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顯然，Mead所描寫的那一種人中個人的差別還是存在的。她是否應當就所有人的行為加以統計，而達到他們中間最頻繁出現的性格呢？我的回答是不必的。要明白我的答案，我得先講明白個人性格中的兩部分。一部分是受社會依了它的標準嚴格加以塑成的，另一部分是社會容忍變異，不太加以干涉的。我在上節里已說明社會為了要使個人能和別人共同生活下去，所以要強制著各個人接受相同的行為形式；它預備下一個模子，套上各個人的行為上去。在一個模子里塑刻出來的個體大體上是一般的。所以，如果我們要描寫同一模子里塑刻出來的個體，最好的辦法是描寫這模子本身，不論在這模子里塑刻出來的個體有多少數目。所以，從社會的角度去看個人的性格是就其相同的方面著眼的，凡是受同一標準所陶養出來的人，也就是我在上面所說的「一種人」，有著性格上相同的一部分。

各地人民的生活方式，亦即是他們的文化，與其說是上帝安排下的模式，不如說是這民族在創造、試驗、學習、修正的過程中累積下來應付他們地理和人文處境的辦法。從這種立場上去看文化，每一項目都有它的來歷和作用；因此可以從他們的歷史、地理和人文處境中加以說明的。這是說各種社會制度的形式都可以理解的。人類學的任務就在理解各式各種的文化形態。美國也好，中國也好，都可以成為我們理解的對象。

我在上面已說過，文化中的價值標準雖則可以理解，但是在個別文化中生活的人卻時常不求理解，只加以接受就夠了，而且用了感情來維護它。在各民族的部落孤立生活的時代，這不但是件省事的辦法，而且也具有加強社會強制力的作用。這些標準是要灌輸到每個人性格中去的。怎樣灌輸法呢？一是用理解的方法去說服個人，一是用感情的方法去取信於人。前者是科學性的，後者是宗教性的。在科學不發達的社會裡，去激動人民的感情來支持社會的價值體系比較方便而且有效。孔子所以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後來還有知難行易之說，都是著眼于理解社會制度、價值標準的困難。不論是主張保守的或主張革命的，出發點是同在以感情支持行動。因為這個緣故，本來可以理解的文化卻罩上了一層非理性的鐵幕。在個別文化中生活的人對於不同於自己的文化只覺得可厭甚至可怕。我們如果要改變這種態度，只有充分發揮人們的理性，這就是我在上面所說的「民族自省」。在這件工作上，社會科學可以有它們極重要的貢獻。

利害的關係是可以計算的，計算是理性的活動；價值問題卻是超出於計算之上的，是計算的前提，是感情所維持的。當前國際間有不少摩擦，稍稍站在客觀的地位，看來是對大家都不利的。損人不利己，和損人又損己的事，在利害立場上是不值得乾的。但是我們卻看見這類事不斷發生，如果不是因為愚昧，那就是因為動了感情，超出了利害關係進入了價值的衝突了。那也可以說是文化的矛盾了。

即使我們承認Mead女士所告訴我們的是美國人中占最大多數的哪一種人，問題還是存在，這些人是不是都像她所描寫的呢？我想，要回答這問題也許我們還得在理論上多說幾句話。在上面的話中，我用了「多數」和「種」兩個概念。主要的是在「種」字。認為Mead女士所描寫的美國人並不能包括一切美國人的批https://read.99csw.com評，有兩個可能的說法：一是說美國社會中有著不同「種類」的性格，Mead女士所描寫的只是其中的一種；一是說美國人中每個人的性格多少都有一點差別，Mead女士所描寫的只是一部分人，有多少人的確像她所描寫的那樣還是很成問題。我所謂「多數」並不是答覆第二類的批評，而是答覆第一類的批評。我的意思只是說她所描寫的至少也是占最大多數人口的那一種人。

我們對於自己文化的傳統、處境和發展方向是必須要有一個全盤清理的。我現在所做的工作可以說只是在迎接這個時候。我們必須用科學方法把我們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在這生活方式中所養成的觀念，一一從我們的歷史和處境中加以說明。有了這筆清清楚楚的賬才能使我們走下一步時不致再像目前這樣的艱難而浪費了。

