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長一陣子，一片寧靜。然後，我們身後一叢灌木沙沙地響起來，可其他所有灌木依然靜靜的。風在這叢灌木中停息了，一轉眼，山下房子旁一棵樹的樹冠晃動了片刻。一切又平靜下來，一點動靜都沒有：一種長久持續的寧靜；突然間，我們腳前的草開始波動。一眨眼，四周變得一片昏暗，萬物緊貼著大地。空氣令人窒息。剛才還待在灌木葉子上的黃色大蜘蛛，死在我們面前。約翰·福特在草上擦擦手，同時轉著戒指，彷彿他要變什麼戲法似的。我的手背痒痒的。我一看，是只蝴蝶，它正扇動著翅膀；與此同時，尤迪特的睫毛垂了下來。你只需要少呼一口氣，就能看到這一景。下面山谷里的橙樹林里傳來了雨聲。「上周我們晚上駕車穿越荒漠，」約翰·福特說，「在下面的亞利桑那，那兒落下了很多露水，我們都得打開雨刷。」在亞利桑那下面：這幾個字勾起了我的回憶。約翰·福特彎腰坐下來，幾乎閉著眼睛。大家等著下個故事，於是都俯身恭聽著，而我發現，我此刻在重複著他一部電影中一個人的動作；他原地不動，伸長脖子，身子俯在一個行將死去的人上方，看他是否還活著。

我們接著又走了走，孩子在我們身邊跑來跑去，路燈在夕陽中反射著光芒，好像它們已經點亮似的。我想扔點什麼，就朝動物園鐵絲網裡扔了塊橡皮糖。人們向我們迎面而來，睜著因上山和下山而發紅的眼睛。我們和孩子也坐上了一輛車。我們行駛途中，太陽已落到那些大廣告牌後面，依然放射著些許光芒。當車開到山頂上時，還能看上最後一眼，再看到時，它已經落進密西西比平原里了。

我走到樓下，在院內游泳池邊上一棵芭蕉樹下坐下。現在風已停了，身後吧台侍者偶爾搖晃出個飲品，池邊可口可樂和薑汁水自動機有時咕咕作響，機器的製冷只要關上，裏面的罐子就吧嗒地響。池裡沒水，探照燈照著底部，風輕輕晃動，像是喧囂后的余痛。院子上空繁星璀璨，你得眯起眼睛看。空氣如此清透，不僅可以看到明亮的月牙，連它的陰影部分也能分辨出。我突然發覺，在美國，到現在為止，我還沒看到一個人沉浸在什麼事情中。感知到什麼，這就夠了，接著就將目光轉移到別的地方。誰看的時間長些，也就立刻擺起行家的姿態。連那些居住地也不是沉沒在景色中，它們總是建在高處，突現出來，似乎是隨意撿起來的。只有醉漢和吸毒者，還有失業者在這個地方發獃，完全沒有知覺。我喝醉了嗎？我把杯子推到桌邊，直到它從桌邊自己掉進游泳池裡。

出來時我還看到洗衣盆旁的低幫鞋子，襪子縮在裏面。「窮困潦倒」，人們都這樣說。還是十年前流行的尖頭鞋。小孩子拿著汽球在一個屠宰場旁跑來跑去，肉店的夥計把一個孩子舉到死豬上方。一步一滑，我頭也沒回地走上埃斯塔卡達的主道。

畫家畫海報時，就會得到電影贈票，因此我們經常去看電影。絕大多數情況下，我渴望從電影院里出來，去外面深深呼吸。觀看特定的東西讓我很吃力，畫面的節奏擠壓著我，使我呼吸困難。僅有一次，克萊爾帶孩子參觀1904年世博園去了，我和畫家夫妻一起觀看約翰·福特的《青年時代的林肯》時，我十分忘情，觀看變成了夢幻。在這些歷史，也就是亞伯拉罕·林肯青年時代的畫面中，我夢想著自己的將來，在電影的形象中預先夢想著我將來還會遇到的人。越往下看，越是想遇到像電影中的人，自己不再需要去裝腔作勢，而是像他們一樣，以完美的身心活動在他們之中，隨著他們一起，卻有自己獨立的活動空間，也尊重他人的活動空間。小時候，我什麼都想模仿，表情、姿勢，甚至字體，可是現在，我以那些盡自己所能的人為榜樣：我不想成為像他們一樣的能人，而是要盡我之所能。就在不久前，我或許還可能去模仿他們說話時所帶有的這種南國口音，好像他們只是想輕輕地互相提醒什麼，或者這是那個還很年輕的亨利·方達發自內心而難以模仿的微笑，絕對不是衝著自己的，而總是忘我地投給別人的。三十年前，他扮演了年輕的律師亞伯拉罕·林肯——現在我擺脫了這種矯揉造作的渴望，我只是彷彿向銀幕上致意。

我不再跟自己自言自語了，期盼著白天帶來，就像以前期盼夜晚一樣；指甲和頭髮也長得比以前快了。

他太太坐到放在房間中央的手風琴旁，演奏了一首《綠袖子》。印第安女僕用托盤端來塗過黃油的熱玉米麵包片，我們邊吃邊眺望窗外。「皮毛里的豬耳朵望著我們。」約翰·福特突然說，「您願意陪我走走嗎？」

我們坐在山頂上的草叢中，向山谷下望去。他用一根長長的火柴點起一支雪茄。「我總想與人交往，」他說，「我也總想著最後一個離開，因為我不想讓留下來的人中有人對我評頭論足，同樣也想阻止別人離開時讓人說三道四。我也是這樣拍我的電影的。」

「我們在這裏已經習慣了看到具體的歷史人物都是站立的形象，」克萊爾說，「我們不是去演他們，而是去追蹤他們，而且只是追蹤他們人盡皆知的行為方式。如果看到的不是他們流傳下來的事迹，而乾著別的事情，我們或許會覺得滑稽。對我們來說，他們沒有個人的故事，他們的生活我們也不感興趣，他們只是自己所做過的事情或者至少在他們那個時代發生過的事情的符號。我們用紀念碑或者郵票圖像來紀念他們。在遊行和慶典時，他們不要由人，而是要由無聲而行動呆板的木偶來表演。真要演繹的話，他們最多不過出現在電影里，而且絕大多數不過是些邊緣角色。惟一例外的是亞伯拉罕·林肯，可他的故事卻讓我們感興趣，因為這可能就是我們自己的。讓他像菲利普國王那樣，作為戲劇人物艱辛地在舞台上走上走下，這對我們來說是不可想像的。正因為如此，我們不會把我們的歷史人物想像為英雄，因為他們是由我們選出來的，我們永遠都不必害怕和敬畏他們。我們心裏的英雄只是那些經歷過冒險的人，獨當一面的人、墾荒者和開拓者。」

第二天她開車送我去機場，她和孩子站在露台上，我朝亮著燈的黃色飛機走去，是布拉尼夫航空公司飛往亞利桑那州圖森的飛機。我們三人都揮手，直到互相看不見為止。

事後我對導演說：「像我周圍的人一樣，我首先關注的是，幕布是否會對稱地向兩邊拉開——先前那些舞者跳得很呆板。那兩個演員走進觀眾時，兩個人走上來時，步調不一致，好不自然。他們走上來，彷彿來到一片無人之地，然後又表演得那樣小心和匆忙，好像人家壓根兒就不允許他們在那兒表演似的。舞台不是隨便什麼表演場所，而是陌生的領地。」

目光又投向大海：如此空蕩，我覺得自己好像被它吞噬了似的。霧氣瀰漫在海灘上。我疲憊得全身像散了架，這些空空蕩蕩的中間空間使我暈眩。跌跌絆絆，骯髒不堪，糟糕透頂。在這些隨意擁有的陌生姿態中，我太久地感受到了愜意；我和所有的人都保持距離，因為我讓他們成為「生物」：這個生物，我這樣說尤迪特，這個東西：他，她，它。我將雙手插|進兩腿間，身子縮成一團。一架直升機飛過街面，照亮了柏油路面。

「噢，上帝！」他用德語說。

回到酒店裡，我立即去浴室洗手。當我去擰熱水龍頭時，發現龍頭很燙。是龍頭剛才流水了嗎？我退後一步打開龍頭，開始出來的是空氣，然後突然噴出一股滾燙的液體到水池裡，有幾滴噴到我的褲子上，立即在褲子上燒出黑邊小洞。這可好啦！我點著頭，像贊成似的。我看到兩個水龍頭螺口均有刮痕，便也小心地打開冷水龍頭，跳到一邊，讓硫酸水流出來。洗手時，我看到水杯上的玻璃紙套己打開，讓人拿起即可喝。我目不轉睛地盯著它們：來自另一個世界的物品，另一個星球的物品。

亞伯拉罕·林肯在電影里為兩個外地兄弟辯護，他們被控謀殺了一個長官助理。另一個名叫J.帕爾默·卡斯的長官助理聲稱在月色中看見了兩兄弟中的高個子刺死了那個助理。而小個子兄弟現在卻說是自己殺了人。兩兄弟的母親在大篷車上看到了打鬥過程，卻不想說出是哪個兒子殺了人。人們企圖用私刑處死這兩兄弟，林肯阻止了；他輕聲提醒這些醉醺醺的人想想，他們會是什麼人，他們或許忘記了什麼。他這時站在監獄前那個木樓梯上，胳膊夾著橫樑咄咄逼人的情景，不放過任何義正言辭的機會，而且持續好久，直到你看到，不僅那些醉漢，還有扮演醉漢的演員都自然而然洗耳恭聽林肯的演講，最後都徹底變化了，情景也到此結束。你感覺到電影院周圍的觀眾的呼吸也不一樣了，大家都高興起來。在庭審時，林肯證實，卡斯不可能看到了兇手，因為那天晚上是新月。從這時起，他不再稱呼他為J.帕爾默·卡斯，而只叫他約翰·P.卡斯，並且證明這個約翰·P.卡斯殺害了他的同事，而兩兄弟只不過在扭打時打傷了他。在載著一家人西行的大篷車上，被判無罪兄弟的母親遞給亞伯拉罕·林肯一袋錢作為辯護費。「拿著吧，我們有的都在這兒啦。」林肯真的接過了錢袋。「謝謝，太太！」然後與他們分手，獨自走向一個山坡。在電影里有一次，他騎驢與一個獵手同行了很長一段時間，戴著黑高筒禮帽，雙腳幾乎拖到地上，穿行在春天的景色中，一路演奏著豎琴。「這是什麼樂器？」獵人問道，「猶太人的豎琴。」亞伯拉罕·林肯答道。「很少有人演奏這種音樂，」獵人說，「可它很好聽。」一個人彈著琴，一個人跟著點頭，就這樣他們久久地行走在鄉間。

「我們幾乎不再做夢了。」約翰·福特說，「即使做，我們也會忘了它。我們無所不談，也就沒有什麼夢可做了。」

「也許你認識這樣的人吧。」我說道，「他們把自己看到的一切，也包括十分奇怪的事，立即就要歸結成一個概念，通過一種表達使之魔化，從而不用去感受它。他們對什麼都有個說法。那麼他們所說的，正因為本來就不存在說法，所以大多情況下都讓人發笑；儘管他們的表述就沒有這樣的初衷，卻很滑稽。因此，劇中人物一說話，也許只是一個表情，我就覺得一切立刻成了這樣的概念，那麼，這些人物我就再也想不下去了。此時我在考慮，是否在每場表演時，再讓一個人物上台，一個僕人角色，他立刻就給別的角色創造了新環境。這應該是個反角，而不是那個通常評論故事、掌控情節、全知全能的觀察者。這是因為，這個僕人按照自己的想法所解釋的一切——他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解釋一切——結果證明是錯誤的。他所預言的，永遠都不會應驗，他的所有解釋都是無稽之談。他作為解圍機器登場，可壓根兒就不需要他。這裏只需要兩個人偶然朝著不同的方向觀察，而他就湊上來的目的就是化解分歧。」

「可是為什麼，當你們的戲里沒有出現冒險行為時，人們在觀看唐·卡洛時變得激動不安呢？」導演問道。

聽得到，外面大街上，紅綠燈變燈時，很少有車開動。我身後酒吧里有一個男人對他的女孩說話時總是盯著空杯子，還不時地用牙齒蹭著杯口。我實在看不下去了，就自行離開了。

交通信號燈掛在路面上方的電線上，搖晃得如此強烈，誰也弄不明白綠燈指示哪個方向。高高低低漆成黑色的電線杆上，裂開的木片嗡嗡作響。我儘力快步地向北朝圖森方向走去，把手帕系在臉上擋風沙。

那掛歷上的照片——

我有時小睡一會兒，一次醒來時，我看到一條河流在面前延伸，河中有一座光禿禿的小山包。又一次醒來時，我們正在穿越黑漆漆的針葉林，我必須把身體伸出車外才能看到天空。「別開窗，空調不然就白開了。」計程車司機說道。我就受不了清醒時閉著眼睛，因為這樣的話，閉眼前我最後看到的一切立即就會襲來，令我窒息；等我睜開眼睛時，它才退回原位。又下起雨了，車窗變得模模糊糊，想必我睡著了，因為接著車窗玻璃又明又亮，陽光有氣無力的樣子，車窗前聳立著一面巨大的灰色岩壁。我直起身，搖醒自己，這面岩壁一直延伸到天邊，那是太平洋。司機打開收音機；裏面全是噪音。幾分鐘后，我們停在雙岩，海鷗卧在惟一一家加油站的屋頂上。

