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本來打算參觀附近一家古老的修道院，但雪下個不停，沒法去。於是我們開車一直沿著邊界往德里納河上遊走。奧爾加的母親住在那裡。「二戰」期間，她在鐵托游擊隊當護士。她丈夫幾年前用他的游擊隊步槍自殺了，與其說是因為重病纏身，倒不如說更多是出於對南斯拉夫解體的憂傷。如今，她孤身一人住在山腳下一個小房子里（就跟養路工的房子不相上下）。在陡峭的山崖之間，正好有一塊可以用作花園的地方，還有一長條土豆地壟。雖然老婦人整個下午在屋子裡都戴著頭巾，但是她依然有一個女指揮員的架勢，或者一個連隊里獨一無二的、與男兵平起平坐的女性的氣勢，舉止優雅自信，同時也隨時準備出征。她恐怕直到生命的盡頭都會是一個骨子裡的南斯拉夫的共產主義者，而不是塞爾維亞的，而且不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時代里——在她看來，對南部斯拉夫各民族來說，共產主義直到今天依然還是唯一理性的可能：1941年，在德國入侵之前，在這個王國里，幾乎一切財產都屬於少數幾個人，而就在他們身旁，則是一貧如洗的民眾。而現在，在這個塞爾維亞特別國家裡——它的當權者像在其他新生國家一樣都是「叛徒」———，歷史還在重演，一邊是戰爭的既得利益獲得者，一邊是一無所有、挨餓受凍的人民。（至少這話沒有說錯，因為立刻浮現在我腦海里的，是茲拉特科，這個從奧地利歸來的、習慣了別的東西的外國繼承人曾經說過的一句話：「整個民族都在挨凍。」）

於是，我們蠻有興緻地決定，有必要待多久就待多久吧。我們買來雪地靴和保暖帽。當我們幾個顯然人生地不熟的人一進商店，看到售貨員警覺的神色時，我就想著，在戰爭期間，所謂「潛在的顧客」結果全都露出了外國記者的原形，他們不是來買東西的，只是為了探聽物價，搜集信息。

奧爾加是一個巴伊納巴什塔本地女人。她幾乎知道世界上所有的電影。她告訴我們說，當地居民對一公裡外發生的戰爭幾乎一無所知。傳說在德里納河河面上，總是有成堆的屍體順流而下。然而，她也不認識一個目睹過這種情形的人。不管怎麼說，在戰爭發生以前，每到夏天，這條河裡滿是游泳的人，不管是在塞爾維亞一邊，還是在波斯尼亞一邊，他們在河裡來來往往穿梭。而現在，河裡已經再也沒有人游泳了，遊船當然也停運了。她和女兒甚是懷念一起橫穿波斯尼亞、去往斯普利特和亞得里亞海邊的杜布羅夫尼克的共同旅程。她本人也很想念和穆斯林朋友在一起的時光，無論他們是來自她最喜歡的波斯尼亞小鎮維舍格勒（伊沃·安德里奇的《德里納河上的橋》的故事就發生在這裏），還是來自更近一些的斯雷布雷尼察。她相信，1995年夏天，在斯雷布雷尼察，真的有成千上萬人被殺害了。不管這場波斯尼亞戰爭規模多小，它真的發生了：一夜之間，整個村莊的穆斯林被屠殺殆盡。下一夜，又是一個塞族村莊，如此等等。於是，在這座邊境城市，塞爾維亞人完全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裡，誰也不和別的人說話。主幹道兩邊那些嶄新的、有品位的商店和酒吧都是波斯尼亞-塞族戰爭既得利益者開的。她絕不會邁進那裡一步。她靠前夫寄來的德國馬克勉強度日，可是其他人又靠誰呢？靠著同樣艱難的鄰居施捨——雖然物資很匱乏，但首先還是內心的貧困；他們跟以前的大世界的聯繫被切斷了，一味生活在他們的天地里。他們還會有人戀愛嗎，還會生兒育女嗎？「最多也是在流亡者中。」（說到這兒，這個還年輕和有青春活力的女人自己也笑了。）雖然時不時會有記者從西邊冒出來——在這種情況下也指的是波斯尼亞——，可是已經預先什麼都知道，所以他們提出的問題也與之相應；沒有一個人對這個邊境城市居民的生活哪怕有一丁點的興趣和好奇。聯合國觀察員剛來不久就從酒店搬走了，因為他們反覺得自己成了被觀察的對象。

