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人們會願意犧牲視覺來強化聽覺，以為是人神聖的、向上的提升，以聽覺來換取視覺則成了最不划算最不長進的事；換句話說，瞎子極可能是某個身懷絕學、擁有我們難以企及心嚮往之一整個深奧幽玄世界及其秘密的某人，而聾子只是人單純的不幸。

人對自身知覺的奇怪厚此薄彼，我們也許可從生物學很快得到一部分的簡明解釋——其實純粹從器官構成的演化來說，人眼無疑遠比人耳更精密更複雜，也方便好用，一翻兩瞪眼，是什麼不是什麼難以遁形，而耳朵這相對簡陋的知覺工具，則無法如此明快的處理它接收的訊息，就像列維·斯特勞斯說的，它得更多仰賴人腦子的支持，第一時間就要求人啟動思維，並記憶那聲音如所謂的繞樑三月，好仔細分解它聽懂它。工具愈銳利，人的介入和解釋創造空間就愈小，謎會消失，訊思駐留在我們心裏的時間也愈短，來不及發酵、變形、演化並橫向展開。

最終人的裝聾（就不要作啞了），還得抗拒得了一種終極性的致命聲音，那就是由它們總體匯合而成的一種沮喪的聲音，一種絕望的聲音，一種告訴你什麼都不可能的聲音。卡爾維諾曾用「石化」來指喻，他說整個世界不斷在硬化，再不會有什麼好消息，你每天睜開眼能希冀的充其量只是它不要變得更壞而已。有時你不得不駝鳥般不要聽見，好避免陷入虛無，好保有勃勃鬥志，不讓自己脫口說出「去死吧」諸如此類難以回頭的真心話來。是的，卡爾維諾勸我們不要直接瞪視它，它像女妖梅杜莎的可怖頭顱，會把瞪視它的人一一化為石頭。

我有限的閱讀和記憶里，並沒什麼特別精彩的、讓我長懷心中不去、一碰就跳出來的耳聾之人。我能馬上想到的其實都不是真的聾子，而是某種相似性的暫時靜默隔離狀態。比方說在《懺悔錄》書中，年輕的奧古斯丁去請託某博學的修院院長，驚奇地發現他讀書居然不朗讀不出聲音這一幕。當然，今天我們的二次驚訝已不是低頭無聲讀書這事（如今誰都這樣了），反而是奧古斯丁當時的驚異莫名，喚回那個已遺忘于習慣里、人大聲讀書的世界，兩者重疊，讓我們此時此刻心思更複雜；另外，則是小說家聚斯金德講他寫《香水》一書前的一趟特殊經驗，他曾在法國作過摩托車之旅，包覆在騎士頭盔般的安全帽里和摩托車本身的隆隆引擎，讓他隔離掉幾乎全部的外頭聲音，風景一掠而過只剩眼前盯住的無止境灰色單調道路，因此，他留存下來的記憶全是氣味，整個世界詭異的由各種侵略沉穩不等的氣味交相滲透組成，這個記憶得不到格瓦拉大兄式的人間革命結論，它幻境般創造出日後的惡魔香水師葛奴乙。

高傲不求人的納博科夫在這上頭有點像藍博洲，一輩子為無法隔離無法防禦的聲音所苦，卡車聲、廁所沖水聲、樓上的腳步聲，尤其是現代社會無所不在的樂聲歌聲等等，他甚至頗違背自己信念的主張法律應該規定人必須使用耳機聽音樂——真希望他有機會來台灣住住看。

