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樣的人流里走動，對這個二十歲的年輕人來說有點新鮮感。那個村子就不知道這樣的情況，至多不過是節日或者葬禮列隊行進時被延緩的步伐或者原地踏步。在寄宿學校里，只要不是單獨行動，大家總是以義不容辭的集體形式行動（星期天散步，也只允許以班級形式進行，排成兩隊，後邊的人緊踩著前邊的人的鞋跟。誰要是想離隊，只要剛一露出念頭，就會立刻被看穿，並且被吹著哨子趕回來）。而在故鄉的小城裡——我也就只知道這樣的城市，在一次學校郊遊時，我目睹維也納的視線被其他人的肩膀和老師們的食指給擋住了——，我至多也是耷拉著腦袋沒精打采地在邊上慢慢地跟著一起走：在那兒，只要一上街，我立刻就茫然了（比起那個常用的「怯生」來，這也許是一個更為形象的詞語）。這就是說，我不知道要朝哪兒看，或者四處張望，惟獨不直接向前方望去。和在林肯山村裡不同，一到那些奧地利小城裡，我的目光要麼處處都被那些櫥窗、那些廣告牌，首先是那些報紙頭條新聞吸引過去，或者只要我一把目光暗自投向街道某個遁點上，便徑直淪入那目光的陷阱里，於是我至少想像著這時迎面而來的一道目光。這種陷阱傷害了我，它不是目光，而是凝視，或者乾脆就是沒有眼睛和臉面，比如說從中撅起一個可怕的長嘴巴，作為惟一的器官，一句話，總是三言兩語，總是沒有聲音，總是可以看得出來，哪怕是地地道道的方言形式，死死地纏住我了。是的，在那些故鄉城市裡，你一上街，不會加入什麼行列里，而我覺得，你立刻就成了人家的囊中之物了，被那些長久以來連同他們的狗一起暗中守候，兜著圈子和居心叵測的行人監禁了。他們堅定不移，天生就註定是一幫這樣靠兜圈子為生的人，覺得一切所作所為都是合情合理的，無可挑剔的。在故鄉之國里迎面傳到我耳際的「GrüβGott」，我覺得聽上去不是問候，而是一種威脅（「說出密碼來，或者——！」），今天也一個樣。首先是一聽到孩子們吼叫起它，我常常會不由自主地舉起兩手來。難道這是純粹的想像嗎？從奧地利人中，從大多數奧地利人中，無論是走在一旁還是中間，我都看到自己總是一再被人評頭論足，怪罪，並且也總是一再認可這樣的怪罪，當然卻認識不到我罪在何處。有一次，我走在人行道上，立刻就意識到，正好下一個來自目光捕捉隊的目光會在此刻從一側打量起我，可我抬頭一看，我面對的不過是一個櫥窗木偶那種無神的眼睛。那可是如釋重負啊！

那列奧地利火車發車了。那個列車員不是在疑惑地望著我嗎？車站變得明亮和空曠。那些突然落在我腳前瀝青路上的麻雀已經飛走了。它們片刻前還卧在一堆林肯山村的灌木叢里呢。軌道碎石上那片橢圓形車前草葉也是從那邊飄過來的，一個所謂的花園逃兵。我邁著大步，走進售票廳，買了一張車票，彷彿我就是決斷的化身。我又邁著大步，穿過地下通道，直奔最後一個站台而去，就像一個終於明白了他不再只是為自己一個做事的人。我匆匆地在井邊洗把臉，一下子就跳上開往西北方向的火車。看樣子，彷彿我以此結束了這越過邊境的郊遊，現在才開始真正旅行了。上了火車，剛一坐到靠窗的位子上，就立刻進入了夢鄉。——而我今天一想到這位成長的年輕人，連同腳底下掘開的瀝青，那麼他也許之所以會獲得一個圖像，是因為他正好面臨著跌倒的危險。就像有些事物，由於它們在最後的關頭免遭了墜落的命運，因此在顫抖的雙手中成為自由觀察的對象，這時才會讓你刻骨銘心。

