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迅速成了一個全球事件。當它在非洲（更不用說世界了）還遠沒有成為死亡的頭號殺手時，不僅紐約、巴黎、里約、金沙薩在討論它，赫爾辛基、布宜諾斯艾利斯、北京和新加坡也在討論它。存在著一些著名的疾病，正如存在著一些著名的國家，不過，這些著名的疾病並不一定是那些患病人數最多的疾病，正如著名的國家並不一定是那些人口最多的國家。艾滋病也並非如某些非洲人士所尖刻地斷言的，是因為侵襲了白人才變得如此著名。然而，以下這種說法無疑是有道理的，即倘若艾滋病只是一種非洲病，那麼即使死了幾百萬人，非洲之外也幾乎無人會關心它。它將是一個「自然」事件，正如飢荒一樣，飢荒周期性地侵襲人口眾多的窮國，而富國的人卻對此愛莫能助。正因為艾滋病成了一個世界事件——這就是說，它侵襲了西方——它才不被僅僅視為一個自然災難。它充滿了歷史意義（歐洲以及新歐洲國家的自我定義的一部分內容是，作為第一世界，它所發生的大災大難都具有創造歷史和改造歷史的作用，而在貧窮的非洲或亞洲國家，這些大災大難只不過是歷史循環的環節，因而看起來像是自然的一部分）。艾滋病之所以變得如此眾所周知，也並非如某些人所認為的，是因為它在富裕國家首先侵襲的是這麼一群人：全是男性，幾乎全為白人，其中許多人受過教育，能說會道，知道怎樣遊說和組織，以引起對艾滋病的公共關注，獲得對艾滋病的公共投入。由於艾滋病被這樣表現出來，它引起了我們對它的高度意識。它似乎成了所有那些降臨于特權人口的大災大難的真正原型。

「牽挂未來」是具有我們這個世紀特色的心理習慣和智力墮落現象，正如「牽挂過去」是十九世紀的心理習慣和智力墮落現象一樣，如尼采曾指出的，它改變了十九世紀的思維方式。對社會進步和科學進步採取更複雜（可量化、可測定）的理解方式，勢必就要附帶地預測事態在未來如何演變。將事件精確地投影到未來，這種能力擴大了權力所由構成的那種東西，因為它為如何處置現在提供了大量新的指導。儘管這種對未來的觀察為我們處置問題提供了多得難以想象的知識，然而它受制於線性發展的幻象，事實上變成了災難的幻象。每一種進步都是一種展望，需要一種建立在統計數字基礎上的預測。譬如說現在的數字是……三年後的數字是……五年後的數字是……十年後的數字是……當然，不會不去預測本世紀末時的數字是……歷史或自然中一切可以被描繪成漸變的東西，都可以被視為是在朝災難方向發展（無論是朝少之又少而且愈變愈少的方向發展，如衰減、衰落和熵，還是朝多之又多，甚至多得難以控制或吸收的方向發展，如不可控制的增長）。專家們對未來所作的大部分預測，在我們因現實的廣泛圖像複製而已然習慣的那種雙重感之外，又加重了這種新的雙重現實感。有正在發生之物，亦有它所預示之物，即行將來臨然而尚未真實發生的不能真正控制的災難。

生物學家和公共衛生官員所預測的前景，遠比人們所能想象的或社會（以及經濟）能夠承受的要糟糕得多。當人們每天都讀到艾滋病對艾滋病病例通報率最高的美國所造成的損失的駭人估算時，那些負責任的官員們對非洲的經濟和衛生服務是否能應付艾滋病不久以後的擴散，誰都不抱哪怕一絲一毫的指望。據稱，為今後數年間感染艾滋病的人提供的最低治療費用也將是一筆驚人的數額（這筆錢似乎能為「普通人口」的安全提供擔保，而醫學界對此假設頗有爭議）。在美國——當然不僅僅是在美國——有關艾滋病的言談充滿了民族危機的色彩，「乃民族存亡之大事。」去年，《紐約時報》的一位社論作者寫道：「我們都知道真相，我們每一個人都知道。我們處在似乎從未光臨過我們這個民族的那場瘟疫的時代。我們可以假裝它不存在，或只對別人才存在，我們的生https://read.99csw.com活一如既往，似乎我們對此一無所知……」法國的一幅海報上則畫著一團飛碟形狀的巨大黑雲，籠罩著下面那個熟悉的六邊形國家，它被黑雲蜘絲狀的光線弄得昏黑一片。在這幅海報畫上方，寫著：「抹去這片陰影，要靠我們每一個人。」（Il dépend de chacun de nous d'effacer cette ombre）下方寫著：「法蘭西不想死於艾滋病。」（La France ne veut pas mourir du sida）此類標誌間歇性地頻繁出現於每一個大眾社會，以呼籲大眾動員起來，對付這場史無前例的威脅。可同樣具有現代社會特色的是，這種對動員的呼籲太顯籠統，而反響甚微，亦不足以迎接這場危及民族安全的威脅的挑戰。不過，這一類的修辭有其自身的生命力：只要它不斷傳播與現代大眾社會裡公民追求財富積累和個人享樂的風氣格格不入的共同行動的理想，那它就在為某個目標服務。