文化幫助著每個人去獲得生活上的滿足。我們種田吃飯，推車搖船，都是用來滿足我們生活需要的基本活動。這些活動卻並不須我們每個人自己去發明，去創造，我們只要跟人家學習，這是一個團體所共同保持和享用的財產，而且也是祖宗傳下來的一份很重要的遺產。這是文化。當然文化並不單包括祖宗給我們遺留下來的謀生之道，我們自己也不斷因為處境改變而創造新的辦法去充實我們的文化。但是我們的創造也必然是根據于原有的基礎，所以文化是具有歷史性的。

我在這幾年裡利用了旅行的機會一再訪問了英美兩國，使我更切身地覺得了解別國文化的重要和不易。因之，我曾不因自己才學的限制，一再寫了幾本分析英美文化和社會生活的小書。我的目的其實並不完全在介紹「西洋景」，而是在想引起讀者對於文化和社會生活分析的興趣，進而能用同樣方法去了解自己。

一個研究個人心理的人應當注重社會強制個人去接受一套社會規範的過程，在個人全部性格上所引起的影響。心理分析者時常強調心理上的遏製作用怎樣使私人部分的性格受到斫傷，以致進而使他不能遵循文化所規定的社會生活，發生瘋狂和犯罪。研究這套問題的必須從個人入手，因為每一個瘋子的瘋法是不相同的。如果我們想有一些概然性的結論的話，統計方法是有用的。我們可以從數量的比例上說明某一類的瘋狂是占多數或少數。

我說這一段話的目的是在說明如果我們從社會規範性的那一方面去看性格，我們可以把文化上一致的團體作單位來說，而不必從多數個人的行為上的異同去作數量的計較。我這樣說並沒有暗示我們不必從個人立場上去看這個問題的另一方面。我只說從社會一方面看去，我們並沒有數量的問題罷了。Mead女士在這本書所做到的，可以說是從社會一方面去看這問題的。她可以概然地論「美國人」，假如「美國人」是代表一個文化一致的團體。我在上面批評她，或是想要求說明的，就是「美國」是不是一個文化一致的團體。很可能有好幾個不同的模子，塑刻著不同的性格。但是無疑的Mead已給了我們一種美國人的性格，而且依我看來，她所分析的那一種人在美國人中佔著大多數，因之可以說是一個重要的模子。

我在《初訪美國》的後記里已經說過，我總覺各種文化里長大的人不能互相了解是當前世界的一個嚴重的問題。以往，世界上各地的人民各自孤立地在個別的處境里發展他們的生活方式，交通不便，往來不易，各不相關。現在卻因交通工具的發達，四海一體，天下一家，門戶洞開，沒ｒead•９9csｗ•cｏm有人能再閉關自守，經營孤立的生活了。在經濟上我們全世界已進入了一個分工合作的體系，利害相聯，休戚相關，一個世界性的大社會業已開始形成。但是各地的人民卻還有著他們從個別歷史中積累成的文化，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少價值標準是不相同的。同樣一件事，一句話，可以在不同文化中引起不同的反應。

在這本小書和我那本《初訪美國》中，可看到我一再提到「自由」「平等」「競爭」「成功」等觀念，這些是美國人民所堅持的理想，是代表著他們的價值標準的。這些標準是發生在有著充分發展機會的新大陸上，發生在生產技術開始改變，社會的生產力不斷增長的時候，發生在從專制的歐洲、窮困的歐洲里出來勇於冒險求生的移民中——美國的地理和歷史的湊合里。這些價值標準發生了厭惡權力，崇尚自助的性格，也發生了相互牽制，三權分立的政治態度；信仰自由，不重儀式的宗教制度；放任獨佔，缺乏階級意識的經濟制度；孤立而內向的小家庭制度；注重分數、考試和成績的教育制度——那一切被認為「美國式」的社會形態。

這本討論美國人性格的小書里的八篇文章是我讀了Margaret Mead女士的And Keep Your Powder Dry一書之後寫成的。這本書在英國的企鵝叢書里再版時就改名作The American Character。原書是1942年出版的，那時戰事正打得緊張。作者認為美國要求勝利不但得充分動員他們的資源，而且得加緊動員他們的人力。要使每個人都能自動地為勝利盡最大的努力，必須明白美國人的性格，加以因勢利導。我們如果不明白鋼鐵的性質就沒有法子用鋼鐵來製造我們所要用的東西了，同樣的我們如果不明白人的性格也就沒有法子團結人來完成一個任務了。她在這本書里企圖用美國的社會背景來分析美國人的性格。這是一本美國人寫給美國人讀的分析美國人性格的書。

