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面是在一家餐館的側房或者裡屋進行的，有不少人坐在一起，都是當地人，有老師、工程師、政府職員等。門前就是黑灰色的戰後廢墟，熱風撲面，而屋裡則可以說得上是裝潢華麗，也很涼快。餐廳老闆和我們在一起，他就是那個上了海牙戰犯名單的人。他不怎麼說話，只是一再懇求我們多待一會兒，也不停地讓人給我們斟酒。這期間，在座的其他生活在臭名昭著的S城的塞族人，又七嘴八舌地說個不停，對美國、尤其是大德國表示出極度的不信任以及無比憤怒——特別是對後者，只是對這個！好像深信不移地寄予一種救贖的期待。事實上，德國外長先生剛剛訪問了塞爾維亞，這畢竟意味著，對於生活在波斯尼亞這裏的他們，對於斯雷布雷尼察的塞族人來說，這預示著轉機，特別是經濟上的轉機；德國似乎會幫助他們重開礦場，重振療養業——戰前不就有許多人從德國，從歐洲各地來到斯雷布雷尼察，因為溫泉療養，還有狩獵，全是高級獵物和熊。有德國人，有奧地利人，也有義大利人。這些男人像孩子一樣，尋求好兆頭，希望在來訪者的臉上看到贊同的表情。可是，當他們更多聽到的是反面的東西時，總是會那樣自在地嘲笑自己。

就這樣，S城中心那裡就像到了深谷的盡頭，在峽谷陡峭的山坡上，曾經是茂密的森林，如今卻滿目荒涼，到處都光禿禿的。在數年之久的封鎖中，樹木都用於取暖了？在這兒和那兒的高坡上，只能看到零星的小樹。從這些零星的小樹那裡，不管從那個遠處聽去，現在持續地傳來呼嘯聲，更像是怒吼。

不，因為我發表的那些言辭，讓我滿腹狐疑，這後來更確切地說是出自奧爾加的一句話，我在書里寫到，她是這樣反駁的，她，這位「來自巴伊納巴什塔的女子」「堅信」，在斯雷布雷尼察，數以千計的穆族人遭到德里納河對岸的同胞殺害。然而，她畢竟沒有這樣說，最多也就說了「我相信」，或者是「有可能」。說她絕對不會踏進主街旁那些新的「戰爭既得利益者酒吧」一步——我真不應該把她這句話寫進我的故事里；因為她現在每次經過這些酒吧時（她就住在主街里），總是擔心有哪位店主會聽到她曾這樣「詛咒」的風聲。她並沒有直接怪罪我這個始作俑者、作者，只是喃喃自語，或者夜深人靜時才又想起來，恰恰這樣一來，她正好刺痛了我。當時我就想，現在依然在想，這些有疑問的議論——雖然已經無法減弱其影響，但我無論如何也不會刪掉，但可以換另一種方法來講述那個「說話」的人，轉換成另一種形式講述，給她冠另外一個名字，換一個不同的居住地。從最大限度意義來說：「為了真實，轉換方式。」

除此之外，恰恰也是在所提到的在「西方」的圖像缺失中，可以讓人感受到一種呼喚，呼喚你再次啟程「去那裡」，而且待更長時間，在斯雷布雷尼察要待到吃晚飯，住一個晚上，不僅僅一個晚上。而且，在那裡盡量先不要問什麼，要等到合適的時機再問——首先只是坐在那兒，蹲在那兒，用手托著腦袋。

又是塞爾維亞-東正教教堂，幾乎完好無損地矗立在一個陡坡平台上，有一扇嶄新的、當然也很薄的木門。在下面，在其深深的腳下，是清真寺的殘跡，穹頂部分還依稀可辨，即使它像其他建築部分一樣垮塌了；在這個其他部分徹底毀成瓦礫的廢墟堆上，只剩下這塊有形的殘片。正值下午清真寺里傳來宣禮聲。這聲音是從地下傳出來的，從穹頂的破洞口之間，穿過破碎的瓦礫，中間還夾雜著S城的山澗小溪流水聲。不，絕對不，沒有什麼呼報聲，也沒有曾經在這裏流淌的山澗聲。小溪被掩埋了嗎？它在地下流動？它改道了？流向別的山谷了？——然而，順著山勢往上，它當年的發源地不是被稱為聖水泉嗎？——不管怎麼說，後來，可以得知，對S城的居民來說，每隔一天才會有水。水都是從別處送來的，並不是山泉水。山谷中，除了塑料布的噼里啪啦聲，什麼都沒有。

而在這裏也是第一次，在經歷了所有對我的冬日旅行故事這樣和那樣的反應以後，突然有一種想法縈繞在我心頭，我可能因為書寫這個故事而做了什麼不正確的事，什麼錯誤的事，甚或不合法的事。這更不會是針對那個友好而膽怯的圖書管理員而發的。當問到他讀了我的冬日之行故事有什麼看法時，他首先是狐疑地盯著，而且很久，最後以一種我覺得受到委屈的語氣說道，其一，他的職業不是我所寫的「圖書管理員」，而是「教授」；其二，我的描寫不恰當，因為說他站在德里納河大橋上，看到我們走向對岸的波斯尼亞感到害怕！還有我在書中提到的那個獨弦音樂家，即那個塞爾維亞荷馬英雄傳說歌唱家，對我把他的說唱形容為「亂喊一氣」不太高興（我用德語寫的是「大聲高唱」，所以，如果塞爾維亞語寫成有些失敬的「亂喊一氣」的話，那我只能把責任推到譯者身上）。還有，「德里納」酒店的經理也拒絕接受我所描寫的他們酒店沒有暖氣的片段；一到夜裡，暖氣向來都關掉了，戰爭和塞爾維亞你來我往。我所描寫的那個長途汽車站的站長反對說，在我的書里看到的是一個「小得可憐」的車站，而實際上那是一個跨地區運營的大車站。這時，當著這些錯誤的引證，我才明白過來：巴伊納巴什塔的這點陣圖書館管理員之前一直只是在跟我們開玩笑，並且要以這種方式告訴我們，看到他本人以及他的小鎮出現在「文學作品中」，他是多麼自豪或者高興啊！

這次重遊塞爾維亞，有一個契機——但僅僅是一個契機——把我的冬日旅行故事翻譯成塞爾維亞語。帶著這本書，我和我的兩個塞族朋友準備立即驅車去貝爾格萊德城外，去尋找那廣闊的東西。像第一次一樣，我來塞爾維亞，迫切地想作為一個旅行者，獨自一人，一切自理，當然也就是「自掏腰包」；比起第一次，我打算更少記錄下旅途中的所見所聞；後來，我的確也沒有記錄什麼，甚至一點都沒有。

後來，我終於踏上了穆罕默德-帕夏古橋。帕夏是來自伊斯坦布爾的穆族人後代，曾經是這個地方最有權力的首領。我走過那矗立在橋中間的紀念碑，高得出奇，就像紀念堂的牆一樣，上面刻著奧斯曼帝國文字。之後，來到平時空蕩蕩的河對岸，那裡聚集著一群人，一動不動地站在一個十分平常的大街廣場上，面前就是崖壁；那些人在等早班公交車，可是要去哪兒呢？因為離這裏最近的另一座城市就是上游的戈拉茲德，可它此間不是已經成為敵國的領土了嗎？（已經被炸倒的安德里奇雕像還躺在那邊的橋頭上，連同掉落的腦袋。當然就在近在咫尺的旁邊，矗立起了一個新的、就像是認同的紀念雕像。）

我又在這樣想，要是在那裡，不管什麼地方，有孩子可憐巴巴地哭喊的話，要是有母親或父親或父母一起近乎氣急敗壞地衝著孩子發怒的話：這樣一來，對一個證人，一個第三者來說恐怕至少有事可做了。

實際上，根本就沒有必要問什麼。居住在波斯尼亞鄉間的塞族人面對我們這些陌生人和外國人雖然心裏有那樣強烈的戒備，但同時也很容易消除。消除？不，在這樣的時刻，它乾脆就從他們身上離去了；這時，又可以看到，有人來到他們這個地方，即使不是懷著特別善良的願望，但至少也不是帶著惡意，就像最近幾年那些反正稀稀拉拉來這裏的人一樣，幾乎所有的人都如此；或者乾脆就是一個沒有先入為主，也不是別有用心的人；他不是聽到他們說每一句話時暗地裡就開始琢磨著，他過後要把什麼東西記錄下來當作他的證據鏈：「啊哈，他們又說謊了。啊哈，他們終於說出來了。啊哈，他們現在又開始想入非非了。啊哈，這就是塞族-波斯尼亞的狂妄！」或者乾脆就是：「啊哈，他們又沒有認真看我們這些西方記者所做的抽樣調查，對信息了解不夠。」為什麼要反對首先或許也不僅僅繼續充當證人，為什麼恰恰相反呢？首先或許也繼續不僅要充當證人，在另外一種意義上，畢竟不是可以用來針對所有戰爭各方的「目擊者說」，而且要保持沉默，至少暫時要保持沉默，要充當沉默的證人，閉口不談這種如此顯然無處不存在的、讓這個國家所有人切身感受的、特別是如此咄咄逼人的、從所有的身體細胞里滲透出來的、對理解也尤為重要的痛苦。

夜間在通往貝爾格萊德的高速公路上，又是那樣瘋狂地超車，又是坦然絕塵而去。我們超過了一輛插著旗子的鋥亮公務車，它來自我們幾小時之前剛剛離開的「塞族共和國」：車後座上坐著一位權貴，正在趕去參加一位波黑塞族將軍的葬禮。第二天的報紙上有報道。這位將軍身患絕症，被關在國際安全委員會法院的監獄里，在他死亡前幾天未經審判就被釋放了，正好讓你去死吧，很仁慈——誰的慈悲呢？———，同時依然作為戰犯受到起訴。

