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父親親手建造和布置了這座房子，集泥瓦匠、木匠和細木工於一身，可是他住在裏面卻不是其主人。他是自己的勞工，無法放棄和欣賞自己的工作，哪怕一時一刻也好，而且因此也不會覺得自己就是創作者。在自家莊園對面的建築物上和別人一起幹活時，比如教堂塔頂，他不時地也帶著某種成就感指指畫畫，而對由他在自家房子里裡外外所做的一切，他想都不想瞥上一眼。他只要一砌起牆來，就竭盡全力，一絲不苟，可同時又毫無目的地直視著前方。他只要一把做好的小凳子送給別人，他的眼裡除了下一個凳子的木材，什麼都沒有了。我從來連想都不會想，當時作為年輕人，當這座幾乎獨自長年累月、辛辛苦苦建造的房子完工時，他上山來到那片樹林邊上，從那裡自豪地一覽整個林肯山村，因為那兒有他為自己和自己的家庭成員建起的住處。這可是二百多年之後柯巴爾家族第一座自家的房子啊。真的，在我看來，甚至在房屋上樑的慶祝儀式上，連格里高爾·柯巴爾這個不動產擁有者舉起一大杯果酒都是不可想像的。

這樣一來，我那時的家園就是乘車，在汽車站和火車站等待，一句話，在路途上。每天九十公里路程，或者加上步行，來往于村子和那個城市之間花去的三個鐘頭構成了一個時間空間。由於各種各樣的麻煩，它同樣也給予了適合於我的生存空間。每次都會讓我深吸一口氣，終於又來到這些絕大多數不相識的人之中，我不需要把他們之中的任何人分類，他們也不用將我去分類。在乘車期間，我們既不是窮人，也不是富人，既不是好人，也不是壞人，既不是德國人，也不是斯洛維尼亞人，充其量就是年輕和年老而已——而晚上乘車回來時，我甚或覺得，彷彿我們之間壓根兒連年齡都不算不上什麼了。可是我們到底是什麼呢？在這沒有等級的客車裡，乾脆就叫做「旅行者」或者「旅客」，而在汽車裡，則更好聽些，叫做「乘客」。有時候，由於各種原因，我選擇乘汽車：一方面，這樣我路途上會長些；另一方面，這時天已經黑了；再說乘坐汽車時，我覺得連那些令人厭煩的熟人一個個都變樣了。無論是在村子還是小城裡，我哪兒都會把他們和他們的聲音、他們走路的姿勢、他們的目光，他們胳膊肘撐在窗台上扭頭望著過路人的樣子，也包括我對他們的家庭和他們的來歷所知道的東西等同起來。可在這兒，他們一上汽車，一下子就變得無法確定。而作為無法確定的人，他們在我的眼裡超越了平日：他們被消除了自己的特徵，終於表現為獨自，惟一和現在。在這飛快行駛搖搖晃晃的汽車裡，他們坐在自己的位子上，顯得比他們在家鄉堅守的教堂固定座位上要真實多了，就像被共同的行程脫胎換骨了。變得無法確定以後，他們才顯現出自己的圖像。他們這時表明了什麼，同時卻又是無法闡釋的，這也就是實實在在的他們。他們和一個個乘客打招呼畢竟就是招呼；他們的詢問畢竟就是想要知道。我雖說沒有能夠這樣堅持，可是我本該如此啊！在這幾乎總是零零散散的人堆里，或者由小孩和成人組成的一個個人群里，我感到就像受到保護一樣，如同在像我這樣的人之中似的。這些人由一個可信任的公職人員（在家鄉或許就是個悶悶不樂的鄰居）駕駛著穿行在城市和鄉間公路上，不是什麼郊遊，也不是什麼娛樂目的把大家聯繫到一起，而是不得不做的事情使他們離開住地和花園，去看醫生，去上學，去逛市場，去當局辦事。這種感覺不是什麼時候都需要黑暗的保護。有一次，在一個陽光明媚的上午，我坐在幾個女人後邊，她們談論著自己的親戚，滿車都聽得到。她們正好都是去醫院方向的路上。她們的病史形成了各種聲音清晰的連續，一個扯開嗓門，一個低聲低氣，一個痛苦抱怨，一個泰然自若，其間各個聲部分別加入合唱。於是，這輛行駛的汽車就變成了一個現在單獨屬於這些女敘述者的舞台，而在這個裝著玻璃的保護罩里，最後集結成一個完整的王國的光束，一道驅散一切現實存在和讓人透不過氣的東西的光束，一道催人振奮的光束。這是一個特殊的，此刻卻與這輛汽車一起運行的王國。那些女人的頭巾閃閃發光，從她們手提包里閃耀著一束束花園鮮花的絢麗色彩。

