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治療的文獻中所記載的通常的經驗就是，暴力、憤怒、仇恨、破壞欲、復讎衝動等實際上大量地存在於每一個人身上，即使不是明顯可見的，也是掩藏在表面底下的。或許有人會聲稱自己從來沒有感到過仇恨，但任何一個有經驗的病理學家對此都不會嚴肅對待的。他會毫不遲疑地斷言這個人只是抑制或壓抑了他的仇恨。他會期待著在每個人身上都發現這種仇恨的情感。

通過研究類人猿，人們發現進攻很少是原發性的，而更多是派生性、反應性和功能性的，是針對一種動機整體、社會力量整體和直接的情境決定因素所做出的合理的、可以理解的反應。在黑猩猩這種在所有動物中與人類關係最近的動物身上，我們一點也沒有發現它的某一行為是為進攻而進攻的，這樣的行為絕不存在。特別是在幼小的時候，這些動物是如此地可愛，如此地富於合作精神，如此地友好，以至於在某些群體中我們幾乎看不到任何形式的、不管是為什麼原因而採取的兇殘的進攻性行為。大猩猩也有類似的地方。

對兒童的觀察、實驗研究及其他發現有時似乎類似於一種投射方法，就像羅夏測試的墨跡，成年人的敵對都可以投射到上面去。我們常常聽到人們大談兒童天生的自私和破壞性，關於兒童的自私和破壞性的論文遠比關於他們的合作、友愛、同情等的論文要多，而且後者本來數量就不多，卻還常常遭到忽視。心理學家和心理分析家們經常把小孩看成是「小魔鬼」，天生就帶著原罪，內心深藏著仇恨。毫無疑問，這樣一種天真的描繪是虛假的。我必須承認，在這一領域內還缺少科學的材料，實在令人遺憾。我的論點只是建立在少數幾個出色的研究（特別是墨菲對兒童同情心的研究）（Lois Murphy，1937）、我自己與兒童相處的經驗，最後還有某些理論考慮的基礎之上的。但是，即便是這些不充足的證據在我看來也足以使人對下面的結論產生懷疑，即兒童主要是些充滿破壞性、進攻性和敵意的小動物，人們必須用紀律和懲罰來約束他們，這樣在他們身上才會出現少許的善性。

有一個造成破壞性行為的原因通常都被忽略了，或者即使沒有被忽略，也往往被表述得很不準確。這就是對生活採取的獨裁主義的態度，如果一個人非生活在叢林之中不可，而在這叢林中動物都分成兩群，其中一群動物能夠吃掉他，另一群動物則又能夠被他吃掉，那麼攻擊就成了明智和合乎邏輯的事情。那些被描繪為獨裁者的人肯定都經常地在無意識中傾向於把世界看成是這樣一個叢林。基於「最好的防禦就是淋漓盡致的進攻」這一原則，這些人易於無緣無故地大打出手、攻擊、破壞，而這整個反應看上去是毫無意義的，直到人們意識到這一切只是為了預防他人的進攻時，整個反應的意義才會顯露出來。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其他眾所周知的防禦性敵意的形式。

同胞敵對是一種特殊的、時常令人迷惑不解的情況。一個兩歲的兒童對他剛出生的弟弟會做出某種危險的進攻行為。有時他的敵意還表現得十分天真和直率。對此，一個合理的解釋就是，兩歲的兒童不能想象他的母親能夠同時愛兩個小孩。他不純粹是為了傷害而傷害，而是為了繼續佔有他母親的愛。

另外還有一種特殊情況，這就是心理變態人格，具有這種人格的人所採取的許多攻擊行為經常看起來是沒有動機驅使的，也就是說，他是為進攻而進攻的。我認為在這裏需要引用一個原則，這一原則最初是露絲·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970）在試圖解釋為什麼安全的社會會參与戰爭時所闡明的。她的解釋是，安全、健康的人們對那些廣義上是他們兄弟的人、那些他們與之可以彼此認同的人並無敵意，對這些人也並不表現出某種敵意或進攻性來。他們是友好、充滿愛和健康的，但如果他們認為某些人根本就不是人，他們就要起來消滅這些人，如同他們殺死煩人的昆蟲或宰食動物是無罪的一樣。

