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查制度及其恐嚇只是原因之一。茨普金的小說依官方標準，肯定是無資格出版或發表的。但是，它也沒有在地下刊物流通，因為茨普金——出於驕傲、難以消除的悲觀、不想冒著被非官方文學體制拒絕的風險——完全站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盛行於莫斯科的獨立文學圈子或地下文學圈子之外，在那年代他「為抽屜」寫作。為文學本身。

一切都不是發明的。一切又都是發明的。起框架作用的活動是敘述者走訪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和小說的發生地之旅，它是為我們手中捧讀的這本書所做的準備的一部分（一如我們逐漸意識到的）。《巴登夏日》屬於小說中一種罕見而極具野心的亞類型： 重述另一個時代一個有成就的真實人物的一生，並把這個故事織入現在的一個故事，也即本書作者反覆琢磨、試圖更深入地挖掘某個其命運不僅將具有歷史意義而且將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人的內心生活。（另一個例子，以及二十世紀義大利文學的光榮之一，是安娜·班蒂的《阿爾泰米西婭》。）

茨普金的句子令人想起若澤·薩拉馬戈的連寫句，這種連寫句把對話夾在描述里，把描述夾在對話里，並遭到動詞的阻撓，因為那些動詞都拒絕連貫地停留在過去時或現在時。茨普金的句子連綿不絕，具有與托馬斯·伯恩哈德的句子同等的力量和繁密的權威。顯然，茨普金不可能讀過薩拉馬戈和伯恩哈德的書。在二十世紀文學中，他有別的令他迷醉的楷模。他愛帕斯捷爾納克的早期（而不是後期）散文——《安全保護證》而不是《日瓦戈醫生》。他愛茨維塔耶娃。他愛里爾克，部分原因是茨維塔耶娃和帕斯捷爾納克都愛里爾克；他讀的外國文學很少，並且只讀譯本。在他所讀的作品中，他的至愛是卡夫卡，他是通過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期蘇聯出版的一卷卡夫卡小說集而發現卡夫卡的。令人嘆為觀止的茨普金句子完全是他自己發明的。

一九七九年六月，茨普金、他妻子和他母親申請出國簽證。接著，他們等了將近兩年。一九八一年五月，他們接到通知，稱他們的要求「不適當」，申請被拒。（從蘇聯移民出來，實際上在一九八年就停止了，當年蘇聯與美國的關係因蘇聯入侵阿富汗而惡化；顯然，華盛頓暫時不會提供任何用來交換蘇聯允許猶太人離境的優惠。）茨普金正是在這個時期，寫出《巴登夏日》的大部分。

最終，陀思妥耶夫斯基反猶這一令人苦惱的問題並未得到解決。它也是茨普金抵達列寧格勒時突然在《巴登夏日》澎湃起來的主題。他寫道，這似乎「奇怪到了難以置信的地步……對一個被迫害了數千年的民族，這個人竟然沒有半句替他們辯護和辯解的話……他提到猶太人時甚至沒有把他們當成一個民族，而是一個部落……而我屬於這個部落，還有我的很多朋友和相識的人，而我們曾討論俄羅斯文學的一些最微妙的問題」。然而，這並沒有阻止猶太人繼續愛陀思妥耶夫斯基。這如何解釋？

明斯克在一九四一年德國入侵一周后淪陷，鮑里斯·茨普金的母親、另一個妹妹和兩個外甥在猶太人隔離區被殺。鮑里斯·茨普金、他妻子和十五歲的列昂尼德在附近一個集體農場的主席的協助下逃出明斯克，該位主席是一位感恩的前病人，他下令從一輛卡車卸下幾桶泡菜，讓他尊敬的醫生及其家人擠上去。

《巴登夏日》以幻覺式的快速聯想，描繪、講述、再創造多個「真實」的世界。茨普金的小說的原創性，在於它運動的方式，從匿名敘述者的離開、踏上穿越荒涼的當代蘇聯風景的旅程，到外游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婦的生活。在現在的文化廢墟中，熱烈的過去照射著。茨普金正旅行進費佳和安娜的靈魂和肉體，一如他旅行去列寧格勒。小說中瀰漫著驚人的、不尋常的心靈相通。