再說，母親從來也沒有跨出過國門一步。那些南斯拉夫地名，她首先是從丈夫的敘述中知道的。而對他來說，那些名稱體現的僅僅是戰爭而已，一如既往。這些年裡，他對地名也沒有什麼好講的，更多總是那同一個布滿岩石的高地，被攻克了，又失陷了，再被奪回來，等等。照他的說法，這場世界大戰就發生在這樣一道光禿禿的、石灰色的山背上，一個接著一個戰場的前線彷彿就是向前或向後扔去一塊石頭劃定的。只要你聽一聽村子里其他老兵的敘述就是了，這曾經是他們所有人的真實所在。父親本來就抖抖顫顫的。只要一提起山裡那些深深的岩體彈坑，他就抖顫得更厲害了。在那些彈坑深處，夏日里積雪還不融化。他有過許許多多的害怕，然而，他主要害怕的是可能會殺死一個人，至今依然如此。他十分鎮定自若地給人家看他身上的多處傷口，有脛骨上的，有大腿上的，還有肩上的——只要一提起那個義大利人來，無論什麼時候，他都會非常激動，因為他曾經奉命瞄準https://ｒead.９９ｃｓw•coｍ他開了槍。「我並沒有直接瞄準他，」父親說，「可是我一扣動扳機，他就飛起來了，兩臂伸得開開的。然後，我就再也沒有看見他的影子。」這一瞬間，他總是瞪大眼睛講來講去，因為過了三十、四十、五十年之後，那個人依然不斷地飛到空中，而且似乎永遠也無法讓人知道，他是有意躲進戰壕里了，還是一頭栽下去了。「太卑鄙了！」他一邊罵，一邊用斯洛維尼亞語重複著這罵聲，「Svinjerija！」聽起來，彷彿這種語言畢竟是他發泄給這段歷史，這個世界和這個人生的憤怒更好的表達。在戰爭中，他無論如何幾乎沒有看到過什麼村莊，至多是曾經到過「……地方的附近」或者「通往……地方的大路上」。惟獨戈爾茲對父親來說意味著超過了戰區：「這是一座城市，」他說，「我們的克拉根福特根本沒有什麼可以跟它比的！」然而，當你再問下去時，無非就是一句話：「在那些花園裡，長滿了棕櫚樹，而在一個修道院陵墓里，埋葬著一個國王。」

這樣的遺產來源於一個歷史事件，從而出現了我們這個家族的傳奇：據說我們的根真的就是那個格里高爾·柯巴爾，托爾敏農民起義的首領。在他被處決以後，他的後人被驅趕出伊松佐河谷地了，其中一支翻過卡拉萬肯山脈，流落到克恩滕。因此，第一個兒子都取名為格里高爾。從這個傳說中，對我父親產生影響的，當然不是那個叛亂者或者首領名分，而是處決和驅逐。從此以後，我們成了奴僕族，流浪族，哪兒也沒有居住地，註定永遠就是這個命運。我們惟一享有的權力就是娛樂，我們在其中可以找到短暫的平靜。而在娛樂中，他雖說是個老人了，可是每次都會成為村裡的頭名。對他來說，驅逐判決的一部分也包括：斯洛維尼亞語本來就是他祖先的語言，可它在自己家裡不但得不到重視，而且一定要徹底廢除。他雖然也不間斷地在心靈深處說這個語言，從他那有規律的，常常聲音很大的作坊自言自語就看得出來，可是它不允許再說出口來，而且也不能再傳給自己的孩子們——因此，當他娶了敵對民族的一員，一個說德語的女人為妻時，說來無非就是合情合理了。看他的行為舉止，彷彿這是一個最高的意志施加給我們這個家族的，比那個當年命令處決我們的祖先格里高爾·柯巴爾的皇上的意志還強大；彷彿他的長子——叫這個名字的最後一個人——失蹤以後，他也一定要在家裡讓那些剩下的斯洛維尼亞語音素沉默起來。這樣一來，在別人面前，只有罵人時，他才會情不自禁地說出自己的語言，或者受到感動時脫口而出。惟獨在娛樂時，他才會自如地說出這個語言，無論是揭牌，還是投擲保齡球，或者在一邊召喚一邊督促朝著目標滑去的冰壺：一到這個時候，他就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說斯洛維尼亞語了；一到這個時候，平日無論什麼時候都不會跟著唱歌的他，卻領著別人唱起來。可在平日里，只要他開口說話就只講德語，講的是一種絲毫不帶地方腔調的德語，並且感染了整個家庭。後來，就因為這口德語，無論我走到這個國家什麼地方，人家都會問我，彷彿那是一種被禁止的外語。（當然，父親說起德語來怯生，一絲不苟，每個字眼都苦苦思索，都要變成一個圖像，而迴響在我耳際的，是再清晰不過、純潔無瑕、地地道道和聲如其人的聲音，我有生以來在奧地利所能夠聽到的聲音。）