在任何這類討論中，我們可以做出的最重要的區別就是本能與行為之間的區別。行為是由許多力量共同決定的，內部動機只是其中一種。可以簡略地說，任何有關於行為決定的理論都必須包括至少以下三方面決定性因素的研究：（1）性格結構，（2）文化壓力，（3）直接的情境或領域。換一句話來說，對內部動機的研究只是任何對行為的主要決定因素的研究所涉及的三個領域中的一部分。有了這樣一些考慮，我就可以把我的問題重新表述如下：第一，破壞性行為是如何被決定的？第二，破壞性行為的唯一決定因素是某種遺傳的、先定的和特定的動機嗎？九_九_藏_書這些問題當然僅僅在一個先驗的基礎上才能一下子得到回答。所有可能的動機的整體，都不能決定進攻或破壞的發生，更不用說某種特殊的本能了。必須把廣泛意義上的文化牽涉進去，行為發生於其間的直接的情境或領域也必須加以考慮。

顯然，人類甚至不需要具備像美國社會中的一般人所具有的那種攻擊性，更不用說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的人了。來自人類學方面的證據使我們完全有理由把人身上的破壞性以及那些惡意或殘酷的行為看成是基本需要受到挫折或威脅而產生的繼發性的和反應性的後果。

大多數這類行為，如果放到兒童的參照系中從動力學觀點來加以理解的話，可能都必須被當成反應性的行為來加以接受。這就是說，這些行為都極有可能是出於失望、遭到拒絕、孤獨以及那種害怕失去尊重和保護性的心理，即出於對基本需要的阻礙，或者出於產生這種阻礙的威脅，而不是由於他們生來就有一種仇恨或傷害的衝動。這種用反應來對行為進行的解釋是否能解釋所有的破壞性行為，而不僅僅是大多數這樣的行為，我們目前擁有的知識——或者毋寧說我們知識的缺乏——還不允許我們得出結論。

對各種材料進行的比較研究可以藉助於民俗學而得以擴充。我們可以不假思索地說，對民俗學材料做哪怕是匆匆的一瞥，也能向有興趣的讀者證明，在現存的各種原始文化中，敵對、進攻或破壞行為的數量是不定的，從0%到幾乎100%不等。像阿拉伯西（Arapesh）這樣的部落就十分溫和、友好，一點也沒有表現出攻擊性來，以至於他們必須採取極端的措施才能找到一個願意拋頭露面的人來主持他們的儀式；但是在另一個極端上，我們也可以看到像楚克奇人（Chukchi）和多布人（Dobu）這樣的一類人群，他們滿懷仇恨，以至人們迷惑於是什麼原因使他們沒有因自相殘殺而滅絕。當然這裏所描述的都是從外部觀察到的行為，我們可能仍迷惑于這些表面行為之下的無意識衝動，這些衝動可能有別於我們所能看到的表面現象。

最後，在我們看來，這裏還牽涉到某些相當重要的語義方面的考慮。說得儘可能簡明扼要一些，那就是，進攻性、敵意和破壞性都是成人世界中的語彙。這些詞語意味著的一些東西是僅對成人而言的，不適用於兒童，因而不應該在不加改造的情況下就加以使用。

任何一個想把目前所知道的有關於暴力來源的一切材料彙集在一起的人，也必須去挖掘內分泌學家們所積累起來的材料。這種情況在低等動物那裡相對說來仍是比較簡單的。毫無疑問，性激素和腎上腺以及大腦垂體激素明顯地對進攻性、支配性、被動性和野蠻性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但是，因為所有內分泌腺都共同地起著決定作用，所以這些材料中的一部分就變得非常複雜了，需要專門的知識才能處理。對於人類來說更是這樣，因為人類的這種材料更加複雜。但這些材料卻萬萬不可忽略過去，有證據表明，雄性激素與自我肯定、搏鬥的意願和能力等有關。另外，還有些證據表明，不同的個體分泌出不同比例的腎上腺和非腎上腺素，這些化學物質與個體搏鬥而不是與臨陣逃脫的趨向有關。關於這一問題，心理內分泌學這一交叉學科毫無疑問會告訴我們大量的東西。

