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家裡，人人都尊重他。在我童年時，大家都如此不厭其煩地說起他，現在讓我覺得他無時無刻不在我們身邊，我甚至彷彿聽到了每次談話都附加了一個聲音；彷彿那一個個腦袋都一再轉向那空蕩蕩的暗室里，望著那個不在場的人的身影。母親總是首先把話題引到他身上，而父親則是他事業的守護人，不僅守護著那片果園，而且也守護著那些衣物和幾本書。難道那僅僅是我後來的幻覺嗎？父母親在病房裡額頭貼著額頭的情形與其說是夫妻恩愛，倒不如說是相聚一起為那個最心愛的兒子而哀嘆，兩個額頭要為始終還期盼著他的歸來架起一座橋樑。毫無疑問，丈夫和妻子以各自的方式，都在興奮地愛著那個失蹤的兒子，正像這個不信上帝的母親說的，他是「為人之子的榜樣」。妻子一聽到他臨近的消息，立刻就會給他準備好「居室」，洗一洗門檻，給大門裝扮上花環，而丈夫則會套上從鄰居借來的白馬，坐上那擦得錚錚發亮的四輪單駕輕便馬車，鼻子上掛著幸福的淚水迎著他趕向空曠的天邊去。

他失蹤以後，村子里的人都以為他死了。像村子里所有死去的人（除了這個或者那個神父）一樣，他很快就被人遺忘了。有幾個或許能夠念起他的同齡人差不多都沒有從戰場返回家鄉來。那個曾被視為他未婚妻的姑娘嫁給了另外一個人，無聲無息了。他也過早地離開了家，有誰還想得起一個五月樹的攀登者或者教堂里的一個獨唱者呢。回來后不久，那個穿著圍裙的年輕農民就變成了那個「名叫格里高爾·柯巴爾的士兵」。按照他文字遊戲的說法，「不是原野上一個天藍色的使者，而是一個軍灰色的影子」。

這樣的表象尤其來自格里高爾所書寫的東西。這東西給了我一個現時的圖像，同時也伴隨著抱怨，哪怕有些地方描述的是不可挽回地逝去的東西，比如他不直截了當地說：「當我的情況還挺好的時候……」，而是採用了一種表達方式，直譯叫做「當鳥兒為我歌唱的時候……」；他把家鄉的春天換句話說成「當蜜蜂穿著（花粉）褲子的時候」；在他那裡，「醜陋的母親，可口的飯菜」替代了我們「不幸中的萬幸」；他在詞典里為自己的大名找到了附帶的意義，那就是讓他一看見就作嘔的「奶皮」。說到底，首先是他那些對於顏色的表達，本身就生動而形象地描述了一個包羅萬象的生靈或者事物的範圍：「那個帶花斑的東西怎麼樣？」可以是問一隻蜜蜂、一頭奶牛、一隻山羊、一隻雞、一種豌豆等。

我隨身又帶著一本書，哥哥的大詞典，它是這個被清空的海員背包里惟一的東西。這背包是不怕雨淋的。那本關於果園的工作筆記很適合於在房間里，在四堵牆之間閱讀，而一個個單詞則會在露天里充分展現出來，並且在這裏派生出所有箭頭似的意義符號來。一個二十來歲的年輕人，身在他鄉異國，天天下午就躺在一個偏僻的野外小棚前，沉浸在一本詞典里，一頁紙里，甚至一個詞里，然後從中抬頭望去，搖搖腦袋，笑出聲來，又是用腳跟叩擊著地，又是鼓掌（蝗蟲聞之嗡嗡飛開，蝴蝶聞之顫抖著離去），期間也躍起兩腳，在雨底下跑上一圈，這樣的表演可謂滑稽透頂。旅店裡和地方上的人，他們看到我背著包，每天行走在這條道上，還當我是一個「未來的學者」或者一個「年輕的畫家」（19世紀，沃凱因連同那個湖和那座孤零零的教堂曾經是一個常常談論的風景話題）：然而，這個小夥子如今拿著那本書，待在自己的位子上，蜷蹲著，突然間扯開嗓子唱起一個詞，這無非就是一個腦袋有問題的人，一個白痴吧。

