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新聞，比如德國《明鏡周刊》上連篇累牘的新聞，在那裡，卡拉季奇「先是喋喋不休」，然後又是「表示讓步」；在那裡，一次晚餐時，在美國的代頓軍營——據這家消息靈通的周刊透露說，那些聯邦共和國的調停人就在那裡，當然是些最終起決定作用的人——進行和平談判期間，其中一位與會者被描述（？）如下：「戰鬥轟炸機和長崎原子彈模型，塞爾維亞總統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會更喜歡哪一個呢？」（如果說克羅埃西亞總統圖季曼是一個出了名的惡棍，無人不知，無人不曉，或者人們以前恐怕會這樣說，他就是個「臭名昭著」的惡棍，那麼相比之下，米洛舍維奇則顯得遜色，即使他也是個惡棍，那麼也是個直到今天還相當不出名的惡棍，一個似乎有待記者去發掘的惡棍，而不是一味地對他進行謾罵和譴責。）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新聞呢？一個星期以後，在這些新聞中，那些因為條約而被置於伊斯蘭國家統治之下的薩拉熱窩塞爾維亞人「覺得自己被騙走了猶大的酬金」；《明鏡》語言突然從商業通常的低俗轉換為聖經似的神聖。（為此，那個不可缺少的「巴爾幹專家」後來在《世界報》上撰文獨一無二地認為，在下面那裡，「如今很少有人願意生活在一些地方，因為那裡的立法者並不是本民族的代表」——難道今天才這樣嗎？唯獨在巴爾幹半島？）《明鏡》不愧是德國人的一面特殊的鏡子。

需要說明的是：這裏壓根兒說的不是「我要控訴」。我只是被迫尋求公正。或者也許真的只是迫使我產生懷疑，令我思考。

面對德里納河，我思考著；現在我坐在寫字檯旁，依然在思考：難道我們這一代人在南斯拉夫戰爭中沒有錯過成長嗎？沒有成長為像父輩那一代如此眾多的成員一樣；他們自以為是、精疲力竭、見識短淺、毫無主見、近乎世故，又那樣心胸狹小，而是成長為，成長為什麼呢？也許是這樣的：堅定而開放，或者容易接受事物，或者像歌德所說的「可教育」，還有被看作這位德國大師的格言的一對連韻詩行「天真的/不可戰勝的」，連同變體「天真的-可戰勝的」。以這種長大成人的方式，我，一個德國人的兒子心想著，脫離這百年的歷史，脫離這一系列的災禍，去尋求另一種歷史。

我就這樣繼續蹲在德里納河邊，想到伊沃·安德里奇筆下的維舍格勒城，或者它就閃現在我的腦海里，溯流而上大概五十公里——尤其想到那個在小說《德里納河上的橋》（最初名為《德里納河上有一座橋》）中塑造得如此鮮明的城市編年史作者的形象。這部小說寫于「二戰」期間德軍佔領的貝爾格萊德，男主人公在他的整個書寫生涯中幾乎沒有記錄下任何當地的重要事件，並不是由於懶惰或粗心，更多是因為自負，首先是傲慢——在他眼裡，那些事件，無論怎樣，根本都不值得記錄下來。

而此間甚至讓我感興趣的是，為什麼在那家要吃掉塞族人的歐洲主流報紙，即《法蘭克福https://read.99csw.com彙報》上，他們在那裡的仇恨代言人，也是其仇恨的根源，天天都用一種劊子手的語氣（？）發表社論（「必須予以清除」，「必須予以隔離」，「一定要使之靠邊站」），反對一切南斯拉夫和塞爾維亞的東西，怒不可遏，非要置之於死地而後快——讓我感興趣的是，這位記者從居高臨下的德國視角出發，為什麼會走到如此口誅筆伐堅持不懈的地步。我絕對無法理解這個人，也無法理解他為什麼總是口沫橫飛地反對塞族人。然而，我此間不得不認為：莫非他和他的家人就來自南斯拉夫？他，或許他的家人，就像斯洛維尼亞哥特舍地區講德語的人一樣，「二戰」后被鐵托政權驅逐，無辜，遭受迫害，成為犧牲品，被剝奪了財產，就是因為他或者他的家人是德意志人？或許終歸有一天，這位寫手不再靠著撰寫殺人的文章而同流合污，而是告訴世人，他對南斯拉夫和塞爾維亞懷有的不知疲倦和造成損害的仇恨是從哪裡來的？然而，他當然是不會獨自行動的（是的，行動）；整個報紙都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在我看來，與當年南斯拉夫分崩離析時這個和那個聯邦共和國的政客不同：表面上看，它時而充滿清醒可喜的理性，可從骨子裡是一個十分陰暗的派系的喉舌，一個權力派系的喉舌，而且是一個德國權力派系的喉舌。它向外散發的是絕對和永遠都不會有益的毒藥：文字毒藥。