一年後，列昂尼德·茨普金開始攻讀醫學，戰爭結束時，他隨父母返回明斯克，並於一九四七年從醫學院畢業。一九四八年他與經濟學家納塔利婭·米赫尼科娃結婚。他們的獨子米哈伊爾於一九五年出世。那時，斯大林於一年前發動的反猶運動正累積愈來愈多的受害者，茨普金隱藏在一家農村精神病院的職員中。一九五七年，他獲准與妻子和兒子定居莫斯科，在著名的腦灰質炎及病毒性腦炎研究所當病理學家。他成為在蘇聯研製出薩賓脊髓灰質炎疫苗的小組成員；之後，他在該研究所的工作反映了各種研究興趣，包括癌組織對致命病毒性感染的反應和猴子的生物學和病理學。reａｄ.９9ｃsw•ｃom

也是在六十年代初，茨普金開始較專心地投入寫作： 受茨維塔耶娃和帕斯捷爾納克強烈影響的詩；他們的照片掛在他的小工作台上。一九六五年九月，他決定冒險把一些抒情詩拿給安德烈·西尼亞夫斯基看，但西尼亞夫斯基在他們約好見面的前幾天被捕。茨普金與實際上和他同齡的西尼亞夫斯基後來從未見過面，茨普金也變得更謹慎。（米哈伊爾·茨普金說：「我父親不太談、甚至不太想政治。在我們家裡，大家都不必討論就假設蘇聯政權是邪惡的化身。」）茨普金曾數次試圖發表一些詩，但未成功，之後他一度停止寫作。他的大部分時間都用於完成《胰蛋白酶化組織的細胞培養之形態學及生物學特性研究》，這是他為取得科學博士學位而寫的論文。（他較早時為哲學博士學位而寫的論文，是研究曾一再動過手術的腦腫瘤的生長率。）在一九六九年完成第二篇論文的答辯之後，茨普金獲加薪，這使他毋須夜裡繼續在一家小醫院兼職做病理學家。他已四十多歲，這時他重新提筆寫作——不是詩，而是散文。

在早期喜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猶太人之中，才智最非凡的是列昂尼德·格羅斯曼，他是茨普金所列的這類人物的名單上的第一人。格羅斯曼是茨普金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的再想像的一個重要來源，而《巴登夏日》開頭提到的其中一本書，就是格羅斯曼的學術勞動的產物。正是格羅斯曼編輯了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基《回憶錄》的第一個選本，它在她逝世七年後，於一九二五年出版。茨普金猜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遺孀回憶錄中沒有「討厭的小猶太人」這類預期中的詞語可能是由於她的回憶錄是在革命前夕、在她已認識格羅斯曼之後寫的。

茨普金沒有提供比猶太人對俄羅斯文學的偉大性的熱愛更好的解釋——這也許會使我們想起德國人對歌德和席勒的崇拜大部分是猶太人在造勢，直到德國開始屠殺猶太人為止。愛陀思妥耶夫斯基意味著愛文學。

實際上，《巴登夏日》竟能保存下來，可以說是奇迹。

不管要在俄羅斯出版《巴登夏日》是多麼難以設想，但仍有一個選擇，就是在國外出版，就像當時最好的作家處理他們的作品那樣。茨普金也決定這樣做，並請求已在一九八一年初獲准離開蘇聯的記者朋友阿扎里·梅塞雷爾把手稿的一個副本和一些照片偷偷帶出蘇聯。梅塞雷爾通過兩位美國朋友——一對夫婦，他們是合眾國際社駐莫斯科記者——的協助，得以安排把手稿偷帶出國。

一九八一年九月底，茨普金、他妻子和他母親重新申請出國簽證。十月十九日，母親薇拉·波利亞克逝世，享年八十六歲。一周后，三人的簽證申請遭拒絕；這一回，拒絕的決定僅用了不足一個月。