我吵雜的台北市咖啡館，一如格雷厄姆·格林吵雜的剛果麻風病叢林——在《一個自行發完病毒的病例》小說中他寫大建築師奎理第一次深入暗夜叢林之中救人：「他無法怪這些人害怕，假如人要不怕夜裡到叢林里去，他必須什麼都不信。叢林里毫無任何吸引浪漫之人的地方，它完全是空的，它也不像歐洲的森林里有人住過，有巫婆或燒木炭的人，或者杏仁餅做成的屋子。從來沒有人在這些樹下走著，哀悼失去的愛，也沒有人像個湖畔詩人一樣在此傾聽寧靜，與內心密談，因為這裏根本沒有寧靜。假如有人夜裡在此想讓人聽到他的話，就必須提高聲音來對抗那個無休止的蟲鳴，那聲音就像在一個工廠里，大群貧窮的女工同時拚命操作幾千架縫紉機一般。只有在正午炙熱的一兩個小時中，蟲子午睡了，才有寧靜。但是，假如有人像這些人一樣相信某種神靈的存在的話，那麼就像人們相信神住在天空中一樣，是不是也同樣有可能有神住在這個空虛的地區里呢？這些叢林看來會比星球更晚受到開發，因為目前人們對月球火山口的了解已經超過了眼前這片一腳可以踏入的叢林。沼澤和腐爛植物的葉綠素臭酸味像牙醫的面罩般籠罩著奎理的臉。」

比方試著假設自己是個完全聽不見聲音的人看看，這也許很不容易——京都著名的「五山送火」，是這個千年古都令人等待的盛夏大事，五山其實只是環抱京都成半個盆地的北邊這半圈丘陵的其中五座，每年八月十六日當天人們在日暮時分吆喝著攜火上山，時刻一到依序如傳火般點燃起大文字、妙法兩個王體行書、鳥居、船等五個圖樣（大文字有二，一大一小）。要一座如此繁華、誰該聽誰的大城市暗下來當然也不是件容易而且還挺危險的事（停電夜等於打劫夜是現代大城的基本公式），但悠悠千年時htｔpｓ://rｅad.９9ｃｓｗ•ｃoｍ間有它奇妙的力量，那一個晚上，京都人們會熄了燈走出來，仰頭看著忽然變得巨大也變得如此靠近自己伸手可及、帶著火光不安定跳動如同忽然短暫復活的古老光之圖像，你很容易在那個片刻離開熟悉乏味的自己，滑入到某一道時間大河之中，忘掉很多事，也心思空白漂流想起很多事——

（舊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奴隸們起來起來，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這是最後的鬥爭，團結起來到明天——）

師者與天地並列，是幫你捕捉、過濾、存留、重現、放大並負責翻譯解釋真理聲音的人；倒過來說，尋訪老師的極致，便是你已成為老師那樣的人了（「收藏書的極致，便是你自己寫出了那樣一本書來。」），你知道了怎麼擴大並善用自己的聽覺，或更像《獵殺紅色十月》電影里第一個發現隱形潛航的黑人聲納員，他有把握在冰冷廣漠的大洋深處再一次找到它，一種類似海底火山活動的微妙聲音：「現在我知道該聽什麼了。」你也不用人翻譯了，無須中介者，聲音不再是單純的物理性振動而已，聲音已直接就是語言了。

於是，今天當我們還願意說「現在我知道自己該聽什麼了」這句話時，我們得更意識到自己比之前所有說這話的人處境艱難，光做個瞎子不夠了，還得進一步成為聾子。這處境說起來好笑，真的還有點像我母親之於洗衣機的恩怨情仇，她一輩子努力在找最陽春的、除了基本洗好衣服什麼也不會、沒那麼多按鍵的機種，因此被逼像個懷舊的人，最理想的總是壞掉了、市場又已淘汰的那一型。她不願意為那些她一年也用不到一次的功能付錢並費神學習記憶，她也不認為洗衣機必須長得多美多夢幻，成為家裡擺設的一部分。「把船划好、把魚釣好」，加西亞·馬爾克斯說人總有一件主要在做著的事，對她而言就是好好把衣服洗乾淨，這一刻她並不要洗衣機告訴她今天鋼品的價格漲跌或環法自行車大賽阿姆斯特朗的新排名，家裡有訂報紙，也有電視機，晚個五分鐘或五天一星期知道真的不會怎樣。電視機里最蠢的廣告，便是那種你好不容易去到一個美麗的地方，古希臘神殿或下著雪的露天溫泉，然後總有個笨蛋神氣的抽出最薄最貴的筆電開始辦公，還以為自己佔了全世界便宜人人稱羡。

