明媚。地址並不特別出名，但聽起來很舒服：維克多-雨果大街16號。《厚顏無恥的人》記錄了關於那段日子的模糊記憶：「他們住在『八層』，好像高得令人頭暈目眩。那兒可以看見一道喧囂而深邃的風景，一直延伸到塞弗爾丘陵的余九_九_藏_書脈。」

不過，她一直在忍受一種被拋棄的感覺，是母親將她置於這種感覺之中，同時忍受著一種深深的孤獨，這種孤獨滋養著她對大哥的仇恨和嫉妒。她想理解母親與大哥對彼此的依戀，搞清楚這種關係的底細，以及愛和溺愛在這種關係中所佔的比例。那是她最大的肉中刺，是她最大的痛苦。她記得，離開印度支那之前，有一天晚上，在小木屋的游廊里，母親對她說：「我的小丫頭！」那絕對是母親第一次這麼稱呼她，第一次真正地看著她。那一刻，愛四處漂浮，一直蔓延到對面的暹羅，蔓延到群山之間。

然而，與他那一代人一樣，昂泰爾姆的青年時代也被戰爭的幽靈吞噬了。他於1937至1939年服兵役緊接著於1939至1940年走上前線，直到不祥的1944年6月，他被蓋世太保逮捕，並陷入一連串永生難忘的悲慘遭遇。

她很早就已知道，自己心中有一種孤獨感，有一種永遠不以物喜的怪癖，母親對此深感傷悲，有一種永恆的不滿足感，有一種想死的慾望，這慾望特彆強烈，令她落淚，而她卻不知到底是因為什麼，還有一種憂鬱，這憂鬱不妨礙她開懷大笑，不影響她的諷刺和愉悅，也不妨礙她去愛，去崇拜，去學習，去喝酒和抽煙。

旅途中，她把中國情人的整個故事帶在身邊，好像她已經寫完了《情人》。此書雖然直到1984年才在她的作品中佔有一席之地，但一直處在她記憶的中心，猶如一場熄滅不了的熊熊大火。記憶將化作美得令人欽羡的書頁，化作近乎神奇的散文，瑪格麗特·杜拉斯將得到上帝的聖寵，寫出那樣的散文。海上，有天晚上，她來到頭等艙的甲板上，聽見酒吧里的鋼琴師在彈奏肖邦的一首華爾茲舞曲。音符從大廳里逃逸出來，撲向大海，而她，則潸然淚下。她為誰而哭，為什麼而哭，是為中國情人而哭嗎？這值得我們懷疑。她所哭的，主要是她的過去，那是她的載體，她感覺到了它的強度，好像她註定要承受世間所有激|情和感覺，將來某一天為世人把它們記錄下來，寫進書里。

從殖民地的郵輪所在的30年代初，到往日時光里的所有一切如疾風驟雨般重現的90年代，之間真的流逝了很多時間嗎？60年的一河兩岸，60年的人生、愛情、抗爭與各種戰鬥，被拋棄，被接受，被追索，被仇恨，一次次乘著「黑夜號輪船」揚帆起航，乘著它去往她一直想去的地方。

瑪格麗特獲得了一份獎學金，開始了她的大學學業，先是於1933至1936年在巴黎法學院學習並拿到學士學位，接著踏入了政治學院。她想學數學，但是由於在印度支那的土地上養成了太過叛逆的本性，她已無法適應那樣一個高度限定的專業，也無意去謀求一個舒適而安定的未來。她坦言，她曾有過一些「非常……廣泛的學習，但不包括數學」。「這不是由於（數學有）一種極為明確的傾向，而是由於（它有）一種機械性。」

母親希望她學數學，日後參加教師資格考試。對於她的女兒，「最小的女孩」，沒什麼是不可能的，她應當追隨父親的腳步，去他曾揚名立萬的地方，光耀他的姓氏。

在這艘白色的輪船的航跡里，有一艘「黑夜號輪船」，是那些深藏在她童年和人生里的畫面——主要是愛情和死亡——所留下的黑影。該怎麼描述這些畫面呢？它們藏在陷阱里，藏在字裡行間，她彷彿看到了它們，它們就在海浪構成的深淵里，在郵輪劃出的那一道寬廣的、吞噬著泡沫的縫隙里。她不知道這艘輪船將駛向何處，只知道它仍在「黑色的墨汁般的大海上」前進。她意識到，對於遠方那些富有異域風情的土地，她閑置而多孔的內心有一種特殊的認識。她把她內心深處的那些畫面放在「黑夜號輪船」的貨艙里，隨身帶著它們，它們以及永隆的那個女乞丐從此都將偏轉航向，穿越一片片陌生的領土，而她的書則將變成一個又一個中轉站，為的是理解時光和她人生的腳步。

