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聖
在整整一個月的時間里，這本書都在我的房間里，我幾乎是一口氣把它讀完的。我本來想細嚼慢咽地讀這本書，但興奮和激動使我不能這樣做。在讀到334到343頁，漢斯·卡斯托普和克拉芙蒂婭·喬查特談愛情的時候，我還是放慢了速度。他們說的是法語，我沒有學過法語，但我不願意跳過這一段，於是我買來一本法英詞典，一個字一個字地查閱他們的對話。讀完了這本書後，我實在捨不得放下，就以讀這本書應該用的速度，每天晚上朗讀一章，又從頭到尾把它重讀了一遍。
「然後呢？」
「卡西婭·曼，」我小聲說道。
我當然知道他住在這兒。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來到加利福尼亞南部的各色名人多得令人吃驚。我和我的朋友們知道的名人不但有斯特拉文斯基和勛伯格，而且還有托馬斯·曼，布萊希特（我不久前剛在貝弗里山劇院看了查爾斯·洛頓主演的《伽利略》），衣修午德，赫胥黎。但是，就像我不可能和英格麗·褒曼或加里·庫柏談話一樣，我和這些大作家中的任何一位有所接觸都是難以想象的，雖然他們都住在這附近。事實上，和那些文學家接觸比和明星談話更不可能。明星們會走出他們的豪華汽車來到弧光燈照耀下的好萊塢大道的人行道上，面對巨浪般包圍住他們但被警察用拒馬木樁隔開的影迷們為他們的影片的首映做宣傳。我在新聞紀錄片里看到過這樣的情形。而文學界的聖人們則幾乎是隱姓埋名地從歐洲來到了這裏，生活在檸檬樹，海濱旅館的侍者，包豪斯建築和奇妙的漢堡包的中間。我敢肯定地說，不會有什麼人會像影迷們一樣千方百計地去打擾他們的隱居生活。當然，托馬斯·曼和別的流亡者們不一樣，他也是一位公眾人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初，想要受到和托馬斯·曼在美國所受到的同樣的官方禮遇比要成為世界最著名的作家的可能性還要小。他是白宮的客人，在國會圖書館發表演說時副總統親自為他作介紹。數年之中他不知疲倦地巡迴演講，宣講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的絕對邪惡和民主國家即將到來的勝利。他在羅斯福總統領導下的思想正統的美國簡直具有聖人的地位。移居美國並沒有降低他作為一名代表人物的品位或才華。如果存在一個好德國，那麼就要到美國去尋找（這是美國好的證明），而他就是這個德國的化身；如果存在一名偉大的作家（不是美國概念的作家），那就是他。
「這太荒唐。走吧，別打！」我叫嚷著跳下床。我不相信梅里爾在做的事，但他確實在做。「我要打電話。」電話就在母親這邊的床頭柜上。
他說我們一定是非常嚴肅的年輕人，這讓我們感到更難為情了，我記得最清楚的就是他的話使我們感到很難為情。
在放托盤的小桌子的一端有一座小小的埃及雕像，在我的記憶中，那是一個在葬禮上作彌撒的人物形象。它使我想起了托馬斯·曼寫過的一本書，書名叫《約瑟夫在埃及》。我在「匹克威克」書店裡曾倉促地瀏覽過這本書，當時覺得並不怎麼吸引人。我決定把這本書再讀一遍。
「然後呢？」
「我不想看！」
讀了這本書後，梅里爾說道：「我們為什麼不去看看他呢？」就是在這個時候，我的喜悅變成了羞愧。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我十四歲。我的心裏充滿了對現實生活的熱烈的憧憬，不耐煩地等待著它的到來。在服滿了漫長的童年的刑期之後，我將會被釋放出來，踏上現實生活的旅途。