在這句比我的回憶都如此更加唾手可及的話語里，我感覺到哥哥始終在彎下身子看著我。這時，他常常是母親的對立形象：如果說母親預見我的未來時恨不得蒙上頭去的話，那麼哥哥那隻健康眼睛則親切而殷勤地打量著我，並且高興和我一起沐浴在陽光下，而那隻瞎眼也不再有什麼感知了：反正是看不見了。一個壓得讓人透不過氣，籠罩著我，另一個是虛幻和表象，二者勢不兩立——就是到了今天，這依然是鬥爭。也正因為九九藏書如此，我把一個與我同父同母的人稱為我的「祖先」。是的，我把格里高爾·柯巴爾，那個叛亂者最溫和的後人，一個甚至連姐姐都承認「從來都沒有帶過響鞭走來」的人確立為我的祖先，儘管我自己，無論如何在想像中，卻始終在身上帶著一根鞭子，以對付這個或者那個敵手。說實在的，恰恰在有些充滿冒險的生存時刻，一種寧靜便瀰漫在我的周圍。在這寧靜中，我不僅看到這個選擇的祖先在親切地彎下身子看我，而且就代表著他本人。當然，我不可能把他呼喚過來，以便在危險之中找到寧靜——恰恰相反，我找到了寧靜，而他作為我的堅強後盾到場了。也就是說，要想求助於那些祖先是不可能的（我心裏明白，那個惟一起作用的祖先就是語句，它走在我正好要面對的一切前面了）。

然而，在閱讀時，我覺得那些時態獨特的句子要比這樣的圖像影響更加深遠——指向也超越了我的現實——，那就是所謂的「第二將來式」。顯而易見，哥哥經常運用它，因為斯洛維尼亞語中沒有這種時態，所以，他不得不分別把它轉換成德語：「我們將走在這綠色之道上。界石將站立在那邊緣上。一旦種上了蕎麥，屆時我將又是幹活，又是歌唱，又是跳舞，又是睡在女人身邊了。」

儘管如此，我每天下午都要出門去那個地方，始終有一個確定的目標，去一片平展的高地上，就像家鄉雅恩費爾德那一大片松林。這地方叫「多布拉瓦」（意思是「橡樹林區」），可是幾乎光禿禿的，只能看到零零星星的松樹和橡樹，沒有人煙，幾乎荒蕪了，看樣子——離山谷高地近在咫尺，令人感到奇怪——像一片被遺棄的高山牧場。

我此刻意識到，也是雙重的缺失形成了這樣的表象：我哥哥那些手稿是不完全的，我對他也沒有親身的回憶。由於他遺留下來的東西那樣殘缺不全，所以，我覺得閱讀起來就像在閱讀那些分別由古希臘尋找真理的人（無論如何我想像著他們就是這樣的人——又是哀求，又是結結巴巴，最終發出他們幸福的叫喊）零零散散傳承下來的殘章斷篇：比如「女舞伴，女葡萄農」這兩個獨立的、脫離了關聯的詞圍繞著自身顯示出一個暈圈，並且照亮了這個世界；它們的光芒也在於沒有進入一個完整的句子里，或者一個「詳細的論述」中。特別是由於一想到這個失蹤的人時，沒有對一個活著的人的想像，沒有氣味，沒有聲音大小，沒有步伐聲，一句話，沒有什麼特性參与其間。所以，在我的心裏，哥哥會成為那個傳說中的英雄，那個堅如磐石的虛幻形象。想必他曾經在休假時看到了我，因為他不在場卻被指派為我的洗禮教父。可我當時還是一個不到兩歲的孩子，再也記不得什麼真切的事兒了。「我屆時將彎下身子看看這個受洗者」，從前線來的信中這樣說。