然而，在這條南斯拉夫大街上，眼下就不存在什麼多數或少數，因此，也沒有誰是少數——惟有形形色|色的，同時又步調一致的熙熙攘攘。繼耶森尼克這個小地方之後，我後來僅僅在那些世界大都市裡有過這樣的經歷。而我活動在其中，首先是作為外國人，在那些群山之後，在一條條克恩滕大街上，我每次都感激外國人的出現，因為他吸引去了人家對我的注意。然而，在這裏，在這人群中，在這些街頭行人堆里，他擁有了自己的位置。在那兒，我通常總是不斷地變換步子，躲來躲去也躲之不及，免不了與人相撞。而現在，我跟著一起走，儘管對擁擠如此不習慣，可在這柏油路上，我的每一步都有自己的活動空間。終於有一次，我不用沒精打采慢騰騰地走了，不用吧嗒吧嗒地拖著腳走路了（就像大家在寄宿學校的樓道里一樣），而且獲得了屬於自己的腳步，踏著讓人可以感覺到從腳趾經過拇指直到腳跟展開的腳掌，晃晃悠悠地走去，順便把小東西踢到一旁去，有一種寧靜放肆的感覺。當我再次經歷時，我才感覺到這樣的放肆當初就是我童年的特性。與我熟知的那群人相比，這群人真正讓人愜意的東西首先是在他們身上沒有出現的東西，找不到的東西：羚羊毛帽飾、鹿角扣子、羅登縮絨厚呢西裝、皮褲子，總而言之，找不到任何地方服裝。這些街頭行人不僅沒有地方服裝，而且身上也沒有什麼徽章，沒有社會等級偏見。就連警察的制服也不起眼，有點像公職人員的服裝，也很得體。一種讓人覺得無比強大的愜意是，從「茫然無措」中解脫出來了，可以昂首挺胸，直面而視，望著一雙雙眼睛。它們不是在輕視一個人，而只是顯現出自己的顏色，並且以這樣的褐黑和灰黑的顏色來展現「這個世界」。還讓我覺得既新鮮又自豪的是，在這裏，外國人這個概念不復存在了。在和人家一起行進的行列里，我認識到了自己的相似性，外在和內在的相似性，彷彿從來就沒有過一面鏡子會給我映現出這樣的相似性來：我的身材和他們一樣，體格細長、瘦骨嶙峋、臉面粗糙、動作遲鈍、兩臂擺動也不靈巧；我的本性和他們一樣：順從、甘願效勞、儉樸，就是那些數read.99csw.com百年來淪為無王的人、無國籍的人、小工、奴僕（其中沒有貴人，也沒有大師）的本性——與此同時，我們這些蒙昧主義者也共同放射出美好、自信、大胆、造反、渴望獨立的光芒，這個人民大眾中的每一個都是另一個心目中的英雄。

在車站斜對面一家飯館前，孤零零地擺著一張上面什麼都沒有的桌子和一把油布面餐椅。然後，我坐在那兒，等著天亮。我坐的地方要比鐵路地基和那條有人行道的大街低一些。有幾級台階從人行道通到下邊那塊不大而多角的水泥地面上。因為它的另一邊被圍在一排排房子的半圓里，每道牆與相鄰的牆都形成了一個不同的角度，如此看上去有點像一個四面都屏蔽的海灣，一個受到保護的觀景台。在這裏，和通常不一樣，是從下向上觀看，看到的不是什麼全景，而是一個近在眼前，因此越發容易記住的周邊景象，如同從一片凹地里向上觀看。那些房子低矮而破舊，每座都建於不同的時代。房子緊後邊就是向上延展的谷坡，在那幽暗的樹林里，雲杉尖慢慢地顯露出來了。

惟獨菲拉赫那位老師還神出鬼沒地閃現過這個無名之輩的世界里，因為他一再重複著他當時第一眼看到我的印刷品時禁不住呼叫著說出的話。看神態，彷彿他要和一個音樂人合唱似的：「菲利普·柯巴爾」——他直呼了我的大名，我當時第一次聽到有人這樣呼叫我，先呼大名后叫姓。的確，直到這個時候，人家只是呼我「柯巴爾·菲利普」，比如，剛剛在服兵役資格考試時還是這樣。「別說了！」我這樣暗暗地回答他：是的，我下定決心了，永遠不再出現在報紙上了，永遠不再讓自己、家人和同村人蒙受恥辱了。那個沉醉於名望的夢想永遠一去不復返了。難道我不是向來就知道自己這輩子永遠都一事無成嗎？恰恰當我和別人一起在汽車或者火車裡時就這樣捫心自問，即使我自己在興奮地看著一本書，在聽著一個新的發明，在欣賞著一首樂曲。難道我不是向來就知道自己遲早都會沒用了嗎？我註定最多不過是當個會計，當個小職員，干一個無非只能和數字打交道的工作嗎？有一次，在一個教會節上，有位算命先生就這樣告訴我母親，肯定是想以此來恭維這個鄉村婦女和她那個幹什麼事都不會有用的兒子。而現在，在這家斯洛維尼亞旅店房間里數起錢來，這不就是我的命運的一部分嗎？

與之相應，一個盲窗的不可確定性也融入其中了。此刻，我的目光被吸引到那裡，就像被吸引到這個世界王國的中心。盲窗出現在谷坡上相當高的地方，鑲嵌在一座高大建築物的陽面。一看見它，我就覺得，邊境那邊，那座與那個小門房成為一體的地主莊園便浮現在我眼前。它坐落在一片開闊的地帶，前面僅有一棵孤零零的松樹，那閃閃發光的皮棕色使得正面的黃色越發強勁有力。穿過一片草地，一道陡峭的岩石台階向上通往入口大門，那兒站著一個小孩，背向我，一條腿踩在另一條腿上方的台階上，像是猶猶豫豫的樣子。對小孩子來說，那些台階太高了。草坡彷彿被特有的橫向條紋畫上了一道道陰影線，變成一塊塊長滿草的小梯田。梯田精美的陰影圖案又重現在正面的橫條紋上。這樣，在那棵松樹後面，這座房子讓人想起了與其說是一座建築物，倒不如說是一個天然的黃色岩石。它看上去沒有人居住。小孩站在台階上，不是在入口處，而是在一個遊樂場上。

