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會不耐煩地打斷我。那麼就是害怕留住了你，害怕他們的論點，害怕他們的責難和憐憫，害怕他們灰色的嘴巴，害怕領導者患有風濕病的游移不定的眼神。那充滿疑惑的眼光望著你，又移開去，然後又回到你的身上，好像將一把你有罪的刀刃架在了你的脖子上。承認你是個膽小鬼並留下來，繼續做一名組織的好成員，做一名嚴肅的奴隸，美德的門徒，職責的傻瓜。你難道還沒有看到，並不是每個人都命定能得到自由嗎？

假定我是個男人，也許這樣可以讓你更容易地理解我的問題是個普遍性的問題。例如，一個三十多歲，個子高高，相貌英俊，膚色灰黃，大腹便便，經常穿著西服，打著領帶的男人。瞧，一個普通的男人。李和尼基都是女人。尼基也許是一個金髮碧眼的美女，她胸罩的尺寸比李的大，喜歡嚼口香糖，讀搖滾雜誌，吸大麻。李則戴著一副眼鏡。但情況也不一定是這樣，我也可能是個三十多歲，相貌年輕，長發飄飄，小胸，皮膚白皙，纖纖素手，身穿牛仔服和帶鈕扣的衣領的襯衣的女人。如果我是個女人，那麼李就是我工作繁重，說話聲音柔和，彬彬有禮的丈夫，而尼基就是我衣服上濺滿顏料，喜歡暢飲啤酒，說話粗聲大氣的無產者情人。你可以設想，不管我是男人還是女人，和尼基做|愛都比和李更舒暢。不幸的是，我不得不同意你的看法。

我要把我寫下的這些怨言寄給本地和國外的一百名會員。除了李之外（李有權知道我在想些什麼），我要寄給那位介紹我加入組織的學者（不是克蘭斯頓，而是我遇到的第三個會員），寄給我的母親以及其他一些人。我的名單上的大多數人都是我在組織的檔案里任意抄下來的，我根本就不認識他們。隨便哪個願意回信都行。

這一大段拉拉雜雜的語言的迸發屬於誰？屬於我，是的。但是我不承認它。我的聲音只是我自身的一部分。如果我藏身在一種僵硬，在一定程度上有點過時的聲音後面，用不容置疑的口氣對我的困境的細節毫不具體地泛泛而談，那是因為我感到難為情，怕羞——害怕，因為我不自由，因為我是我，因為我是一名會員。但即使我是我，我也能希望有所不同，我想你會承認這一點。

我懼怕他們的眼神勝過懼怕他們的話語。我對他們在面對一名違紀會員時的表情——我自己也一直有那樣的表情——再熟悉不過了：那是一種憤怒、妒忌、蔑視、悲痛、冷漠依次出現的混合的表情。我沒有什麼特別的本事，可以讓自己免受他們的責難。如果我拋棄了我的同事們，他們為什麼不應該生氣呢？我有什麼權利獲得自由，而他們卻不能呢？

我將等待你的回答！

電梯又壞了，李只好爬十六段樓梯上來了。鄰居的狗已停止了吠叫，鄰居們都在做晚飯。附近有人在一架鋼琴的胡亂伴奏下練習小提琴。

實際上我沒有談論組織的事情，而是臨時改變話題，談了一通我自己的煩惱。老頭聽懂了一些我話中的話，竭力勸說我擺脫個人的鬱悶情緒。「現在這些都算不了什麼，」他說道。從他的觀點來看，他是對的。確實，和組織所知的苦難，和全人類，和歷史本身比較起來，我的問題太渺小了。最後，那是我們的秘密，為此我們才能在這個世界上驕傲地生存，才能被賦予那出名的幽默感和熱辣的快樂。我們了解苦難。「保守秘密！」他在我起身向門口衝去時向我叫道。

我想，這個組織吸引我的另外一個原因（我應該把所有的原因都說出來）是我母親竭力反對我加入。我姑姑嫁給喬治沒關係，她並不是一個心胸狹隘的人，以及諸如此類，這些都是她說的。我知道她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她一直不喜歡我父親這邊的親戚。她深信自己是出於無奈才下嫁給我父親的，因此她丈夫的妹妹應該嫁給一個連我父親都不如的人，於是她選擇了喬治。她這樣做對我姑姑是最適合的，但卻不適合她的嬌生慣養的早熟的獨生女兒。她的女兒要成為作家，不應該和組織里的那些華而不實，令人生疑，拉幫結派的人們搞到一起。此外，加入這個組織也是很危險的，他們的一些活動不是違法的嗎？我喜歡和她對著干，這起碼讓她有了一個擔心我的理由（我曾是個很乖的孩子）。多年以後，她自己也加入了我們的組織，這搞得我有點尷尬。

我把迄今為止我已經寫出的這些怨言又重讀了一遍，注意到了其局限性。（作為一名翻譯人員，我對文本有一定的知識。）我讀得如坐針氈，因為我認識到自己沒有本事做到既審查了自己的困境而又不將其具體化。那種真正的會員的沉悶獃滯，毫無生氣的口吻！但不管怎樣，別的會員都將會辨認出我的聲音，它是我的身份證，就像我拇指的指紋一般。

我在將近十八歲的時候遇到了第二個這個組織的會員，他是我的一位大學老師。我在對克蘭斯頓還一無所知時便被他所吸引。他身穿三件套的西服套裝，兩隻衣袖的胳膊肘處都打著耐磨的皮革補丁。他在講台上傲氣十足。由於這一點，我年輕的心對他特別仰慕。他禿頂得很早，當時他雖然只有二十八、九歲，但看上去他就像是個四十歲出頭的人。這位在他的深奧難懂的領域里國際知名的專家出身貧苦，家裡的人都是沒有受過什麼教育的屠戶、理髮師和警察。在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完成大學和研究生學業的許多年裡，他都處於一種半飢餓的狀態，這使他顯得特別瘦。當我從某個同學的嘴裏得知他是一名會員時，我覺得自己解開了他的嚴肅莊重和獻身精神的秘密。

我可以編一本新的名言集《必不能做之事》。也許那真正的標題是錯誤的。

但是，在那遙遠的綠色的村莊里，我們得比在這裏更加拚命地工作，以此來壓制我們的陌生感。（我得翻譯更多的書，李得為更多嬰兒接生，安慰更多的臨終病人。）會員們在遠離另外的會員們——遠離組織這個像家庭一樣的庇護所——太久的情況下會變得灰心喪氣，即使我們像孩子一樣喜歡那裡的自然環境，我們在那裡也會覺得不自在。政變和我們沒關係。

假如明天又爆發新的迫害，會員們被從他們簡樸的住處、辦公室和圖書館召集到最近的警察局，又從那裡被送到監獄然後被處死，假如發生這種情況，不管我在哪裡，儘管我有許多不滿，儘管我找出各種借口不去參加組織的儀式活動，甚至即使我是在生病，我都會毫不猶豫地急忙穿上衣服，乘電梯下樓，大步流星地獨自一人從街上走過，好像在被槍托驅趕著一樣迅速地趕到警察局，在名單的最下面簽上我的名字，驕傲地和會友們分享死亡。

我又開始了。雖然我還不知道怎樣才能退出組織，但我知道怎樣才能幫我找到退出的方法。我需要找到一個能夠分擔我的困惑的人，一個和我類似的心懷不滿的人。當然，我不能向外人吐露我的心事。（這對尼基來說是一件多麼令人失望的事情！）別以為這是因為我覺得非會員不夠精明或熱心，以至於不能幫助解決我的問題。只要能夠表明我並沒有完全養成會員們的習慣，認為會員自然地比別人腦子更聰明，品德更高尚，反應更迅速，從而只在組織內尋找朋友的話，我原則上是十分樂意信任非會員的。不幸的是，我不能那樣做，但我不能那樣做的原因卻大不相同：我是出於對組織的忠誠。儘管我非常尊重許多非會員的智力和人格，但我還是不能把我的心事吐露給他們。如果我聽到一位外人表示贊同我對組織的批評，我就可能會想為組織辯護。儘管有一些原因促使我很久以來就想退出，但我仍然對組織懷有耿耿忠心。

那樣的話，我又該怎麼辦呢？

也許我的職業也是造成我的語言不夠地道的原因之一。我工作在兩種（或多種）語言之間，但這似乎也沒有什麼不妥之處，因為在一定程度上，我的問題也存在於兩個（或多個）問題之間。如果我自然而然的遣詞造句並不很符合一種語言的規範——那給我提供了如此豐富的詞語選擇和節奏變化的漂亮的母語，而是包含了一些別的語言的因素，那也是合適的，因為我的問題也包含了一些別的問題的因素。