當然，哥哥從來也沒有變成叛逆者，而總是瀕臨叛逆的邊緣，即便後來在戰爭年代里也是如此。他更多被視為我們當中的溫順者，甚至是一個篤信的人。從他那些信里所流露出來的某些東西，我只是在幾個孩子身上親身感受過。對他來說，如此經常使用的「神聖」這個詞並不意味著教會、上天或者別的什麼虛無縹緲的地方，而始終是那平平常常的東西，通常總是與聞雞而起、下地勞作、一日三餐以及林林總總周而復始的日常事務息息相關。「說起家來，那裡的一切被料理得如此生氣勃勃，如此神聖」，從俄國寫來的一封信里這樣說。家就和那次觀看復活節焰火以後的散步一模一樣，是「最神聖和最快樂的東西」——而聖靈降臨節對他來說就是那樣一個節日，「人們一大早拿著大鐮刀，出門去果園裡，在神聖的時刻割草，簡直太美妙了」。一條白巾，戰地祈禱時鋪在一張桌子上，就是「獻給那可憐心靈的禮物」；哈利路亞，他在家裡大聲唱過，和別的人一起合唱過，又在前線「喃喃自唱」，「靜靜九九藏書地讓自己聽」。他還在最後一封信里寫道：「我認識和經歷了這個世界的骯髒，沒有什麼比我們的信仰更美好了。」（照他看來，信仰當然只有在母語里才變得富有生氣。這是因為，在第一共和國結束后，在教堂里也只允許用德語來禱告和歌唱，而在他聽起來，這再也「不是什麼神聖的東西」了，而是一種「獨一無二的、讓我無法理解的呻|吟」。）他的虔誠也與那真摯的諷刺相輔相成，藉著這諷刺，他從遠方呼喚著家園和田產：他稱那幾公頃地為「不動產」，或者：「柯巴爾不動產」；家裡的房子稱為「貴室」，連廚房，牲口棚和穀倉都算在其中；要「研讀」他的信，大家只能夠「圍坐在桌旁」，作為那個「閣下之家」。

童年時期，我恰恰對外語很著迷。家裡有一個咖啡盒，上面貼著一個個披著黑鬈髮的女舞伴，數年以後，它導致了我學習那個美人的語言，也就是西班牙語的嘗試。從那本匈牙利語語法書里，我至少把前幾課都抄下來了。那是從寄宿學校裡帶來的一個小禮物，就在接觸那神秘的文字圖像之前，它的氣味已經吸引住我了。與之相反，每天在村子里聽到的斯洛維尼亞語卻更多是讓我厭惡。這並非來自斯洛維尼亞語的音調，而是那許許多多的德語詞彙，它們一再破壞了那個音調。因此，我聽到村民的方言不是一種語言，而是一種惹人嘲笑的大雜燴。在牌桌上，父親常常學著他們說話的樣子，把一個個牌友都給嚇住了——又是喃喃低語，又是發出汨汨的喉音，又是猛地冒出后齶音，就像出自天生的一族——，之後，他就只說出一個純正的、富有韻味的斯洛維尼亞語句子（因此他又一次表現為這一圈人的主宰）。可話說回來，無論在哪兒聽到有人「按照文字」來講這種語言時，迴響在我耳際的通常就是一種威脅；首先是講這種語言的那些地方更多地讓人想起官方公告，而不是信息傳遞。廣播里插播每日外語新聞簡要，像恐怖新聞一樣；學校里那些意思空洞的句子純粹是用來灌輸語法的；教堂裡布道的神父常常不由自主地換著講起德語來，它好像遠比前者更適合於這樣的場合——他泰然自若地接著講下去。可他開始卻不得不用斯拉夫語吼叫著，一句接一句，拖著興師問罪的講話腔調。