最特殊的一絲記憶，也是第一絲記憶出現在我們剛一離開S城之後；返程時，我們夜裡跨過德里納河大橋，又回到突然間鮮花盛開、祥和安寧的、像一個幅員遼闊的世界帝國的塞爾維亞。直到今天，也就是過了幾個星期後，在遙遠的地方，依然可以清清楚楚地浮現在腦海里：與周圍那些大的、有人居住的、的確或多或少幸免於難的地方相比，極其渺小，似乎微不足道，這就是那個戰爭地區。在山谷盡頭那裡，發生了長達三年的全面戰爭；在一個狹小的山谷盡頭，發生了世界戰火！當整個歐洲蔚藍一片、鬱鬱蔥蔥和飄著雪花的時候，彷彿有人在那裡扔進了一個火把，一燒就是數年之久，從未間斷，起初在整個山谷里，最終限定在峽谷的一部分，而在那裡卻動用了最猛烈的火力——要說具體地點或者「現場」，那就是發生在在我們這個大陸中心一場彈丸之地的微型戰爭，同時也是另一種聞所未聞的核戰爭。特別是這場戰爭爆發、怒號並蔓延在我們這個好像已經永遠治愈了名為「戰爭」的精神疾病的歐洲的一個角落。恰恰在這裏發生了名為「戰爭」的戰爭，似乎是一切戰爭的本質所在，一些在人類歷史上或者人類意識中相當新鮮的東西？——然而，正是這樣的東西同時把斯雷布雷尼察那個小山谷弄得漆黑一片，如同時代的黑夜來臨，射進了整個山谷。

然而，記憶對S城說的唯一一句話是：「沒有什麼可做的。」S城不是一個可居住的地方，更談不上是一個新居住地，而是一個人口外流的地方，無論怎麼說就是如此。甚至連平整廢墟都缺少任何動力。這裏不僅看不到未來，而且也絲毫感覺不到任何當下的氣息。父母能夠給予孩子們最偉大、最美好的東西就是最好的『教育』：持續，忍受——忍受在這裏再也不存在了，無論是對那些（無論如何好像是這樣）更多為勉強的征服者，還是對那些逃回來的人來說莫不如此，更不用說那些新近流落到這裏的人，那些逃離苦難遷徙來的人，那些流亡者。就像一個朋友突然得知身患絕症的消息時，大聲喊叫或吼叫出來的東西一樣，這在S城已經超越了個體，成為所謂的整個集體的心聲：「再也沒有希望了，我再也沒有希望了！」

可以理解，真的可以理解，恐怕有人現在會問：「你們這些生活在波斯尼亞的塞族人，你們在那裡做了什麼呢——正是你們，這個不是最和平的、但在歷史上自古以來最強大地讓其他民族、異者、不同的東西存在、生息和發揮作用的民族，其中堪稱為幾乎所有歐洲民族的典範！？」還有：「塞族人，你們為什麼要待在S城？你們為什麼不離開，離開你們和昔日的鄰居這山谷盡頭的燃燒現場？」

春末時節，我在貝爾格萊德與塞爾維亞的朋友會合，一個是外語老師兼翻譯扎克，另一個就是畫家兼司機、生活藝術家茲拉特科。這次故地重遊，我們想變換一下路線，從塞爾維亞西部的邊境城市巴伊納巴什塔到維舍格勒，最後抵達現名為波斯尼亞的「塞族共和國」，主要是想看看德里納河大橋，因為伊沃·安德里奇寫過那座橋，僅僅就是這樣。

那位優雅的女士就在村子蘋果園裡，就在每天擺得像過節一樣的桌子旁。最初，我還以為她是另外一位客人，之後才又認出來她就是在去年十一月的大雪天里招待過我們的人，這個老奶奶，這個當年的游擊隊員。半年前，在那個小房子裏面，她戴著農婦頭巾，穿著棉拖鞋，而現在完全換了一個人，她頭上沒戴頭巾，一頭古銅色的頭髮，穿著精緻的皮鞋，走起路來身板挺得筆直，雄赳赳氣昂昂，簡直就像個女首領：不僅是季節變化使然，而且首先是由於屋內和露天的區別；露天如此顯然地成為這個女人特有的內在。又是那鐵紅色的濁葡萄酒，又是山坡上一望無際的羊群，又是那深色的森林蜂蜜（不，這曾經是塞爾維亞另外什麼地方……reaｄ.9９ｃｓｗ•ｃoｍ）。在德里納河對岸，山腳下還有幾家小農舍，在這個和那個裡面住著來自德里納河對岸的難民，他們來自薩拉熱窩等地。在草場周圍，這兒和那兒，延伸出了新整理的菜園，即使只是剛剛延伸出來，一塊一塊的，嘗試之中，猶猶豫豫，顯然不是在自己的土地上，正是難民們的菜園（後來在波斯尼亞隨處可見）。

終於到了第二道邊境關卡，看上去更像是一道田間小道柵欄，旁邊是波斯尼亞-塞族邊檢人員的小屋，更像是一個田間風雨棚，一側確實有一條田間小道通到公路上。這時，小道上有幾個小孩正向關卡走過來，手裡拿著剛剛採摘的野花。靠近谷底那裡，到處是明晃晃的石灰岩石，塵灰飛揚，還有傍晚的悶熱（再走幾里，就到了德里納河畔的維舍格勒）。當我們在邊檢站呈遞護照和通行證時，那幾個孩子跑到邊境小屋裡要水喝：渴了嗎？嗯，很渴。他們喝完水后又轉身跑向遠處，不一會兒就不見蹤影了。這裏到處只有灌木和荒石。邊檢人員像我們一樣，也是三個人。在遼闊的西部天空下，就像在美國的懷俄明州或俄勒岡州，他們用響板和電話示意我們進屋去。臉上沒有一絲笑容，也沒有任何表情，或者的確有？因為疲憊？誰也不用大聲說話，邊境這樣安靜。他們沒有問護照之外的信息，除了「父親叫什麼？母親叫什麼？」最後離開的時候，那個最年輕的邊檢官員，我們六個人里最年輕的說道：「你們看上去真年輕。我也想重新這麼年輕。」

接著，在左岸維舍格勒郊區，在德里納河畔一個山澗河谷里，分佈著一排排的簡易住房，其間露出了一些空缺，那是些當年的住宅：那裡高低不平，上面搭起了塑料棚，還留有窗戶，是為那些「新遷來的人」的臨時居住點，他們大多來自以前的薩拉熱窩塞族人區。簡易房前是同樣簡陋的園子，就像是打工者自己開墾的，只是為了一個季節——然而，從外面山澗小路上朝上透過塑料棚布縫隙打聲招呼，得到了那裡已經差不多是習慣了的人的回應——有可能，因為今天是星期天吧？

與冬天不一樣，德里納河畔這座邊城現在不是此行的目的地，而是過路驛站。所以，第二天早上，我們就繼續沿著德里納河向上遊行駛，朝著維舍格勒方向，去河對岸的波斯尼亞。途中，我們在佩魯卡察村短暫停留，去看望奧爾加的母親，那個「老游擊隊員」——這次旅行中的最後一個故地重遊。我們坐在一起，但與去年冬天不同，這次不是坐在她那「養路人的小房子」里，而是坐在露天，身後就是果園。細心的讀者可能馬上就會注意到，果園旁邊不是我上次提到的「土豆地壟」，而是一片直延伸到山腳下的草地——不是「大肚子山」（這是我本人犯的第二個錯誤），更確切地說是「塔拉」山脈，必須翻過這座山脈，才能到達維舍格勒——德里納河沿岸的馬路通到這村子後面，也就是電廠大壩跟前就是盡頭了。

這裏什麼都沒有——沒有一張圖像，或者話語圖像描述這樣的情景，至少在戰爭那一方，從一開始歐洲的觀望世界就站在的那一方沒有；或者如果有的話，那就是把那些屍體和悼念他們的人——在S城地區也有數千塞族受害者——通常都推到另一個受害民族身上。

回到另一個歐洲之後，那些所提到的波斯尼亞地區也滲透到這個歐洲里，維舍格勒附近的德里納河的一個小山谷就這樣深入到海德堡附近的內卡河河谷里——不是溫和的交匯，更多是這裏的安然無恙和那裡的截然相反之間的碰撞。或者在巴黎郊區打眼望去那些廉價的高層住宅，跟斯雷布雷尼察的幾乎不相上下，黑乎乎的旗幟和塑料篷布也混合到這個圖像中，使之變黑和被覆蓋；或者在我們這裏，森林密布的塞納河-高地突然間變得光禿禿的。這一切絕對不是交流溝通的地方，不是那種「同步空間感」，因為這種空間感通常作為當下，對在場的東西的補充，作為強化世界的認識會令人高興——而更像是一種地方掠奪，某些撕裂世界的東西。我現在看到報紙上的天氣衛星照片或月球隕石坑照片時，也會這樣不由自主地與每天看到的萬人坑照片混淆起來。或者一看到奧地利巴德加斯泰因溫泉療養院的航拍照片，（一定會）同時意識到波斯尼亞的斯雷布雷尼察與之何其相似。

招待我們的人世代居住在這裏。在戰爭期間，他「逃離」了穆斯林佔主導地位的S城，又回到了原來的住處，一個在這棟大樓里為數不多的可以居住的房子。樓下入口過道上無人看管的信箱上，大多都寫著「土耳其語」姓名，個別上面上又覆蓋上了「純塞爾維亞語」的名字（izbeglice，也就是難民，被安置的人）。

又是一個美妙的夏日清晨，小燕子在藍天下高高地飛翔。我們晚些時候從巴伊納巴什塔出發，沿著德里納河邊的公路一路向北。在兩岸灌木叢的映襯下，河水泛著綠色。又是漫天楊絮，已經好幾個星期了。一簇簇的金合歡花已經逐漸發白。一直到山頂的針葉松林邊緣，盤山公路兩旁都五彩繽紛。一陣陣的花蜜香氣從完全敞開的車窗飄進來：縱深的塞爾維亞。

這時，從中間一棟黑魆魆的高樓里，終於有一位年長的男子從半中間的一個窗洞里招手示意（後來才弄明白，他的年齡比我還小）。

但是，又要注意的是：如果說這樣澄清歷史淵源真相與清算不相干的話，那麼自然也與相對性或弱化毫不相干。對報復而言，沒有任何寬容的理由。——研究歷史淵源，或者其實就是歷史，看清歷史，使之變得明了，雖然可以有助於說明一些問題，提升幾個層面，達到對現實的警示。但是——這至少是我個人學習歷史的經驗，是這幾年間研究南斯拉夫歷史的經驗——，這不是啟蒙，不會讓光明出現，最多不過是短暫的閃耀，或者更確切地說只是閃爍。根據（根據？）歷史研究，你最終不僅在原地打轉，或者更多是曲折運動，不是藉助它的幫助看得更遠，而是進入了一個迷宮，一個幾乎完全黑暗的迷宮？

記憶中，沒有留下一絲鳥兒在S城上空飛行的畫面——即使那裡真的還有鳥兒飛行，其中肯定不只是晦氣的烏鴉、渡鴉或寒鴉；記憶中，也沒有雞跑、兔跳、驢叫的畫面——即使那裡真的……