當我吃完麵包抬頭望去時，上方人行道上，來來往往的人已經成群結隊，街道變成了一道堤壩。學校可能還沒有放假，因為有許多學齡兒童走在行人中，向前傾著身子，好像迎著風似的。確實也刮著風，堤壩旁那修長而無生氣的草莖猶如喜沙草一樣颯颯搖動。儘管我還從來沒有到過海邊，可是我不由自主地想像著，在這鐵道後面，向前延展的就是大西洋岸邊的沙丘。

再說，沃凱因是個忙忙碌碌的地方，無論如何從稍微隆起的火車站看去如此。當時我一下火車，首先看到和聞到的幾乎只有木材。就在貨運軌道後邊，我看到堆成一摞摞的樹榦、方形的木樑、寬厚的木板和狹長的板條，聽到房屋之間隆隆的電鋸聲。我在那兒停留的所有日子里，從早到晚，我沒有碰到過一個無所事事的人。如果誰看上去是這樣的話，那也無非是一個在等待著的人，要麼在一個常常都不加標記的停車站（一道木條圍欄，一個橋頭）等候汽車，要麼在守著一棵要鋸伐的松樹倒下的地點，要麼就期待晾晒乾草的好天氣，或者只是像旅館灶台前那個老廚娘一樣，在等著牛奶燒開了，菜肴煮熟了。偶爾有士兵獨自無聲無息地坐在路邊，可走近一看，耳朵上卻戴著無線電報話機。連孩子們都一個樣，儘管他們看上去慢慢騰騰的，不時從灌木叢里撕去一片紙，可此刻就有點像正在學習追尋前人足跡的童子軍。甚至到了星期天，人們排著長隊等候在教堂里的懺悔室前。教堂坐落在一片草地中央，和主教堂一般大小。誰擺脫了自己的罪孽后一走出來，正好可以藉機走近自己的心靈深處去嘲笑自己，接著便繼續走到座位前屈膝跪下，立刻在那裡做起懺悔祈禱。從這個山谷高地的居民中，散發出的不是世代居住者的安逸，而是新拓荒者不可遏制的特性，忙忙碌碌的存在，持續而必要的機智果斷精神。因此，同樣考慮到它的自然位置，白天我常常把沃凱因看成一個特殊的歐洲國家。在這其中，我幾乎就看不到白痴或者醉鬼。這種人的存在準會擾亂這忙忙碌碌的氛圍，因為他們無聊透頂地四處搖搖晃晃，跌跌撞撞，不時地會分散了那些整日忙碌者的專註和勤奮。直到我突然發現，我扮演了一個幾乎一模一樣的雙影人角色。在尋找去研究那兩本書的地方時，我停滯了，掉頭了，拐彎了，試探著這塊和那塊草地，看它們是否適合於坐下來，靠在一棵樹上，立刻又從那兒的松脂上脫開身來，然後繼續踉踉蹌蹌地走去。

這人流也立刻接納了我，而且那根本不是什麼人流，與置身其外的印象如此不同，更多是一種緩慢得九*九*藏*書讓人驚訝的蠕動。這時，沒有了我對如願以償地懇求祖先的激動，惟獨籠罩著我們緩慢行進的現實。

一個老人從酒館里走出來，手裡拿著一把餐椅，在不遠的地方和我結伴了。他根本也用不著有一張桌面去觀看。我們一句話也沒說，卻共同關注著發生的事。我們兩人的眼裡都是同樣的事情，同樣久久地注視著，又同樣等待著下一件事情發生。我從此再也沒有經歷過像當年度過了那個最漫長的夜晚之後那樣一致的目光，再也沒有過那樣一個空間，面對過那樣一種視野。像那樣的觀看時一樣，我知道和自己身旁那個人如出一轍。我們專註地望著一隻鴿子在下方水泥海灣里迎風飛翔，頸項上微微閃亮，又扭過頭去向上望著堤壩。鋼鐵廠的煙霧從峽谷升騰而起，朝著隧洞飄去，彷彿要把隧洞熏個通透。