「尤迪特在哪兒呢？」導演突然一邊問我，一邊正從他的旅行藥箱里拿出一粒藥丸服下。「我們在華盛頓碰到了她。她來到後台問我，她能不能參加演出。剛好有個演員要回歐洲，所以我就高興地答應了她。我們約好在聖路易斯見面。我們還要在這裏稍微排練一下，後天，在堪薩斯城，她就要演埃伯利公主了。今天她發來了電報說，她不來了。」

埃斯塔卡達海拔一千多米，人口大約一千五百人，絕大多數從事伐木工作。我發現自己馬上開始尋找事故、急救、火警、警察之類的牌子。埃斯塔卡達這個地方只有兩條鄉村公路交錯。我們進入時，我在司機指給我的汽車旅店裡要了一個房間過夜，費用是5美元。我一覺睡到晚上，後來就乾脆讓自己滾落到地上。當我感到地上太冷時，便裹上大衣，在打開的電視前踱來踱去。電視畫面不清，因為埃斯塔卡達位於群山之中。我在前台詢問怎麼去單身伐木工人的住地。你得穿過厚厚的積雪，因為這個季節不再有鏟雪車。這個地方几乎看不到什麼樹，只是這兒或那兒象徵性地立著一棵松樹，只要上面的雪落下來，樹枝突然彈回去，會把人嚇一跳。有一片松樹立在開拓者紀念碑周圍，路過時我聽到後面有對戀人在竊竊私語。到處都拉著窗帘，從快餐店的排風扇里和運河鐵絲網裡湧出霧氣來，周邊的雪已融化了。那個開著門的雜貨店裡，有個拇指包紮的人在喝咖啡。

在教堂里，我摘下墨鏡和草帽。快到傍晚，正在做聖母念珠祈禱。靜下來時，你可以聽到外面風沙敲打著教堂門。幾個女人排隊站在懺悔屋前。我向祭壇望去時，記憶里看到有隻燕子在前面飛。我又沉浸於那種觀望之中。我一直反感宗教，儘管如此，我突然有一種能夠與什麼產生關聯的願望。真讓人受不了，總是獨來獨往，形影相伴。想必存在著一種與他人的關係，它不只是個人的、偶然的或者一次性的，在這種關係中，你不用依靠不斷要挾或者欺騙來的愛情來相互維繫，而是通過一種必然的、非個人的關聯。為什麼我從來都不能如同現在觀察這些教堂穹頂，或者石頭地面上的蠟點這樣來無所顧忌地友好對待尤迪特呢？無法以這樣一種感覺從自身里解脫出來，實在糟糕透頂。那麼你不得不站在那兒，沉浸在事情和過程中，懷著莫名的虔誠。

暮色中，我們站在木屋前的花園裡，幾乎無所事事，連腳都不換一下，沉醉，像是獨腿似的。時不時有人從幾乎被忘記的手中杯子里喝上一口葡萄酒。有時候，你會擔心再也堅持不下去了，你身上的一切變得如此無影無蹤了！鳥兒不再歌唱，只是在樹叢中跳躍。周圍可以看到一些人下車走向自己家門。街上空蕩蕩的，漸弱的風依然卷著玉蘭花瓣飛舞，它們是黃昏后被第一陣風從樹叢下吹到了人行道上的。鄰居的窗上在上演著色彩遊戲，每隔幾秒鐘就變換一種色彩：那兒人家在平日就昏暗的屋裡已經打開了電視機。我們房子下面也有一扇窗戶敞開著，屋裡亮著燈，除了被照亮的后牆，什麼也看不到。克萊爾時而從前面走過，因為她正要去哄孩子睡覺：一會兒抱著脫|光衣服的孩子，然後又獨自一人從另一邊走出來，端著一個茶杯，隨之牆面什麼都沒有了，只有克萊爾淡淡的影子，她在房裡什麼地方彎著腰照看孩子，最後只剩下空蕩蕩的牆壁。四圍變得越黑，牆壁反光就越強烈，籠罩在均勻的深黃色光亮中。這光亮並沒有被牆體吸收，而是好像自行彌散開來。「類似的光亮只有在上世紀的油畫上看得到。」畫家說，「那光亮並不是來自別的什麼地方，比如從天上；而是從底色本身散射出來的。在卡特林和雷明頓的畫中，天空總是慘淡和蒼白的，霧蒙蒙的，從不見有太陽，只有從底色中泛出一種神秘的深黃色，從下面照到人物的臉部。黃色是這些ｒｅａd•99ｃｓw•coｍ畫的主色調：馬車輪子、槍筒里噴出的火藥煙霧、行將死亡的馬匹的牙床、鐵路軌道等，一切都泛著黃光，從內向外；這樣一來，每個對象都突顯出來，就像在徽章上一樣。如今可以看到這種黃色處處被模仿：停車場的停車線和馬路線、花園前的信箱、帶有美國圖案的T恤等。」——「麗都酒店牌子上的箭頭。」我說道。畫家和妻子讓我看他們的手掌：妻子的雙手總是給他描繪天空，幾乎難以看得出來；可丈夫的雙手卻在昏暗的其他色彩中閃現出黃色。「這是一種顏色，只要你一看到，立刻就會產生聯想，」畫家說，「你觀看的時間越長，就想得越遠，直到突然想不起來為止。那麼這是一個瞬間，你無非站在它面前在做夢。」——「在那些黃金年代里。」站在遠處的太太突然說道。屋裡的燈關了，不管你望向哪兒，餘光到處反照。克萊爾嘴裏含一個麵包走出來，那是孩子晚飯時剩下的。我們又坐到涼台上，這對恩愛夫妻放起老唱片來。唱片剛一放完，他們就相互提醒剛才感受了什麼。《我想牽你的手》：「我們那時在洛杉磯一家墨西哥餐廳喝著冰鎮啤酒。」——《決鬥》：「你還記得當時風暴把氣墊都刮到海灘上去了嗎？」——《城市的夏天》：「那是我們最後一次收到家裡寄來的錢！」——《野獸》「我們那時候像小精靈似的生活。」——《日升之屋》……他們越來越興奮，克萊爾突然說道：「你們給自己一生找好了讚歌，什麼也不再會使你們不舒服。你們將來要經歷的一切，都是順理成章的事。」我說，我覺得在我的回憶里，或許我曾經經歷的東西不會被美化的，而是真正才發生。「那麼對我來說，漫長遙遠的路更加漫長，一記耳光兩邊發燙。我簡直難以想像，我怎麼就忍受了這一切呢。」

「唐·卡洛正好就是一個歐洲冒險故事，」導演說，「席勒在其中不是描繪那些歷史人物，而是在演繹自己，不過是借用他們的名字，用他們如此缺少魅力和尊嚴所經歷過的冒險行為；他描寫了他在這個過程中的行為舉止會是多麼的自信，多麼具有角色意識。因為那時的歐洲只有侯爵才是歷史人物，而只有歷史人物才有可能扮演角色和經歷風險，所以，席勒通過寫他們，同時給予他們榜樣，他們需要在冒險中採取什麼樣的態度。」

「電報從哪兒發的？」克萊爾這樣問道。「我不認識這個地方，」導演說，「叫羅克希爾。」

他嚴肅起來，轉向尤迪特。

我給在奧地利的母親打電話。那兒已是第二天早晨。她說，她那兒剛才電閃雷鳴，一大早就下雷陣雨！她出去把衣服收了。現在忙來忙去，完全忘了時間。總統選舉還是選上了社民黨的候選人，那個競選對手在一次集會上澄清了人家說他是納粹，甚或是猶太人的惡意攻擊。我覺得，彷彿母親在說笑話。我向她問起我弟弟的地址；他是林業工人，幾年來生活在這個國家北方的俄勒岡州。為什麼？我說：「我要去看看。」我記下地址：那地方叫埃斯塔卡達。我會去改簽機票，明天就飛過去。

我喝很多酒，可不會喝醉的，表面上邋裡邋遢的，但舉止卻很自信。我們離開時，就坐到一張長桌上吃飯，孩子就坐在我們中間，一會兒這邊，一會兒那邊，糊得滿臉都是，這樣才讓我們吃得開心和完美。有時候，她事後會使用完整和有序的句子向我們講述我們干過和經歷過什麼：「我們去了飯店，我們又吃又喝，又說又笑。」而與此同時，她用完整的句子講述了所有這些過程，卻隻字不提，儘管我們在一起，卻又迥然不同，猶如我們可能經歷過的一樣，那麼我就出於同情，再次感到吃驚。我覺得，彷彿她儘管說出了這一切，可她壓根兒就不在場似的：她所說的，不管多麼有意義和多麼正確，好像都是些胡言亂語不著邊際的廢話，恰恰是因為以如此理智的口氣說出來的。我回想起自己好多年不顧禁止和否定，一味學著去描述種種經歷，可是卻不許其中某些確實可以經歷的東西，更談不上會實現這些經歷的。我在寄宿學校體制里長大，那裡幾乎與外界隔絕。然而，恰恰是因為有許許多多禁令和不許做的規定，它倒教會了我更多經歷的可能，似乎比我在外面世界里，在一個通常環境中能夠學到的還要多。就這樣，幻想開始說個沒完沒了，直到我幾乎變成了白痴。儘管意識到這些，只要一想起這些，我就又覺得挺痛苦的。儘管如此，到了後來，當我面對那一個個經歷時，那些禁令卻使得我可以系統地經歷，並且能夠將每個經歷排列起來，因為那些禁令形成了一個體系。我也明白了，我還缺少哪些經歷，不可以點帶面，並且以這樣的方式至少沒有發瘋。我也可以這樣來對付自殺的念頭；相反，我常常更加擔心的是其他人自殺，因為我的體系幫不了他們。

我問畫家，如果不是為某個確定的客戶，而是為自己的話，他會不會畫些其他東西呢。他壓根兒就難以想像一幅獨立存在的話，他回應道，而女主人說：「我們這裏的人無一不是以歷史畫開始觀察的。一幅風景畫，只有當它在其中展現出某些歷史東西時才有意義。一棵巨大的橡樹單獨不成一幅畫：只有當它代表著別的東西時，它才能被稱為一幅畫：比如說那些摩門教徒在去大鹽湖的途中在這棵樹下扎過營。我們自小看到的東西，都有傳說故事，而這些故事總是與英雄傳說聯繫在一起。所以，我們也不把這一個個風景看作是自然，而是那些人作為財富奉獻給美國留住的事迹，而每個風景同樣也是一種呼喚，要無愧於這些事迹。我們所受到的教育，就是每每帶著道德震撼看待大自然。每每將目光投向一個峽谷時，都會從中閃現出美利堅合眾國憲法中的某句話。」——「我們常說，我們沒法再愛這個國家了，」男主人說，「儘管這樣，我們也不可能在這樣一幅畫上看不到那憲法的召喚。每隻鳥都成為國鳥，每朵花都成為民族的象徵。」——「每每看到金櫻子，我就不由自主地被感動。」女主人說。「不是因為我出生在喬治亞州，而是因為金櫻子是喬治亞的州花。」克萊爾突然說道：「就像你們被你們的東西所感動一樣，不是因為它們賣得很貴，而是因為它們是你們共同生活的象徵。」這對恩愛夫妻笑起來，也惹得站在旁邊的孩子笑個沒完沒了。「在我們的夢裡，久而久之，連我們的家常用品也慢慢地成了美利堅合眾國的家當了。」這對恩愛夫妻說，「於是我們倆也終於能夠做起同樣的夢了。」

小時候，我們見識那麼少，也沒有什麼好見識的，以至於我們甚至每次都為掛歷上的照片而欣喜。秋天裡，我們盼望著保險公司來收年費的人，他們會把公司明年的掛歷帶來，上面會有一個新畫面。

我用最後剩下的錢乘計程車穿過俄勒岡州。這是陰沉沉的一天，好像專門為你出門才這樣，只有下雨時天時而會亮起來。相機放在膝上，可看的東西很多，前後左右都是，可我太傷心，不想拍什麼。

「曾經有過偶然和解的片刻：我們偶爾因為有什麼障礙要緊貼著對方插肩而過時，結果就擁抱到了一起，並不明白為什麼會發生了這樣的事。或者她朝我彎腰去拿開什麼東西，我卻突然把她拉向自己，其實我並不情願這樣做：於是我們久久地擁抱在一起，感到自己變得越來越空虛；最終我們又受到刺|激似的相互分開。這樣的和解如此偶然，猶如你的孩子產生願望：她坐在車上，遇到拐彎時身體傾向一邊，便順勢就想躺下來。她躺下了，馬上又起來，因為她並不累。同樣，我們並沒有相互和解的願望。