一九七七年，茨普金的兒子和兒媳婦決定申請出國簽證。茨普金的妻子納塔利婭·米赫尼科娃擔心她那份需要政審的工作可能會不利兒子的申請機會，遂辭去她在國家物資及技術供應委員會任職的部門的工作，該委員會負責把道路建設和建築的重設備分配給實際上所有蘇聯經濟部門，包括軍隊。簽證獲批准，米哈伊爾和葉連娜·茨普金前往美國。當克格勃把這個消息告訴腦灰質炎及病毒性腦炎研究所所長謝爾蓋·德羅茲多夫之後，茨普金就立即被降為初級研究員——這是一個沒有高級學位者的職位（而他有兩個高級學九*九*藏*書位），也是他二十多年前初進來時的職位。他的已成為夫妻倆唯一收入來源的工資，現在又被減去百分之七十五。他依然每天去研究所上班，但不能再做實驗室研究，實驗室研究總是以團隊的形式進行，但他的同事都不願與他共事，唯恐與「不良分子」沾邊。在別的機構尋找一個研究職位是不可能的，因為在每一份工作申請書中他都得寫明他的兒子已移民。

在他剩下的十三年生命中，茨普金創作了少量作品，它們廣度和複雜性愈來愈大。在寫了幾篇短文之後，是一些較長、較有情節的故事，以及兩部自傳性的中篇小說《跨越涅羅奇的大橋》和《諾拉爾塔基爾》，接著是他最後也最長的小說作品《巴登夏日》。《巴登夏日》有點像夢幻小說，在流動的、充滿激|情的敘述中，小說中的做夢者也即茨普金本人總是把自己的生活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聯繫起來。寫作即是飽啖，即是孤絕。「從星期一到星期五，」米哈伊爾·茨普金回憶說，「父親總是在七點四十五分準時離家去腦灰質炎及病毒性腦炎研究所上班，研究所坐落在莫斯科一個遠郊，距伏努科沃機場不遠。他晚上六時回家，吃晚飯，打一會兒盹，然後坐下來寫作——如果不是散文，就是醫學研究論文。晚上十時上床前，他有時會散一下步。他通常也把周末用在寫作上。父親渴望利用一切機會寫作，但寫作是困難的，痛苦的。他為每一個字苦思冥想，無休止地修改手寫的手稿。修改完畢，他便用一部古舊、光滑的德國產打字機，一部『埃里卡』——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利品，是一位叔叔在一九四九年送他的——把散文打出來。他的作品就維持這個形式。他沒有把手稿寄給出版社，也不想在地下刊物流傳他的散文，因為他害怕會被克格勃找麻煩，也害怕會失去工作。」在沒有出版希望或前景的情況下寫作——這意味著對文學懷著何等巨大的信念？茨普金的讀者從未超出他的妻子、兒子和兒子在莫斯科大學的一兩位同學。他在莫斯科任何文學圈子裡都沒有真正的朋友。

茨普金一定熟悉格羅斯曼撰寫的有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很多有影響力的論文，例如《巴爾扎克與陀思妥耶夫斯基》（1914）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藏書》（1919）。他可能讀過格羅斯曼的小說《輪盤堡》（1932），它是對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部關於賭博狂熱的中篇的註腳。（《輪盤堡》是《賭徒》的原標題。）但是，他不可能讀過格羅斯曼的《一個猶太人的懺悔錄》（1924），因為它早已完全停止流通了。《一個猶太人的懺悔錄》講述最吸引人和最惹人憐惜的猶太陀思妥耶夫斯基主義者阿爾卡季·烏里·科夫納（1842—1909）的一生，科夫納成長於維爾紐斯猶太人隔離區，與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有過書信來往。科夫納是一個不顧後果的自學者，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魔力所迷，甚至在讀了《罪與罰》之後受其影響，不惜從事盜竊，以解救他所愛的一名貧病交加的年輕女子。一八七七年，科夫納被送往西伯利亞服四年苦役前，從一座莫斯科監獄的牢房裡給陀思妥耶夫斯基寫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反感猶太人的問題上對他提出挑戰。（這是第一封信；第二封信是關於靈魂的不朽。）

在茨普金的直系親屬中，有一位文學要人，就是他母親的妹妹、文學批評家莉迪婭·波利亞克，《巴登夏日》的讀者在第一頁就瞥了她一眼了。在開往列寧格勒的火車上，敘述者打開一本書，一本珍貴的書。在讀了對書的封皮和裝飾性的書籤的一番精心描述之後，我們才知道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二任妻子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日記》，也才知道這本落在茨普金手中時已殘舊、幾乎要散架的書，屬於一位沒有提到名字的姨媽，她只能是莉迪婭·波利亞克。茨普金寫道，由於「我骨子裡沒想過要歸還這本從擁有一個大書房的姨媽那裡借來的書」，所以他請人修整這本書，重新做了一個封皮。