母親處事不公，被記恨，被畏懼，也被尊敬；小哥哥的眼神跟安南人一樣；大哥是個流氓，是個「走上邪路的人」；湄公河上，那一長串黑色的舢板船慢悠悠地，不知去往何方，也不知為了什麼原因——這一切就像一個重擔，壓在她肩膀上，遲早會在文字的偉大而痛苦的分娩中被她公之於世。

在校期間，她堅持寫日記。帶著驚愕，她把同學們的不良習慣一一記下。屢禁不止的抄襲現象令她「噁心」，她寫道。她學習勤奮，但也只是按部就班而已。她沒有忘掉娛樂：去莫利托溜冰，走訪朋友——主要是男孩子，因為她不太喜歡和女性朋友相處，覺得那是件煩人的事——觀看戲劇演出，熱衷於馬里沃和拉辛。難道她已知道這兩人將在戲劇方面成為她的導師？她經常去電影院，為《藍天使》的上映而雀躍，也為解悶的情感喜劇和間諜片而欣喜。她依然喜歡調情，非常大胆，但從不動真感情。

她的日記里流露出一種不為人知的痛苦和一些她無法醫治的傷痕。母親似乎對她視而不見，不愛她。對此，她體會到了一種折磨，並將其吐露在筆記本中：這種折磨會不會在她的痛苦之上平添一份悲愴？不過，有些語句讀起來依稀可見一種不設防的坦誠：「小日記，今天晚上，媽媽覺得有必要，」她寫道，「於是一隻手親熱地握住了我的手——本能般地，像是一個自然的動作——但我很快就抽走了我的手。你對此有什麼看法？……我從來沒有擁抱過媽媽，雖然她不會把我當作一條煩人的小狗似的推開。」上帝也出現在這樣的個人懺悔中，她的某些實話飽含有節制的情感，令人驚訝。內心的尋覓始終都在，從未離開她。在她的祈禱中，她看到一些閃光的字詞，也看到了她與她視為朋友和親信的日記之間的關係：「是他，他是偉大的。你永遠也不會知道，永遠也不會知道所有那些你想要知道的東西，因為你只能憑著你可憐的理性和智慧去想象，別無其他方式。有些東西是你所不具備的，或將是你所不具備的。你太遠，太低，所以不知道。未來，如果你願意，如果他願意，也許你將知道一些，那將是無上的幸福。歇歇吧，別再想了，別再費勁了。愛他吧，相信他吧，崇敬他吧，因為他是好人。他太偉大了，以至於無法不偉大。我的上帝，我知道的就這些了。」

卡亞維寫的戲劇台詞令少女時的她捧腹大笑，皮托埃夫家族則讓她看到了戲劇的真諦。作為馬蒂蘭劇院的常客，她沒有錯過與該劇院密切合作的皮托埃夫家族的任何一場演出。「那是我的第一所戲劇學校，」她告訴科斯塔茲，「劇院里有十五個人，我每場必到。長此以往，皮托埃夫一家認識了我，有時還向我問好。那時我18歲，看了《玩偶之家》《交換》和《海鷗》等戲劇。」rｅａｄ•９９cｓｗ.ｃｏm

不過，這並不意味著她是支持殖民體制的遊說團成員。在杜拉斯這兒，陷阱是幽深而陰暗的。在這一職業選擇中，有挑戰，有流放的痛苦，有對父母認可的呼喚，有她成為小說家之後將進行加工的模稜兩可的素材。不管怎麼說，從她在殖民部度過的1937年和1938年來看，她是忠於職守的，是愛崗敬業的，儘管她在1963年曾對此別有說法，寫了一篇猛烈抨擊喬治·芒代爾及其治下的政府部門的文章——此文寫得有點晚。杜拉斯就喜歡這樣，憑經驗重新塑造歷史。作為一個叛逆而又保守的職員，她一邊揭露她所在的「鐵桶般的部委」，一邊悄悄地實施她的計劃，就像她寫的那樣，「等待著她的時刻」，以便儘早擺脫「部委的蜂箱」。在現實與她一生都在鑄造的神話之間，我們看到的是瑪格麗特（此時仍然姓多納迪厄）的舉棋不定。不過，不久后，接二連三的政治事件將使她得以高傲地自稱為一個悲情英雄。她終將發現，這一身份更符合她的真實本質！