我們交談時，已經坐在「馬克·吐溫」號汽輪甲板上，等待開向密西西比河。四周都是遊客，只有美國人，和我們一樣在等待著。他們手上拿著聽裝啤酒、可口可樂和爆米花，幾乎都不說話，眼睛盯著纜繩從堤樁上解開，然後又望著那兩個巨大的黑煙囪。汽輪慢慢倒著開向河流，隨即就地搖晃了一下，人們聽到蒸汽從閥門擠出的嘶嘶聲，烏黑的濃煙從煙囪中冒出，立刻讓天空一片昏暗。這時汽輪拉響了我們誰都無法描述的汽笛，連克萊爾也不能，孩子立刻就把她的腦袋藏到我們的腿之間：它不是一個聲音，而是一個巨大的橫笛發出經久不息、無限重複的響聲，讓人覺得是整個民族共同在吹著這個笛子；響聲是那樣的強悍和野蠻，而同時注視著越來越猛烈地噴涌而出的濃煙和寬闊無比的密西西比河，又是那樣激動和自豪，於是我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尷尬地、全身卻受到震撼地向一邊望去。這信號如此強烈，在它鳴響期間，嚇得我魂不附體，片刻間，我感受了一個夢幻的美國；直到此刻，我只是聽說過人家講述給我的美國。這是一個循環往複的再生時刻。在這個時刻，周圍的一切都不再沒有關聯；在這個時刻，人和環境、生者和死者都各就各位，一個獨一無二的、悲痛而戲劇性的歷史在啟示。密西西比河此刻戲劇性地流淌著；遊客們戲劇性地從一個甲板到另一個，上上下下。這期間，一個年長的男子拖著深沉而傳遍四方的聲音，通過廣播講述著那一個個汽輪行駛在大江大河上的歷史：講述著交通與貿易所開創的新時代；講述著汽輪比賽；講述著月光中裝卸取暖木材的黑奴；講述著鍋爐的爆炸；最後是汽輪被火車所取代。儘管我向來就厭煩參觀途中喇叭的聲音，可是這種激|情洋溢的聲音我卻聽而不厭。

在科羅拉多的丹佛換機后，我馬不停蹄地來到圖森。城市位於沙漠中央，熱風整日拂面，機場跑道上瀰漫著沙霧，跑道邊仙人掌開著黃白相間的花。在機場大廳等候取行李時，我把表調后一小時，做了個含糊的動作，就像做壞事被人發現，我四周張望，看到周圍的傳送帶上的行李也像指針轉得一樣緩慢。我穩住自己，呼吸又均勻了。我來圖森幹什麼呢？旅行社的職員把圖森填在了環遊單上，因為他一看到我，就覺得我挺怕冷的，說道：「那裡現在已是夏天了。」我要夏天幹什麼呢？在飛機中我就已經想像不出，我還會對什麼有興趣。但凡能想到的，我在來的路上在圖片上都看過了。現在我卻在機場旁，一眼就看到了普羅維登斯酒瓶商標上的龍舌蘭草。我有些忐忑不安，彷彿自己對此有愧疚似的。或者是對什麼別的事情？我心想著。儘管大廳里開著空調，我還是汗流不止，不是因為想到就要走進酷暑里，而是我對此就根本無法想像。又一次思維休克！陽光透過大塊的有色玻璃昏暗地照進來，旅客站在陰影里。我無聊地來回走動著，時不時看看我的箱子出來沒有，結果它成了布蘭尼夫航空公司傳送帶上惟一的一件行李。我從自動售貨機里買了一聽啤酒，坐到一個可以從小屏幕上看免費電影的地方。人們來來往往，有時停下來朝這裏看一眼，多是看人，不是看電影。除我之外，還有一個墨西哥人在看電影，他把雙腳踩在椅子上屈膝坐著，為了能看到屏幕，將頭繞開膝蓋倚在肩上，一隻手按住掛在膝蓋上的寬沿帽。屏幕上放映的是圖森附近一家橙子種植園的廣告。那另一隻手呢？我朝墨西哥人望過去，發現他另一隻手一動不動地放在我身邊的大衣下面。我站起來，還看到一個橙子從堆滿橙子的筐上滾落下來，慢慢拿起大衣，又從眼角望去……墨西哥人那一動不動的拳頭上，食指和中指以及中指和小指間各夾著一個刀片，那人好像睡著了，我踮著腳尖走了出來。

那裡有給我的留言：那是張明信片，上面是從空中俯拍的太平洋岸邊的雙岩，離埃斯塔卡達有一百多公里。海濱公路畫著一條大弧線從那兒穿過，海里聳立著兩塊黑礁石，海水在周圍濺起浪花。儘管拍攝的高度很高，但公路線條依然清晰可辨。在一個地方，公路呈拱形延伸到海邊，猶如一個海景觀賞點，或者只是一個汽車站，上面用鋼筆畫了個圈，畫得很用力，從背面都可以看到划痕。「這麼說，此間她又換了一支鋼筆？」我對那個酒店收包裹的女士說；她正在分揀我付給她的硬幣。她抬頭看了一下，又得從頭再數一遍。她用一隻手數著，另一隻手張開，讓剛塗抹的指甲油晾乾。她的圍脖后，我看到一條長長的紅色疤痕，開始我還以為是汗濕后的化妝印。我不想再給她製造麻煩，也沒問明信片是怎樣到她手裡的。

「那麼，您也希望人們也這樣一直生活下去，和他們有生以來一樣？」尤迪特問道。

魚骨卡在運河的鐵絲網上；黴菌長在小屋的縫隙里；走出屋子的人們，看看天空，又回到屋裡；作為開拓者紀念碑，這次是超市前用裝著潤滑油和豬油的大桶搭建的，上面是講述這個地方歷史的文字。一個沒穿內褲敞著褲襠的醉漢拐過來，徑直向我走來。我給他讓開道，他在我正好挪開的地方絆了一下，臉向下倒進一攤雨水中。

我現在也知道，這個念頭讓尤迪特一直跟蹤著我。我們以前有時候就互相以死要挾過，不是我們想看到誰死去，而是要將對方除掉和毀滅。這樣的行為似乎猶如有殺人癮似的，你藉以折磨和羞辱受害者，而讓他最終自認為自己什麼都不是。可是，當對方突然自覺自愿地要求殺死他時，我們會是多麼吃驚啊！尤迪特寫了這張賀卡並將它寄出來，一點也不奇怪，符合她的性格，甚至在絕望時也要擺一擺架勢。她端坐著，側著臉，身體向後靠著，手槍拿在胸前，窗帘半開半掩，處在飯店客房的半明半暗之中，轉動著她的戒指。我在半睡半醒中經歷了自己的死亡：一些人站在我面前，踮著腳尖走來走去；接著個個都慢慢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大家靜下來；又來了幾個人，站得好遠，沉默不語；只有在很遠的後面，有一個孩子跑過來，他一個勁兒地晃來晃去，然後站穩了，我死去了。從那以後，我就再也沒有想到過自己死，只是時而覺得不舒服。那麼現在看來，尤迪特在半開半掩的窗帘前的畫面成了一幅告別畫，而且我也知道，從今以後我們就互不相干了。我一次也沒有再夢到過她，我想殺她的念頭也煙消雲散。有時候我覺得有人在監視我，可我卻並不回頭去看。以前我們一段時間沒見面時，也許還會寫道：「我好想你啊。」我現在不再想了。

「他們也一再重新編排，」我說，「因為觀眾根本就不會聽任他們習以為常的模式。」

我說了很多話，此刻又意識到我周圍發生了什麼。在旁邊桌上，煙灰缸里放著一種雪茄的包裝玻璃紙。那根雪茄想必夠長的！我笑了。克萊爾迅速地看了我一眼，我們想靠得更近些。櫃檯后的女人用圓珠筆頭敲擊著收款機的鍵盤，錢盒子彈出來撞到她的肚子上！導演瞪著黃眼珠，十分疲倦地望去。我恨不得將手臂搭在他的肩上，又怕嚇著他。「錢盒子擠到她的肚子上，這叫她好愜意。」他說道。我打算提醒他注意，卻發現他只是在念台詞。

他向尤迪特伸出手臂，我們跟他登上山丘。路面上滿是閃亮的塵土；天已經落下幾滴雨點，雨點落在哪兒，那兒就縮成一個個小泥球。約翰·福特邊走邊說，如果有誰落下，他就停下來，因為他不想對著下面說話。他談到他的電影，一再強調其中那些故事實實在在。「沒有一個是虛構的，」他說，「一切都是真正發生過的事！」

衣櫥門敞開著；門內側與爐子管道之間拉著一條繩子，掛著內褲和襪子。我伸手去摸它們，都幹了，硬邦邦的。冰冷的爐子上有個底盤，上面是一團已變質的黃油，盤上還有個拇指印。衣櫥里掛著幾個鐵絲衣架，是洗衣店同衣服一起送來的，上面掛著洗過還沒熨燙的襯衣，袖窩下已開線。

「當陽光照射其中，不斷閃動，我便忘了這點。」約翰·福特說，「我也忘了自己和自身的存在。我希望，什麼也不要改變，樹葉永遠這樣搖曳下去，橙子永不被採摘，總之，一切保留這樣不變。」

我們的平靜變成渴求，渴求又回到平靜。其間我們並沒有覺得發生了什麼變化，就像在夢中一樣，一個行動接著另一個。我們相互幾乎沒有身體接觸，從來都不接吻，只是相互撫摸；我們躺在一起，就是呼氣和吸氣。惟一的溫情來自我愛說話，克萊爾傾聽著，偶爾也說上幾句。

約翰·福特重複了很多我在旅途中從克萊爾和別人那ｈtｔps://rｅaｄ•９９csｗ•coｍ裡所聽過的有關美國的事；他的看法並不新鮮，但他可以講出那一個個故事來，指出這些看法的來龍去脈。常常在人家問他一些普通事情時，他總是思維跳躍，講起一個個細節，特別是一個個具體的人。問起美國時，他總會想起與他共過事的人。他從不評判他們，只是原原本本地告訴大家，他們說了些什麼，他和他們一起經歷了什麼。他也只是直呼朋友的大名。「與人為敵是讓人難受的事，」他說，「對方會突然變成無名無姓，一個赤|裸裸的形象，他的面目進入陰暗中，變得模糊不清，扭曲不堪，我們的目光只會一掃而過，由下而上，像耗子一樣。如果我們有了敵人，我們會討厭自己的。可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始終有過敵人。」

我告訴克萊爾，漢斯·摩塞爾曾經是一個奧地利演員，雖然他只演僕人角色，可在事態發展過程中，他卻會給每個人安排自己的位置。「他演戲很專註，非常嚴肅，因為他十分投入，只是時而在他插科打諢后，他會意味深長地微笑。看他演的電影里，觀眾總盼著他出場。」

去世博園接她們母女時，我對克萊爾說，「我打算去拜訪約翰·福特的，我會問他是否還記得這部電影，有沒有偶爾與現在演系列電視劇的亨利·方達見面。我要告訴他，這部電影讓我認識了美國；它教會了我從觀察生活在大自然中的人來解讀歷史；它使我情緒高漲。我會請求他告訴我，他自己從前是什麼樣的人，還有自從他不再拍電影以來，美國發生了什麼變化。」

「我知道，現在不可能完全像綠衣亨利那樣悠哉地生活。」我回答道。「我讀起他時，就覺得自己的心裏和他一模一樣。有一次，他躺在靜靜的森林里，內心裡感受著上個世紀的田園愜意；我讀他的故事時，也感受著想像另一個時代的愜意。在那個時代里，人們還會相信，無疑會變成另一個人，這個世界對每人都敞開胸襟。再說吧，幾天來，我覺得這個世界真的向我敞開胸襟，無論我看什麼，都會有一種新的感受。只要我感受到一個對我來說已經逝去的世紀那種愜意的話，那我就要認真對待和審視它。」

「您願意這樣嗎？」尤迪特問。

克萊爾稍稍合起雙唇，她微笑著說：「對這兒的觀眾來說，開拓者就是英雄，因此，冒險對他們來說始終是身體上的冒險。他們不願意看角色，要看故事情節，因為他們認為，反正我們這兒人人都可以扮演角色，而角色當然就不是冒險了。也就是說，當他們看到手只是按在劍鞘上，同時又聽到說個沒完沒了時，他們會失去耐心的。他們只希望人物得到暗示，而故事情節卻要詳細展開。而從舞台後朝波薩侯爵開一槍，會讓他們失望的。當唐·卡洛最後抽出長劍時，他們歡呼雀躍。多刺|激的冒險行為！可是我們在台上沒法模仿這些冒險行為，更不用說那些開拓者的，再說我們對你們的歷史人物不感興趣。所以，我們正好在舞台上大多情況下只是在演繹我們自己，那麼通常都是些夢想冒險的人。」

窗台上放著洗衣粉，旁邊有貓爪子印。

也是在聖路易斯，我向克萊爾講述了和尤迪特的事。我再也不用替她擔心了。就像你碰到一個螺絲一樣，你幾次都想把它擰緊，卻勞而無功，又突然已經事先確信不疑，這螺絲下一次立刻會被擰動的，於是我現在終於可以輕鬆地開始說話了。「我怕會打死她，」我說，「而且我依然害怕這樣。有一次，我們在大街上相互掐住脖子，後來我回到家裡，不自覺地徑直去洗了手。還有一次，我們好長時間后又重新見面了，開始時表現出了往日的友好，可是幾分鐘后，還沒說上幾句話，突然自己心裏就像有一個幾乎還沒有蓄上水的馬桶沖刷器在抽|動。我們雖然生活在一起，卻如此的可悲，就是在海邊游泳時，都是各給自己背上抹油。如果我們形同陌路互不干擾的話，至少還忍受得了。儘管如此，誰都幾乎離不開對方，每次吵鬧以後，其中一個至多走到陽台上，過會兒又回到對方跟前。我們始終相互擔心，有一次，我在黑暗中揍了她，一會兒又回來看她，擁抱著她，問她是否還活著。