在另一面峽谷斜坡上，從一小塊殘存的森林里閃耀著光芒，又是那些閃亮細長的穆斯林墓碑。

與此同時，德里納河一直以來都是天然的邊界和國界。然後過橋就到了布拉圖納茨，回到波斯尼亞塞族共和國。河這邊的邊界關卡結實，很典型，可謂南斯拉夫特色；河那邊的界欄更多只是做做樣子，也沒有全部攔上，甚至連一半都沒攔上。到了那裡，又是例行檢查：父親叫什麼？母親叫什麼？此外，邊檢人員那些幾乎耳熟能詳的簡潔表達，無論是言語，還是表情或者眼神，此間已經被我感受為就像這裏一些充滿詩情畫意的山區風光的一樣的東西。一位邊檢人員在審核材料期間示意讓我坐在他旁邊的椅子上。椅子就放在大橋邊上的露天，上面有一個椅墊：我一屁股坐上去，身子往後一靠——椅子沒有靠背——，險些掉在斜坡上。看架勢，那個邊檢人員發現了，可同時又視若無睹。

我們三個S城拜訪者早就無聲無息地分開了，因為面對這密密麻麻的彈孔和被燒焦的痕迹，為之震驚；我們變成了單獨行動；我們分別站在下面的廢墟谷里，猶如山脊上那幾棵小樹；每個人走在廢墟堆之間各自跌跌絆絆的路上。斷牆殘壁之間那些鞋子和破布片屬於「阿拉貝斯克」的一部分嗎？

直到晚上，我們三人都是各干各的。比如說，我去爬遍布裂紋、被雨水沖蝕的維舍格勒地區的一座丘陵，目的地是塞爾維亞東正教教堂。除了那座具有四百五十年歷史的大橋之外，這是遠近唯一的建築，是值得一看的東西（那座舉世聞名的大橋，我今天先不著急去，從教堂高處根本也看不到它的影子。其實就像在波斯尼亞群山之間，常常向一旁走上幾步似乎就看不到整個地帶了，連同村落、河流等，而展現在眼前的是全新的景象，有另外的河流，或者還有穆斯林墓地，而沒有了之前可以看到的基督徒墓地）。

從斯雷布雷尼察返回途中，我們碰到了國際和平條約執行部隊的吉普車和裝甲車隊。大家不約而同地一致決定，超過去；在那些十分陌生的士兵面孔和我們之間，留下了一道長長的滾滾塵煙，一直綿延到德里納河上。

其實，越過德里納河古橋，我更打算沿著對面荒山上的羊腸小道登高爬山；我想起了剛才提到的那個維舍格勒作家的一篇短文，一種童年時期的召喚。按照這個召喚，他一心嚮往的既不是傳頌五洲的，也不是層次複雜、歷史豐富的伊斯蘭-東正教-天主教-猶太教的，可對於這位已近暮年的作家來說意味著世界的德里納河居住區，自始至終是這荒野世界中偏遠的、滿是塵土的攀山小徑；那裡是開闊的世界；世界之愛也源自那裡。據說直到不久前，這些羊腸小道還布滿地雷，現在可能已經排除乾淨了（別製造緊張了）。於是，我後來在那裡深一腳淺一腳地上上下下，揮霍屬於我的時間，穿行在可憐巴巴的植物之間。在這位本地作家，也就是這個生活在波斯尼亞內陸而渴望大海的人的另一篇短文中，這種植物被稱作「無名草」；因為對他來說，往西過了七道或者或多或少的山樑后，在杜布羅夫尼克河亞得里亞海附近，這種植物才會過渡到所謂的「棕櫚樹」和「迷迭香」的本質。

在這種雙重光芒下，有一個不再年輕的，但此時此刻因為兩眼充滿憤怒的絕望而看上去還很年輕的男子走在當年的主幹道上，如今已經變成了廢墟小道。他從我們身邊走過，腦袋揚得高高的，雙眼瞪得大大的，就像兩個空洞。

然後下山，順著河谷向前，沿著德里納河向前，又是楊絮漫天飛揚，從此刻敞開的車窗里飄進來，時而弄得鼻孔陣陣發癢，最終確定到達邊境小城巴伊納巴什塔。傍晚的到達，初夏的到達。

又是來到一個被燒毀的房屋門面——沒有一個房子正面看上去只是近乎安然無恙——就像前一天在維舍格勒那些等公交車的人一樣，甚至要多很多倍，而且不少人拎著大箱子。

那你為什麼要說這一切呢？——因為，要不然，就沒有人說，可是人人都可以說。「為什麼德里納河上空最終沒有晴朗？」這是一首古老的歌曲曲名，其中有一個塞族人在河對岸整夜等候他的兩位穆斯林朋友——幾乎是白等了。

說到「歷史淵源」，記憶不僅僅指的是幾百年前土耳其人的統治壓迫和幾十年前納粹盟友的迫害殺戮。（與其說是「記憶」，倒不如說「浮現在腦海中」、「在腦海里」。）首先，難道說因為歷史淵源而發生在這場戰爭開始時的事情，不，所犯下的罪行——這一次可不是塞族人乾的——就不算數嗎？難道說一個，或者也許真的那個偉大的原因就是三年之後所發生的不可饒恕的報復行為的借口嗎？自從1992年以來，在塞族人村莊以及S城四周一直持續不斷地縱火和殺戮，傳遍世界，在眾目睽睽之下，同樣是日復一日，一年時間簡直就是報復性的屠殺，而且完全可以理解。難道這也是同樣的情況嗎？

在那天下午，我還去看了星期天的足球比賽，在一個位於維舍格勒小城的很遠的高高的看台上。這是第二賽季的波斯尼亞-塞族聯賽的一場比賽，對陣特雷比涅隊。特雷比涅市位於亞得里亞海附近，在杜布羅夫尼克山區。特雷比涅隊運動員坐大巴車來參賽，一路上要繞過戈拉日代飛地，所以花了七個小時；而在戰前，則可以直接穿過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只要三個小時就能到達。天氣悶熱，比賽乏味，所以，眼睛有時間環顧維舍格勒的丘陵山區——就在這個時候，跟歐洲到處同樣乏味的比賽一樣，有一個觀眾站起來大聲喊叫，一邊罵髒話一邊喝倒彩；也跟所有其他地方一樣，其他觀眾肯定都參与進來一起喊，不再關心下面的綠茵場上到底發生了什麼（是的，即使在這個飽受戰爭蹂躪的波斯尼亞，也有某種東西像球場的草坪綠色一樣在閃亮）。在一片陡峭的丘陵坡地上，坐落著一個穆斯林公墓，立著一根根木樁一樣的白色墓碑。然後，我覺得依稀看見一個女人的身影向山上走去，頭上戴著頭巾。這是白日做夢吧？然而，在維舍格勒不就真的有一些「穆斯林女子」與「東正教男子」通婚，形成了「異教婚姻」嗎？緊接著，一個早年生活在這裏的人突然走到水泥座位上，加入觀眾之中；他頭上戴著錐形氈帽，向四周的人打著招呼！——不，我看錯了，這顯然是個幻象……

最晚就是在這裏，我們三個坐在車裡的男人停止了初夏之日重複我們的塞爾維亞冬日旅行故事；乾脆停止了充當一個已經發生和書寫下來的故事中的人物（這的確可能是一種恢復、興緻，首先是保護）。最晚就是在九-九-藏-書第二天晚上，也就是在維舍格勒待了一宿和一個白天之後，看樣子有必要或者有好處，為我們的冬日旅行故事書寫這個補遺或補充。

1995年底，我去塞爾維亞旅行，並寫下了冬日旅行的故事。如今，半年多過去了，也許有必要為上次的冬日旅行做一個補遺。

後來，在這個周末下午，我們沿著蜿蜒曲折的盤山公路登上塔拉山脈。途中，波斯尼亞的丘陵對面，有一個山洞直延伸到深山裡，洞門鎖著，但可以看到洞內燈光明亮，一個防空洞？不，那是栽培蘑菇的山洞。在深深的下方就是德里納河，它穿過塞爾維亞和波斯尼亞之間的陡峭山谷一直向北流去，巴伊納巴什塔小城已經在很遠的地方，一顆明亮密集的四方塊兒坐落在一片不多見的河谷平原上。扎克，作為翻譯，他理所當然熟悉我的出生地奧地利的克恩滕；他此刻深有感慨地說，這兩種地形給他留下了同樣的印象。是的，一點沒錯：這種內陸鍋形地貌何等相似，四面環山，地勢平緩，山上都是深綠色的針葉樹林，中間錯落有致地分佈著綠油油的草地和果園，使得針葉林的深暗顯得明亮。在這樣的林中空地上，沒有人口密集的村莊，頂多也就是分散居住的民居，通常都是獨家獨院——唯獨那條河，也就是德拉瓦河在我的家鄉遠離所有的居住點流去，而且從山上看去，也像隱藏在山谷中一樣。

桌上鋪著中歐風格的鉤織桌布。我們喝著「你可以猜一猜」燒酒。而這個患有糖尿病（沒有葯）而不能喝酒的主人坐在一邊，拖著虛弱的聲音——可是他有一雙多麼親切而又無助的眼睛——講到他的妻子，她正好去近在咫尺卻又非常遙遠的塞爾維亞看望孩子，他那種口氣，彷彿他幾乎就不相信妻子還會回來。在熏得黑乎乎的大客廳里，有一個半是完好的角落，那裡的牆上掛著一隻巨鹿，當作壁畫。鹿角正對著釘在窗前的塑料布。在旁邊的電爐上，咖啡已經熱起來——這裏畢竟又通電了，不過電力很弱。還沒有等到煮好咖啡，我們就得動身離開了，去約見那個從S城來的人。據圖書管理員說，這個人可能上了國際法庭的戰犯名單。

透過棲身之地——這是一個詞語——上的縫隙和裂口，可以看到這個和那個一動不動地站著或者坐著的人，也有夫妻或全家（？）人，還有戰後返回他們（？）家鄉的人，完全就像是從別的什麼地方流亡到此的人。

