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卷首語
在文集里，桑塔格還為我們刻畫了卡內蒂和阿爾托這兩位孤獨者的形象。《作為激|情的思想》討論卡內蒂的宗教性和對殘忍的憎恨。《走近阿爾托》則是桑塔格為自己編輯的《安托南·阿爾托文集》（Selected Writings of Antonin Artaud，一九七六）所寫的充滿激|情的長篇導言，最早發表于《紐約客》（一九七三年五月十九日）。在文章中，桑塔格分析他的問題，他對待自己的精神的方式，他與超現實主義者的分歧以及他所倡導和實驗的「殘酷戲劇」，她認為「阿爾托的全部著作講述的都是拯救的故事，戲劇是他思考得最為深刻的拯救靈魂的途徑」。在桑塔格看來，阿爾托是一個文化企圖同化他、卻根本消化不了他的作家，「他依舊遙不可及，依舊是一種無法同化的聲音和存在」。
《論保羅·古德曼》是當時旅居巴黎的桑塔格撰寫的悼念古德曼的悼文。古德曼長於詩歌、小說、戲劇以及各類非虛構作品的創作，他的著作對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美國反文化產生過巨大的影響，特別是《荒唐的成長》（Growing Up Absurd）。該書運用現代社會學、心理學和美學的方式，直接剖析了艾森豪威爾時代的美國和美國青年，被視為一部推理性很強的烏托邦作品，他晚年成為青年人和不滿現實的美國人狂熱崇拜的作家。然而，桑塔格指出，這樣的作家也註定要遭到嫉恨，因為他們擅長各種文類，發表各種在行的言論。桑塔格推崇古德曼寬廣的道德視野，欽佩他在性趨向上的坦誠；當然，她也抱怨古德曼每次給她的冷遇。即便如此，古德曼仍舊是她心目中的英雄。她為他打抱不平，提請人們重視他的價值；得知古德曼去世的噩耗，念及他對她本人、對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美國文化的深刻影響，想到他的去世是美國文壇的一大損失，桑塔格不禁黯然神傷。
《在土星的標誌下》是桑塔格一部重要的批評文集。在這裏，桑塔格懷念古德曼，談論阿爾托的「殘酷戲劇」，分析卡內蒂的宗教性，論述巴特的審美意識，品味本雅明的惆悵詩意，縱論里芬斯塔爾和西貝爾貝格的電影。文集出版后，雖然時有批評之聲傳來，但更多的是肯定和讚賞，有人甚至認為它可與塞繆爾·約翰遜的《英國詩人傳》（The Lives of the English Poets，一七七九～一七八一）這部巨著相媲美。與《反對闡釋》、《疾病的隱喻》、《重點所在》等一樣，《在土星的標誌下》也一以貫之地體現出桑塔格那獨立思考的精神，在這裏，桑塔格讓我們看到了思想的重要以及——智慧的力量。
說起來，桑塔格本人很喜歡虛構文學。她有著良好的藝術稟賦，從小就做作家夢，七歲動筆寫作。雖然她也想成為一名醫生，還想過當一名化學家或物理學家，但是，最終讓她不能自拔的九-九-藏-書還是文學，因為她真正想要的是將每一種生活都過一遍，而一個作家的生活在她看來似乎包含了最多的生活，所以，她最最希望的是成為一個作家。當然，需要說明的是，桑塔格眼裡的作家不僅指創作虛構作品的人，而且指寫作非虛構作品的人，一如日後她本人那樣。從這樣的意義上講，桑塔格作為小說家和文論家而寫作的文字，均是其作為作家的創作成就的有機組成部分。