我們終於到達南斯拉夫的偏遠小城巴伊納巴什塔。看樣子，周日的夜晚一片沉寂，主幹道上燈火通明。之後，一所公寓的門旁響起奇怪的鈴聲。這座城市儘管素不相識，卻讓人感到有某些親切感（此時此刻，我才想起來，三十多年前，青年時期的我在克羅埃西亞腹地就這樣來到一個女朋友門前敲門）。然後，我們分別住在三個燈光明亮、暖意融融的房間里，這在整個塞爾維亞都不多見。還有果子醬接風，裝在玻璃杯里，裏面還放著https://read.99csw.com小勺。女主人以前在貝爾格萊德念考古學，如今在離市區不遠的德里納河水電站當秘書。她女兒房間的牆上掛滿了青春長在的好萊塢偶像詹姆斯·迪恩的招貼畫。我們享用了白菜卷（一種捲心菜肉卷）、奶油（黃油軟酪）、麵包、斯梅德雷沃產的紅葡萄酒（就是多瑙河無聲無息流過的那個地方）。這期間，目光透過厚厚的窗帘縫隙，可以看到這個巴爾幹式的庭院，四周都是相似的多層樓房：雪花紛紛揚揚，一直下個不停。

在條條邊境大街上，在家家邊境飯店裡，到處都可以看到穿著半是像制服的防風雪衣男子，我們不由自主地會理所當然（？）把他們看成是准軍事化的殺手。你就看看他們那與之相應的眼神，分明「一派殺氣騰騰的樣子」。扎克也這樣看。他在臨時家裡過了一宿后又回到了她們的懷抱里。後來，那個與我們一起來的當地圖書館管理員，一個讀者（讀過娜塔莉·薩洛特、費爾南多·佩索阿等人的書）向我們解釋說，那些人都是大肚子山上的林業工人和護林員；這座山就像是國家公園，無論如何是一個療養地，山上長著一種世界上僅有的雲杉，它是從最後的間冰期存活下來的。然而，我們還是懷疑這些人可能是某些團伙成員，不過是喬裝成護林工人或獵場管理員而已。

然後，我的朋友扎克，這個吃著德國麵包的塞爾維亞人，忍不住唱起針鋒相對的反調：「那麼對我這個塞爾維亞人來說，現在生活在德國，是不是就很可怕呢？事實是，德國已經努力變成了一個美好、富有、天堂般的國家。世界就是機器。房子也是機器。街上的狗叫聲就像工廠里機器的轟鳴聲。在自選商店裡也是這樣，似乎你要買的是螺絲釘，而不是牛奶；在肉店裡，似乎你要買的是釘子，而不是火腿；在藥店里，似乎你要買的是鎚子，而不是阿司匹林。」

如果我在以前那些可持續的獨自旅途上常常想象或者希望有選擇的結伴來重新體驗的話，那麼我這一次——之前幾乎始終是這樣的結伴之行——則希望能夠獨自在這個國家走走看看，不開車，只坐公交，最好就是徒步。

或者我們也只是蹲在早就沒有了燈光的「德里納」酒店的大廳里，身上裹著大衣和夾克，兩個人一起，大概也是僅有的真正的客人，聽著一個獨弦琴歌手的歌唱和震耳的叫聲來休息。據說這種演唱繼承了荷馬的傳統，歌頌的是塞爾維亞的英雄。在之前整整一個夜晚，我們的耳朵里灌滿了這種演唱，況且是在一個狹小的私人房子里。他的古斯拉琴琴聲使那震耳的叫聲更加高亢。古斯拉琴只有一根弦，但卻編得十分精美——我們在黑暗中休息，彼此講一些算不上英雄的事情，也少不了一些不著邊際的瞎聊，或者乾脆就望著遠處街道上紛紛揚揚的雪花（對了，我們的車子還在那兒嗎？）。