就這樣，我們走出屋子，出發前，外面還很亮，不過已近黃昏，可能是由於山谷里的太陽落山早吧。

教堂旁邊，我用手狠狠地抓了一把野生蕁麻，那些正在開花的，現在也是刺得人火辣辣地痛，再抓一次。

終於可以離開酷熱難忍的貝爾格萊德了，啟程向西前往波斯尼亞山地。與戰前和禁運前相比，首都的汽車聲顯得更加喧囂。我們懷揣著塞爾維亞共和國開具的一紙簡短的通行證。通行證是我們從貝爾格萊德市內一座辦公或者小公司樓里取來的；從大街上走進去，開始還很寬敞，但後來越來越像迷宮——之所以像迷宮，也是因為辦公室一層比一層破爛，或者更確切地說，都是臨時湊合。塞爾維亞共和國的辦事處，或者說什麼都行，就在這裏租了一間房子辦公。這裡有許多房子，看樣子更加寒酸，就像是在等待訂單的貿易代辦處。一再走錯門之後，終於找到了負責辦理我們事務的房間。然而，這裏的牆上，同樣並未掛著預想的拉多萬·K或者拉特科·M的肖像，而只是一張風景畫，上面畫的是典型的波斯尼亞高山牧場，就像一片四周被森林環抱的空曠地。從畫邊到畫邊有一條小車道，消失在齊腰高的草叢中。畫前面兩張近乎空蕩蕩的寫字桌旁，此刻坐著兩名身著夏裝的女子，透出那種對整個南斯拉夫來說特有的高雅——自豪而不失風度；自豪而神情專註，或者機智果斷——，同時也打量著我們三個人，充滿一種淳樸的（而不是土裡土氣的）信任感。這簡直讓人覺得不好意思：是的，她們並沒有一開始就把我們看成敵人或者居心叵測的人，不懷好意來到她們這個遭人唾棄的國家；他們的旅行目的或者意圖和主導思想無論如何不是對那種謠言進一步濫發議論，說她們這個民族是一個施暴者、屠夫、非歐洲傳統的野蠻人的民族——於是說道：「Sretan put！一路順風！」

從斯雷布雷尼察直到薩瓦河邊的沙巴茨，一路上我們沒有怎麼說話。之後，大家的話匣子才打開了，就像當初去往維舍格勒的途中，首先是咒罵、宣洩，力量的表達。力量？更多是虛弱，還是虛弱。

山上的教堂里傳來第一聲破鑼似的鐘聲。我站在河邊，天氣又開始變得悶熱。我當機立斷，順著一道灌木叢，從德里納河岸斜坡走下去，直到河水淹到下巴——想想那些水屍故事吧，千萬別讓水灌進嘴裏！——潛入冷冰冰的、快速流動的河水中。這時，那十一個橋拱往遠處漂去，一種奇怪的觸手可及的遠方；打眼看去，感知十一個橋拱是個數字，一個個躍入眼帘，單數，雙數。接著，回到上面岸邊的路上，碰到一個難民，半大的孩子，從臨時棚屋裡出來順流而上，顯然漫無目的，當著我的面隨地吐痰？路上還有好幾個「這樣的傢伙」在走動，各走各的。石坡站旁又有人在等公交車，讓人吃驚，他們到底要去哪兒？不要問。回到橋上，教堂里的金屬鍾又響了。但是，為什麼沒有別的教徒跟我一起爬上草坡和果園去教堂呢？（在這裏問誰呢。）

在一處陡峭的斜坡上，上面光禿禿的，此刻有幾個人正在刨地，在如此狹長的，時而只有一壟的菜地里，就是統統湊在一起也遠遠不夠一個菜園子。這些刨地的人比起小城谷底下面的刨地人是些十足的懶漢，或者茫然晃來晃去的人，不僅因為人數少，而且干起活來也沒有章法。與這整個旅程中在對面塞爾維亞到處看到的那些在田野里刨地勞作的人群不可相比，這不僅僅僅因為這裏的勞動場所陡峭，那兒是平原和緩緩的波浪形地勢。

儘管這座城市更像是一堆雜亂無序毫無關聯的房子，看上去空空如也，被掏空了，而這不僅僅是因為周六下午的緣故，但我們還是幸運地在維舍格勒酒店裡得到了最後三間空房子。酒店位於德里納河右岸，就在橋旁，正門的屋檐深深地突出來。酒店其他房間里住的不是難民，就是新遷來的人，或者被安置的人。從一些窗戶里可以看到濕漉漉的衣服，就像是剛從打開的洗衣機里掏出來的。裏面暫時看不到人影，壓根兒也聽不到孩子的叫聲，空落落的，沒有一點生機。樓道里無聲無息。其實，有些跡象表明，這裏的確住著不少孩子——難道他們，包括襁褓里的嬰兒（但是他們有奶可吃嗎？）都不會啼哭叫喊了嗎？終於在一個樓梯拐角上看到了一位老婦人，她用手托著下巴，或者捂著耳朵。這個動作我們在接下來的幾天中還會經常看到，彷彿這現在已經成為波斯尼亞的典型動作，無論老幼。而我呢，當此刻有一個朋友在老夫人那裡打聽從哪兒來，打算去哪兒時，我很反感，因為我幾乎是養成了自然而然的習慣，而且隨著旅行的展開變得越來越強烈：千萬別追問，千萬別打聽人家的情況，千萬別追問某些顯然會升天或者去往別的什麼地方的東西。然而，我卻每次都隨之近乎貪婪地關注著回答，覺得為這樣一個即便伴隨著殘酷無比的細節的回答而感到平靜，有時候甚至是欣慰，而且是我們三個同行者中那個一路上承擔所有提問的人——但在之後卻又心想著，就連這些無聲無息，這些一聲不吭的動作和這些沉默不語的東西，也就是這些附屬之物恐怕也會告訴我們什麼（比如，在維舍格勒酒店裡，那些堆放在一層又一層拐角的木盒子，以前，也就是戰前，肯定是用來栽花的，可現在裏面只剩下變成了垃圾的泥土，已經結成干塊了，很難想象，那裡還能長出什麼東西來）。

終於到了河谷，德里納河就在深深的下方，在塞爾維亞和波斯尼亞的群山之間是可以清晰地看到的，可又看不到，就像上次在雪夜裡一樣，只能感覺得到——但是跟上次一樣，又是扎克，他又一次行駛在夏日的道路上，下山去那座河畔城市，看望他的女兒和前妻；他激動地說道：「下面那裡就是巴伊納巴什塔城，再往下，那肯定就是德里納河了。」這句話不僅表明我們現在到達目的地，而且還更像是一句引言：在我們第一次來這裏的旅途上，他喊出了幾乎一模一樣的一句話，或者說，在我冬日旅行的講述里，我就是這樣把他固定下來了——而且看樣子，彷彿他、他和他正在旅途上，我們三個人瞬間同時也作為一個故事中的人物，此時此刻穿行在這個塞爾維亞，作為一個幾乎已經古老的遊戲人物。然而，這絕對不會意味著非現實化，既不會對此刻，也不會對當下，更不會對我們自己。

我曾經在腦海中想象過一張我們這個大陸的新地圖，S城濃煙滾滾的山谷正好位於地圖中心。

過了邊境之後，出現了第一個地名指示牌：「多布倫」。可是，這個村子除了名字外，幾乎只剩下沒有屋頂和門窗的殘垣斷壁。是些被洗劫一空的房子嗎？這樣的房子也算是房子，像這樣的房子，給人的印象就是被洗劫一空，比起那樣一種徹底的摧毀，這種情形顯得更加糟糕；彷彿通過這樣一種洗劫方式，不僅摧毀了一座獨立的房子，這座確定的房子，而且可以說摧毀了房子本身，摧毀了可稱之為「房子」的房子，摧毀了房子的本質（這種本質恰恰以這樣一種摧毀的形式才是可以理解的）。

已經遠遠地離開維舍格勒和波斯尼亞之後，有些事情我事後才恍然大悟，回想著他們的哀訴，不僅僅是那些母親的哀訴，還有在群山之後的人的哀訴：他們所哀思的人並不是早已死去了，升天了，對那些親人和受到打擊的人而言，他們剛剛才死去，就在眼前，就是現在、現在、現在、現在，歷歷在目的現在。死亡一直在公墓里上演。這不是我們的死亡，我們的死亡不是這樣？懂了嗎？真的懂了嗎？或者理解，理解過去，壓根兒就不理解，五十年前，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死亡在當時的波斯尼亞到底意味著什麼。當年？對於那些活下來的人來說，死亡就發生在現在，就是現在。在此也許有必要補充說：我覺得，這樣一種不同的時間觀念不僅僅是斯拉夫人或塞族人對死亡的特別崇拜的後果——同樣，在其他被波及的人那裡也可以確切地感受到，也許流傳著一個傳言，比如說，在穆斯林看來，他們的墓地不是參觀之地：我不相信這樣的說法。

五月里的周日清晨，德里納河左岸零零星星地已經有人開始垂釣，在岸邊的灌木叢中，不一會兒就烈日當頭。我又想起了維舍格勒的另一篇戰時報道，不是一個扮演成作家，恨不得就是第二個阿爾伯特·加繆的記者寫的，而是一個無名無姓的遊客。在他的報道中，與其說意在搜集證據、追蹤或者編造故事，倒不如說要把當初一些無可懷疑的、也未受到懷疑的個別現象進行分門別類，最終發現中間的空白——因此，他並沒有在報紙上公開發表，只有私下裡傳來傳去：其中有這樣一個維舍格勒的德里納河垂釣者，已經截肢了，只能從橋上高高地把魚竿甩下去——因為在下面的斜坡上，他根本就無法支撐身子——，所以，作為一個殘疾人，他只能靠釣魚為生，可這樣的機會少之又少。

然而，在這個平日更多無聲無息的，但是被不計其數的人，絕大多數情況下昨天還在維舍格勒，今天就無所事事地竄來竄去光顧（？）的地方（？），這種緊迫的響聲，就是那些幾乎完全被震碎玻璃的、只剩下周圍一片黑乎乎的、成千成萬個窗洞前矇著的塑料布隨風嘩啦嘩啦、噼里啪啦、嘎里咔嚓地響動。

到了山頂上，穿過那扇顯然早就打開的大門，進入東正教教堂。這座從外面看上去不大的建築，裏面就像在巴黎郊區我所習慣了的那個俄羅斯小教堂一樣，儘管司祭室前的聖像有一道隔離牆，可空間顯得非常寬敞。和那個正沉浸在準備做聖禮的司祭九_九_藏_書及其助手為伍，我覺得自己就像一個擅自闖入的人，便趕緊又退到外面去：教堂下方是陣亡者公墓，四周雜草叢生，長得像莊稼一樣高，此間黑壓壓一片，不僅因為彼此連環套在一起的墓碑石塊，而且因為來祭拜的人，開始幾乎全是婦女，老年婦女，蹲在墓碑前後，與這些墓碑形成了一個動態的統一體。她們用海綿和抹布認真擦拭著親人的墓碑，把墓碑擦得鋥亮，就像在家裡幹家務一樣。然而，她們清理那些有縫隙或者被腐蝕的肖像時，動作顯得異乎尋常的輕柔，時不時也很用力。