雖然組織里充滿了同志的情誼，但我卻感到十分孤獨，我想這是我打算退出組織的主要原因。這一點很難解釋得清楚，因為在我的身邊有許多會員。我在組織里得到了友誼、愛情和職業，而且在九年前還找到了自己的婚姻。我並非孤身奮戰。雖然參加我們這個運動的人的數量很少，和佔世界人口最小部分的少數民族差不多——我們在許多地方還根本沒有立足之地——但我卻覺得似乎全天下的人都是會員。我到過三個大洲，每到一處，都會遇到他們。這也許只是一種錯覺，是成為會員后便自然會具有的一種特別的思維方式和世界觀的反映——是加入組織後為了保護自己而產生的一種自欺的想法。有很多次在我遇到一位我以為不是會員的陌生人並與之開始交談時，（但我必須承認，我從來沒有堅信過跟我說話的那個人不是我們中的一員，這種意識有時候會增進我們的親切感，但在更多地時候卻會阻止這種感覺。）卻發現這個人不是外人。他隱瞞自己的身份，可能是為了自身的某些方便，也可能是因為他害怕遭受到什麼新的迫害。

克蘭斯頓笑了笑——為值得的事情而笑。他不笑的時候，瘦削的臉顯得更英俊一些，而在他笑的時候，你會注意到他的齒齦有點問題。他開始給我講一些有關組織的情況。他和姑父不同，一點也不誇耀自己是該組織的成員。他說的話都是客觀的，符合事實的。對他來說，我還是個外人，但他並沒有勸我加入組織的興趣。我坐在一張破沙發上，完全被他的目的感迷住了，渴望著分享他的靈感。

我向正在閱讀我的這些話的你保證，我寫的這些怨言只給會員看，但你會打斷我說，一派胡言！

我想離開，但我做不到。每天早晨醒來時我都對自己說今天一定要寫一封辭職信。不，還要更進一步，我要直接去找我們這個組織的領導者，當面告訴他我要辭職。我的理由很充分，我每天都在腦子裡整理、複習。但是，他的理由更充分，雖然我已經聽了好幾百遍。他要做到既嚴厲，又不生氣，這使得他臉頰深陷，渾身冒汗。由於緊緊地抓著桌邊，他的手指甲都被壓得充血發紅。對他這樣一位老人來說，這種緊張是很危險的。我停止了我的陳述，自己也不知道是因為他的話鎮住了我，還是因為我體諒他的健康不佳：這位領導者渾身都散發出行將就木的氣息，而我又是他所喜愛的得意門生。

也許我個人的不滿還不足以導致任何事情的發生，這是符合組織的中心教義的，正如不能因為那老頭的個人品質有缺點就質疑其領導者的地位一樣。例如，他的手指甲和脖子後面都很臟，耳朵和鼻孔里露出叢叢毛髮。他的領帶上常常粘有蛋黃，褲子的前門總是沒有關好。每當我俯身把翻譯好的一篇他的文章拿給他看時，我都要遭受到他酸臭的呼吸的襲擊。我不能看他住https://read.99csw.com處牆上的那些油畫，那些畫醜陋得可怕，一點品味也沒有。我討厭他糾纏他太太的方式。但我個人的這些不滿又有什麼用呢？

請你對我說實話。由於我寫作的方式，我已無法獲得你的同情嗎？你認為我毫無激|情可言，一點也不自然，過於泛泛而談，完全脫離實際嗎？但我向你保證，我有我的身體。如果我沒有告訴你更多的關於我自己和我的身體的情況，那只是因為我知道我的問題是一個普遍性的問題。

有一次，我問領導者為什麼我們的組織如此戀舊。是因為多愁善感嗎？「我們已經去除了那些對組織不忠，」我說道，「那些對我們不再有任何貢獻的人。」我爭論說，我們最好制定一些清楚的關於不當行為的標準和斷絕關係的程序——就像婚姻一樣，雖然那也是一種永久性的約束合同，但也允許存在離婚的可能性。

不行。我想到一個更好的主意——總是相同的主意：我要出國去。李在其工作的醫院里剛剛得到提升，不會願意出國去，特別是在目前的戰爭時期。但我要堅持，我要生氣，我要哭鬧，我要解釋。幸運的是，我倆的護照都在上個月剛剛續簽過，我們微薄的儲蓄在一周的任何一個工作日的上午都可以取出，而一名翻譯（我懂好幾種語言）和一名醫生是到處都不難找到工作的。但是（這是接下來的想法），如果我走了，我又怎麼去面對他們呢？我不是指現在這裏的會員們——這裡有我們這個組織的一個相當大的分支機構，而在我打算和李帶著我們的女兒一起去的那個熱帶國家裡卻沒有幾個會員也沒有領導者——我指的是我們組織的那些死去的會員們：那些我死後不管在哪裡都將要面對的人們。

你得明白，我並不完全相信這個。我是不能。我既沒有取悅於人的借口，也沒有可以減罪的情況，這使我進退兩難的困境顯得似乎有點荒唐，而且我也和你一樣看出了它的荒唐。

不幸的是，我從來沒有不帶打字機就到鄉下去。我總是有許多積壓的工作要做。

克蘭斯頓邀請我到他在學校附近的住處去，那是一處只有一個房間的小公寓。他為我沖了一杯速溶咖啡，我不再拘謹。那天我們無拘無束地談了好幾個小時。那是我們許多次談話的第一次。他從書架上取下幾本罕見的十七世紀的皮革封面精裝的書給我看（其中一本叫《大洋洲》）。我簡直受寵若驚。這個人才是我心目中的會員——充滿自尊，講話清晰，態度矜持，但與此同時（沒有人能把這種東西隱藏起來），又渾身都散發出火一樣的熱情。

上個星期六我到母親家去的時候，她正在專心致志地看一本有關戰爭的書。她不停地用手去揉那雙充血的眼睛。我感到自己很順利，身體很健康，覺得很自在。「你從小就有點自命不凡，」她說道，「這也是組織青睞你的原因。」她低頭看著自己患有關節炎的雙手，接著說道：「我們有許多自命不凡的會員。」我不介意她說的侮辱人的話，如果那可以讓她感覺舒服一點的話。我注意到了她說的「我們」。

我不是在誇口。當然，我的行為完全可以預見，因為組織常常教導我們：為組織而生，為組織而死。我會有當叛徒的勇氣嗎？我不認為我有什麼與眾不同的地方，我必須打消自己的與眾不同的感覺。

一名翻譯想要找到一個徹底解決一個長久困擾自己的問題的辦法。一封簡訊，或者也許是一個書名。

至於自我判斷——這是我喜歡做的事——你可以想象到尼基對此會怎麼看了。

就是由於這個原因，我特意不說清楚我的性別。我想接下去我也不打算把這個問題說清楚——因為不管我是男人還是女人，說清楚這一點都可能會幹擾我正在做的解釋。想想看吧，如果我是個男人，這個問題倒是清楚了，但我成了一種類型。我太具有代表性了，幾乎就是一個寓言中的人物。如果我是個女人，我可以作為一個人生存下去，但我就不再是那樣進退兩難了：它反映了第二性別的不可靠性。如果我告訴你說我是個女人，你會把我的問題——仍然是那相同的問題——僅僅當成是「女性」的問題而記錄下來。

如果我把這裏已經寫下的這些話重寫一遍，也許能夠做到更有說服力。如果我能把文章寫得詩意盎然，不可預測，簡明扼要，能愛上那些事情就好了！但是，天哪！這個單薄，顧慮重重的聲音就是我的聲音，如果我能改變我的聲音，把這些話寫得大不相同，我就不再是我，也不會有那些問題了。

我們蔑視在非會員人群中經常發生的公開的信仰改變，但我們的會員們卻似乎需要經常改變信仰。（領導者們常常在私下承認說，許多會員都沒有嚴格履行職責，對組織賦予的崇高責任漠不關心。）在最初的熱情勁過去之後——這種熱情一般持續數年——我們中的大多數人便把組織當成了進行社交和商業活動的場所，到這裏來談生意，或者找一個值得信任的律師，或者選擇自己生活的伴侶。會員們有不信任外人的傳統，但我必須承認，這倒也情有可原，因為事實上我們遭受著殘酷的迫害。會員的數量經常在大屠殺中減少，而在這些屠殺中，會員們，不管是忠心耿耿的還是三心二意的，也不管是豪情萬丈的還是死氣沉沉的，一律受到嚴酷的對待。外人對我們是不加區別的。最終我們也成了這樣，因為我們並不堅守什麼明確的與眾不同的教義，就連那八篇經文也是以其闡釋範圍而著稱。把我們團結到一起的恰好是被我們排斥的東西。

