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另一段文章中，又曾提道：

第一類是滿足「生命力」而得的快樂，代表生命力的食、飲、消化、休息和睡眠；在世界的某部分，這種基本快樂是典型的，幾乎人人都要得到這種快樂。

二者的差別就在於受苦的程度。愈是憂鬱的人所需程度愈低，最後甚至低到零。但一個健康又愉快的人，非高度的受苦不足以使他結束自己。由於內在病態抑鬱情緒的加強可以導致自殺，由於外在極大的苦難也會使人了結自己，從純粹內在到純粹外在的兩個極端原因之間，當然還有不同的程度，但不管程度的差別有多大，自殺都不能抹平這些差別，因而也就不能解決生命的問題。

現解釋如下：根據「遲鈍」的定義，所謂遲鈍是指神經不受刺|激感覺不到痛苦或焦慮，無論後者多麼巨大。知識的遲鈍是心靈空虛的主要原因，唯有經常興緻勃勃地注意觀察外界的細微事物，方能除去許多人臉上流露的空虛。心靈空虛是厭倦的根源，這就好比興奮過後的喘息，人們需要尋找某些事物來填補空下來的心靈。而所尋求的事物又大多類似，試看人們依賴的消遣方式，他們的社交娛樂和談話的內容，不都是千篇一律嗎？再看有多少人在階前閑聊、在窗前凝視屋外。

所謂有力，便是「精通」任何事情。人類生而具有與四周困難進行搏鬥的力量，一旦困難消失，搏鬥也隨之中止，這些力量便無處使用，力量反而成為生命的一種負擔；這時，為了免受厭倦的痛苦，人還需發動自己的力量，同時運用自己的力量。有錢的上層階級人士是「厭倦」最大的被害者。

然而大部分人在閑暇時刻里，得到些什麼呢？除了感官享樂和浪費外，只有厭倦與無聊。這樣度過的閑暇真是毫無價值。阿里奧斯托說：「無知的人的閑暇是多麼可悲啊，而如何享受閑暇實是現代人的最大問題。平常人只想著如何去『消磨』時光，有才華的人卻『利用』時光。」世上才智有限的人易生厭倦，因為他們的才智不獨立，只是用來做執行意志力的工具，以滿足自己的動機；他們若沒有特殊動機，意志就別無所求，才智也休息了，因為才智與意志都需外物來發動。

然而那些經常受苦的人，一旦脫離了睏乏的苦痛，就立即不顧一切，求得娛樂消遣和社交，唯恐自己獨處，與任何人一拍即合。只因孤獨時，人需委身於自己，他們內在的財富的多寡便顯露出來：愚蠢的人，此時雖然身著華衣，也會為了他們有卑下的性格而呻|吟，這原是他們無法放下的包袱，然而，才華橫溢之士，雖身處荒原，也不會感到寂寞。

我在此所要堅持的真理，是人類的幸福主要根植于內在，這是與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一書中的某些精確觀察相互印證的，亞里士多德以為，幸福預設了某種活動及某些能力的運用，沒有這些，幸福就不能存在。斯托拜阿斯在註解逍遙學派的哲學時，對亞里士多德以為人類幸福在於能自由發揮各種天賦才能到極限的主張，做了如下的解釋：「能夠有力而成功地從事你所有的工作，才是幸福。」

一般說來，人若發覺自己無事可做，必然會替那剩餘的精力，尋找一種適當的娛樂，諸如打保齡球、下棋、打獵、繪畫、賽馬、玩牌，或者研究詩詞、印章篆刻、哲學，或者尋找其他嗜好，對每種娛樂他都不甚精通，止於喜歡。我們可以將此種嗜好規則地分成三類，分別代表三種基本力量，也就是合成人類生理組織的三種要素；不管它們指向的目的如何，我們可以考究這些力量的本身；如何來發現三種幸福的源泉，每個人依其剩餘精力的種類選擇一種，好使自己快樂。

貧窮和睏乏帶來痛苦；太得意時，人又生厭。所以，當社會底層無休止地與睏乏也就是痛苦做鬥爭時，上層社會卻和「厭倦」打著持久戰。在內在或主觀的狀態中，對立的起因，是人的受容力與心靈能力成正比，而個人對痛苦的受容度，又與厭倦的受容度成反比。

但是，僅有閑暇，或僅有不受意志奴役的多餘睿智仍然不夠，尚需有充沛的剩餘力量，不受意志奴役的力量只獻給睿智使用。所以，塞涅卡說：無知的人的閑暇是人的一種死亡的形式，是活的墳墓。

其次，自「菲利斯丁」的本質可以推出，在「對他」方面，由於他們只有肉體需要，自己沒有才智，他們所尋找的也只是能滿足前者的一些活動。他們絕不會要求朋友具備才能；因為後者使他們產生自卑感和一份連自己也不願知道的、深深的嫉妒，所以即使他們碰上有才能的人，他們也只會厭惡，甚至痛恨。他們心中對才智的嫉妒有時會轉成秘密的怨恨。但他們仍不會為此改變自己的價值觀念，以符合才智之士的標準，他們依然喜歡地位、財富、權力和影響力，希望自己樣樣都擅長，因為在他們的眼中，世界上真正的利益就是這些。