「相似性」是本雅明選擇的用詞，用它來進一步揭示這個「短暫相觸」的內涵，讓各自獨立、隔離、靜止的事物產生聯繫，賦予它們磁力般的動態。「這些潛在的相似性……形成一面鏡子，使得思想可以在這種相似或共鳴的氣氛中得到反射。事實上，這些相似性之間彼此並不互相排斥；它們交織纏繞，形成一個召喚思想的整體，正如輕紗引風。」「相似性只在閃電的片刻中出現，而且相似性的觀察正是最稍縱即逝的事物……它們所固定的，只是流雲的固定性，它們真正的和謎樣的材質便是變化，正如生命本身。」

歷史知識則進一步告訴我們，印刷術普及、大複製時代的到來不過幾百年，在這之前的漫長歲月，人類從個體生活實踐一點一點緩慢結晶、確認、累積來的各種技藝、認識、有效生命經驗乃至於所謂的智慧，主要是藏放在聲音里並依此傳遞（藏放和傳送在這裏幾乎是同一件事），這意味著，視覺相對來說反而是不經濟、沒效率的方式，如沙中淘金，獲得的往往是原物料、是未處理的原始素材，等於從零開始；聽覺才是快速的、狡猞的學習之道，幾乎可用偷來形容，也因此老師的地位才崇高如是，打罵凌虐，超越一般道德和律法的約束。但凡還有一點生命企圖心的人，從學會用木頭做一張桌子到宇宙生命的奧秘，其生涯幾乎都從尋訪一位好師父開始，你願意先投資幾年去找，走幾百幾千里長路（孔子就從魯走到周），送肉乾，並擺低姿態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就跟今天台灣追逐並容忍他們劈腿的鉅賈豪門二代公主王子一樣（還得不管他們長得多不像傳說中的公主王子），當場就能減少三十年的辛苦奮鬥不是嗎？太初有言，智慧是有聲音的，所以當年奧古斯丁才這麼驚訝無聲的閱讀，彷彿目睹了某種異象某個預兆。事實上一直到今天，我們仍相信師徒制極可能還是最好的學習方式，師徒制的精髓是聲音。

說起來有點神經病，這些問題還不能太快有答案，或正確的說，不能有太快速方便的答案。快速的答案是普遍的、公約數式的強勢聲音，不可能有焦點有深度，因此不會有任何創造性，只能是一整團膨鬆的大道理，一堆甚至還押了韻的兩句兩句格言，人人朗朗上口，還貼在每一家早餐店紅茶店的牆壁上。它真正的功用不是解答，而是消滅問題，如本雅明講的，保護人不被真實尖利的問題嚇到，把你拉出隔離性的特殊狀態，回歸主流的暖暖太陽下。我最近讀到英國劇作家納撒尼httpｓ://ｒeaｄ•99ｃsｗ.coｍ爾·李的這幾句話當場大笑出來，實在很想也轉述給藍博洲一干人等聽：「他們說我瘋了，我說他們才瘋了，媽的，結果他們人比較多。」很不幸的是，他後來真的被隔離到精神病院去了。

人類很早就一而再再而三發現這一現象，不斷從某個生物構造有先天缺憾的了不起之人身上。在古代中國，對此最好奇也走得最遠的人可能是戰國時代的莊周，《莊子》一書幾乎是搜集也似的裝滿各式各樣生理殘缺的人，但完成的不是一家悲憫的救濟院收容所，而是一個隨時跨越人基本知覺限制，充滿認識和想像四面八方爆發力的燦爛奪目世界，自由無羈令人目眩神迷。也因此，欲練神功必先自宮，對某些心思特異、有奇怪遠志的人，反而會認為自己五官如此完整齊備，造成某種太均衡、缺乏動能又得一一費心照顧的限制，得人為的破壞它，所以菩薩垂眉，試著封閉掉自己的視覺（不必自宮也能成功），壞東西不看，好東西也不看；還有更激烈更不打算回頭的，相傳大音樂家師曠便不惜熏瞎掉自己兩眼，把世界的燈光關掉，只留下聲音這一條幽微的通道。