他談起了「文學的價值」和「保護文明不受野蠻勢力侵害的必要性」，我不斷地點頭稱是……我們到這裏來實在是有點荒唐——這是我期待了整整一個星期的感覺——這種感覺最終佔了上風。早些時候，我們只能說些蠢話，後來在真的喝茶時，那給了這整個過程名稱的社會禮節又給我們製造了丟臉的新機會。我擔心自己會做出什麼不合禮節的蠢事來，這種擔心把我腦子裡本來想大胆說出的一切念頭都趕跑了。
「沒有，」他說：「是他妻子接的電話。」
「德國靈魂的高度和深度都反映在音樂里，」他說。
我現在身處文學世界的覲見室里，我渴望生活在這個世界中，即使是做一名地位最卑微的公民。（我根本沒有想到告訴他我想當作家，這和告訴他我在呼吸一樣毫無意義。我在那裡——如果我必須到那裡的話——是作為一個崇拜者，而不是想要和他平起平坐。）我在這裏見到的這個人只會說一些格言警句，雖然他就是寫托馬斯·曼的書的那個人；而我說出的都是一些傻乎乎的話，雖然我的心裏充滿了複雜的情感。我倆都沒有處於最佳的狀態。
我不想和他見面。梅里爾在我家，那是一個星期天，我的父母都出去了，我倆在他們的房間里，躺在他們的白色緞子床罩上。雖然我再三懇求反對，但他還是帶來了一本電話號碼簿，在「M」條下查找起來。
在我讀《魔山》讀得雲里霧裡的時候，我根本沒有想到他也在這裏。要說那時我住在加利福尼亞南部，托馬斯·曼也住在加利福尼亞南部，這兩個「住」字和「在」字的意思都是不一樣的。他在的地方，我都不在。歐洲，或童年之外的世界，那嚴肅意義上的世界。不，甚至連那也不是。對我來說，他就是書，不是一本書，而是許多書。我當時正在讀《三十年短篇小說集》。我九歲的時候——我認為那時確實是我的童年時代——我在讀《悲慘世界》時傷心愁悶了好幾個月（當時正讀到芳汀被迫出賣頭髮那一章，這個情節使我成了一個有意識的社會主義者）。對我來說，雖然托馬斯·曼沒有死，但他又和維克多·雨果一樣是死了的。
「聽我說，這沒什麼好笑的，」我說：「我以為你真的要打電話呢。」
他拿起了話筒。我衝出屋子，跑出經常都沒上鎖的前門，穿過草坪，跳到停在人行道那邊的龐蒂亞克的旁邊。車鑰匙沒有拔|出|來（你能把車鑰匙放在別的什麼地方呢？）。我站在街中間，用雙手按住耳朵，好像在那裡我也能聽到梅里爾在打那令人傷心、不可想象的電話似的。
門開了，終於可以鬆口氣了：那位德國夫人雙手端著一個裝著餅乾，小蛋糕和茶具的托盤，慢慢地走到靠牆邊的沙發前面的一張小桌子邊，並彎下腰把托盤放在那小桌子上面。托馬斯·曼站起身，繞過桌子，向我們招招手示意我們到沙發那裡去。我看到他很瘦。我很想坐回我和梅里爾剛來時坐的座位上，托馬斯·曼一坐到鄰近的一把帶翼扶手椅上，我便立刻挨著梅里爾坐下了。卡西婭·曼提著一把沉重的銀茶壺，把茶斟進三個精緻的茶杯里。在托馬斯·曼把茶碟放在膝頭上，舉起茶杯放到嘴邊（我倆也一起跟著他這麼做）的時候，她低聲用德語對他說了句什麼，他搖了搖頭。用英語回答了一句話，好像是「沒關係」，或「不是現在」。我聽到她嘆了一口氣，然後就出去了。
梅里爾問他近來在寫些什麼。
這比我想象的更糟糕，但我是怎麼想象的呢？「真是太——太蠢了！」
「他下周星期天下午四點等我們去喝茶。」
「該死，」在快到我家的時候，梅里爾打破了長久的沉默說道：「我們應該把書帶去請他簽名。」
「H·T·勞波特，」我低聲說道。這是我第一次說出這個有著難懂的縮寫和顯眼的短橫的迷人的名字。