其實，恰好當你十分鮮明地感受到那裡幾乎人人都被解體時，首先留在記憶里的就像是這個在別的地方早就被合法地宣布死亡的「民族」：可以理解，因為這個民族在自己的國家裡這麼明顯地分散居住，人人都是一個高度分散的個體（此外，返程時，在郊區火車站旁那棵鳥兒棲息的樹上，我看到在上面過夜的鳥兒凍得豎起了羽毛，彼此之間卻保持距離，身體之間也積滿了雪）。簡單地說，留在記憶里或者揮之不去的只是在一個純粹的內陸國家的旅行，那裡甚至沒有天然湖泊，只有河流，但是什麼樣的河流呢——誰有朝一日想象經歷一個未來的、只有河流而且遠近都沒有海洋的內陸國家的話：那就隨他一起去塞爾維亞吧。

可是之前，也就是在離開首都之前，我們在這個號稱「世界上加油站最多的國家」第一次加了油。在通往城外的公路幹線兩旁，密密麻麻地站滿了提著油桶或拿著油瓶的人。也是在之後一次次加油時，我獲得的第一印象是，在一雙雙絕對小心翼翼的手裡，這種綠紅相間的黏稠液體緩慢而清晰可見地噴入油箱中，絕對不會讓人看到它事實上就是那個樣子：某些相當奇缺的東西，十分值錢的東西，一種寶藏。這時，我又一次絲毫也不會壓抑我萌發的願望：這樣的加油方式可能還會延續很久，甚至還會傳到另有其主的國家。（後來，我們被一隊巡邏的警察攔下來接受檢查，彷彿有人聞ｈｔｔｐs://ｒead.9９csｗ.cｏｍ到了什麼。因為「Zlatko Bo.」——塞爾維亞駕駛證上的名字——開著另一個人「Adrian Br.」——奧地利駕照上的名字——的車，所以必須繳納一筆不太大的罰款；要是能夠證明這兩個名字指的是同一個人的話，那麼整個事情就不會這樣倒霉了。）

我們依然冒著十一月的落葉伴隨著下雪的天氣，最後離開了貝爾格萊德，離開了莫斯卡瓦酒店，踏上了前往波斯尼亞的旅途。S一大早就乘車回法國了，因為孩子們過完萬聖節又要上學了。於是，我們三個人，茲拉特科、扎克和我，乘坐前者的車，一路摸索著前往德里納河畔的巴伊納巴什塔。後者的前妻和他們的女兒就生活在那裡。摸索著——這是因為，雖然這位父親在孩子成長的十八年裡經常往返這段路線，可是他現在卻連一條路都不熟悉了；他當時一直是坐大巴車去的（而此時此刻，也弄不到塞爾維亞的專用地圖）。

儘管如此，這個國家如此突然的轉變、如此突然的封閉和難以接近，不只是留在我的想象中而已。在我們來塞爾維亞旅行之前不到一個月的時候，我一如既往，獨自漫步穿過波希涅谷地，並一直往南穿過伊松佐河河谷，又下又上，就到了的里雅斯特上方的喀斯特地區。波希涅地區及其那樣靈動而靜謐的湖泊位於最後方，從那裡只是還沒有公路直接進山去。這裏曾經是一個神秘的地方，對塞爾維亞人來說也是如此：有許多塞爾維亞詩人留下了不少的詩篇（或者見證，對一種少些日常的盲目、富有詩意的生存的呼籲），他們都是「斯洛維尼亞人的兄弟」，對美麗的波希涅地區有感而發。