按理講，今天我們遠比當時的人們更知道人類感官的限制，我們知識豐碩多了，知道比方說人的視覺只集中於紅色到紫色這一段光譜，我們也只能接收一定頻率的振動聲音，像電視熱門影集《CSI》那樣，我們得藉助另類的光源，或使用各種化學藥劑，才能「看見」本來就一直存在那裡的某個指紋、掌印、血跡或傷痕云云。但很弔詭的，我們卻同時更滿足於我們感官的有限能耐，比昔人更少意識到其限制，更不嚮往感官的超越（如直視太陽的鷹眼，如狗的嗅覺聽覺，如各種昆蟲的神秘感知能力云云）。這一部分也許是來自錯讀演化論的流俗成見，覺得我們人是「完成」的物種，擁有臻於「完美」的構造和器官，以至於那些我們看不見的顏色、聽不見的聲音和難以察覺的振動，必定是無謂的，可以忽略可以淘汰；也有一部分，是因為我們再不信任那些幽微隱藏的東西了，喪失了持續的好奇心，從而不願意再辛苦的磨銳自己的感官知覺，更遑論為著單一感官的突圍而不惜關閉、犧牲甚至永久毀棄其他的感官，所以師曠那樣的自殘行為是瘋子神經病，大真理時代和義人的確如本雅明說的一去不返了；但更麻煩也稍稍值得自我同情的是，我們人為的製造出太多而且太快的東西了，燈火闌珊的城市不會有星空，琳琅滿目的顏色每一種皆一閃而逝，這個聲音會掩去另一個聲音斷去線索，我們的感官一直處在於某種疲憊的、消化不了的狀態，因此事情有點不一樣了，當老子講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這些暈眩的話時，他隔離自己是為了盯住某事、某聲音、某個持續的思維，不是我們今天真的只想排除一切趕開一切，倒頭呼呼大睡。

藍博洲羡慕極了我的裝聾作啞能耐，可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坐定在咖啡館里寫東西讀書，完全把自己暴現在城市吵雜聲音的最前沿，一副過火不燃入水不濕的鬼樣子。但這有什麼辦法呢？我試著提醒他，其實我們一樣都沒那麼怕吵，除非聲音超過了一定的分貝數、超過了一般性的生物忍受極限，比方說樓上電鑽打牆的聲音（一再修改破壞已建得好好的房子是台灣人數十年不懈的奇怪生活樂趣），比方說汽車只發動不走的低頻聲音或某司機第一次發現車上有喇叭這好玩東西的聲音，比方說指甲或粉筆刮過黑板的聲音（已隨著我們童年差不多滅絕了，謝天謝地），比方說網球場上莎拉波娃奮力揮拍的酣暢聲音（已測出超過110分貝，最新而且最缺德的形容是母象生產）云云。諸如此類有致命可能的聲音，你專註書寫的藍博洲怕，沒專註書寫的一般人一樣也怕極了，殊無二致，書寫者並沒比一般人嬌貴脆弱也沒要求特權。惟一惟一，書寫者備感威脅的，不是單純聲音的大小高低，而是聲音挾帶而來的訊息和意義，關鍵應該在這裏。我跟藍博洲說，有時候善意的、好的聲音往往對我威脅更大，比方說咖啡館忽然又冒出Stand by Me這首歌（還好咖啡館不大可能播放比方威爾第的雄渾合唱曲《奴隸之歌》），你好不容易完成的隔絕狀態當場被穿透瓦解，心思碎片四下飄流，有些遠在美國，有的遠到童年，有些還嵌進了遺忘最深處，得再一次把它們一塊一塊找回來黏起來。

