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正因為我心頭老是用這些課題麻煩自己，所以十多年前所接到的一封信，至今還好像是很清楚明白地記得，雖則事實上早已和原信差落得很大，也許，慶堃會否認他曾這樣說過這些話。

這時，我正寄居於泰晤士河畔的下棲區，每當黃昏時節常常一個人在河邊漫步。遠遠地，隔著沉沉暮靄，望見那車馬如流的倫敦橋。蒼老的稜角疲乏地射入異鄉作客的心上，引起了我一陣陣的惶惑。都會的沉重壓著每個慌亂緊張的市民，熱鬧中的寂寞，人群中的孤獨。人好像被水沖斷了根，浮萍似的漂著，一個是一個，中間缺了鏈。今天那樣地擠得緊，明天在天南地北，連名字也不肯低低地喚一聲。沒有了恩怨，還有什麼道義，文化積成了累。看看自己在向無底的深淵中沒頭沒腦死勁地下沉，怎能不心慌？我盼望著野性的呼聲。

我自覺著這襲人而來的對於文化的厭惡。這戰爭更使我寒心，文化把我們帶到死亡。慶堃信上所描寫的超越的力量，確是在玩弄我們人類的生命。我們這些螻蟻，不是在一個無知的小孩子手上遭到了不經意的毀滅么？慶堃在10年前還能感覺到自己是屬於這超越的力量；可是我，經了這7年被時代所遺棄了的生活，怎能不發生了被動的無能之苦？竟在被自己造下的小孩子所作弄？我不能不在《長命雞》的那篇小文後面加了一句：「既做了雞，即使有慈悲想送你回原野，也不會長命的吧？」因之潘光旦先生在那本小書的序中說：「孝通寫到『長命雞』最後可能的歸宿時，更無異否定了一切的『不憚煩』。」其實，正如潘先生所說的，我何嘗是真的否定了一切的「不憚煩」？我在當前的矛盾里，正和大多數的中國人一般，在東西文化碰了面，我們那種「知足常樂」的處世之道已帶來了毀滅的消息的警報中，有一種踟躕的苦衷在煩惱我們。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們會和我一般，要求一個新的、徹底的翻身，要尋一個憑據使我們從此在現實里接受一個積極為人的態度。也就是慶堃初次在高樓上下視時所得到的一個人和文化融合的信念。這信念也就在童時的情緒里九九藏書復生：對創造、對動、對生的積極的愛好。也就是我們要能「不憚煩」。潘先生說：「所謂『不憚煩』也者，原是宇宙人生的一大事實，所由支持宇宙人生的一大力量。就是硬要否定它，也正復是『不憚煩』的一個表示。」

這部電影的片名我已記不起來，可是真巧，好像是特地為我們選的。故事是這樣：有五六個教授合作編一部百科全書，他們自以為無所不知，每個字都能引經據典，原原本本地加以註釋。可是有一天有個汽車夫不知怎地衝進了這間書房裡去，一口土白，博學多才的大教授一字不懂。於是其中有一位就決心要去搜集活的文字。結果碰著一個女流氓，她因為要躲避幫里老頭子的什麼事，逃到了教授的家裡。這兩套文化碰了頭，混鬧了一場。這本是個喜劇，可是卻正諷刺著了我們這五個東方文人。

一回到房裡，我們的夜話也就開始了。大家都忘記了要早些休息的話。

「問題就在這裏。你要他們的大工廠，就會有大都市，有了大都市，女人的腿就會架在教授的頭上。你怎麼可以截長補短。這本是一個東西，一套。要就要，不要就關起門來。門關不住了還是要開，你怎麼辦？」

在這引誘中，我到了美國。

我記得在這次去美國的旅途中，同行的幾位先生中有不少人也注意這些問題；這些問題常是我們閑談甚至爭論的題目。在北非的一個軍站中，我們大家足足為此談了一個黃昏。我在《旅美寄言》中曾記著當時的情形。我想不妨把這段記錄抄在這裏：

美國所代表的現代生活豈不就是從這「不憚煩」三個字里產生出來的？Devonport在My country里不是說出這一把鑰匙？「我們活在動里，動消磨了我們的生命！」

張先生搖著頭說：「晚上這套文化，我們怎能要得！白天的那一套非把它弄來不成。」

若是我敢於分析自己對於雞山所生的那種不滿之感，不難找到在心底原是存著那一點對現代文化的畏懼，多少在想逃避。拖了這幾年雪橇，自以為已嘗過了工作的鞭子，苛刻的報酬；深夜裡，雙耳在九*九*藏*書轉動，哪裡有我的野性在呼喚？也許，我這樣自己和自己很秘密地說，在深山名寺里，人間的煩惱會失去它的威力。淡泊到沒有名利，自可不必在人前裝點姿態，反正已不在台前，何須再顧及觀眾的喝彩。不去文化，人性難絕，拈花微笑，豈不就在此諦？