這一切內心的騷動都產生在我為最無可指摘的正統觀念而表達奔放的感情的時候。但是，使我感情奔放的是羞恥感，因為我很清楚我是在欺騙我的那些輕信的會友，我背叛了他們的信任。我不應該在這裏滿懷自信地闡述那八篇經文或其它的信條，而應該把我的懷疑一股腦兒地說出來。「看著我！」我很想說，「我對你們已經沒有什麼好處了。我嘴巴里的真實都是謊言，別聽我的話，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說的話。我會傳染你們，你們也會開始懷疑。請你們教育我，貶低我，趕走我。」當然，我沒有說這樣的話，我害怕聽到大夥的嘲笑，或看到大夥充滿怨恨的微笑，忍受不了人們面對一個暫時精神錯亂的人表現出來的居高臨下的同情。

不同的意見必須有所區分，我的不同意見和別人的不一樣。

「讀書求深。」我想念李。

有人，也許是克蘭斯頓，將給我回信：「你的問題很一般，因此也沒有什麼解決的辦法。那只是個很一般的人的問題，你追尋的是很一般的自由，就像你想要逃離的束縛一樣。誰會在意你的這些小問題呢？你懂得什麼是智慧嗎？」

我控告組織奪走了我的力量，教我害怕外人。我控告組織奪走了我的愚笨，把我變得嚴肅深沉，能下判斷……」

「是的，」我會回答說，「確實有過某種經歷，但我不願意談。」為什麼？「因為那是我自己的事，」我將堅定地回答，「因為我無法描述，」我將接著回答，「因為，」我將最後回答，「那不是我退出組織的原因，只是一種刺|激因素。」

「瞧，」她放下書說道，「還有另外一個組織。」「什麼？」我覺得她的發音有點含混，因此問道。「你聽見了，」她說。

瞧，情況就是這樣。我們這個組織有相當長久的歷史。就像你所知道的，雖然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是一個秘密組織，但是它在大眾中還是有相當高的知名度的。有許多書籍和文章，不管是學術性的還是娛樂性的，都寫到過我們。雖然本世紀以前的那些記載都不甚可靠，但至少近期的關於我們這個組織的歷史的記載都是有可靠的史料來源的。許多原始文件都是從第二次大清洗被毀壞的舊檔案中搶救出來的，這些文件包括過去的領導者及其下屬們制定的機密備忘錄、全體大會的會議記錄、宣言、訴求、內部流通的宣傳冊、分支機構之間往來的信函、以及一些重要會員的傳記等等。作為一名深受信任的翻譯，我獲准可以去查閱那些保存在鉛櫃里的發黃的絕密文件。但使用這些材料並不必去查那些新的檔案。三十年前，為了改善組織和外界的糟糕的關係，我們將那些文件做成了縮微膠片，這種膠片在任何一座城市或任何一所大學的圖書館里都可以找到。

作為一名翻譯，我知道這種語言是世界上唯一的能模糊所講述的人物的性別的語言（除了必須避免使用會泄露真情的「他」或「她」以外，但這不難做到）。我所知曉的所有的另外的語言都有嚴格的性別區分。這是個小小的勝利。我可以寫出一點關於我自己的卻無法翻譯的東西，這讓我感到十分欣喜。

在我和李可能移居去的那個熱帶國家中，郵件要三個星期才能到達，而郵政服務也很不穩定。我和李可能會聽說首都又發生了右翼政變，我們甚至連感到氣憤都不會。我們是外國人，政變不政變和我們沒關係。

他所擔任的職位的尊嚴，他所象徵的價值觀念都和他下巴上的那顆大痣無關。

有一個關於組織在另外一個國家的領導者的故事。一次，他當著一位得意門徒的面裁決一件案子。兩個女人發生了爭執，他聽了一方的說法，考慮了一會兒后對這位原告說道：「你是對的。」那個女人走了出去，她的敵人走了進來。領導者聽了她的陳述，停了一會後對她說道：「你是對的。」這第二位原告也和前面那位一樣滿意地走了，她們都認為自己得到了公正的裁決。兩個女人都走了以後，那位得意門徒忍不住大聲說道：「但是，老闆，兩個人的說法完全相反，您卻說她倆都是對的。這樣不對，這不可能，您錯了！」領導者思考了一會兒后又對門徒說道：「你是對的。」

有人，也許是組織的某位高官，很可能是喬治，將給我回信：「你不了解我。你以為我不過是個嚼著口香糖，拿著三十雙鹿皮軟鞋，娶了你姑姑的廣告商而已。事實上，我是在你們這個愚昧的社區執行一項秘密任務，為此我必須娶你姑姑作為掩護。現在說說你。雖然你知道許多內部情況，但你什麼都不懂。你從來沒有想到過，你所描述的組織只是它的表面。不要埋怨，不要哭泣，不要只想到自己。相信我，我們投身的是最壯麗的事業，沒有什麼別的事業能與之相比，而我們的事業目前正處於極大的危險之中。」接下來便指示我去刺殺鄰國的某位內閣部長，因為此人正在策劃煽動利用那裡無知的愛國群眾，要對我們的會員進行一場致命的迫害。隨信還寄來一張機票和一份偽造的護照。根據組織的最高國際委員會簽發的命令，我必須明天便出發去執行這項危險的任務。

在這個城市裡，你可以根據牆壁的厚度來判斷房屋的年齡。敲門聲越來越響了。

也許我會收到一封領導者本人寫來的信，說他也想離開。其實他一直想離開，但是不敢。讓他那些被謀害的親屬都見鬼去吧，讓他的那些責任都見鬼去吧。雖然他已經很老了，但他還是想追尋生活的樂趣——跳舞，追逐年九_九_藏_書輕姑娘，衝浪，吹薩克管。他建議我倆一起辭職。

近來我一直在訓練自己的耐寒能力。我把窗戶開著，書桌上的紙張在風中飄舞。外面好像有一輛消防車駛過，孩子們就像一群狼一樣在樓梯上蹦個不停。

我們現在要比過去成熟多了，就連我們中的那些最聰明、最好爭論的人也認同回溯真實已經足夠了。

尼基曾向我講解怎樣才能不下判斷而過日子。方法就是不要凡是遇到什麼事情就去考慮它的對錯。尼基說，判斷是你無力的反映。人們在無力改變一種情況的時候，除了下判斷之外還能做什麼呢？我反問道，難道判斷在我們理性地行動的時候不是必要的嗎？難道在我們的行動中就沒有某種內含的判斷嗎？「沒有，」尼基回答道。按照尼基的說法，行動中內含的判斷和無力中內含的有力一樣少。

在我想象中和李一起移居去的那個熱帶國家裡，我們也許會不停地抱怨天氣太熱。我們的女兒會對水虎魚十分了解，她會和當地的孩子們一起光著身子在小河裡游泳，她會在蚊帳里睡覺。我會在打字機前汗流浹背，打字機一旦出了毛病卻找不到人修理。李則會在外面的灌木林中，向村民們分發奎寧藥片，為那些骯髒不堪的嬰兒治病，檢查運水的村民們腳上的熱帶皮膚病。每隔幾個星期，我就得乘木筏到最近的郵局去寄出我的譯稿或取回我上次翻譯的書所得的微薄的稿酬或收到新的書稿，書稿也許是用一種我在大學里學過但卻從來沒有翻譯過的語言寫成的。

（你可別笑，我真地相信人死以後還會有某種另外的生命。）

「我能，我能，尼基，」我小聲地說道，「那正是我必須做的。」

公平地說，組織並沒有隱瞞過要會員們做出各種犧牲的要求（除了為組織冒險犧牲生命之外——這對我顯得十分遙遠，因為我是迄今為止尚未受到這一犯罪行為誘惑的國家的公民）。「多難興德」是組織要求每個成員認真思考的口號之一（另外一個口號是「讀書求深」，但這隻是加入組織一段時間以後對部分會員的要求）。雖然如此，我還是認為組織儘力輕描淡寫了要求會員們所要承擔的各種各樣的犧牲。我們被不厭其煩地灌輸世界的險惡和組織的傳統對會員們的崇高的道德要求，但卻隻字不提我們要做的另外的種種犧牲。這些是在討論中被忽略了？或者是被隱瞞起來了？我不這樣認為。（不管我有多少怨言，我也不會指責領導者們虛偽或不忠實。）確實，我想我們大多數的最高領導人和普通會員都對那些東西一無所知，而這就是其最可悲之處。