如果我們不願意人類自相殘殺，以致消滅，很顯然的，我們只有積極地促進這世界性社會的形成。我們也就得極力克服文化的個別性所造下的阻礙。怎麼去克服呢？

今年二月，快從英國返國前，我和一位朋友一同去倫敦的舊書鋪里淘舊書，他在書架角里找出了那本《美國人的性格》。我高興極了。他就把這書送了我，說我在歸程的飛機上可以用它來應付這段無聊的時間。我如他所說的在回抵國門前，清償了這個夙願。我心裏不免時常向自己說：「在寫那本《初訪美國》之前實在應該先看看這本書。」回到北平之後，安平屢次來信要我為《觀察周刊》寫稿子。我就決定翻譯那本書。可是這是本美國人寫給美國人讀的書，假如我按字翻譯，對於中國讀者必然會感到隔膜。於是我想不如依這書的見地重寫一道罷。在我開始下筆時還遵守著作者的原意。但是一下筆，我的筆頭卻走遠了，遠到和原書相差太多。說是編譯，對不起原書；說是創作，又未免掠美。如果一定要題個名，最好是說是「讀書札記」，是翻譯和創作之間的東西。我所希望的只是能使讀者多了解一點關於那些日漸和我們發生更密切關係的美國人的性格罷了。

我希望讀者在這本小書里看到一個社會結構的標本；好像我們在生物實驗室里解剖一條蚯蚓或一隻鴿子一般。當然在這幾萬字里所畫出的一個速寫決不能把美國社會，和生活在美國社會裡的人的性格，全部勾出一個稜角來，但是在這裏讀者至少ｒeａｄ.9９cｓw•com可以看到社會和文化的解剖是怎樣著手的。讀者如果先看我那本《初訪美國》，再看這本小冊子，多少也可以從歷史的過程中看到美國人的生活的脈絡。

批評這書沒有代表性的那位朋友也曾和我說，Mead女士對於那些從歐洲落後國家到美國來處在較低地位的移民和他們的子孫確有很透徹的了解，但是美國人並不都是這種人，而且在社會上佔著重要位置的也並不是這種人。據他說，在美國社會金字塔的上端有一批是早年從歐洲比較上層社會中出來的，在美國也處在領導地位，他們「強爺娘，勝祖宗」的心理並不太強。——這一點批評我想可能是正確的，但是如果我們想替作者辯護的話，我們不妨注重數量的問題。所謂高級的移民事實上並不太多。歷史上的記載，我在《初訪美國》里也曾提到過，即在早年，大多數到北美來的是那種短期賣身的貧民。如果我們要論美國人的性格以他們占多數的那種人做分析的對象是有理由的。當然，最理想的是能先告訴我們，作者所分析的對象究竟是美國人中的哪一種人。

普通的人都認為自己的文物制度、民族性格是「標準」，是上帝依他自己的相貌造下的。這點自尊心確是維持文化的力量，尤其是在戰鬥中，為了士氣必得堅強自信。歷來堅強自信的方法是宗教性的，那就是超于理性的，發動著愛恨的感情去支持「好壞是我的祖國」的盲目信仰。事實上，天下哪裡有完全的東西，如果用理性去檢討就不免發現所屬於自己的也頗有缺點，這樣就會使人不便盲目了；愛恨的單純，也是原始的，感情未免動搖，於是也就不免被認為「打擊士氣」了。在初民社會裡，戰爭前常有一些儀式，激動感情，排斥理性，就是這個道理。——蠻性的遺留阻礙著民族的自省。

這樣說來，在個別文化中可能有和其他文化不相同的價值標準了。抽象的價值尺度可以是普遍的，而價值的內容卻是個別的，可以因時因地而變異的。我們要了解一個地方的人民的生活就得先明白賦有指導作用的價值標準是怎樣的，然後才可以進而從他們的歷史和地理的特殊處境中去解釋這些特具的價值內容是怎樣發生的。另一方面，我們得記住價值標準並不是件社會的裝飾品，也不是人們的口頭禪，而是社會制度的維持體系。我們只有從他們在人民生活上所發生的實際作用去看到這些觀念的實踐。實踐的場合是在他們的社會制度里。