對於當時那個陷入險境、遭受仇恨和暴力的世界，她感覺到了一些先兆，看到了整個時代在抽搐，謊言的狂熱在四處蔓延，對猶太人的迫害已初露端倪，言論也已遭到鉗制。憑著本能，她感覺到了一個野蠻時代的到來。

此時的她似乎沒有定居的慾望，也不想佔有，不想融入社會，成為被人操控的玩具，其中的原因是否正是她曾親身體驗過的、直覺中的與想象出來的經歷？

其實，從西貢那個跑著撲進中國情人私密的懷抱中的小姑娘，到一個酗酒的、悲愴的女人，再到一個破碎了、毀掉了、燒壞了的女人——甚至連嗓音都未能得以保全，因為一根該死的插管刺破了她的喉嚨，破壞了她那來自遠方的心靈之樂的音律，而那音律是無法模仿的——從郵輪上那個介於茫茫大海和滿天繁星之間的少女，到勾著揚·安德烈亞（她唯一的愛，或許是最偉大、最廣闊卻也最純真的愛）胳膊的那個駝背丐婆，之間真的過去了很多時間，真的相距了很多年，時間真的被消耗得太多嗎？

她心想，那具遠去的、永遠消失了的屍體，正是她的中國情人。她再也見不到他了。她盯著大海深處想知道那兒到底有些什麼，想知道它在泡沫後頭藏了些什麼。波濤之下，有一個秘密的故事，故事里既一無所有，又包羅萬象，是跌宕的，也是喧囂的。

她已知曉所有一切，是在黑漆漆的夜裡得知所有一切，而且最先是在母親生下他們幾個孩子的那片荒蠻的大地上得知所有一切，在那裡，大家在意的不是生活的藝術和考究，而是工作，艱苦的工作，以及「吃和睡」。她的力量，瑪格麗特·多納迪厄的力量，也許正是來自於那裡，來自於她那位「絕望的母親」。母親使她對災難有了直觀的感受，她從此背上了對災難的控訴，就像那個女乞丐彎著同樣瘦骨嶙峋的脊背，背著麻風病的包袱和命懸一線的嬰兒一樣。

他出身富家，受過基督教培訓。他和杜拉斯組成了一對親密搭檔，一起開展精神層面上的思辨，但他們身處塵世，已預感到大規模運動的暗涌。

儘管她聲稱她有力量同大哥做鬥爭——她過去曾拒絕屈服，向大哥發起挑戰，而當母親因為她結交中國情人而揍她的時候，大哥卻站在門口煽動母親的怒火，併為自己的舉動暗自欣喜——儘管有一天大哥讓她去賣淫，儘管兩人都生活在洋溢著暴力與悲哀的地方，她知道，她與大哥之間的關係必將破裂和毀滅。

這種痛苦是如此的強烈，以至於她的前三本書全都以此為主題，她沉迷於心碎，一心想要理解這種強烈情感的機制和運作方式。對於大哥，她體會到了一種恐懼，這恐懼一直在侵襲她，聊天時，散步時，酒吧里，花園裡，它是一種無法控制的、劇烈而致命的恐慌。她的私人影集里有一些她和大哥的合影：大哥的臉令人感到恐怖，頭髮抹了發膏，貼著頭皮梳向後頭，眼神冷漠而尖銳，穿著一件開叉西服，看起來像電影里的小白臉；她坐在大哥身旁，眼神顯得緊繃繃的，使她看上去像是安南人，像是家庭里的一個錯誤，是一個早已經被拋棄了的人，無法補救。