《莊子·齊物論》的討論便是如此從聲音開始（相對於前一篇《逍遙遊》由形體的大小開啟討論），從大自然風吹孔洞聲音的「地籟」，到人為發聲樂器的「人籟」，再試圖采問吹響、停止、主使、控制這萬事萬物聲音是誰、是何種存在的所謂「天籟」。於是，所有這些高低大小不同的自然的聲音，如激浪、如弓弦振動、如怒叱、如吸氣、如吶喊、如哭https://read.99csw.com號、如輕笑、如哀嘆云云（用原文來看可能更富想像力「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號者、宎者、咬者」），便都有了表情和內容，可用以建構意義猜測真理；甚至，我們得再進一步去聽各種聲音的複雜關係，或前後因果（A聲音引發B聲音），或相遇成為共振，或高低大小追逐構成和弦或對位的更美麗效果（「前者唱于而隨著唱喁」）；還有，當風戛然而止，所有孔竅一起靜寂噤聲，無聲遂成為某種更富意義的聲音及訊息，《莊子》這裏講得再精巧再漂亮不過了，在聲音暫時停歇這一刻，他仍要我們留意到樹枝草葉款擺顫動的樣子，聽覺轉換為視覺（「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這樣的無聲遂更富張力、更驚心動魄更讓人豎起耳朵，像大交響樂的休止或極弱極弱音。

「一個遠古的時代，那時地心中的礦石和天空中的星塵，仍在照料人的命運，而不是有如今天，蒼天不語，大地無言，完全不管人的死活。人再也聽不到那和他說話的聲音，更別提那些會聽他命令行事的聲音。新發現的行星在星象盤上並不扮演任何角色，也有一大群新礦石為人發現，受人測量、檢重和檢驗，以確定它們各自特定的重量和密度，但它們對我們來說，並不帶來任何訊息和用途。它們和人說話的時代，早已一逝不返。」

作家藍博洲這幾年住台北市，深為聲音所苦，台北市無所不在而且二十四小時不打烊的聲音已嚴重威脅到他的書寫了，一如無處抽煙嚴重威脅到小說家駱以軍的書寫，我們可能並不知道台北市正在失去他們，所剩不多的其中兩名最頂尖而且最認真不懈的創作者（誰認真誰打混我們彼此心知肚明），或知道了也並不在乎，或有點在乎也無可奈何。因此他們只能各自求生，一個拚命搬家，一個不斷找哪裡還有室外座位、風沒那麼大、熱氣沒那麼暴烈澆下的咖啡館——長夏已至，如果你在某個路口看到累累如喪家犬的其中一位，記得跟他打個友善安慰的招呼，算儘儘人事。

正因為你要聽的那個聲音更微弱了，你得排除掉更多其他聲音而且用更長的時間來聽它——我們人主要在做著的那件事，本來就是經年累月的工作，可不像洗衣服那樣立等可取。且不論終身之憂式的、沒假期沒終點、只有死亡才能打斷它的志業，就光說志業的一次實踐、一個單元，像藍博洲寫他的一部《幌馬車之歌》，書寫或從某一個念頭、某一個觸動、某一個偶然的畫面或聲音而生，總而言之，都是露水般稍縱即逝、一曝晒就正常蒸發掉的東西，你得護衛著它踽踽穿透過日夜、穿透過星期、穿透過一次一次的月圓月缺，此事古難全。書寫者自身也許是很剛強的，但這每一天的工作卻是顫動、脆弱的；書寫者的根本信念也許是清明的，但作品卻每一刻都是困惑，而且系由這樣一層引發一層、獨特而崢嶸的問題催逼著盤桓前行。

因為那聲音完全是空的。由此我試著這樣想，藍博洲比我怕吵，是否因為一般性的噪音對我們意義不同的緣故？對一個至今仍如此堅貞守衛著左派信念的心靈，因為那聲音並不是空的，聲音里發生過太多事，裝著太多東西，而且還住著獰惡的大神。我的城市自然噪音，藍博洲太容易從中察覺出分辨出各種沉重的訊息和意義，是美好人性和價值暗啞遠去的聲音，是人類歷史列車轟轟然開向錯誤未來的聲音，是他不幸處在一個「如今沒有幾個人認真在反對資本主義」時代、信念微弱如火種很容易被吹熄、有時你得駝鳥般掩耳不聞才能保有鬥志的各種討厭聲音——羅蘭·巴特也是這樣，我們尋常人抬眼看到也沒感覺的海灘、街道、市招、建築、人群和衣裝云云這琳琅一切，羅蘭·巴特有回幾乎用尖叫般的語氣說，這無一不是符號！無一不是訊息！它們海嘯般鋪天蓋地的壓過來，讓人招架不住站立不了，既狂亂又窒息。