以我自己說，十多年來沒有多大改變，還是慶堃在那封信上所描寫的頭腦。我還是在鄉下往來，還帶傳統的性格和成見，對於上海的囂塵，香港的夜市，生不出好感。蘇州長大的人，生活的理想似乎走不出：綢長衫，緞子鞋，和茶館里的散懶。我曾在《雞足朝山記》里有過一段自白。我借了長命雞的故事，提到我讀傑克·倫敦（Jack London）《野性的呼喚》時的感想說：

我真願意你在這裏，我怕你在鄉下住久了會忘記這種潛在於我們人類里的創造力。我記得你有一次從鄉下調查回來，曾經很得意地和我談，你好像發現了什麼新鮮的真理一般。夜深了，洋燭都點完了，還不肯住口。你說：每一個人重要的是在知足。文化是客，人生是主；人生若是在追求快樂，他必須要能在手邊所有的文化設備中去充分地求滿足。滿足是一種心理狀態，是內在的。像我們的老鄉，一筒旱煙，半天曠野里的陽光，同樣地能得到心理上的平靜和恬適。你說你並不一定反對用「開末爾」（駱駝牌香煙）來代旱煙，太陽燈來代曠野里的陽光，可是若是為了要去創造「開末爾」和太陽燈而終天要關在大廠房裡聽煩人的機器聲，滿心存了階級鬥爭，人家在剝削自己的心理，那才未免太苦了，未免主客倒置，未免對不起人生了。你說，做人是一種藝術，這藝術的基本是在遷就外在的文化，充實內在的平衡。你發揮了「知足常樂」的文化觀。我當時似乎給你說動了，可是當我經過了這次旅行，我不能不希望你也趕快來一趟。這世界會告訴你人生的另一道路。若容我最簡單地說就是在動里，在創造里，在理想的外形化的過程里，在永遠不會厭足的追求里，一樣是有人生的樂趣。若再容我說一句：你的說法，應當再推進一步九_九_藏_書，連旱煙，連曠野的陽光都不必，死才是最平靜、最恬適的境界。我不敢反對你，也許死後我會同意你。可是，你不致否認我這樣說吧：假使死是最高藝術的完成，這是不必追求的，因為很快我們總是會得到的。何必愁？可是既然我們在死之前有這幾十年的時間，在這個世界里，這個世界是屬於還沒有死的人的，不是么？則何必不利用這短短的時間，在生里，在動里，在不厭里，在追求里去體會另一種死後絕不能再得的樂趣和境界呢？我也許不能在字裡行間傳達這另一種樂趣和境界給你，所以我只有希望你早一些來這個世界，這個在地球另一面的世界里，我相信會給你看見人生的另一道路。

「不憚煩」最後也移動了我這個愛好散懶的蘇州人，跋涉萬里地向地球的另一面出發。我寫了一封信給慶堃：「我來了。我要來看看人生的另一道路，10年前你所希望我的事在這個戰雲密布的時節實現了。我希望這10年後的今日不太遲，我還能看、還能想，必要時還能恢復童年時的情緒，即使我不能改變我三十多年來養成的性格，也願意用我的性格來反映，對照出地球那一面所表現的人生的另一道路。」

「這是一套呀！要白天的也就非要晚上的不成。」這是老金的哲學。

像北非軍站里的夜話，我相信遲早會發生在中國每一個角落裡。美國的士兵已到了我們的窮鄉僻鎮，我們要避免這問題已是不可能的了。

我們小的時候，伏在屋角里看螞蟻搬家，看它們忙忙碌碌地銜泥築窩。引誘著我們童心的豈不就是這宇宙里含著的那股創造力。我們有時故意地用了我們超越螞蟻的力量，給這些小生命來一個無妄之災；一投足，一舉手之間，把它們所創造下的一切搗亂成稀爛的一堆；我們覺得高興了。這高興也不就是出於我們在和螞蟻的較量比力之下，所發現自己超越的力量？我現在剛被蜿蜒疾馳像一條長蛇似的火車載到了這世界最大的都市中心；在摩天高樓的頂上，俯視著細長的街面上來往如小甲蟲的汽車，童時的情緒又在心頭復生。這時，可是，我開始了解螞蟻在孩子手下時所具ｈｔｔｐs://rｅaｄ•9９cｓｗ•ｃom的慌張和驚駭了。我認識了一個超越的力量，我確有一點慌張和驚駭；但不僅如是，當我記起目前的一切不過是人類的創造時，一種驕傲和自大安慰著我，我也是人類的一個，不是么？這些不過啟示了我自己潛在的力量，這又怎能不使我興奮和高興呢？