當然，我可以拒絕去，但我又怕如果我不去，這位被我錯當成愛麗兒的魯莽的卡利班會獨自一人去拜訪那位魔術師。不管梅里爾平時對我怎樣尊重，在崇拜託馬斯·九-九-藏-書曼這件事情上，他自認為和我是平等的。我不能讓梅里爾未經仔細思考便去打擾我心中的聖人。如果我和他一起去，起碼我可以限制此行可能造成的損害，岔開梅里爾可能會說出的幼稚無知的話。我有一種印象（這是我這段回憶中的最令我感動的地方），托馬斯·曼可能會被梅里爾或者我的愚蠢所傷害……愚蠢是經常會傷害人的。因為我尊崇托馬斯·曼，所以保護他不受傷害就是我義不容辭的責任。
「她是這樣說的？聽起來她好像有點生氣。」
幾個月以後我的生活有了大的變動——我真正的生活開始了。一月份畢業以後，我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讀了一學期。不幸的喬治進了聖昆廷州立監獄。一九四九年秋，我離開了加州大學進了芝加哥大學，梅里爾和彼得也進了這所大學（他倆都是在六月畢業的）。我在芝加哥大學學習哲學，然後，然後……我繼續我的生活，而我後來的生活居然和我在十四歲時滿懷自信想象出的情況基本相同。
下午是我尋寶的時間，我從不喜歡在放學后直接回家。在圖森，除了到那家文具店去之外，最讓我感到興奮的延遲回家的活動是沿著通向唐克佛得山麓的古西班牙小路行走，一路上我可以仔細觀察那些刺人最厲害的樹形仙人掌和仙人果，在地上搜索箭頭和蛇，撿一些漂亮的石頭裝在衣兜里，想象自己迷路了或是唯一的倖存者，希望自己是印第安人，或是那孤獨的漫遊者。在加利福尼亞，漫遊的場地不同，我也就成了一名和從前不同的孤獨的漫遊者。在大多數的日子里，放學以後我便從辛德勒大街乘電車急匆匆地趕到不遠的市區。離好萊塢大道和高地大街相交的十字路口不遠就是我的小小的目的地：一兩層高的「匹克威克」書店；一家唱片商店，店主允許我每周在聽音間里度過幾個小時，狂聽他們的唱片；一處國際書報攤，我在那裡拚命地瀏覽各種報刊：《黨派評論》，《肯亞評論》，《西瓦尼評論》，《政治》，《重音》，《虎眼》，《地平線》等等；那裡還有一間門面，一天下午我無意中跟著兩個人走進了那開著的門，我覺得那兩個人很漂亮，我從來沒有遇到過這麼漂亮的人。我以為我走進的是一家健身房，結果卻是雷斯特·霍頓和貝拉·勒維茨基舞蹈團的排練室。啊，黃金般的年代！它不但是，而且我也知道它是。很快，我就在進行各種嘗試了。我在自己的房間里寫模仿的小說，記真正的日記；製作詞語單來擴大我的詞彙量，這些詞語單上寫著各種各樣的詞語；播放著唱片扮指揮；每天晚上讀書讀到眼睛疼。
「您的小說很快就會面世嗎？」梅里爾問道。
我沒有覺得鬱悶或惱怒，並不是因為我認為抱怨毫無用處，而是因為我的性格的一面是不滿，那在我的整個童年時代都讓我感到的不滿，而與此相對的另外一面則是快活。我不能將這種快活分給別人，因此它在穩步地越積越多，自從這次搬家以後我常常在快到夜裡的時候感到一陣陣的欣喜。在這之前我們搬過八次家，不管我們是住在獨立的房子里還是住在公寓里，我從來都沒有過自己的房間。而現在，我有了，而且還不是在我的要求下才有的。我有了自己的門，我可以在被送進房間並關燈以後打著手電筒讀幾個小時的書，不是藏在被子里讀，而是在被子外面讀。
我從未對任何人講起過這次會見。多年來我都把這件事當作一個秘密，就像那是一件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情似的。這件事就像是發生在另外的兩個人之間，發生在兩個幽靈之間，兩個在到別的什麼地方的路上臨時碰到的人之間一樣：一個害羞，熱情，陶醉於文學的孩子和一個住在太平岩的流亡文學聖人。