例如，兒童們在他們人生的第二年，可以在同一個地方各自獨立地玩耍，彼此互不干擾。即使在這些兒童中間出現了某些自私的或攻擊性的相互干擾，這也絕不同於發生在十歲兒童之間的那種人際關係；可能他們都沒有針對對方的意識。如果一個兒童從另一個兒童那裡將一個玩具硬搶過來，這種行為與其說像成年人的自私的進攻，還不如說像一個人拚命從一個蓋得緊緊的箱子中把某個東西拽出來。

我還可以提及來自歷史學、社會學、管理學、語義學、各種病理學、政治學、神話學、心理藥理學以及其他方面的材料。但我們無須更多的材料就可以得出如下結論：本章開頭提出的問題都是經驗的問題，因此我們可以滿懷信心地期待，這些問題通過進一步的研究是可以得到解決的。當然來自許多領域的材料也使得各方面的學者有可能，甚至有必要通力合作，共同進行研究。無論如何，上面這一隨意取來的材料標本已經告訴我們要摒棄那種非此即彼的極端觀點，告訴我們不要把破壞性要麼完全歸之於本能、遺傳和生物命運，要麼就完全歸之於環境、社會力量和學習。遺傳論和環境論之間的爭端早就應該結束了，但至今尚未平息下來。決定破壞性的因素顯然是多元的，在這些決定因素中我們必須把文化、學習和環境都包括進去，這即使在今ｈｔtps://ｒeａｄ.９9cｓｗ.coｍ天也是再明顯不過的了。另外，下面這一點雖然不是那麼明顯，但也是非常有可能的：生物學方面的決定因素也起著基本的作用，雖然我們還沒有把握確定它們到底起的是什麼作用。即使退一步我們也必須承認，暴力之所以不可避免，其中一部分原因就在於人的本質，即便人的基本需要不時地會受挫，我們也必須承認這一事實。並且我們知道，由於人類的構造方式，這種挫折很易於導致暴力、憤怒和報復。

但是動物中其他許多明顯是原發性的兇殘，如果進行更加細緻的分析的話，並不完全是它們所表現出來的那樣。在動物身上，如同在人身上一樣，攻擊行為能夠通過多種方式，由許多情境激發起來。例如，有一個因素稱為領地行為（Ardrey，1966），我們可以以在地上築巢的鳥兒為例來對這一因素進行一番描述。我們可以看到，當一群鳥為自己選擇好了繁殖的處所之後，別的鳥兒只要進入這片領地範圍就會遭到進攻。但是，這群鳥僅僅進攻那些貿然闖入的不速之客，而不會進攻別的鳥。它們並非不分青紅皂白地攻擊所有的鳥，它們僅僅進攻那些領地侵犯者。有些種類會進攻任何其他的動物，甚至連它們的同類也不例外，只要這些動物沒有它們這一特定群體或族類的氣味和外表。例如，吼猴常常組成一個封閉的群體，任何別的吼猴如果想要加入這一群體，就會遭到聲色俱厲的攻擊，被毫不留情地驅逐出去。但是如果這隻猴子能夠逗留足夠長的時間，它最終就會成為這一群體中的一員，並且轉而去攻擊其他闖入這一領地中的入侵者。

一個正在吃奶的幼兒發現母親的乳|頭被從他嘴裏拽出來，於是拚命大喊大叫；一個三歲的兒童還擊懲罰他的母親；一個五歲的小孩尖聲高叫「我真巴不得你死」；一個兩歲的兒童不停地動拳頭打他剛出生的弟弟；在所有上面這些情況中，我們都不能把小孩當作成年人來對待，我們也不應該像解釋成年人的反應一樣來解釋他的反應。

因此，人性和人類種族的那些原始特性本身並不能解釋在我們的世界中、在人類的歷史上和在我們自己的個人性格中顯而易見的大量邪惡。誠然，我們有足夠的事實把大量所謂的邪惡歸咎於身體上的疾病和人格上的缺陷，歸咎於人的無知和愚蠢，歸咎於人的不成熟，歸咎於糟糕的社會和社會組織機制。但是我們卻沒有足夠的事實來肯定到底有多少邪惡可以歸因到這些因素上去。我們知道，邪惡可以通過健康和治療、知識和智慧、年齡上和心理上的成熟、良好的政治與經濟以及其他健全的社會習俗和體制而逐步減少。但到底減少了多少呢？這些措施能把邪惡減少到零嗎？現在我們確實可以保證，我們有足夠的知識拒絕這樣一種看法，即認為人的本性就其本質而言，在生物學的意義上主要地和根本上是邪惡、有罪、刻毒、殘忍、暴虐、兇殘的。但我們卻不敢聲稱在人的本性中沒有一絲一毫趨向邪惡行為的類本能傾向。很清楚，我們對各種情況仍然知之甚少，無法做出這樣的斷言，我們手頭至少有些證據是與這種斷言互相抵觸的。但無論如何，是完全有可能獲得這種知識的，而且這些問題也完全能夠由一種經過適當擴充的人本主義科學來加以解答（Maslow，1966；Polanyi，1958）。