相反，我母親是娶過來的，是遷到這兒來的，她對這個家族傳統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徹頭徹尾地轉向了。在她看來，這個傳統意味的不是徒然的鬥爭和被迫遷移的悲壯之歌，而可以說是目的和權利的原始見證：一種希望。與尋求拯救的父親不同，她並不指望從第三者身上獲得拯救：她要求我們自己來救自己。父親總是一再痴迷於信仰，聽憑命運的安排，而母親則堅定不移地不信神，不信鬼，無論什麼時候都儘力去行使自己的權利（這也是她從兩次世界大戰的經歷中體會出來的）。而這個權利表明：她的家庭——她指的是自己的孩子們——的安身之地數百年來就在卡拉萬肯山脈的那邊，擁有回歸故里的權利，並且最終一定要靠自己來實現。望著西南方，奔向西南方，回到西南方去，無論情況怎麼樣，去收復那塊土地吧！這樣收復土地也包括洗刷那由於祖先遭到當權者的殺害而讓「我們」蒙受的恥辱。（母親，這個棄兒，這個漂泊而來的人，為那個向她提供避難的氏族用了一個最盛氣凌人的稱呼「我們」。）我們似乎就要這樣來對那個皇帝，對那些貴族，對那幫當權者，一句話，對那些「奧地利人」——對她這個奧地利女人來說，那是蔑視人的無以復加的表現——進行報復。她慣於靠著玩弄字眼，也就是我們的發祥地應該所在的伊松佐河谷地的那個地方名稱，將這個報復象徵化：等我們回歸併且從長達千年之久的奴役中重新站立起來以後，這個在德語中稱為「Karfreit」（卡爾弗萊特）的村子，實際上斯洛維尼亞語叫做「Kobarid」（柯巴里德）的，將會改名為「Kobalid」（柯巴利德）。隨之，父親譏諷地回敬她說，這倒也可以翻譯成「騎著馬離去了」，她最好還是讓它保留卡爾弗萊特這個名字吧，像我們這樣的人也就這個命了，或者起碼保留Kobarid這個名稱，其中比如就包含著共生的水晶，或者也包含著一束榛子。接著母親又慣於應對說，是不是這個如今徹底退化為臣民的他，居然忘記了有關自己的兒子，那個抵抗戰士最後的消息就來自那個著名的「柯巴利德共和國」。戰爭期間，那兒獨獨一個村子宣告為反法西斯共和國，並且也存在了好些日子。對此，父親只不過說道，他既不知道什麼消息，也不知道什麼反抗。read.９9ｃsw.ｃom

父親重述時，只要一提到那個引起悲痛和憤怒的戰場名字，這可給傾聽的母親創造了借題發揮的機會。凡是被他詛咒的——「該死的特諾瓦納森林！」——，在她那裡則變成了一個充滿期待的家園。而且她把所有那些地方又在我的面前（這事姐姐是做不到的）整體勾畫成一個國家來。這個國家與事實上的斯洛維尼亞並不相干，而純粹是那些名稱，那些由父親提到的戰役和痛苦經歷構成的，無論是令人毛骨悚然或者只是順便說說也罷。這個國家僅僅存在著主要的地方，一個個都有童話般的名稱，如Lipica, Temnica, Vipava, Doberdob, Tomaj, Tabor, Kopriva等。在母親的言談里，它成了和平之國。在這個國度里，我們這個柯巴爾家族終於能夠再現當年了，並且長久地存在下去。這樣的魅力藍圖與其說產生於那鏗鏘的語言或者家族傳說，倒不如說出自我哥哥在南斯拉夫的歲月，出自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寫給家裡的幾封信。在那些信里，這個兒子常常在那些同樣的地名，也就是父親藉以把這個世界詛咒得一無是處的地名之前加上一個讚美之詞：「這座神聖的納諾斯（山）」，「那條神聖的蒂馬沃（河）」。而在我這個晚到人世的次子心裏，從一開始，不管母親的想像與經驗世界多麼遙遠，都比父親那些戰爭敘述的影響要強烈。如果我要為此構想出這兩個人的圖像來，那麼出現在我面前的是一個無可奈何和一個分享快樂的敘述者：一個袖手觀望，另一個置身其中，主張權利。