「然後她問我知不知道她們家的地址。」
我從很小的時候起就酷愛讀書（讀書是在他們的生活里插|進一把刀），什麼亂七八糟的書都讀：童話，連環畫（我收藏有許多連環畫），康普頓百科全書，波布希雙胞胎和其他斯特拉特梅爾叢書，關於天文學，化學和中國的書，科學家的傳記，全套的理查德·哈利伯頓遊記，還有相當數量的維多利亞時代的經典作品。四十年代中期的一天我在圖森市中區的一家賣文具和賀卡的商店閑逛，在商店的後面部分，我就像一下子跌進了一口裝滿書籍的深井，在這裏發現了許多現代文庫版的書籍。這裡有各種流行書刊，在每本書的封底有我的第一份書單。我只好買來讀（小的九十五美分一本，大的一美元二十五美分一本），每本書都像木匠的尺子一般，讓我展開了自己的想象力。在到達洛杉磯后的一個月之內，我找到了一家真正的書店，這是我沉醉於書店的一生中所遇到的第一家：好萊塢大道上的「匹克威克」書店。我每隔幾天就要在放學以後到那裡去，站著看遍那些世界文學作品。有錢的時候就買，膽大的時候就偷。每次偷了書，我都要責罵自己好幾個星期，害怕將會因此受到懲罰而帶來屈辱。但我只有那麼一點點零花錢，我又能怎麼辦呢？奇怪的是我從未想過到圖書館去讀書，我一定要得到那些書，看到它們整整齊齊一排排地擺在我那小小的房間的一面牆前。它們是我的守護神，我的宇宙飛船。
「我們盼望讀到這本書，」我嘴裏這麼說，心裏卻仍在盼著他跟我們談談《魔山》。
最後這個問題我們反覆討論過。對約翰·凱奇奏出的刺耳雜音，我們抱的是恭敬的態度，我們知道我們是在欣賞醜陋音樂。我們虔誠地聽托赫，克熱內克，欣德米特，韋伯恩，勛伯格的作品（我們的胃口極好，消化力也極強），但我們誠心喜愛的是斯特拉文斯基的音樂作品。由於斯特拉文斯基顯得特別蒼老（我們有兩次星期一在威爾謝·艾貝爾音樂廳的小禮堂里見過他，當時因戈夫·達爾在那裡指揮演出他的作品），我們對他的壽命十分擔心，這甚至讓我們產生了替我們的偶像去死的瘋狂念頭。我們常常討論的問題是：我們做出這犧牲的條件是什麼？斯特拉文斯基要活多久才值得我們現在當場就死？
「不知道我們會不會見到埃莉卡，」梅里爾也小聲對我說道。
「她說：『等一下，我叫我的女兒來，』」梅里爾驕傲地繼續說道：「她女兒來了，我又說了一遍——」
在這個星期中我和梅里爾在放學后碰過兩次頭。我不再責備他，也不那麼生氣了，我只是越來越覺得難受。我落入了陷阱。因為我不得不去，所以我需要感覺和他接近，讓這成為一件我們共同的事情，這樣我們就不會丟臉了。
我咬緊了牙齒沒有說話。
「噢，」我應道，我並不是想象出了H·T·勞波特是什麼樣子，而是對這個名字的主人是女性感到有點兒意外。
「我最近剛完成了一部根據尼采的生活經歷寫出的小說，」他一字一頓地說，「不過我的主人公不是一位哲學家，而是一位作曲家。」
「對翻譯者來說，這也許是一本最難的書，」他說：「我想，勞波特夫人恐怕還從來沒有碰到過這麼難譯的書。」
我對他充滿敬畏，他就在我的面前，這使得我在開始的時候只看到了他而看不到別的東西。現在我開始多看到一些東西了，例如，他那顯得有點凌亂的桌子上的東西：鋼筆，墨水台，書籍，紙張，還有一套裝在銀框里的小照片，但我只能看到照片框的背面。牆上掛著許多照片，但我只認出了一幅羅斯福總統和另外一個人的合影，我記得另外那個人好像穿著軍裝。此外便是書，書，書，幾個從地板到天花板的大書架上面全都堆滿了各種各樣的書。和托馬斯·曼在同一間屋子裡，這真是一個令人激動，令人驚異的偉大事件。但是，我也感到了我所看到的第一個私人圖書館對我的誘惑。