最後，留在我記憶里揮之不去的首先是：沒有人了解塞爾維亞——按照托馬斯·沃爾夫的小說描述的，「只有死人了解布魯克林」。

之後，在塞爾維亞的旅行中，我再沒有了失去故鄉的感覺。既不是因為這個國家對我來說變陌生了，也不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以前，巴斯克的畢爾巴鄂，首先是它的文字給人一種陌生的感覺，甚至有一次我進男廁所時心想著，連那兒的小便池恐怕也會呈現出聞所未聞的、從未見過的樣子，或者就不是在地上，而是高高地掛在牆上。不，在塞爾維亞，我既不會有家的感覺，可是也沒有覺得自己是個外地人，既不屬於其中，也不會受到傷害。我始終是一個旅行者，是的，即使是一個所謂新型的觀光客。最近以來，旅遊研究者或學者把這種新型的旅遊推薦給「度假的人」，稱之為「可持續觀光」。因為旅行——參見《法蘭克福彙報》1995年11月23日的旅遊版面——但願「最終能夠被理解為一種寶貴的財富」。可是，「只要旅行目的地的選擇依賴於附著其中的面子」，這又談何容易；在選擇旅遊目的地時，旅遊者關心的不是「當地能看到什麼，而是自己需要什麼」——度假的人只有這樣來感受「旅行會給他帶來什麼」；簡言之，「可持續觀光」。

現在的德里納河，寬闊的河面上呈現出一片冬日的深綠，從山裡流出來的水湍急而富有節奏，在河岸兩邊朦朦朧朧的物體的映襯下，顯得更加昏暗，更加陰鬱。我們慢慢走上橋，那點陣圖書館管理員，這個當地人，彷彿每走一步都準備著掉頭，目光里露出提心弔膽的神色，近乎赤|裸裸的恐懼。在這兩個國家正中間，橋欄上安著一個燈箱，像是臨時將就，也像安在一條佛教傳說里的河上。在我的想象中，它是用來放蠟燭的，要為逝者照亮黑暗的夜晚。但是打開燈箱一看，裏面全是煙蒂和煙灰。

晚上，我和茲拉特科（別名阿德里安）兩人住在「德里納」酒店裡。房間里沒有暖氣，也沒有像樣的窗帘。在第一個夜晚，當黃色刺眼的街燈照進屋裡時，我不時地睜開眼，雪花連續不斷地拍打在窗戶上，直到天亮還下個不停，在巴伊納巴什塔的日日夜夜一直都這樣。整個城市都被大雪掩埋了。只剩下向北穿過德里納河河谷一條公路了，茲拉特科聽人這樣說。早餐時，我們旁邊坐著幾個年輕的民兵，個個都帶著衝鋒槍。臉和手已經凍得紅腫的茲拉特科從他們那裡得知，翻越大肚子山的路早就被阻斷了，只剩下向北穿過德里納河河谷一條公路了。可是，這條路上有沒有掃雪車掃雪呢？

我們大概朝著西南方向前往德里納河畔，穿過一片遼闊的原野，久久地看不到丘陵山巒，照扎克的說法，這就是通往他家鄉的方向（扎克，這個東塞爾維亞人再也不像最初幾天的樣子了），「終於到了真正的塞爾維亞」。在這曠野上，雪花越來越密集。約莫第三次迷路以後——星期天，公路上的人寥寥無幾，我們當然一邊走一邊問路，才發現他們都喝得醉醺醺的，一句話都不說。夜幕已經慢慢降臨。我們久久地滯留在九九藏書一個不確切的、也叫不上名字和不為人知的地方，面對著我們這個越來越寡言少語的嚮導所說的「大荒山」，我們只有翻過它，才能到達目的地。天色已晚，我們拿定主意，不再前往那裡；我們掉頭去路旁一家孤零零的小飯館。飯館牆上，在曾經掛著鐵托畫像的地方，如今卻掛著一張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一個塞爾維亞英雄將軍的照片。桌上放著前一天的《維塞恩新聞報》，而整整一周后，這家報紙的頭版以巨大的大寫字母寫著俄語、德語和塞爾維亞語的「和平」一詞（我立刻心想著，1945年，這個詞恐怕也會如此有紀念意義地登在哪家德國報紙上？）