這一錯誤是一般偽科學思維的一個例證，這種偽科學思維可以十分恰當地被描繪成不合邏輯的動物中心主義。人們犯這種錯誤的步驟通常是這樣的：首先，他們建立一套理論，或者樹立一種偏見，然後再從整個物種進化史中選取那種最能說明這一論點的動物；其次，他們故意對所有不適宜於這一理論的動物行為置若罔聞，例如某人想要證明本能的破壞性，他就千方百計要選取狼，而將兔子置於腦後；最後，他們應當是忘記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如果一個人對從低級到高級的整個等級進行研究，而不是去選取某些他所喜愛的動物種類，那麼他就能夠發現明顯的發展趨勢。例如，動物越是向著高等發展，食慾就變得越來越重要，而純粹的飢餓則變得越來越不重要。而且，動物的可變性也越來越強烈，從受精到成年這段時間也越來越長（當然不排除某些例外），或許更為重要的是，反射、荷爾蒙和本能變成越來越不重要的決定性因素，並且越來越被智力、學習和社會的決定作用所取代。

首先，那種看上去像原發性的進攻性確實可以在一些動物種類那裡見到。雖然並不是在所有動物身上，甚至也不是在很多動物身上，但確實在某些動物身上可以看到這種進攻性。有些動物顯然是為了殺戮而殺戮，它們好像並不是出於某種明顯可見的九-九-藏-書外在原因而表現出進攻性的。一隻狐狸跑到雞窩裡會大開殺戒，它所殺死的雞是它完全吃不了的；貓戲弄老鼠更是盡人皆知的；牡鹿和其他處於發|情期的有蹄動物會主動尋釁鬥毆，為此有時甚至不惜拋棄自己追求的母鹿。許多動物，甚至一些高等動物，一旦步入老年，明顯地出於體質方面的原因，會變得更具惡意，以前比較溫順的動物這時會具有挑釁性。在許多不同的動物那裡，殺戮都並不僅僅是為了獲取食物。

一個著名的對實驗用老鼠所做的研究顯示，在老鼠身上完全有可能培養起野性、攻擊性和殘暴性，正如人們可以在它們身上培養起解剖學特徵一樣。至少在老鼠這一物種身上（可能也可以在其他物種身上），暴虐的傾向可能是決定了動物行為的一個主要遺傳因素。人們還發現，野蠻殘暴的老鼠與溫和馴服的老鼠比較起來，其腎上腺顯然要大得多，這一發現使以上現象顯得更為真實可信。當然，遺傳學家們也可以朝著相反的方向馴化其他種類的動物，在它們身上培養起溫和馴服的性情，使它們一點也不殘暴。正是這樣一些例子和觀察使我們能夠向前一步，接受在所有可能的解釋中那種最為簡單的一個，即我們在此所討論的行為都來自於特定的動機，而這一特定的行為對應著一個來自於遺傳的驅動力。

如果我們觀察一個一歲或者更大一些的健康的、得到了愛和關心的兒童，那麼我們就不可能看到任何可被稱為邪惡、原罪、施虐狂、從傷害他人中取樂、破壞性、為敵對而敵對或者故意實施暴行的情況。恰恰相反，細緻和持久的觀察往往證明了相反的情況。實際上，我們在自我實現者身上看到的每一種人格特徵，所有可愛的、令人欽佩和羡慕的品質都可以在這樣的嬰兒身上見到——當然要除掉知識、經驗和智慧。人們之所以如此喜愛、需要兒童，一個原因就是，兒童在他們生活的頭一兩年中完全沒有明顯的邪惡、仇恨或惡意。