難道不也是自個兒招致了這普遍的迴避嗎？難道我不是在報紙刊登的那天，把每一個打開報紙的人都看做是一個立刻會感受到我全部的罪過，並且會繼續講下去來羞辱我的人嗎？這篇發表的東西受到了創作童話的歷史老師的鼓勵，得到了一位撰寫地方評論的編輯的提攜。儘管我事先也覺得這是無可非議的，（人家終於會知道我是誰了！）可後來我越發覺得這就是一個原罪。慶幸的是，惟一沒有被這個窮追不捨的原罪波及的地方就是那個村子。在那裡，和今天不一樣——其間，村子入口處豎起了那個「林肯山村拜讀……」的牌子——，甚至在牧師家裡，一張日報都不會引起我的注意。當然，迄今無論怎麼說，我畢竟在那裡還是土生土長的，坐著汽車和火車來來去去。如今在我的眼裡，我永遠都不會使自己招人注意了。無論在哪兒，凡是我往日如願以償地不招惹人眼了，也包括面對自己，當個無名之輩，而現在，我卻在那兒表現為「某個人」。一走出隱蔽，我便因此失去了自己喜愛的環境。在擁擠的人群里，首先是站在火車的過道里或者汽車中間走道里時，一時的愜意感覺為那不舒服的感覺讓開道了，變得可以辨認了，我在遭受著一種使我變得孤單無靠的強光線，並且如此——讓我最羞愧的——打擾了我那些同行者獨自存在的狀態。難道在最近幾個星期里，我因此才常常騎著自行車去上學嗎？這樣，我來回幾乎需要半天的時間。有許許多多的原因，現在打動了我去獨自旅行，然而其中一個是確定無疑的，那就是讓自己忘記成了公眾人物，我暴露自己了，不管這是想像或者不是也罷。那麼，伴隨著每一個我又會在其中成為默默無聞的人的時刻，我現在不是感覺到這種忘記強有力地在我周圍擴展開來嗎？不是感覺到一種隨著時間和距離越來越有療效的恩賜嗎？難道不是我剛到沃凱因時就被吸引到一個村落里來了嗎？這村子在地圖上叫做「Pozabljeno」，意思大概是「被遺忘的東西」或者「遺忘」。難道在後來的日子里，人家不是真的讓我隨心所欲嗎？無論我在什麼特殊的地方走也好，站也好，坐也好，躺也好或者跑也好，彷彿那都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正好是這一篇發表的東西，妨礙了我一起去旅行，遠遠超過了缺錢。那是一個故事，其中描寫了一個小夥子，他在一戶人家院子里修自行車。這個過程寫得很細膩，包括陽光、風、颯颯的樹聲，雨季開始，到結尾時，主人公聽到一聲喊叫，便衝進屋裡，在空蕩蕩的房間地上，發現了父親或母親——我記不起來了——睜著擠得滿滿的、最後的瞬間還映現出外部世界的眼睛。當然，跟這樣的內容根本不相干。惟獨我「寫作」了這個事實，使得同學們疏遠我了。雖然他們之中有幾個人在一個劇組裡演戲，然而卻有一個寫作了，而且憑著這個東西「成了公眾人物」，這至少讓人很詫異。而且那個女朋友連故事看都沒看，幾乎連扉頁上的題目和作者名也沒有瞥上一眼，就投來了一種奇怪的、拒絕的目光。看完以後，這目光轉化為一種由不理解、同情、詫異，首先是畏懼錯綜交織的神色，這讓我很傷心。後來，我一再不由自主地想起，當時，我想要把她拉到跟前，可她的脖梗子卻挺得僵直。

我住的這家旅館，譯成德語叫「Schwarze Erde」（黑土地），取名于南部山脈的一個山峰。這是建於大戰之前的一座大房子，我立刻在上面尋找著盲窗。除了我，只有偶爾來幾個登山者入住。因此，我自個兒住了一間有四張床的房間，像是為一家人準備的。房間位於二層，就在入口上方。從窗戶望出去，眼前是一排松樹，像一片樹林留下來的，從這個地方中間穿過。從另一面望去，是一條直接從房子旁邊湍急流去的山澗，一片白茫茫的怒號淹沒了載重汽車和電鋸的轟鳴。穿透過來的聲音最多不過是火車的汽笛或者一架軍用飛機突然的呼嘯。那些松樹和流水不一樣，你坐下時也可以看得到。於是，我把小木桌挪到相應的窗戶前，並且試了試各種不同的椅子。由於我無法決定坐哪一把，於是我把它們都排放在桌旁，不時地變換著座位。

在這次旅行前，天空晴朗時，我從家鄉朝南望去，在蔚藍的天空下，在邊界山脊的那邊，莫非坐落著一個個五彩繽紛的城市，沒有丘陵地帶阻擋，展開的是一片廣闊無垠的平原，向下通到海邊去，相互交融在一起。眼前的工業城耶森尼克看上去灰濛濛一片，它被卡在一條峽谷的深處，被關在遮天蔽日的群山之間，然而卻完完全全證實了那幅展望的圖像。上面堤壩上，有一個男人走過去，每隻手裡都拿著一把閃著紅光的鋸子，跟在他身後的是兩個吃著冰糕的孩子和一個臨產的孕婦。孕婦身上穿著寬大的衣服，腳上穿著一雙木拖鞋。在車行道一段沒有鋪瀝青的石子路面上，來往的長途載重汽車不斷地發出轟隆聲，這又不禁使我想起了哥哥，他在戰前的那些來信中，提起過馬堡-的里雅斯特公路上一個類似的地方。他每次去亞得里亞海郊遊時，（校長）那輛小汽車都在那裡「短暫顛簸得一塌糊塗」，過後他就覺得「完全沉陷到鹽九九藏書一般的空氣里」。

