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戈爾茨坦（Goldstein，1939，1940）的觀點相一致的是，我們可以把對威脅的大部分個人體驗理解成為是一種境遇，一種抑制或威脅終極自我實現的發展的境遇。這種對未來和對現實破壞的強調有著許多嚴重的後果。作為一個例子，我們可以引入弗洛姆的革命性概念「人本良心」（humanistic conscience）作為對偏離成長或自我實現之路的知覺。這個概念大大地彌補了相對主義和弗洛伊德的「超我」這一概念的不足。

這將我們引向了我們的最終假設：也許挫折作為一個單獨的概念不如將它剖析開的那兩個概念有用：（1）對於非基本需要的剝奪，和（2）對於人格，即對於基本需要或同這些需要有關的各種應對系統的威脅。剝奪的含義比挫折這一概念的通常含義要少得多，威脅的意味則多得多。剝奪並不是精神病病因，威脅則是。

記住這一點，便會明顯地看到一個重要的區別，即剝奪（deprivation）和對人格的威脅之間的區別。挫折的通常定義只不過是得不到所渴望的東西，一個願望或一種滿足受到妨礙等。這樣一個定義未能區分開兩種不同的剝奪：一種對於機體並不重要（很容易被替換，極少導致嚴重的後果），另一種則同時也是對人格，也就是說，是對這個個體的生活目標、防禦系統、自尊心、自我實現以及基本需要的一種威脅。我們的論點是：只有威脅性的剝奪才具有通常歸因於一般性挫折的許多後果（通常是令人不快的後果）。

無論我們如何定義威脅，確實有一個方面是我們所永遠不能忽視的。一個終極的定義，無論它還包括著什麼，肯定必須是有關於機體基本的目標、價值或需要的。這意味著，反過來，任何心理病理學理論必須直接地建立在動機理論之上。

動力理論所必然得出的最後一個觀點就是，我們必須永遠把威脅感看做其本身就是一種對於其他反應的動力性刺|激。如果我們不同時知道這種威脅感會導致什麼，會使個體做什麼，機體會如何對威脅做出反應，那麼對於任何機體內的威脅，也不可能進行完整的描述。當然，在神經症理論中，絕對是既有必要了解威脅感的實質，又有必要了解機體對這種感覺的反應。

一個目標物對於個體來說可以有兩種意義。首先，它有著內在的意義；其次，它也可以有一種間接的、象徵性的價值。這樣，某個被剝奪了他想要的冰淇淋卷的孩子可能只是失去了一個冰淇淋卷。另一個被剝奪了冰淇淋卷的孩子，就可能不光是喪失了一次感官上的滿足，而且還會覺得被剝奪了母親的愛，ｒead•9９ｃｓｗ•cｏm因為她拒絕給他買冰淇淋卷。對於第二個孩子來說，冰淇淋卷不光有著內在的價值，而且還是心理價值的承載物。對於一個健康人來說，只是被剝奪了作為冰淇淋的冰淇淋，很可能是無足輕重的，這種情況甚至連是否可以用「挫折」來稱呼它都值得懷疑，「挫折」是對具有更大威脅性的剝奪的描述。只有當目標物代表著愛、名望、尊重或其他基本需要時，對它的剝奪通常才會產生一般稱為挫折的不好的效果。

我們還可以把非常基本的和嚴重的精神創傷加入我們的非衝突、非挫折性威脅影響的名單中。有著非常嚴重的意外事故經歷的人或許會得出結論說他/她不是自己命運的主人，並且死亡永遠是近在眼前。面對著如此不可抗拒的強大和威脅性的世界，一些人似乎對自己的能力失去了信心，甚至對最簡單的能力也失去了信心。當然，其他不很嚴重的精神創傷的威脅性會較小。我還想補充一點：這樣一種反應更經常地出現於某一類人身上——他們具有某種特定類型的性格結構而使他們更易受到威脅。

我們還應當注意到，把威脅等同於抑製成長這一做法產生了這樣一種可能性，即一種現在是主觀無威脅性的境遇，在將來卻是威脅性的或抑製成長的。孩子們或許現在希望得到滿足，這種滿足會使他們高興、平靜下來、感激，卻也會是抑製成長的。一個例子就是父母對孩子的縱容，導致孩子恣意妄為。