他們那種向內彎曲的恩愛方式常常讓我心裏不是滋味。他們的行為好像在指責我獨自一人，而且也讓克萊爾獨自一人。於是我不得不向克萊爾望去，以便我去回想，要看見她不是獨自一人，那才不可思議呢。我們常常有合有分，相互並不陌生，但相互也沒有什麼要求。我覺得再也沒有什麼別的可能，而克萊爾似乎也不知道還有其他什麼可能。她認為這對恩愛夫妻的生活是一種折磨，她自己永遠都不會這樣活著。當我們注視著他們時，她常常一笑了之，而我們覺得自己很自由。

在最後那些房子玻璃上，已經映現出大海的情景。沒錯：燒焦的垃圾筐！在一個房子前，有一個藍白相間的圓柱在轉動：一家理髮店。裏面只坐著一個女人，頭戴頭罩，一直遮到眼邊。女理髮師蹲在她面前給她塗指甲油。女人將腳趾張開，它們有點彎曲和變形，關節部位長著老繭；我認出這是尤迪特的腳：年輕時，她當售貨員時將腳站壞了。這時，我也在衣帽間看到了那個棕色皮包；皮包半開著，尤迪特大概從這裏面拿出了披肩，現在就圍在她的肩上。這條披肩是錦緞的，在夕陽中閃閃發光。「她竟把披肩也帶到美國來！」我心裏大聲說著。女理髮師給她塗手指甲時，我觀察著她用一隻腳的兩個腳趾夾住另一隻腳的大腳趾。簡直是夢魘，清早醒來，口中嘔出一條蚯蚓。我目瞪口呆。尤迪特在椅子上動來動去，猛地憤然的樣子，好像她預感到了什麼。在一個莫名的記憶中，有一個瓶塞刺耳地發出吱吱聲，它是被人用嘴咬著從瓶子上拔|出|來的。女理髮師抬頭望著，由於她將手指就緊放在自己眼前，什麼都看不到，我趕緊躲開她的視線。

「為什麼您總是說『我們』而不是『我』呢？」尤迪特問道。

一個印第安女僕出來，拄著拐杖，給他膝上蓋了條毯子。「她在我的幾個電影中演過戲，」約翰·福特說，「她想成為一名真正的演員，可她不會說話，是啞巴。於是她成了走鋼絲雜技演員，摔了下來，後來又到我這兒來了。」

可我還是常做噩夢，突然猛地驚醒后，然後久久地躺在那兒，也不知道自己已醒來。那些恐怖的畫面「猶如從內心深處無比的遠方傳來的號角」（《綠衣亨利》）一再將我喚醒。有一次，我夢到我大張著嘴巴，醒來時自己的嘴巴卻閉得緊緊的。

我在那兒轉悠了好一會。真可笑！全身掛滿口袋裡子，我把它們塞回去，又拉出來，好像這樣就可以證明什麼似的。我這才發現，裏面的口袋也被翻了過來。我低頭看著自己：胸前口袋的白襯裡鼓在我面前，從紐約前往費城的火車票落在人行道上。「一條木頭人行道！」我心想著。然後我大聲地說出來。我戴好帽子，把口袋的襯裡塞回去；離開吧。

中午我叫了計程車去機場，要確定尤迪特的皮包已經不在傳送帶上轉來轉去了。我還去了行李寄存處，從很遠處望著貨架，沒有問什麼。我回到城裡，在那兒跑來跑去，不知該朝哪個方向去，總是不斷地回頭。等紅燈時，燈變綠了，我站著沒動，直到燈又變紅了。還有我在汽車站等車，卻讓車在面前開走了。站在一個沙堆中的電話亭里，我拿起話筒，手持硬幣正要投入，卻想去買什麼東西，而在商店裡幾乎一件東西也沒看，就又離開了。我接近什麼，就對什麼馬上失去了興趣。我餓了，可當我在飯店前看到菜單時，飢餓感就消失了。後來我去了一家自助餐廳，人們可以穿過珠簾走進去，隨意拿些吃的喝的放在托盤上，自己去取餐具和餐巾紙。在這兒，我才感到來對了地方。當我到付款台時，收款的女人並不看我，只是按順序數著托盤上的盤子，這時我覺得一切如願以償。忘記那些已經開始成為我的需要的就餐規矩。於是我也不再去看那個女人，盯著她放在托盤上的小票，隨隨便便地把錢遞給她。接著我坐到一張桌子邊，無憂無慮地吃起配有薯條和番茄醬的雞腿。

他朝窗外望去，我們也跟隨著他的目光：外面是一座山脊，長滿青草和開花的灌木叢；有一條小路盤繞著山丘直到山頂。「美國沒有小路，只有大道。」約翰·福特說，「我鋪了這條小路，因為我喜歡在新鮮的空氣里走走。」他的床上鋪著一條海軍毯，床邊牆上掛著一幅《卡布里尼修女》畫，她是美國最早的聖人。福特曾想過要拍一部有關她的電影。

沙漠教堂是西班牙在美國最早傳教的地方。它位於圖森南部，一個印第安人居住地邊上。我還是不知道自己該幹什麼，第一次有了想參觀什麼的興趣。外面還很亮，車輪蓋子反著光。我買了個太陽鏡，而當我在一張布告上看到舉辦草帽周活動時，又買了一頂草帽，遇到颳風時，可以緊緊地系在下巴上。在圖森的百老匯，有慶祝建軍節的遊行隊伍走過。這天是五月的第三個周六，很多人伸長腿坐在馬路沿上，孩子舔著冰激凌，拿著美國小國旗跑來跑去，大家都穿著T恤，上面印著與這個紀念日交相輝映的標識：「美國」、「熱愛她還是離開她」、「樂觀者國際」。遊行隊伍旁，走著身穿襯裙的女孩，她們叫賣有類似語錄的貼標，就像人們通常貼在車牌邊上的一樣。幾個一戰老兵乘著馬車通過，二戰老兵步行緊跟其後，其中還有一個印第安衝鋒隊隊員，他們在佔領西海岸時是先頭部隊。他們有騎手陪同。這些騎兵不由讓人想到內戰時的騎兵。天氣很熱，四周叫聲笑聲不斷，幾乎聽不到馬的聲音。騎手扛著大旗，它們在風中嘩啦啦地響，時而讓馬受驚。然後它們就跑到了馬路中間新刷漆的雙線上，騎手牽回它們后，柏油路上就留下了白色的蹄印。直到另一條平行的路上，我才叫到一輛計程車送我去教堂。

他們也如此嚴肅對待自己的日常生活，幹什麼事都像過節一樣。他們互為主僕，畫家要給商場作畫了，女人就做好一切準備工作：綳好畫布，擺放好顏料，排好畫筆，拉開帘子。這期間，男人只是抱著雙臂走來走去。可當女人做飯時，一切所需的東西男人已為她就近擺成一圈，她做起來只需要顯示出高貴的幾手就是了。真的幹活時，任何幫助他們都會覺得礙手礙腳。所以，在粉刷房子時，我也只能搬搬梯子，或者調調顏色，干別的事好像又會傷害他們。

我也和孩子說很多話，每天都給她照相，看看她有什麼變化。別人以此來取笑，我現在也無所謂：我指著那些照片告訴你，就是因為給孩子照相了，她確實每天都表現出另外的神態。另外我也認為，我可以通過拍照給孩子留下未來記憶的畫面，並且想像著以這種方式出現在孩子的記憶中。懷著同樣的意圖，我也經常帶著她走來走去，和她乘公共汽車進了一次聖路易斯城，一起久久地站在密西西比河岸邊；河水的氣味也許會幫助記憶。

他們相互如此關注，以至於他們覺得，在他們共同生活的日子里所積累的一切，哪怕是那些微不足道的物品都如他們身體一般珍貴。他們積攢家當和傢具，好像只有這些物品才使得他們在其中會感到安全。有一次，孩子打碎了一個玻璃杯，你看他們那樣吃驚和受傷的樣子。一個一聲不吭地把玻璃碎片掃在一起，另一個丟魂失魄似的站在旁邊。當他們提起在他們這兒住過的人時，他們也總是說東家長西家短：這個靠在牆上，留下了腳印；那個把毛巾上的掛圈撕掉了；又一個將他的手印留在了還沒幹的畫上；還有一個借了本書至今未還。這時，他們還指著書架上的空位，突然你會覺得，他們那神秘兮兮和受到傷害的面孔與他們的情緒狀態實在如出一轍，也符合他們對敵對的外界的態度，而且你會忐忑不安地看到，當玻璃碎片倒進垃圾桶時，他們又是那樣沮喪，相互悲傷地面面相覷。他們不責怪你，因為他們不會特意去告誡你，而是在當著你面一味特別誇張地相互關注，這樣就將你完全排除在外了。

他領我們去房間看那一摞電影腳本，人們還源源不斷地給他送來。「這裡有不少好故事，簡潔明快。人們需要這樣的故事。」他太太站在我們身後的門口；他轉過身向她望去，她微笑著。女僕用一隻金屬杯給他端來咖啡，他仰頭喝著，耳朵上豎起一束白毛，另一隻手叉在腰間。他太太走過來指著牆上的照片：一張是約翰·福特拍攝電影時照的，坐在一把X型導演椅里，臉上戴著一個蜜蜂防護罩，幾個人或站或坐在他身旁，也都戴著防護罩，他腳下是一條耷拉著耳朵的狗。另一張照片上是他剛拍完一部電影的情形，他單腿跪著，緊緊地抓著三腳架，演員們圍著他，頭都伸向他，其中一個手搭在相機上，像是在撫摸它。「這是《鐵騎》拍攝結束的那天，」約翰·福特說，「有個女演員拍攝時哭個不停。等她不哭了，大家給她擦去了眼淚。這時，她想起了自己的傷心事，又開始哭起來。」

我們喝了不少，克萊爾請我們喝黑麥威士忌，她一人喝的比我和導演加起來還多。到了街上，我們東倒西歪，幾乎看不到車輛行駛，到處都有我們相互提醒關注的東西。在一條橫街上，導演與兩個黑人妓|女搭訕，他時而也回頭望望我們；他站在離女人們一步開外的地方和她們說話，她們回答時，他把頭伸過去，像個傾聽者。他不靠攏，朝她們彎著腰，讓她們對著耳朵說話的姿勢讓我突然感到，他老了不少，又覺得他從未有過的可敬。他用兩根手指輕輕地撩起一個女子的假髮，被她罵著打開手。他回來后告訴我們，她沖他說了些什麼：「別碰我！這是我的國家！在我的國家別碰我！」他迅速地在胸前揉了揉，一個我在他身上從來沒有看見過的動作。看樣子，好像他用這個動作可以挽回自己的無助似的。

「這部劇叫什麼？」導演問。

「在鋼絲上她感覺不錯，」他說，「她覺得自己似乎會說話了。現在她落腳的樣子也像是在走鋼絲。」

我朝著太平洋望去。雖然水上還泛著夕陽的餘光，卻是黑汪汪的。我想找回它給我的第一印象，那高聳陡峭的岩壁：可是我面前依舊是平緩的大海，直到我的腦筋轉不動了。

我們走來走去；一個人走動時，另一人便停止不動。已經入夜了，一輛燈火通明的巴士搖搖晃晃地開過來；那是一輛灰狗，車內只有幾個人，枕著墊子睡覺。司機向我們招手。我問他去哪兒，他說：「向南。」我們上了車，第二天一早，我們就到了加州。

再說吧，這個畫家也難以想像去畫不存在的東西：在他的畫中，想必不僅那些風景是對真實風景的忠實模仿，而且畫中的人也在其中真實生活過，他們在畫上做什麼，想必也是他們在某個時間真實做過的。所以，他只畫歷史場景中的歷史時刻，比如第一輛在聖路易斯駛過密西西比河橋面的馬車，劇場里朝亞伯拉罕·林肯的射擊；他最多不過是對畫面稍加修飾；有其一切他都覺得是弄虛作假。「所以我不喜歡畫小巨角戰役，」他說，「因為在這場戰役中，印第安人沒讓一個美國兵活下來，根本就不存在目擊證人。」我突然發現，到美國后，無論是在普羅維登斯酒店的窗帘上，還是在其他酒店裡，我直到現在還沒有看到一幅想像畫，儘是模仿畫，其中絕大部分都出自美國歷史。

水輪鋸豎立在一片低處，克拉克馬斯河從中間穿過。一群男人站在一台轟鳴的烘乾機旁，正給一根粗壯的松木脫皮，我老遠就認出了我兄弟。他站在樹上，正在將一根鐵棍塞進樹皮和樹榦之間。我在一片高處停住步子，從那兒朝他看下去。他戴著手套和毛線帽。他用力撬著鐵棍，後腿時而從脫了皮的樹榦上滑下。另一個工人也將一個鐵棍插到樹皮下，並從另一端拽出來，樹皮變成長長的纖維從樹榦上脫開。他們用斧子砍斷樹皮，將它們扔成一堆。