我乘來乘去的一個認識是，連父母在村子里都是陌生人。並不是同村的人這樣看待他們，而是他們本身。一到外面，他們就受到尊敬：父親被委以不斷變化的職務（在林肯山村，幾乎只有教堂的職務），母親被視為與當局和當權者打交道的行家，一句話，打理外務的能手。她像一個鄉村文書先生，替鄰居寫信和申請。然而在家裡，只要他們在一起，偏偏在誰都不干事的時候，既籠罩著一種動蕩不安和爭吵，又充斥著一種不動聲色的圖謀，看樣子，彷彿他們倆都不情願出現在這裏，是被拘禁者或者被驅逐者。

這期間，我父親當然不會只是對柯巴爾家族打入地獄的懲罰忍氣吞聲，諸如流亡、奴僕地位、語言禁錮等；他覺得是可忍，孰不可忍。不過，他並沒有通過反抗或者哪怕只是不順從來尋求拯救，而是通過他特有的方式，那就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地遵從那不公正的戒律，也許正因為如此而顯得更加激烈，更具諷刺性，更為鄙視。他就是要以這樣的方式把那不公正的戒律展現給當局，從而使之最終不得不來對付你。父親竭盡全力，尤其是憑著他那堅忍不拔的力量，堅持不懈地為自己和他的家人尋求拯救，甚至要迫不及待地強求獲得拯救，像對付動物時爆發的狂怒和殘暴所表現出的一樣。然而，儘管如此，看樣子，彷彿這就是那種渴望不可分割的部分，沒有希望，沒有夢想，沒有想像，也沒有給我們主意。在這片土地上，拯救這個家庭看上去無非就是如此的處境了。為此，他怪罪于兩次世界大戰；他幾乎完全是在我們那條傳奇的家鄉河——伊松佐河邊上熬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又作為一個逃兵，在流放地林肯山村挺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實際上，我們當時根本連一頓飯都沒有在一起吃過：總是用密封的金屬盒把飯菜給父親送到對面的作坊里，彷彿他依舊還在外面勞作，不是同那些山農在一起，就是在山澗的溝底里。母親除了做飯，也在灶台前吃飯。像通常看到的「精神錯亂者」一樣，姐姐在門口的台階上，一勺一勺地從一個大碗里舀著吃。而我隨便走到或站在什麼地方就吃了。飯後，我們都盼望著那些牌友到來，不只是因為父親向來是贏家：這時，他正襟危坐，敢於一個接著一個下大賭注，這種從容不迫的神情放射出一種喜悅，連那些輸家也被感染了。每當這個憑著自己的冒險勁而贏得成功的牌友突然大笑起來時，大家都會意地跟著一起笑。他的笑那樣少見，既不是幸災樂禍的笑聲，也不是同情憐憫的笑聲，而是勝利者直截了當的、自由自在的笑聲。這些牌友都是父親的朋友，像他一樣是奴僕，當牌友時成了平起平坐的人，鄉村紳士、本地人、發言人、敘述者，和誰都不談自己。不過，這種友誼只是在玩牌期間活躍起來，隨著牌局的結束，大家相互離去，各奔自己家，沒有了協九-九-藏-書作，零零散散，純粹的鄰居，疏遠的相識，首先是相互之間對各自的弱點和嗜好了如指掌的鄉民：色鬼、守財奴、夜遊症患者。而父親，儘管依然正襟危坐在桌前，一手抓著牌，一手在點錢，卻又失去了自己的位子。牌局結束后燈一關，屋裡似乎閃閃爍爍，似滅非滅，就像當年那微弱的、跳躍不定的電流。在整個國家電氣化之前，我們這個地區是由一個位於德拉瓦河上、甚至沒有一個水磨那樣大的小電廠供電的。