這樣一來，比如說，我就能夠很好地理解，那個常駐波斯尼亞的《解放報》特派記者戰前與其說是個南斯拉夫通，倒不如說是一個活躍的、時而可以讓人賞心悅目的體育記者（尤其是在環法自行車大賽時大出風頭）。可是，他從戰爭前線發回的加急報道，都是關於這樣和那樣的英雄，還有面目全非、垂頭喪氣、目光獃滯的戰敗者或者無足掛齒的士兵——然而，當他在薩拉熱窩塞族人居住區看到大幅標語上寫著：「我們需要一個新的加夫里洛·普林西普嗎？」這個問題時，他為什麼非要公開嘲笑這種「荒唐」和「偏執」呢？就像我也能夠理解這樣的情形一樣——當然不是那麼好——，有這麼多的國際媒體，從《時代周刊》到《新觀察家》，為了把這場戰爭兜售給顧客們，都把「塞族人」說成是不折不扣的壞蛋，而將「穆斯林」說成十全十美的好人。

然而，我在德里納河那裡思考著，此刻在這兒繼續思考著：帶著這些發生在塞爾維亞的小小苦難，帶著那裡的些許寒冷，帶著些許孤獨，帶著諸如雪花、帽子和乳酪的小東西走來，而邊境那邊則籠罩著巨大的苦難，有薩拉熱窩的苦難，有圖茲拉的苦難，有斯雷布htｔpｓ://reａd•９9ｃｓｗ.ｃom雷尼察的苦難，還有比哈奇的苦難。與之相比，塞爾維亞那小小的苦難又算得了什麼。難道這最終不就是不負責任嗎？是的，我也常常一句又一句地問自己，這樣一種書寫是不是傷風敗俗，甚至被唾棄，被禁止——正因為如此，這個書寫之旅就變成了一種不同尋常的冒險、危險、常常令人壓抑（相信我）之旅。我深深地感受到什麼叫「前有岩礁，後有漩渦」。難道講述這小小的不足（不足掛齒），就能夠沖淡、掩蓋和模糊大問題嗎？

背叛、我們國家的解體和混亂、我們的人民被拋入其中的嚴重局勢、波黑戰爭（塞爾維亞克-克羅埃西亞語為「rat」），滅絕塞爾維亞人民以及我自身的疾病已經使我的餘生變得毫無意義。因此，我決定擺脫所遭受的病痛，尤其要擺脫國家滅亡所帶來的苦難。我的身體已經精疲力竭，難以繼續承受這一切，那就讓它好好休息吧。

天色陰暗，下著雪，周圍群山環繞。汽車站很難找，根本就沒有指示牌，我又不想問別人。最後，終於找到了，果然跟我想象的一樣，汽車站是一座平房，坐落在被德里納河支流沖刷而成的一片窪地上，對面就是我在巴伊納巴什塔鎮第一眼所看到的那棟房子，除了頂上有個十字架之外，一點也不像教堂。