然後，從教堂一走一滑地下山來，來到一片沼澤地。在這個聖水和銀礦之城當年的療養院——想象著，它就叫「歐洲酒店」——旁邊就是蜜蜂之家。不，在殘破的牆壁之間只有一個小蜂箱，真的還有幾隻蜜蜂嗡嗡地繞著蜂箱飛來飛去，數量與上面荒地里刨地的人幾乎不相上下。

現在記憶告訴你什麼呢，事後，在S城的幾個小時里？——當然，那裡也出現過小孩子，可是記憶既沒有留下他們的畫面，也沒有留下他們的話語。當然，就像之前和之後在對面穿過整個瀰漫在五月色彩中的塞爾維亞和在這裏穿過波斯尼亞一樣，在S城裡也是楊絮漫天飛舞，漫山遍野的金合歡花先是白茫茫一片，然後慢慢變成了灰白色。可是，記憶對此也沒有留下任何畫面和話語。同樣，對於遠在下方的山谷里以及臨近的山谷里可能發生大屠殺的地方，也沒有留下什麼畫面（然而，從中卻留下了不少別的、不同的畫面：荒野上那些死人頭骨，從眼洞、鼻孔以及嘴巴里長出了鮮艷的花朵——而荒野其他地方根本就看不到一朵花！———，與那些恰如其分的灌木枝條交相輝映。從一個選好了照相機拍攝高度的上方定好位，選取同樣的背景，加上更卓越的照明燈光，調高亮度，精心布局色彩，為了獲得由星際攝影家協會每周日頒發的戈雅最佳攝影獎、沃利策獎或者「無國界攝影獎」）。

在塔拉山脈和德里納河之間短暫的果園停留期間，有一些路人駐足在柵欄外，跨過圍欄，徑直坐到長桌旁——這裏開始了鄉間的周末生活。就這樣，這種情形就會在這位老婦人的果園裡繼續下去，直到周日夜裡：有電廠的工程師，有難民鄰居，有城裡來的親戚，也就是來自小城巴伊納巴什塔和大城市貝爾格萊德，有村子里的孩子，還有長途卡車司機，其中包括那個地質學家，他一邊講述，一邊感到驚奇：從這裏到海邊的直線距離多麼近啊，亞得里亞海，一座山脈接一座，都是南北走向，絕大多數河流也一樣，截斷了向西的路；沒有一條向西通往地中海的河谷，更不會筆直和直截了當，而這樣的地貌現象——廣闊的大海前一道又一道屏障——無疑共同決定了整個波斯尼亞以及整個波斯尼亞的思想歷史。——而維舍格勒，這個戰前令人喜愛的短途旅行目的地，其間只隔著一道山脊？從那以後，再也沒有人去過那裡，即使已經恢復和平半年多了，依然無人問津。

這些零零散散的塞族人，這些居住在波斯尼亞的塞族人是多麼需要我們這些傾聽者！後來我還一直在想，我們中的這個和那個有朝一日還會動身去那裡，首先什麼都不用做，只需靜靜地聽他們訴說。

與此同時，不可忽視的是：在塞爾維亞河岸這邊，不僅在我們身邊的蘋果園裡，在那些剛剛才蠅頭大小的蘋果下面，這種近乎神奇的景象看上去祥和平安。可對岸的波斯尼亞草坡上，幾乎所有的農舍都沒了屋頂，只剩下光禿禿的殘垣斷壁。每每想起她的丈夫，女主人總是淚眼婆娑。丈夫在上次戰爭爆發后不久就開槍自殺了。是嗎？不，此時此刻，就在她的眼前，結束了他的生命，離開了她的生活。

這裏所說的應該是一個當今的故事？今天誰會讀它呢？——一個沒有敵視人類的惡人、也沒有敵人-圖像的故事？

他這麼一招手，我們三個同伴又聚到一起去他「家裡」做客（我忘了提及第四個人，也就是我們一個陪同，來自巴伊納巴什塔，我們在此稱他為「修道院圖書管理員」。自從戰爭結束以來，就在去年冬天，他是唯一敢於從家鄉塞爾維亞來到之前並不如此遙遠的S城的人。那麼與眼下的五月相比，這裡有什麼變化嗎？「沒什麼變化——在過去的半年時間里，這裏一點變化都沒有。唯一不同的是：當時是雪天，大雪天，城裡顯得更為寧靜。」）。

那麼現在的問題是：如何進一步講述、如何描寫圖像、如何描寫、如何排列圖像：彷彿在一個個像S城這樣的地方，是可以再次經歷那樣一些像伊斯蘭或東方世界禁止的畫面的東西，或者至少是一種從某些現象出發的圖像-警告，一種拒絕，無論如何拒絕那些那些大幅的、塗過色的、描寫到頭的、雄壯和全景式的圖像；一種拒絕，它因此似乎會賦予或者留下空間，為地地道道的小圖像，為那些幾乎再也不能辨認為圖像的、同時幾乎再也沒有什麼意義的小圖像——再說，這樣一個微不足道的圖像與別的小圖像連接成一幅赤|裸裸的，赤|裸裸的？整體上也許會表明這個和那個的「阿拉貝斯克」。是的，阿拉貝斯克。

一位塞爾維亞讀者看了我的《冬日之行》之後，寫信問我：我是否意識到，對我來說，再也沒有退路可走了。

接下來，我到現在至少這樣清楚地記得，一路相當沉默，直到進入嘈雜的貝爾格萊德。而且後來，在離開貝爾格萊德前往南方的科索沃那幾天里，依然是一路沉默（關於科索沃，這裏就不用贅述了——如果沒有科索沃的那些天，那麼這些迄今為止所講述的東西、所問到的東西似乎就會是另外的樣子）。

為之，還要注意的是：現實情況是，我無疑知道一些事情——也許比其他人多一些——，但是，儘管如此，我仍然無能為力。另外，在這次旅途中，我覺得我的知識變得越來越不確定。但是，按照我的經驗，預感卻變得越來越明確，因為它預先指出了與任何知識完全不同的東西——這種預感或者恰恰就是幾乎沒有在任何別的地方出現過——不允許出現——的第三視角——為什麼不允許呢？

塔拉高原恐怕也是歐洲中部阿爾卑斯山脈的一部分，上面到處都是高低不平的短草草場，不見雲杉、松樹以及蕨類植物的蹤影，與生機勃勃的、時而閃爍著汽車燈光的河谷世界形成了鮮明的反差。下車，去灌木叢里，去苔蘚地里，去尋找蘑菇。不，繼續在山上盤來盤去，終於來到塔拉山的另一邊，然後拐進一條短暫又變得寬闊的、標有「維舍格勒」指示牌的公路駛去。儘管之前似乎要經過兩個邊防站，但卻沒有看到任何跡象。難道穿過了一條長長的、漆黑的、滴著水的隧道后，就進入波斯尼亞了？按照茲拉特科的說法是這樣。他以前當過兵，熟悉南斯拉夫地理。這是因為，剛一出隧道口，就有一隻狗毛豎立的小狗直衝著小車撲過來，這肯定「是條波斯尼亞狗——這樣的狗一旦發起攻擊，是決不會退縮的！」確實如此，車子在馬路中間繞著躲來閃去：這條狗不僅沒有停下來，而且立刻又齜牙咧嘴地沖向車輪和輪胎。

後來，我畢竟還是問了一個問題：問起當地那兩個清真寺為什麼被毀了。答覆是：必須毀掉。一個清真寺里存放著大型武器，另一個則存放著彈藥。那些清真寺平時空空如也，這好像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儘管如此……就像在那篇已經提到的，兩年前出自一個非職業記者之手對維舍格勒的形勢報道中說的：當地人雖然都很坦誠，但是他們似乎還守著一個秘密，一個對誰都不好的秘密。

在傍晚的光亮中，我們越過邊界又回到塞爾維亞，沿著山路一直往上，深入塔拉山脈，在那裡穿過在整個植物學圈裡被稱為「塞爾維亞雲杉」的森林，那些經歷了冰河時期仍然存活了下來的參天大樹，那些原始細長和高聳岩石的參天大樹，而且還能聞到高原樹林蘑菇的香味。之後，在深深的星期日夜色里，拐過一道又一道彎，一直下山又回到巴伊納巴什塔。跟之前的波斯尼亞小城相比，此刻是難以描述的反差，一派「活靈活現的」雅緻（而在戰前，情況應該完全相反）。自從戰爭結束以來，沒有一個當年喜歡維舍格勒的塞爾維亞人從巴伊納巴什塔再去昔日的朝聖和觀光之地看看。為什麼？聳聳肩。在我們返回的路上，我們也真的了解到，從其他塞爾維亞地區，比如貝爾格萊德、諾維薩德、尼什，也沒有人願意去。看樣子，彷彿對於大多數生活在塞爾維亞的塞族人來說，生活在波斯尼亞的塞族人都是外國人。這種情況也許不是在那場戰爭以後才出現的。

如果說路上有其他車輛的話，那麼幾乎只有迎面而來的。我們下車的地方大概以前是斯雷布雷尼察市中心：現在不過是焦土、煙塵和灰燼的中心。在熱浪陣陣襲來時，那句斯洛維尼亞鄉下的俗語也同時襲上我的心頭：「在你們那兒，冷得就像在火場里一樣。」

在伊沃·安德里奇以前生活過的城市待了一個漫長的周日後，直到夏日深夜裡，我們還在回味著白天的經歷，或者更確切地說那沖向我們的東西，或者那撞擊我們的東西，那沒完沒了的雜亂，那粗俗的語言，還有新學來的波斯尼亞語罵人話，比如「jebo te miš」（狗日的！），「老鼠會操你的」，「你媽傻逼，操你媽，操|死她！」「你家房子上CNN新聞了！」（意思是：起火了，爆炸了，等等）。之所以聊這些，因為這是為第二天越過邊境，再回到波斯尼亞準備的；我們從另外一個地方，沿著德里納河順流而下，去斯雷布雷尼察——一個多麼好聽的名字，去「銀城」，去「阿爾根塔利亞」。然而，這個「斯雷布雷尼察」幾乎無法從我們口中說出。可以感覺到，我的兩位塞爾維亞朋友壓根兒就沒有興趣去那兒。但是，必須去。誰說必須去？最後，我們每個人都同意去。