前面的系列分析還可以輕而易舉地加以擴充。我舉這幾個例子是想說明，破壞行為常常是一種現象，是一種源於許多因素的行為。如果一個人真的想持一種動力學觀點，他就必須小心謹慎地對待這樣一個事實，即儘管這些行為源於不同的因素，但在表面上看起來卻有可能是一樣的。動力心理學家並不是一架照相機或一台機械的留聲機，他不僅想知道什麼事情發生了，而且還想知道事情為什麼發生。

施虐一受虐的動力學現在已經被分析得相當透徹了。人們普遍認為，某個看上去十分簡單的攻擊行為的背後實際上隱藏著十分複雜的動力因素。這些動力因素使得那種訴諸某種純粹的敵對本能的做法看起來過於簡單化了。這種情況同樣也適合於那種想要支配他人的勢不可擋的衝動。霍妮所進行的分析清楚地表明，在這個領域內，求助於本能分析是沒有必要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給我們的一個教訓就是，強盜們的攻擊和義憤填膺的正義之士的防禦從心理上來說是不一樣的。

破壞行為可以作為對基本威脅的一個伴隨反應而發生。因而任何使基本需要受挫的威脅，任何對防禦或應付系統的威脅，任何對一般生活方式的威脅都容易引起焦慮一敵對性的反應，這意味著，在這類反應中經常都會發生敵對、進攻性的或破壞性的行為。這歸根結底是防禦性行為，是某種反擊，而不是為進攻而進攻。

當某人為了達到某一目的而掃除道路上的障礙時，也有可能附帶著發生破壞性行為。嬰兒在努力拿到遠處的玩具時往往不會注意到他正踩著別的玩具（Klee，1951）。

研究的對象越是高等，就會發現攻擊行為更多地相關於支配現象。這些研究十分複雜，我們不可能在此詳加引證，但我們可以說，這種統治地位，以及有時從它那裡發展出來的進攻性，對動物來說確實具有功能的價值或者求生的價值。動物在支配性的階層中的地位部分地取決於它進攻的成功與否，而它在這個階層中的地位又決定了他獲取食物的多寡、它是否能夠獲得配偶，以及其他生物方面的滿足。實際上，在這些動物身上所表現出來的所有兇殘行為，只有當在必須使統治地位合法化，或需要改變統治結構的時候才會發生。這一點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也適用於別的動物種類，我還沒有把握。但是我猜想，領土現象、進攻陌生動物的現象、滿懷嫉妒保護母獸的現象、攻擊病弱者的現象，以及其他常常能用本能的攻擊和兇殘來加以解釋的現象，通常都是由爭奪統治地位而引起的，而不是由那種為進攻而進攻的特殊動機引起的。這種進攻可以是手段性行為而不是目的性行為。

至此，我可以說，這個從動物爭論到人的整個爭論確是值得懷疑的。但假如我https://read.99csw.com們為了論述起見接受這樣的論據的話，如果我們從與人類關係最近的動物出發，開始推理，我們就必須做出如下結論：這些動物的行為與人們通常認為的恰好相反。如果說人有來自動物方面的遺傳因素的話，那多半都是來自類人猿的，而類人猿與其說是富於進攻性的，還不如說是更富於合作精神的。

至於破壞性，我十分懷疑它會作為一種簡單破壞性驅力直接的原始表達出現在正常兒童的身上。一個又一個看似明顯的破壞性經受不住更詳盡的考察，在動力學的分析中被否定了。在一個把鍾拆散了的兒童的心目中，他並不是要毀壞鍾，他只是想對鍾進行一番檢查。如果在此我們硬要用原發性驅力來解釋兒童的行為，那麼好奇心是比破壞性遠為明智的選擇。其他許多在不安的母親看來是破壞性的行為，實際上不僅表現出了兒童的好奇心，而且還是一種活動、遊戲，兒童是在運用他日益成熟的能力和技巧，甚至是在進行實際的創造，例如，兒童把他父親精心列印出來的便條剪成一些十分漂亮的碎片，就是這樣的。人們常常認為兒童純粹是為了從邪惡的破壞中取得樂趣而去進行破壞的，對此我表示懷疑。也許在病理學病例中，例如在癲癇病、腦炎後遺症中會出現某些例外，但即使是在這些病例中，也不能確定他們的破壞性是否就不可以是反應性的、是對某種威脅的反應。