如何實現呢？我在這裏所書寫的一切，不僅面向這些或那些德語讀者，同樣也面向這些或那些斯洛維尼亞、克羅埃西亞以及塞爾維亞的讀者。這樣做出於經驗，恰恰通過間接地捕捉一些小事，那共同的回憶、那共同的第二個童年才會蘇醒，因為捕捉小事無論如何遠比強加主要事實影響更加持久。「在橋上，有一塊木板鬆動有好幾年了。」——「是呀！你也注意到了？」「在教堂唱詩班下面一個地方，走路時會產生迴響。」——「是呀！你也注意到了？」或者乾脆把我們所有人從對歷史和當下的無稽之談的桎梏中轉移到無比有益的當下：「看看吧，下雪了！看看吧，那裡有孩子在玩耍」（轉移的技巧；藝術乃根本的轉移）。就這樣，我站在德里納河那裡才覺得有必要，找一塊石頭扔到水面上打水漂，朝著對岸的波斯尼亞（只是一塊石頭也沒找到）。

但是，難道我真的沒有一次獨自去塞爾維亞旅行過嗎？那是一個雪天，在邊境城市巴伊納巴什塔。天剛破曉，我就出發了，心裏只想著兩個目的地：長途汽車站和德里納河（我常常掛在嘴上的口頭禪是：「為了達此目的，你恐怕必須早點起來！」）。我不是要過橋去波斯尼亞，而是要去更遠的地方，儘可能遠離房屋和花園，去德里納河蜿蜒流過田野和牧場的地方，這兒看看，那兒走走。

後來，我漫步穿過田野，遠離最後一處城郊房舍，可是不大一會兒，我就打算放棄繼續往前走了：濕漉漉的深雪灌進我的鞋裡，特別是面前的雪地上看不到任何腳印，猶如在警告我。難道我還沒看夠德里納河嗎？可是我的雙腿卻不由自主地接著向前挪去。在這樣的情況下，這樣的情形已經不是第一次了。我一直朝著遠處昏暗的河谷走去，那裡就是邊界和德里納河。（在那本純克羅埃西亞九*九*藏*書語詞典里，「河谷」被「港口」取而代之，因為這個意思符合這個海洋之國，而我後來在另一本戰前的詞典中還找到了「草地」的意思。）河對岸是否也有人在看著我呢？那邊一點動靜也沒有。那是一片廢墟，還是尚未完工的新建築？不，是廢墟，河兩岸又堆放著與房子一般高的、發黑的乾草堆，彷彿已經好多年了。我終於穿過了一片窪地，彷彿所有的小鳥都聚集在這裏。之前，在穿越塞爾維亞的旅途中，我曾經那樣期盼著能夠看到它們，有麻雀、山雀、紅胸鴝、鷦鷯、戴勝和蜂鳥（不，沒有蜂鳥）。我現在終於又可以從一個光禿禿的堤壩上看到德里納河。它湍急地流去，河面寬闊，河水閃現著深綠色的光。然後，從斜坡上溜下去，越過尚未收割完的、迎風沙沙作響的玉米地，穿行在密密麻麻的河谷灌木叢中，我幾乎覺得比在大壩上更安全。

當然，最後我每次都在想：可這不是最終所要的結果。我的工作應該是另外的樣子。堅持揭露那些邪惡的事實，就不錯了。但是為了和平，還需要另外的東西，不遜色於事實的東西。

我在那裡繼續思考著（或者想象著這樣的情景）；我在這兒思考著這樣的情景，堅決，一絲不苟，實實在在，覺得那裡有太多報道波斯尼亞及其那場戰爭的記者都是些可以與之相提並論的人。他們不僅是傲慢的，而且也是虛偽的編年史作者。

這樣說，絲毫沒有針對那些——勝過揭示真相——善於發現的記者，實地（或者更確切地說：深入實地，並且把實地的人們捲入其中），也不是為另外那些戰地研究者叫好！但的確不敢恭維那些遠遠手舞足蹈的烏合之眾，因為他們把自己的書寫職業與法官的，甚至蠱惑人心者的角色混為一談；多少年來，他們總是用千篇一律的筆調和畫面夸夸其談。他們身在國外，高高在上，自行其是，跟戰場上那些瘋狗沒有兩樣，同樣是些兇惡的戰爭瘋狗。