茨普金一直熱愛文學，總是為自己寫點什麼，既有散文也有詩歌。他二十二三歲臨近完成其醫學學業時，曾考慮過放棄醫學，以便研究文學，一心想完全獻身於寫作。他被十九世紀俄國的靈魂拷問折磨得寢食難安（沒有信仰、沒有上帝如何活？），曾崇拜託爾斯泰，但托爾斯泰最終被陀思妥耶夫斯基取代。在電影方面，茨普金也有偶像： 例如安東尼奧尼，但不是塔爾科夫斯基。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他曾想過報讀電影學院的夜校，以便當電影導演，但他後來說，由於要養家，他最終打消念頭。九-九-藏-書

《巴登夏日》是俄羅斯文學的所有偉大主題的速成課，由其語言的獨創力與速度統一起來，這語言大胆地、極有誘惑力地在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之間—— 敘述者（「我」）所做的事情、記憶、沉思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場景（「他」、「他們」、「她」）——和在過去與現在之間遊動。但這既不是單一的現在（關於敘述者茨普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朝聖之旅），也不是單一的過去（一八六七年至一八八一年也即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那一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婦），而是在過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沉溺於記憶中某些場景、他生命早期某些時刻的激|情，在現在的敘述者則回想他的過去。

除了記述那無與倫比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外，茨普金的小說還提供了一次非凡的俄羅斯現實的精神之旅。理所當然的——如果用理所當然來形容不至於太怪異的話——是蘇聯時代的種種苦難，從一九三四年至三七年的「大清洗」，到敘述者探索的現在： 整部小說都與它們共呼吸。《巴登夏日》還是對俄羅斯文學——俄羅斯文學的整個弧形——的一次精神飽滿和激蕩的描寫。普希金、屠格涅夫（書中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屠格涅夫之間激烈的對抗），以及二十世紀文學和道德鬥爭中的偉大人物——茨維塔耶娃、索爾仁尼琴、薩哈羅夫和邦納——也都進入、湧入小說里。

每一個段落的縮格都以一個很長、很長的句子開始，其連接詞是「和」（很多）和「但」（一些）和「儘管」和「於是」和「然而」和「就像」和「因為」和「彷彿」，尚有很多破折號，直到段落終結時才有句號。在拖長這些熱情的段落式句子的過程中，感情的河流沿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和茨普金的生活的故事匯合和洗涮： 一個以費佳和安娜在德累斯頓開始的句子，可能會閃回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定罪的時期或較早的、與他和波利娜·蘇斯洛娃的戀情有關的賭博癮的發作，然後交織上敘述者醫學院學生時代的一段記憶和對普希金一些詩行的思索。

茨普金的兒子在回憶父親時，形容他痴迷於細節並且有潔癖。他的兒媳婦在談到他選擇醫學專業——病理學——卻決定絕不做臨床醫師時憶述說：「他對死亡非常感興趣。」也許只有被死亡糾纏的強迫性疑病患者——而茨普金似乎是這樣一個人——才有可能發明一種自由得如此獨創的句式。他的散文是描寫他的主題的情感強度和豐富性的理想載體。在一本篇幅相對小的書中，長句意味著包容性和聯想性，意味著一種通常沉浸在固執中的性情所具有的熾熱的敏捷。

茨普金這部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進行虛構性再創造的作品所描寫的重點，並不是賭博，也不是寫作，也不是救世，而是夫妻之愛那灼|熱、高潔的絕對性（那是不能用滿意來衡量的）。誰能忘記把他們夫妻做|愛比作游泳這一意象？安娜對費佳所懷的無所不原諒但永遠高貴的愛，與文學信徒茨普金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愛合拍。

