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哈佛的那位教授又提起了這稱呼的問題來了，我就藉此機會問他，美國社會上關於稱呼有沒有一定的規則？他又想了一想，笑起來說：「我們並沒有注意過這問題，大家逢著什麼人應當怎樣稱呼時，不必思索地就開口了。規則么？不能說沒有，可是我們並不需要成文的規則，所以也沒有人把這規則弄得很清楚。」

我把這件事講給了哈佛的那位教授聽，接著我說：「誰不用自己的文化中養成的習慣應用到別的文化中去，而去批評別人『太拘謹』或『太傲慢』呢？」

說到了解自己和別人的文化，修養容忍欣賞的態度，真是談何容易。我在上文中所申述的美國人生活處世的方式，雖已費了相當筆墨，可是還是在皮毛上發揮，甚至是和盲人摸象一般，遠非全貌。文化的深處時常並不是在典章制度之中，而是在人們洒掃應對的日常起居之間。一舉手，一投足，看是那樣自然，不加做作，可是事實上卻全沒有任意之處，可說是都受著一套從小潛移默化中得來的價值體系所控制。在什麼場合之下，應當怎樣舉止，文化替我們早就安排好，不必我們臨事考慮，猶豫取決的。愈是基本的價值，我們就愈是不假思索。行為時最不經意的，也就是最深入的文化表現。文化的用處就在使我們做人處世時毫不費力而全合符節。可是正因為文化的基本價值體系是深入了我們的習慣，不必我們費力思索，所以生活在一個文化體系裡的人，對於日常實踐的標準也時常是最不自覺的。我們的習慣不需要理由，這可並不是說養成習慣的文化沒有原則。我們不自覺自己文化的原則是因為在日常的生活當中，沒有這需要。可九*九*藏*書是一旦我們和不同文化接觸，我們需要互相謀適應的時候，卻得各自檢討自奉的原則了。

其實稍稍注意美國人往來的信札就可以見到他們對於先生、太太，或其他職位名稱的厭惡了。羅斯福總統給他屬員或國會裡議員的重要信件常常是Dear John一類開頭的。有一次居里先生和我講：在華盛頓別人若稱你作某某教授，你在政府里做事也做不穩了；稱你作某某博士，還是不成；稱你作某某先生稍微好一些，要等人家用你名字相稱時才行。居里先生大概就是從這類稱呼中蛻變出來的人，應當也是最明白這些稱呼的社會意義的人。

世界上各式各樣文化里長成的人現在已開始急速地滲透往來，我們必須能相安相處，合作同工。可是在我們的心理上卻還沒有養成求了解、講容忍的精神，說不定我們因之還會發生種種煩惱，種種磨擦。在將來的歷史家看來，也許會說我們在建立天下一家的世界過程中曾付出了太大而且不必需的代價。

我們就在這晚上互相把中美兩個文化中關於稱呼的情形比較了一下。我先問他們假若他遇見一個老師，他怎樣稱呼？他說在學校里，時常是稱某某教授或是某某先生。出了學校之後，若一同做事，相熟了，也就可以改口稱名字了。除了那些老教授，有時大家還是用教授來稱呼他們。可是另外一位朋友卻插口說：「就是在學校里，學生用名字來稱老師的也是有的，老師也不會覺得唐突。」最後使我更驚異的是那位教授說他的兒子並不稱他作「爸爸」，而用綽號來稱他。他又舉了不少例子，兒女是以名字稱他們的父母的；至於媳婦見翁九九藏書姑時，用名字相稱更是普遍。

當我每次想寫通信時，我總是有一點遲疑，我不是又在畫一幅漫畫給我的讀者么？我又怎能避免不這樣做呢？假定有一個第一次到中國去的美國朋友，在昆明下了飛機，到城裡逛了一轉，回旅館寫信給他太太，一定說中國女人都是不知道害羞的。因為在車上，在門前，在客廳里，隨處都會解開衣服餵奶給孩子吃。我們聽見了自然不高興。而我在這裏寫信給你們是否也會專門挑些「奇形怪狀」來描寫給你們看呢？儘管我自己可以認為讀過社會學，教過人類學，但是要我保證說我在這些通信中不致犯這種弊病，我決不敢。

在我繼續敘述美國人民的生活之前，我不能不先申說一番了解別人基本文化的不易。這裏不妨舉些實例來說明文化的隔膜。

我這樣說，並不是主張各行其是，不求自身的改革。我們自然可以考慮尊老敬長是否合於現代的精神。那是另一問題。也許美國人得向我們這方面走一步，我們也得向他們的方向走一步，這是相互了解了各種文化之後的事。在目前，我們應當極力先做到的是相互的了解，相互的容忍。在了解里得到容忍，能容忍才能談得到相互觀摩，相互取長補短。

在說到華僑的處境時，我曾提到文化的隔膜。這其實是當前世界上的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我在這次訪美的一年中，感想最深的也是這個問題。

中國人大概都像我自己，要我向一個比我年長、輩分高的人，不論用中文或英文，直呼其名，是決不能油然出口的。這是因為我們的社會裡這種稱呼是不許可的。從小的訓練已使我們不必思索地遵守著這規則，即使在我們明白了美九-九-藏-書國的方式之後，在美國社會中生活，還是無法很容易改口的。