《論保羅·古德曼》和《紀念巴特》篇幅短小，意義卻不容忽略。我們知道，在名著《伊甸園之門——六十年代美國文化》里，作者莫里斯·迪克斯坦曾將桑塔格和歐文·豪視為美國「現有的目光最敏銳的文論家」，然而實際上，桑塔格是很不美國的文化批評家，而更像歐洲知識分子，她的目光更多地是投向了歐洲哲學家、思想家和文學家，因為她的教育背景是美國的，但更是歐洲的。她在芝加哥大學、哈佛大學完成學業后，立即負笈歐洲，浸潤于歐洲文化傳統之中，深受當時歐陸的哲學思想和文藝思潮的影響。她在歐美文化之間牽線搭橋，不辭辛勞地將歐洲哲學家、文論家（如本雅明和巴特）介紹給美國文化界。從這個意義上講，《論保羅·古德曼》在桑塔格的著述中，佔據了一個很特別的地位，因為這是她少數幾篇論及美國作家的評論文章之一。
桑塔格向來排斥心理分析，而代之以星象標誌來刻畫人物。她筆下的本雅明出生在土星的標誌下，是一位憂鬱的人，一個憂鬱症患者。他童年時代就是個天才，希望「高人一等」。他把自己看作一個文本，一項工程——始終處於建構之中的工程；他無情地拋棄朋友，不知羞恥地獻媚，對人不忠實，他作為一個「收藏家」，感覺靈敏。渴望收藏是其意志的一種表徵，他因此成為桑塔格心目中的「意志的英雄」。與桑塔格的一致之處還在於，桑塔格「反對闡釋」，本雅明也同樣如此。桑塔格在文章中沒有明講，但是，可以看出，她一再表露出自己與本雅明之間所存在的相似之處，就此間接地對偶像的魅力作了評論。無怪乎，桑塔格的傳記作者會得出結論，認為「關於本雅明的所有評價差不多都可以理解成桑塔格的自畫像——包括她所說的他的句子讀起來既像開頭又像結尾」。應該說，正因為桑塔格與她筆下的這些人物（當然包括本雅明）有著許多契合之處，她對他們從氣質到作品又是如此地了解，她的評述和分析才有可能如現在這樣體貼入微，絲絲入扣。
出版了《反對闡釋》后，桑塔格又於一九六九年推出第二部批評文集《激進意志的風格》（Styles of Radical Will），收錄《歸於沉寂的美學》、《色情想象力》、《「自我反對的思考」：論喬蘭》、《河內之行》等八篇深具影響力的論文，進一步鞏固了自己作為文論家的卓著地位。
九_九_藏_書布：……作為作家，我個人相當推崇的人物，蘇珊·桑塔格便是其中的一位。她在大西洋兩側是最具智慧的人物，別人論點的終點恰恰是她的起點。我在現代文學中找不到可與她同日而語的精神音樂。布羅茨基曾被桑塔格視為一位世界詩人，他一九七二年移居美國，是一九八七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一九九一年又成為美國的桂冠詩人。桑塔格和他是朋友，他去世后，桑塔格曾寫了《約瑟夫·布羅茨基》的文章，以為紀念。而在上述訪談中，我們不難看出桑塔格在布羅茨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他所作出的是一種對桑塔格有親切了解后的評價，是對她的智慧所作的一種特別的肯定。
問：你最稱頌哪些人物？我們已經談過幾位過世的人物。那麼依然健在的人物呢？哪些人的存在於你極其重要？
美籍俄裔詩人約瑟夫·布羅茨基的詩集附有一篇訪談錄，採訪者是《巴黎評論》。
在一九八一年春的一次訪談中，桑塔格告訴記者，一九六二年，她開始寫小說，六八年去了越南，戰爭讓她難以坐下來繼續創作小說，一九六九年，她決定拍電影。那幾年，她基本上不是作家，而成了電影導演和政治活動家。所以，到了一九七二年，她心裏產生了危機感。她想，我在哪兒？我在幹什麼？我幹了些什麼？我似乎再也不是作家，而我最想成為的就是作家。在這種情形下，她呆在巴黎的斗室里思考，並又開始了批評隨筆的寫作。一九七五年，她罹患癌症，又一次陷入危機。《在土星的標誌下》的推出，表明這些危機的結束。「現在，我已經還清了這種極欲還清的債務。在我，這是一大解放。」