個人的興趣，對人事的態度是逐漸在文化中養成的，也就是我在上面所說的價值標準。社會的價值標準和個人的性格其實本是一回事，從兩個角度上看過去而表現出來的兩個方面罷了。要真正描寫一個社會所有的文化，應該從這兩個方面配合了看的。從個人這個角度看，我們還可以見到一個人怎樣在社會生活中養成他的性格，那就是教育的過程，尤其是早年孩提時代在親密團體中得到的訓練。這個過程一方面可以說是造成個人一生行為形式、性格的緊要關口，所謂「三歲到老」；另一方面從社會的角度看，是社會對個人使用壓力最強的一段時間，是把一個牲口變成一個社會能接受的「人」的過程。把這過程作為對某一社會的文化分析的中心是Mead女士在人類學中所做出的一個很重要的貢獻。她早年所寫的Growing up in New Guinea和Coming of Age in Samoa以及較近出版的Balinese Character都是從個人性格的養成過程著手去分析一個社會的文化的九九藏書。她的貢獻已在美國人類學上起了很大作用，晚近對於個性的分析已成了一個新的風氣。這種風氣的發展必然會引起人類學者對於比較文明的社會發生研究的興趣。Mead女士這本《美國人的性格》在人類學的發展上佔著很重要的位置。

Mead女士所論美國人的性格亦引起過不少評論。我曾聽見過有一位朋友說過，這本書里所描寫的情形只是美國人中一部分人的事實，並不能概論一般的美國人。這一點我在本書里也說過：在這本書里，黑人好像並非美國人；嚴格地說，美國的華僑，也不能包括在內。黑人和華僑並不能在美國社會的梯階上往上攀登，有著一道無法逾越的鴻溝。因之，Mead女士所描寫的競爭和好勝的性格也就無法養成。非但如此，他們生在一個注重競爭的社會中而自己卻沒有入場競爭的資格，這種反感也必然會深深地影響了他們的性格，可惜Mead女士沒有注意到他們。我在本書中所補充的一章，也不過是從種族歧視上去看白人內心的矛盾，也沒有說到被歧視者的那一方面。

這幾年來，我們中國人，常常會感到惶惑和失望。我們看到了自己國家繁榮發達的大好機會，不幸，也眼看著我們失之交臂。我們可以怨恨人們的愚蠢，可以指摘某某那些人的作惡，但是我們如果再問一下，為什麼中國會有這些人，為什麼這些人會在這緊要關頭把我們的船觸礁在混亂的水裡，這原因顯然不只是我們中國人命運不佳，或是偶然的被一輩群魔所害，而是我們累積下的文化和這個現代國際局面發生了衝突。這衝突我們有可能避免，但是並沒有避免。沒有避免也有其原因，應當引起我們的深思。

社會，人和人集合的生活，分工合作的體系，以其具體內容來說，是文化的產物，也是保持，傳遞，創造文化的機構。我們生下來並沒有帶著可以在社會裡生活的辦法，我們得一項一項地學習，這是社會的任務，社會要使每個人接受那一套謀生的辦法。社會要使每個人就範于文化，它於是對於個人發生了一種制裁的力量。我們從小有父母在旁邊教我們這個，教我們那個；如果我們不領教，隨之而來的是呵責和白眼，甚至是戒尺和關閉在黑房間里。這是制裁作用的開始。在這種我們所謂教育裏面，我們分別了什麼叫「乖孩子」，什麼叫「壞孩子」；什麼叫好，什麼叫不好；什麼叫是，什麼叫非；什麼叫對的，什麼叫不對的。——這些是價值標準的。價值標準是我們行為的指針，是文化替我們砌下的道路，是社會用了壓力很早灌輸到每個小孩子腦中的辨別應該和不應該的張本。沒有一舉一動不能在這個價值尺度上查得它的地位。這是決定每個人在各種可能的反應中所作的選擇，一切行為的實踐也是文化所定下的價值的表現。這樣說來，價值標準是文化造下來指導個人行為，使其符合於社會制度所規定下的規範，它的功能就在配合個人和社會，維持社會的制度。至於什麼算是好的，和什麼算是不好的，那是以當時當地社會制度的內容而定：符合則好，不符合則不好。社會制度的內容則依其是否能幫助人在其處境中獲得最大可能的滿足而設計，而變遷的。所以，價值標準也是人類得到生活上滿足的手段，並不是絕對的命令，而是因時因地而定下的實用規則。