他們真正喜歡的是感官的享受，並且相信它可以補償其他方面的損失。牡蠣和香檳對他們來說，就是最高的存在了，生活目標在於獲取身體的安適，費一些功夫就能達成這個目的，他們就更快活了。如果生活得以豪華奢侈，他們又不免厭倦，於是用了許多不實際的彌補方法，如打球、看戲、赴宴、賭博、賽馬、玩女人、喝酒、旅行等；其實這些並不能使人免於厭倦，沒有知性的渴求，就不會得到知性的快樂，也唯有知性的快樂，才不會產生厭倦。

又說：

常聽人說，心胸狹小的人，其實是頂幸福的人，雖然這種好運並不值得羡慕。在此，我不想對此點多做辯駁，影響讀者自己的判斷，尤其是古代聖哲典籍中，對此點也常有自相矛盾的言論出現。舉例來說，索福克勒斯曾說過：

在我們所做的事情和所有的經歷當中，我們的意識素質總是佔據一個經久不變的地位。一切其他的影響都依賴機遇，機遇都是過眼雲煙，稍縱即逝，變動不居，唯獨個性在我們生命的每一刻里不停地工作。所以，亞里士多德說：「持久不變的並不是財富，而是人的性格。」我們對完全來自外界的厄運還可以容忍，但對由自己的個性導致的苦難卻無法承受；時運可能改變，個性卻難以改變。

「菲利斯丁」性格的特徵是枯燥無味又氣質滯鈍，活像動物。由於感官的樂趣容易耗竭，所以沒有什麼東西能真正九*九*藏*書刺|激他們、使他們喜歡，社交生活也瞬間成為一種負擔，玩牌也提不起他們的興趣了。當然，只有滿足虛榮能留給他們一些快|感，他們自以為是地享受著這種快樂，或是覺得自己在財富、地位、影響和權力上比他人優越，或者由於常替有權勢的人奔走，自覺沐浴著他們的光耀而揚揚自得，這就是英國人所稱的勢利鬼，可悲！

世界上產生痛苦的事，原本比製造快樂的要多。有天賦之才常疏遠他人，只因己身所具備的已綽綽有餘，不需也不能在他人那裡得到什麼，所以他人引以為樂之事，他們只覺得膚淺乏味，相應地，他們所覺得的快樂的事也就少些。這又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的例子，我們稱此情形為「補償律」，世界上凡有所得也必有所失；反之亦然。

進一步說來，所需很少、輸入愈少的國土愈是富足。所以擁有足夠內在財富的人，他們向外界的尋求也就很少，甚至一無所求，這種人是何等幸福啊！輸入的代價是昂貴的，它顯示該國尚不能獨立自主，它可能引起危險，徒生麻煩，總之，輸入是比不上本國自產的。這樣說來，任何人都不應向他人或外界索求太多。

如果他們是資產家，那麼他們的目標，幸福的重心，就只是鄉間別墅、贏得好馬匹、有有趣的朋友或是去旅行，總之，過著豪華的生活，因為他們的快樂根源在外部事物。這就好比一個失去健康和力氣的人，不重新培養已失去的生命力，卻希望藉助藥水、藥片重獲健康。

第三類是滿足「怡情」而得的快樂，諸如在觀察、思考、感受、詩與文化地體會音樂、學習、閱讀、沉思、發明以及自哲學等中獲得的快樂。

然而，世事有利也就有弊，有弊也必有利。陰鬱而充滿憂慮個性的人所遭遇和必須克服的困厄苦難，多半是想象出來的，而歡樂又漫不經心的人所遭受的困苦都是實實在在的；因此，凡事往壞處想的人，不容易遭受失望的打擊；反之，凡事只見光明一面的人卻常常不能如願。內心本有憂鬱傾向的人，若又得了精神病或消化不良的病，那麼，因為長期的身體不舒適，憂鬱就轉為對生命的厭倦。

一般人將其一生幸福，寄託于外界事物，或是財產、地位、愛妻和子女，或是朋友、社會等等，一旦失去了這些，他們就備感失望，他們的幸福根基也就毀壞了。換句話說，他們的重心隨著每個慾念和幻想改變位置，而不把重心放在自己身上。

從另一方面來說，一個有適當才智而遠超常人的人，似乎是不合自由且反常的。但若這種情況果然存在，那麼具有此種才華的人若要幸福，就需求得他人以為是負擔和有害的安靜的閑暇，柏加索斯是希臘神話里的飛馬，若它披上常馬必備的鞍子，我們可以想象得到，它是不會快樂的。

