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的第二次俄羅斯之行是在一九年，而帕斯捷爾納克實際上看到里爾克，並且有可能被介紹給青年裡爾克。

幾部電影： 弗里茨·朗的《大都市》；弗謝沃洛德·普多夫金的《母親》；讓·雷諾阿的《娜娜》；埃貝爾·布勒農的《萬世流芳》。

在《安全保護證》開端，帕斯捷爾納克談到靠這樣一些場合生活和為這樣一些場合而生活，也即當「一種圓滿的感情爆發成自由，它面前便展現整個廣大的空間」。為抒情詩的力量所作的辯護，從來沒有像在這些書信中揭示的這樣絢爛、這樣銷魂。一旦你成了「里拉琴的奴僕」，詩歌就不能被拋棄或放棄，茨維塔耶娃在一九二五年七月給帕斯捷爾納克的一封信中如此指點他。「寫詩，親愛的朋友，就像戀愛；沒有分離，直到它拋棄你。」

《書信： 一九二六年夏天》是神聖的藝術譫妄的一幅畫像。有三位參与者： 一個神和兩個崇拜者，後者還彼此崇拜（而我們，他們的書信的讀者，都知道他們也是兩個未來的神）。

三十四歲的茨九*九*藏*書維塔耶娃與丈夫和兩個孩子住在巴黎，過著拮据的生活。

它們描繪了一個有著奔放的感情和精純的志向的王國，如果我們把它斥為「浪漫」，那將是我們莫大的損失。

雖然兩位青年詩人自稱是侍從，但通信很快就變成一次平起平坐的交流，一次親和的競爭。里爾克幾乎以跟兩位俄國仰慕者同樣熱切、雀躍的音調回應他們，這可能會使熟悉里爾克那些絢麗的、常常是莊重的通信的主脈的人感到意外。但是，他從未有過具有像帕斯捷爾納克和茨維塔耶娃這等質量的對話者。我們從寫於一九三年至一九八年的《給一位青年詩人的信》中所認識的那個至尊、說教的里爾克不見了。這裏只有天使般的談話。沒有什麼可教的。沒有什麼可學的。

一些書： 希特勒《我的奮鬥》第二卷；哈特·克萊恩的《白色的建築物》；艾·亞·米爾恩的《小熊維尼》；維克托·什克洛夫斯基的《第三廠》；路易·阿拉貢的《巴黎的農民》；D·H·勞倫斯的《羽蛇》；海明威的《太陽照樣升起》；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羅傑疑案》；T·E·勞倫斯的《七根智慧之柱》。九*九*藏*書

但是奇怪地，死亡似乎很不真實。當這個「自然現象」（他們如此認定里爾克）在某種程度上已不存在時，兩位俄國詩人是多麼震驚和沮喪。沉默應該是完全的。此時有了死亡之名的沉默，卻似乎太缺損了。

歌劇是當今唯一仍可被接受的狂想詩文的媒介。理查德·施特勞斯的《阿里阿德涅與納克索斯》——其歌詞作者胡戈·馮·霍夫曼斯塔爾是里爾克的同代人——結尾的二重唱提供了一個可比較的感情奔放的例子。阿里阿德涅和酒神巴克斯對作為再生和自我改造的愛情所唱的讚歌，肯定比三位詩人宣稱的澎湃的愛戀之情更令人自在些。

八月二十三日，電影偶像魯道夫·瓦倫蒂諾在紐約一家醫院死於心內膜炎和敗血病。

十二月六日，瓦爾特·本雅明抵達莫斯科，逗留兩個月。他沒有見到三十六歲的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

兩位多年來以書信熱烈地交流對創作和生活的看法的俄羅斯青年詩人，與一位偉大的德語詩人通信，後者在他們看來是詩歌的化身。這些三方情書——它們是情書——是對詩歌和對精神生活所懷的激|情的無與倫比的戲劇化。

而我們從里爾克給不同的通信者——主要是女人——的書信中知道，他生命中標誌性的兩步舞，是逃避親密和爭取無條件的同情和理解。

因此，通信必須繼續下去。九九藏書

茨維塔耶娃在獲悉里爾克已於十二月底逝世之後數天，給里爾克寫了一封信，並於翌年寫了一篇很長的頌文給他（《你的死》）。帕斯捷爾納克在里爾克逝世將近五年後完成的《安全保護證》的手稿，則以一封給里爾克的信告終。（「如果您還活著，這是我今天會寄給你的信。」）《安全保護證》帶領讀者穿過一個隱晦的回憶錄作者的散文的迷宮，進入詩人的內向性的核心。它是在里爾克的影響下寫的，並且——儘管可能是無意識地——與里爾克競爭，企圖匹比甚至超越里爾克散文的至高成就《馬爾特手記》（1910）。

帕斯捷爾納克已有四年未見過馬琳娜·茨維塔耶娃。自她一九二二年離開俄羅斯之後，他們已成為彼此最珍惜的對話者，帕斯捷爾納克默認茨維塔耶娃是比他更偉大的詩人，有新作就首先給她看。