讀完《巴登夏日》，你會凈化、震撼、堅強、輕輕地深呼吸；你會感激文學，感激它所能包含和示範的一切。列昂尼德·茨普金沒有寫一部浩瀚的長篇。但他經歷了一次偉大的旅程。

《巴登夏日》是一部什麼樣的書？從一開始，它就提出一種雙重敘述。背景是冬天，十二月底，沒有具體日期： 一個「現在」的物種。敘述者正乘坐火車去列寧格勒（以前和未來的聖彼得堡）。另一個背景是一八六七年四月中旬。新婚的陀思妥耶夫斯https://read.99csw.com基夫婦——費奧多爾（費佳）和他的年輕妻子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已離開聖彼得堡，正在前往德累斯頓的途中。有關陀思妥耶夫基斯夫婦的旅行的記述——因為在茨普金的小說中他們主要都生活在國外，而不只是在巴登巴登——都被一絲不苟地研究過。敘述者——茨普金——講述自己的事情的段落，則全部是自傳性的。由於想像與事實很容易形成對照，我們往往會從類型中吸取經驗，把虛構故事（小說）與真實生活敘述（紀事和自傳）分隔開來。這是一種常例——我們的常例。在日本文學中，所謂的我小說（私小說）是主流小說形式，它是指故事基本上是自傳的，但含有虛構的成分。

三月二十日星期六早晨，茨普金五十六歲生日，他在寫字桌前坐下來，繼續做把一篇醫學文章從英語譯成俄語的工作——翻譯是被拒移民者（被拒絕出國簽證並被辭退工作的蘇聯公民，通常是猶太人）省吃儉用地維生的少數幾個可能性之一。他突然感到不舒服（是心臟病），於是躺下來，呼喚妻子，然後逝世。他成為有小說發表的作者剛好七天。

茨普金在小說第一頁離開莫斯科，而小說的三分之二發生在抵達列寧格勒的莫斯科站之前的旅途上。雖然他知道在莫斯科站附近某一地點即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度過生命中最後幾年的那座「普通、灰色的彼得堡住宅」，但他卻提著行李箱在凜冽的暗夜裡向前走，越過涅瓦大街，以便經過與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有關係的一些地點，然後來到他在列寧格勒時一向留宿的地方——一座殘舊的共用公寓的一個單元，這裏居住著一位被他以溫柔的筆調描述的女人，她是他母親的密友。她歡迎他，給他弄吃的，整理一張破沙發讓他睡，並一如往常問他：「你還那麼著迷陀思妥耶夫斯基嗎？」她上床后，茨普金隨便從擺在她書架上的革命前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中抽出一本——《作家日記》——埋頭讀起來，一邊思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猶主義的神秘性一邊沉沉睡去。

列昂尼德·茨普金一九二六年生於明斯克，父母是俄羅斯猶太人，均為醫生。他母親薇拉·波利亞克的醫學專業是肺結核病。他父親鮑里斯·茨普金則是矯形外科醫生，於一九三四年「大清洗」之初以那些常見的莫須有罪名被捕，在從監獄樓梯井躍下企圖自殺之後，經一位有影響力的朋友的干預而獲釋。他斷了背，躺在擔架上被送回家，但沒有變成殘廢，並繼續做他的外科工作，直到一九六一年逝世，享年六十四歲。鮑里斯·茨普金的兩個妹妹和一個弟弟亦在大清洗期間被捕並死亡。

據米哈伊爾·茨普金說，他父親一些短篇小說中提到波利亞克，對她頗有微詞。半個世紀來她一直是莫斯科知識界人脈極好的一員，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起就在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所擔任研究員，即使在五十年代初反猶清洗運動期間她被剝奪莫斯科大學的教職時，她仍能保留在研究所的職位，西尼亞斯基後來在那裡成為她的年輕同事。雖然是她安排茨普金與西尼亞斯基那次流產的會面，但波利亞克顯然不認可外甥的作品，並瞧不起他，而他則因此永遠無法原諒她。

一九八二年三月初，茨普金去見莫斯科簽證處的主管，後者告訴他：「醫生，你永不會獲准移民。」星期一，三月十五日，謝爾蓋·德羅茲多夫通知茨普金，他不會繼續被該研究所聘用。同一天，在哈佛大學研究院的米哈伊爾·茨普金打電話回莫斯科，宣布他父親星期六終於成為一位發表作品的作家了。阿扎里·梅塞雷爾成功地把《巴登夏日》交給紐約一家俄羅斯流亡者周報《新報》，該報將連載該小說。第一部分於三月十三日見報，配有茨普金拍攝的一些照片。