儘管天還沒有黑，可街上的霓虹照明燈亮起來了；有根燈管閃爍著。我嘴裏有一根頭髮，老是吐不出來。我覺得倒挺愜意的，這樣就不至於我走路時無事可做啊。有時我也跑一跑，沿著沒有了房屋的海岸，我一直走到我能看到海中那兩塊礁石的地方停下。在這裏，我穿過馬路，跑到這條路伸向大海的地方——也就是明信片上圈定的——坐在箱子上。太陽剛剛落山，read.99csw.com起風了。這兒既是觀光廣場也是車站。很少看到來往車輛。我朝腳下深處的海灘望去。這是個岩灘，泛著泡沫的水中漂著木片。廣場有欄杆圍著。一個女人還站在那兒，身邊有個傻孩子，一次次地爬上護欄。女人緊緊地抓住他，他不斷衝著大海狂叫，讓人抱他下來。一輛寫著灣城的汽車停下，她們上了車，就剩下我一人了。

格里高爾·巴拉克家門口的燈滅了，可能雪化時水進去短路了。我跺去鞋上的雪，可沒人出來。門沒關，我走進去，裏面黑洞洞的，只有一盞路燈的亮光照進屋裡。我彎腰撿起地上的紙片，猜想可能是給我的留言，湊到燈光下去看，原來是我途中給我兄弟發的西聯匯款電報。

可是話說回來，我也沒有興趣看見另外的人。走一走，往印第安人的小屋裡看看，我就心滿意足了。沒有人跟我搭話。我甚至走進一個小屋裡，那個老婦只是微笑著；她坐在那兒，懷裡抱著一個玉米棒，嘴裏含著煙斗。太陽火辣辣的，爐子上卻燃著大火，洗碗槽里摞著一堆碗，從水龍頭裡無聲無息地流出的水柱落在碗上。這場景幫了我，驅趕走我對自己那種雙重感覺。我要繼續走去時，看到另外一個門後有個彈子忽隱忽現；路過下一家時，我看到窗里有人抖動著一個黃色假髮，然後又收了起來。我懷著一片虔誠觀察著這一切。這種虔誠我以前在教堂看那些聖物和聖像才又過。好像這種少有的虔誠狀態又是一個兆頭，那就是我始終只能沉湎於對物體觀察中，卻不能深入到別的人之中！難道在我身上始終還沒有發生任何變化嗎？我跺了跺腳。真幼稚！我茫然無助卻心平氣和地來到教堂前。

「《漢斯·摩塞爾與他的世界》。」我說。

在這些日子里，我也第一次感受到持續更長的、不只是激動不安的生活情趣。我坐在那兒，大家吃吃喝喝，我隨意輕鬆。可我不那麼活躍，而是懶洋洋，不大走動，也不再關注自我，也不像以前那樣將注意力集中在別人身上，一切觀察都自然而然發生，不緊不慢，是一種平平常常的生活感受的結果。其他人跳舞時，我只是看著，一心關注著他們，並沒有覺得受到要求一起跳。我再也弄不明白，自己怎麼會被強制接受了別的生活方式。我從來就覺得跳舞很彆扭，人們開始跳，又停下來，非得要等到又可以開始了。美妙的是，一個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出現的個別行為是你正好在合適的和適當的距離中採用的一個告別行為，一個表情，它讓你省去了明確的回答，可是顯得有禮有節，也包括你示意服務員不必找零的手勢；這樣一來，我覺得很愜意，幾乎飄飄然，也許像別人跳舞時的心情一樣。

「直到你把錢花得一乾二淨。」克萊爾說，因為我也正好在想這事，便讓她看看，我用支票兌換來的一摞美金。這對恩愛夫妻此刻在笑話我們的對話，我們不說了，聽起唱片來，還有他們倆為之而講述的那一個個故事，時而也為某個細節爭來爭去，直至夜色又變得明亮起來，晨露落下。此時此刻，這兩人才擔心露水打濕他們的唱片，於是我們站起來去睡覺。

「在愛爾蘭我父母的村子里有一家食品店，」約翰·福特說，「小時候，我去買東西，要找回的錢用糖果來代替，糖果就放在一個桶里。幾個星期前我去過那兒，五十多年來是第一次。我想在那兒買雪茄。你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嗎？他們把手伸進收款台下的桶里，給我找回來的不是鈔票，而是糖果。」

我找不到回飯店的路了。後來我想起來，我常把錢塞在襯衣口袋裡：那裡還真有一張10美元的票子，於是我坐計程車回到飯店。我不禁發笑，房間的門果真鎖著，門鎖上這一次也沒有刮痕。我躺到床上。終於回來了！慢慢地我覺得有些得意，好在我把機票放在大衣里了，錢也在裏面，總共有一百多美元，這是找給我的零錢，我到處都用大鈔付款，只需掏一次口袋，現在看來這樣做是值得的。我越發高興，跳起來到處在我的東西里找錢。襯衫里有響聲，我伸手進去，甚至在一個褲腳里還藏著一個25分硬幣。我把錢堆在桌子上，像今天下午看著靜靜流動的水光那樣，陷入凝視之中。空調風吹著窗帘在窗前搖曳，這裏還有暖氣！有五片，它們斜著並列在一起！仔細再看，原來是我的角度不對。

克萊爾說：「因為按在劍鞘上的手給他們預示著在舞台上不會發生的事情。」她邊說邊指向這家法國咖啡廳牆上的畫。演出結束后，她把我們帶到這裏來。在這張畫上，蓋瑞特警官正向童匪比利開槍，兩人在一個有壁爐和五斗櫥的房間里將槍口瞄準對方；比利小子另一隻手上還握著一把匕首；從他的槍里沒有冒出火舌，可從警官的槍里冒出的巨大火舌幾乎擊中了他。月光從有欄杆的窗后照進來，月色中三隻狗在這兩個男人之間穿梭，警官穿著閃亮的靴子，而比利小子卻光著腳。

「我覺得書寫角色挺難的，」我答道，「每當我賦予他們個性時，覺得就像在羞辱他們。一個人物的一切特點變成了慣例。我感到既對不住別人，也對不住自己。當我讓人在舞台上說話時，他們說不了幾句就沒詞了，永遠成為一個概念。所以我也許更情願去寫故事。」

我突然發現，我對任何遊戲都很討厭，簡直不可想像，居然會站到這樣一個機器跟前，或者洗牌，或者擲色子。突然對這一切沒了興緻，我疲憊地坐在一個凳子上，旁邊有一個醉漢靠牆睡著了。他臉上出了很多汗，敞著襯衫，脖子窩裡積了一窩汗，不時地溢出來。他睜開眼，不得不先眨一眨，直到瞳孔調整好，像剝下的兔子皮。我走出去。

「我父親是個酒鬼。」我說，聽口氣，好像我只是想把《日升之屋》歌里的「我的父親是個賭徒」變個樣似的：「我躺在床上時，常常聽到旁邊房間里他給酒杯倒酒的咕嘟聲：一想起來，我就恨不得用個打穀棒把他的腦袋敲下來，而當時我就盼著能早點睡著。我還從來沒有過因為一次美好的回憶而激動，只是聽別人談起回憶時，我有時覺得我有一種解脫了那個特殊回憶的感覺，渴望回到從前去。比如有一次，我聽到一個女人從身邊走過時說：『那個時候，我泡了很多鹹菜……』聽到這話，我幾乎要哭起來。還有個我不曾仔細看過的女人，因為每次見她都是在她的香腸店裡，胳膊上掛滿了香腸，我聽她說：『那時候，我的孩子得了百日咳，我還不得不和他們飛來飛去……』突然間，我對她的回憶頓生嫉妒，希望回到我自己得百日咳的過去，而當我現在讀到飛來飛去時，我就會覺得自己錯過了很多東西，再也補不回來了。所以，恰恰那些對我來說完全陌生的東西，我常常會覺得它們具有一種奇怪的親切感。」

「是的，」尤迪特說，「這一切都發生了。」

一個印第安人向我乞討。我給了他一美元，他跟在我身後，伸手抓在我肩上。我開始跑起來，他也跟著跑，然後我停下來，他擠眉弄眼地從我身邊走過去。我攔下一輛計程車，看到有房子時又下了車。這是些兩層樓木頭房子，裏面住著墨西哥人，有很多突出來的陽台。一會兒，有小孩在上面還跟著我跑起來，直跑到陽台盡頭。又一會兒，鈴聲響起，接著一個火車頭幾乎悄無聲息地從樓房之間開出來停下，直接橫在路中間，司機戴著厚手套拉車閘，因為閘的把手被太陽曬得滾燙。我又看到這個畫面，就像在尋覓它，我曾經見過的。我腳下的路面突然傾斜，畫面一下跑到了我的下方，我就要一頭栽下去了。這時一個孩子從火車頭邊跑過，消失在房子之間，猶如另一個夢境里跑出來的人。我拐彎走到一條小路上。

在這期間，他們始終也沒有搞清楚該怎樣真正相處。如果其中一個幹了一件事，這並不意味著下一次還是他接著干；但也不意味著另一個接著干。每件事都要重新商定，由於每次兩個人都要去干，所以事先需要很長時間才能達成一致。他們始終還沒有角色分配：如果有一個喜歡對方乾的事，不管是畫畫、做飯、說什麼或者只是簡單動一動，那麼這並不意味著另一個下一次畫同樣的畫、做相同的飯、說類似的話或者試圖重複同樣的動作；他也不會去做與之相反的事，他必須在和對方相處時每次又完全從頭開始。可是當一個不喜歡對方什麼時，他也不會馬上就迴避，而是試圖尋找機會才告訴他，這屬於他生活的方式。

當一個孩子看到一些模仿大自然本原的東西時，如畫家的一幅油畫，那麼對他來說，有沒有實景和哪兒是它的實景，便都不重要了，因為臨摹的畫已經永遠取代了真實。這時我又回想起來，與之相反，我小時候卻總想知道那些表現的事物實際上究竟在哪兒。比如說，我們家裡有一幅畫著冰川的油畫，畫的下部還有個高原小屋。我曾一直堅信，世上確實存在這樣的地方和這樣的小屋，甚至以為知道畫家當時站立的地方。有人告訴我，這隻是一幅想像畫，我簡直難以相信。好長時間里，只要想到這幅畫獨自存在，我不能對其有所聯想，我就覺得自己好像非得窒息不可。類似的情景也發生在我開始學習閱讀時：我難以想像，大自然里不存在的東西會被描述。教科書里的地方是一個確定的地方，雖然不是自己的，然而卻是附近一個地方，我甚至都知道是哪兒。由於我後來自願讀過的最初那些書都是第一人稱故事，突然碰到一本沒有了第一人稱敘事者的書，著實讓我吃驚。這樣的感知形式總體上對我其他的經歷影響如此之大，以至於我現在事後覺得，我十分震驚地意識到了它們是不合適的，也恨不得讓我的人生重新開始。這個孩子一下子就將這些模仿和數字看作自成一體的東西，這又讓我幾乎頓生嫉妒。

「儘管如此，我感到自己越來越自由了，相信她也是這樣。我感到輕鬆，因為我們不再能夠以往日的親密結成同盟來對付別人；我們不再需要相互挑逗；我們不再需要說夫妻之間的秘密語言，不再說只有我們自己明白的暗語，將其他人排除在我們的談話之外。我們幾乎相互不再說話，可是我覺得自己坦率而開誠。當我們不是獨自在一起，而是扮演著角色時，諸如被飯店老闆對待的角色、機場遊客、看電影的人、客人，以及被別人當作角色的代表等，我們又能重新和睦相處，因為我們徹底把自己當角色扮演者感受，而且幾乎為此感到自豪，我們多麼自然地扮演著角色。我們當然小心翼翼，免得相互走近，各自保持獨立，至多在走過身邊時扯一下對方。再就是說，恰恰接著這還可以想像的卑鄙行為，當我們臉色發白和顫抖著還能夠站在那兒時，久而久之，在我的心裏越來越經常地會產生對尤迪特的柔情，我覺得比之前的愛還強烈。然後，我就忙著做點什麼事，平靜便隨之而來，緊張在其中化解為讓人愜意的痛苦。

夜裡我做了很多夢。那些夢如此激烈，以至於我只能回想起那些伴隨著我做夢的痛苦。一個印第安服務生給我送早餐到房間里。我當著他的面數了數我還剩下的錢——還有一多半，我考慮著該拿它們幹什麼。看到我在數錢，印第安人走到門前停下來，我繼續數著。他的臉發炎了，額頭上有幾個黑色小痘痘。印第安人說，前幾天風很大，風沙把他的臉打出了血。他住在郊外父母那兒，在沙漠教堂附近，那兒的房子都很低矮，去汽車站要走好幾條街。「我父母從沒離開過這個居住地。」印第安服務生說。他說話很費勁，口水溢於齒間。儘管飯店游泳池坐落在內院里，他也要每兩天清理一次沙子，他說道。

羅克希爾是聖路易斯的郊區，前幾天我就住在那兒。

「有時候，我們相互描述我們的行為舉止。於是我們詫異，覺得自己可笑。當我們分開時，一切立刻就變得不真實。我們對自己的神經已無能為力。我們希望各自放棄，可這也於事無補了。