在這次塞爾維亞旅行中，我唯一記錄下來的東西，除了塞爾維亞語「操！」這種罵人的髒話之外，就是一個男人的告別信里的一段話。他和妻子同是當年的游擊隊員，在波黑戰爭爆發后就自殺了。在此，我重複一遍這段話的德語譯文，是由扎克·拉德科維奇和茲拉特科·伯科季奇（又名阿德里安·布羅維爾）共同翻譯的：

然而，我們這一代人該如何面對南斯拉夫呢？對此，那個新派哲學家格魯克斯曼的話是有道理的，因為對我們來說，這關係到世界，可是與當年的西班牙內戰時期則完全不同：關係到真實的歐洲，與之并行，其餘的歐洲似乎才會構建起來。在我的同齡人中，我知道幾乎只有約瑟夫·布羅茨基在《紐約時報》上對塞族人冷酷無情的謾罵，有眼無珠，也不分青紅皂白，就像揮舞著一把生鏽的大刀；還有作家彼德·施奈德的一封信，同樣鸚鵡學舌，渲染敵人和戰爭圖像，隨波逐流而不是衝破偏見，支持北約對所謂罪行九-九-藏-書累累的波黑的干預。此外，這封信在德國發表之前，就已經可以在《解放報》上看到法語版。接著，就是挺進義大利和西班牙以及別的地方？——要變得成熟，要變得公正，不再充當這個世紀之夜的應聲蟲，使之變得更加黑暗；掙脫這個夜晚。耽誤了？我們之後的人們？

在旅途中，至少我並沒有把塞爾維亞看成是一個偏執狂的國家——更多是一個孤兒的巨大房間。是的，一個失去父母的遺孤的巨大房間，這是我所有這些年裡在斯洛維尼亞從未感受到的東西（但是也許吧，如上所述，我只是走錯路了：最近不是又有一個權力集團的喉舌再次大言不慚地辱罵這個小國家嗎？說它眼睛就是盯著「歷史沿襲下來的東西」，並且堅守「那個變得不安全的巴爾幹」）。我無法想象克羅埃西亞，雖然大南斯拉夫的想法當初就是從那裡起家的。但是，誰知道呢？一個陌生人知道什麼呢？

在車站售票大廳里，牆上有一張很大的班車目的地列表，就像紀念油畫那麼大。上面的文字跟書法一樣，是當年在這裏通用的西里爾字母：貝爾格萊德，在這下面，也就是最後，是斯雷布雷尼察和圖茲拉。這塊巨大而古老的公告牌現在已經不用了。當下的發車時刻表貼在一個角落裡，草草地寫在很小的一張紙上。再說，已經沒有開往最後提及的兩個地方的班車了。隔壁的咖啡館是一個巴洛克風格的大廳，空蕩蕩的，只有一位老婦人坐在一張很大的桌子旁，不知是老闆還是服務員。裏面有兩個人在下棋，他們倆在接下來的半個鐘頭里下了大約二十盤快棋。遠遠的角落裡有一位孤獨的老人，他喋喋不休地朝著咖啡館里說著什麼，不是自言自語，而是迫切地希望有人聽他說話（可惜沒人聽）。

我一邊把手伸到冬日的德里納河水裡，一邊思考著，現在依然在思考：我為什麼不能像伊沃·安德里奇在他那永遠富有教益的德里納河史詩中所描述的那樣悲觀呢？我為什麼沒有能力形成他確切預見波斯尼亞各民族之間每隔一百年勢必要爆發一場戰爭災難的圖像呢？這到底是不是我的病態呢？難道安德里奇不是一個具有知人之明的人，如此尖銳，從而在他看來，人類的種種圖像有時候會變得蒼白？難道伴隨著眼前的德里納河，無望會流淌到時代的盡頭？一條昔日的竹筏從我眼前劃過，上面站著那個著名的形象，一個德里納河上划竹筏的人——不對，眼前什麼也沒有。此時此刻，從波斯尼亞岸邊傳來了吉卜賽人嘹亮的喇叭聲，出自庫斯圖裡卡的電影《德里納河進行曲》？—不，眼前什麼都沒有。