從這裏的訪談中，不難理解桑塔格在《論保羅·古德曼》中的自我表達。她足不出戶，把自己一個人關在小房間里，裏面沒有什麼書籍，「我就希望輕裝上陣，擺脫世事的羈絆，盡量不依賴什麼，而整個地重新開始。」在禁書的斗室里，桑塔格希望「儘力傾聽自己的聲音，發現自己真實的思考和感受」。這種半與九*九*藏*書世隔絕和自我拷問在相當程度上便是憂鬱症的癥狀，而《在土星的標誌下》的文章希望集中討論的正是藝術家特有的氣質對作品的決定性作用，而這裏的作家和藝術家大多表現出土星氣質，也即具有沉鬱愁悶的特徵。因此，開篇《論保羅·古德曼》便具有了統領整部集子的功能。
到了一九八〇年，桑塔格又推出了她的第三部批評文集《在土星的標誌下》。該文集收錄桑塔格一九七二年至一九八〇年間發表的最重要的批評文字，凡七篇。桑塔格的這些文章曾先後發表於美國知識界重要的政治和文化雜誌《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和《紐約客》（The New Yorker）。最早的一篇《論保羅·古德曼》（「On Paul Goodman」）和最後一篇《作為激|情的思想》（「Mind as Passion」）分別於一九七二年和一九八〇年發表在《紐約書評》上。文章的寫作和發表的時間跨度不大，意義卻不小，因為桑塔格在這裏為我們講述著我們時代一些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和藝術家的故事；又因為桑塔格在為我們講述這些故事的時候，也為我們講述了她本人的故事，展示在讀者面前的因此成為「一幅經過掩飾的自畫像」。
然而，此一時彼一時，到了寫作《在土星的標誌下》里的文章的時候，桑塔格明顯地將自己投射到她筆下刻畫的人物身上。在一系列肖像畫中，我們看到了桑塔格接受的這些精神導師給予她的深刻影響，桑塔格寫他們，也寫自己，別傳成了自傳。「為別人做傳記也是自我表現的一種；不妨加入自己的主見，借別人為題目來發揮自己。」 錢鍾書先生這句名言飽含諷刺調侃的意味，而我這裏的引用是一種正面的評價。《在土星的標誌下》不妨視作一部「合傳」。
桑塔格出版的處|女作是小說，即《恩主》，但是，使她立名於國際文壇的恐怕主要不是她的小說，而更多的是她那目光敏銳、文筆犀利、見解獨到的批評文字，如她的批評隨筆《反對闡釋》、《關於「坎普」的札記》、《災難的想象》（對科幻片的解析），以及她的論著《論攝影》（On Photography，一九七七）和《作為隱喻的疾病》（Illness as Metaphor，一九七八）等，這是桑塔格留給美國文化的主要遺產。
巴特是法國文論家、批評家，桑塔格的朋友。作為朋友，桑塔格對巴特的去世深感悲痛，於是，寫下《紀念巴特》。與《論保羅·古德曼》一樣，這也是桑塔格寫過的非常個人、極具傳記特徵的文章，其出色之處也許不在於她為讀者闡釋巴特的作品（要了解桑塔格對巴特作品的闡釋，不妨閱讀她為《寫作的零度》［Writing Degree Zero，一九六八］和《巴特讀本》［A Barthes Reader，一九八二］撰寫的導語，以及《寫作本身：論羅蘭·巴特》［「 Writing Itself：On Roland Barthes」，一九八二］），而在於為我們勾勒出一個「孩子般的」男人，「胖胖的身體，柔和的聲音，漂亮的皮膚」，桑塔格最後也將巴特及其著作置於土星的標誌下，即道出其愁悶沉鬱的特徵。九-九-藏-書
桑塔格還在文集中對希特勒的御用電影導演萊妮·里芬斯塔爾進行了重新評價。在收入《反對闡釋》的《論風格》一文里，桑塔格對里芬斯塔爾的《意志的勝利》和《奧林匹亞》的美學形式作了肯定性評價，而在《迷人的法西斯主義》里，桑塔格對這兩部影片的內容，以及對里芬斯塔爾的攝影集《最後的努巴人》中所竭力表現的法西斯主義主題作了毫不容情的抨擊。因此，在許多訪談中，不時有記者問起，兩相比照，其中是否存在自相矛盾之處。桑塔格的回答是否定的。其實，桑塔格在《論風格》中早就說過，「將萊妮·里芬斯塔爾拍的《意志的勝利》和《奧林匹亞》稱為傑作，這絕非要以美學的寬容來掩蓋納粹宣傳。納粹宣傳的確存在，但除此以外，還有別的一些東西，如果我們加以排斥，就是我們的損失。」