愉快的精神是獲得幸福的要素，健康有助於精神愉快，但想精神愉快僅是身體健康還不夠。一個身體健康的人可能終日愁眉苦臉、抑鬱不堪。憂鬱根源於更為內在的體質，此種體質是無法改變的，它繫於一個人的敏感性和他的體力、生命力的一般關係中。不正常的敏感性會導致精神的不平衡，例如憂鬱的人總是比較敏感的，極端的憂鬱症患者卻會爆發周期性的無法抑制的快活。

一般人是很難完全投身於學術探索的，而且任憑此種探索充滿與滲透至生命中每個角落裡，以至於完全放棄其他的興趣。唯有極高的睿智力，所謂「天才」方能達到這種求知的強度，他們能投入整個時間和精力，力圖陳述他們獨特的世界觀，或者用詩、哲學來表達他們對生命的看法。因此，他們急需安靜的獨處來完成他們思想的作品，所以，他們歡迎孤獨，閑暇是至善，其他一切不但不重要，甚至是可厭的。

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高度的才智根植于高度的受容力、強大的意志力和強烈的感情。這三者的結合體，易動感情，對各種肉體和精神痛苦的敏感性增高，不耐阻礙，厭惡挫折——這些性質又因高度想象力的作用，更為增強，使整個思潮，包括不愉快的思潮，都好似真實存在一樣。以上所言的人性特質，適用於任何一種人——從最笨的人到天才。所以，無論在主觀方面還是在客觀方面，一個人接近了痛苦便遠離厭倦；反之亦然。

這種由牌桌上學來的習慣，一旦生了根，就會轉而用到現實生活中去，將日常事件和人與人之間的種種關係都視同玩牌，只要在法律允許的範圍之內，人人都無所不用其極。這種例子在商界，真是比比皆是。閑暇是存在必然的果實和花朵，它使人面對自己，所以內心擁有真實財富的人，才真正懂得歡迎閑暇。

但是從相反的觀點來論說，天賦的偉大才智是一種個性極為敏銳的活動，對各種痛苦的受容度極高。它含有強烈的氣質，廣大而生動的想象力，這兩種性格是偉大才智的特徵，它們使具備此種睿智者常擁有較那可以吞噬平常人的熱情更深刻的情緒，所以，他也更易成為此種情緒的犧牲品。

至於如何維護健康，也無須我來指明，避免任何種類的過度放縱自己和激烈不愉快的情緒，也不要太抑制自己，經常進行戶外運動、進行冷水浴以及遵守衛生原則。沒有適度的日常運動，就不可能永遠健康，生命過程就是依賴體內各種器官的不停操作，操作的結果不僅影響到有關身體各部分也影響了全身。

天才通常是精神力充沛、敏感度很高的。亞里士多德就曾觀察到這一特點，他說：「所有在哲學、政治、藝術上有傑出成就的人都具備憂鬱的氣質。」無疑，西塞羅也有這種想法。

法國大文豪伏爾泰曾說過：

我們現在可以如此下結論：天生有充足睿智的人，是最幸福的人；所以，主體因素同人的關係，比客觀環境更密切；因為，不論客觀環境是什麼，它的影響總是間接的、次要的，且都是以主體為媒介。盧奇安體察了這個真理：心靈的財富是唯一真正的寶藏，其他的財富，都可能帶來比該財富htｔｐs://ｒｅａｄ.９９ｃsｗ.cｏｍ本身更大的災禍。

世上有無數的人註定要從事坐辦公室的工作，他們無法經常運動，體內的躁動和體外的靜止無法調和，必然產生顯著的對比。本來體內的運動也需要適度的體外運動來平衡，否則，就會產生情緒困擾。大樹要繁盛榮茂也需風來吹動。人的體外運動必須與體內運動平衡，這就用不著說了。

人自身的福祉，如高貴的天性、精明的頭腦、樂觀的氣質、爽朗的精神、健壯的體魄，簡而言之，是幸福的第一要素。所以我們應盡心去促進和保存這類使人生幸福的特質，莫孜孜于外界的功名利祿。在這些內在的品格里，最能給人帶來直接快樂的莫過於「愉悅健全的精神」，因為，美好的品格本身就是一種幸福。

我們大家都知道在肉體享樂方面確實如此，精神享樂也是如此。當我們用英文里的句子——好好享受自己時，這話再明白不過了，因為我們不說「他享受巴黎」，卻說「他在巴黎享受（自己）」。一個性格不好的人把所有的快樂都看成不快樂，就像美酒到充滿膽汁的口中也會變苦一樣。

另一個定義便於解釋，也可令人滿意地把「菲利斯丁」的本質表達出來，那就是將「菲利斯丁」定義為：沒有心靈渴求的人。從這裏「首先」可以推出在對己方面，他們不會有睿智的快樂，因為有需求，才會有快樂。他們的生活里，不會有對知識和見解本身發生的欲求，也無法體會與它們相近的美感快樂。若逢美感樂趣正值時尚，他們就為了追求時髦，也強迫自己去嘗試此種樂趣，但總企圖儘可能少嘗一些。