後來幾天，我是在波希斯卡這個地方（「沃凱因」）度過的，拜讀了哥哥的那兩本書。每當我乘車前往那兒時，總是睜著眼睛，怕耽擱了下車。我始終望著立在草地上那細長的、被人稱為「乾草曬架」的木支架：兩根打入地里的木樁（今天也許是水泥做的），之間平行架著許多橫杆，頂端蓋著木板，每年第一茬收割的草就晾曬在架上。那些割下來的草里夾帶著春天的鮮花，灰色的草堆上閃現著星星點點的色彩。橫杆超出了木樁，有點像捆在一起的路牌，共同指著一個方向。看樣子，彷彿火車就是跟著這一個緊接著一個、從峽谷到峽谷越來越厲害地向西轉彎的箭頭群行駛。在我的夢鄉中，道軌兩邊的曬草架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承載裝置，藉助它，旅客們不用花時間就被送到目的地了。

我出門來到站台上，那兒有一個工人正在用衝擊鑽挖鑿柏油地面。對面軌道上，停靠著那列奧地利早班車，向北方向，準備發車。車廂通亮，乾乾淨淨，幾乎空空的（這列車還沒有被許多南斯拉夫人用於前往菲拉赫購物郊遊，在後來的年代里才這樣）。那些身著藍色制服的鐵路人員又是在機車頭前等待著某個尚未上車的乘客，和那些奧地利邊防官員一起——認不出來他們都是這樣的官員，因為他們身著便裝，穿著長袖衫，外套就搭在肩上。雖然我原地一動未動，可我一下子著急了。下決心吧！返回的願望幾乎不可抗拒，不僅要越過邊界，而且要回到村子里，回到家裡，回到房間里，回到床上，在那兒美美地睡一覺。可首先想到的安慰，是在機車頭側面可以看見的那個語言，我那熟悉的、與生俱來的德語，無論是在「Heimatbahnhof」這個字眼裡，還是——因為不是意義，而只是文字圖像說了算——在帶著「Arbeitsrichtung」圖標的箭頭裡。

盲窗遠近獨一無二。而且它給人的印象來自那看不到的習以為常的東西，來自那應該存在而不存在的東西：那無法透過的東西。憑藉那融通於自身之中的不確定性，它把我的目光反射回來了。而在我的心裏，一切語言紛亂和七嘴八舌的講話都終止了：我全部的內在都沉默了，並且閱讀起來了。

我不再在露天里過夜了，而是住在這個地區中心一家旅店裡，叫波希斯卡-畢斯特里卡或者沃凱因-菲斯特里茲。我看到房間價格實惠，數了數自己的錢，就決定住下了。靠著那位老師的接濟，靠著給人家補習功課，再加上一篇「自己撰寫」的文章上了報紙（「那是你自己撰寫的嗎？」一個旁座的同學搖著頭這樣問道）。事後我也想了想，跟他們一起去希臘，這也不是我沒能力辦得到的事。

我數著步子走進火車站。一道濕漉漉的樓梯通到下面的衛生間里，就像走進一個地堡里，前面站著一個相應的地堡女人，只不過她的腰帶上少了鑰匙串。我在沒有插銷的小隔間里徒勞地尋找著那些習以為常的格言和圖畫；它們現在或許會進一步幫助我。盥洗盆上方沒有水龍頭，牆上只有一個洞。上面的候車室里黑洞洞的，很難聞。首先在擠成一團坐在那兒的人身上，我只看到了一片白，引人注目的是，許多扎著綁帶或者裹著石膏的肢體。亮光不是來自站台上，而是其間昏暗的走道里。後來，我還辨清了這個和那個罩在受傷拇指上的皮套子以及我身旁那個人頭髮上的血塊。（我一點都不誇張，我的感官被這樣的東西吸引住了。）連我自個兒身上，我也獨自發現了那令人厭惡的東西：鞋上沾滿了泥巴，褲子鼓起了包，指甲縫裡黑乎乎的。肯定誰都看得出來，我是和衣過夜了，也沒有洗漱，頭皮發癢，同樣，值盛夏時節，腳趾上長起了像在寄宿學校時一樣的凍瘡來。我也徒勞地試圖在地圖上看出我的下一個目的地，而投射到地圖上的光線只夠你看清灰白色的低地和藍白相間的冰川。