民族的生存，文明社會的生存，世界自身的生存，據說已處在危險中——此類危言，我們並不陌生，是出於壓迫的目的而誇大某種疾病的神話建構的組成部分（緊急狀態要求採取「嚴厲措施」，云云）。艾滋病所引發的這種末世色彩的修辭，勢必誇大這種疾病。不過，這種修辭還另有用處。它提供了對大災大難的一種隱忍的、最終將變得麻木的沉思。哈佛大學著名的科學史家斯蒂芬·傑伊·古爾德宣稱，艾滋病流行可與核武器並列為「我們時代最大的危險」。然而即便艾滋病奪去了人類四分之一成員的生命——此一前景，古爾德並不認為不可能——「我們仍有大量的倖存者，我們可以重新開始」。大概是瞧不起那些道德家們的哀吟悲嘆，這裏來了一位理性的慈悲為懷的科學家，為我們提供了一種起碼的安慰：一種沒有任何意義的天啟說。艾滋病是一個「自然現象」，而不是一個「具有某種道德意義」的事件，古爾德指出，「在艾滋病的擴散中，不存在任何啟示。」當然，在道德評判的意義上賦予一種傳染性疾病以意義，這委實荒謬。不過，如此不動聲色地思考駭人聽聞的大規模死亡，其荒謬性或許也只略遜一籌。

有關非真實的（也就是說，不可控制的）世界末日來臨的可能性的報道或預測大量湧現，導致了種種否定現實的反應。因而，在大多數有關核戰爭的談論中，誰若持理性之論（即專家自己的描述），就意味著他不承認人類的現實，而誰若情緒化地談到哪怕一點有關人類（即那些自認為受到威脅的人）所面臨的險境的話題，就意味著他堅持不切實際地要求迅速解除危險。公眾態度的這種分裂（分為不人性和太人性兩類），在艾滋病問題上表現得沒有這樣明顯。專家們斥責那些加諸艾滋病患者和據稱是艾滋病始發地的非洲大陸之上的陳詞濫調，強調艾滋病不只屬於那些開始處於危險狀態的人群，而且屬於範圍更為廣大的人口，不只屬於非洲，而且屬於全世界。這是因為，儘管艾滋病與麻風病、梅毒一道順理成章地成了荷載意義最多的疾病，但顯而易見的是，那種侮辱醜化艾滋病患者的衝動受到了牽制。艾滋病如此完整地彙集了人們對未來的最為普遍的恐懼，以致一定程度上使得那些試圖把艾滋病框定於某個離經叛道的人群或某個黑暗大陸的老一套做法看起來不合時宜了。九九藏書

在美國和歐洲，人們一而再、再而三地保證：「普通人口」是安全的。不過，這兒所說的「普通人口」可能只是白人的代稱，正如它可能只是異性戀者的代稱。誰都知道感染艾滋病的黑人特別多，正如軍隊中的黑人特別多、監獄中的黑人尤其多一樣。美國艾滋病研究基金在最近的一次募捐活動中打出了「艾滋病病毒是一個機會均等的破壞者」的口號。該口號以諧音雙關語的方式套用了「機會均等的就業者」這句口號，卻因此下意識地重申了它本來要否定的東西：在世界的這個角落，艾滋病只是一種使少數人受折磨的疾病，是少數民族和同性戀者的疾病。據世界衛生組織最近作出的令人吃驚的估測，除非在艾滋病疫苗研究上取得非同尋常的快速的進展，否則，在今後五年內感染艾滋病的人數將比過去五年內感染艾滋病的人數多出十到二十倍，並預料這幾百萬艾滋病新患者中的大部分將是非洲人。