以上所提的種種乃是他們沒有知識欲的結果。菲利斯丁們最大的苦惱，在於他們缺乏理念，於是，為了逃避「厭倦」，需不斷以現實來彌補空虛的心靈。然而，現實總是令人失望和充滿危險的，一旦他們喪失了對現實的興趣，疲憊就會乘虛而入。只有理念世界是無限平靜的世界，它遠離世間一切憂患與煩擾。

這是很簡單的話，而且，幾近老生常談，也就因為簡單所以我一直無法忘記。

在談到另外一類人，即睿智之士之前，我們先來比較介於這兩者之間的一種人：他們雖沒有顯著的才華，但比一般人又聰慧些。他們愛好藝術但又不精，也研究幾門學問，例如植物、物理、天文、歷史，喜歡念書，當外界的幸福之源耗竭或不再能滿足他們時，也頗能讀書自娛。這種人的重心，部分在自己身上。但是，喜歡藝術和真正從事創作，是很不相同的兩回事，業餘的科學探索也易流於表面，不能深入問題核心。

我們要知道每個人能為他人做的事情，本來就有限，到頭來，任何人都是孤立的，要緊的是，知道那孤立的不是別人，而是自己。這個道理便是歌德在《詩與真理》一書的第三章中所表明的：在任何事情當中，人最後必須，也僅能求助於自己。奧立弗·高爾斯密在《旅行者》中不也曾說過：

賀拉斯在給默斯那斯的書信中說：世上最大的傻子，是為了外在而犧牲內在，以及為了光彩、地位、壯觀、頭銜和榮譽而付出全部或大部分閑暇和自己的獨立。歌德不幸如此做了，我卻僥倖沒有這樣做。現代社會依靠群眾來為自己塗上生命色彩的人，又何其多啊！

智者們的這些特殊需要，使他們能從大自然、藝術和文學的千變萬化的美中，得到無窮無盡的快樂，這些快樂是其他人不能領略的。我們要使那些腦滿腸肥的人得到這些快樂，而他們不需要也不能欣賞這種快樂，這就像期望白髮蒼蒼的的老人再次陷入愛河一樣。

只要稍微考查一下就會知道，人類的幸福有兩種敵人：痛苦與厭倦。進一步說，即使我們幸運地遠離了痛苦，我們馬上就靠近厭倦；若遠離了厭倦，我們又會立刻跌進痛苦之中。生命呈現兩種狀態，那就是外在與內在、客觀與主觀，痛苦與厭倦在兩種狀態里都是對立的，所以，生命本身可說是劇烈地在痛苦與厭倦之間來回擺動。

腦——可以視作有機體的寄生物，它就像一個住在人體內接受養老金的人。而閑暇——個人的意識及其個性自由活動的時刻，卻是體內其餘部門的產品，是它們辛苦、勞累的成果。

在悲慘與痛苦的世界中，我們究竟能求得什麼呢？每個人到頭來除了自己外原來都是一無所有啊！人一旦想逃避悲慘與痛苦，又難免落入「厭倦」的魔掌。況且在這個世界里，又常是惡人得勢，愚聲震天。個人的命運是殘酷的，而整個人類也是讓人憐憫的。世界既然如此，也唯有內在豐富的人才是幸福的，這就好比聖誕節時，我們是在一間明亮、溫暖、充滿笑聲的屋子裡，而缺乏內在生命的人，其慘狀就好比在暮冬深夜的冰雪中。

柏拉圖也把人分成兩類，那就是性格隨和的人以及脾氣彆扭的人。他指出對快樂和痛苦的印象，不同的人有不同強度的受容力，所以同樣的事情可以令某人痛苦絕望，另一人卻一笑置之。大概對不快樂的印象受容力愈強的人，對快樂的印象的受容力愈弱；反之亦然。每件事情的結果不是好就是壞。總擔憂事情可能轉壞併為之煩惱不已，即便結果是好的，他們也快活不起來了。另一方面，卻不擔心壞結果，如果結果是好的，他們就很快樂。這就好比兩個人，一人在十次事業里成功了九次，還是不快樂，只懊惱那失敗的一次；另一人只成功了一次，卻在這次的成功里得到安慰和快樂。

關於這幾類快樂的價值、相對效用以及持續的久暫，可以說仍有許多，我們只到這裏為止，其他的留待讀者去思索。然而，有一點是大家公認的，那就是我們所運用的力量愈高貴，所獲得的快樂也就愈大；因為快樂的獲得，涉及自身力量的使用，而一連串快ｈｔtpｓ://rｅａｄ•9９csｗ.coｍ樂順利地一再顯現是構成人類幸福的主要因素。