後來，直到深夜裡，我仍然站在維舍格勒酒店客房敞開的窗戶前。身後的城市繁星俱寂。那座黑暗中微微閃爍的宏偉大橋上此間也徹底沒有動靜了。夏日的夜空繁星密布，南方一片明朗，同時就像沒有歸屬，再也沒有什麼東西使之與下面的地球息息相關。此時此刻，對那些關於四年前在這個鄉鎮發生殺戮的報道的思考與這種圖像交織在一起：據目擊者（也像我在這兒一樣，正好從一個飯店房間里目睹的）稱，許多受害者被人從對面橋欄上推到河裡，而這一切都是由一個年輕的塞爾維亞民兵隊長下令執行的。為此，我還特別清楚地記得刊登在《紐約時報》上的一篇文章，振振有詞地討伐了這個此間已經銷聲匿跡的民兵隊長：這人——他的主要特點——在那個被他稱為「狼隊」的准軍事化隊伍里「經常光腳走路」；在其他那些司空見慣清一色的穆斯林原告證人中，又是司空見慣，也有那樣一個獨一無二的塞爾維亞人，一個來自這座城市的士兵身陷囹圄，在那裡受到了聯合國警察的審問。可是後來，文中這樣寫道，被交換了，同樣消失了（報紙上幾乎肯定說「他走向毀滅了」）。現在我禁不住問自己，為什麼在這場戰爭中，一再偏偏是那些恐怖行為可能的主要見證者看樣子被毫無例外地釋放用於交換了，一個幾乎出現在所有這樣的報道中的事實，而每一次都毫無疑問地繼續傳遞下去：如果這一個和那一個證人知道如此慘不忍睹的事情、如此暴露真相的罪行——為什麼後來還要交換並且放走他呢？為什麼所提到的那篇文章裝模作樣，彷彿那個塞爾維亞-波斯尼亞塞族狼隊在1992年的維舍格勒完全隨心所欲地橫行了數月？整個城市成了區區幾個光腳的人玩弄貓鼠遊戲的慘無人道的空間，製造了成百上千的受害者？（又像報道中司空見慣的，塞爾維亞-塞族軍隊在邊境那邊不動聲色地觀望著，又像報道中更加顯而易見的，根本就是隔岸觀火。）當時的波斯尼亞，不是已經全面爆發了內戰，到處都在爭戰嗎？面對一個穆斯林占多數的、早就為了戰爭武裝到牙齒的，而且也是當權的人民，這樣一個手無寸鐵的恐怖怎麼會恣意肆虐呢？那個立在橋頭上的伊沃·安德里奇紀念雕像不是就在戰爭爆發前一年被炸掉了嗎？作為戰爭的一個先兆，又是被誰炸掉的呢？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幾乎是通過銀行越洋而來或遠道飛來的信息收集人關心的只是他們的故事、他們引起轟動的新聞、他們的戰利品、他們可以出售的東西（其實這壓根兒也沒什麼可鄙視的）———「目擊者稱」，「倖九*九*藏*書存者說」，就這樣，連篇累牘，似乎蓋上了真實的印章。但是，他們幾乎不關心任何來龍去脈，而進一步的、針對問題說明和澄清，根本別提了，早就不復存在了。就連那些昔日嚴肅的「世界報刊」也不再關注對波斯尼亞和南斯拉夫特有的歷史，一個又一個來歷了——一種問題表現，它以另外一種意義去打動人，就像那個被雇傭來到維舍格勒、並且深入波斯尼亞山區的曼哈頓記者撰寫的拙劣的文學式結尾一樣（全然不會打動人，而只是厚顏無恥地追尋著這個目標）。他在文中讓一個從城裡逃出來的女證人說出田納西·威廉斯式的話：「就是這座橋。就是這座橋。就是這座橋……」因為她最近眼睜睜地看著母親和妹妹被人從橋上推下去。

然後，有一個母親，或者祖母？蹲在兒子的墓后，或開始吟唱，或禱告，或呼叫，或乾脆悲泣。在整個過程中，雖然墓碑及底座早就擦得乾乾淨淨，可她仍然一個勁地擦來擦去：絕對不是我們有人也許想象的南部的「哭靈女人」那種又哭又鬧、大喊大叫和號啕痛哭，更多是因為悲痛而生、伴隨著悲痛和憂傷、十分克制的停屍床前的獨白，不是對著某個人說，也不是對著屍體；幾乎無聲無息，哪怕是輕聲或囁嚅；簡直就是在深深地吸氣，僅此而已——沒有多餘之舉，也沒有過分之處，每一個聲音、每一個音節都這樣穿過嘴唇，一絲氣息都不多；既不隨心所欲，也不刻意為之，只是這個上帝造物的表達；她不用費勁，或者「不用大聲」，呼出，時而也嗚咽出悲傷，不，失去的痛苦。就這樣，也許還受到了這周日早晨的寧靜的寵愛，迥然不同地飛向空中，瀰漫在那裡，就像一個詠嘆調，當然不是那種男女升天的詠嘆調。這也是一個少見的時刻，因為我在維舍格勒不能贊同伊沃·安德里奇的說法；在《德里納河上的橋》一書中，他把這樣一種幾百年來在這個地區一再流傳的詠嘆方式描寫成哀思者對自身痛苦的一種愛慕。我並沒有從中聽到這樣的說法；此時此刻，在這裏也聽不到這樣的東西。難道在這裏還需要補充說明，在這個塞族-東正教墓地上，那樣的哀思當然也包括在其他地方一模一樣、只是表達方式不同的痛苦？

界河這邊的塞爾維亞依然是——經過了波斯尼亞的幾道山脈，然後又走過了塞爾維亞上百英里的丘陵和平原——一個孤兒的巨大房間，跟去年冬天一樣。然而，這個房間現在卻噪音肆虐，充滿了刺眼和不同尋常的顏色和形狀。在我們這個緯度，人們把它稱為「拜占庭風格」，而我覺得更像是蒂羅爾風格、巴登符騰堡風格、諾曼風格或美國的內華達風格。

進退兩難的瞬間，那些當地人充滿懷疑和不信任的瞬間，我們特別關注的是那一個根本還不太顯老的逝者母親。這時，她剛擦拭完墓碑，正準備向這幾位陌生人哭訴，可她的親人似乎阻止她說：「算了吧——這些人對我們這裏的情況一無所知！」這位母親面對這幾個外國人，不由自主地審視著我們，然後大聲喊道：「不，他們懂，他們懂！」

的確如此：在維舍格勒，只有在墓地才能看到生活的氣息；而在斯雷布雷尼察，看樣子不再有任何生活的氣息了——然而，或許在那裡能夠發現別的什麼，一種用我們的概念難以企及的東西？

但是接下來，在峽谷中，我們首先碰到了第一個塞爾維亞或者南斯拉夫邊境檢查站。之後恐怕就到波斯尼亞了，我的兩位同行者如是說。他們此刻同樣熟悉這裏的地形，因為你會看到路邊有燃燒木炭的煙霧，能聞到烤羊肉的味道。可那裡什麼都沒有：越過第一道邊境，繼續盤山而下，來到峽谷深處，是一片無人之地，如此之長，這在兩個國家之間是很少見的，比起之前的全部行程，也更少有車輛行使過。芳香透過敞開的車窗飄進來，又只是來自正在盛開的金合歡，這在整個南斯拉夫四處可見。金合歡的蔥綠在這裏變成了獨一無二的、像灌木叢似的白茫茫的海洋。

經歷了維舍格勒的這個早晨之後，我才得知：如果說在這個此間已經成了純塞族人居住的地區，除了星期天彌撒其間的擁擠和保持寧靜之外真的還有類似群體生活的東西的話，那麼，確切地說，就是做完聖禮之後一起去墓地——甚至連我的兩位同伴也參与其中，一個是茲拉特科，從他在塞爾維亞東部摩拉瓦河附近的坡洛丁村度過了童年時期以來是第一次；另一個是扎克，他是鐵托共產主義時期一名共產黨領導人的兒子，也是第一次。聖禮持續了很長時間，快到了中午時分，恐怕到了東正教徒誦念神聖信條的時刻，對當今的天主教徒來說，應該是唱彌撒曲祈神賜福了。此時此刻，女人們在墓碑前的悲泣聲聽起來有好多聲部，即使每個女人的聲音從墓碑到墓碑各不相同。這期間，用來擦拭墓碑的海綿和抹布又拿來擦眼淚。此刻人群中也有很多較年輕的、甚至是非常年輕的女子，鬥士們的遺孀？姐妹？接著，出現了越來越多的男人，父輩和兄弟，還有一些局外人（局外？）、從前戰爭的退伍軍人，墓地越來越被大多都穿著白襯衫、運動鞋和外套的年輕人照亮了。在狹長而無靠背的長椅上，越來越顯而易見地擠滿了人。托盤上端著自釀的瓶裝燒酒傳來傳去，酒杯如頂針大小，配上專為聖禮活動特製的小吃，有切得薄薄的黃瓜片、西紅柿和生火腿片，也有乳脂做的乳酪等。哭聲一片（漸漸地，無聲，抽泣或嗚咽，零零星星），擦拭墓碑，相互祝酒，咀嚼食物，走到一旁，轉身回來，繼續哭泣。

怎麼開頭？比如像這樣：「在所有橋樑和道路開始的地方，也就是我對此所描繪的圖像起源的地方，都有條條小道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我就是自由地從那裡邁出了第一步。這就是在維舍格勒，而那些路面堅硬，凹凸不平，就像被啃過一樣……」（伊沃·安德里奇，《小路》）

啟程伊始，我們這次還是朝著大肚子山方向進發，剛一駛出貝爾格萊德，進入典型的塞爾維亞平原（後面就是德里納河……再往後就是波斯尼亞……）。跟之前的冬日旅行時一樣，又迷路了，而且在同樣的地方，於是又在鄉間公路上繞來繞去，坑坑窪窪，又小——很難看清——又深，簡直成了跨越障礙之行，比許多彎道還要蜿蜒曲折，如同去年十一月的大雪之行。直到山腳下的瓦列沃城，我們才重新回到那條正確的道上，也就是快車道。在駛入瓦列沃城之前，路兩旁密密麻麻站滿了人。為什麼他們都穿著統一的制服，是警察嗎？這時，我們突然想起來：這天正好是德國外長來訪，表示承認這個「南斯拉夫殘餘之國」；此時此刻，他可能要從波德戈里察/黑山回到貝爾格萊德/塞爾維亞。我們並沒有看到外長的車隊，因為我們又像去年冬天一樣，一到瓦列沃城裡，立刻就從那條車隊穿行的大道上拐進了輔路，沿著山路向上，穿行在Debelo Brdo，也就是大肚子山上；它此時不再冰雪覆蓋，也不再早早就變得昏暗了，而是漫山遍野一片翠綠。然而，今天車窗外又是一絲絲涼意襲來（當然只是來自山澗峽谷）；今天，在幾乎整個漫長的盤山行程中，也有一簇又一簇的東西輕輕地落在前擋風玻璃上——不過不是雪花，而是從山澗和道旁的楊樹上四處飛來的花絮，直到高高的上空，到處都飄著花絮，車道兩旁銀裝素裹，白茫茫一片，一直延續到半山腰。從那裡往上走，幾乎全都是松樹和杉樹——終於不再飛絮漫天了。