在這片高地上，我完全醉心於自我之中，然而並沒有脫離這個世界，因為在每個地方都會感受到文明就在眼前，甚至要比籠罩在山澗咆哮的旅館里更加強烈：林子里的拖拉機、割草機、木材烘乾機的鼓風；到處煙霧升騰，汽車玻璃的反光閃耀到山上來；下邊湖面上，一條孤零零的船滿載著人；連天上的鳥兒和身旁的蜜蜂也像電線杆一樣給我指向了冰川堆石腳下一群看不清的人。猶如動都沒有動一樣，我不知不覺地順著一條條道兒上走上來了，先是一條不再通車的老公路，已經連瀝青路面的裂縫裡都長滿草了，然後沿著一條當年的、而今已經被那又矮又軟的高原牧草覆蓋的小河床走上來了。到了這兒，我也得首先找到自己的位子。像口頭語常說的：高處的位子嫌太高，低處的又嫌太低，陽光下嫌太熱，陰涼處又嫌太涼，避風的地方又嫌太平靜，有風的地方又嫌太迎風向，岩石嫌太古怪，倒塌的小蜂房又嫌太美妙。最後，我坐到草叢裡，背靠一個田間穀倉的厚板條。那是朝南的一面牆，不只是當太陽照耀的時候，我感覺到那被日晒雨淋成灰色的木頭裡正好散發出「真正的溫暖」來。同樣這整個地方也正好是適當的地方。棚屋的挑檐向外挑得夠深，我可以伸開兩條腿也不會淋著雨。那些也許會飛濺過來的水珠不禁使我想起了父母家裡那個露台。在那裡，像此刻在這裏一樣，我的座位就在裡外分界上——不同的是，坐在那兒的木箱上，因為露台的盡頭就是廁所，有一個豎坑向下通到糞堆前，所以，充斥著另一種氣味，而且蒼蠅要比這片平展的高地上多。

與此同時，我在自己身上感受到了幾乎從來都沒有過的洞察力——洞察的目光與敏銳的聽覺融為一體——，就像當時閱讀那些毫無關聯的單詞表時一樣。難道這就是一種閱讀嗎？難道這不再是九_九_藏_書一種發現，一種與之相應的愜意嗎？我呼喊著那些陌生的詞語，讓它們融入這片天地里！可是這其中會發現什麼呢？

我們這個家很奇怪，聽到的幾乎只是父親的童年故事。說來說去（儘管沒有人親身經歷過，一切無非都是道聽途說來的），要麼是那個如今已經變得老態龍鍾的孩子當年夜遊時如何出洋相——一天夜裡，當其他人還坐在桌旁聊天時，他從床上爬起來，夾著被子走到桌前，把它放在那裡，然後又回到床上，開始大聲嚷嚷著好冷啊；要麼他常常接連幾天沒有記性，四處跑來跑去，最後終於找回家了，然而卻不敢進屋，而是黎明時在屋外打掃起院落，這既是周日之前的習慣，又成了他回來的信號；或者他還幼小時動不動就發起怒來。有一次，他被一個人激怒了，從房間里跑出來，抱起他幾乎都拖不過門檻的半根樹榦，直衝那個人而去。當然，接著他把樹榦砸向人家兩腳的架勢，就更加讓人可怕了！更奇怪的是，父親喜歡讓人給自己敘述關於自己童年時期的這樣一些傳說（往往是他的女兒扮演敘述者）：這時，他不是露出會心的一笑，就是眼淚汪汪的，或者又緊握起拳頭來，彷彿當年的憤怒還一如既往地持續著。最後，他就像那個贏家一樣，目光掃過這一圈人。

惟獨姐姐一再反對這樣的神話（像父母親認為的：因為她把自己愛情失敗的責任怪罪於他了）。她反駁說，他肯定把自己那一隻獨眼投向一個個女人了，只是由於破相而沒有在她們那裡找到幸福罷了；他沒完沒了地咒罵干農活，尤其在炎熱時，在陡一些的坡地上則更為甚之（討厭的差事！）；他作為講斯洛維尼亞語的政治家從農業學校回到家鄉，在家裡和村子里挑起了事端；他尤其是犯了褻瀆聖靈罪，因為他早在戰爭爆發之前就對一切灰心喪氣了，比如說那個姑娘簡直不得不求著結婚卻被他拒絕了，理由是他反正會早死的。