我當時思考過，現在依然在思考：那種「偏執狂」，也就是對塞族人民最慣用的譴責是從哪兒來的？與之相比，德國（和奧地利）人民對於「二戰」期間他們在巴爾幹地區直接和間接造成的巨大傷害抱什麼態度呢？這隻是「眾所周知」，還是依然真的歷歷在目，在共同的記憶中，就像發生https://read.99csw.com在猶太人身上的災難一樣，或者只是似真似幻，就像遭受創傷的南斯拉夫人今天乃至世世代代依然感受到的？然而，南斯拉夫人因此卻不得不眼睜睜地看著國際媒體集團發動的瘋狂攻勢，一種「人為而冷漠的回憶」，一種「幼稚的不願忘卻」——除非在此期間，一位奧地利總統候選人捲入巴爾幹的事件突然間成為時下熱門焦點，成為媒體追逐的對象。德國人和奧地利人只知道是怎麼回事，但卻無視當下發生的一切，難道這不是一種與所謂的「偏執狂」迥然各異的精神或心靈疾病嗎？一種獨一無二的狂妄症？

我繼續在那裡，在十一月的德里納河畔思考著。而此刻在這裏，在一個類似於冬日的平靜的森林池塘邊上依然思考著，正好有十多架直升機轟隆隆地飛過池塘上空，載著來自各個大國的首腦，從巴黎郊區的維拉庫布里空軍基地飛往巴黎去簽訂和平條約，時間是1995年12月14日：這是不是各民族之間一場程序化的文字遊戲呢？即使數代人恐怕都會對此保持沉默，也許是可以遺傳的，就像我在我的同胞那裡所感受的一樣，只要涉及塞族人，一方面是那固有的、針對帝國殺手的憤恨：「塞爾維亞必然成為死敵」；另一方面是那又像新的、居高臨下和藹可親地衝著阿爾卑斯地區的斯洛維尼亞人的歡呼：「來吧，到我們這裏來！」這樣一些盲目憤怒變化無常的人會世世代代實現和維護和平嗎？不會的，和平只有這樣實現：讓死人去埋葬死人。讓南斯拉夫的死人去埋葬他們的死人，讓活著的人重新回到他們的活人中。

你現在玩起這詩意的東西？是的，如果這詩意的東西恰恰被理解為朦朧的對立面的話。或者不說「這詩意的東西」，最好說「有聯繫的東西」、「包羅一切的東西」——促成共同回憶的東西，因為對第二個童年，對共同的童年而言，回憶是唯一的諒解可能。

「你可別繼續走下去了！」腦子裡一邊這麼想著，可是雙腿還是伴我一起走出灌木叢，徑直來到河邊，經過一個出現不久的地坑，裏面散落著大量的子彈殼（不，應該不是）。我蹲下身子，這時，河面顯得更加寬闊，從腳上的塞爾維亞棉鞋鞋尖到波斯尼亞河岸，無非是冷冰冰霧蒙蒙的德里納河水，濕乎乎的雪花紛紛落入水中。這時，我腦海里突然冒出一個念頭，我會不會也在一次德-德戰爭中這樣蹲在界河邊上呢。順流而下，將近三十公里，應該就到了斯雷布雷尼察這塊飛地了。一隻兒童涼鞋漂到我腳前。「你不是依然執意質疑斯雷布雷尼察的大屠殺嗎？」回到巴黎之後，S這樣問我。「不，」我回答說，「但我只是想問問，怎麼來解釋這樣一次大屠殺。正如所說的，在整個世界眼皮下，而且經過了長達三年的戰爭。人們說，在這場戰爭中，戰爭各方，甚至連那些戰爭瘋狗此間都變得已經懶得再殺戮了。更有甚者，據說這是一場有組織的、系統的、預謀已久的屠殺？」為什麼要這樣大規模地殺戮呢？到底是什麼動因？想達到什麼目的？為什麼不進行徹底的原因調查（「精神病患者」不成其為理由），卻又是赤|裸裸的、無與倫比的、由市場決定的事實和假象的交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