衝突這一個概念可以像我們對挫折所做的那樣，用威脅的概念剖析。我們將要考慮幾種衝突。

威脅性的衝突同前面描述過的兩種類型的衝突有著根本性的不同。它仍然是一個選擇的情形，但現在卻是在兩個不同的目標之間進行選擇，兩個目標都是至關緊要的。在這裏，做出一個選擇的反應通常並不能解決衝突，因為這種決定意味著放棄某些幾乎是同被選中者一樣必需的東西。放棄一個必需的目標或對需要的滿足使人感到一種威脅，即使在做出選擇之後，威脅性後果也依然存在。總之，這種選擇最終只會導致對於一種基本需要的長期妨礙。這是致病的。

從這個觀點出發自然會得出一個結論：威脅性挫折這個現象同其他威脅性情況的聯繫，要比同單純剝奪的聯繫緊密得多。也可以看到，挫折的典型後果經常是由其他類型的威脅所引起的——創傷、衝突、大腦皮質損傷、嚴重疾病、現實的人身威脅、死亡的臨近、屈辱或巨大的痛苦。

一般動力學理論以及各種具體的實驗結果都表明，有必要個別地界定威脅。也就是說，我們最終界定一種情況或威脅時，不僅要著眼于整個種類都有的基本需要，還要著眼九_九_藏_書于面臨著自己的獨特問題的個別機體。這樣，挫折和衝突二者的定義常常都是只依據外部的情況，而不是依照機體對這些外部情況的內在反應和感知而下的。又一次必須指出，心理創傷的境況不同於對創傷的感受；一個創傷性的境況可以具有心理威脅性，但不一定非要如此。如果處理得當，它的確可能具有教育和強化功能。

把神經症的起源等同於最終是有缺陷的發展，由於這種思想的一元化的性質，從中產生了另一個問題。我們是說，所有的或大部分的疾患來源於單一的源泉；神經癥狀的病源是一元的，而不是多元的。那麼疾患的不同症候群是來自哪裡呢？或許不僅致病原因（pathogenesis）和心理病理學是一元的，或許我們現在所談論的醫學模式中不同的疾病類型，實際上是膚淺的分類，它們是對一個更深層次的同一疾患的不同的特殊反應，正如霍妮所宣稱的那樣（Horney，1937）。針對安全感一非安全感的S-I測驗（Maslow，1952）就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基本假設之上的，並且迄今為止，它似乎相當成功，可以分辨出具有一般性心理疾患的大眾，而不是僅能分辨歇斯底里、憂鬱症或焦慮性神經症。

就精神病理學的觀點來說，我們所得出的結論只能是同我們分析了挫折之後所得出的結論一樣。一般說來，有兩種衝突的情況或衝突的反應，一種是無威脅性的，另一種是有威脅性的。無威脅性的衝突並不重要，因為它們通常是不致病的；帶有威脅性的類型的衝突是重要的，因為它們往往是致病的。同樣，如果我們將一種衝突的感覺作為病症的來源來談論，我們似乎最好還是來談一下威脅或威脅性衝突，因為某些種類的衝突並不能引起癥狀。有一些實際上還會強化機體。

對於這一區別的忽略，在精神病學界里製造了很多不必要的混亂。一個反覆出現的問題是：挫折的許多後果，如尋釁和理想化等，全都是，或者有些是由性剝奪所不可避免地引起的嗎？現在大家都知道，在許多情形中，獨身生活並沒有精神病理上的後果。然而，在另外的許多情形中，它卻有不少ｒｅad•9９ｃｓw.coｍ惡果。什麼因素來決定將會出現什麼結果呢？對精神正常者的臨床檢驗提供了一個明確的答案：性剝奪只有在被個體認為是代表著異性的拒絕、低賤、缺乏價值、缺乏尊敬、孤立或者其他對基本需要的阻撓時，才會在一個很嚴重的意義上成為病因。對於那些並不認為它有這種含義的人來說，則可以比較輕鬆地承受性剝奪。