隔壁的敲門聲又響起來了。

因為我只能用這種語言，所以我被迫向你求助，希望得到你的同情。但也存在這樣的可能：單憑這種語言無法喚起同情，起碼是我所尊敬的人的同情。

「人們說這個組織的成員們抱成一團並不是為了討好誰或是拉幫結派，而是為了在困難的時候互相幫助，您同意這樣的說法嗎？」一天下課後我在走廊上脫口向克蘭斯頓問道，我的借口仍然是他的課程的學期論文。「我們主張四海之內皆兄弟，」他乾巴巴地回答道。我遭到了挫敗，但我為此而尊敬他。我沒有灰心，一個星期以後，我再次向他發動攻擊。這次我預先列印了一份問題的清單，然後塞到他的手裡。「這些都是關於學期論文的？」他皺著眉頭問道。他的手指修長，淺色細長的指甲十分漂亮。

僥倖的是，至少沒有人一出生就是會員。讓人一出生就做出這樣的選擇，讓人的童年時代癱瘓在這種病態的偏好中，這未免也太鬱悶了。我們的領導者們雖然在其他方面十分苛刻嚴厲，但他們在這一點上還心存人性：他們讓我們自己來找到組織。

如果我在會上突然發難，發言譴責組織，他們就會讓我走嗎？

也許這就是在我看來大多數會員的身體都發育不良，這麼多生活在南方氣候中的會員卻對寒冷十分敏感，他們和非會員在一起的時候總是顯得衣服穿得太多的原因。當我在凌晨時看到在下水道口冒著蒸汽的空蕩蕩的大街上，會員們還站在會議大廳外面爭論一些雞毛蒜皮的問題的時候，不管是在什麼季節，我腦子裡浮現出的都是他們身穿高領毛衣和長大衣的形象。

不用擔心我和尼基在一起時所享受到的肉體的滿足。會員們的生活最終是建立在交談的基礎之上的。我們對講話就像對喝酒（對這個會員們是敬而遠之的）和工作（會員們都是工作狂）一樣上了癮。

第一段：領導者的口音。他出生在外國，所有的親屬都在某次清洗或屠殺中死去了。我翻譯他的書，生活在我和他的語言之間。我也翻譯別人的書（翻譯一些小說、或預言將來的娛樂性質的書是一件很令人欣慰的事，雖然這種書都算不上是什麼精華的作品）。當然，我得承認，我翻譯那些書是為了謀生。我們年老的領導者的書賣得並不好，所得收入根本不足以養活他。因此，可以想象我在他的微薄的版稅中能夠獲取的報酬是多麼少。他對我另外的翻譯活動只是寬容地笑笑。他說他沒有時間來搞「文學」。那也是為別人的——為那些非會員們的。

李今天回家要晚了，也許我應該開始做晚飯了。

噢，我要是能改變自己的文體（那樣我就不必考慮改變我居住的國家了），從自己的軀殼裡跳出來就好了。當尼基說「你不可能變成另外的什麼人」時，我曾小聲地說道：「我能，我能，尼基，那正是我必須做的。」如果我能留下來，我必須自豪地承擔起責任，否則我就真得走了。

有一封回信可能是我在十多歲以後就再也沒有見到過的同學摩根寫來的，她比我晚兩年加入組織。（我在組織的檔案庫查看過她的案卷。她住在鄉下，這對我來說似乎是個好兆頭，但是我不知道她已經在一年半以前在一次組織的秘密儀式上被開除了，她是在這之後才買了鄉下的這所別人不要了的房子然後把它修好的）。摩根的信並不是對我的直接回答，她的措詞和我恰好相反。信的開頭是：「我想回來，但我做不到。」

秘密！什麼秘密？人人都要受苦？但人人都知道這一點。如果有人不知道的話，那是他的福氣。我知道這一點，這應該受到詛咒，因為它把我和許多人的痛苦聯繫到了一起，不管是活人還是死人，不管是我不認識的人還是那我不願觸碰的骯髒老頭。我詛咒幾百年來的與我無關的苦難，除了我出於天性可以承認的以外；詛咒幾千年的孤立和埋怨，詛咒捆住我手腳的紙的鎖鏈。

我並不是說被清除出組織是不可能的，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但這隻會發生在犯了確定、公開和極其嚴重的錯誤之後。有些人認為參加別的組織是開除的條件，而另外一些人則認為是移居到沒有會員的國家去——連一個小小的細胞，一個處於萌芽狀態的分支機構都沒有的國家。（有少數人認為第二種情況和第一種情況同等嚴重。）還有一些人則認為凡是指責過組織或向外人泄漏組織秘密的人都應該開除——而寬容那些沒有超越組織所能容忍的界線的不當行為。雖然如此，如果誰犯了背叛組織的嚴重錯誤，結果只能是被開除。有許多次，領導者的寬大為懷都令那些反叛的會員感到意外。這也是我為什麼還在為該不該邁出特別的一步而猶豫不決的一個原因——當然不是唯一的原因。如果有先例表明我可能採取的步驟至少會造成某些後果，做出決定反倒容易得多。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我看得出來，克蘭斯頓突然有點喜歡我了。他笨拙地抓住我的胳膊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我並不認為我們的組織是白璧無瑕的。許多不怎麼正大光明的事情都是以它的名義乾的：我們的歷史確實有一些不光彩的篇章。我必須承認，一些對我們的指控，例如諂上欺下、排斥異己、故意與眾不同等等，在一定的程度上都是對的。讓我感到不安的不是我們的缺點，而是我們的優點。

我所指的是，例如成員們所過的生活方式的狹窄範圍。雖然組織的建立者們都來自人口稀少的地區，但組織的影響卻幾乎全都在大城市裡。這就好比是沙漠的荒涼和乾燥給了組織誕生所必須的理想和經歷，而城市的擁擠和濕潤則是其永久生存的必要的條件。

我還從來沒有遇到過這種類型的會員：都太普通了，對自己屬於那個組織感到羞愧，然而又把這一點隱藏了起來。

確實，現在我們大家對組織起源的問題已經不再那麼關心了。現在我們關注的是歷史——首先是我們受苦受難的歷史，而對於這一點的相關記載的真實性是沒有人懷疑的。一名新會員首先要了解的就是這個運動的不幸歷史，這項教育甚至安排在閱讀四卷本的《評論集》和名言集《必做之事》之前。

有人在敲隔壁的房門。

我上次到領導者的家裡去見他是在星期三的晚上。李在頭一天給他做了兩個月一次的例行身體檢查，他告訴我說老頭心髒的情況還算穩定。確實，他的身體狀況甚至比我月初時見到他時還要好些。但對他脆弱的健康情況來說，誰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我一到他家，他便開始抱怨腰痛。我表達了我的同情，他高興起來了，一邊向我誇讚李的醫術高明，一邊叫他太太沏兩杯加威士忌的茶。我感到驚訝，並不僅僅是因為我從來沒有看到過他喝酒，而且也因為眾所周知，組織的紀律嚴禁喝酒。李應該和他談談。

我這位翻譯要縱容自己做出一些歸納了。

他們會在我怯生生地進去的時候向我圍過來。我被洗得乾乾淨淨並穿戴得整整齊齊以便舉行葬禮。我的肺部不再呼吸，身上也沒有子彈或鞭打或火燒留下的痕迹。他們會將自己表情一成不變的臉和殘缺不全的肢體湊到我的面前。為事業而犧牲是一筆不容置疑但卻可被否認的遺產。兄弟姐妹們！我喊叫，我雙膝跪地伸出雙手，懇求他們原諒，向他們解釋我並沒有否定過他們的犧牲。但他們拒絕原諒我。他們會說，你怎麼會呢？在我們一步步走向死亡的時候，你怎麼竟敢離開？

也許我有點誇張。

我在前面說到過，雖然我的身邊有許多組織里的同志，但我卻遭受著孤獨感的折磨。我不能準確地描述這種孤獨感，只是強烈地感到自己被隔絕開來。被和什麼隔絕開來了呢？雖然我參加這個運動的時間只有十二年，但我已經記不得自己在這之前的感受是什麼樣的了。請理解我，我一點也不否認作為會員所享有的種種好處和權利，但我知道，我在投身這個運動的同時也失去了什麼東西，某種我即使退出也無法重新獲得的東西，因為組織在你的身上留下了抹不掉的印記（我們的老師這樣宣稱的）。此外，我的年齡已經增大了十二歲，我已不再年輕了。我可能已經把自己最美好的年華都奉獻給了這個運動。