因此，當愉快的心情輕敲你的心門時，你就該敞開心扉，讓愉快與你同在。它的到來總是好的。但人們卻常躊躇著不願自己太快活，唯恐樂極生悲，帶來災禍。事實上，「愉快」的本身就是直接的收穫——它不是銀行里的支票，而是換取幸福的現金；因為，它可以使我們立刻獲得快樂，是我們人類所能得到的最大幸事。就當前來說，我們只不過是介於兩個永恆之間極短暫的一瞬間而已。我們追尋幸福的最高目標就是如何保障和促進這種愉快的心情，人生充滿著不幸與痛苦，就應儘力保持歡愉的心情。

然而心智強大的人士，卻喜愛睿智生活遠勝於其他行業：更由於學問和見識的增長，此種睿智生活也似一個漸漸成型的藝術品一樣，更臻堅實，更具強度和固定性，生命內在的調和也更趨統一；和這種生活比較起來，只圖個人安適的人生就像一幕拙劣的戲劇一樣，雖然也有廣度，卻無深度，只不過是浮生式的可憐蟲。

因此，生命的幸福與困厄，不在於降臨的事情本身是苦是樂，而應該看我們如何面對這些事情，我們的感受強度如何。人是什麼？他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質是什麼？用一個詞來說，就是人格。人格所具備的一切特質是人的幸福與快樂最根本和最直接的影響因素。其他因素都是間接的、媒介性的，所以，它們的影響力也可以消除，但人格因素的影響卻是不可消除的。這就說明為什麼人根深蒂固的嫉妒心性難以消除，不但如此，而且人們常常小心翼翼地掩飾自己的嫉妒心性。

具有享受無窮儘快樂天賦的人，他們過著兩種生活——私人生活和睿智生活。睿智生活逐漸成為他的真正生活，私人生活僅是達到睿智生活的手段而已。但是一般人所遇的卻是膚淺、空洞而多煩擾的日子，無法再變換為另一種存在樣態。

智慧對具有豐厚遺產的人方是好的，對活在光明裡的人才是有利的，為自然和命運賦予智慧的人，必急於小心地打開自己內在幸福的源泉，這樣他就需要充分的獨立自主和閑暇。人要獲得獨立自主和閑暇，必須自願節制慾望，隨時存神養性。更需不受世俗喜好和外在世界的束縛，這樣人就不致為了功名利祿，或為了博取同胞的喜愛和歡呼，而犧牲自己來屈就世俗低下的慾望和趣味。有智慧的人是絕不會如此做的，而必然會聽從賀拉斯的訓誡。

人所能作為和成就的極限，不會超過自己。人愈能做到這一點，就愈能發現自己原是一切快樂的源泉，就愈能使自己幸福。這便是亞里士多德所揭示的偉大真理：「幸福就是自足」。所有其他的幸福來源，本質上都是不確定和不穩定的，它們都如過眼雲煙，隨機緣而定；也都經常無法把握，所以在極得意的情況下，也可能輕易喪失，這原是人生不可避免的事情。當年長老邁，這些幸福之源也必然耗竭：到這個時候所謂愛情、才智，旅行欲，愛馬狂，甚至社交能力都捨棄我們了；可怕的死亡，更奪走我們的朋友和親戚。在這樣的時刻，人更需依靠自身，因為唯有自己才是長久伴隨我們的，在人生的各個階段里，自己是唯一純正和持久的幸福的源泉。

在前一章中我們已指出，一般說來，人是什麼比他有些什麼和他人對他的評價是什麼更影響他的幸福。因為個性隨時隨地伴隨著人並且影響他所有的經驗，所以人格，人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質，是我們首先應考慮的問題。能從各種享樂里得到多少快樂，這是因人而異的。

但是，成為擁有寧靜閑暇的人，與成為一般人不同：因為，對寧靜的渴求本不屬於人之本性，平凡的人生來便註定了勞頓終生，換取自己與家人生存的需要，成為掙扎與睏乏的俗人，卻不能做有才智自由的人。所以，一般人厭倦閑暇，總需為著什麼目的而忙碌，若是連幻想或勉強的目標——諸如遊戲、消遣和各種嗜好都找不到，閑暇就會成為他們的負擔了。正因為人一旦閑下來，便急需找些事情，所以閑暇有時可能充滿了危險，正如有人說的：當人無事可做時，人是很難沉默的。

另一方面，特別睿智的人能夠完全不涉及意志，熱切關心一些「純知識」的事物，此類關心也是這種人必備的品格，睿智使人不受痛苦的干擾，使自己能生活在類似仙境的寧靜國度中。

塞涅卡宣稱：愚蠢是生命的包袱。這話實是至理名言，實可與耶穌所說的話媲美：愚人的生活比地獄還糟。人的合群天性大概和他們知識的貧乏以及俗氣成正比。因為，在這個世界上，人只有獨居和從俗兩種選擇。據說黑人是頂愛群居的，在智力的等級上，他們也居於最底層。有一次，我曾在一張法國報紙上看到，北美的黑人，不論自由人還是奴隸，都喜歡一大堆人擠在小屋裡，因為他們不能忍受獨居，擁擠使他們看不見對方的獅子鼻。