我發現在理解心理變態者時，有必要假定這些人與他人沒有愛的認同，因此就有可能漫不經心地傷害他們，甚至殺害他們，而在他們這樣做時，卻並無仇恨或者快樂，正像他們殺死那些有害的動物一樣。在孩子成熟到足以進入人際關係中之前，發生的一些似乎是十分殘忍的兒童式的反應可能也是由於這種認同的缺乏。

從動物那裡獲得的證據可以總結如下：第一，從動物到人的討論從來都是一項細緻入微的工作，因此在討論時必須十分地小心謹慎；第二，原發性的和由遺傳得來的趨於破壞性或兇殘進攻的傾向在某些動物種類那裡的確可以見到，但這類動物可能比大多數人所相信的要少一些，在某些動物種類那裡，這種傾向完全不存在；第三，如果我們對動物表現出來的某些特殊的進攻行為進行仔細分析的話，我們就會發現，這些行為更經常地都是對各種刺|激物所作的繼發性的和派生性的反應，而不僅僅是某種為攻擊而攻擊的本能的表現；第四，動物越是往高等發展，越接近於人類，它的純粹原發性的攻擊本能就變得越來越微弱，到了猿人那裡，有關於這種本能的證據似乎根本就找不到；第五，如果人們仔細地研究猿猴這一在所有動物中與人類關係最近的動物，那麼，在這裏，有關原發性的惡意攻擊的證據幾乎完全找不到，相反，我們卻能找到大量有關於友愛、合作精神甚至於利他主義的證據。最後一個重要觀點來自於我們的這樣一個傾向，即當我們除行為以外一無所知的時候，我們通常都設想出一些動機來。現在，研究動物行為的學者們都普遍同意，多數食肉動物殺死它們的獵物都純粹是為了獲取食物，而並不是為了施虐，如同我們取得牛排是為了食物而不是出於戕殺的慾望一樣。所有這一切最終意味著，從今以後任何認為人的動物性驅使他為進攻而進攻、為破壞而破壞的進化觀點都應該被加以懷疑或拒絕。

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人們有一個普遍性的看法，這就是，破壞或傷害是一種繼發性的或派生性的行為，而並不是一種原發性動機。這意味著，人的那些敵對行為或破壞行為實際上總是有一定原因的，都是對另一事態的反應，都是某種產物而非初始的源泉。與此相反的觀點則認為，破壞行為整個地或部分地是某種破壞性本能的直接的和最初的產物。

但是，自由地談論一個人的暴力衝動（而非把這些衝動實施出來）往往能夠起到一種凈化的作用，能夠減低這些衝動的頻率，清除掉其中的神經症的、不現實的因素，這也是心理治療中常有的經驗。成功的療法（或者成功的成長與成熟）的一般效果總是大致相當於我們在自我實現的人身上所看到的那種情形：（1）他們遠不像一般人那樣經常地體驗到敵對、仇恨、暴力、惡意和破壞性攻擊；（2）他們並沒有失去他們的憤怒或攻擊性，但這種憤怒或攻擊的性質卻常常轉化成了義憤、自我肯定、對被剝削利用的抵抗和對非正義的憤怒，也就是說從不健康的攻擊轉化成了健康的攻擊；（3）比較健康的人似乎都遠遠不是那麼害怕自己的憤怒和攻擊性，因此當他們表現自己的憤怒和攻擊的時候，就會表現得更加淋漓盡致。暴力有著對立的兩極，而不僅僅具有一個方面。暴力的反面可以是不那麼強烈的暴力，或者是對暴力的控read.99csw.com制，或者是努力不做暴力的事情。或者我們可以說在暴力中存在著健康與不健康的兩極對立。

本章試圖用經驗的方法來討論這一所謂善與惡的領域中的一個關鍵問題。雖然我們並不想給出一個定論，但我們想提醒人們注意，我們對於破壞性的認識雖然還沒有給出最終的結論性答案，但卻有了很大的進展。