然而這並不是本能。同樣是這些人，他們曾經——起碼在童年時代——和別人一樣自由地玩過拳擊、騎馬和網球。是加入組織后形成的性格特點（主要是通過言傳身教，而不是明確的規章制度）導致了我們討厭那些活動。我們甚至為自己的什麼都九九藏書不會而感到驕傲。我們學會了反唇相譏，「那些都是讓外人乾的」。

現在到修理店去取回另外那台打字機已經太晚了。

如果我發現情況是這樣，我就會留下來。

但是，這些異端邪說在上次大清洗以後，在近些年裡已經銷聲匿跡了。沒有什麼人認為質疑大家公認的組織起源的說法有什麼價值。就算那些正規的記載只不過是一些猜測或謊言，在今天也沒有什麼關係了。深信不疑地對其表示尊崇的已經有好幾代會員了。如果最初時的記載不真實，現在的記載也是真實的了。而且，隨著我們組織起源的時間追溯到更遙遠的過去，它也許還會變得更加真實。（當然，它也會變得更加沉重。）

是這些討論可以讓我們永世長存嗎？在我屬於這個組織的十二年中，我想不起一件在會議上決定的事情。我們似乎是為講話而講話，我們花在講話上的時間太多了。

一隻狗在鄰居的家裡吠叫個不停，這叫聲比樓下街道上駛過的救護車的警報聲和樓梯上孩子們的喊叫聲還要大。

我要儘力保持鎮靜，我要儘力不歇斯底里。

我的問題和我的語言是相同的。我的意思是說，假如我沒有這種語言，我就沒有這個問題；假如我沒有這個問題，我就沒有這種語言，也就不需要你的幫助。

這就是為什麼我寫下這些話的原因。我明天還要去複印。

你可能已經注意到，我把話題扯遠了。讓我難以離去的原因和促使我離去的原因並不相同，而那些正是我想要解釋的。

在世紀之交的時候，有些會員指控說那些記載，那些只有正式會員才能看到的和那些公眾也可以看到的文件都是偽造的。（他們的論據之一是：這些文件保存得太好了，太容易辨認理解了。像這樣古老的文件有些地方應該是讓人無法讀懂的。）這些異議人士們聲稱，就連那些職位最高的會員也不知道我們的這個組織到底是怎麼起源的，但他們卻裝出一副知道一切的樣子，因為對我們來說，組織的起源是非常重要的。事實上，組織的起源是我們引以為傲的東西，所有的會員們都喜歡誇耀組織的悠久歷史和光榮的背景。

有人，也許是李的一位同事，將給我回信：「你講的全是一些負面的東西。對你來說，組織就是一堆拖累你的職責，但我卻可以證明它給人的心靈以慰藉的價值。首先，從歷史的角度來說，其次，從個人的角度來說。」來信者繼續講述她的婚姻的不幸，她的丈夫對她如何冷淡，如何百般虐待她。「你一旦把自己的苦難交給了組織，怎麼能想到要退出呢？」她接著寫道。

當然，我不敢立刻就告訴克蘭斯頓自己對組織的興趣，我很害羞。我想給他點比好奇心更嚴肅的東西。在接近他之前，我認真研讀了組織的歷史。雖然由於無人指引，我對讀了的東西理解得很少，但就基於這一點點知識，我打算寫一篇關於這個組織在十九世紀初期時的宗旨原則的學期論文。克蘭斯頓的助教很不情願地批准了我的論文題目，下一步就是去見克蘭斯頓本人了。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兒，因為他總是在講完課後便匆匆離去。我拚命要想出一個可以向他提出的適當的問題，我的意思是說，向他提一個既不因其無知而令人生厭，也不因其過分老練而顯得不夠恰當的問題。

李很快就要從醫院回來了，接著就是晚飯時間了。我們的女兒的身段就像一個小小的賽馬騎手，她正在客廳里做功課，同時觀看著電視上的籃球比賽。我提到這一點是為了讓你能夠想象到我們的生活有多儉樸。

我的總結：「我控告組織奪走了我的天真無邪，使我變得思想複雜。

我圍繞著習以為常的主題，想讓他給我解釋我們的運動的正當性，一點也沒有暴露出我的懷疑和不滿。然而，和往常一樣，我為自己向這位虛弱、可敬的老人提出疑問感到尷尬。他為組織的事業獻出了自己的一生（在我們來到這個國家之前），他所有的親屬都為此被處死了。

請理解我。我並不是說這個運動沒有取得很大的成就，也不是主張在這麼長的時間里它應該取得更大的成就，爭取到更多的會員，滲入到更多的機構中，佔領更大的地盤，統治更多的城市。組織的成就是不容抹殺的，雖然只有高層人士才了解組織真正的成就有多大（組織很謹慎地對這種事儘力保持低調）。我明白，引人注目的成就將危及這一運動的理念，損傷其凝聚力，因為運動本身要求組織的規模要小，會員們必須緊密團結。我只是懷疑我們的成就是否值得起我們已經為之付出的代價——除非這個組織成立的宗旨僅僅是為了表現人類在難以逾越的障礙面前的堅忍不拔的品質。但是，即使組織里那些最憤憤不平的會員們也不會這樣認為。

法庭還負責審查申請入會者並監督對新會員的教育。在本地分會的法庭里，老頭的門徒們和門徒的門徒們經常上課講我們的歷史和應受的教導（因為有病，同時也因為準備另外一本書，他現在不能出門了）。課講完后便開始公開討論，組織在傳統上一直很重視長時間的自由辯論。會員們並不是特別喜歡爭吵，至少爭吵沒有引發暴力行為。但對外人來說，我們卻以醉心於喋喋不休地打口水仗而名聲遠播。我們每周開一次會。按時間表的安排應該在午夜結束的會議卻常常要拖到凌晨三點。會議結束以後，通常總是還有一些會員站在外面繼續討論直到黎明。

我不願意描述我自己，因為我擔心太多的細節會使你不那麼認真地對待我的問題。但我可以為你描述尼基，這樣做也相當於在倒過來描述我自己。尼基的身上有許多我明顯缺少的性格特點。例如，尼基不願意對別人下判斷；沒有什麼事情能讓尼基生氣。

我在重讀一遍迄今為止寫下的這些怨言時覺得我們的確是話太多。但我沒有別的選擇。如果我能保持沉默，那我就會自己走路了。也許我甚至能飛起來。但如果我真的沉默，我又怎麼能推理呢？如果我不能推理，我又怎麼能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呢？如果我不能說話，我又怎麼能埋怨、控告和總結呢？我需要用言語來表達這一切。

和他們一起錯誤勝於和別人一起正確。

有一次我對領導者談到了喬治，痛斥組織規章制度的鬆懈，連這樣的人也接收進來了。這實在是一種天真的怨言，典型的會員心態。即使在我加入組織很久以後，我對組織的自豪感，我希望或相信會員一定比外人更優秀這一點還是沒有改變。

我的母親一直喜歡喝酒，雖然你還不能把她稱為酒徒。這也是我從不指望她會喜歡我們的組織的原因之一。（她加入時已經快滿四十一歲了。）如果她現在還喝酒——我猜想她還在喝——她就得悄悄地喝。她一定為此感到羞愧。可憐的、內心掙扎的不幸女人！她現在的負罪感一定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強烈！

我用來向你講述了這一切的語言是一種漂浮在地面上的語言，就像我的問題（我已經向你講述了的問題）是漂浮在地面上的問題一樣。也許我的語言有點蹩腳，這一點我並不打算為自己過多辯護。但我的問題是實在的，即使那只是一個大家熟知的問題，是一種舊怨，一種異教徒的懷舊之情，一份異議人士的致歉書，一個叛徒的感傷的流露。

為了從老頭的手裡接過茶杯，我只得走進他令人噁心的呼吸範圍之內。他的心情似乎特別好，我們開始談話。

在這個國家的會員們已經開始鬆懈組織的紀律制度。如果有紀律制度的話，我寧可它更嚴格一些。

他也可能是一名被終止了會籍的會員——一名不管是出於什麼原因停止了繳納會費也不再參加組織的會議的人。但即使如此，我也情不自禁地要把他當成一名正式會員，因為我們這個運動與眾不同的一點就是，我們在對申請者的審查和新會員的吸收方面非常謹慎（或聲稱如此），但同時也從不認為有人真地離開了我們。即使對被開除了的人員，組織也保持著與他們的聯繫，細心地關注並在一定程度上關懷著他們。