我朝四周望望，看到尤迪特拎著包從雙岩最後邊的房子之間走出來。她在街對面停下，左右看看，然後走過來。她還戴著頭巾，也許頭髮還沒有干吧。她身後幾乎一片黑，她早就用手槍對著我。「她對我動真的了！」我心想著，「沒錯，她真的動真的了！」她拉上栓。響聲那樣輕微，你只能在想像中聽得到，根本不會信以為真。我燒成了灰，也還是個整體，恐怕只是稍稍一碰就會散開。不過如此呀！我相信自己就是為此而生的！我失望地從箱子上站起來迎著她走去。我們如魔鬼般凝視的面孔衝著對方走去；她突然將頭扭向一邊大叫起來，如此凄厲，就像一個大喊大叫的孩子一樣，幾乎要窒息了。我屏住呼吸，等她接著再叫下去，她肯定立刻還會叫下去，還會這麼尖厲。可她沒有叫，只是哽咽著，幾乎要窒息。我從她手中拿下手槍。

「可是橙子樹是人栽的，並不是天然的。」尤迪特說。

「我們美國人，即使談論我們的私事，都說『我們』，」約翰·福特說，「這也許出自於此：在我們看來，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大家共同行動的一部分。『自我』故事只存在於一個人代表所有別的人的地方。我們不像你們那樣莊重地對待自我。在你們那兒，哪怕是售貨員，出售根本就不屬於他們的東西時也說：『這個和那個我已經賣光了』，或者『我還有件哥薩克式樣襯衣』。我自己在那邊就碰到過這樣的事情，這是我實實在在的經歷啊。」約翰·福特說，「另外你們又相互模仿，將自己隱藏，甚至連那些服務小姐都用女主人的口吻接電話，」他說，「你們總是說『我』呀『我』的，可當你們被看成另外什麼人時，你們卻覺得受寵若驚。那麼你們可是一再希望絕對不可混淆啊！正因為如此，你們一再抱怨，你們受到傷害，每個人都很特別。在美國這兒，不存在這種抱怨，沒有人會退縮到自我世界里。我們不渴望獨來獨往；如果你獨來獨往的話，人家會瞧不起你，那麼你只有圍著自己去尋尋覓覓。如果你依然我行我素自說自演的話，等不到你說完第一句話，人家就跟你不說了。」

在另一家航空公司的傳送帶上也有惟一一件行李在轉動，我差不多已從它旁邊走了過去，才發現它。我走回去，是尤迪特的棕色皮包，上面掛著一把各種航班的行李牌。包是隨邊疆航空公司從堪薩斯城來的。我在它轉了幾圈后才去拎它，抓住行李牌，它們是用皮筋系著的，我一拉，它們有彈性，讓我向後打了一個趔趄。我鬆開行李，它又轉起來，我跟上，取下來，又放回去。我從布蘭尼夫航空公司傳送帶上拿起自己的箱子，在大廳里站了一會兒。我身後一個門內有人竊竊私語，一個女人嚇得在吸氣，有人喉嚨發出短促又可怕的聲音，接著有人窒息。沼澤草叢裡群蛾飛舞，我什麼也聽不到了，突然覺得兩隻耳朵沉重地垂在兩邊，就和我當時在剛去世的外婆身邊醒來時一樣。我朝出口望去，那兒有嘆氣或吸氣聲音，原來是剛自動打開的兩扇玻璃門，現在正發出吸氣聲自動關上，我鬆了口氣。外面，一個用拳頭按住頭上淺色寬帽檐的男人走向一輛車，風很大，他的帽檐幾次被掀起。大廳內，一個女人從廁所出來，化著濃妝，穿一條褲縫筆挺的西裝褲，上面以前的熨痕依然可見。一個印第安女人，她走進大廳，門隨即在她身後關上，她朝那個正跑向門的孩子轉過身，示意他踩上門前的橡膠地面。孩子跳上去，可他太輕了，門沒動，這個印第安女人又走出來，再和孩子一起走了進去，一切又恢復了平靜。

我想起阿德爾伯特·斯蒂夫特一個故事中的這句話。我坐起來，打了個噴嚏。我突然覺得，我好像越過了一大段時間。我真希望自己快點出個什麼事。

我們並排站著，雙腳不斷交替，不知所措，心情糟糕至極。我把手槍扔到海里，它落在一塊礁石上，撞出一發子彈，鑽進海水裡，尤迪特用拳頭將嘴唇摁在牙齒上。

那麼弟弟現在還讓人寄新掛歷到美國嗎？

格里高爾此刻走到一邊。我想他看見了我，便向前邁了一步。他停在一堆灌木叢旁，四下張望著，卻並沒有抬起頭來。灌木叢旁邊還有積雪。他褪下褲子，蹲了下去。我眼看著大便從他光屁股里出來，慢慢落在雪地里。雖然已經完事了，可他還蹲了會兒。他站起來同時將內褲和外面的褲子一起拉上，拍著手走回樹榦旁。好像我只是為看這些特意跑來似的，我轉身走開，徑直又回到九九藏書酒店裡。

那天中午我們到達聖路易斯。接下來幾天里，我一直與克萊爾和孩子在一起。我們住在克萊爾稱之為「可愛的一對」朋友那裡，幾乎一直待在他們位於羅克希爾的家中，那是聖路易斯西邊的郊區，已深入密蘇里州腹地。這是一幢正在油漆的木頭房子，我們幫這對夫妻一起幹活。我從來都不知道他們真正叫什麼名字，他們相互不斷地用新的昵稱。我開始看到他們時，想到了克萊爾給我講述過的萎縮的渴望，後來再看時，我又忘記了人們普遍會怎樣對他們評頭論足，只是好奇地觀察他們，看他們的生活方式會告訴我什麼。女主人總是神神秘秘，而男主人總是看著沮喪失望和受到傷害的樣子，可在他們這兒住久了，你就會發現，女主人並沒什麼秘密，男人也很快樂和滿足。儘管如此，你每天一早又得習慣，他們那神秘兮兮和沮喪失望的神色其實並沒什麼。男主人為聖路易斯的新電影畫廣告畫，女人幫著他畫背景。他也畫些油畫，有表現西部開發的，有上面畫著帆布車和汽艇的風景畫，這些畫都賣給商場。他們相互的愛慕如此強烈，從而一再變成短暫的神經過敏。他們事先已經預感到不對勁，便相互安撫，可這樣的安撫才真正引發來神經過敏。為了平息下來，他們不會相互分開不說話，而是一起待在一個狹小的空間里，相互撫摸和擁抱，這樣一來越發生氣和厭煩，於是就繼續相互用昵稱來安撫——就連他們爭吵的物體，他們也會用昵稱，直到他們真的慢慢緩和下來，可以分開了。這是他們惟一能夠相互給予自由的時刻。他們這樣已經生活了十年之久，從來就沒有一天分開過。

約翰·福特滿頭銀髮，他臉上布滿皺紋，有發白的胡茬。他戴著一隻黑眼罩，另一隻眼睛憂鬱地望著前方，下巴上的肉偶爾會抽搐一下。他穿著一件海軍藍上衣和一條卡其色布褲子，腳上是一雙淺色厚橡膠底布鞋。他說話時，即便是坐著，也把手插在褲兜里；他不動聲色。只要他一講完故事，就把腦袋朝著我和尤迪特轉來轉去，直到能夠用那隻眼睛看見我們。他頭很大，表情嚴肅，從來不苟言笑；他在場時，大家都變得嚴肅起來，即使忍不住為他的講述發笑。他有時起身，親自給尤迪特續上加州紅酒；我可以自己隨便倒白蘭地喝。他太太瑪麗·弗朗西斯過後從屋裡出來，和我們一起聽他說話。她和他一樣來自東海岸，來自北邊的緬因州，也是一個愛爾蘭移民後裔。你可以從陰涼的露台里望著外面的陽光；雷陣雨前的烏雲從四面湧起。

「講講你們的故事！」約翰·福特說。

「我不知道尤迪特在那兒，」我說，「我們分手了。」

我走到教堂前時，草坪上澆灌器的水噴到我臉上。我走進公墓里，坐在一個西班牙墓碑的基石上。眼睛火辣辣的，我將臉埋入雙手，覺得腦漿流向前額。這時，教堂鐘聲響起，我抬起頭來。一隻白肚小鳥從教堂陰影里飛出，在天空中熠熠生輝。鐘樓好像隨著每一聲鐘響移動一下，接著又擺到它的位置上。這一切我都曾看見過！我悄悄地觀賞著這個畫面，低著頭，同時追尋著一段回憶。有一種記憶，當我靠近它時，大腦立刻又迴避之。教堂，還有我自己，讓我覺得不可思議。夠了，我從那兒走開。

「您常做夢嗎？」尤迪特問。

床上沒有罩，床單上有拍死的蛾子留下的印子，有隻蛾子還夾在褶皺中，床底下滿是空啤酒瓶。

在房間里，我把《綠衣亨利》讀完了。在一個他無法臨摹的小石膏像旁，他發現自己從來就不會與人打交道。他回家看望向來支持他的母親，看到她雙頰顫抖臨近死亡。之後多年，他如行屍走肉，憂鬱而厭倦。直到曾因他的思想而對他產生過愛情的那個女人從美國回來時，他才開始又活過來；這個女人敬佩他的思想。於是，他的故事成了童話。當我讀到「現在我們興奮而欣喜地在金星飯館的貴賓間里共享美食」這個地方時，我不得不移開目光，以免掉下淚來。結果我還是哭了，相當歇斯底里，可這又讓我忘掉了時間。

「當我試圖弄清楚一切怎麼會這樣時，這些經歷就會變成赤|裸裸的表象和疑點，然後看樣子，好像我冤枉了尤迪特，因為我在玩著預先規定好的因果遊戲，其中每個經歷都先有了解釋，因此也變得不真實。我們的憎恨卻如此真實，讓我們覺得這些解釋可笑又有失尊嚴，是對我們痛苦的嘲諷，哪怕我們開始一再去努力也罷。有一次，我對尤迪特說，她傾向於把任何哪怕是有關小環境的信息，所有印刷品都馬上以宗教的陶醉看成一個普遍適用的、自成一體的世界模式，並且使她的整個生活方式都要遵循這樣的信息——她的環保怪癖和對有機食品的著魔——其原因無非她因為自己所受到的教育，絕對沒有正確地獲得信息，於是就痴迷每件小事。我每次解釋完以後，自己就咬著嘴唇，聽憑尤迪特同樣把我解釋的方式稱為盲目崇拜，就是想藉此避開人家對我自己的注意。總之，開始時，當尤迪特的變化時而引起我的注意時，我並沒有太在意，那些解釋常常可以輕而易舉地說出口；我甚至為之感到自豪，因為尤迪斯也能明白它們，我只是感到奇怪的是，她沒有堅持到底。後來我發現，她開始恨它們，不是因為她覺得這些解釋不對，而是因為它們是解釋，並且當我坐在那兒一解釋時，她就不再願意聽了。『你真蠢！』尤迪特說，我突然也覺得自己真是個大笨蛋。愚蠢的感覺在我內心蔓延，我以此安撫自己，甚至覺得這樣很舒服。我們最終成了敵人，我不再解釋，只有謾罵，不言而喻，我們很快都再也無法忍受了，自然升級為身體上的傷害。在這其間，儘管我被勒住過脖子，可是一想到我也能像其他人一樣愚蠢就又特別高興。這是因為，迄今為止，當你剛才還與之很親近的人突然變得愚蠢了，我就感到特別害怕。『這太不可思議了！』我總是這樣說。現在我自己就這樣，沒有別的可能，我們兩人都變成了魔鬼。

下車！「這不過是個不到百人的小地方。」就是這樣的話現在也不管用了。我本想放下箱子，卻一直提著它。這裏天空晴朗；陽光透過雲彩時，汽車牌照的底板閃爍著。我站了一會兒，並沒有放下箱子，看到一扇窗里有個孩子注視著我，還懵懵懂懂地學我的表情。我走開了；許多燕子飛來飛去，飛得那樣快，你幾乎只能看到它們一閃而過，就像暮色中的蝙蝠一樣。

「可你說起綠衣亨利時，你也許確實相信你可以重複他的冒險經歷吧，」克萊爾說，「你認為靠著來自另一時代的人就能夠重複這個時代，像他那樣慢慢地經歷，從一個經歷到另一個，變得越來越聰明，在你的故事結束時達到圓滿。」

「成為什麼概念呢？」

「每當人家讓我講自己時，我就覺得這還為時太早。」約翰·福特回應道，「我自己的經歷離我還不夠遠，因而我喜歡說我之前人的事情。我更喜歡拍有關以前的電影。我經歷的事我幾乎不想回頭，但是我對還沒做的事和還沒去的地方的渴望更大。小時候，我被一群義大利移民小孩揍過，雖然我們都信天主教！其中一個胖子很狡猾，他只對我吐口水，用腳踢我，沒動手。一個小時后，我在街上看到他一人獨自走過，肥頭大耳，平足，突然我覺得他是那樣孤獨，我有一種衝動，想對他好，去安慰他。後來我們真的成了好朋友！」他回想著，過了一會兒說道：「那時我還穿著短褲呢！」

「像這對恩愛夫妻一樣，我們將周圍所有的事情都告訴給對方，不是出於恩愛，而是出於敵意，將這種敵意轉嫁到這些事情上。儘管你本來就明明白白，比如你還是要說：『你的椅子嘎吱響』，『你啃過的蘋果到處亂丟。』