一般說來，人的幸福十之八九有賴健康的身心。有了健康，每件事都令人快樂，失掉健康就失掉了快樂。即使有人具有偉大的心靈、快活樂觀的氣質，也會因健康的喪失而黯然失色，甚至變質。所以，當兩人見面時，我們首先要問候對方的健康情形，相互祝福身體康泰。原來健康是成就人類幸福最重要的成分。只有最愚昧的人才會為了其他的幸福犧牲健康，不管其他的幸福是功、名、利、祿、學識，還是過眼雲煙似的感官享受，世間沒有任何事物比健康還重要。

歡愉的人是幸運的，而他之所以如此，只因他的個性本來就是歡愉的。這種美好的品格可以彌補因其他一切幸福的喪失所產生的缺憾。例如，若有一人年輕、英俊、富有而受人尊敬，你想知道他是否幸福只需問他是不是歡愉。假若他是歡愉的，則年輕、年老，背直、背彎，有錢、沒錢，對他的幸福沒什麼影響。總而言之，他是幸福的。早年我曾在一本古書當中發現了下面兩句話：

歷代偉人所期望的千古知音便是這種具備高度心靈能力的人，偉人們也因自己的思想獲得知音而不白活，其他的人雖然也崇拜偉人，但對他們以及他們九_九_藏_書門徒的思想卻一知半解，只能算是道聽途說的人。智慧之士既然有上述種種特性，他們就比一般人更需要閱讀、觀察、學習、沉思，以及訓練自己，總之，他們需要不受打擾的閑暇。

根據剩餘力量的多寡，第二種生活——心智生活，又可分為無數層次：自收集製作昆蟲、鳥類、礦物的標本到詩學、哲學的高深成就，都是此類生活的表現。心智生活不但可以防禦「厭倦」的侵襲，還可避免厭倦的諸種惡果：它使我們遠離惡友、危險、不幸、損失和浪費，這些都是把幸福全部寄託于外界的人所必然遭受的苦惱。舉個例子說，我的哲學雖未替我賺進半文錢，卻替我省了不少開支，心智生活的功效也是一樣的。

所以，當今世上，社交界的最主要職責是玩牌，我認為玩牌不但沒有價值，而且是思想破產的象徵。因在玩牌時，人們不事思考，只想去贏別人的錢。這是何等愚蠢啊！但是，為了公平起見，我仍錄下支持玩牌者的意見。他們以為玩牌可作為為進入社會和商界所做的準備工作，因為人可以從玩牌里學到：如何靈活運用一些偶然形成又不可改變的情況，例如，手中分到的牌，並且，得到最好的效果；如何假裝，在情況惡劣時擺出一副笑臉。這些是人在社會上必備的手腕。但是，我以為，就因玩牌教人如何運用伎倆、陰謀去贏取他人的東西，所以它是敗壞道德的。

《舊約全書》的作者，也有類似的矛盾，一面說：

然而，大多數人的閑暇又是什麼呢？一般人總把閑暇看成是一無是處似的，他們對閑暇顯得非常厭倦，當成沉重的負擔一樣。這時他們的個性，成為自己最大的負擔。說到這裏，親愛的兄弟們啊，讓我們慶賀吧！因為「我們終究不是女奴的孩子，而是自由的兒女」。人該擺脫一切心理束縛，使自己回歸自由。

這類人把重心完全放在自己身上。所以此類人雖然為數極少，他們不論性格有多優秀，也不會對朋友、家庭或社團顯出極大的熱情或興趣；他們只要有真正的自我，即使失去其他一切也無妨。就由於這一點，他們的性格傾向孤僻，更由於別人的本性與他們自身不同，無法滿足他們，彼此的相異之處就時時明顯可見，以至於他們雖然行走在人群中，卻孤立似異鄉人，他們談及一般人，說「他們怎樣」而不說「我們怎樣」。

鍛造藝術是解決生命難題的上選，因此，美，也就納入健康的事物之中。雖然美只是個人的一種優點，與幸福不構成直接的關係，卻間接給予他人一種幸福的印象。所以，即使對男人來說，美也有它的重要性。美，是一封打開的介紹信，它使每個見到這封信的人都對持這封信的人滿心歡喜。荷馬說得好：

若外界和內在的兩種反常情況，即寧靜無擾的閑暇和天分極高的智慧，能重合在某人身上，那是他極大的幸事；再加上命運又順遂人意的話，此人就能過上不受人類兩大苦源——痛苦與厭倦——糾纏煩擾的高質量生活，他不需為生存痛苦掙扎，也能夠享受自由的存在情境——閑暇，我們唯有對痛苦與厭倦保持中立，不受它們的感染，才可以避免痛苦與厭倦。