前面已經對動機概念的要點進行了闡述。這一概念包含著理解心理病理以及挫折、衝突、威脅等的實質的重要啟示。

在討論挫折（frustration）時，很容易犯將人分割開的錯誤。也就是說，現在仍然有談論一張受挫折的嘴、一個受挫折的胃或者一種受挫折的需要的傾向。我們必須永遠記住，受挫折的只能是一個完整的人，而不是一個人的一個部分。

有必要指出，威脅這一概念中包括一些既不屬於衝突，也不屬於挫折的現象（在這些名詞通常的意義上）。某些類型的嚴重疾病可能會導致心理疾患。一個心臟病非常頻繁發作的人，其行為方式是一種受到了威脅者的行為方式。對於小孩來說，生病、去醫院的經歷除了會對他施加剝奪外，這些經曆本身常常就是具有直接威脅性的。

孩提時期不可避免的剝奪通常也被認為是具有挫折性的。斷奶、大小便控制、學走路——實際上，每一個新的調整層次，都被認為是通過對孩子的強制而實現的。在這裏，單純的剝奪和對人格的威脅之間的區分再一次要求我們謹慎從事。對那些完全信賴父母的愛和關注的孩子進行觀察，證明他們有時可以令人驚異地對各種剝奪、紀律和懲罰泰然處之。如果一個孩子並不把這些剝奪看成是對他的基本人格、主要生活目標和需要的威脅，那麼它們就會很少產生挫折效果。

在某些種類的動物群體中，在一些情況下，可以很清楚地證實一個物體的這種雙重意義。例如，已經得到證明，當兩隻猴子處於一種支配一從屬的關係時，一塊食物既是充饑物，也是支配地位的一種象徵。這樣，如果處於從屬地位的動物試圖撿起食物，它立刻就會受到處於支配地位的動物的攻擊。然而，如果它能解除食物的象徵性的支配價值，那麼，它的支配者就會允許它食用。這一點，它通過一個順從的姿勢就可以很容易地辦到，即在接近食物時做出性|服|務的姿勢。這彷彿是說，「我只是想要這塊食物以便充饑，我不想向您的主宰地位挑戰。我樂意服從您的支配」。同樣，我們也可以用兩種不同的方式來對待朋友的批評。通常，一般人的反應都是覺得受到了攻擊和威脅（這也是有道理的，因為批評常常都是一種攻擊）。於是，他的反應便是怒火中燒，勃然九-九-藏-書大怒。但如果他確信這隻是批評而不是一種攻擊或者排斥，那他就不僅會傾聽批評，甚至可能會感激。這樣，如果他已經有足夠的證據表明他的朋友愛他、尊重他，批評便只代表批評，並不會同時代表著一種攻擊或威脅（Maslow，1936，1940b）。

另一種選擇是這樣一種情況：目標本身是重要的，但有兩種到達這一目標的途徑可供選擇。目標本身並沒有受到威脅。當然，目標重要與否取決於具體每一個機體的情況。對一個機體來說是重要的，對另一個就可能不重要。可以舉一個例子，一位婦女試圖決定是穿這雙鞋還是那雙鞋、是穿這件衣服還是那件衣服到一個社交場合去，這一社交場合恰好對她來說是重要的，所以她希望能留下一個好印象。在做出決定后，明顯的衝突感覺通常就會消失。然而，當目的非常重要時，在通向它的兩個或更多道路之間的選擇衝突就可能變得非常激烈。當一位婦女不是在兩件衣服中進行選擇進，而是在兩個可能成為丈夫的人之中進行選擇時，這種衝突就確實可能變得極其激烈。這使我們再一次想起了羅森茨威格對需要的堅持性效應和自我的防禦性效應之間所作的區分。

然後，我們就可以著手對精神病病因這一綜合領域的各種概念進行重新分類。我們可以首先討論剝奪，其次則是選擇；可以認為這兩者都是不致病的，因此對精神病理學的研究者來說是不重要的概念。重要的那個概念既不是衝突也不是挫折，而是兩者的基本致病特徵，即對機體的基本需要和自我實現加以阻礙的威脅，或實際存在的阻礙。