人設身處地，也就是古老的恕道，用不那麼道德急躁的話來說，是進入到某個「和自己相似的他者」，也可以說進入到某個「陌生乃至於不可能的自我」，這原是人認識世界認識萬事萬物的必然途徑，可以時時發生。當然，有些時候你有必要積極的提醒自己命令自己這麼做（也因此生出了第一層道德意涵），但更多時候，它的誘發系素樸的來自於察覺，察覺到我和某事某物的暫時相觸，由此彷彿若有光的引誘我們進去，然後眼前忽然開闊一亮，讓陌生的、隔離的成為可感可解。這樣的認識成果可以是全面性的，至少一定是多樣的、複雜的，道德結論不過是其中可能的一環而已，甚至副產品般只是某種認識告一段落、人安置自己心神如喟嘆的曲終奏雅。當這個原來隔離的他者、這個陌生的世界，通過了認識已置放於我們的關懷之下，乃至於已成為我們自身的一部分了，我們很容易在此油然而生那種萬物一體的光潔慷慨之情不是嗎？

所以九*九*藏*書所有像回事的作家最終幾乎都在早上書寫，趁著整個世界才剛醒來，還跟你暫時處在一種相互隔離的狀態，你還有能力把它擋在外頭——就連海明威這種浮夸好熱鬧的人都告訴我們，在早晨進入寫作之前，不做其他任何有企圖心的事；納博科夫一直工作到下午，直到黃昏散步時才找報紙看，才放世界溜進來；在淡水寫的舞鶴甚至不讀報，他只在餵食鎮上街貓時順便瞄一眼頭條，知道沒發生戰爭、末日還沒來就可以了。

至少，納博科夫生前人類還沒發明手機不是嗎？一種聲音的惡靈附體配備。

快速的獨特性是一種悖論，並沒有這樣的東西。這其實是台灣今天緣木求魚的麻煩，我們活在一個太平坦、沒死角、聲音傳送毫無阻攔的島嶼上，曝露在強大綿密的資訊天網裡，任何一種有趣的聲音才起來，不是迅速淹沒在震耳欲聾的大聲音里，就是被主流聲音吸納並改造，一點機會也沒有，我們所能有的，其實只是一種重複性、裝飾性的新奇而已。其間不是完全沒有某些有趣的、有潛質的東西，但輕輕的淺淺的，且如朱天心指出的：「好，好得全都一樣；壞，也壞得全都一樣。」

我在咖啡館里，一再看到不可思議的畫面之一便是——早晨八點多，外頭車聲人聲猶是空洞的、沒內容的，感覺非常好，我旁邊的年輕女生才落坐，不等咖啡上桌，便跑去抱來一整疊二十公分高的八卦周刊，那般光景顯然不會是讀駱以軍的專欄吧（如果這世界有這麼多人如此急切讀駱以軍那就好得太過分了）。好奇怪，這世界還沒惹你，倒是你自己急著泡入到那樣一個最腐爛、最虛假、最胡說八道的泥淖角落裡，每一天如此銘印世界圖像，幹什麼呢？

如果《悲情城市》里梁朝偉真的是個聾子，那這部電影可能會有點不同吧，至少，它的悲劇不會如此乾淨一致，會生出某些人跡較稀的岔路，也會有更多疑惑、更多懸而未決的東西也說不定。畢竟，人的基本五種感官有著不同的能耐和限制，我們眼前的世界圖像乃是全部感官統合所完成的，抽去其中一樣，不是少五分之一的問題，而是整個認識世界的方式得重組，當然，某些得靠聲音接收這部分會抽掉，造成空缺，但我們也一定會想到，其他部分的感官會伸進來，會因此放大其比例，增加其負荷，而且更專註更不受干擾（我們的感官當然也是既聯合又鬥爭的），因此也可能會多出什麼來。