那麼，這是一個處於童年的國家？我不會忘記，而且之前在這個新建的國家的一次次旅行時就目睹過，在一望無際的喀斯特高原上，通向類似的、即使遠在荒野的火車站的通道兩旁，到處都掛滿了廣告牌，上面寫著，國家一再要求保持（無愧於歐洲）的環境整潔和相互對此進行監督——與之相適應，你不得不聽的、無法聽而不聞的廣播音樂迴響在整個國家；如果不是這個小民族的傳統音樂，那就毫無例外地是高雅的歐洲古典音樂，即使是莫扎特或海頓最輕快的曲目，也會使遊客的心情變得陰鬱。

然而，如今我找到了一家合適的酒店，名叫「Zlatorog」（意思是：寓言中的北山羊），其實更像是高山牧場小屋，在山谷盡頭的後面，這裏的一切都是為講德語的遊客準備好的。入口處，當年鐵托來訪時的照片被弄走了——也沒什麼遺憾——取而代之的是維利·勃蘭特的照片。這時，我問自己，是不是馬歇爾當年陪他來的呢。在國家電視台——平時只有德國和奧地利頻道——的節目上，來自國外的貿易或經濟代表團一再受到純正的民族音樂的頌揚，最後由斯洛維尼亞總統出面接見。一個當年能幹自豪的官員？可現在卻像個服務員，甚或走狗，向外國人兜售他的國家。看樣子，彷彿他要一絲不苟地迎合德國企業家和委託人的說法，斯洛維尼亞人民不是別人所說的這樣或那樣，而是一個「勤勞肯乾的阿爾卑斯民族」？此外，一大早，酒店後面那個不怎麼令人愉快的、半是在山林里的超市，就已經準備好了德國的《圖片》報，也許比當地的日報《勞動報》，即《盧布爾雅那日報》還要來得早。就在堆起來的管裝和罐裝的妮維雅護膚品旁邊，要說有斯洛維尼亞的東西，也不過是產品包裝醒目的德語說明上貼了一小條斯洛維尼亞標籤（第一批顧客的話：「《圖片報》到了嗎？」）。後來，在依然保持著美麗的鄉土本色的比斯特里察火車站裡，為了順應自然或歷史，那些簡直像真油畫的照片都被替換掉了，其中有塞爾維亞的修道院、黑山的科托爾海灣、奧赫里德的馬其頓-阿爾巴尼亞湖——取而代之的絕對不是純粹斯洛維尼亞的風景照片，而是兒童繪畫的印刷品。

這時，這個邊城的圖書管理員突然說道：「在這片昔日鳥聲不絕於耳的沼澤里，曾經活躍著歐洲的精靈。我不知道該怎麼解釋，我變得越來越像南斯拉夫人。對這樣的人來說，現在是最艱難的時刻。只要我一想起來，就覺得對這樣的人來說實在是難上加難了。我不可能是塞爾維亞人，也不可能是克羅埃西亞人，同樣不可能是匈牙利人，更不可能是德國人，因為我在哪兒都找不到家的感覺。」

我們在這邊境小屋裡坐了一下午。後來，德里納河這邊的村莊亮起了燈，對岸卻仍然完全一片黑暗，或者有人使之變得黑暗了？而在戰前，對岸的窗戶照射出那樣的光亮，連河這邊都成了對岸的鏡子。老人說，她很想念那些波斯尼亞人，不管是塞族人還是穆斯林人，尤其是每到秋天水果成熟的季節，他們就會跨過德里納河來這邊賣水果，因為那邊的山坡不太陡，更適合種水果。（從河岸馬路邊上那個村子返回的路上，汽車大燈照亮了從黑暗中閃現出成群的身影，他們都是在這兒宿營的逃亡者，已經等候了幾個鐘頭，希望能搭便車進城去——可是幾乎沒有一輛車經過。）