「可是這怎麼成呢？簡直是胡鬧，我們看著就不順眼。」

我們回到宿舍，剛想休息，那位好客的上校又打電話來說，晚上有電影，他會派車來接我們……主人既這樣殷勤，我們怎能掃人家的興緻呢？於是答應了。到晚，我們全體出席。

我依靠自己的記憶，默出了這十多年前的一個朋友從美國寄來的一封信，不但是因為我想在這裏用另一個人眼睛里所見的美國來作為我這本關於美國的小冊子的引言；同時，這信里的確包含了我多年來一個矛盾的想法；也許不只是我一個人，我相信這是每一個認真為中國文化求出路的人，說得更狹小一點，每一個認真要在現代世界里做人的中國人，多少會發生彷徨的一個課題：我們是維持著東方的傳統呢？還是接受一個相當陌生的西洋人生態度？東方和西方究竟在什麼東西上分出了東和西？這兩個世界真是和它們所處地球上的地位一般，剛剛相反的么？它們的白天是我們的黑夜，它們的黑夜是我們的白天？它們的黑暗時代是我們的唐宋文采，它們俯視宇內的雄姿是我們屈辱含辛的可憐相？歷史會和地球一般有個軸心在旋轉，東西的日夜，東西的盛衰是一個循環么？我們有沒有一個共同的光明？這光明又是否全盤西，或是全盤東？這又會成什麼東西？

這段話是我啟程去美之前五個月時寫下的。我借這段話來說明我去美之前的心境。這心境也許不限於我一個人。想逃避現實，多少已成了多年抗戰，退居在後方的人士相同的心理。在這個國家存亡的關頭，不能執干戈衛社稷，眼對著一切的腐敗和可恥，在無力來改變現實的人，最容易走上這消極的路。我在《雞足朝山記》的後記中說：「自從那次昆明的寓所遭了轟炸之後，生活在鄉間。煮飯、打水，一切雜務重重地壓上了肩頭，又在這時候做了一九_九_藏_書個孩子的父親。留戀在已被社會所遺棄的職業里，忍受著沒有法子自解的苛刻的待遇中，雖則有時感覺著一些雪后青松的驕傲，但是當我聽到孩子飢餓的哭聲，當我看見妻子勞作過度的憔悴時，心裏好像有著刺，拔不出來，要哭沒有淚；想飛，兩翅膠著肩膀；想跑，兩肩上還有著重擔。我沉默了，話似乎是多餘的。光明在日子的背後。」

十多年前，我接到過慶堃的一封信。慶堃是我在大學時期里朝夕在一起的朋友，他一畢業就去了美國。這封信是他初到美國時寫給我的。信不知已丟到哪裡，可是我還是很明白地記得信上的話。他說：

我已從西岸到了東岸，走了有一星期多的路程，一路我並不覺得生疏。在香港、上海生長的，在未名湖畔（燕京大學）住慣的人，不會覺得這是個異邦天地。不過，我真希望你來看一次。在這相當單調缺乏地方性的旅行中（怎能說不單調？每個城市都是一般的建築，一般的布局；連小鎮也都是都市的縮形！）你會覺到人類創造力的偉大。你只要想一想：這隻有三四百年歷史，不，從每個都市小鎮說，三四百年在美國還算是遠古洪荒的時代。在這樣短的時間中，人類會造出這一個神工鬼斧所不易完成的巨業。什麼巨業？在這萬里草原上造下千百個大上海、小上海。你儘管可以不承認這是個藝術品，其實你若不被羡妒蔽了眼，清潔的街道，沒有臭氣的路角，平凡但實用的小住宅，沿街大玻璃窗里的彩色和稜角，晚上，你不用提心弔膽腳下的污泥和路邊的扒手……這一切也有它的美。即使你不承認這些，你也絕不能忽略了在這千百個大上海、小上海的成就中所表現出來的人類的創造力！

我們人雖少，意見卻很多。白天文化和晚上文化，機械生產和都市罪惡，有人說不但應當分，而且可以分。有人說非但可以分，而且非分不可。夜話不會有結果，也只能使教授們興奮得不能入睡而已。我怕的不是得不到結論，而是白天文化沒有生根，晚上文化卻已深入。至少，我想，要有西方這樣的大工業，四五十年還不一定有希望，可是要把上海造成一個罪惡中心，一兩個月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