他一九七七年開始寫這本書，一九八年脫稿。寫這本書之前，他做了多年準備： 查閱檔案和拍攝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有關的地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中提到的他的人物在哪個季節和哪一天的哪個時刻去過的地方的照片。（茨普金是一位專心致志的業餘攝影師，自五十年代初起就擁有一部相機。）在完成《巴登夏日》之後，他把一本收錄這些照片的相冊送給列寧格勒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博物館。

對茨普金來說，使《巴登夏日》中一切具有事實性質的事情都忠實於它所描繪的真實人物的故事和環境，是一件道義上的事。它與J·M·庫切那本奇妙的《彼得堡的大師》不同，不是一部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幻想小說。它也不是一本紀實小說，儘管茨普金斤斤計較一切都要「正確」（用他兒子的話來說，他在各方面都「非常有系統」。）很有可能，茨普金想像如果《巴登夏日》以書的形式出版，應包括他拍攝的一些照片，因而預示了W·G·澤巴爾德作品的個人標籤的效果，後者在書中加插照片，使神秘性和感染力充滿了最質樸的逼真性。read.99csw.com

二十世紀後半葉的文學是一片被踏得太多的田野，那些被仔細地巡邏的主要語種中仍然存在著有待發掘的傑作的可能性似乎已不大。然而，約十年前，當我在倫敦查寧十字路一家書店門口翻抄一箱看上去髒兮兮的二手平裝書時，竟撞上這樣一本傑作——《巴登夏日》——而我會把它列為百年間的小說和類小說中最美麗、最令人振奮和最具原創性的成果之一。

愛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明知他仇視猶太人，我們該怎麼對待——一個猶太人該怎麼對待——這件事？如何解釋「這位在小說中對他人的受苦如此敏感的人，這位受侮辱者和受損害者的珍貴的捍衛者」的邪惡的反猶主義？又如何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特別吸引猶太人這一現象」？

這本書不為人知的理由，是不難測度的。首先，它的作者的職業並不是作家。列昂尼德·茨普金是一位醫生，一位傑出的醫學研究者，在蘇聯和國外的科學雜誌發表近百篇論文。但是——撇開與契訶夫和布爾加科夫的任何比較不談——這位俄羅斯醫生作家生前從未見過自己的一頁文學著作發表。

茨普金將在列寧格勒待幾天： 這是一次陀思妥耶夫斯基朝聖（顯然不是第一次），一次孤獨的朝聖（顯然一如往常），它將以訪問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的房子告終。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婦剛好正開始他們一貧如洗的旅行；他們將在西歐羈留四年。（值得一提的是，《巴登夏日》的作者從未獲准離開蘇聯。）德累斯頓、巴登巴登、巴塞爾、法蘭克福、巴黎——他們的處境不斷受到阻礙重重的經濟慘況帶來的混亂和羞辱的擾攘，同時必須與無禮的外國人（門房、馬車夫、女房東、侍者、店主、當鋪老闆、賭檯管理員）打交道；以及受到各種心血來潮和各種起伏不定的情緒的攪拌。賭博的熱度。道德的熱度。疾病的熱度。情慾的熱度。嫉妒的熱度。悔恨的熱度。恐懼……

在與他那位深情的老朋友聊了一個上午，以及聽了更多關於列寧格勒大圍困期間忍受的種種恐怖的故事之後，茨普金出發——冬天短暫的白天已在變暗——到城內各處漫遊，「拍攝拉斯科爾尼科夫的房子或放高利貸的老太太的房子或索涅奇卡的房子或他們的作者在他生命中最黑暗最秘密的時期也即他從流亡中歸來之後那幾年間住過的房子的照片。」茨普金「在某種直覺的驅使下」走著，竟也能「一點不差地」來到那個「正確地點」——「我的心怦怦跳，充滿歡樂和某種模糊意識到的感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的那座四層的街角樓房的對面，如今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博物館；有關這次參觀的描寫（「博物館里瀰漫著一種近於教堂式的寂靜」）接入對一個不遜於托爾斯泰手筆的臨終場面的敘述。茨普金正是透過安娜的極度悲傷這個稜鏡，而再創造了書中漫長的臨終時辰。這是一本關於愛，關於婚姻之愛和文學之愛的書，兩種愛絕沒有任何關係也不能互相比較，但各自獲得應有的地位，各自貢獻其熱情的火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