在我的記憶中，沃凱因當時經常下雨，不光是旅館窗前持續不斷的山澗咆哮會使我想起下雨。在一條林間道上，我的兩腳就陷入淤泥里，果樹上的塑料袋本來是掛在那兒嚇唬鳥的，卻都被雨水淋得鼓鼓的。我坐在一個涼草棚下，身旁還有度假的一家人，關注著鄉間公路上一個農婦，牽著一匹馬的韁繩，馬兒拉著一輛小車：傾盆大雨那樣猛烈地從柏油路面上彈起來，只見農婦就像沒了兩腿，馬兒就像沒了蹄子，小車就像沒了輪子在移動著。大白天里，閃電照亮了房子的牆壁。然後，太陽又出來了，過了好久，已經平靜的湖岸邊，從灌木叢里落下來的水珠依然還在閃爍。

然而，這或許也是表象：伴隨我心中的一個祖先，我不再只是單槍匹馬了，坐得更筆挺了，舉止不一樣了。在危險中該做的就做，不該做的就別做；該說的就說，不該說的就別說。要對付這種表象，什麼是事實呢？「要是我能夠成功地把敏銳的思想投向遠方的話，」哥哥在他最後一封信里這樣寫道，「便會出現柯巴爾家族的圖像，他們一起坐在桌前，閱讀著我這些寫寫畫畫的東西。」表象，他活著，而且就是我的素材！

說實在的，從哥哥的信中和便條里，也流露了一種隨著歲月的流逝越來越多地表現出的絕望。首先是那些機械，它們「看樣子反正要不了多久就會替代了我們，因此我根本就不用再回家了」。然後他在戰爭剛開始時認為，當「一個永久的士兵」。他的書面詛咒越來越頻繁了。恰恰「在這美好的季節里」，行軍數日，他聽不到「一聲鳥叫」，看不到「路旁有鮮花」，並且害怕變得不會說話了：「一年後，我就再也不會說話了。我們現在已經如此怕見人，猶如山上的動物一樣，一看到有人來，立刻就溜不見了。我們的情感需要和諧，沒有什麼別的東西能夠讓我們開心的。」天天都一個樣，感受不到周末或者節日的氣氛。他沒有能力回首往日了，「恨不得把一切都給顛倒過來」。到了最後，他不僅詛咒這場戰爭，而且也詛咒這個世界：「這個該死的世界！」

只有在連禱時，我才洗耳恭聽，比在唱頌歌時還要專註。在救世主和那些聖read.99csw.com人的所有呼喚中，我完完全全融入其中了，因為救世主會可憐我們的，聖人們會為我們說情的。在昏暗的教堂大堂里，擠滿了那些變得無法辨認的村民的影子，他們口口聲聲念叨著求助於前面的祭壇。從另一種語言的音節里，從領讀祈禱文的神父那變換的音節和教徒們千篇一律的音節里瀰漫出一種熾熱，彷彿我們全體都躺在地上，懇求著大門關閉的上天，一聲接一聲地呼喊著。這些外語音節永遠都不會使我覺得夠長；它們應該始終繼續下去；連禱做完了，我隨之感受到的不是結束，而是中斷。