那些特別恐怖的流行性疾病總會激起人們對寬容或容忍的抗議之聲——如今，寬容已被等同於縱容、軟弱、混亂和腐敗：一言以蔽之，是不健康。人們發出呼籲，要求每一個人都進行「檢測」，要求隔離患者以及那些有疾病嫌疑或傳染疾病嫌疑的人，要求設立關卡以阻擋來自外國人的或真實或假想的污染。那些本來就被當作要塞一樣掌管著的社會，例如中國（只發現很少艾滋病病例）和古巴（有大量已感染艾滋病的病人），對艾滋病的反應更為迅速，更為急迫。艾滋病成了每一個人的特洛伊木馬：在一九八八年漢城奧林匹克運動會前六個月，韓國政府宣布，它將向所有參賽的外國運動員免費發放避孕套。「艾滋病純系舶來疾病，而要防止它在印度擴散，所能採取的惟一途徑是，嚴禁印度人與外國人發生性接觸，」印度政府下屬的醫學研究委員會的主席如是說，以此公開承認一個近十億人口的國家對艾滋病毫無防衛，它至今仍沒有受過專門訓練的醫務人員或艾滋病專科治療中心。他所提出的以罰款和判刑為強制方式的性禁止建議，作為一種防止性傳播疾病的手段，與那些更經常地被提出來的隔離（即監禁）建議一樣不切實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為防範應徵新兵中出現梅毒，約三萬左右的美國婦女（妓|女或被懷疑為妓|女的婦女）被禁閉在帶刺鐵絲網環繞的拘留營中，但這並沒有導致軍隊中梅毒感染率下降——這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將成千上萬的日裔美國人作為潛在的叛徒和間諜禁閉起來並沒能阻止任何一起間諜活動或破壞活動一樣。但這並不意味著，人們不會對艾滋病提出相似的建議，或找不到這些建議的支持者，此外，提出這類建議的也不見得僅僅是那些墨守成規的人。如果從整體上來說醫學成就至今仍是明智和理性的保障，對有關隔離和監禁的計劃甚至不屑一顧的話，那麼，這可能部分是因為艾滋病危機的規模目前似乎仍然有限，而艾滋病今後的演變尚不明朗。九九藏書

正如工業污染和全球金融市場新體系的後果一樣，艾滋病危機顯示了世界上但凡重大之事皆非某個地區、某個地方、某個範圍之事，一切具有流傳能力之物皆能流傳開來，而任何問題都成了或註定將成為世界性的。商品在流通（包括通過電子傳播的圖像、聲音和文件，它們是一切商品中流通最快捷的）。垃圾在流通：聖艾蒂安、漢諾威、梅斯特雷、布里斯托爾的有毒工業廢料被倒在西非那些沿海城鎮。人在流通，其規模前所未有。疾病也在流通。從優勢人群為尋樂子和做生意自由自在地在各洲間飛來飛去，到劣勢人群以史無前例的規模從村鎮移民城市，從一國合法或非法地移民另一國——所有這一切身體流動和交互聯繫（其後果是古老的社會禁忌和性禁忌的解體），與商品、圖像以及金融因素的順暢流通一樣，對發達資本主義或世界資本主義經濟最大限度的運作至關重要。不過，如今，這種現代的既是個體、又是社會和結構性的高度的空間交互聯繫，成了艾滋病這種被描繪成危及人類種群本身生存的健康之害的載體；對艾滋病的恐懼與對其他正在顯露的作為發達社會副產品的那些災難的關注是一致的，尤其是那些顯示全球範圍環境惡化的災難。艾滋病是地球村的反烏托邦先遣隊之一，可地球村這一前景已然在目，而且總在眼前，無人知道如何抗拒。