窗子空蕩蕩的，清晨的太陽映照在其中。可是剛才還發揮作用的光芒不僅被熄滅了，而且也被吞沒了。那個小孩也消失了，彷彿他是一個幻覺。房子和草坡上的橫條紋像投影一樣擊中了我。「菲利浦·柯巴爾醉心於假象！」這就是那個歷史老師常常掛在嘴上的一句話，是表揚，又是批評——而這個假象又一次化為烏有了。就在一個號啕大哭的女人的怪臉迎面而來時，在這人群中再也不分什麼女人、男人、小孩了。在人行道上，流動的就只有一群長得不夠體面的、不苟言笑的、瘦骨嶙峋的、不起眼的粗野之人，相互碰來撞去，抄著近道走動，無論從哪個視角，都被那位國家首腦噴射光芒的眼睛監視著。他現在就是那個凌駕於我們大家之上的獨裁者，無論是汽車生產車間里那個年輕的游擊隊首領，還是理髮館里那個身著白裝的海軍將軍；無論是電影院前廳里那個魁偉的、被同樣魁偉的夫人挽著手臂的黑禮服穿戴者，還是校園裡那個水泥澆築的帝王腦袋。當最後一道探尋的目光朝上投向盲窗時，僅僅強化了當局的權力，彷彿我這樣看要讓自己受到懷疑似的，因為我立刻就被一個警察揮起慢慢彎曲的食指叫到街道另一邊，要我出示證件。後來我想起來，這個身著制服的人就是昨天到達時檢查我護照的那個年輕人，和我一般年齡——可是在這烏雲蔽日的時刻，好像誰都不再認識誰了。看樣子，彷彿我們都失去記憶了。

我是多麼猶豫不決啊！我想像著站錯了地。在衝擊鑽頭撞擊的地方，瀝青地面上的裂塊四處飛濺，就像你走在一攤結了冰的水上時一樣，有一塊直飛到我的鞋後跟下。我被這砰砰的撞擊聲震動了，低頭望著地面，在這灰色的瀝青路上又發現了那樣的盲窗，同樣作為那個如此友好的、不用著急的符號。難道我不是對自己這個「世界王國」要求太多了嗎？我到底是什麼read.99csw.com人呢？面對這瀝青路，我永遠認識到了我是誰：一個外來人，一個外國人，一個在這兒也許要尋找點什麼，可什麼都不能說的人。我沒有權利要求所謂的人的尊嚴，像在家，在國內一樣。而伴隨著這個認識，我覺得不光是靜下心來了，而更多是——處之泰然的狀態。

第一天，我只是從行李中拿出那兩本書來，卻沒有打開它們。我讓通往過道的門敞開著，因為聽著溪流的咆哮，我覺得自己在這封閉的房間里就像遠離了世界似的。這樣一來，從樓下的餐廳和廚房裡至少時而可以傳來噹啷聲或者其他刺耳的響聲。在正對著房門的過道牆上，掛著一個製成標本的深棕色雄松雞，擺開一副發|情期的架勢——脖子伸得長長的，鳴叫時腫脹起來，眼睛緊閉——，真的也像是被射殺時的樣子。旁邊的鑰匙盤上掛著各種形狀的鑰匙，放在一個玻璃窗里，有點像近乎完美無缺的蝴蝶收藏。我第一瞬間立刻就覺得，似曾看到過這一切，或者還要更多：彷彿我又回到這兒了，不是回到一個昔日的生存里，而是回到一個預感的生存里，讓你覺得更真實，或者更明確，又不可思議。這一切是來自桌子、椅子和床架呢，還是來自窗前飛濺的霧氣？前者讓我想起身為木匠的父親；後者又讓我想起身為山澗工人的父親。或者是來自哥哥那個寫在信里的表達？他在信中用了「祖籍」這個專門的詞彙來描述沃凱因。因為我真的覺得，不單是房間和屋舍如此實實在在地重新找到了，也包括畢斯特里卡這個地方，這個「一目了然的地方」，這個「一清二楚的地方」，這個「山澗村莊」，連同這整個山谷高地：一個孩子驚奇地注視著她；一個二十歲的年輕人觀察著她；一個四十五歲的人俯瞰著她。在這個時刻，所有這三個人融為一體，也沒有了年齡區別。再說，畢斯特里卡完全不像一個普通的村莊，更像一個將會從許許多多空曠的空間間隔中拔地而起的城市的前站。那幾座位於邊緣的高樓大廈，連同超市，還有那個坐落在草地中央的大教堂看上去已經是預兆了。

我似乎從來都不會相信，又會失去這個盲窗。我感覺它的符號是不可動搖的。然而，一看側面就夠受了，從中彌散出的光亮熄滅了：旁邊的窗子——可以說是觀望窗——推開了，又關上了，雖然是被兩隻手，可是屬於兩個不同的人，先是一個年邁的女人，后是一個年輕些的。剎那間，我認識到了，那個老嫗不僅僅年事已高，她是一個垂死的人，她正好最後從那個被拘禁的房間里猛然直起身來，想要逃脫死亡，穿過鐵柵窗子，躲到外面去。一張被恐懼撕得扭曲的面孔上，下嘴唇收攏，眼睛睜得老大，再也不會自個兒重新合上了。