我惟一想到的正牌聾子其實是個有趣的「失敗」聾子，那就是侯孝賢《悲情城市》里幼年從樹上掉下來喪失聽覺連帶無法學會說話的梁朝偉——精巧在第一時間發現這個失敗的人是已故的名導演楊德昌，我記得我們才從西門町的試片室走出來，若有所思半條街的楊德昌忽然說，梁朝偉演得不好，梁朝偉讓人感覺他不是聽不見，而是說不出話來。

順便談一下（有一塊碎片切線般應聲飛出去了），格林的叢林，不只相似於我此時此刻坐著的台北市永康街咖啡館，還相似於我高中歲月的教室臨窗座位——日據時代留下來的紅磚教室開向對面的植物園，灌滿了風，你得時時伸手按住獵獵作響的數學參考書和計算紙（計算紙總是一整疊單面印刷的各家補習班家教班希望你考不上的傳單），你知道那個聯考夏天的蟬叫聲音有多大嗎？把噤聲在地底下十七年的全部聲音濃縮在七天內大叫出來，但奇怪誰都不怕不抵抗，每個人仍一座孤島般背他的長串英文單字，解他走迷宮般的二次曲線，天可憐見，那年我們大家都考得還不錯——

自我隔離，只緊緊盯住一個幽微的聲音，的確時時有發神經病的風險，但列維·斯特勞斯的人類學考察再正確不過了，他以為獨特性只能來自足夠的隔離。獨特性不會在第一時間出現（或者說會在第一時間出現的獨特性早已用完），一如雕刻家的第一刀不會有太大不同，一如動物在胚胎階段你甚至看不出它是兔子還是人，你得保證它足夠長的時間，讓它用自己甚至是異想天開的各種方式去生長去突圍才成其可能。就像今天澳洲的有袋類獨一無二生態，系來自於它孤懸南半球千萬上億年時光的單獨演化。古生物學者告訴我們，其實有袋類生物也曾在南美大陸繁盛一如澳洲，但遭到北美洲強勢生物的南下侵入，遂快速滅絕，只留下一些朽骨。

這些年，台北市的確變好看了些，從眼睛的觀點。但如果你閉上眼睛，只從聲音來聽，你很容易聽出來這個城市仍未脫昔日的暴發味道，像個打扮光鮮的人，但一開口就完蛋，甚至還打個嗝什麼的。

聽這些聲音並分辨講述這些聲音的人是南郭子綦，家住城南的某個絕頂聰明之人，他專註到不僅身如槁木，還心如死灰，把自己和外頭世界的其他聯繫管道徹底切斷掉，那古怪的樣子讓他的學生顏成子游嚇一跳。

用我們的大白話來說，一個不知設身處地、不時時察覺人我相似性的社會，其真正的危險不是道德匱乏而已，而ｒｅad•９9cｓｗ•com是在人變壞之前就先變得很笨很蠢。

但是，媽的結果他們人比較多，你只能繼續當個聾子，不當聾子怎麼行呢？

二〇〇九年的台北市，負責舉辦聽障奧運，意思是要接待幾百幾千名來自世界各地、比我們都健康惟獨獨聽不見聲音的人，除了嘉年華幾天，不曉得台北市還怎麼想這件事，是說反正他們剛好聽不見所以沒關係，繼續？還是台北市因此可以順便想一下聲音這東西？不必急著做什麼的先就只是想一想（我最怕的其實是法律如發|情公牛般急著闖進來）？

多年後物換星移訪舊半為鬼了，我至今仍不時想起此事引述此事，只是問題已慢慢變成：為什麼這麼簡單、明白、理應照眼就看出的失敗，自始至終只有楊德昌一個人指出來？是的，不是為什麼深夜傳來狗吠，而是為什麼狗沒有叫？