我們固可了解生命的災難與痛苦，但不必厭倦生命。一些小小的不如意就能讓自己自殺，更糟的是，即使沒有特殊的原因也會自殺，這種人因長久不幸而想自殺，會冷靜而堅定地執行他們的決定。我們觀察有這樣的受苦者，他因厭倦生命到極點，我們就能發現他確實沒有一絲戰慄、掙扎和畏縮，只焦急地等待著趁他人不注意時，立刻自殺，自殺幾乎成了最自然和最受他歡迎的解脫工具。

所以，世上命運好的人，無疑是指那些具備天賦才情、有豐富個性的人，這種人的生活，不一定光輝燦爛，卻是最幸福的。年輕的瑞典女王克里斯汀才十九歲，除了聽別人的談論外，她對笛卡兒的了解僅限於一篇短文，因為那時後者已在荷蘭獨自隱居了二十年。她說：「笛卡兒先生是最幸福的人，我認為他的隱居生涯很令人羡慕。」當然，也需有利的環境，方能使笛卡兒如願以償，成為自己生命和幸福的主宰。就像在《聖經·傳道書》中所描述的那樣。

一幅是大眾的生活——長期乏味的搏鬥史，他們為了追求沒有價值的個人福利，投入自己的全副精力，歷盡各種苦難，一旦目標達成，再度落身到自己時，生活立即就被無法忍耐的厭倦所環繞，各種活動都沉滯下來，唯有如火的熱情才能激起一些活意。另一幅景象，所呈現的是一個富有高度心靈能力的人，他思想豐富，生命充實而有意義，一旦得以自主，立即獻身於有價值、有趣味對象的追求，所以他自身含有最高貴的快樂源泉。諸如對自然的觀察、對人世的思索、對歷史上偉大成就的領會和了解，深刻透徹地明白偉大業績的意義，這些是此類人獨具的才能，這些是他們所需要的唯一外界激勵的來源。

我在前面說過人們卻把這種卑賤的存在當作一種目的，這又是多麼令人悲嘆啊！不受激|情感動的日常生活是冗長乏味的，一旦有了激|情，生活中卻又充滿了苦痛。唯有那些上天賦予很多才智的人才是幸福的，因為他們在執行意志命令之外，還有能力過另一種日子：一種沒有痛苦、興味盎然的生活。

幸福繫於人的精神，精神的好壞又與健康息息相關，這隻要從我們對同樣的外界環境和事件在健康強壯時和在長卧病榻時的看法及感受如何不同就可看出來。使我們幸福或不幸福的，並非客觀事件，而是那些事件給予我們的影響和我們對它們的看法。就像愛比克泰德所說的：「人們不受事物的影響，卻受他們對事物的想法的影響。」

平常人所熱切關心的事，是那些會刺|激他們意志，也就是與個人利害相關的事情。然而，經常地刺|激意志起碼不是一件純粹的樂事，其中仍混雜著痛苦。就玩牌——這個普遍流行於「高尚社會」的玩意兒來說，它便是供給刺|激的一種方式。由於它涉及的利害關係很小，所以不會產生真實和長久的痛苦，只有輕微、短暫的疼而已，簡而言之，「玩牌」對意志而言，事實上僅是種搔癢工具罷了。

像上九九藏書面這種人在年輕時，多是體力與生命力過剩，肉體和心靈不能對稱，無法長久保持體力與生命力；到了晚年，他們不是沒有絲毫心靈力，便是缺乏培養心靈力的工具，致使自己陷入悲慘凄涼的境況中。意志，是唯一不會耗竭的力量，也是人人永遠具備的力量；為了保持高度有活力的意志，他們便從事各種高賭注的危險遊戲，這無疑是一種墮落。

亞里士多德說：「生命在於運動。」運動也的確是生命的本質。有機體的每個部分都一刻不停地迅速運動著。比如，心臟在一收一張間有力不息地跳動，每跳二十八次，就把所有的血液由動脈運到靜脈再分佈到身體各處的毛細血管中；肺像個蒸汽引擎無休止地膨脹、收縮；內臟也總在蠕動工作著；各種腺體不斷地吸收養分再分泌激素；甚至大腦也隨著脈搏的跳動和我們的呼吸而運動著。

我可以稱呼一個才智平庸、沒有心靈渴求的人為「菲利斯丁」——此詞原屬德文，是大學里流行的俚語，後來意義加深，但不離原意，可以用來比喻沒有藝術涵養的人。一個「菲利斯丁」永遠是一個「菲利斯丁」。在本書中，我將從一個較高的觀點，把「菲利斯丁」用來指在現實事務中孜孜以求的人；但此種高超的定義不太清楚，本書的目的在於大眾化，所以這類定義不很合適。

即使世上最健康和最愉快的人也可能自殺，只要他對外在的困難和不可避免的厄運的恐懼超過了他對死亡的恐懼，他就自然會走上自殺的路。對快活的人而言，唯有高度的苦難才會導致他的自殺。對原本陰鬱的人來說，只要稍微的苦難就會使他自殺的。

