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這類應用社會科學的發展，不能不說是電子計算機普及的結果之一，但同時卻使知識商品化的風氣日益深深地侵入了社會科學的領域。

這顯然和我早年用「類型」來進行研究的方法是不同的。類型始終是實有的，是以經驗為基礎的。類型是歸納的結果，是經驗和實踐的總結。通過比較各類型的異同找出其間的客觀規律，用以指導人們按照客觀規律行事。

前者，我認為，是實用主義的方法，而後者是實驗主義的方法。實用主義本來是美國的產品，這種根深蒂固的思想在新的技術發展下進一步影響著當前美國的社會科學。上述那種所謂「模式」，實際上是用來解決具體問題的方法，在幫助企業及政治機關作出行政決定上是有用處的。比如探索各種能源的使用對社會可能產生的不同影響的系統比較，對能源選擇是很具說服力的；又如測定行政效果的研究，對改進社會福利措施發生直接的作用。這些儘管是實用主義的性質，還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經過在座的六七位同行的熱烈討論，我逐漸自以為領會了「模式」的意義。從字面上說「類型」和「模式」似乎是差不多的東西。它們九_九_藏_書都是研究者應用來進行尋找社會變化規律的手段；都是一種概念結構，從具體複雜的現象中抽象出來的一種概括。但是二者所用的方法不同。模式是從一套虛構的前提出發，用演繹法嚴格地推理，得出來的邏輯結構。簡單地說，如果在某些事實的前提下，比如某某地方（它的條件是如此如此）引進了一個原子能工廠（它的條件是如此如此），這地方在某一方面（如人口結構）將會產生什麼變化？在這個課題下，研究者就得分析其中種種可變因素之間的變動關係，得出種種可能的結果。從命題到結果整個是假設性的，以這種模式作為范型來測定現實的事例，推測它會出現的結果。在處理為數眾多的可變因素的動態關係時，需要相當複雜的公式，只有利用電子計算機才能進行演算。所以相應地發展為數理社會學。

回想起40年代我初訪美國，當時羅斯福起用一些教授到政府里去當官，「智囊團」還是個新名詞。這些「學而優則仕」的人物當時還被那些政黨頭兒側目而視。羅斯福的「新政」後來被搞臭了一陣，那些新政人物灰溜溜地回到大學里去，流行著九九藏書「書生論政，害大於利」的論調。現在談起這些往事，當年的智囊人物不免有「白頭宮女」之感了。

現在，以社會科學來說，實力最強，水平最高，人才濟濟，著作最多的學術機關，已經不是那些名牌大學，而是布魯金斯學會、司密斯學會、威爾遜中心、蘭德公司等實際上為政府服務的研究機關了。這些高級研究機關當然至今還都自稱不是營業性的，但是它們都承擔約定的研究項目，接受約定機關的資助，其中政府「訂單」占重要部分。蘭德公司原是戰時空軍的研究機關，戰後取得獨立的法人身份，所以稱為「公司」，實際上和前身究竟有多大改變，我並不清楚。它研究的項目都是與當前國防、外交相聯繫的重要課題，比如對蘇聯國防實力的估計、蘇聯發動戰爭的可能性等。

我們到蘭德公司參觀時，他們特地為我安排了一個小型的討論會，主要是介紹他們正在進行的測定醫療補助計劃的效果的研究工作。醫療補助計劃是美國聯邦政府實行的一項社會福利工作，按這項計劃的規定，凡在貧窮線之下的人，有疾病，可以得到政府補助，到公立醫院治療。為此聯邦政府每年要支九_九_藏_書出幾十億美元。政府支出了這大筆錢，必須向國會作出交代，究竟收到多大效果。蘭德公司承包了這項研究項目。這一類的研究並不需要多少高深的理論，但是牽涉的面廣，疾病種類又多，要處理的資料、數據是很繁重的。他們一共只有幾十個調查員，按規定要及時提出研究結果，沒有電子計算機的幫助便做不到。

社會研究成了一個新型的服務行業。它可以為政府服務，有如上述的這些名牌研究機關。也可以為政黨競選服務，有如那些民意測驗機關為政客們提供資料來決定他們競選的方針策略，甚至演說口徑。它們也可以為那些飲料公司服務，提供廣告效果測定。這一行道似乎正在走運看漲。據說美國的社會科學在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有過一個繁榮時期，最近才和美國經濟一樣有點走下坡路的趨勢。

社會科學與實際問題聯繫並非壞事，實用主義也要看為誰實用，但是應用科學沖淡或沖走了理論科學則可說是遺憾。當前美國社會科學的特點，也許可以說是見樹不見林，重資料而輕理論，好「微觀」而避「宏觀」，搞具體實際問題而不接觸全面、系統的根本問題。這些在我看httｐs://reａｄ•9９ｃｓw•com來和知識商品化是有密切聯繫的。

最初，如上所述，在科技領域里，政府為了要實現各項有關國家安全的計劃，動員全國科學家各就所長承擔研究任務，研究費用自然由國家負擔。這種由出資的方面提出任務，由科學家承包的辦法逐漸改變科研的性質。過去是科學家提出研究課題，向各種基金會申請資助。基金會當然可以根據某個集團的要求，通過給不給資助，來左右科研的方向和內容。但這種控制是間接的，而且當時的學術界還標榜著崇尚獨立研究。現在在應用科學的牌子下，這些也可以不再講究了。知識實際上已成了商品，甚至有開公司，接受定單，按工議價。這些對我來說還是怪新鮮的事情。

也許在這裏要補充一句：我是從電子技術講到社會科學的。電子技術對社會科學的直接影響當然是有的，也相當大，但是社會科學中應用壓倒理論的趨勢當然不應當由電子計算機來負責的。這裏因素比較複雜，值得引起我們進一步的注意和分析。

其實正是這些我不清楚的新名詞給我提供了了解這幾十年來美國這些學科變化的鑰匙。舉個例子來說，談話中常常出現model（「模式」read.99csw.com）那個名詞，我越聽越糊塗。在伯克利的加州大學的社會人類學座談會上，我就開門見山地捅出這個名詞來要求他們講解。我說30年代和40年代我們講type（「類型」）。我用我自己的研究為例，說明「類型」是怎樣建立的，又怎樣用比較方法找出不同的「類型」，然後研究它們之間異同的原因，即找出那些變數引起各類型的差別。我在過去的著作中所用「江村」「祿村」「易村」等，都是中國的不同農村類型的名稱。我所說「類型」，和現在西方社會學者所說的「模式」有什麼不同呢？

我這次去美國訪問主要任務是學術交流。我感到最苦惱的是我碰到社會學和社會人類學里許多我不熟悉、不好理解的新名詞。這是我和西方學術界長期隔離的結果，我跟不上他們在這三十多年裡的變化。我要和他們交流，那就必須弄清楚這些新名詞，這卻不是這一個月蜻蜓點水式的訪問所能做到的。如果對這些新名詞不搞清楚，談話也只能平行前進，流而不交。幸虧我見到了不少熟人，他們知道我的底細，我向他們請教一些基本概念並不致見怪。我也不肯放過這些機會，老老實實說清楚哪些字眼我不懂，請他們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