她用毀滅、瘋狂、死亡、分解等景象哺育了一個精神世界，在那個世界里對這個野蠻時代的到來作出了預言。她曾行走在殖民地那海綿般的泥濘土地上，身後跟著一幫隨從，其中有災難，有恐懼。早在18歲時，她就已發現一個定格的畫面，「人與人之間無法補救的別離」，發現一件改變不了同時也忘記不了的事，那就是什麼也無法改變那些「可憎的背景」。由此，她認為，她已結束了學習和成長，已像死去了一般，雖然只有18歲，但她的認知已毀掉了她的希望。就連她的臉，也使她顯得如菩薩般凝重，顯得衰老。是的，事實就是這樣。應該有一張她18歲時的照片，照片里，她的小皮帽放在一旁，她面帶微笑，那微笑是戲謔的，是心不在焉的，是被另一條路吞沒了的。與此同時，正是由於這張年輕時就已被毀掉了的臉，她才決定書寫和講述大海的暴虐，它把一切掀翻，把堤壩摧毀，把大地淹沒，走到哪兒就把哪兒的土地吞沒。寫下她所發現的一切，「除了自身，別無其他可寫，那不存在」，她說。

瑪麗·勒格朗終於決定賣掉房產，這也是為了遠離丈夫前妻的兩個兒子。賣掉房產，是一種輕裝出發、重新開始、尋找新的自由的方式。說實在的，她在那兒怎麼可能待得住？那所房子是亨利為全家置辦的，附近是他安眠的萊維納克公墓，他一直安眠在前妻一家的影子里。房產的出售於1931年5月19日完成。沒有人對此在意，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命運，都有必須走的新的人生路。賣掉房產是瑪麗·勒格朗一個奠基式的行為，也是一個決裂的行為，使她得以從此自行選擇自己的人生。

在印度支那，她讀過的書只有歷險記，一些貴重的書籍，以及所有讀來令人感覺舒適的文學作品，作者主要包括皮埃爾·伯努瓦、皮埃爾·洛蒂、克洛德·法雷爾、羅蘭·多熱萊斯，那是殖民地圖書館獨有的館藏，此外還有《戲劇小畫刊》里的「林蔭道戲劇」。「我每期都讀，只有那玩意兒，」她後來對《早報》的戲劇評論員吉爾·科斯塔茲傾述道，「裡九_九_藏_書頭主要是林蔭道戲劇。」此時，身在巴黎，她可以去看畫展，去劇院，讀小說，見識新的作者。

也許，她正是一個尋找意義的人，是一個尋求絕對的人，是的，她對此已有直覺。為此，她將接受所有危險，冒著生命危險去遊戲，去消遣，以此獲得意義的道路和跡象。她隱約知道這一點，覺得已為此做好了準備。

母親揮之不去，縈繞在她的夢和她黑暗的作品中。茫茫的大海，涼爽的夜，郵輪把黑暗劈開，此時的她就已知道，她的母親，一個「敏感而脆弱的可憐人」，將是她的墨水，是她墨水的取之不盡的來源。

30年代的巴黎是歡快的，也是陰沉的，既有浩劫的跡象，又拒絕相信它的來臨，而是沉醉在喧囂和創作中。殖民博覽會的盛事行將落幕，有些人就已不怎麼相信法國將有幸保住帝國的疆土。「瘋狂年代」已風光不再新的年代顯得令人憂慮不安，危機重重。杜拉斯容易受到人與世間所有大事的影響，捕捉到了這種質疑和不適。在她生活的那個城市裡，羅傑·馬丁·杜·加爾、路易·阿拉貢、儒勒·羅曼、讓·季洛杜、保羅·尼贊、艾曼努爾·貝爾勒、安德烈·布勒東等人正在創作他們強有力的作品，賦予作家一個更為介入政治的新地位，儘管她並不贊同他們在寫作方面的選擇。那年頭，積極分子的戰鬥精神正在誕生之中，已開始引起她交往和頻繁出入的共產黨和「法國大學生運動」組織的注意。

她的選擇已經確定，一種自發的方式。她不喜歡法蘭西喜劇院，「原因在於語調和詩體」，不喜歡因《安菲特律翁38》而廣為人知的讓·季洛杜，對馬塞爾·阿夏爾、薩沙·吉特里和雅克·德瓦爾也不感興趣。她覺得自己屬於皮托埃夫家族，因為他們有著斯拉夫民族的浪漫心靈，也有將從俄羅斯民族、斯堪的納維亞民族和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偉大典籍中汲取而來的「音樂」（musica）。除了超現實主義的創新之作，她還閱讀當時被視為經典的作品，包括安德烈·馬爾羅、弗朗索瓦·莫里亞克、弗朗西斯·卡爾科、路易-費迪南·塞利納。當海明威、福克納、弗吉尼亞·伍爾芙、艾米莉·狄金森被譯介到法國之後，她從他們的作品中找到了自己，因為他們也聽到了來自內心的狂野話語、悶在宛如泥沼深處的腹中的吼叫，以及靈魂的呼喚，而這些都是難以察覺的。