《論保羅·古德曼》之重要性，不僅在於該文對於我們重估古德曼的意義具有導引的作用，而且在於它讓我們更多地看到了桑塔格本人當時的心境和情形，同時，還在於它能夠幫助我們讀者初步把握《在土星的標誌下》的主旨。
說到土星的標誌，我們自然要涉及桑塔格這本文集的標題之作及其傳主本雅明。這篇文章是桑塔格為本雅明的《單行道》英文本所作的導言。文章包含了許多關於本雅明的生平事迹，但頭四段桑塔格和我們讀者一起審視的是本雅明不同時期的幾張照片，尤其是將他年輕時的一張照片（「透過眼鏡向下看——一個近視者溫柔的、白日夢者般的那種凝視」）和他上了年紀的形象相對比（「神情迷離，若有所思；他可能在思考，可能在聆聽」）。通過照片來審視人物並分析其思想特徵，這在我們可能還不大習慣，但桑塔格爭辯的是「我們不能通過生活來闡釋作品，但是我們可以通過作品來闡釋生活」。
《論保羅·古德曼》在整個集子的文章中，算是桑塔格寫得最快捷、最容易的，她僅用了一個上午就寫完了，「悲痛使我迅速，一般我是寫得極慢的」。我相信，《紀念巴特》也寫得同樣迅速。
因此，應該說，桑塔格並沒有完全否定里芬斯塔爾，只不過，她分析的著重點發九_九_藏_書生了變化，因為分析的語境發生了變化。二〇〇五年一月二十七日，是奧斯威辛集中營解放六十周年紀念日。雖已過去整整一個甲子，但歷史恍若昨日。世人在思考奧斯威辛悲劇何以發生，也在追問奧斯威辛之後種族屠殺何以還在繼續。我敢肯定，假使桑塔格在世，她要探討的恐怕更多的也仍舊是那些以希特勒為題材的影片的思想傾向而非什麼美學特徵。
桑塔格的《在土星的標誌下》（Under the Sign of Saturn，一九八〇）正是獻給約瑟夫·布羅茨基的。
美國當代作家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一九三三～二〇〇四）在美國紐約去世后，國際上紛紛發表文字，紀念這位傑出的公眾人物。蓋棺定論，有不少或大或小的標籤貼在她身上。她被譽為「當今最智慧的女人」、「美國公眾的良心」、「當今美國極為活躍的才女學者、評論家、作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這些標籤在我看來，多少顯得有些空泛，但是，它們均提及桑塔格的智慧。不久前，一位友人文章開頭提及的一次訪談更是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曾說過，桑塔格的理論寫作和她的小說創作是帶有互文性的，她的小說創作明顯地受到其哲學思想和文學理念的影響。桑塔格受到過嚴格的哲學訓練，儘管她一再聲辯，她創作小說沒有任何先行的概念，寫小說從來就不是為了圖解她作為理論家的思想，但不可否認的是，她的小說與理論之間的互相影響是客觀存在的。不過，我同樣希望說明的是，除開《我等之輩》（I， etcetera，一九七八）之外，桑塔格在《恩主》等小說中，是力避自傳性的。在《恩主》中文版序中，她開門見山地寫道：「大多數小說家創作伊始，總是以自身的經歷為題材，希望講述的是他們童年時代、他們的父母親或學生時代的故事；也有可能，他們要寫寫自己年輕時的軍旅生活，或者年輕時做的荒唐風流韻事兒，要不就是過早走進的糊塗婚姻。而我當時提起筆來，卻發現自己幾乎沒有寫自己的衝動。」我們讀完《恩主》，會產生這樣的認識，即這部小說描寫的是主人公在自我感知過程中所感到的苦悶與困惑，我們認為它不帶自傳性，是具有說服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