正像在關於迷路的故事中常說的：「不管怎麼說」，我們最終還是到達了瓦列沃城，也就是盤山公路的出口。這座山叫「Debelo Brdo」，即「大肚子山」。據說巴伊納巴什塔——在這個雪下得越來越猛的夜晚，我們的嚮導把它翻譯為「巴亞花園」（巴亞是抗擊土耳其人侵略的塞爾維亞英雄）——隘口海拔超過一千米。上山的路越來越白茫茫一片，哪怕輕輕一剎車，車輪都會打轉。夜空read.99csw.com同樣一片漆黑，很快就再也看不到一絲亮光，既看不到居民屋裡的燈光，也沒有其他車輛駛過。白天的時候，我們就聽說過，從貝爾格萊德開出的夜班車中途停在瓦列沃躲避風雪，乘客們都在山腳下的城裡過夜。

就塞爾維亞之旅來說，怎樣可持續呢？比如，那裡留在我記憶里的，是一個與我們的日常現實相比強化了的、近乎結晶的日常現實的圖像。是因為戰爭狀態嗎？不，更多是因為整個一個偉大的民族，她顯然明白自己在歐洲範圍內遭到排斥，感受到這種境況是極為荒唐的不公正，並且現在就是要讓這個世界知道，她是另類，不僅在大街上是這樣，而且在一旁同樣如此，即使這個世界壓根兒就不願意對此有任何感知。

我們最終來到河對岸的邊防哨所前，在那裡又向波斯尼亞縱深走了幾步，值得紀念的幾步。哨所的窗戶玻璃是破的，後面有兩條岔路，或多或少都是陡峭的山路。那個邊防哨兵目光直直地盯著你——或者說，難道這不更多像是一種無法治愈也不可接近的憂傷？恐怕只有上帝才能幫他解脫這憂傷。而在我眼裡，昏暗空蕩的德里納河就像這樣一個上帝一樣流過，儘管只是個沒有權力的上帝。不行，我們不被允許進入他的國家，但他允許我們在他的國門口站一會兒，觀看，聆聽——這時，我們大家都不感到好奇，只是戰戰兢兢。在這片波斯尼亞山坡上，可以看到一些零零散散的農家，院落彼此也有一段距離，每個院子周圍都是蘋果園以及巴爾幹地區特有的乾草垛，像房子一樣高的圓錐形或金字塔形。有些地方甚至還有煙囪在冒煙（我起初以為那是焚燒垃圾冒的煙，或許真的就是這樣？）然而，絕大多數家裡都沒有冒煙，常常不光是不冒煙，甚至連屋頂都看不到，下面也沒有門窗。然而奇怪的是，幾乎就看不到有燒毀的痕迹。所以這些院落又像是整個南斯拉夫那些永遠都不會完工的、典型的外籍工人住房。你不僅第二眼看去是這樣，就是再看上去也沒有兩樣。那麼，它們到底是未完工還是已經被毀壞了？如果是被毀壞了，那麼無論如何有些部分是被小心翼翼拆除搬走的，那些部分接著又被弄走了。

有時，我們中也有人會一邊目不轉睛地望著前方，一邊說著吸引大家注意力的話，不著邊際的話，可是，幾乎再也沒有人回應。後來，在繼續翻越大肚子山時，也許有一個鐘頭之久，我們三人中甚至連一句話也沒說；而且策卡也不唱歌了，況且再也聽不到民謠歌手托佐瓦克的歌聲了。如果說在不斷轉彎的汽車遠燈里，除了閃現在我們眼前的雪檐上一道又一道雪障外真的還有什麼的話，那就是越來多地出現了光禿禿的崖壁。此時此刻，我滿腦子都在想：萬一，車子現在走不動了——我要往哪個方向逃生呢？這樣沒有帽子和合適的鞋子，我能走多遠？好緊張！簡直不可思議，漫天大雪中並沒有閃現出一絲亮光，因為暴風雪恐怕會在這高高的巴爾幹山區使雪夜達到完美無缺的境界。這種不安也轉換成了某些別的東西，轉換成了恐慌？或者恰恰是它的反面？