讀書，聽音樂，這是進入忘我狀態的勝利。幾乎我所敬慕的一切都是死去的人（或很老的人）或別的地方的人特別是歐洲人製作的，這在我看來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他說話像一本書，我一點兒也不會在意。我希望他說話像一本書。我隱隱約約開始有點在意的是（我當時說不清）他說起話來就像是在做文學評論。
二十年？顯然。但我們認為，這太容易，而且也太好了，我們難以指望。我們覺得斯特拉文斯基是個古樸的人，給他二十年的壽命，這對在一九四七年時年僅十四歲的我和十六歲的梅里爾來說簡直是一個難以想象的巨大數字（I.S.活得比這還長，真可愛）。堅持用我們的九*九*藏*書生命為斯特拉文斯基換來多活二十年似乎沒能表達出我們的熱情。
他問我們喜歡哪些作家，我正在猶豫該怎麼回答（我喜歡的作家太多了，但這時我只能說幾個名字），他又繼續說話了。我記得他的原話是：「我想是海明威吧，在我的印象中，他是最具有代表性的美國作家。」
我們的談話就這樣開始了。
「我知道音樂對您有多重要，」我大胆地說道，希望這樣可以讓談話更好地進行下去。
多年以後，我成了一名作家，也認識了許多作家，我學會了在人和工作之間更多的容忍。然而，即使現在，我仍然覺得這種衝突不正當，不合適。在我的經歷中的深層記憶常常是關於難為情的感覺的記憶。
十個月以後，在預先作了許多宣傳的《術士浮士德》（「本月暢銷書俱樂部」中選書，第一次印刷超過十萬冊）問世後幾天內，我和梅里爾到了「匹克威克」書店。書店前部的一張金屬桌子上堆滿了一摞摞相同的書，我們眼睛都看花了。我們各自買了一本，然後一起讀這本書。
「然後我就說……你知道我說了什麼。我說我們是兩個高中生，我們讀了托馬斯·曼的書，想見見他——」
十五年？當然。
「她說，」他固執地說下去：「『等一下，我問問我父親。』也許她說的是『等等，我問問我父親。』她走開的時間不長……她回到電話邊說道——這是她的原話——『我父親下周星期天下午四點等你們來喝茶。』」
「太棒了，」梅里爾在我家門口我下車時說道。
我考慮了一下這個結局，然後再一次說道：「噢，梅里爾，你怎麼能這樣做呢？」
結束幾乎就在眼前。我已進入少年時代，我要在十五歲念完高中，然後，再然後……一切都會揭曉。與此同時，我在等待，在計算著時間（還是十四歲）。我們家不久前從亞利桑那州南部的沙漠地區搬到了加利福尼亞南部的海岸邊。這是一個新環境，有新的消遣的機會，我對此表示歡迎。一九四五年，我那到處漂泊的寡婦母親再次結婚，嫁給了一個英俊的陸軍航空隊的王牌飛行員。他的胸前掛滿了勳章，身體里還留有炮彈的碎片，被送到這沙漠地區來住一年的醫院（他在一九四五年六月六日盟軍在諾曼底登陸五天後被擊落），在這裏他把她擊落了。第二年，我們這個重組的家庭的一家人——母親，繼父，小妹妹，小狗，從過去的日子里留下來的名義上領取工資的愛爾蘭保姆，加上總是和大家格格不入的我——搬出了我們在圖森市郊的一條泥路邊的灰泥粉刷的平房（桑塔格上尉就是在這裏加入我們家的），搬進了聖費爾南多谷的一座小房子里。小房子有舒適的百葉窗，周圍是薔薇花叢籬笆，門口還有三棵白樺樹。在這裏，為了重現家庭生活和我那難以讓人信服的剩餘的童年，我通常假裝安靜地坐著。我的繼父雖然已經退役但仍然精力充沛，每到周末，他常常把牛裡脊肉和塗了黃油的玉米用錫箔緊緊地包好，讓我們在天井裡烤來吃。我吃呀，吃呀，看著我鬱鬱寡歡，瘦骨伶仃的母親撥弄著盤子里的食物，我怎麼能不吃呢？繼父的精力充沛得可怕，而母親的神情卻冷漠得嚇人。他們沒法開始玩家庭了——太晚了！我跑到了一邊，雖然我看上去還是那長著一張嬰兒臉，發育過度，正在大嚼著第四個玉米穗的女兒，其實我已經走了。童年就只剩下這麼一點點了。直至戰爭結束（這是戰爭時期的慣用語，它第一次給了我一種示範，可以為了有利於更美好的將來而以居高臨下的方式看待目前），直至戰爭結束，你都可以顯得喜歡他們的娛樂活動，避免衝突，狼吞虎咽地吃東西。其實我是害怕衝突，我也實在是餓壞了。