我並不知道為什麼我在美國不容易看到這本書。戰時紙張缺乏當然是一個主要的原因，所印的書不多，銷完了也就難於再印。但是普通人不喜歡看並沒有恭維自己的傳記的心理，也許也有一點關係。以我自己說，我是rｅａd•９９ｃsｗ.ｃom不喜歡照相的，照了相也不喜保存，理由總是說「照得不像」。其實誰也不能承認照相機會有偏見，但是長得不出色的人有哪幾個不像我？

這個社會加之於個人，變成個人性格的部分，在大體上是「一種人」所共具的通性。但是社會對各個人的塑刻力可能並不一致，事實上也確有深淺程度之別。社會對於個人的變異能否容忍卻須視其對於集體生活的影響而定。在重要的行為上，社會會立下很狹的伸縮範圍，一軼出這範圍立刻會加以制裁。所以就這一部分說，我們注重它的標準也就夠了。譬如語言，我們如果要學習一種語言，我們必然從標準入手，雖則事實上也許沒有一個人在發音和文法上是全部合於標準的。我們並不須以統計方法來求得標準語言，因為這不是事實問題而是規範問題。事實問題是統計性的，而規範問題是標準性的。

1943年我在美國就聽見過有這本書。Mead女士本是我的同行，她原在哥倫比亞大學講人類學的。我在美國曾見過她，她的丈夫Gregory Bateson，也是一位同行，曾經特地從印度到昆明來在我們鄉下住過三天，也談了三天。但是我卻一直沒有機會讀到這本書。在朋友們中間談起這本書，有的認為是美國人自覺的開始，是本極重要而且極有見地的著作。但是也有不大滿意這書的。我們念人類學的人自然容易明白「民族自省」的困難。把人作為研究對象已經犯了「人的尊嚴」，何況在人中還要研究自己人呢？人類學以往是門「研究野蠻人的科學」，很少能用同樣的客觀態度去研究文明社會；即使去研究，也多限於已失時效的風俗習慣而已。而且一說到自己的文化，客觀的精神也就很難保持了。

這一本《美國人的性格》不過是為這項工作所做的微小的準備。我希望還有繼續為這項工作而努力的機會。

在這一部分性格之外，我們還可以看見一部分性格是軼出於規範之外的。社會並不完全控制人們的行為：有些是無法控制的，有些是無需控制的。社會要控制個人還得通過個人的意識，換一句話說，社會只能強制個人去控制自己。凡是個人不能自己加以控制的行為，好像我們很多基本的生理活動，心跳速率，眼睛視力等，社會也是無能為力的。因之，生理性的變異，只要無害於集體生活，社會只有加以認可。所謂社會無需加以控制的部分就是指我們那些行為並不在集體生活之內，或對於集體生活沒有多大影響的部分。社會之所以要強制個人去接受一套標準，並不是有意與個人為難，而是出於集體生活的需要。我們不能讓每個人有他自己的語言，這樣語言也就失去其功能了，因為我們要靠這共同的發音和意義的象徵體系來互相會意，互相配合各個人有關的行為。可是我們的生活中盡可以有一些和別人沒有關係，或關係不深的部分。這部分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私人」的範圍。在這範圍中，我們有種種所謂癖尚、嗜好等，只要怪僻到不影響社會的安全，社會是常常能充分地予以容忍，甚至鼓勵，使它們發生一種對社會的一律和單調性的調劑作用。

要充分和完全把美國社會解剖出來，畫成圖樣，決不是件輕而易舉的事。美國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還剛剛開始做這件工作。好像Lynd的Middle Town，Warner的Yankee City，West的Plainville，都是比較成功的著作。但是這些解剖工作常常偏於社會形態的描寫，而忽略了生活在這種社會裡的人，怎樣在他們所處的文化中養成他們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