人的天賦氣質決定他受苦的種類，客觀環境也受主觀傾向的影響，人所採用的手段總是用來對付他所易受的苦難。因此，客觀事件有些對他有特殊意義，有些就沒有什麼特殊意義，這是由天賦氣質來決定的。聰明的人首要努力爭取的無非是免於痛苦和煩惱，求得安靜和閑暇，以過平靜和節儉的生活，減少與他人的接觸，所以，智者在跟他的同胞相處了極短的時間后，就會退隱，若他有極高的智慧，他更會選擇獨居。一個人內在所具備的愈多，求之於他人的愈少，他人能給自己的也愈少。所人，智慧愈高，愈不合群。當然，假使智慧的「量」可以代替「質」的話，活在大世界里才划算。不幸的是，人世間一百個傻子也無法代替一位智者；更不幸的是，人世間傻子何其多。

由於內在的空洞，人們尋求社交、娛樂和各類享受，因此產生了奢侈浪費與災禍。人避免災禍的最好方法，莫過於增長自己的心靈財富，人的心靈財富愈多，厭倦所佔的空間就愈小。那永不竭盡的思考活動在錯綜複雜的自我和包羅萬象的自然里，尋找新的材料，從事新的組合，我們如此不斷鼓舞心靈，除了休閑時刻以外，就再不會讓厭倦乘虛而入。

除了不受打擾的閑暇外，他們不需再向外界索求任何東西，因為他們需要閑暇時光來發展和成熟自己的智性機能和享受生命內在的寶藏。總之，這樣的人生只求終其一生，每時每刻都能成為他們自己。他們若是註定成為整個民族的精神領袖，那麼能否完美地發展心智力量至巔峰以完成精神使命，便是他們幸福或不幸福的唯一標準。其他都是無關宏旨的。這就說明為什麼生來具有偉大心智力量的人，都看重閑暇，珍視閑暇如生命。亞里士多德也說過：「幸福存在於閑暇中」；第歐根尼·拉爾修在記述蘇格拉底的言行時說：「蘇格拉底視閑暇為所有財富中最美好的財富。」所以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一書里，亞里士多德總結說，獻給哲學的生活是最幸福的生活；此外，在《政治學》里他又說道：

如此，閑暇的結果是各種能力可怕的停滯，那就是厭倦。為了消除這種可悲的感覺，人們求助於僅可取悅一時的瑣事，只圖從各種無聊瑣事中得到刺|激，好發動起自己的意志，又因意志尚需才智之助方能達到目的，所以，藉此得以喚醒停滯的才智。但這些人造的動機與真正的、自然的動機比起來，就好像假錢和真錢一樣，假錢只能在玩牌時玩玩，是派不上真用場的。所以，這種人一旦無事可做，寧可玩手指、敲桌子、抽雪茄，也懶得動腦筋，因為他們沒有腦筋可動。

第二類是滿足「體力」而得的快樂，此種快樂可以從散步、奔跑、角斗、舞蹈、擊劍、騎馬以及類似的體育運動中得到，有時甚至可以在軍旅生涯和戰爭里消耗過剩的體力。

古代的盧克萊修，曾在詩里描述陷於「厭倦」的富人的可憐景象，他詩中所描寫的仍可見於今日每個大都市中——那裡富人很少待在自己家裡，因為那兒令他厭煩，但他在外面也不好受，所以仍不得不回到家裡；或者會火燒火燎地奔赴郊外，好似他在那兒的別墅著火了一般；一旦到了郊外，他卻又立刻厭煩起來，然後匆匆入睡，好使自己在夢裡忘懷一切，再忙著起程回到都市中。這種庸庸碌碌的生活，為慾望所驅使的匆忙，本就是眾生相啊。

能夠促進愉快心情的不是財富，而是健康。我們不是常在社會底層勞動人民，特別是工作在野外的人們臉上找到愉快滿足的表情嗎？而那些富有的上層階級人士不常是憂容滿面，滿懷苦惱與憂愁嗎？所以，我們當儘力維護健康，唯有健康方能綻放歡愉的花朵。

最後，我們再引述歌德《威廉·邁斯特的學習年代和漫遊年代》中的一段話：

讓我們看看下列兩幅圖景吧：

叔本華注：在本章里，所討論的影響幸福的個人特質，僅涉及身體與睿智方面。至於德行對幸福直接和當下的影響，請參考我的另一篇得獎文章——《道德責任的根據》（第二十二節）。

愈是高貴的力量所帶來的快樂，其再現性就愈高。所以，獲得的幸福也更穩定。就這一點來說，滿足「怡情」得來的快樂的地位，無疑較其他兩種快樂要高。前兩種快樂同時為獸類所具備，甚至獸類具備更多此種快樂；唯有充足的「怡情」方面的快樂是人類所獨具的，這也是人與禽獸不同的地方。我們的精神力是怡情呈現出來的諸種樣態，因此充足的怡情，使我們可以獲致某種與精神有關的快樂，所謂「睿智的快樂」就是這樣，怡情愈佔優勢，此類快樂也就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