我們這個時代大部分善意的公共話語表達出了一種願望，即直言不諱地談論那些有可能導致全面災難的種種不同的危險。現在，又多了一個危險。在海洋、湖泊和森林的死亡之外，在世界貧困地區毫無限制的人口增長之外，在類似切爾諾貝利核電站泄漏這種核事件之外，九-九-藏-書在臭氧層的穿孔和損耗之外，在超級大國之間的核衝突或某個不受超級大國制約的無賴國家的核攻擊的永恆威脅之外——在所有這一切之外，現在加上了艾滋病。在一個千年行將過去之際，天啟式的思考方式的興起，看來在所難免。不過，艾滋病所激發的那種末日來臨幻象的層出不窮，卻不是日程表就能解釋得了的，或甚至不是該疾病代表的那種真正危險所能解釋得了的。此外，對「西方」社會來說，還存在著對大災難場景的心理需求，這對美國來說尤其如此（正如某人所說，美國是一個有宗教心靈的國家——此乃福音派新教，老是宣揚所謂「斷然的終結」和「嶄新的開端」）。對想象中最糟糕場景的這種偏好，反映出了這麼一種需要，即試圖主宰自己對那些不可控制之物產生的恐懼。但它同樣也反映出了與災難的想象性同謀關係。對文化困境或文化衰敗的感覺，使人油然而生一種慾望，要去蕩滌一切。當然，沒有人需要瘟疫。不過，它或許是重新開始的機會呢。重新開始——這句口號很現代，也很有美國味。

對艾滋病將擴散到什麼程度——擴散速度有多快，會擴散到哪些人——的不確定感，一直縈繞在有關艾滋病的大眾話語的中心。隨著艾滋病在全世界的擴散，它是否仍主要局限於邊緣人口：局限於所謂的「高危群體」以及大部分城市貧民？或者，它是否將最終變成那種席捲整個地區的古典流行病？實際上，這兩種觀點同時並存。在一波肯定艾滋病威脅每一個人的聲明和文章之後，緊接著是另一波確認艾滋病為「他們」而不是「我們」的疾病的文章。一九八七年初，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部長曾預言，艾滋病的世界性流行將最終使黑死病——此乃有史以來最大的流行病，奪去了歐洲大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人口——似乎「相形之下黯然失色」。到這一年年底，他卻表示：「艾滋病並非如許多人所恐懼的那樣，會在異性戀者之間成群地、大規模地擴散。」比艾滋病公共話語反反覆復的特點更令人吃驚的是，如此之多的人竟已準備停當，好去面對這場無孔不入的災難。

現代生活使我們習慣於與對災禍的斷斷續續的意識相處，這些災禍駭人聽聞，不可思議，但我們被告知，它們極有可能發生。纏繞著每一起重大事件的，還不僅僅是再現這一事件的圖像（隨著一八三九年照相機發明而開始的複製現實的方式，現在看來，已經過時了）。除了圖像或電子對現實的模擬外，還出現了對這些事件的最終結果的預測。現實少說也經歷了兩次分裂，裂為真實存在之物與其替代版本。既有事件，又有事件的圖像。既有事件，又有事件的投影。不過，對人們來說，既然真實事件似乎經常與圖像一樣缺乏現實性，需要通過自己的圖像來確認自身，那麼，我們對事件的當下反應，就得採取與之相適的計算方式，從事件以投影的、終極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心理影像中來確認事件。

甚至大災難也似乎被當成了日常的期待視野的一個部分，這造成了一種無與倫比的激烈情緒，而這種情緒正在損害我們的現實感和人性。不過，特定的可怕疾病似乎成了日常疾病，這又非常可取。甚至連那種充斥極多意義的疾病也被當作只是一種疾病罷了。這種情形已經發生在麻風病上，儘管世界上仍有大約一千萬的人患有這種現在被稱為「漢森病」的疾病（自那位挪威醫生一個世紀以前發現了麻風桿菌后，人們就以他的名字稱呼麻風病，以此作為對這種疾病非戲劇化的一個部分），而且因為他們幾乎全都生活在非洲和南亞次大陸而容易被人忽視。當人們對艾滋病有了更多的理解、最重要的是發現了治療方法以後，這種情形也勢必會發生在艾滋病上。就目前而言，在個人體驗和社會政策方面，主要依靠奪取該疾病的修辭所有權，考察它是怎樣被納入論點和陳詞濫調之中的，又是怎樣被同化于其中的。使疾病獲得意義（以疾病去象徵最深處的恐懼）並使九_九_藏_書其蒙受恥辱的那個過程，相沿已久，似乎不可遏制，但挑戰它總還是值得的，而且，在現代世界，在那些願意成為現代人的人們中間，它的可信性似乎越來越有限了——這一過程現已處於審視之下。對於艾滋病這種帶來如此之多的犯罪感和羞恥感的疾病來說，使其從意義、從隱喻中剝離出來，似乎特別具有解放作用，甚至是撫慰作用。不過，要擺脫這些隱喻，不能僅靠迴避它們。它們必須被揭露、批判、細究和窮盡。