不過，這也不是癥結所在，至少不是惟一的。那個彷彿扭曲了這個莊園的角角落落的意識要古老得多。在這裏沒有家鄉感，甚至說生活在這個地方是一種懲罰。這是一個——惟一的——家庭傳統，從父親的父親傳到父親，一代接著一代。也許這再明顯不過地表現在那個世代相傳的古訓里：「不，我不進去，因為我一進去，裏面一個人也沒有。」

父親的形象使我想起了一個人，他早就在外面的崗位上毫無希望了，又一次毫無希望地尋求著回歸的信號；他踱來踱去，突然跑到那個小收音機前，面帶越來越陰鬱的神情，打開收音機旋鈕。起初我覺得，這是多年來變得空空蕩蕩的牛棚和穀倉里黯淡沉寂的後果。堆放在那兒的工具不過是陳列品或者破爛。後來我才發現，父親在他當年屋后的作坊里一再要證明自己，儘管沒有訂貨，他卻無愧於一個木匠的手藝，做出了絕對棱邊筆直無可挑剔的桌子和椅子，是對不公正無可補救的憤怒和反抗的表現。有時候，我從外面透過玻璃觀察，他幹活時眼睛看都不看工件：他要麼直直地瞪著眼睛無視它，要麼就猛地抬起頭來，在長久的麻木之後，眼睛里閃現出短暫的挑戰。在這個地方，對於他的狂怒有各種各樣的傳聞，而幹活時，它轉變成一種穩定而持續的憤怒。不管是畫出儘可能粗的木線，還是釘釘子，或者打磨棱邊，這憤怒都盡情地發泄在其中。後來我才想到，問題就出在我們家，在我哥哥失蹤二十年以後，這個家始終還籠罩在一片哀傷之中。這個失蹤的人，不同於一個確定無疑的死者，不但使得家庭成員心無寧日，而且日復一日遠離他們而死去，他們卻絲毫無能為力。

有一次，我們好幾個人坐在一張桌旁聊天。起初，我還跟得上，可是後來，十分突然，我與別人之間就一刀兩斷了，那兒是交往的人群，這兒是我。我只是聽到他們在說話，沒有看他們。在我的餘光里，最多不過是幾個肢體閃來閃去，或者動來動去。因此，這聽覺就越發敏銳：讓人吃驚的是，無論是每個句子的一字一詞還是抑揚頓挫，我似乎都能夠立刻清清楚楚地複述出來，比最好的錄音機還要真實。人們談論的無非都是些習以為常的東西，藉以消遣。然而，恰恰就是人們談論的那些事，還有他們談論那些事的方式使我氣憤。這期間，我自己不是也竭力想參与其中嗎？是呀，可是此刻我無聲無息地坐在一旁，就想著讓這一圈人來問一問。在我看來，那些人當然只是談得越發來勁，旁若無我，無視我，彷彿此間惟獨就是要這樣做給我看的，他們就是他們，而我對他們來說是不存在的。是的，這幫市民子女當著我的面，當著這個一聲不吭的人的面，滔滔不絕地說個沒完沒了，壓根兒連問都不問你一聲。他們如此做的目的就是要把像我這樣的人，像我們這樣的人驅除出去，就連他們說話的方式也是衝著我來的，儘管其中也沒有什麼惡語相加，像是平平淡淡，容易上口的歌唱。我感到，面對這樣的聚會，在孤獨的境地中，能量在我的身上聚集——那種總有一天也要說話和敘述的衝動——，在我的腦海里突然變向，一邊猛烈地震撼和麻醉了整個大腦，一邊彈回我的身體里。那種「孤獨」，我不過是把它當成一個字眼：我就是這樣感受孤獨的。在這一天里，我打定主意，這種形式的交往永遠也不會是我的。甚或不能在這兒跟他們一起談論，充當一個另類，這不也是一種無聲的勝利嗎？我不告而別，離開那張桌子，他們甚至連片刻都不停頓。後來，當再發生這樣的事時，我才聽到有人說，我沒有過「兒童遊戲室」。隨之我想起來了，在我們家裡，確實沒有過孩子們的專用空間。再說，從發生這些事情后，留給我的就是一個後來我自己無論如何非要改掉的不好習慣：在一次爭論中，衝著一個對手說出了「你們」，儘管他就一個人而已。