奧地利可謂是一個阿爾卑斯山山國。這個國家有一個別名，叫做「阿爾卑斯山共和國」，它總讓我感到詫異，因為我生長在廣闊而平坦的雅恩費爾德平原上，離那些山峰還有一些距離（在這個村子里，幾乎就沒有人有滑雪板，而惟一的雪橇道就是從樹林邊通到下面的街道上，你幾乎剛一滑起來，就又停住了）。然而，在沃凱因，我現在真的發現自己被阿爾卑斯山包圍了，並且覺得處在一個阿爾卑斯山山國里。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溝壑、深谷、陽面和陰面，少見天日，儘管是鍋狀盆地，卻更多是高原，因此視野很開闊。要是我現在閉上眼睛的話，展現在我面前的是一個遠離世界的世外桃源。那荒無人煙和深藍色的湖註定了它的命運，四周群山環抱，地面上連綿起伏的冰川堆石將它劃分開來。對它來說，沒有一個名稱會像開頭使用的「山谷高地」更貼切了。

與北方群山那邊，也就是內陸故鄉之國相比，在南斯拉夫，好像不僅存在著一個不同的空間單位，而且也存在著一個不同的時間單位。出現在我眼前的建築物，常常是每一座都有自己的名堂，可以與沉積岩媲美，標志著建築歷史的一個個層面，從奧地利皇家時代的基座，經過南斯拉夫王國時期的轉角挑樓，再到今天「斯洛維尼亞共和國」那簡樸的、毫無矯飾的頂樓，連同屋檐下旗杆的插口。在注視著這樣一個建築物的正面時，我禁不住有一種期望，竭盡我的全力期待著，那個失蹤的哥哥隨時會推開那半是過時的、用不透明和帶著波紋的玻璃包裝起來的挑樓門，出現在我的面前。我甚至直言不諱地心想著：「先人，出來吧！」並且看到我身旁這個老人的腦袋也朝挑樓望去。彷彿惟獨一聲呼喚就意味著如願以償：跳躍過一個時代，在能夠呼喚中，我覺察到了哥哥的存在，與真人一樣高低（我壓根兒就沒有見過他），寬肩膀，褐色皮膚，披著一頭又厚又烏的捲髮，梳向腦後，額頭寬闊；一對眼睛如此深陷在眼窩裡，連那隻盲眼，那個白點都給遮掩住了。一陣寒慄襲上我的心頭，看樣子，彷彿我這時看見了我的國王就站在面前，敬畏的寒慄，然而更多是擔憂的寒慄，它驅使著我立刻離開這個凹地上的位子，加入到上邊街道的人流里。

在我的凹地里，依然是漫長的黑夜。上方人行道旁有隻小鳥，一個一動不動的輪廓，是不是在做夢呢？我在夜間還從來沒有看到過一隻白天活動的鳥兒。大街看上去像一道牆，那隻鷦鷯此刻卧在上面。酒店很早就開門了，第一批進店的客人都是鐵路工人。他們匆匆忙忙喝杯咖啡或者喝口燒酒——我掠過肩膀觀望著——就又離去了。天空開始發亮時，好像要下雨了，可現在晴空萬里，一絲雲彩也沒有。一個老態龍鍾的女服務員長著一張布滿皺紋的男人臉，她給我端出來一壺咖啡，旁邊放著一盤厚厚一摞白麵包片。咖啡上結起的一層奶皮不禁使我想起敘述過的哥哥，他向來就厭惡這一片片軟乎乎的奶皮。當他第一次從前線回來休假時，母親像平日一樣給他送上咖啡，心想著，經過了戰爭，他所有那些難伺候的毛病都改掉了，可是他把杯子推到一邊說：「你是昨天才來的吧！」我眼看著奶泛起波紋，形成一層奶皮，在黑乎乎的、慢慢變得清亮的水域上分裂成一個個小島。旁邊的白麵包塔僅僅豎立了短暫的時刻——然後，我一邊用九九藏書力地切，一邊又透口氣，麵包塔迎著這位飢腸轆轆的人隆起來，我趁著新鮮，一口氣就把它干光了，消滅了，夷為平地了。從此以後，對我來說，這樣的白麵包就意味著「南斯拉夫」。

然而，我如此感知的世界王國超越了當今的南斯拉夫，也超越了所有那些從前的王國和帝國，因為它的符號變得越來越不確定：有些過境旅客報紙的西里爾字母依然清清楚楚；一幢公務大樓上的古奧地利銘文依稀可見；一座別墅山牆上的「歡迎您！」，看上去就像古希臘椅一樣。——可是，一家加油站那塊透過樹枝隱隱可見的加油標牌卻顯得意義模糊了。它不禁使人想起只有在夢中才經歷的東西，想起中國來。而且一片同樣陌生的西奈沙漠顯現在一座座高樓大廈的後面，連同一輛映入視野的、布滿灰塵的長途公共汽車。在車的正面，那個顯示目的地的滾筒轉錯了位置，正好停在兩個不可辨認的地名中間。車輛穿過去時，一幅希伯來語字卷片段躍入我的眼帘——真的，「躍入眼帘」；因為展現在這文字圖像周圍的景象伴隨著一種驚恐。