要說到我，現在我可以說，我還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持之以恆地讓自己融入到這個世界、或者世界事件里？讓自己參与其中？——在巴伊納巴什塔地區，在波斯尼亞-塞爾維亞界河邊上，在這些風雪肆虐、大霧瀰漫和事件多發的日子里，結果讓我感到自己成為這個地區的一員。在這種的確窘迫的困境下，我沒有遭遇到什麼不好的事情，絲毫也沒有。這就意味著：只有好事。可是有哪些事件呢？

一天下午早些時候，雪終於變小了，我們啟程了。這時，我們也只好兩個人成行，因為扎克（這個所謂的「熱心人」或者「火辣辣的人」）還想再陪陪他女兒，繼續在奧爾加女士溫暖的房間里待一段時間（「德國之聲」給他還有一周假）。於是，我們沿河向下游駛去，一路向北，一會兒就暮色降臨，而且很快就進入漆黑一片的塞爾維亞，穿過越來越泥濘的雪堆。在到達諾維薩德之前，我們橫穿了綿延的弗魯什卡格拉山（對偉大的塞爾維亞詩人米盧·科倫揚斯基來說，這座山在「一戰」后更多時候變成了異國的山，而不再是故鄉的山。），積雪最終變成了冰崖。在伏伊伏丁那省城的「遊客」酒店裡度過了又一個寒冷的夜晚后，第二天一早，我們在諾維薩德的市場上買了幾包「摩拉瓦」牌和「德里納」牌香煙，還在諾城一家書店裡買來了塞爾維亞-西里爾語蘑菇指南，二者都是為巴黎的近郊生活準備的。在那兒，在我的整個塞爾維亞之行中，第一次碰到了其他遊客，有兩個來自紐約的小夥子向我打聽便宜旅館，準備在諾維薩德拍一部電影，「只是一個短片」。後來，在前往匈牙利邊境的途中，快到蘇博蒂察時，又是寒冷刺骨，雪粒儘管稀稀拉拉，可彷彿要穿透這九-九-藏-書一馬平川似的大草原。像從前一樣，到處可以看到在這片大地上亂躥或者已經死亡的僵硬地橫在車道上的狗（茲拉特科說：「在羅馬尼亞還有更多！」）；有一隻麻雀砰地撞在擋風玻璃上；成群成群的烏鴉落在空曠的柏油馬路上。茲拉特科嘴裏念叨著：真是少見，烏鴉群里還會看到一隻喜鵲——我也看見了，正想告訴他呢。

有一次，我去往一個灰白色的石灰石火車站，它距離喀斯特村莊杜托弗列很遠。從國道上拐彎下來的地方，我沒有聽到那家精神病院的聲音。精神病院坐落在以前沒有任何建築的拐角。當年一次次漫遊時，我都聽得到從窗戶傳來病人的尖叫聲、哭號聲和磨牙聲：可是現在，時過境遷，不是這扇窗戶後面是一片謹慎的沉寂，就是那扇後面的收音機里在輕輕地播放著鋼琴音樂會。然後，我繼續走到火車站裡，在黑色古舊的候車大廳的牆上，前南斯拉夫時期的照片全都被清除了，取而代之的是火車站入口貼了一個提醒保持公共環境整潔的標語。在這條路盡頭，也就是在喀斯特稀樹草原之前，我看見一輛大貨車停在那裡，掛著斯科普里/馬其頓的牌照，這種情形以前在斯洛維尼亞的公路上比比皆是，但現在卻很罕見了。特別是正在休息的司機，躺在外面的草地上，遠近就他一個人，就像是從戰爭之前的歲月里殘留下來的。他聽著半導體收音機里播放的音樂，聲音很小，像是東方或阿拉伯音樂。這種音樂以前在這兒到處都能聽到，現在幾乎銷聲匿跡了。司機和我面面相覷，一會兒，某種東西足以使發生在我們之間的事情更勝於一種共同的想法，那是些更深層的東西：一種共同的記憶；儘管周邊地區好像要在這種音樂聲中重新綻放和延伸，直到遙遠的、快要接近希臘的南部，可是這樣一種大陸情懷（與「海洋」情懷的熱情不同）幾乎立刻就煙消雲散，空氣中只是跳動著一陣十分強烈的幻肢痛，無疑也不只是個人的。