就這樣，轉瞬間，防禦沒有了對象：從這個時刻起，人們從維舍格勒墓地的各個角落跑過來力勸我們，訴說著，咒罵著，告知信息（是完全另外的信息，與那些在別的地方給我們染過色加過工的信息完全不同）。大概如此，只是暗示，比如說：「德國人曾經長期在我們這裏很受歡迎，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甚至之後也是如此。如今他們成了我們最可惡的敵人。我們是一個如此弱小的民族，可整個世界（邊說邊用手指著空中，整個「世界」指的是北約轟炸縱隊）都針對我們——你們告訴德國吧，它應該感到羞恥！我們再也不會有歡樂，再也不會有慶祝，再也不會有節日。我們大家如今能夠一起去的地方就只有墓地了，維舍格勒一帶還有很多這樣的墓地。教堂，禮拜，是的，不過只是形式而已，宗教已經死了。唯一的生活、唯一的群體生活就發生在我們的公墓里。體育運動，就這樣：最優秀的運動員都死了，無論是足球還是籃球——戰前，我們曾經有一支非常優秀的籃球隊！貝爾格萊德那邊的當權者背叛了我們，但是他們還能有什麼別的辦法呢？像我們這樣的弱小民族早就不能決定自己的命運了。那又是誰來決定呢？決定？誰把這些小小的民族捏在手裡？捏在拳頭裡？摁在拇指下？如今，對操縱最高權力的司法機構來說，追求的是這樣一種權力和專制，而不是權利。審判，是的！但是，同時針對的是來自所有三個交戰民族的人，而首先不是針對一個塞族人——全世界的注意力都完全另外猛烈地指向那樣一個被告，而且他還是第一位被告，這將會影響世人了解真相，將會繼續歪曲歷史！這輩子，我不止一次躲過了槍林彈雨，躲過了納粹，躲過了烏斯塔沙。我馬上就八十歲了，最後還是我自我了結吧（這位退伍老兵握著拳頭使勁敲打自己的額頭，如此猛烈，他蹣跚著倒退了幾步）。只有一死我才能從這裏解脫。再也不跟穆斯林生活在一起了，當然，我在他們之中也有朋友。」（我記得最後這句話是一個年輕人隨口說出來的，現在書寫時我就在想：他說「再也不」是不是實際上就是這樣認為的，他如今顯然再也沒有一個穆斯林朋友了：下一次，在合適的時刻，要問問他！因為這句話讓人難以置信。）

從現在開始什麼也不問了，如果非要問的話，無論如何要以完全另外的方式開始，而不會用下面的話，即《紐約客》雜誌上一篇較長的波斯尼亞故事的開頭第一句話開始：「哈里斯XY和他的朋友打牌時，便經歷了種族清洗。」

當南斯拉夫航班在貝爾格萊德河谷平原地帶降落時，天氣悶熱無比。機場周圍雜草叢生，連一朵小花都看不見，讓人感覺彷彿已經到了夏天，春天早已過去。貝爾格萊德主街兩旁的加油站又像以前一樣照常營業，馬路邊上已經見不到小販手舉汽油瓶叫賣加油。取而代之的，是在市中心可以看到一些罷工的工人，儘管人數不是很多。他們來自國有企業，聚集在南斯拉夫聯邦政府的大樓前討要被拖欠的薪水。在那高高的玻璃窗後面，時不時會露出一個官員或者更多是官員秘書的面孔。

然而，在貝爾格萊德那幾天，留在記憶里的無非只有郊區策穆恩的多瑙河畔此起彼伏的蛙叫聲。自從解除禁運之後，多瑙河上的貨運船隻又恢復了繁忙的運行。那是一種嘎嘎格格聲，隨著悶熱的暴風雨的第一次雷聲，突然變成了一種憤怒的吼叫。然而，當雷聲再起時，它卻沉寂了；當雷聲一聲接著一聲時，它彷彿變得無聲無息了，越來越寧靜。之後，還有足球賽在城市的另一邊舉行，靠近鐵托紀念堂，貝爾格萊德紅星隊對陣貝爾格萊德游擊隊：人聲鼎沸，一片喧鬧——觀眾共同成為一個巨人——在橢圓形露天球場上，兩支純粹的塞爾維亞球隊。看樣子，彷彿現在和以前沒有兩樣，這是一場大南斯拉夫決賽。我們說，是貝爾格萊德紅星隊對陣薩格勒布迪納摩隊，或者是貝爾格萊德游擊隊對斯普利特哈伊杜克隊，又或是盧布爾雅那奧林匹克隊。伴隨著一系列煙霧彈助威，有毒綠色，有硫黃色，也有亮藍色，一會兒在紅星隊的球門後面，一會兒又在游擊隊的球門後面。瀰漫的煙霧不僅籠罩在球迷上方，而且也淹沒了綠茵場上的球員，以至於這場比賽在很長時間內絲毫看不清傳球的路線，只看到身著球衣的人影在煙霧中奔跑。大家的注意力幾乎都集中在看台的觀眾身上：在所有座位上站著和坐著的觀眾，一片狂熱，一片興奮，彷彿這樣一來，在這個小小的塞爾維亞，要召回昔日的、包括從里耶卡到馬其頓的整個迪納拉疆域，幾乎可以歇斯底里地說，難道在這些欣喜若狂的游擊隊或紅星隊球迷的眼神里，不也同時一起回蕩著一種諷刺嗎？你只需打眼看去，它就會眨眼或者眨眼示意，不，閃爍回應。

什麼是眾所周知呢？歷史淵源也眾所周知嗎？有沒有一個人，一個機構研究這個歷史淵源，不是關注那段駭人的災難，而是意在某些別的東西？誰願意理解呢？有人願意理解嗎？

我曾經有過這樣的想法，如果這個地球上不管什麼地方亡靈復活還是願望，或者迫切的白日夢，或者放蕩的妄想的話，那麼在那裡，在S城至少一個失去家園的人，一個獨一無二的人那裡也會有復活，首先是那些先民的復活，或者至少其中一個人的復活，一個獨一無二的人的復活。不，果真如此的話，這也只會發生在願望、妄想或夢想的彼岸！或者，難道這不僅僅是突破九-九-藏-書悲哀的想法，或者突破到悲哀的想法？

當然，最後還要問餐廳老闆。據說他戰前是一個了不起的獵人：為什麼呢？為什麼在戰犯名單上？而回答不過是：這就是戰爭。奇怪的是：看樣子，彷彿他並不是以此要轉移話題，而他之所以不願意多說，更多是因為他壓根兒也沒什麼可說的，說多了甚至是夸夸其談，或者也許只是主人的禮貌而已：「你們想想吧，你們事先是怎麼想的！」而就在同一時間，傍晚時分，窗外駛過國際維和部隊的吉普車和坦克，空中有戰機飛過，聲音震耳欲聾。他們大多是身穿黑色軍裝的美國士兵，架著機槍和其他武器對著燒焦的房屋以及被洗劫一空的銀城山丘，上下揮舞著轉了一圈，穿過依然滾燙的煙塵，這樣盯著成百上千的當地野蠻人、罪犯、人類的敵人，遏制他們，痛斥他們。他們終於又收起武器，重新裝好，蓋上坦克艙蓋，向山谷下開去。然後，裡屋又是越來越熱切的懇求：「留在這兒吧，等吃完晚飯再走！平時也沒什麼人來我們S城。即使有許多人來，也是為了其他目的。」——「不行，我們得走了，過邊境有時限。」

然而，又是那個歷史淵源，甚至在S城那裡也一樣——記憶無論如何會告訴你——，它在起作用，並且必然要起作用，對於歐洲以及國際上所有參戰國來說，在這種國際快照製作和觀看，即一種沒有記憶的、精神盲目的生產和觀看時，它就不應該繼續存在下去。

然而，無疑不僅僅因為這樣，啟程離開這個城市之前的最後印象就像一個走進死胡同的印象，漫無目的的印象，不知何去何從的印象，心情沉重，憂傷，幾乎不能克制自己——周日的傍晚也使得這種痛苦和憂傷更加強烈，又跟在歐洲各處一樣，也許不僅僅在這裏。

在記憶中，曾經出現過這樣的圖像，在S城中心的廢墟中，罌粟花綻放，在熱風中不斷地向後搖擺；真的在那裡見過嗎？「真的嗎」？

看樣子，彷彿我們在那裡又一次走進一個不同的歷史里——在這個歷史里，我們恐怕再也沒有什麼可說的，我這個外國人沒有，那兩個塞族同伴也沒有。

酒店花園十分寬敞，像一個停車場，不知不覺地坐滿了人，瀰漫著星期六夜晚的氣氛。一群身穿白襯衫的孩子顯得特別寧靜，要麼只是沉默寡言，要麼懶得說話。在那個表情放肆的塞爾維亞女歌手的歌聲和周圍的轟鳴聲中，恐怕他們也沒有人能夠聽清自己的話。在接下來的所有時刻里，不管桌子上擺的是什麼，也沒有人去吃，哪怕只有一塊麵包。也沒有人跳舞（或者我只是沒有留意那些跳舞的人，沒有留意難民和當地人在一起跳舞嗎？）。而在那座沒有燈光、完全灰濛濛的——此外跟夜間的凡爾賽宮不相上下——穿過黑暗的舉世聞名的大橋上，夜晚甚至連一絲車輛過往的跡象都沒有，最多是些零零星星返回家園（？）的人。

我們聽見他在說話，像是對我們說，又像是對著其他人喊，同時揮舞著手臂：「我再也不是塞族人了，我什麼都不是了，我再也不想當塞族人了，什麼也不想是了。這個山谷里再也不會有蘋果成熟了。斯雷布雷尼察再也不會有露水光顧了。這裏再也不會有球踢進球門。我再也不是塞族人了。我不知道我是誰。你們別看著我。聽到沒有？！滾！滾一邊兒去，問別人去。世界已經把我們忘了。世界應該忘記我們。結束了，一輩子就這樣結束了。我再也不是塞族人了。」