「噢，」我說道。
「打電話？」
前門開著，一眼可以看到小小的客廳。客廳里裝飾著一些早期美國式的傢具，我母親在收集這種傢具。房子里一片寂靜。我穿過客廳來到飯廳，然後轉彎走過我的房間和我父母的衛生間旁的短廳進了我父母的房間。
我記得當時我開始考慮什麼時候才是體面地離開的時機，我猜想，雖然梅里爾一臉輕鬆自如的樣子，但他一定也巴不得立刻就走。
四年？我嘆了口氣。梅里爾，咱們繼續吧。
「你沒有真的打電話！」
我的另外一個最好的朋友是梅里爾。他和我一樣在上二年級，只不過是在另一所中學。他也和我一起上了芝加哥大學。他金髮碧眼，性情孤傲，身體結實。他具有各種各樣的「帥」的特徵，是個「靚仔」，「帥哥」。但是，我有一雙善於識別獨往獨來者的慧眼（在各種偽裝之下），我一眼就看出他也是一個很聰明的人。真的聰明，因此也就不合群。他的嗓音低沉甜美，臉上常常掛著羞怯的微笑。他的一雙眼睛有時會微笑，而嘴巴卻不動。梅里爾是我的朋友中唯一的我喜愛得不得了的一個。我喜歡看他。我想和他融為一體，或是他和我融為一體。但是，我必須尊重那不可逾越的障礙：他比我矮几英寸。除此之外，我想不出還有什麼其他的障礙。他有點不夠坦率，精於算計（從字面意思上來理解也是如此，他說話的時候嘴裏常常掛著數字）。對有時候讓我深受感動的事，他卻顯得有點兒無動於衷。他很講實際，在我激動的時候，他卻能保持冷靜，這些都讓我印象深刻。他家裡有母親，親生父親，弟弟（是個數學神童），甚至還有爺爺奶奶，但我說不清他對自己那看似幸福的家庭的真實想法是怎麼樣的。梅里爾不喜歡談感情，而我卻急切地想表達我的感情，喜歡把感情從我自己身上轉而集中到某種我敬慕或憤恨的事情上面去。
我說我明白這一點。
呵，他說，咱們來吃吧。他沒有微笑，只是向我們示意，讓我們吃蛋糕。
現在他談起了歌德……
他說那是一本歐洲味很濃的書，書中描寫的是發生在歐洲文明中心的衝突。
我現在仍然能感覺到自己從令人窒息的童年中解放出來時的興奮和感激。是敬慕之情解放了我，還有作為體會強烈的敬慕感的代價的難為情。那時我覺得自己已是個成年人，但又被迫生活在孩子的軀殼裡。後來，我又覺得自己像一個有幸生活在成人的軀殼裡的孩子，我的那種認真熱情的品質在我的童年時期就已經完全形成，它使我現在還繼續認為現實還未到來，我看到在我的前面還有一片很大的空間，一條遙遠的地平線。這就是真實的世界嗎？四十年以後，我還是像在漫長而累人的旅途上的小孩子一樣，不停地問著「我們到了嗎？」我沒有獲得過童年的滿足感，作為補償，我的前方總是呈現著一條滿足的地平線，敬慕的喜悅載著我不斷地向它前進。
電話聽筒已放回了原位，梅里爾坐在床邊向著我笑。
「你說了些什麼？」
「對，另一個女人的聲音，她們說話都帶外國口音。她說：『這是曼小姐，你想做什麼？』」
托馬斯·曼放下茶杯和碟子，用他的厚厚的白色餐巾的邊緣擦了擦嘴角，然後說道，他一直很喜歡和美國的年輕人會面，他們展示了這個偉大國家的活力，健康和固有的樂觀的性格。我的情緒一下子低落了，我擔心的事終於發生了，他把話題轉向了我們。
「然後呢？」