而這些書信並非結尾的二重唱。它們是試圖成為——最終未能成為——三重唱的二重唱。三位詩人到底期望哪一種互相佔有？這種愛到底有多狂熱和有多排他？

分離使一切圓滿。要是里爾克與茨維塔耶娃真的相見了，他們彼此將說些什麼呢？而我們知道，當帕斯捷爾納克在與茨維塔耶娃分別了十三年之後，於一九三五年六月以國際作家捍衛文化大會的蘇聯官方代表這一噩夢式的身份抵達巴黎那一天與她短暫重逢時，他沒有對她說的話： 他沒有警告她不要回莫斯科，連想都不要想。

德語文學和俄語文學一直都特別追求精神高度。茨維塔耶娃和帕斯捷爾納克都懂德語，里爾克則學過並達到通曉俄語——三人都充滿了瀰漫于這兩種語言中的文學神性的夢想。兩個俄國人從童年起就都是德國詩歌和音樂的愛好者（兩人的母親都是鋼琴家），期待他們那個時代最偉大的詩人是一個以歌德和荷爾德林的語言寫作的人。而那位德語詩人則有一位曾是他早年性格形成期的戀人兼導師的作家，她生於聖彼得堡，並兩次帶他去俄羅斯，自此俄羅斯就被他視為他真正的精神故鄉。

也許，貫注在這些通信里的狂熱情緒，只能在分離中表達，以及作為他們令彼此失望——就像九_九_藏_書最偉大的作家總是對讀者要求太多因而對讀者感到失望一樣——的一種反應。沒有什麼能夠減弱這些寫於一九二六年幾個月間的通信的白熾性，他們是如此向彼此猛撲過去，作出不可能的、光輝的要求。今天，當「所有人都溺死在偽善里」——帕斯捷爾納克語——時，他們的激|情和他們的執拗給人的感覺就像木筏、燈塔、沙灘。

兩部劇作： 貝托爾特·布萊希特的《人就是人》和讓·科克托的《奧爾菲》。

一九二六年發生什麼事，當這三位詩人互相通信的時候？

五十一歲的里爾克患白血病，住在瑞士一家療養院，正瀕臨死亡。

九月三日，設有餐廳和觀景台的一百三十八米高的柏林鋼架廣播塔落成。

六月十日，年老的加泰羅尼亞建築師安東尼奧·高迪在他每天從巴塞羅那聖家堂建築地盤步行去同一個街區的另一座教堂做晚課的途中被電車撞倒，躺在街上無人理會（因為，據說沒人認出他），就這麼死去。

帕斯捷爾納克著名的畫家父親是一位受尊敬的友人；鮑里斯，這位未來詩人，當時十歲。帕斯捷爾納克正是懷著對里爾克與情人盧·安德烈亞斯薩洛梅登上火車——他們被虔敬地隱去姓名——這一神聖記憶，開始他的《安全保護證》（1935），這本書是他散文的至高成就。

通信始於里爾克與帕斯捷爾納克，由帕斯捷爾納克的父親做中間人。接著，帕斯捷爾納克建議里爾克給茨維塔耶娃寫信，於是變成一個三人通信的局面。茨維塔耶娃是最後加入的，但她很快就成為驅動力，她的需要、她的大胆、她的感情直露是如此猛烈、如此無所ｈttｐs://ｒｅaｄ•９9cｓw•ｃｏm顧忌。茨維塔耶娃是那孜孜不倦者，先是使帕斯捷爾納克、繼而使里爾克招架不住。已不知道該向里爾克要求什麼的帕斯捷爾納克撤退了（茨維塔耶娃也叫停，要求剎住他們的通信）；茨維塔耶娃能夠想像一種愛欲的、無法抵擋的關係。她懇求里爾克同意一次會晤，結果卻把他嚇退。里爾克這邊沉默了。（他給她的最後一封信是八月十九日。）

五月十二日，肖斯塔科維奇的《F小調第一交響曲》由列寧格勒交響樂團首演；這一年作曲家十九歲。

或直到死亡出面干預。茨維塔耶娃和帕斯捷爾納克都不懷疑里爾克病得很重。當兩位詩人獲悉他逝世時，他們都難以置信： 即使從宇宙的角度看，似乎也是不公平的。十五年後，當帕斯捷爾納克得知茨維塔耶娃一九四一年八月自殺的消息時，他既吃驚又懊悔。他承認，他沒有充分明白到如果她決定與家人回到蘇聯，等待她的就只有末日——而她在一九三九年與家人回去。

八月六日，十九歲的美國人格特魯德·埃德爾以十四小時三十一分鐘從法國格里內角游泳到英國的金斯當，成為第一位橫渡英吉利海峽的女性，以及第一位在重要體育比賽中擊敗男性紀錄保持者的女性。

三位詩人都被似乎是難以兼容的需要所激動著： 對最絕對的孤獨的需要和對與另一個精神同類進行最熱烈的交流的需要。「我的聲音只有在絕對孤獨的時候才能純粹而清晰地響起，」帕斯捷爾納克在一封信中對他父親說。滲透著不妥協的激|情，是茨維塔耶娃所有寫作的驅動力。在《良心之光照亮的藝術》（1932）中，她寫道：

茨維塔耶娃當然從未見過里爾克。

措辭的潮水流抵崇高的懸崖，瀉入歇斯底里、極度痛苦和忐忑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