我的猜測之一是，我們也許大集體性的進入那段歷史了，或者說，我們對那樣一個時代已有了某種選擇性的、優先順序排列的結論乃至於主張，我們可能認定當時悲劇的核心有著迫促性，尚不在於訊息和知識接收的局限、破碎和扭曲，而是人沒有表述的自由，有口不能言；也就是說，相對來講，當時人看到聽到感受到的東西，已遠遠大過而且沉重於他能講的，問題在嘴巴而不是耳朵，這樣的隱喻轉換過來當然是啞巴而不是聾子，所以不只是梁朝偉把它演成了啞巴，侯孝賢自己也把它拍成個啞巴（聾子只是啞巴的原因），我們也得其所哉的接受是個啞巴不覺有異。

「現在我知道自己該聽什麼了」，這句話說的同時也是你不要去聽其他什麼什麼——當然，聽覺的隔離遠比視覺的隔離麻煩，你可以閉上眼睛，但你無法一樣的閉上耳朵，因為我們的身體沒這構造；你可以掉頭不顧，但你難以不聽見，因為視覺是直線的、單向的，聲音卻是四面八方來的；你可以索性把燈熄了，乃至於像普魯斯特那樣，大白天也拉上厚厚的窗帘，讓自己二十四小時置身陰暗之中，但聲音的傳遞途徑和介質不同，它在黑暗中常常顯得更清晰更纏繞不去；即便你已沉入完全的無光無聲之中，讓整個外頭世界隱沒，你仍會聽見自己的心跳聲音、血脈汩汩奔流的聲音、耳鳴的聲音，單調而沉重，並隨著人的年紀一直放大其音量。

但為什麼有這麼多偉大睿智的瞎子，卻不見什麼同樣偉大睿智的聾子呢？這可能和人類在不同歷史階段對感官知覺的不同要求有關，其背後隱藏著一部人類認識世界的演化史。

如此說來，藍博洲幹嗎還會欣羡我能坐穩在咖啡館里呢？答案是一樣的，到咖啡館原本就為著隔離而來，隔離自己的家，隔離善意的聲音，隔離掉所有熟悉、舒適、溫暖的東西；正在寫長篇的小說家林俊穎一人獨居，如今卻也衝出到咖啡館來，他笑著說，書架一直在那裡叫你，你一碰到困難，借口翻翻資料，尋找感覺，接下來你就發現自己又埋進某本書、某部小說里兩小時了。

講白一點，很長一段歷史，人們隱隱覺得聽覺比視覺要高貴要睿智，會聽聲音的人比會看東西的人要聰慧要難得。比方說三千年前的甲骨文便透露著如此信息，甲骨文有兩個強調人長一隻巨大眼睛的字，一是，平凡無奇的「見」字，人只要有長眼睛就看得到，另一是，大眼睛的人跑到某個山頂上試圖看得更遠更無阻攔，但這個字仍只是尋常的「望」字，也是每個人都能做到的，或說幾乎每個人都能做到，只要你的膝蓋關節或心肺功能還允許。但長一個大耳朵強調聽覺的字就不一樣了，，這是「聖」字，指稱著某個天賦異稟的人，會比我們更早而且更多知道事情的人，我們得安靜聽他轉述這非比尋常的訊息並照著去做，所以這個字補了個「口」的嘴巴符號，把他所聽到的再翻譯給我們，連起一道聲音再傳遞轉譯之路。

我們也可能從物理學得到一部分解釋——不太挑剔的說（比方光也是波），我們聽見聲音，意味著我們感知到振動，特定的聲音源自於並說明了某種特定的活動，它於是比視覺更代表著「有事情發生了」，比方說天神震怒或哈哈大笑的一記響雷，或來了遠方有獸群移動的大地灰塵浮動聲音傳送云云；更重要的，聲音的持續發生並此起彼落，讓靜止的、偏向于單幅存在的世界視覺畫面恢復了動態，世界是活的，草葉伸長，大地呼吸，河水汩汩向前，露水叮一聲在星空之下滾落，日月憑空御風而行，我們人不是孤單的但多麼寂寞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