回國之旅長路漫漫，中途多次沿岸停靠，那些停靠港的名字千奇百怪，像憑空捏造的一樣，比如加爾各答、拉合爾、科倫坡，港口的岸邊鑲嵌著一座座王宮，比如威爾士王子酒店。郵輪載著年輕的瑪格麗特，把她帶往她的宿命。冥冥中似乎有人對她說，必須沿著她的命途，一直走到最後。作為中國情人的「小姑娘」，作為「孩子」，她將去往另一個世界，另一片土地，那是法國的土地。她還能與印度支那再會嗎，她怎樣才能讓它的氣味與聲音復甦，讓那片天地里的男男女女復活？她整日漂在大海上，那是一個無法被殖民的巨大空間，漂在一個運動的平面上，那是一個誰都無法定居並彰顯其傲慢的地方。為了消磨時間，有人在郵輪上組織舉辦晚會，而每當郵輪中途停靠在名字奇奇怪怪的港口，她還能瞥見岸上白色的小木屋和茂密叢林的邊緣。

在巴黎法學院度過的那幾年裡，她將邂逅羅貝爾·昂泰爾姆，他和她一樣，也是大學生。他出生於科西嘉的薩爾泰納，家裡有一個比他小三歲的弟弟。他的童年漂泊不定，因為父親先後在奧洛龍聖瑪麗、伊澤爾省的維埃納、巴約納等地擔任區長。後來，他在巴黎參加了中學畢業會考，主修法律。

船下方涌動的泡沫，還有那一團團厚重的、黑漆漆的海水，都像是寫作的隱喻，像是來自深淵的召喚，寫作就應該如此，融入虛無之中，去那兒聆聽模糊、喧囂且野蠻的嘈雜聲，像現在這樣獨自處於海上的黑夜中，既不面對任何人，同時又面對著所有一切，吸收著穿行的事物，以及「世界的盡頭、自我的盡頭」那些無法言表的、丟失了意義的混沌。

平日里，瑪格麗特步行去附近的高中上學，繼續讀她的哲學課程。在學校里，她裝成一個富家少女，穿著合身的輕質印染絲裙，蹬著高跟鞋或高幫鞋，喜歡化妝。閑暇時，她要麼讀書，要麼打網球，有時還試著彈奏肖邦的練習曲或迪亞貝利著名的變奏曲，這些樂曲在她未來的作品中將扮演重要的角色。一年時光如梭，沒發生醜聞，也沒有特別的意外。瑪格麗特是一個專心而勤奮的學生，學習成績不錯。她的品行脫胎換骨了嗎？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她有什麼不端的言行舉止，但所有人都說她非常神秘和冷漠。

大海是杜拉斯的全部根基，它又一次出現在她腳下，這一次將把她帶回法國。中國情人的故事已經落幕，那是一場消耗殆盡的激|情，殘留下來的只有拒絕與無奈的餘味。

雖有歸途的短暫快樂，但留給她的，只剩下黑暗，降臨於她的出生地、使她成為一個無籍貫的新生兒的黑暗，只剩下的她所想象的永隆和柬埔寨。留給她的，只剩下一些碎片，那是她每個日夜的素材，而令這些日夜突然明亮和升華的，是女乞丐的出現，是紅棕色頭髮的伊麗莎白·斯特里德特靜悄悄的路過，是孩子們的哭聲及其母親的哀怨。只剩下一個傳奇般的故事，得益於滔天巨浪般的記憶，被千百次地重新構建、重新組織、重新收緊，被帶到寫作中，帶到語言的模糊範疇里，帶到雜亂無章的大地上——從西貢到加爾各答從拉合爾到溫哥華，這個傳奇故事都沒有區別，因為到哪兒都是同一個故事，到哪兒它都將重新開始，重新構想。

她暫未洞曉一切，只知道她正朝著法國前進，據說那是她的祖國，那兒有她的種族和她的文化，可她不懂。她的心裏只有一些別的知識，比如茉莉花和夾竹桃的香味，黏附在她身上的麻風病的怪味，她曾走過的泥濘的稻田，拍手時聽起來像氣球爆炸一樣的孩子，以及她內心深處對中國情人的絕對慾望。