幾十年、幾百年之後，這次戰爭的慘痛經驗，逐漸在時間里消失了，回頭再來看這段歷史，或者有人會說，若沒有這次戰爭，世界上文化的混合決不會有如是之速。地球上各地方，各自在個別的歷史里孕育成的人們，在這短短的10年中，利用了現代的交通工具，為了戰爭的需要，大規模地互相滲透往來，結果必然會引起世界文化的一個新紀元。可是在這混同初期，大家多少會發生那些早年的華僑在客地生活的苦處。我們若是對己對人沒有親切的了解，沒有容忍的懷抱，勢必淪入惶惑紊亂；立身處世，缺乏標準；患得患失，無所適從；道德淪亡，事業沮敗，成為後來者的鑒戒。北美的印第安人現在已經很少人提到他們了；文化的接觸，幾乎把他們消滅了。

稱呼是最平常的事了。普通人從來沒有自覺過每一種稱呼都反映著全盤的社會結構。我在美國才初次感覺到見了人稱呼的不易。我在事前並沒有注意到這問題，也沒有人告訴我在美國見了人應該怎樣稱呼，我只有用自己在中國所熟悉的體系用在美國了。在初見一位生人的時候，我總是口口聲聲地稱人作院長、教授、先生、太太、小姐，似乎沒有多大問題。可是住久了和那些日常接觸的朋友們依舊用這些稱呼時，他們似乎很窘。依美國的方式，在這種情形之下，大多得改口互相用不帶姓的名字相稱了。很多名字還得縮短了相稱，例如Robert稱作Bob，William稱作Bill。（這真是難為了我這從書本上學會英文的外客了，你想：這種縮法有什麼理由？叫人怎麼會明白？）https://read.99csw.com他們很順地叫起我「孝通」時，我不知道什麼道理改不上口。譬如，幫我寫書的那位院長太太，本是我以前一位老師的女兒，現在已有四十多歲，她屢次和我直說不要老是稱她作××太太，該直稱她作Greta。她更告訴我說，若是我總是規規矩矩地××太太長、××太太短，她會覺得我有意和她生疏了。她的確待我和家裡人一般，我沒有理由生疏她，所以下了幾次決心要改口了，可是剛要出口，就覺得無論如何向一個年紀比我高，我十分尊敬的太太直呼她的名字是不成的。這時，我才親切地明白了文化的作用了。理智上，我明知我非按著美國的方式做不可，做了能增進相互間的感情，但是我的習慣不允許我。我只能向那位太太道歉，說我實在沒有法子改口，同時，我又聲明我的不改口，並非對她不領情有意生疏。

有一天晚上，我在劍橋一位在哈佛大學里教社會學的教授家裡吃夜飯。飯後圍著爐子閑談，不知怎樣說到了中國人的性格。我就問那位教授，他覺得中國人是怎樣的。他說：「中國朋友似乎是很拘謹，很不易親熱。」我問他：「何以見得如是呢？」他想了一想：「譬如往來很密的中國朋友，見了我總是稱我作××教授。這樣稱呼，我們怎能覺得有親密的友誼呢？」

為什麼像稱呼一樣的細節，中美兩個文化中，可以有此差別？這問題我將留在以後申論。這裏我所要讀者記著的，就是一個人和文化不同的人相處時就不免有這類困難發生；不知不覺之間，用了自己文化中養成已經不很自覺的標準，來推測另一文化中生長出來的人的行為。愈是和不同文化的人往來密切了，這種困難也愈多。試看有https://read.99csw.com多少異族婚姻的夫婦是美滿的？可是文化不同的人在現代世界中不能畫地自處，老死不相往來了。我們怎麼辦呢？豈不是永遠將在不美滿的婚姻中相互磨難終生了么？

我在這本小冊子中很想找出一個美國人生活方式的脈絡來。過去的幾章多少是出於這種企圖而寫下的。在尋求他們文化的來龍之後，曾大胆地舉出了幾個主流；可是寫到這裏，我不能不擔心自己所見到的種種和原樣可能已經差得很遠。當我初到美國時曾在《旅美寄言》中說出我這心事：

我還知道一個實例可以說明我們對於美國這種稱呼方式的反感。有一位從美國生長的中國朋友，很自然地養成了這種用名字來稱呼人的方式。他的年紀和地位還不過和我差不多。有一次他到了哈佛去住了一回。中國同學們背後對他很不滿意，說他傲慢。我就問他們何以見得他傲慢呢。有一位朋友說：「他滿口的適之、適之，我就聽不慣。他有什麼資格稱胡先生作適之？」

我自然很希望世界上有一天所有的人類會真的成為一家人，一家人的意思是指文化上大家相同。可是這不是頃刻可致的。我們至少還得有相當長的歲月，要時常和文化不同的人合作同工。在這時期中，我們一定有煩惱，連日常的稱呼都會使我們發窘。我們唯一可以希望的只有用理智來克服感情，用了解來培養容忍。譬如上述稱呼的例子中，若是我們明白了中美兩種方式，各有各的背景，各有各的理由，美國朋友能了解我們不容易改口以名字相稱並非表示我們「不近人情」或是「太拘謹」；我們能知道他們對長者用名字相稱並不是「過分」「逾位」或是「太傲慢」；大家用自己習慣的方式相處，也就不致發生誤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