我絲毫不想質疑那些細節情況，也不想指責領導者們不學無術或欺騙我們，我只是想弄清我們在歷史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們組織的歷史悠久（這是肯定的），但對其起源的說法尚有爭議（這是可能的），這些都沒有問題。有問題的只是組織的延續性。我們的運動歷史悠久，我們經受了許多誤解、中傷和不公平的待遇，但在我看來，僅僅這些是遠遠不夠的。

你還在聽我說嗎？我讓你吃驚了嗎？有沒有人佩服得張大了嘴巴？有短短的一輪掌聲嗎？

如果我對壓制和自由的看法很一般，那也就產生了一個真正的問題，一個至少有千千萬萬的人都模模糊糊地感覺到了的問題：自由的創生。

會員們在鄉下度假，有時候我們住在倉房裡，但他們在那裡很少有覺得自在的時候。他們不喜歡在地里幹活，或是為了自己的快樂而開發自然。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組織的非暴力原則（實際上更是一種傳統）來解釋。大多數會員不光不打獵、不捕魚、不種地也不飼養牲畜，而且還本能地迴避一切體育運動，因為從事這些活動在很大程度上不需要用腦子，而只需要屈從於自己的肢體，而這是不能容忍的。那些參加足球、獵狐、帆船、跳傘、賽車、跳探戈舞或者種小麥等活動的會員們則似乎在矯揉造作地進行著令人驚異和讓人難以置信的做秀。

而且，我記得我從小就想與眾不同。小學時在上公民課打瞌睡時，我曾渴望自己生來就是個猶太人，幻想自己是個左撇子，想象自己長大后成為一名同性戀者，一名修士或修女，或是一名投擲炸彈的革命者，還夢想自己是羅賓漢。在我還小的時候我就模模糊糊地聽說了這個組織，（我們這裡有許多這個組織的分支機構，誰又沒聽說過它呢？）但直到我基本上長大以後我才想到了參加，這主要是因為我從來沒有直接遇到過真正的會員。當然，面對面的招募是組織發展新會員的主要方法，很少有人僅僅是因為是讀到了關於我們的報道或者是聽說了我們便前來申請參加的。

在這個悶熱的夏天，一次在床上時，我想讓尼基對我想退出組織一事表個態，但我所得到的只是一個微笑，雖然不是麻木的微笑（肯定不是那種外人聽到關於我們的壞消息時的幸災樂禍般的反應）。

我同意，我寫下的這些怨言似乎命中注定是要給外人看的，不然的話，我為什麼要不厭其煩地解釋一些每個會員都十分了解的問題呢？但是，不要被表面現象所欺騙！我怎麼可能考慮把我寫的這些東西送給外人看呢？（那是一種太嚴重的背叛行為。）我不會向外人吐露心跡。

實際上，我小時候幻想長大后要當聖人。真是荒唐，人們常常拚命地不是想當聖人，就是想當天使，不幸的是，天使不是聖人，聖人也不是天使，但（幸運地？）尼基是天使。

想一想這個運動的真正的光榮歷史吧。組織維持會員們的忠誠的各種九-九-藏-書方法，對會員們的細緻靈活的教導，它的崇高的理想，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創造出一種特定類型的人群——會員們。這個運動並不像許多人所認為的那樣是在陰謀推翻社會，它只是在對自己，而不是在對世界做手術。為了什麼目的呢？為了讓現有的會員們團結得更加緊密。

我預期可能會收到的回信。

有一次，我對領導者談到了這種情況。「你說得對，」說話時慈祥的微笑扭歪了他乾枯的臉：「它更加真實。」他一邊喘著氣，一邊艱難地從他的橡木轉椅上站起身，在書桌後面的一排堆滿書籍的書架面前猶豫了一會，然後從上面取下一本沉重的舊文件夾，大聲地讀出了一條我從未讀到過的評註——是對於評論員對第七篇經文所作的恰如其分的評論的評註。（需要解釋的是，那八篇經文中的第七篇一直被認為是討論如何回溯過去的真實的。）

畢竟批評組織是我們的會員最珍惜的工作之一。我上次見到老頭的時候，略微談了談組織和部分會員的一些不足之處，他卻十分贊同。他說，確實，我們既狂妄自大又腐化墮落。

會員們在喜歡吃什麼東西的問題上也是如此。毫無疑問，這些將來的會員們在年輕的時候都和別人一樣吃過菠菜，抱子甘藍和白菜，但這些人在加入組織以後，每當這些東西擺到面前時，他們都對其不屑一顧。「青草，」他們嗤之以鼻地說道。我敢擔保他們這樣做既不是出於那種對綠色的古老的迷信——那是外人對我們的一種愚蠢的看法，也不是出於某種宗教的禁忌。我們之所以成為一群肉食者是因為我們把吃草本蔬菜與腦子愚笨聯繫在了一起。而且，好像是為了補償這一點，會員們都有吃得太多的傾向，我們的每頓飯都十分豐盛。

有一個辦法（這是坦率所得的獎賞）。用他們無恥的不合邏輯的方式來看我的情感，我已跳出了那個迷人的情感的圈子；而宣稱我所相信的都是虛假的東西，並說話算話，我就打破了輕信的魔咒。一旦在理性的魔法幫助下獲得解放，我就可能會像我已經解釋過的一樣去感覺這個組織，並且感覺我自己。但我再也不能相信我的感覺。

我的主意：我退出時要拉上另外一個人（一名跟我一樣忠誠可靠的會員）和我一起退出，也許這種精心策劃的加倍的罪行起碼能保證我自己的被除名。

假如我犯了罪，那我就完了。

有多少對於我們組織的瘋狂的偏見仍然存在！顯然，我們不可能都是一個模樣，我們的會員來自許多國家，屬於好幾個不同的種族（我們是堅定的國際主義者）。再者，組織在同一個家庭里的影響通常也不會持續太久。就拿我家的情況來說吧，李當然也是會員，但我們的小女兒迄今為止卻一點也沒有顯示出將來可能成為會員的素質和興趣。說實話，我們有點失望——這一點李比我更甚。就我目前的心情而言，我應該為女兒的好運感到高興。

「你不可能變成另外的什麼人，只能在像不像你的程度上有所不同罷了。你自己不會走路。」

我的女兒站在書房的門口，口裡嚼著芹菜。她想知道李什麼時候回家。

嗯，你可能會說，那就到鄉下去吧。躺在陽光下，晒黑你蒼白的身體，做健身操，與人通姦，潛水，騎摩托車，養狗，吃萵苣。但事情並沒有這樣簡單。我干過這裏面的許多種事——沒有當著別的會員的面，但我對這些活動依然陌生。我覺得是自己沒有得到許可，但即使我自己允許自己，只要我還需要許可，就有什麼地方不對勁。

不，除非領導者親自挽留我（我要把我寫的這篇東西也給他送一份去）。這一點似乎不大可能，但誰知道呢？從他的嘴裏什麼都可能說出來。

不，不是這麼簡單。再想想看。

如果我了解到自己並沒有什麼與眾不同，我苦苦尋覓的知己實際上到處都是，一點也不難找，這難道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嗎？也許打算退出組織的想法在會員們中普遍存在，成千上萬的與我類似的怨言在全世界到處流傳。如果情況真的是這樣，我應該留下來嗎？

假如我真地得到了他的首肯，或是乾脆大踏步地走出他的辦公室，讓他在我身後暴跳如雷，咳嗽不已，這也只是我將會面臨的考驗的開始而已。即使我得到了領導者的同意，我還得面對組織的其他成員們。

這次談話發生在四年前，那時我對組織除了感到自豪外還沒有任何別的想法。當時老頭第一次心臟病發作剛剛才好，我正在給他的第三部辯論術文集的譯本修改潤色。現在我突然想到，當時我的問題並不是與我毫不相干的，我在提前為我自己辯護——為我自己的退出辯護。

翻譯是一件十分累人催人衰弱的工作，這一點你想象不到。但是，如果讓我自己來寫幾本關於這個組織的書，我也不見得會有更好的條件，能寫得更清楚明白。

（我並不否認組織提高了我的思考能力，教會我更真實地看這個世界，不再對這個世界抱不切實際的期望。但是，如果這把你變得看不起別人，真實又有什麼用呢？你看不起別人，實際上就是看不起自己。）

也許我是害怕我會因言獲罪，從而被開除出組織，那樣我就將受到被驅逐的痛苦的折磨。我已習慣了組織內不同宗派之間的爭論和鬥爭，一旦離開我會感到世界都是空蕩蕩的。我的名字將被從組織的通訊錄中刪除，我不再能收到組織出版的月刊和內參資料，晚上不再會有參加緊急會議的電話。我根本就不會再參加什麼會議了，我成了孤零零的一個人。

