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偉大的愛欲理論家之一喬治·巴塔耶保存著一張一九一〇年攝於中國的照片，那是一名正被處以凌遲之刑的犯人的照片。他把照片擺在桌上，以便每天都可以看它。（由於此舉已成傳奇，他遂於一九六一年把它收入生前最後一本著作《愛欲淚》。)「這張照片，」巴塔耶寫道，「在我生命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我對這種痛苦形象的痴迷從來停止過，既陶醉又難以忍受。」按巴塔耶的看法，思考這形象既是羞辱感情，也是解放被禁止的性|欲知識——·這種複雜反應，很多人一定難以認同。對大多數人來說，這形象根本就是難以承受的：受害者原已被快刀割過幾回，斷了雙臂，像獻祭品似的，現正處於被剝皮的最後階段——這是照片，不是油畫；是真實的馬西亞斯，不是神話中的馬西亞斯——在照片中仍然活著，仰起面孔，表情迷醉如任何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聖塞巴斯蒂安畫像。作為沉思的對象，暴行圖像可滿足幾種不同需求。使人克服懦弱，堅強起來。使人更麻木不仁。使人知道存在著視死如歸的人。

該怎麼對待像照片帶來的這種對遠方的痛苦的認識呢？人們往往無法接受親人的苦痛。（弗雷德里克·魏斯曼的電影《醫院》對這個主題作了極令人信服的闡述。）儘管遠方的痛苦有著窺視癖式的誘惑力——可能還有知情的滿足感，但千萬別發生在我身上。我沒病，我也不是快要死了，我不為戰亂所困——人們迴避思考處於水深火熱中的他人，這似乎再正常不過，哪怕他人是容易獲認同的人。https://read.99csw.com

柏拉圖在說明理性與慾望之間的鬥爭時，不選擇不恰當或不合法的性|欲激|情這種較普通的例子，而是似乎理所當然地認為我們對墜落、痛苦和殘缺屍體的場面也懷有濃烈興趣。

人們不想看，不僅因為源源不絕的暴力圖像令他們冷漠，還因為他們害怕。就像人家都覺察到的，大眾文化——電影、電視、漫畫、電腦遊戲——對暴力和施虐的接受，已達到可悲的程度。四十年前令觀眾厭惡得心寒膽顫的影像，在多路傳輸的電子時代的青少年眼中，只是小菜一碟。事實上，對大部分現代文明中的很多人來說，毀傷他人肢體是娛樂而不是震撼。但並非所有暴力都受到同樣的超然對待。有些災難比另一些災難更容易成為反諷的對象。https://read.99csw.com

一九九三年四月我首次抵達薩拉熱窩時，認識了一位婦女，她是薩拉熱窩市民，堅定不移地擁護南斯拉夫的理想。她對我說一九九一年十月，塞爾維亞人入侵克羅埃西亞，那時我住在平靜的薩拉熱窩，有一套舒適的公寓。我還記得，晚間新聞播出兩百裡外的武科瓦爾被摧毀的畫面，我當時就暗想：『啊，多可怕。』然後轉檯。你說，如果法國、義大利或德國有人日復一日在晚間新聞里看到發生在我們這裏的屠殺，說一句『啊，多可怕』，然後轉檯，我怎能憤慨呢？這是人之常情只要人們感到自己安全——這是她耿耿於懷、不能原諒自己的重要原因——就會冷漠。但是，一個薩拉熱窩人迴避當時畢竟是發生在自己國家裡另一個地區的可怕事件的影像，其動機顯然有別於外圍那些轉身背對薩拉熱窩的人。她對背棄薩拉熱窩的外國人毫無怨言，外國人也是感到自己無能為力。她不願正視附近戰爭的不祥圖像，是一種無助和恐懼的表現。

不用說，當我們討論暴行照片的效果時，也必須把這種下流衝動的潛在傾向考慮進去。

是因為譬如波斯尼亞戰爭不停止，因為領袖們宣稱它是一個難以駕馭的局勢，外國人才不看那些可怕的影像。是因為一場戰爭——任何戰爭——看上去像無法阻止，人們才對恐怖反應遲鈍。同情是一種不穩定的感情。它需要被轉化為行動，否則就會枯竭。問題是如何對待已被激起的感情，對待已知悉的事情。如果你覺得「我們」束手無策——但「我九*九*藏*書們」是誰？——而「他們「也束手無策——「他們」又是誰？——那麼你就會開始感到沉悶、犬儒和冷漠。