來自遺傳學的材料，來自染色體和基因的材料明顯地與這一問題有著特殊的關聯。例如，最近有人發現，具有雙重男性染色體（雙重男性遺傳基因）的男子差不多都無法控制自己的暴烈。這一發現本身就使得純粹的環境主義成為不可能的了。在最和平的社會裡，在最完善的社會和經濟條件下，有些人僅僅因為自身的遺傳構成而十分暴烈。這一發現當然會使人重新注意到下面這一已經得到了很多討論但始終沒有得到解決的問題，即男性，特別是青年時期的男性是否需要一些暴力呢？是否需要某種東西或人來與之搏鬥、與之發生衝突呢？有一些證據表明，情況可能是這樣，不僅成年人如此，甚至嬰兒以及幼小的猴子也是如此。這種情況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內在地或不是內在地被決定了的，只有留待將來的研究者去研究了。

實驗的和觀察到的事實似乎表明，正常的兒童事實上正如人們所說，經常都是懷著原始的敵意，具有破壞性和自私的。但是在別的時候，也許同樣經常，他們也是慷慨的、富有合作精神的和無私的。決定這兩類行為出現的相對頻率的主要原則似乎是，當兒童感到不安全的時候，當他在安全需要、愛的需要、歸屬需要和自尊需要方面受到根本性阻礙和威脅的時候，他就會更多地表現出自私、仇恨、攻擊性和破壞性來。在那些基本上得到父母的愛和尊重的兒童身上，破壞性則要少一些。而且在我看來，現有的一切證據都表明破壞性|事實上確實越來越少。這意味著，兒童的敵意都是反應性、手段性或防禦性的，而不是本能性的。

我們還可以採取另外一種方式來陳述這一問題。人的破壞行為有如此多的來源，以至於談論某種單一的破壞驅力都是荒謬的。這一點可以用幾個例子來說明。

但是這些材料卻並未解決我們的問題。弗洛伊德及其忠實的追隨者認為暴力是出自本能的，而弗洛姆、霍妮及其他新弗洛伊德主義者則認為暴力完全不是出自於本能。了解一下這兩種對立的觀點是極富教益的。

對機體的任何損害、對機體退化的任何察覺都有可能在不安全的人心中引起類似於受到威脅的情緒，因此都有可能引起破壞性行為，例如在病人大腦受損的許多病例中就是如此，在這些病例中，病人瘋狂地努力通過多種多樣孤注一擲的措施來支持他那搖擺不定的自尊的需要。

從表面上來看，基本需要（動機、衝動、驅力）並不是邪惡或有罪的。一個人需要食物、安全、歸屬、愛、社會認可、自我認可和自我實現，這是無可厚非的。事實上，絕大多數文化中的絕大多數人都認為——雖然具體觀點隨地域而有所不同——這些是他們渴望得到滿足的、值得讚頌的願望。即使採取最謹慎的科學態度，我們也必須說，這些願望是中性的而不是邪惡的。這種情況也同樣適用於我們所知道的絕大多數甚或全部的人類能力（進行抽象活動的能力、使用合乎語法的語言的能力、創立哲學的能力，等等），適用於人在素質上的差異（主動性或被動性、天生的體質的強弱、精力充沛與否，等等）。至於渴求卓越、真、美、公正、質樸之美的那些超越性需要，在我們的文化中，在我們所了解的大多數文化中，把它們說成本質上是壞的、邪惡的或有罪的，這實際上根本就不可能。

最後，我們沒有必要在全能的本能和全能的文化之間進行選擇。本章闡述的論點已經超越了這種兩分法，並使之成為不必要的了。遺傳或其他生物方面的因素既非唯一地起作用，也非絲毫不起作用，這是一個程度的問題，是一個多或少的問題。就人來說，絕大多數證據都表明，確實存在一些生物或遺傳方面的決定性因素，但在多數人身上，這種決定因素卻是十分柔弱的，易於被後天的文化力所淹沒。它們不僅是弱勢的，而且還是零星片斷的，是一些殘餘和碎片，而不是在低等動物身上可以看到的那種完整的本能。人是沒有本能的，但看上去卻的確有著本能的殘餘、類本能的需要、內在的能力和潛力。而且臨床的和人格學的經驗都表明，這些微弱的類本能傾向是好的、值得人們期望的，是健康的而不是邪惡的。人們把它們從滅絕殆盡的境地中拯救出來的巨大努力是可行的和有價值的，而且這的確是一種健全的文化的一項主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