在南斯拉夫各國紛紛獨立的戰爭時期，我總是在新成立的斯洛維尼亞共和國漫遊，這個國家昔日是「我漫遊的故鄉」。然而，與此同時，這樣的情感意識是永遠不會停止的，哪怕一時一刻（它似乎是不會逝去的）。有可能，這也跟我自己，跟我也許幼稚的失落息息相關，比如，面對那座巍峨的、坐落在尤利安阿爾卑斯山裡和波希涅湖北面的特里格拉夫峰（曾是南斯拉夫的最高峰），我心裏明白這座三頭峰的輪廓同時也是斯洛維尼亞國家車牌和國旗上的圖案；或許我走錯路了。在我看來，恐怕要在那裡走新路了，而不該一如既往地走同樣的路。

途中有很長一段路不是柏油路，路面到處坑坑窪窪。我們的司機就像參加汽車拉力賽一樣穿行在其間。但是我們同時滿懷希望，因為在裸|露的泥地上，雪花幾乎是留不住的。我們的嚮導後來說，當天早晨，電視上的天氣預報顯示，瓦列沃一帶不再下雪了。但是現在，每拐過一個長彎，雪都越下越大。大約到了半山腰，又颳起了大風，不一會兒又變成了暴風，雪花立刻被吹成一道道雪丘，這兒矮矮的，在繼續移動，那兒又停滯了，凝結在一起，橫豎積滿狹窄的公路。這時，這個牌手和客棧招牌畫匠則以歐洲賽車冠軍般的嫻熟技術駕駛著車輛又是穿行，又是爬坡，即使在陡坡換擋時也充滿了一種意味：再也沒有退路可走（探險故事里不也是這麼說的嗎？）。

接下來，我們開始了此行的最後一段旅程，一路上險象環生。

「鬼使神差似的」，我們幾乎以步行的車速終於駛出了山口，緩緩地盤山而下。雪花也變得緩慢了。在經歷了這一切之後，就像在原野上一樣，路上有些地方甚至沒有積雪——我們的嚮導隨之指著那黑暗的山谷什麼地方，激動地說出了久久以來的第一句話：「下面就是德里納河，下面一定就是巴伊納巴什塔，再往後就是波斯尼亞了。」

我們出城走向德里納河，走向界橋。也許邊防哨兵會允許我們過橋到對岸的波斯尼亞。它依稀出現在那鋪天蓋地的積雪後方。積雪現在鮮明地勾畫出山丘和草地的輪廓；積雪現在又將它們掩埋。有不少人在厚厚的雪地里行進，可大多只是老人和小孩，後者跨過那座橋以後去城裡上學，頭上戴著各式各樣、來自世界各地的帽子，其間有一個老人，頭上纏著編織的頭巾。一小群孩子不停地衝著我們用英語說「你好！」，然後放聲大笑起來。幾乎所有迎面走來的人，不管老人還是小孩，都缺了很多牙，連塞爾維亞這一側的邊防哨兵亦是如此。他最終還是讓我們上橋了，當然後果自負。眾所周知，河對岸的波斯尼亞-塞族人早就不喜歡自己的祖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