沃凱因是一片開闊的山谷高地，四面群山環抱。它是從前一個冰川的地表，在西部邊緣留下了浩瀚而平靜的、在我的記憶中幾乎始終沒有人煙的沃凱因湖。從它的北岸邊，尤利安山脈陡峭聳立，主峰是依然被冰川覆蓋的特里格拉夫峰，也叫做「三頭峰」。三頭峰的模型就坐落在山腳下的湖邊上，是供前來度假的孩子們遊樂的。南面的山巒是大海前的最後一道大屏障，往後向下通到伊松佐河（斯洛維尼亞的Soca河）。這條河接著繼續流經其間的坡地再也看不到樹木線了。由於交通十分不便，沃凱因盆地數百年來遠離世界，惟有山間羊腸小道將它與伊松佐河谷地和弗留利平原相連，而我經過的東部通道，是隨著鐵路的建造才真正打開了。

此時此刻，那些行走的人彷彿成了輔音，加入到那些在我心裏喚起了一個個事物的母音，然而並沒有因此組成詞語。惟獨打動我的是那完全獨立於自身肺腑之外的第二呼吸，一種令人激動的氣息。突然間，憑著它，我可以解讀出從我身旁扛過去的報紙標題了，是斯洛維尼亞語，沒有頭版頭條，猶如我的德語，況且讓人耳目一新，如同看不到那地方服裝的五顏六色，是實實在在的消息。再說這群人里敘述的許多東西，我也一下子聽懂了。難道是因為在這兒街頭上沒有人和我搭話嗎？難道是我從上小學以來一直耿耿於懷，就是因為當時出於義務，必須和老師用外語交談嗎——僅僅是頑固不化？和通常一樣，jutro就是早上，danes就是今天，delo就是工作，ceste就是大街，predor就是隧洞。連那些商鋪的名稱我都可以翻譯了，它們真的都好簡單：在奶站里，與北方或者西方的市場叫賣不同，標識的無非就是個「奶」字；在麵包店裡，標識的也乾脆就是「麵包」兩個字；mleko和krub這兩個詞的翻譯並不是翻譯成另外的語言，它是一種回歸到那些圖像，回歸到詞語的童年，回歸到奶和麵包的第一個圖像的翻譯。銀行，即banka，以此類推，無非又是那習以為常的東西。然而在這裏，銀行也顯現為某些本原的東西，因為它的窗戶並不是櫥窗，也不是用來陳列展品的；因為在這兒，這些地方什麼也不擺放，空空如也。可在我的故鄉之國里，比如說，一到這樣的地方，那五顏六色的儲蓄罐簡直堆成了金字塔，好誘人啊。那是一種向我開放的空白，一種我可以向它求教的空白，就像求教行人那一張張空白的面孔一樣。在這些行人中，與在家鄉不同，我不用去尋找這個家人或者那個同村人，讓他們面帶洞察的微笑，把我從面具枷鎖中解救出來。在這兒，一張張面孔是空白的，這就是說，它們沒有面具——這時，我眼前又浮現出那些年輕人的圖像。他們擠在一輛拖拉機拖斗里，皮衣直裹到脖頸上，正在前往一座阿爾卑斯山城的途中，要在那兒的大街小巷裡，按照習俗，表演他們那野蠻的狩獵情景：直到城邊上，那些為此必需的荊條和鎖鏈，他們還沒有握在手裡；那些即刻就要套在自己頭上的巨大而可怕的面具依然放在他們腳下。儘管小夥子們一個個都那樣土裡土氣，可是他們露在外面的一張張面孔連同他們打著褶子的皮領子看上去卻多麼苗條，多麼善良，又多麼隨和！同樣，我也可以看到耶森尼克那一張張面孔里去，彷彿那是獨一無二的面孔，彷彿這給了我在國內一次也沒有感受過的尊嚴，無論在自己身上還是別的什麼人身上——或者還是曾經感受過，是的，在父親身上，在復活節的晚上，在林肯山村教堂里，他披著一件拖在地上的紫色長袍，和村子里另外幾個男人一起跪在那應該預示著空空的墓穴中有復活者會冒出來的洞窟前，然後猛地一下在前面伸開四肢，五體投地，一動不動地趴在地上，遮蓋在那帶有蠟漬的紅色中，讓誰都認不出來了。就像父親聽廣播音樂會時列舉起一個個樂器一樣，那麼我現在從交通和工廠的轟隆中聽得出一個個響聲，並且可以清楚地把它們相互區分開來，火車站裡緩衝器砰的碰撞聲與超市裡購物車的丁零噹啷聲；煙囪出口蒸汽的噝噝聲與高跟鞋的嘎吱聲；鎚子的擊打聲與自己吸氣和呼氣的聲音。我心裏盤旋著，這樣突然會聽辨的能力夠奇怪了，同樣也來自這裏不存在的東西，找不到的東西，應該有而沒有的東西，在這個斯洛維尼亞工業城裡缺少的東西。由於那習以為常的教堂大鍾不響了，我才對這周圍的一切獲得了靈敏的聽覺。也就是說，這不是隨便哪個國家，而是這個確定的國家，這個有缺陷的國家。讓它和我那個習以為常的國家的富裕比起來，才可以辨認它，看懂它是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