顯然，這就是會員們喜歡擠在城市裡的原因。我們在城市裡可以做最多的好事。城市是事件發生的地方，（我們覺得）城市需要我們。藝術在城市裡創造，權力在城市裡行使。關係到每個人的各種各樣的決定，不管是有好處的還是有壞處的，都是在城市裡做出的。對我們來說，鄉村似乎是很美好的，但鄉村在道德方面又似乎是一片空虛。鄉村是檢驗體力而不是道德意志的地方，那裡不利於道德的培育。鄉村是不管什麼道德不道德的，而城市則既說不上道德，也說不上不道德。

根據原則努力地去享受鄉下的陽光和肉體的愉悅比不去全心全意地這樣做更加愚蠢。（應該努力去做的是儘力提高自己的思想，完善自己的原則。）我依然小心謹慎地追求著我可憐的目標。我在公寓樓的房頂上建了一個菜園，在裏面種了一些菜豆——雖然城裡的空氣污染嚴重。

我聽說有些會員從來不開郵箱。他們太忙了，忙於談話，忙於讀書，忙於嘆息，忙於揮手，忙於養育孩子，希望孩子長大后也參加組織，忙於自我完善和改造世界，忙於撫摸鬍鬚，忙於逃離可能的殺手或留下來被殺，忙於寫書，忙於掙錢，忙於用他們富於表情、沉重憂傷的雙眼譏諷地四處張望。但所有這些都不是答案，這些事情我也能做。

如果我真的在某次每周一次的會議上說了這些話，我就應該得到掌聲。但是，除了當另外的會員在發言時我不看他們之外，我什麼也沒有做。我在開會時很少發言，雖然我偶爾發言的時候，總是帶著難得的熱情。我曾經是一名很能幹的演說家，主要是由於這一點，我在組織的等級制度中得到了目前這個不高的職位。但是，現在當我站起身來發言時，我覺得自己的臉在發燒，甚至連眼珠都在發熱。我說話結結巴巴，總是在不恰當的時刻打手勢，我說得太久，以至於受到那老頭的溫和的批評。

他喝醉了嗎？那對他的心臟可沒什麼好處，我得告訴李。

可以想象，我完全可以將他駁倒並迫使他接受我的觀點。

所以我需要一個可以吐露心事的知心人。但誰呢？不是李。和李的任何共謀關係都會被很容易地解釋為夫妻間的互相忠實，而不是獨立的互相信任。再者，李也沒有流露出過一點後悔加入組織或對組織的規章制度有什麼不滿的意思。和這裏的地方分會的某個會員談，想到這一點都讓我恐懼萬分。我不敢。最好還是悄悄地干。

什麼能夠證明這種無限的自我永恆的正當性呢？我們擁有什麼別人所不知道的秘密嗎？但是，他們確實部分地知道這個秘密，我們已經讓他們能夠了解到它。他們已經模仿我們並利用我們的教義建立起了一些比我們規模更大，範圍更廣的組織。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為什麼還要繼續存在下去？為了那點還沒有被他們拿去的殘存的真理？但他們永遠不會要它，永遠不會。我們剩下的沒有被他們模仿的東西就只有我們的真實了。

我控告組織奪走了我普通人的生活，向我灌輸虛假的自豪感。

一點都不氣憤？我們聽說了政變的情況有多麼可怕嗎？有一萬名工會領導人、記者、學生和另外的前政府的支持者被關在新建的現代化足球場里沒吃沒喝已經有十天之久，其中有六百人已被折磨致殘並被立刻拖出去站在市政公園的水泥牆前被行刑隊槍殺，這樣的消息我們能聽到嗎？

如果你遇到的第一個會員很討厭或很愚笨，這也許會讓你打消加入組織的念頭。這種情況差點兒發生在我的身上。我遇到的第一個會員是一個嗓音哀怨，長著一頭沙色頭髮的戴眼鏡的男人。他剛和我父親的妹妹結了婚。他屬於那種最枯燥乏味的組織成員，雖然每次組織的會議他都去參加，也按時交納會費，但除此之外好像什麼事情都和他毫不相干。喬治姑父對什麼事情都缺乏一種嚴肅認真的態度，這一點從他願意和非會員結婚也可以看得出來。我的父母常常自詡開明，那時我們住在郊區，家境還算殷實。在我姑姑第一次把她的未婚夫帶到家裡來時，他們立刻便同意了這門親事。他們甚至容忍了他的吃相和他身穿的短袖運動衫，沒有對其進行評論。他認為他加入我們的家庭給我們帶來了無比的榮幸，而我們全家則覺得接受他成為家庭的成員是一件十分摩登和令人歡欣鼓舞的事情。懷著認識一位這個組織的會員的渴望，我向他提了一大堆問題（我當時十五歲），他卻自鳴得意地聳聳肩，用老一套的夸夸其談把我搪塞過去。我想他之所以這樣做，大概是以為我是家裡派來向他刺探情報的間諜，而他則受到組織的保密制度的限制，不敢向我吐露組織的秘密。失望之餘，我後來才明白了，對於喬治含糊其辭的回答的最合理的解釋其實是他對自己作為一名會員的馬馬虎虎的態度。

我想起了老頭那篇精彩的論述處理矛盾的原則的文章，那是第三篇經文的主題。雖然我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到他會對我申斥一番，痛責我的傲慢無禮和淺薄無知，但我也能想象到他同意我的看法。

我想這是一句名人名言，（和我們一起錯誤勝於和他們一起正確？）我的腦子裡塞滿了名人名言。

一些人將給我回信，措辭簡短地譴責我，罵我是個叛徒，懦夫，意志薄弱者，其中的一封也許來自於我的母親。

有人，也許是組織在另外某個城市的分會的領導者，將給我回信：「我已經給中央委員會寫信，提名你做我的接班人。你就是新的領導者了。」

我知道我的困境也許是被人不齒的，你可九_九_藏_書以想象出我的感覺，也可以想象它怎樣地影響了我的寫作。它破壞了我的習慣用語，抑制了我的聲音。請別對我過快下結論。

實際上，真正的原因是我被他們說服了。每當我以為自己對組織的忠誠已經被扼殺了的時候——這種扼殺不是謀殺而是自殺——這種情感卻像浴火重生的鳳凰一樣又復活了。和會員們中盛行的悲觀想法恰恰相反，一個人的情感是不能自殺的。雖然我竭力規避組織的要求，但在心裏我仍然是組織的一員。雖然我知道他們錯了，但我還是情不自禁地認為一個組織有權犯錯誤，我覺得那是一種光榮的錯誤。

我仍然看不到出路，我這位翻譯走進了死胡同。

我不願意有這樣的一項魯莽的、不可撤銷的決議案加到我的身上，那樣我一定會後悔的。一項虛張聲勢的決議案，故做的姿態會造成事與願違的結果。退出組織應該是我自己的而不是他們的決定。雖然我不想被他們勸告而繼續留在組織內（我是在對自己撒謊嗎？），但我還是希望我的離去不是會友們的願望。

領導者的新書的幾頁手稿被風吹到了地板上，我要關上窗戶。

我現在打算談談性的問題，不再繼續討論道德意志了。但這裏存在一個障礙——關於我自己的性別。我告訴了你我結了婚，還提到過一次通姦的經歷，但我不想講得太詳細。我擔心你會不明白我的問題，把它不當成一個普遍性的問題。

「你指的是某個競爭對手的組織？」我小心翼翼地問道。「不，我說的那個組織和我們很相似，」她回答道，「但比我們更開明，你會更喜歡的。」她閉上眼睛向後靠到椅背上。「我不是在買東西，」我幾乎有點興高采烈地說道，但其實這是在掩蓋我的驚駭。

把我們團結起來的是某種特別的性格，它把會員們親密無間地拉到了一起。我們知道可以指望從會員們那裡得到什麼，雖然我們互相之間可以比外人對待我們更加尖酸刻薄，但最後我們總是能互相體諒。這種統一的特點也使得我們能夠很容易地和外人區別開來。由於我們與眾不同的習俗、誓言、精力、顧忌、甚至（人們這麼說）共同的相貌和儀態，我們不管在什麼地方都會被很容易地認出來。

對我說話！回答我！

「究竟是什麼讓你的腦袋裡有這樣的想法的？」另外一封信也許會這樣開頭，「別對我說這些都是多年以來在你頭腦里慢慢成熟的想法。一定發生過什麼特別的事件，有過某種經歷，或和什麼人談過話。是這些使你產生了這樣的想法。」