她有時也去外省遠途旅行，遊覽諾曼底海岸、特魯維爾、多維爾，還有利雪，她去那兒主要是為了朝拜令她無比感動的聖女特蕾澤：「這個小聖女得到了太多聖寵，」她寫道，「年輕，可愛，小小年紀就被上帝選中。大家無法取笑她，我很愛她，每當說起她，就會熱淚盈眶。只不過，我從不向她祈求什麼，因為我不配得到聖寵。」1932年4月4日，她慶祝了她的18歲生日，成了「到了煩惱期的憂鬱的大姑娘」，她在日記里這樣寫道。然而，就在這個時期，她懷孕了，男方是一個名叫勒考克的人，她曾連續幾次與他相會。男青年的母親一手處理了此事，瞞著多納迪厄夫人，讓她墮了胎。瑪格麗特把此事當成一個創傷，後來寫道：「以為清理了一個胎兒，其實懷的已是一個孩子，而墮胎，就是殺了read.99csw.com這個孩子。謊言又一次掌握了統治權，還有虛偽，這是女人們的絕望。」對於日後將簽署「343名婊子的宣言」的她而言，宣布自己曾做過人流，這是一句恐怖的坦白……幸好，這出悲劇沒有妨礙她通過中學畢業會考。

她唯一確信的，是她未來的書。在那些黑色的書頁中，在那些深奧的文字里，在她痛苦的愉悅里，在她所說的「奇妙的災難」中，一定可以慢慢找到她的真實人生，而可怕的是，那人生是易碎的，有待縫補，有待理解。

她心中一直留著這樣一幅畫面：海平線上，一艘艘船橫著停泊在入海口附近，不一會兒就鑽進一望無際的大海，逃得無影無蹤，再也看不見。出發，無法返回，一個又一個中轉站，為了再次出發而進行必要的捨棄，盲目地相信那些被時間不斷侵擾和摧毀、每況愈下卻頑強挺立的事物具有不朽性……這一切恰如人生的表象。

她像是在用心地微笑，用心地模仿各種幸福、正常及家庭的處境。在花園裡陪伴哥哥的時候，她的模樣像是一個小商販，一個賣衣服的小販，穿著輕質棉裙，腰裡緊緊地系著皮帶，一隻胳膊乖乖地挎著手提包。然而，這些不過是幻象罷了，正如克洛德·魯瓦說的，「真實的生活在別處」，在對塵世不懈的拷問中，在世間萬物的喧囂中，那喧囂令人眩暈甚至不適，而她將運用她的天賦將其記錄下來。

關於這一時期，杜拉斯一直諱莫如深。這是一個過渡時期，是在一片放逐的土地上定居的時期，是一個不知生在何處的私生子和異鄉人融入社會的時期。她聲稱，她想要把所有一切統統掩埋，不再回想她的童年、殖民地的騙局、黑豹、鱷魚、舢板船，也不再回想她所想象出來的所有那些對比鮮明、散發著香氣、亟待述說的東西。不過，這種身份的缺失和隱姓埋名的狀態正中她下懷，增進了她的自由。她暫時還沒有意識到她的童年、女乞丐永無停休的祈禱、難忘的濕熱氣候所具有的力量，以及躺在中國情人懷裡時她那具有慾望的身體的力量。她暫時還不知道，她出生的那個國度日後將發起「復讎」——這是她的原話。湄公河、午休時分達到最高點的悶熱、茂密叢林里的探索……所有一切都將重現，成為她寫作的唯一素材，有待她挖掘和加工，她將連續多年陷入繁重的寫作，接著又異常輕鬆地寫出最後幾本書。

他們乘坐的是法國海洋運輸公司一艘巨型郵輪。當幾艘拖船把郵輪拖出城區，牽往廣袤的大海，瑪格麗特相信自己看到了碼頭上有一輛陰暗的轎車，黑得像一具棺材，那是中國情人的轎車，他坐在車裡，目送她離去。

可是，瑪格麗特不願意，就好像她對學習不感興趣，只想以其他方式去發現這個世界。她總得做點什麼吧，母親喊道，得做點「值得做的」、能算是工作的事，而不是跟開玩笑似的，從15歲半開始就一心想要寫作，而寫作或許將使她沒法糊口，變得一無所有，被人瞧不起，被社會所拋棄。要知道，母親夢想得到的，是社會的認可，是她儘管付出了太多辛勞甚至遭到了社會的「謀殺」卻未能獲得的那一切。