與之相反，關於哥哥的童年，我的腦海里僅僅留下了一個軼事的記憶：據說有一次，他和姐姐肩並肩跑過林肯山村長長的街道，從頭到尾，沒完沒了地給她講著屁話，一刻也不停息。再說吧，也就只有那樁傷心的事：他失去了一隻眼睛。到了十七歲，他才作為行動者出場了，動身進了邊境彼岸的農業學校。然後在第一個假期里，他就像個發現者一樣，迎向這個家了。他不單單發現了種植莊稼和牧草的新方法，而且首先發現了一件事：斯洛維尼亞語。這種語言被德語潛移默化了，到那時為止，不過是他的方言而已——這整個地區的方言。然而，它現在成了他不僅僅在自己的工作筆記里，而且也在書信和便條上習作的書面語言。為此，除了小折刀和扎繩，他總是隨身帶著一本夾著紙條和鉛筆的小詞典，即便是後來從一個戰場到另一個，這本詞典也依舊與他形影不離。而且其他家庭成員要與他同心同德，不管在城裡，還是面對當局，或者在火車上終歸都要遵守自己的出身。父親當然不願意，母親也不可能，姐姐當時一聲不吭，因為失戀痛苦而心不在焉，而我自己還沒有出世呢。儘管恰恰是親生母親對斯洛維尼亞語幾乎一竅不通，然而，就在最初從馬堡寫來的那些信里，這種語言對他來說則意味著「母語」，而且他給這個詞前也加上了「我們的」（「我們的母語」），並補充說道：「我們該是什麼，就是什麼。誰也不能規定我們是德意志人。」幾乎已經成人的他離家出走了，況且是自覺自愿，和我不一樣。他在外國找到的根本不是異國他鄉，而是「我們自己的土地」（信），他的語言。經過了十七年的沉默和屁話以後，他作為具有自覺意識的發言人登場了。真的，就像他在一些零散的便條上寫的，作為一個隨隨便便的文字遊戲者（有一張相片與之太相配了：他站在村子中間，禮帽歪戴在腦袋上，一條腿支撐著身子，另一條伸得好遠）。就這樣，他也是這個家第一個不思鄉念家的人，無論如何，在南方上學期間如此，緊挨著「大城市馬堡」的學校成了他的另一個家。而且也正是他，從一次遊歷斯洛維尼亞的旅行中帶著那個後來被處死的造反農民格里高爾·柯巴爾的故事回來了：「柯巴爾」，一個刻寫在柯巴里德公墓里最常見的名字，立刻就被他在當地教父院落中那些古老的洗禮書里查找到了，追根溯源，直到17世紀末，上面記載著那個人的身世。他後來確定這個人就是我們的祖先。

在另一張照片上，很少認得出環境來，而更多是這個班的形象。地點是一排松樹前的道上，不是樹林，而同樣是一個林蔭道的部分，前面是一根電線杆，後面是一排瓦屋頂。他們個個都身著西服，有些甚至打著領帶，領結像一個嗉囊大小，有的錶鏈從馬甲扣上弔到下面的衣兜里。前面有一個盤腿端坐著，懷裡抱著一個小酒桶，手裡拿著一隻倒成水平位置的酒瓶。這張照片有點秋天的景象，也是因為路邊的花已經凋謝。可首先看到是，有個小夥子在別人塞手絹和插鋼筆的位置上捧著一根鳥尾一般長的谷穗。哥哥坐在第一排，屬於敞開著衣衫族。他的西裝翻領奇大，沒有塞手絹的兜，也沒有紐孔。他雙手交錯擱在膝上，從一邊朝著照片以外望去。他挺得直直地坐著，同時看上去又無拘無束：他不擺什麼架勢，總是這個樣兒。和去年不一樣了，他們都不再是青年了，而是生龍活虎的男人了。那嘴唇不是首先為攝影師閉著的。有一個已經將雙手叉在腰間了。

當然，就我本人而言，ｒｅａｄ.９９csw.ｃoｍ不管是作為聽眾還是讀者，我也從來沒有可能懷疑過一個絕望的哥哥。難道始終不就是表象（「菲利普·柯巴爾就醉心於表象」）比每個依然那樣確定無疑的事實更強烈地控制了我嗎？那麼這個表象到底是什麼呢？姐姐那突然的沉默，那變得越來越從容的神態，那深思熟慮的樣子，這一切不也屬於表象嗎？即使她對這個失蹤的人持反對態度也罷。只要一說起她哥哥，她那做鬼臉的習慣立刻就停止了，平時總是劇烈地眨個沒完沒了的眼睛也眨得少多了。看樣子，彷彿她這會兒蘇醒過來了。她說話時的神氣也一模一樣，剛剛還笨口拙舌，又雜亂無章，像一個沉睡者在說夢話，可現在又是吸氣，又是把腦袋從容地耷到一邊，傾聽著她說出的每一句話。