這其實是兩種災難，其間存在空隙，想象力深陷空隙中，不能自拔。我們所經歷的流行病與（通過當下的統計推斷）預示給我們的流行病之間的差異，感覺就像是我們所經歷的所謂「有限戰爭」與我們可能會經歷的難以想象的更為可怕的戰爭之間的差異，這后一種戰爭（附加了科幻小說的種種描繪）像是電子遊戲一類的活動，人們為了消遣而玩上了癮。這是因為，在那種不可遏制地導致越來越多的死亡人數（國內和國際的衛生組織每周或每月就要發表此類統計）的真正流行病之外，是一種我們認為可能發生、也可能不發生的災難，其性質不同，程度也更嚴重。衛生官僚和記者所發布的那些預測性統計顯示出這麼一個臨時性特點，即那些最令人驚恐的預測被時不時地修改來，修改去，而現實什麼也沒被改變。正像人口預測一樣，大消息總是壞消息。

或許，艾滋病正在拓展人們的習性，使其對從核武器的儲存和炫耀中展現出來的全球毀滅遠景變得習以為常。伴隨大災難修辭的膨脹而來的，是大災難的與日俱增的現實性。一個永恆的現代故事情節：大災難隱隱迫近……然而，它並沒有出現。它仍然在隱隱迫近。我們似乎處在一種現代大災難的陣痛中。有一個還沒有發生的大災難，但其結果怎樣，尚無人知曉：我說的是那些懸在我們頭頂上、環繞整個地球的導彈，其核彈頭能把地球上的全部生命毀滅很多次，但它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發射出去。有一些正在發生的大災難，但其後果（到目前為止）似乎並不特別恐怖——如第三世界的巨額債務，如人口過剩，如生態破壞；還有一些似乎像是發生了但隨後（被告知）並沒有發生的大災難——如一九八七年十月股票市場的崩盤被看作是「暴跌」，像一九二九年十月的暴跌一樣，但後來又說不是暴跌。大災難現在成了一出沒完沒了的連續劇：不是「現在的大災難」，而是「從現在開始的大災難」。大災難已經成了一個既在發生、又沒有發生的事件。一些最可怕的事件可能已經發生了，如導致環境的無可挽回的毀壞的那些事件。不過，我們對此尚無把握，因為標準變了，或者因為我們缺乏衡量災難的適當指數，或者只是因為這類災難進展緩慢（或感覺它似乎是緩慢的，因為我們了解它，能預見它；剩下的事是等著它發生，等著它趕上我們的預想）。

並非所有用之於疾病及其治療的隱喻都同等地可憎，同等地扭曲。我最希望看到其銷聲匿跡的那個隱喻——自艾滋病出現后，這種願望更為強烈——是軍事隱喻。它的反面，即公共福利的醫療模式，就其影響而言或許更危險，也更為深遠，因為它不僅為權威制度提供了有說服力的正當性，而且暗示國家採取壓制和暴力（相當於對政體的為害部分或「不健康」部分施行外科切除或藥物控制）的必要性。然而，軍事意象對有關疾病和健康的思考方式的影響仍不可小覷。它進行過度的動員，它進行過度的描繪，它在將患者逐出集體、使其蒙受污名方面出力甚巨。

不，「總體」醫學就如同「總體」戰爭一樣不可取。艾滋病導致的危機也非「總體」危機。我們眼下並沒有遭受侵犯。身體不是戰場。艾滋病患者既不是在劫難逃的犧牲品，也不是敵人。我們——醫學和社會——並沒有被授予什麼權力，來不擇手段地進行反擊……對軍事隱喻，我有一言相送，套用盧克萊修的話來說是：把它交還給戰爭的製造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