我一再看到那些在停車站下了車的乘客以相似的方式匆匆地消失在黑暗裡：這些停車站同樣也是舞台，一個情節發生的地方。它不外乎就是人們在這裏來來往往，首先是等待。有幾個人在轉身離去之前，還要在燈光圈裡停留片刻，彷彿面對回家的路猶豫不決（當時我也屬於他們的一員）；其他人幾乎剛一下車，就像夢中的孩子們有時候那樣，立刻就無影無蹤了，彷彿永遠消失了。而旁邊熱乎乎的座位，呼吸時散發在玻璃窗上的霧氣、手指和頭髮的印記充斥著他們留下的空虛。

這個夢結束了，許多夢肯定又隨之而來了，大夢和小夢，白日夢和黑夜夢。可是在這些年裡，我也沒有變成城裡人。雖然我在村子里變得可怕了，常常在放學以後直等到最後一趟火車才回家，可我在城裡到處都格格不入。那時，我不去飯館里，同樣也不去看電影。於是我不是四處蕩來蕩去，就是坐在公園的長凳上消磨時間。或許也是克拉根福特的特點九*九*藏*書使我毫無目的：要走路去湖邊，離得太遠。這個的確讓我覺得廣闊的城市，一個州的首府卻沒有河流經過，要不就可以去河邊，站在橋上。那惟一對我來說像客店一樣的城市大樓就是學校，它坐落在火車站旁。我在那兒獨自度過了一個個下午，不是在教室里，就是在走廊某個被打掃乾淨的角落，裏面擺放著桌子和長凳。有時候，其他名義上的走讀生也加入到這裏來。於是在這座宏偉的、空蕩蕩的、越來越變得無聲無息和昏暗的大樓里，我們形成了一個奇特的小團體，一個默默無聲地坐在窗前長凳上和站在拐角的小群體。在這裏，我遇到了那個很有主見的姑娘，過後還和她看過一次電影呢。她同樣住在離得很遠的地方，位於相反的方向。我現在想起來，與寄宿學校的歲月不同，那個地方要比自己的家鄉誘人得多；憑她那張從走廊的昏暗中迎著我照亮的臉看來，她只有可能屬於坐落在某條繁華大街上的豪門望族之家。

過後，兩人自然又一再在我們家裡那惟一的相片前碰面（除了我哥哥那張放大的相片之外，它掛在那神聖的收音機暗室里）：相片掛在前廳里，並且有一張斯洛維尼亞地圖。就是在這個地方，父母通常也是唇槍舌劍，要爭個高下。母親平日那樣不信鬼神，甚至對上帝也不恭不敬，可面對這張地圖，在念著一個個名稱時卻抬高嗓門，吟唱起來，一如既往，有板有眼，忽高忽低。而父親對她要麼直言不諱態度生硬地糾正，要麼乾脆就對她的外來詞發音搖搖頭而已。儘管她此時此刻已經咬牙切齒，舌頭僵硬，可是也無法使她脫離那斯拉夫語冗長乏味的列舉。她一個接一個地吟唱著「Ljubljana」，「Ptuj」，「Kranj」，「Gorica」，「Bistrica」，「Postojna」，「Ajdovscina」（我特別期待著這個音色圖像），而不是「Laibach」，「Pettau」，「Krainburg」，「Görz」，「Feistritz」，「Adelsberg」，「Heidenschaft」。奇怪的是，與母親平日的歌唱相反，我覺得那單調的地名吟唱得很美妙，儘管她的重讀錯誤不斷。聽起來，彷彿每個名稱都是一個祈求，而所有的名稱一起聯結成了一個無與倫比的、高亢而親切的祈求。而在我的記憶中，父親對此非但沒有回絕，反而作為這個民族——很小的民族——的代表唱起了第二部，彷彿這狹小的前廳——鋪著木地板，圍著欄杆的木樓梯通到地下室，出門就是木走廊——變成了一個神聖的殿堂，比任何鄉村教堂的殿堂都要宏大。