經過剛才的嘈雜，這兒是如此清靜，你會以為是在做夢，不得不揉揉眼睛。每走一步，我都回頭看看。瓦楞鐵皮屋后恐怕會突然跳出另一個雙影人來將我趕走！我沒有權力代表自己，我只是偷偷地潛入了自己；現在他回來了，要重新佔據他的位置。我似乎要從自身中倒出來，不再存在。從一截用作煙囪的黑爐管里，穿過小屋的窗戶，突然冒出一股濃煙，一隻狗匍匐在屋角。我是個騙子，我佔據了他人的位置。我該去哪兒？我是多餘的；我把自己偷偷帶入什麼東西里，現在就等著被人抓。還有救，一步之遙。可我站著不動，緊握雙拳，用草帽掩護著自己。可是，是個冒牌貨的感覺只是閃現了一會兒，我隨之覺得那不過是一時的心情。後來，我才想起來，小時候，我就是多麼希望有個和我一模一樣的人，一個雙影人；而我此時因為想像一個雙影人感到害怕，我又把這當作一個好兆頭。我厭惡只是看到一個可能和我一模一樣的人的圖像時，我就感到噁心。看到某人做著和我一樣的動作，似乎很骯髒。連我影子里的輪廓，我現在都覺得不道德。更何況第二個這樣的身體，這樣一個嘴臉！我必須跑幾步才行。

「但願我能夠一直這樣生活下去，」我說，「這是一種快樂而甜蜜的異化。在這其中，仇恨時我視尤迪特為物；釋然時，又把她當作人。我相信，尤迪特和我一樣，可是我又發現，她只是變得冷漠了；有人跟她搭話時，她就嚇一跳。她一個人玩著需要幾個人才玩的遊戲。她告訴我，她這樣聊以自|慰；可是我沒跟她說我也開始手|淫。想像著我們躺在不同的房間，也許同時都在各自自|慰，這讓我覺得可笑又可悲。可是我幫不了她，被仇恨和卑鄙所擠壓，麻痹地躺在那兒。我也不再會夢見和一個女人在一起。就是在手|淫時，我也無法想像到一個女人來：我只得睜大眼睛，盯著一張裸|照。

電影導演約翰·福特當時七十六歲高齡，住在自己位於貝萊爾的一棟房子里，離洛杉磯不遠。他六年沒有拍電影了。房子是按殖民時代的風格建造的，他常常坐在屋前的露台上與老朋友聊天。從露台向山谷望去，是一片片橙子樹和柏樹。客人坐的是藤編扶手椅，並排放在一起，前面的腳凳上鋪著印第安式的墊子。只要你坐到椅子說起話，很快就會開始向對方講故事。

他向山谷下望去，最後幾束夕陽落在橙子樹枝葉上。「看到陽光照射下的樹葉那樣搖曳著，我覺得它們自古就這樣一直搖曳著。這的確是種永恆的感覺，我會忘了還有歷史。你們可能會說這屬於中世紀的情感，是那種一切都還處於天然時的狀態。」

這劇院是殖民時代風格。裏面的空間因為有壁畫，讓人覺得好像還有與之相連的空間，門廳里，人們在塗滿畫的台階前抬起腿，邁上塗滿畫的柱腳，想去摸一摸浮雕，可當你觸摸時，凸出部分縮了回去。真正的觀眾席相當小，可左右和上面卻有不少包廂，黑暗中你一進門就看見反光閃閃的望遠鏡。大衣和帽子隨身帶入劇院里。開演前，大學系主任向德國劇團的導演，同時也是旅行領隊致歡迎詞。這人我覺得好面熟，再仔細一看，原來是我以前喜歡與之交談的一個朋友。他倆身後跟著一些聖路易斯的德國移民後代，穿著戲服。他們先用合唱，然後以生動的形象表演著他們的祖先來到美洲安家落戶的情形。移民前，他們還生活在德國各個邦國里，直到1848年，相互在工作和娛樂時成為障礙，行業的不自由阻止他們使用自己的工具。而在到了美國后的場景里，他們分散開來，交換工具，表明每個人都可以去干自己喜歡的職業。娛樂方面，他們現在也有了自己的空間。最後一場生動的表演中，他們跳舞，男人們在頭頂上揮動帶邊禮帽，膝蓋直抬到胸前，只有一人叉開雙腿，雙手叉腰；女人們踮起腳走著散步，扭著身子，一隻手伸到男人手中，另一隻輕輕撩起衣裙，只有叉腿男人的女伴與他面對面，雙手放肆地撩起裙邊。他們都站到了幕前一動不動，時而會晃動一下身體，男人汗流滿面，女人踮著腳尖抖動，然後大聲喊叫，用那種美國式的大嗓門。他們真的開始跳起舞來，再次揮了揮禮帽。在他們下面的樂隊里，有三個樂手同時也趕緊站起來，隨之演奏著，有兩個拉提琴，頸部暴起青筋，第三個心醉神迷地撥著大提琴。這些樂手最後撥響了一聲琴弦，重新落座，舞者也鞠躬，翩翩躍向兩邊，同時大幕從中間又拉開，人們看到卡洛王子伴隨著一個修士緩緩走上台。

我們剛一到達，我就打電話去費城的酒店告知我在聖路易斯的電話和地址。然後，我談起她時，漸漸忘了她，也根本沒有想到她會在附近。一切對我來說好像都已經過去了。有一天晚上，我們坐在屋子涼台上，孩子已經躺在屋裡床上正在自言自語，我們傾聽著，或者相互時而也說說話，不過聲音很低。那對恩愛夫妻坐在一張沙發上，披著一條披肩：克萊爾在讀《綠衣亨利》，我這兩天沒興緻讀書，看著她讀。這時電話響了起來。當女主人走進去時，我停住了搖椅，知道那是我的電話。她走到門口，一聲不響地向我指了指聽筒。我貓著腰，踮著腳尖走進屋裡，彷彿我要表示勞駕似的。我幾乎竊竊私語似的報了自己的名字，卻沒有人回應：我又說了一遍是我，也沒想到要問對方是誰。除了一輛疾馳而過的大卡車的雜訊外，我什麼也沒聽見，接著鈴又響了，我聽到以後立刻就想像著一個加油站的鈴聲。我再也沒說什麼，輕輕地放下聽筒。我也不想去問女主人是誰打來的電話。

導演又拿出一顆藥丸，他說得和上一顆一起服用，為了緩減上一顆的副作用。他問我近來寫什麼劇本沒有。

「我完全脫離了生活。」他後來在飯店酒吧里對我們說。「對我而言，它僅僅出現我內心狀態的比較中。我已有很長時間沒見過去了鱗的魚了，可昨夜當我在恐懼中醒來，突然發現周圍有魚鱗閃閃發光。同樣我也長時間沒有親近過大自然了，儘管如此，當我把手伸向酒杯時，渾身上下此刻都覺得像一隻剛才被弄死的蜘蛛，慢慢地沿著蛛絲，像活著時一樣墜落到地上。日常生活過程，如戴帽子、乘電梯、或是品嘗軟乎乎的冰激凌，我都再也沒有任何感知，它們過後才會以隱喻的方式使我明確自己的各種處境。」他出去一會兒后又回來了，告訴我們他吐了。他的嘴唇還濕漉漉的，是吐過後喝水弄的。他把各種藥丸排在面前，按順序一一服下。「開始我覺得，彷彿手指塞進水龍頭裡，而裏面空氣就要爆炸了。」他說道。他在克萊爾前躬了躬身，請求我允許他和她跳舞。我看著他們跳：克萊爾站在那兒，懶洋洋地原地打轉，他換著步子在她前面跳來跳去。克里登斯清水復興合唱團那沉悶的音樂在低矮的房間里震動：《穿過叢林》。

「我不願意這樣，」約翰·福特說，「可當我這樣向下看出去時，這些正出現在我腦海中。」

醒來時，我像變了個人。上午一大早我去了我弟弟工作的鋸木場。霧氣沉沉，運河鐵絲網下融化的雪水咕嘟咕嘟，我變了人似的行動著，猶如在別人的思想里。我不得不跑起來，因為再也走不下去了。像以前尋找語言一樣，我現在尋找能讓我回到自身的畫面。燒焦了的樹樁，部分已被砍光了的山脊，燃燒過的垃圾筐，田裡什麼地方燃燒著稻草，在正午的炎熱中沙沙作響。我再也不願意去想像什麼跟我有關了，可是卻突然聽到自己成了腹語者，肚子取代了我的角色，並且教給我說我不願意承認什麼。迎面走來一個拎著個牛奶桶的女孩；她那樣瘦骨嶙峋，我驚訝得立刻又醒悟過來。

這念頭讓人受不了，我趕快用一種輕鬆些的感覺將它驅走。我把電報擱在桌上，一隻手護著，免得碰倒桌上其他東西。

牆壁上掛著奧地利掛歷，上面的彩色照片是開滿水仙的田野，田野前站著個頭戴民族風格帽子的女人，照片下面印著家鄉一家貿易公司的名字。

「所以，這些演員也常常跌跌撞撞的樣子，」導演說，「他們感到他們確實需要有別的動作。他們常常剛一抬腿就要換步子，因為他們以為，他們太長時間在觀眾面前以同樣的步子走來走去。然後他們正要跨步時突然跳起來。或者他們說錯台詞，因為他們以為是該唱的時候了。他們知道，觀眾要看的他們是跟平常不一樣的節奏，可是他們卻找不到那個節奏。」

於是尤迪九-九-藏-書特就說起我們怎樣來到了美國，她怎樣跟蹤我，搶劫我，還要殺死我，以及我們現在終於願意和平分手。當她講完我們的故事後，約翰·福特靜靜地笑了，笑容溢滿他的臉龐。

第二天下午，我和克萊爾正要把孩子留在畫家夫妻那兒，去看德國劇團演出的《唐·卡洛》。這時，我收到了一個急件。那是一個用繩子仔細紮好的小盒子，地址是大寫印刷體，像是用左手寫的。我走到房后，用園藝剪剪開，小心地打開包裝紙。盒子用電線捆著，上面有個紅封條。當我打開封條時，手抽搐了一下，我又去碰那兩根電線，又抽搐了一下。此刻我才發現，我遭到了電線里釋放出的電擊。我戴上掛在樹杈上的橡皮手套，將電線從盒子上解去。當我要把它放到一邊時，我發現盒子和裏面的東西連成一體。我不由自主地要拉開它，蓋子隨之掉了下來，卻什麼事也沒有發生。我看著盒子，裏面除了一個連著電線的小電池外，什麼也沒有。我就知道尤迪特會變本加厲，非得弄出什麼名堂不可，可我一點也笑不出來。她給予我的這個小小打擊，我突然聽起來就像是一聲尖銳而低沉的哀鳴，我幾乎要扭頭去看看。我簡直倒霉透頂。究竟怎麼回事啊？為了什麼呀？這叫人還活不活呢？一切不是都過去了嗎？我不願對此多想，只知道我得立即出發了。周圍的草木本來一片明亮，此刻又變得昏暗，又有松鼠跑進我的視野里，我周圍的東西都變得難以辨認，我躲開一隻昆蟲，一輛摩托車在遠處轟鳴而過，嚇得它在樹叢中沙沙作響。我把盒子扔進垃圾桶，向克萊爾走過去，她已坐在車上。我拉開車門時才發現還戴著橡皮手套。「它們的顏色真黃啊，不是嗎？」我邊說邊趕緊脫下手套，克萊爾一點兒都不奇怪。我關門時，碰到了金屬，手指又抽搐了一下。

萬籟俱寂。遠處能聽到有一架飛機，它的嗡嗡聲如此低微，讓人去傾聽頭都會痛。

桌子上有一副牌，彩色的德國牌，旁邊是個鬧鐘，像是鈴響時給弄翻了。一把椅子上掛著兩根帶著泥的鞋帶，另一把椅子上放著件睡衣，是格里高爾從我這兒繼承的，睡衣上面的手帕上綉著248，是我在寄宿學校的編號，這手帕至少有十五年了。

在和孩子相處時她常問這問那，這讓我覺得，我迄今只是關注過自己，因為周圍有不少東西我都不知道它們是什麼。這時我才發現，對自己周圍那些再也平常不過的動作，我都缺少相應的語言表述。於是我就慢慢地學習不再只是去觀察，而是要作為「原來如此」來感受，將一個個發展過程觀察到底。尤其對聲音，怎樣去描述它們，我知之甚少：有時候，連滑稽表演中簡潔形式也幫不上忙。如果我不說話，孩子又會害怕，開始哭叫。她玩的時候，你跟她說話，她常常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不搭理你；只有當你說出新詞彙時，她才會去關注。有一次，晚上很冷，我卻不能說服她穿上外衣：只有當我說出不然要起雞皮疙瘩時，她才豎起耳朵，平靜地讓人給她穿上了衣服。

我們下車從一個路燈旁走過時，一隻巨大的夜鳥的影子飛過明亮的街面。「有一次，在路易斯安那的原始森林里乘船時，有隻貓頭鷹從我頭旁飛過」，克萊爾說，「當時我正懷孕。」

一輛從加州運菜進山的車終於把我捎到了埃斯塔卡達。車子只有司機那邊有雨刷，因而外面的一切我幾乎什麼也看不清。這對我再好不過了，因為我的頭很痛。我偶爾會忘記疼痛，但吸氣時又會感覺到。司機身穿一件格子襯衣，襯衣下還有件帶扣子的底衫。一路上，他腦子裡肯定迴響著一個曲子，因為他不停地調整坐姿，用手指在方向盤上擊打著節拍。可他始終不聲不響，只有當我們到達高處時，雨慢慢變成了雪，他才吹起口哨來。雪從車窗上滑去，後來慢慢掛在上面。