我的手指經常沾上油墨。我擁有五六千冊書籍和期刊。李也有差不多相同數量的藏書，但他的書三分之一都是醫學方面的。蟑螂喜歡在書里產卵繁殖。我們的女兒不喜歡讀書。

但這也不是這種語言和另外的語言的唯一的區別。想想看，有多少詞語有不只一種譯法。

也許我應該講講組織的結構。我們有一種鬆散的等級制度，在每個會員多的地方設一名領導者。在有些國家，組織採用中央委員會的制度；在另外一些國家裡，則由會員們選出一名主席。組織沒有書面成文的章程，而且在很久以前就放棄了成立一個永久性的國際總部的打算，因為那樣做太冒險。習慣的做法是每年在一個不同的國家舉行一次代表大會。我們缺少中央集權的最顯著的證明是那些分裂的組織派別仍然自稱是組織的分會，而他們的追隨者（他們堅稱自己是組織的成員）每年還交納相當大的一筆錢來維護中央的檔案。很久以來就有謠言說還存在一些完全秘密的分會，例如在印度南部的分裂派別，他們自己編寫自己的名言集和《評論集》。組織有一所培訓高級會員的學校，除此之外，各處都有的唯一的常設機構就是組織的法庭。法庭由十名資深會員組成，其職責要求在可能即將發生對組織的迫害的時候召開會議，制定如何保護會員和他們的財產的計劃。法庭做出的決定並不要求像通常法律意義上的法庭那樣必須由陪審團全票一致通過。這我得解釋一下，在這個組織里，從來就沒有什麼事情是全票一致通過的。

「不全是，先生，」我說。「實際上這不只是個人興趣。我想既然您……我是說，我聽說您……」

別不耐煩。噢，要是我僅僅是個膽小鬼就好了，實際情況卻比這還要糟糕。咱們先不忙和死人打交道吧。就像那老頭可能會說的，我很有文學天賦。至於那些活著的會員們，他們並沒有什麼一般意義上的權力，我憑什麼要害怕他們呢？那些外人總以為我們在行使著看得見摸得著的權力，他們深信我們的權力一直在不斷地增強。但實際上我們是非常脆弱的。這一點不光我知道，我們組織的每一個成員也都知道。要通過對我的身體進行傷害，或是對我的職業造成不可挽救的破壞的方式來報復我不但是違背組織的原則的，也是他們無法做到的。過去通常的做法是將那些離我們而去的會員從組織開除出去，但是這一讓人倍受屈辱但屢用不爽的手段現在已經廢棄不用了。至於被人威脅或受到騷擾，我認為這不大可能發生，即使發生了，我也會得到非會員們的保護。只要我小心謹慎，就能安全地溜走。嗯，只要我不弄出一件醜聞——例如給報紙寫讀者來信，譴責我們的組織，或是在電視台或到大學去巡迴演講，揭露組織的秘密——我的離去甚至可能根本就不會被人注意到（除了領導者外，因為他得另外找人來翻譯他的書）。阻止我開小差的原因其實並不完全是害怕。

噢，從外部批評我們的組織太容易了。我們常常受人攻擊：說我們頑固不化，愛慕虛榮，排斥他人。當我意識到我是在附和這些說法時不禁打了個冷戰。我對自己說，我是會員，說同樣的話意義就不同了。畢竟，我贊同組織的理想，應該遵守組織的紀律。對組織做同樣的批評對外人來說毫無損失，而對我來說卻要付出巨大的代價。但情況真是這樣的嗎？除了因知道了自己是個該死的偽君子而感到痛苦之外，我還會付出什麼代價呢？我還什麼都沒有做，甚至連說出自己的心聲都沒有。

在我們的關係快要結束的時候尼基為我畫了一幅肖像畫。那幅畫不是對我的判斷，只是對我的觀察和記錄——三十多歲，個子高高，相貌英俊等等，或者是長發飄飄，小胸，纖纖素手等等，這些都沒什麼關係。（對我來說，自己是個男人還是個女人十分重要，但對你們大多數人來說，是否知道這一點並不重要。）我要求尼基在畫上再添加幾筆。「你還想加點什麼？」尼基問道。「臉上，」我回答說，「我不像你畫的那樣鎮靜。」

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我需要與一位和我一樣被對組織的不滿和忠誠撕扯著的會員談談心。只有會員贊同我的醒悟對我才有意義，我對外人對組織的批評只會看成是冷酷無情的偏見而不屑一顧。

當時他喝了加威士忌的茶，也許他醉了。

話已經說得夠多了，只有重要的行動才能辦成這件事。但即使我採取了行動，地方分會的領導者們也可能會拒絕承認我已經退出組織而繼續把我當成一名會員看待。

我想，所有這些都是吸引我加入這個組織的原因。甚至還在童年時期，我就顯露出了潛在的會員的心理傾向。從九歲起，我就想當作家。但由於我一直沒能找到寫出自己心聲的自由，我便進入了為別的作家服務的行當。就我來說，對大家和對我們的最高理想做出有用的服務使我的生命變得有意義。但似乎還沒有哪種職業，包括我崇尚的作家職業，能耗盡我對真理的渴求和我想要過一種不僅美好而且道德高尚的生活的願望。

你注意到了沒有，那些針對我們的責難——即使是有道理的責難——都是自相矛盾的嗎？有些人說我們臟，而另一些人卻說我們愛乾淨到了神經過敏的程度（會員們都很少把臟盤子留在洗碗池裡）。有些人說我們自命不凡，而另外一些人卻說我們貪圖感官享受（我們喜愛食品；我們讚美性行為）。這是組織的特徵：我們又分散又統一，又相似又不同。也許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經受了這麼多迫害之後依然存在。

如此等等。我儘力想象可能收到的各種各樣的回信，但結果無法預測，因為並不是所有的回信都是刻薄挖苦的，有些回信也可能是充滿同情的。

你也許要問，到底是什麼在吸引人們加入你們的組織呢？毫無疑問，是共同的理想。此外，還有一些雖然不那麼崇高，但是一點也不可恥的動機。有些人參加組織就是為了我上面提到過的那種社交方面的種種好處。每一位會員都知道，他或她可以持我們的介紹信，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得到那裡的會員的熱情接待和幫助，因為會員們都認為組織就是由他們組成的一個大家庭。世界如此危險，你不管在什麼地方都能找到親戚並得到幫助，這可不是一點小小的好處。吸引另外一些人加入我們組織的原因是組織裏面有不少著名的作家、學者、科學家、演員、政治人物等等，這讓人感到自己加入的是一個精英團體。還有一些人加入組織是因為他們被我們所遭受過的艱難困苦的故事所感動，我們的苦難經歷在吸引會員參加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這位翻譯要開始談性了。

如果我重新從頭開始，你會更明白一點嗎？不要笑。

那麼，應該怎麼辦呢？也許，對於智慧我確實不怎麼懂，但是，請相信我，情況起碼是這樣的：我參加組織並在十二年中懷著極大的熱情參加組織的各種活動，主要的原因就是我熱愛智慧。

「你想讓我把你畫得疑慮重重，或者是悲痛難過？」尼基在轉身到冰箱里取啤酒的時候問道。我搖了搖頭，「我想讓你畫出一個人正在變成另外一個人的過程，但不要破壞畫面的線條和人物形象，不要讓顏料向下滴，也不要把畫面弄模糊。」

我最好還是跳過我怎麼加入組織的那一段，因為我覺得自己又滑回對組織的尊崇的心情中了，正是這種心情把我帶進了組織。由於我現在是在儘力聚攏我準備退出組織的理由，我應該對這些解釋一下——也許在我講述的過程中，我的決心會得到增強。

（我並不否認這裏面有利他主義的思想，我不是為自己，而是為組織的光榮而雄心勃勃——要為他們爭光添彩。但是，如果這把你變得愛慕虛榮，利他主義又有什麼用呢？）

當然，尼基是對的，但這也沒能阻止我回到李的身邊。我這樣做並不是由於負罪感，而是由於一種很特別的想家的感覺——我渴望談話。我和尼基的交談總是很簡短的格言式的，但我最終認識到了和李有血有肉的言語融合的重要性。回到李的身邊后，我立刻投入了就像溫暖的沐浴一樣的談話之中，這種交談我今後再也不能沒有了。

需要我再多談談道德意志嗎？去年夏天，我幾乎離開李和另一個人跑了。有時候我說我約好了要和編輯或和領導者會面，其實我是到城裡一個畫家的工作室去了。和尼基躺在床上時，我遭受著負罪感的折磨而感到非常痛苦。會員們比外人更嚴格地堅守一夫一妻的道德傳統，我們以家庭的溫暖和穩定而著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