相反，和同班的同學，我惟獨在上課期間有一種群體的感受。在這裏，我有話可說，甚至有時候是代言人（或者是遇到疑難問題時被提問的人）。然而，下課後，我就孤零零的。其他同學都住在城裡，不是和父母一起就是寄宿在親朋家裡。而且他們都是律師、醫生、廠主和商人家的孩子。沒有人像我一樣，連自己父親的職業都說不出口。那麼我是一個「木匠」的兒子、一個「農民」的兒子、一個「山澗工人」的兒子呢（這些是我父親幾十年裡干過的工作），還是乾脆迴避說我父親「退休了」不就夠了嗎？我也隱瞞了自己的出身，因此也撒了謊，一會兒說得高高在上，一會兒又說得什麼都不是。我甚至想跳過這出身，讓我像一個壓根兒就沒有出身的人，這樣對我來說無疑再好不過了——當年在布萊堡這座小城裡，在和那些教師、警察、郵局經理、銀行職員家的孩子們打交道時，我確實已經清清楚楚地認識到那影影綽綽感覺到的東西：我不是他們中的一員，我從心靈深處和他們完全兩樣，他們不是我的世界。他們有自己交往的規矩，而我根本就沒有。他們的社交活動不僅讓我感到陌生，而且反感。他們起初還客氣地邀請我去參加社交活動。站在一個舞蹈培訓館門前，聽到那女培訓師數著節拍的命令，我不禁想像著，這裏面都是終身被監禁的人，而且是自覺自愿的。我覺得抓住的門把手如同相應的手銬。在一次花園聚會時，我曾經屈起雙膝閑坐在掛在我頭頂上方的吊床里，籠罩在五彩繽紛的燈籠，閃爍的風燈，煙霧濃濃的烤肉篝火中，沉迷在輕音樂和噴泉嘩嘩的水聲中，包圍在一群舞動和聊天的人之中，就像進入了一張羅網，再也無法逃脫了。

在學習群體之外，我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我無論站在哪兒，都成了礙事的。由於我對每句話都躊躇不定，那些本來進行得如此應對自如的談話被弄得戛然而止。當其他人都昂頭挺胸地從人行道中間走去時，我卻彎著身子，緊貼著牆壁和柵欄挪過去；當他們不管在哪兒，比如大門口停下來要讓人看看時，我就利用這個瞬間，悄悄地從他們身旁跨過門檻（這樣有時反而更加引起他們對我的注意，就像發生在教室里的哄堂大笑所表明的一樣）。一句話，與同學們在一起的那些自由時光就是籠罩在我反應遲鈍的徵兆之下，這無疑只有我一個人心裏明白。好些年以後，我似乎在有軌電車裡一個男子身上看見了自己當年的影子：那個人坐在一群講著笑話的同伴圈裡。他總是隨聲附和別人的笑聲，然而每次都慢了一九_九_藏_書點，而且也是笑到一半又一再戛然而止，發起呆，接著又跟著一起笑，聲嘶力竭的樣子。在他的周圍，沒有一個人能覺察到讓我這個局外人立刻就明白的一切：他肯定聽懂了這兒所敘述的東西，可是並沒弄明白這笑話的弦外之音。他對雙重意義和影射徹底沒有感覺，於是，別人講什麼，他就完全當什麼。在沉默的瞬間里，我從那簡直吃驚的眼神中看得出，他甚至在共同經歷著那些敘述的一個個細節，當作某種十分嚴肅的東西。這時，我就在有軌電車上想著，當時我坐在同學們中間，情形也一模一樣，惟有局外人，像我現在一樣，似乎才會認識到，有人處在這個圈子裡是「不合宜的」。

就是到了星期天，除了下午玩牌，原本也只有做完彌撒回來時，才會出現那相應的平靜。這時，父親打開每周出版一次的斯洛維尼亞語《教會報》。這是他向來惟一閱讀的東西。此時此刻，他戴上眼鏡，掠過每個字眼時都無聲無息地動起嘴唇，彷彿不但是一行一行地看著，而且也是一字一句地琢磨著。在這段時間里，從他那從容的神態中瀰漫出一種寧靜，籠罩著他，充滿整個屋子。在這閱讀的時刻里，父親終於有機會找到了自己的位子。風和日麗時，他坐在屋外的長凳上，平時都坐在東窗前那張沒有扶手的長凳上，他面帶著一種充滿童稚的研究者的神情，逐字逐句地研讀著——一想起這樣的情景時，我就覺得好像自己此刻依然和他坐在一起似的。