在現代性初期，承認人有觀看可怖場面的固有傾向，也許更容易。埃蒙德·伯克指出，人們喜歡觀看苦難的圖像。他在《對崇高和美的觀念的起源的哲學探討》（一七五七）一書中寫道「我深信我們對他人的真正不幸和痛苦懷有一定程度但絕非輕微的喜悅。我們如此熱情追求的，絕非奇觀，而是某種不尋常而悲慘的災劫。」威廉·哈茲利特在論及莎士比亞筆下的埃古和戲劇中的壞人壞事時問道：「為什麼我們總愛讀報紙上關於嚴重火災和駭人聽聞的謀殺的報道？」因為，他回答說，就像同情一樣，「愛禍害」、愛殘忍也是人類的天性。

被感動也不見得好到哪裡去。眾所周知，感傷完全可以跟嗜好殘暴甚至更糟的東西兼容。（令人想起那個經典例子：奧斯威辛集中營指揮官晚上回到家，擁抱妻子和孩子，接著坐在鋼琴前彈一首舒伯特，然後吃晚餐。）人們習慣於他們看到的東西——如果這是描繪所發生事件的恰當方式的話——不是因為湧向他們的影像的數量，而是因為被動性使感覺遲鈍起來。ｈｔｔｐs://reaｄ.9９ｃｓｗ.ｃｏm被稱為冷漠、道德麻木或感覺麻木的狀態，是充滿感情的，這些感情就是憤懣和沮喪。但是，如果我們要權衡什麼感覺才算對，並挑選同情，這就未免太簡單了。觀看由影像提供的他人遭受的痛苦，好像拉近了以特寫鏡頭出現在電視屏幕上的遠方受苦者與有幸安坐家中的觀眾之間的距離，且暗示兩者之間有某種聯絡。但這根本就是一種虛假的聯繫，這也是我們與權力之間的真實關係被神秘化的另一個例子。只要我們感到自已有同情心，我們就會感到自己不是痛苦施加者的共謀。我們的同情宣布我們的清白，同時也宣布我們的無能。由此看來，這就有可能是（儘管我們出於善意）一種不切實際的——如果不是不恰當的——反應。我們現在有一個任務，就是暫時把我們寄予遭受戰爭和醜惡政治之苦的他人的同情擱在一旁，轉而深思我們的安穩怎樣與他們的痛苦處於同一地圖上，甚至可能——儘管我們寧願不這樣設想——與他們的痛苦有關，就像某些人的財富可能意味著他人的赤貧。而對這個任務來說，那些痛苦、令人震驚的影像，只是一點最初的火花而已。

巴塔耶並不是說他從觀看這種凌遲的劇痛中獲得快|感，而是說他可以想象極端的痛苦並非只是痛苦，而是某種升華。對痛苦，對他人的痛苦的看法，是根植于宗教思想中的，這種宗教思想把痛苦與犧牲聯繫起來，又把犧牲與極度興奮聯繫起來——reａd.９９ｃｓw.coｍ這種觀點與現代感情大相徑庭，現代感情認為痛苦是某種錯誤、意外或罪惡的東西。某種必須剷除的東西。某種必須拒絕的東西。某種使人感到軟弱的東西。

我們會感到有義務去看記錄重大暴行和罪行的照片。我們應當感到有義務去思考看這些照片意味著什麼，思考實際消化照片內容的那種能力。對這些照片的反應，並非都受到理性和良知的支配。大多數有關被折磨、被肢解的身體的描繪，是會引起淫慾興趣的。（《戰爭的災難》是一個矚目的例外：戈雅的圖像是不可能以淫慾心態去看的。両中的圖像不是建立於人體之美；人體都沉重且裹著厚衣服。）所有展示一個有魅力的身體遭侵犯的圖像，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色情的。但是，令人反感的圖像也能誘惑人。大家都知道，公路上發生駭人車禍時，經過的車輛放慢速度，並非僅僅出於好奇。對很多人來說，放慢速度也是希望見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場面。稱這種「希望」是「變態」，意味著這是一種罕見的異常心理，但是被這種場面吸引並非罕見，而這是內心鬥爭的永恆來源。

事實上，第一次承認（就我所知）殘缺屍體有吸引力，見於對精神衝突的最早描寫中。那是柏拉圖《理想國》第四章的一個段落，在那裡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描述我們的理性是怎樣有可能被卑劣的慾望淹沒，這慾望驅使自我去對其天性的一部分發怒。柏拉圖一直在發展一種關於精神功能的三重理論，包括理性、憤怒或義憤和食慾或慾望——預示了後來弗洛伊德的超我、自我和本我模式（不同之處是柏拉圖把理性置於首位，義憤所代表的良心置於中間）。在表述這個論點的過程中，為了說明一個人可能（即使不情願地）屈從於令人反感的吸引力，蘇格拉底講述了他聽說過的關於阿格拉伊翁之子萊昂提烏斯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