主街旁的酒吧門前，都支著歐洲時尚、像帳篷似的太陽傘，即使到了深夜，在星空下，它們依然撐在那裡——坐在傘底下，有一種更加令人窒息的感覺，就像有全新格局的整個歐洲一樣，所有的地方莫不如此，哪兒也沒變好。我們又住在「德里納」酒店，這個我們早就熟悉的酒店——或許也是因為我寫過它吧？與之相應，在之前的露台上，夜裡又增加了我的和我們的冬日故事中的另外兩個人物：那個當地「圖書管理員」和「扎克年輕時候的女朋友」「奧爾加」（連同兩人的「女兒」，她當然立刻就走開了，因為她第二天有畢業考試。也是的，她幹嗎要待在我們這裏，既然她滿腦子想的是詹姆斯·迪恩或者像他那樣的人？）。

聖禮終於開始了：儘管教堂里漸漸地出乎意料地擁擠，但大家都奇怪地陷入沉思之中，沒有真正的齊聲歌唱，也沒有所謂的斯拉夫人的胸腔音。在偏僻的巴黎遠郊，在那藍色的洋蔥頭教堂塔頂下，我自己已經習慣了這個和那個年老的俄羅斯流亡者及其後代發出的這種聲音。在這個幾年前還是由穆斯林伊瑪目掌管命運的小城裡，這種情形來自那個之前的少數派宗教嗎？或者這種陷入沉思的氣氛自古以來就是塞爾維亞-東正教一個特點？它從來都沒有企圖俘獲其他民族的心靈，比如它也與克羅埃西亞的天主教截然不同，就看看「二戰」期間數千塞族人被天主教強迫皈依的事實吧（即使不是殺戮）。

當然，這裏不是要以此來清算——只是要澄清事情真相。如果那些暗示的歷史淵源真的要通過我們這些廣泛的媒體傳播出來的話，那麼，始終不過是附帶提一提罷了，作為無關緊要的枝節，抹殺和隱藏在一筆帶過的從句里，是些可以被疏漏和忽略的東西。「歷史是眾所周知的。回憶歷史，只需簡而言之」：有一家當年很嚴肅的西方報紙，在紀念S城種族滅絕大屠殺一周年的文章中開頭這樣說（眼下，1996年7月中旬，仍然是這個正確的、合法的修飾語）。

當然，相比所訴說的，這些人對待我們這些陌生人的方式和方法則給我留下更為持久的印象：你一言我一語，久久地被壓抑，激動，解脫；毫無惡意，頭腦簡單，那些話就像是終於喊了出來——與其說是來自一個居留地，倒不如說來自一個隔離站。與此同時，也沒有針對西方世界的仇恨之音，至多不過是一些憤怒而已。如果是一個民族的憤怒，那（也許之所以如此，因為它終於發泄出來了）也是一種幾乎開心或者快樂的憤怒，同時又是一種悲傷、平靜的（是的，有這樣的）憤怒，一種不太嚴肅的憤怒：一種幾乎只有零零散散的表演者的民族憤怒。

我們在一個山口同時也是高山牧場停下來休息。這裏放牧的不是那些在歐洲還常見的牛群，而是巴爾幹的豬群，不，是塞爾維亞的豬群。它們在吃草嗎？不，它們在狼吞虎咽——很小，很渺小，幾乎全身都是白色，就像是到處凸顯在草甸子之間的一塊塊迪納拉石灰石。在休息站那裡，在那片荒無人煙的地方，在那些小豬旁邊，還有一個小夥子，他在牧場邊上搗鼓著他那剛打開的手機。看樣子，這是整個巨人山上首屈一指的新鮮玩意兒。接著，別的小夥子都好奇地從四面八方圍攏過來打量，就像忽然間從岩縫裡和糧草垛上冒出來的，個個都是浪跡天涯的人，可是離回家還早著呢，也不操心回家的事。

到了晚上，三個人終於又聚集到河邊招待所的露台上。開始還可以清晰地聽到德里納河汩汩流動的聲音，聽到河水迫不及待地從十多個橋墩之間穿過的嘩嘩聲——嘩嘩聲和節奏聲，它們很快就全然消失在一個酒店樂隊的樂聲中，依然像是古老的南斯拉夫音樂。樂聲來自水泥露天看台，如此喧鬧，連同回聲一起，震耳欲聾，一直持續到午夜。「這聲音一定要這麼喧鬧，這就是塞爾維亞風情，塞爾維亞人就是這樣！」（坐在桌旁的這個塞爾維亞人茲拉特科幾乎滿懷自豪地這樣說。隨之，另一個塞爾維亞人扎克只是打了一個典型的塞爾維亞手勢，將手揮向身後那越來越有點寒意的夜晚。）

又是夏日正午的悶熱，風吹到臉上都熱辣辣的。我們沿著德里納河一側山谷繼續往上走，它的盡頭就是斯雷布雷尼察了。此時此刻，又是一陣陣熱風。山谷開始挺開闊，近乎平原，四周形成一片片微微隆起的高地——地理學家稱之為「山谷地貌」。行駛在山谷里，起初並不覺得身在山中。隨著山谷越來越窄，高度落差越來越大，在短短几個波斯尼亞里的路程中，最大落差竟然將近四百米。這時，1992年4月到1995年7月期間發生的那場戰爭的痕迹漸漸映入眼帘：先是這兒和那兒有幾個彈孔和熏黑的牆壁，再往前走，兩邊的山越來越靠近，一幕幕徹底摧毀的慘景，起先更多是田間的糧倉、倉庫和廠房、變電站、工廠，然後便是城郊的住房，其實是村莊的民居；比較小的彈孔變成了越來越大的穿透孔，整個房子牆壁現在都變成了天底下唯一的彈孔；槍擊變為炮轟，熏黑的面積也越來越大。山谷愈深地變成峽谷，建築就愈發顯現出城市的樣子，高高聳立，像是高樓大廈，最後籠罩圖像的是，沒有留下斑痕，沒有留下正面，也沒有留下牆壁。

「最後一個問題」：你是怎樣看待生活在波斯尼亞的塞族人的鬥爭的呢？——為之，也許又得看看「地理」：上面的自由戰士——在高山上——，山谷里的壓迫者，就這樣被「預先-看成」犧牲品——然而，在西部片里，那些邪惡的印第安人不也生活在山岩頂上，襲擊、屠殺無辜的美國人商隊——他們不是也在為自由而鬥爭嗎？「真的是最後一個問題」：有朝一日，很快會有人，誰呢？發現波斯尼亞的塞族人也跟這樣的印第安人一樣嗎？

可在去之前，我們還要在下面，也就是在一個通過平整而開闊的廣場上買點小禮物。我們繞道去那裡的一個小木屋：中國產的剃鬚刀片，還有一袋菠菜種子。我驚訝地發現，菠菜種子的包裝上大寫著產地Viroflay，就在我居住的巴黎郊區旁邊——我平日去那裡，只需要出門過條馬路就是了（種子是在伏伊伏丁納省的諾維薩德市包裝的；在S城這個廢墟廣場的售貨員以前是德國施瓦本地區的賓士公司的工人）。

毫無疑問，我們大家都以為維舍格勒是一座名副其實的城市，哪怕只是一個小城也罷。所以，儘管我們一而再再而三地看到了那些典型的西部電影風格式的、彼此顯然沒有絲毫關聯的地方邊緣建築，但依然期待著最終能夠住在那樣一個像中心的地方，比如說像一條商業大街或者一條南歐或東方寬闊美麗的林蔭大道。可是後來，我們不知不覺地已經來到下面的德里納河畔，它在這裏又變得跟上游的巴伊納巴什塔那裡一樣寬；我們踏上了舉世聞名的土耳其大橋——它就在這兒，比我們想象的橋拱還要多。這時，我們才發現，這些灰頭土面、斑駁陸離的簡易建築曾經幾乎就是維舍格勒的一切。湍急的河流對岸那一排排房子看起來更沒有城市的樣子，而無異於當地常見的、地勢陡峭、崎嶇不平的荒野，滿是泥土、灌木和石頭，上面交錯著一些牲口或人走的阡陌小道。

教堂的門關著，可上面貼了一張告示，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天做聖禮：一個打算，在這裏的一片死寂和封閉中，一種前景！教堂有一個洋蔥形圓頂，建於十九世紀末，也就是哈布斯堡王朝統治時期。就在下面的草坡上，立著石匠新打磨出來的墓碑。這裡是戰士墓地，或者「borac」也許可以更確切地譯為鬥士。有一百多塊墓碑，或者更多，都是一些黑色光滑的四方石頭。我們前一天聽說，這些墓碑石頭都是從瑞典進口的，途經義大利（但是，為什麼要用這種大理石，或者這是拋光的玄武岩？為什麼不從義大利就近取材呢？因為義大利只有淺色的大理石？）。每塊墓碑上都有逝者真人大小的頭像，一般都穿著軍裝，全副武裝，名字都加上了「Srpski borac」，即塞爾維亞鬥士。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死於1992年，也就是第一個波斯尼亞戰爭年。墓碑的背面雕刻著逝者真身大小的全身肖像，這是按照他們在平民與和平時期的照片雕刻的，比如說，這一個未來的鬥士穿著白色運動鞋，站在花地毯上；另一個坐在德里納河大橋那個凸出來的橋洞上。幾百年來，這裏一直是青年人聚會的地方，不只伊沃·安德里奇這樣說過；還有一個正在豪放地拉著手風琴……依然是傍晚的悶熱；陰森森的墓地里黑壓壓一片，沒有任何活著的生靈。從這裏俯瞰全城，再也看不到那些清真寺尖塔的一絲痕迹。那些圖片是我在一本於1989年在貝爾格萊德出版的安德里奇傳記中看到的（在其中一張出自上世紀的圖片上，我數過有兩個清真寺尖塔——這裏的東正教教堂塔頂看樣子還沒有建造；而在另一張更晚一些的圖片上——維舍格勒最終還是穆斯林占多數——，至少已經有六個清真寺尖塔，或者這些尖塔中也有工廠煙囪？如果真有的話，那麼戰後現在當然也不復存在了）。

我的兩個同伴，作為移居國外的塞族人，身處這遭受苦難的人群中，我看到他們正在問她們什麼。哎，問來問去問什麼！我已經看到他們舉起手中的小酒杯，與維舍格勒當地人親切地碰起杯，還招呼我也過去。就這樣，我也不知不覺地加入了碰杯的行列，也是一起問來問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