他們對人很友好，總是接待新客人，沉浸在一再感到失望和因此而能夠相互依存的快樂中。當你接近一件物品時，他們就會向你描述起這個物品在他們生活中佔有怎樣的位置，以此來警示你，或者他們搶在你前面，一聲不吭地給你示範最好怎樣對待這個物品。他們如此在意自己的東西，以至於他們不是兩人共同佔有它們，而是每件東西分別各有其主。每個細節都專門歸二者之一所有，這樣可以得到保護。這種情況不僅限於餐巾環、毛巾和浴巾上的個人姓名，而且還包括任意一本書、一張唱片、所有的裝飾靠墊。屋子裡所有的角落都劃分界限，不是屬於這個，就是屬於那個，絕對不會兩人共有。當然他們也相互交換一切，理所當然地可以使用對方的領地，不過他們使用歸屬對方的東西，正是這種想法好像才把他們一再真正地連接在一起。依靠這樣的歸屬，他們給自己制定了一種憲法。有了它，他們能夠以假亂真模仿傳說中的黃金國，那個從外部不可進入、內部卻完全自給自足的國度。

我看著杯子邊上的檸檬片，迷失了自己。天後來就突然黑了下來，我猶豫地邁上大街，走到對面，又折回來。房子之間漆黑一片，但抬起頭卻能看到天上噴氣式戰鬥機飛過的痕迹，依然沐浴在陽光里。我身後響起油脂發出的噝噝聲。一輛汽車慢慢地從我身後駛過來，發出了如同油脂的噝噝響聲。一群半大不小的孩子，那個金髮少年也在其中，向我走來，轉移了我對車的注意，他們向我討錢買車票。我停下來，他們圍過來問我從哪裡來。我說從奧地利。他們一邊笑，一邊學著這句話。除了那個金髮男孩，他們都是墨西哥人，有一個孩子穿著一雙淺色帆布鞋。他用手摸我的臉，我退後一步，又撞到已站到我身後的另一個人，我把手伸進口袋裡去掏硬幣，可這隻手被緊緊地抓住，看見一把匕首頂在我的肚子上。刀刃不長，剛好露出手心。那個金髮男孩站在一旁，雙腳輪換著跳來跳去，同時朝我這邊掄著拳頭。有一個墨西哥男孩絆了他一腳，他隨即跪在地上。我尷尬地擠出笑臉。馬路對面有士兵走動，可我不好意思喊叫。我的帽子被打落了，有幾隻手迅速將我的口袋翻過來，不曾觸碰我的身體。那個金髮男孩在地上爬來爬去，撿拾從我口袋裡掉落的東西。他們又打了我一下，隨之就跑到我身後那輛門子大開的車跟前。他們一跳上去，車就啟動了，門一個接一個地關上了。在一扇門上，我還是看到了「赫茲」兩字。我看到尤迪特坐在駕駛位上，臉色蒼白，眼睛緊盯方向盤，張開的唇上掛著一根火柴，隨著車子啟動，火柴跌落了下去。

第二天中午，俄勒岡下起雨。儘管不允許，我還是站在波特蘭機場出口處，戴著草帽，試圖攔一輛去埃斯塔卡達的計程車。我乘坐「西部航空公司」的班機途經鹽湖城飛到這裏，依然覺得自己是別人的雙影人，遊走在一片虛無中。我曾經讀到過，受驚者會事後進行毫無目的咀嚼活動：在我看來，我就是以這樣的方式來到了俄勒岡。

我躺在黑暗中，在朦朦朧朧中，我突然悲傷自己竟然被人搶走了錢。我不遺憾，只是有一種切身的、無頭緒的痛苦，我無論怎樣都難以打消的痛苦：從我身上被擄走了什麼東西；有一個空白，它需要時間才會重新彌合。我什麼都不願意再去想了。夢鄉里，有人掉進了一個巨大的盆中，盆里正好長著西紅柿。他消失在西紅柿中，而我望著這個通常放在舞台上的大盆，想著他什麼時候又會出現呢。「如果我現在還經歷什麼的話，那我就過去看看。」我在夢中大聲對自己說。

兩天後，我收到一張預先印製好的生日賀卡：在「生日快樂」這幾個字之間，手寫添上了「最後一次」幾個字。這字跡很像尤迪特的，可儘管如此仍顯得十分陌生。當然，她向來只用鋼筆寫字，從來都沒有用過圓珠筆。賀卡反面地址旁貼著一張手槍照片，是一張不太清楚的近照，尚未全部塞入槍膛的子彈清晰可見。後來我才慢慢地明白，這張賀卡應該是個恫嚇，事情一下子顯而易見，也不言而喻，尤迪特要殺我。我雖然不信她真會這樣做，可就她有這樣的想法，讓我對自己幾乎感到自豪。我心想著，我起碼不再會發生別的什麼不測了，我覺得她的恐嚇是防止其他危險和不幸的護身符。「現在我平安無事了。」我想著，甚至把我所有的支票都換成了現金。

「我們沒分手，因為誰都不想放棄。如果一個指責另一個，誰錯誰對根本就不那麼重要：更重要的是，我們都守候著對方在這樣指責以後讓自己陷入無理之中。當一個人遭到指責，他之後的一舉一動都受到監督，從而讓他認識到自己的過失。最糟糕的是，我們相互不再指責，而是無聲無息地製造出讓對方在其中獨自感到愧疚的情境。我們不再對罵，只是想羞辱對方。於是，我們就把對方洗過的餐具再洗一遍，只要對方一站起來，就立刻在他身後整理好一切，悄悄地干起對方要乾的事，把對方放錯了地方的東西立即放到該放的地方。尤迪特突然開始把重東西從一個房間搬到另一個，天天倒垃圾，不要我幫她。『我已經做過了。』她說。這樣我們相互搶著做事，越來越勤勞，越來越緊張。每人都尋思著自己還可以幹什麼，我失去了安寧。不是用道理來決定爭執的對錯，而是比著誰先做什麼事。不是你做些什麼決定這種決鬥的結果，而是誰先做事的順序。一種錯誤的節奏，一條多餘的路，面對下一件事的猶豫不決都會立刻讓你陷入尷尬境地。誰為自己所選擇的事能不假思索地找到捷徑，誰就總贏。於是，我們倆充滿仇恨踩著舞步相互擦肩而過，帶著故作高貴的姿態；如果兩人都沒如願以償的話，就算打了個平手。

對尤迪特的第一印象：為什麼我對此一點也想不起來呢？我努力地去想：一種甜蜜的愛慕，它讓我忘乎所以，飄飄然。難道這就是我們非得始終相處的標準嗎？我早已忘得一乾二淨，我們相互只會是怒目而視。

約翰·福特憂鬱地看著她說：「是的，我們想這樣。直到一個世紀前，人們要求進步，他們也有權利推行進步：從新時期起到前不久，救治理論都出自當權者：出自公爵、工廠主、慈善家。可現在，當權者不再是慈善家，最多也就是個別人充當慈善家，只有窮人、那些無產者和無權者在渴望著什麼新的變化。那些有能力改變的人不再想變，這樣一切就得保持老樣子了。」

夜裡我敞開著房門。有一陣子，我似乎聽到有人在我窗前走動，其實是個夜蛾子被困在了窗戶與窗帘之間。很長時間以來，我第一次再也沒有做夢。

對面山上開始打雷。我們周圍的草很高，時而有風忽明忽暗地吹過去，樹上的葉子翻卷著，顫抖著，好似枯萎了一樣。

我們陪他回到上面的房間。「我明天又要上路了。」我說道。我和克萊爾回到飯店前時，我向後打了一個趔趄，外面黑得伸手不見五指。我們回到車跟前，彼此一再緊緊地靠在一起。真安靜呀，只聽得到一個幽靈似的響聲；我想，那是從密西西比河傳來的。我們跑到一個工地上，我坐在一個箱子上，把克萊爾拉過來。我立刻就跟她幹了起來，我覺得好像此刻嚓嚓作響。我們不再聽對方說什麼，我很疼，我出血了，那疼痛散去，一個曲子總是縈繞在我腦海里，一遍遍重複著「周日薄荷牛排」。

四周如此靜謐，我不由得一次次停下來。比薩店和加油站的霓虹燈熱氣籠罩，遠處能看到一個汽車影院的銀幕，只看得到亮光和陰影，聽不到聲音。我走進一個遊戲廳，卻不想玩什麼。儘管如此，我還是從一個機器走向另一個機器，悄然地讓球滾動起來。

「這一切都是真的？」他用英語問道，「這個故事沒有一點虛構？」

奇怪的是，本尼迪克蒂娜幾乎對大自然不再有什麼感知，而是將人為的符號以及文明產物當作大自然來感受。相對於森林和草木，她會更多對電視天線、斑馬線和警笛發問。她好像一進入信號燈、霓虹燈廣告和交通燈的環境里就會變得更活躍，同時也更安靜。這樣看來，她把字母和數字當成大自然的恩賜，視它們為理所當然的事物，不必將它們作為符號來解釋。這期間，當我在這個地方好長時間只是面對自然景觀，又沒有發現其中任何可以解讀的東西時，我發現自己也覺得無聊了。

天還沒黑，空氣和中午一樣炎熱。夕陽中，公共汽車從遠處開過，布滿塵灰的車窗上映著乘客的身影。當我要在一個酒吧買可口可樂時，才發現自己臉上還一直矇著手帕。我在桌下把鞋子和褲腳里的沙子倒出來。甚至連自動點唱機里的唱片都有沙子劃過的痕迹。我投進一個硬幣，卻什麼也沒去按。路上還有人揮著旗子遊行歸來。我坐在那兒，喝一口就看一下表。後來走進來一個男孩，金髮燦燦，讓人動情。

「我們只是偶爾互相抓扯。尤迪特常常突然扭過臉去，但不再像先前那樣哭了。只要一有錢，她就立刻花個精光，什麼都買，一張白熊皮，一個手動留聲機，一支笛子，之所以喜歡，只是因為它吹口上有個蜘蛛網。飲食上她只挑選極品和特產去買，她常常因為沒有找到她稱心如意的東西空手而歸，並因此生那些愚蠢的女售貨員的氣。我越來越沒有耐心，卻怕她出事。她彎腰探出窗外，我就站到她身後，裝著也要向外去看。我總看到她跌跌絆絆，撞在牆角上。有一次，看到幾年前她做的一個書架，我真的吃了一驚，這個書架居然還完好如初地立在那兒，這時我才突然明白，我已經認為尤迪特無可救藥了。她的表情越來越沉重，可這種沉重我再也看不下去。現在你明白了，我為什麼會來到這兒呢。」

在圖森的第一天，我再也沒有離開飯店，洗了很長時間澡，磨磨蹭蹭地穿著衣服，直到天黑了，我才扣上襯衫扣子，拉起拉鏈，繫上鞋帶。在聖路易斯，我幾乎徹底戒除了自己的習慣，現在都不知道該拿自己怎麼辦。一個人這樣待著，我都覺得自己是多餘的。如此孤零零的，好可笑啊。我恨不得揍自己一頓，我覺得自己是如此地無聊。我不想與誰相處，只是想擺脫自己。哪怕跟自己有一絲關聯，都立刻讓我很不自在，我把手臂伸得很遠。只要我在一把椅子上感受到自己的體溫，便坐到另一把上去。後來我就乾脆站著，因為我覺得所有的椅面都被我坐熱了。一想到曾經自|慰過，我就發抖。我叉開雙腿走來走去，不願聽到褲子摩擦發出的聲響。什麼也別碰！什麼也別看！快點來人敲門吧！想打開電視，聽聽聲音，看看圖像，一個可怕的念頭。我走到鏡子前，對著自己做各種表情。我想把手指伸進喉嚨里，讓自己徹底吐個痛快。自傷和自殘！我走來走去，走前走後。或者翻開一本書，強迫自己看一句不著邊際的話！朝窗外看去，又是快餐店、德士古公司、冰激凌廣告！把一切都封上，澆上水泥！我躺到床上，把所有的墊子壓在頭上。我咬起自己的手背，用腳踢來蹬去。

「講講您自己吧。」尤迪特說。

「時間如此緩慢地流去。」

在回羅克希爾的路上，我對克萊爾說：「我覺得像在夢裡一樣：我慢慢地醒過來，醒來時夢裡的畫面變得越來越慢，後來就不動了，變成了靜靜的夢幻般的畫面。我不再像夢中那麼害怕，而是讓這些畫面安撫自己。」

「在有些行為中，你會突然感覺到自我的存在。」約翰·福特說，「對，這才是真正的我，你會這樣想。可惜當你真正感知到自我時，你大多情況下卻是獨自一人。然後你就立刻努力投入社會，同時又失去自我，裝腔作勢。這是不幸。這很可笑。人們要在思考時獲得驚喜，而不是固守自我。有時你一說出真話，連自己都嚇一跳。幸福感是那樣大，你一個人是忍受不了的，而且立刻又要說出真話，那麼你當然就是說假話了。我還總是說假話。」約翰·福特說。「剛才我還知道我要做什麼，可此刻又忘得一乾二淨了。只有我明確知道我要做什麼時，我才是幸福的。那麼我想我會高興得牙全都掉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