那時候，市汽車站一帶成為我的主舞台。一條位於火車道旁的橫街設有臨時售票房，街道兩旁都是木板搭起的小客店。那兒有汽車開往國內各個方向，甚至在有些日子還開往南斯拉夫和義大利。在這裏，我感覺自己處在事件的中心。要說發生什麼事了，當然莫過於臨時售票房裡油黑閃亮的木地板的氣味，鐵爐里呼呼燃燒的響聲，門扇砰砰的撞擊聲，外麵攤位上廣告晃來晃去的樣子，一輛輛汽車發動時的顫動，一輛輛汽車停站時噼啪咔嚓的響聲，粉塵、碎片、雪花和報紙飄過颳風的大街。在這個地方，出現這些東西，或者說它們本來就存在，大樹高處淺黃色的燈，小客店巨大的支梁，標記目的地的銹跡斑斑的金屬牌子，這些對我來說，作為情節就足夠了，再多也根本用不著發生，這已經很豐富了。一個面孔從黑暗裡走出來，變得那樣容易認識，那樣有個性，這就已經太多了。它不但不礙事，反而使你清醒。在那些我為此不由自主想像出的故事中，那麼主人公也同樣是一個冒充上帝的人，或者是一個白痴，他在上車時受到了大家的冷眼，而在夜間行駛中充當了復讎者，把汽車開到萬丈深淵里。連那個女朋友坐在自己出發的汽車上，從街道另一邊向我轉過臉時都阻擋住了那望向自由空間的目光。只有當她離開了視線，那個地方又空蕩蕩時，我才會去回應她的招呼。然後，她自然好像定居在那整個國家裡，我和她一起行駛著她的路程，就像她和我一起行駛著我的路程一樣。

是呀，那幫孩子在夜幕中的時刻；是呀，那個沒有見證人而辛勤寫寫畫畫的人的時刻；是呀，那個坐在太陽下的同謀者的時刻：然而，久而久之，所有這些時刻都不能替代我那失去的天地。

是的，我的路程，不是坐火車就是乘汽車，火車站和汽車站，這就是我當走讀生的歲月里的家。寄宿學校歲月的鄉愁一去不復返了。在沒有課的日子里，我就被牽引到那條有等待位置的大街上，它不同於村子，無愧於「地方」這個名稱。我被迫永不停息地奔波，居無定所，沒有落腳的地方。在此間經歷的一切痛苦中，當年的鄉愁是最殘酷的，是一種折磨，不同於平常只襲擊一個人的折磨，從天而降，而在你的周圍，一切都安然無恙；它也不同於一般的折磨，無可對付，屈服於一種漫不經心，只要這種漫不經心沒有目標，我就覺得無聊；可一旦它獲得了方向，我才覺得這是對遠方的嚮往：不是折磨，而是興緻。

不言而喻，現實生存，也就是這個家裡平常的日子取決於父親那閉關自守的行為。恰恰是他的地方陌生感使他成了家庭的暴君。他無論在哪兒都找不到自己的位子，因此他就去折磨其他家庭成員；不是把他們從各自的位子上趕走，至少就是讓他們待著不是滋味。只要父親一進來，大家頓時就變得提心弔膽。即便他只是往窗前一站，我們其他人都會被害得手忙腳亂，讓我們無論幹什麼都不知所措。甚至連正襟危坐的姐姐也捍衛不了自己的權利；氣喘吁吁的發愣替代了心靈的平靜。他那喜怒無常的行為像瘟疫一樣：在大廳里，他是一個繞著圈子走來走去的矮小男人，他這樣走的時間越長，圍繞著他的一個個眼睛，一個個腦袋，一個個肢體就越發開始閃動、顫抖和抽搐。哪怕是他一個小小的舉動，常常都會弄得這樣雞犬不寧。他猛地一下推開門，朝其他家庭成員投射出那遭受到傷害而無望的目光，然後又走開了，或者我們感到他一動不動地站在前廳里，彷彿在那兒等待著自己的救星，同樣就像等待著那個最終會將他連同這個莊園一起埋葬的山崩地陷一樣。只要他一進自己的作坊里，我們才長出一口氣，可是從那兒也會傳來他憤怒的吼叫。雖然數十年來我們都習慣了，可一聽到這吼叫聲，我們總是禁不住嚇一跳。甚至這個或許會使他真的覺得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作坊，也不會被父親當成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