在巴黎，她是一個小「克里奧爾人」<，曾在亞洲殖民地生活，而按她自己的說法，她是一個「被引渡的人」。她不再有回憶，她得適應新的環境。她把一大片由各種景象構成的沃土藏在內心深處，她知道那些景象日後會發芽和生長，比如回國途中在科倫坡中轉時遠遠望見的威爾士王子酒店，與夾竹桃的甜味混在一起、無處不在的麻風病的味道，還有母親和大哥，還有作為受害者的小哥哥——她很清楚，小哥哥將死於「虐待」，死於母親出於母性的偏好而給予大哥的那種不講理的、殘忍的愛。

她將把她人生中這段刻骨銘心的時光記錄在《情人》與《來自中國北方的情人》里，這兩部作品完美地詮釋了寫作的核心是對往昔的記錄。1991年，讓-雅克·阿諾將《情人》搬上大銀幕，而杜拉斯卻對他的導演手法提出了異議，認為他混淆了傳記和「翻譯」，混淆了郵輪上真實發生的事與她所講述的故事。她把整個人生和全部史實搬進寫作中，這是文學的運作機制，是秘密的，是難懂的。

在此期間，她仍然生活在大哥身邊。他的存在是「有害的」，總是令她感到一種恐懼和一種抽象的害怕。他苟延殘喘，與他形影不離的，是謊言、偷竊、冷漠和暴力，他有一種隱晦的、無法定義的東西，使他想要掌控和強迫別人，有一種陰鬱而狂野的能量，有一些總是憤怒的企圖。

郵輪的船體把海水劈開，堅持不懈地製造著一道深淵，那深淵在不斷更新，同時載著郵輪前行。正是在這樣的水流和深淵中，她懂得了寫作這一行為的本質。

晚餐時分，她有時會遇到一些與伊麗莎白·斯特里德特相像的人，一些與眾不同的人，但引起她注意的，是低等艙和甲板上那些盲目趕時髦的人，那些可憐的、佝僂的土著民。白色的郵輪把大海劈開，有時候她會對大海心生畏懼，她趴在船舷上，看著一團團海水相互吞噬，不斷泛起絨毛般的水花。大海撞擊著船體，她害怕這個不知何處的地方，像母親看著潮水湧向堤壩一樣，嚇壞了。她靠著船舷的欄杆，大海讓她忘掉了一切，好像所有一切全都陷入了那千年不變的暗夜，化作億萬個不知名的、互不相關的微粒。在郵輪上，她驚恐地得知，一個青年男子越過船舷，跳進大海，他自殺了，融入了海洋中的萬物，融入了它那總在躁動的、雜亂無序的混合物。

在她看來，只有充斥著往日時光的文字，才有權講述她的人生。她深信，把一件件事實羅列出來，以為能從中揭示某種連貫性，沒什麼比這種做法更錯誤，更多餘，更流於表面。所有一切其實是發生在由留存下來的各種圖像所構成的雜亂無序的巨浪之中，在浪濤的脆弱而斷斷續續的歌聲之中在接受遺忘的過程之中。要懂得，她的人生存在於那些被修復的事件的痕迹里，她的人生歷程並不「像一條介於起點和終點兩個界碑之間的道路」。顯然，要讓人生漸漸和盤托出，靠的不是搜集各種事實與日期，像校正一台機器的零件那樣對它們進行調整，而是觀察它們在人的內心深處、在她所說的「內在陰影」（ombre interne）這一最為隱蔽的地帶留下的痕迹，那裡才是「自我的檔案」（archives du soi）所在之處。

儘管米什萊中學離家不遠，但是瑪麗·勒格朗還是讓女兒在西昂西亞中學——巴黎16區的一所私立學校——報了名。她將在這所學校備戰中學畢業會考，至少要準備會考的第一部分。這家教育機構相對高貴，學生主要來自16區的上流社會。不知羞恥的瑪格麗特所需要的，真是這樣一所學校嗎？她入學的日子是1931年10月1日，距全家抵達法國只有幾個月，但期間發生了多少事啊！抵達普拉提耶，賣房產，離開普拉提耶，愛的悸動，最主要的，是她意識到某些新事物即將登場，把她變成另一個人，一個命運撲朔迷離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