從哥哥在農業學校的三年裡，同樣留下了許多班級照片。在第一張照片上，小夥子們個個都敞開著衣領，挽起了袖子，並且穿著齊膝的深色圍裙。他們站在一條寬闊而陽光燦爛的林蔭道上，並且在那裡安營紮寨。兩邊都是果樹，鮮花盛開，連一片樹葉都看不到。背景是一片枝蔓還很小的坡地葡萄園，一行行垂直的葡萄架通到坡頂上的小教堂前。繁花似錦的果樹白茫茫一片，與春天的雲彩相映生輝。陰影是短暫的，正值午間休息，哥哥甚至連梳一梳頭的時間都沒有了，一束頭髮掛在他的額頭。一照完相，人人都立刻又開始幹活了。這一班人緊緊地站在一起，有幾個人把手臂搭在旁邊人的肩上，不過哪兒也看不到有人對這種姿態作出回應。有一個，也就是那個最年輕的，將自己的身子撐在旁邊兩個人身上。由於陽光強烈，看不到一個同學的眼睛。哥哥站在最後，要比其他人略高一些，也許只是由於頭髮又密又厚，看上去才那樣兒。惟獨那張臉被前邊的腦袋擋住了，看樣子，彷彿他是到了最後一刻才站進去的。在後面的林蔭道上，有一個衣著寬鬆的女人遠離去。

戰爭期間，這樣的諷刺也阻擋住了他採取暴力反抗的行為。他只是在信中的言詞里表達出了憤怒。當他得知鄰居一家遷居到說德語的外國時，「惟一的願望就是要把那個傢伙……撕得粉碎，恨不得自己非動手不可。然而，對父母和姐姐的思念克制住了這樣的憤怒」。這樣一來，如果說母親要自己的兒子在度過了所謂的「農忙假」以後參加游擊隊，成了一名戰士，這便更多是一個傳說了。在我的想像里，反正他就是這樣失蹤了，誰也不會知道去哪兒了。不可思議的是，說他曾經扯開嗓子一起吼著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游擊隊歌——更不可思議的是，說他和別的幾個人一起，突進一片隱蔽的空曠地里，來到一片掩蔽的田地前，十分輕蔑地向那幫戰爭先生髮出了這樣的喊話：「我現在告訴你們那句話，那就是在家裡玩保齡球時，當球擊中的不是瓶柱，而是瓶洞時，它常常會弔在人們嘴上！」——在他從前線的一封來信里，用「該死」這個說法取而代之了。他的確是一個歌手，但不是一個執迷不悟徹頭徹尾的歌手，而是一個歪著沉重的腦袋、和兩三個志同道合的人圍坐在桌前的歌手。他也是一個舞伴，但不是一個跺腳的舞伴，而更多是一條腿搭在舞池邊上愉快活潑的人。

最後一張上，他們站在學校大樓正前方，人數變少了，只看得到學校的院牆和窗戶的斷面。在他們前面，老師們坐在圓椅上，除了那個面色蒼白的神父，他們更多都有點像富裕的農民、年長些的親戚或者堅信禮教父。每個畢業生都系著領帶，再也沒有一個人把手臂搭在別人的肩上了。他們是成人了，哥哥也一樣，二十歲了，他把兩手交在背後。這樣，作為年輕有學問的農民，他將會回到一個不是講他的語言，而是講另一種語言的國家裡。他的目光投向了南方，而不是他家鄉所在的北方。1938級所有那些斯洛維尼亞農民都在望著前方，連下巴也不用抬一下，彷彿他們雖然代表的不是一個國家，不過作為替代，是別的什麼東西。經過了這麼些年，我哥哥的腦袋變得沉重了，那隻健康眼睛變小了，眼角猶如刻上去的。惟獨那隻瞎眼鼓得又圓又白，彷彿它向來都看見的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