無論出於什麼原因的瀕臨死亡都可能會（但也不一定）使我們置身於一個受威脅的狀態，其原因是，在此，我們可能會失去我們基本的自信。當我們再也不能控制局面，當我們難以忍受這世界，當我們不是我們自己的命運的主宰，當我們再也無法控制世界或控制我們自己時，我們當然可能會談及受威脅的感受。其他「我們無能為力」的境遇有時也會令人感到具有威脅性，或許劇痛應屬於此類。對此我們確實是無能為力的。 通常是屬於一個不同類別的現象或許也可能被歸於這個概念之下。例如，我們可能談及突然而強烈的刺|激，無預感的突然墜落、失足、任何無法解釋或不熟悉的事情、生活常規或節奏被打亂，這些對於兒童來說是威脅性的，而不僅僅是產生情感反應。 當然，我們也必須談到威脅最核心的方面，即直接的剝奪、阻礙，或危及基本需要（羞辱、排斥、孤立、失去威望、失去力量）；這些都是具有直接的威脅性的。另外，對能力的誤用或棄九-九-藏-書用直接地威脅著自我實現。最後，對於非常成熟的人來說，指向超越性需要或存在的價值的危險可能是具有威脅性的。

因為在這裏，唯一的目的是要指出，重要的問題和假設是由這種心理病理學理論所產生出來的，所以現在不再進一步地探究這些假設。只需要強調它的統一的、簡化的可能性。

我們怎麼才能知道，某一特定情況是被機體理解成了一種威脅呢？ 對於人類來說，這可以很容易地由足以描述整體人格的方法做出判斷，如心理分析法。這些方法可以使我們知道一個人需要什麼，缺乏什麼，什麼在威脅他。與普通大眾或神經質的成人相比，健康的成人總體來說更少受外在境遇的威脅。我們仍必須記住，雖然這種成年人的健康是幼年時代的免受威脅或成功地克服威脅所帶來的，隨著年月的推移，它變得對威脅越來越有免疫力。例如，實際上，不可能去威脅一個非常自信的人的男子漢氣概。對於一個在一生中充分地被人所愛、感受到自己值得被愛的人來說，失去了愛並不是一個巨大的威脅，必須又一次藉助于機能自主原則來理解這一點。

單純的選擇是在最簡單意義上的衝突。每個人的日常生活都充滿著無數這樣的選擇。我想，這種選擇和將要討論的下一種選擇之間的區別會是如下所述的。第一種涉及在通向同一個目標的兩條道路中進行選擇，這一目標相對來說對機體並不重要。對於這樣一種選擇情況的心理反應幾乎從來也不是病理性的。事實上，在絕大部分情況下，主觀上根本就沒有衝突的感覺。

總的來說，下面的這一些都在我們的感覺中被感受為威脅：對基本需要和超越性需要（包括自我實現）以及它們的前提條件的可能或現實的阻礙，對生命本身的威脅，對機體總體完整性的威脅，對機體整合性的威脅，機體對世界的基本把握所受到的威脅，以及對終極價值的威脅。

災難性衝突最好是被稱為沒有抉擇或沒有選擇可能性的純威脅。就其後果來說，所有的選擇都同樣是災難性或威脅性的，不然的話，也只有一種可能性，即一種災難性的威脅。這樣一種情況是廣義上的衝突。如果舉兩個例子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到這一點：一個例子是一位在幾分鐘內就要被處決的人；另一個是被迫作出明知對它有懲罰性的決定的動物，在作決定時，所有逃避、進攻或替代性行為的可能性都被杜絕一這正是許多動物神經症實驗中的情況（Maier，1939）。

幾乎所有旨在解釋心理病理是如何起源、持續的理論，都極為依賴我們現在將要討論的挫折和衝突兩個概念。某些挫折的確導致病態，另一些卻並非如此。某些衝突也導致病態，另一些也並非如此。我們在後面將會看到，要想解開這個謎，必須求助於基本需要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