五年？我們開始動搖了。但不同意似乎就不夠尊重，不夠熱愛。和讓世界再有五年的時間來欣賞斯特拉文斯基創作的作品相比，我和梅里爾的生命——不光是我倆作為加利福尼亞高中的學生的微不足道的生命，也包括我們認為還在等待著我們的充滿成就的生命——又算得了什麼呢？五年？可以。
十年？你可以斷言。
星期天到了。梅里爾駕著雪佛蘭來接我。下午一點整，他駕車到了我家門外的人行道邊（關於我們應邀到太平岩去喝茶的事，我沒有告訴母親或別的什麼人），兩點鐘時我們已行駛在寬闊空曠的聖雷默路上，在車上我們可以看到遠處的太平洋和聖卡塔利娜島。我們把車停在了距離1550號房子大約兩百英尺（從房子那裡看不見）的地方。
「就這些了，哦……她說再見。」
梅里爾發動了汽車。像兩個第一次逛了窯子正開車離開的少年一樣，我們開始在車裡評價我們的表現。梅里爾認為我們的訪問是一次勝利，而我卻覺得羞愧，沮喪，雖然我也認為我們並不是完全在出洋相。
托馬斯·曼繼續慢條斯理地談論文學，我只記得當時自己如坐針氈，他說了些什麼我已經忘光了。我竭力控制自己不要吃太多的餅乾，但一不留神就又伸出手去拿了一塊。他點點頭，說，再吃一塊吧。這太可怕了，我真希望他不管我們，讓我在他的書房裡看看他的書。
我很想說點什麼讓他放心的話，但沒敢說出來。
我說我非常喜歡《魔山》。
兩個當地的高中生竟然會知道尼采和勛伯格，這在他看來好像是完全正常的事情。在這個世界上，熟悉這些名人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情，那時還涉世未深的我第一次知道了這一點，我為此感到高興。然而，他似乎也希望我們是兩個美國人（他想象中的美國人），像他一樣具有代表性（就像他認為海明威可以代表美國作家一樣，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我知道這很荒唐，因為我們什麼也不能代表，我們甚至不能代表我們自己——確實不能很好地代表我們自己。
我打量著這個房間。房間好像很大，透過一扇大窗戶可以看到外面的景物。這時我才意識到他就坐在一張碩大華麗的黑桌子後面。卡西婭·曼為我們做了介紹。這就是那兩個學生，她對他說道。在向我們介紹的時候，她稱呼他托馬斯·曼博士。他向我們點了點頭，說了幾句歡迎的話。他穿著一套米色西服，打著領結，就像在《三十年散文集》的卷首照片里的他一樣。他和一本正經地坐著拍的照片一模一樣，這是第一件讓我感到吃驚的事情。這種相似令人不可思議，簡直是奇迹。現在回想起來，這並不是因為那是我第一次見到一個通過照片已經對他的模樣有了很深的印象的人的httｐs://rｅad•９９csｗ.ｃom緣故。我還沒見過照相時不做出放鬆的樣子的人。他和照片相似，這好像是做出來的，就像他正在擺好姿勢準備拍照一樣。但是，那張全身照並沒有讓我想象到他的身體很弱，也沒有讓我看出他嘴唇上的鬍鬚很稀疏。他的皮膚很白，但雙手卻是斑駁的顏色，手背上青筋突出，眼鏡後面的一雙琥珀色的眼睛很小。他筆直地坐著，顯得很老很老。事實上他那時已經七十二歲了。
「有時候，」他說：「會有人問我認為自己最重要的小說是哪一部。」
「這怎麼是蠢呢？聽起來挺好的。」
「你跟他說話了？」我快要哭出來了：「你怎麼能這樣做呢？」
（徐天池 譯）
我在忐忑不安中度過了一個星期。我將被迫去見托馬斯·曼，這似乎是一件極為不妥的事情，而他要浪費時間來會見我則是一件顯得十分荒唐的事情。
「打了什麼？」
我想我們後來再也沒有談起過這件事。
太陽火辣辣地掛在空中，大街上一個人也沒有，兩個鐘頭里只有幾輛汽車開過。三點五十五分時，梅里爾鬆開了剎車，我們靜悄悄地滑行下山，在1550號門前停下了。我們鑽出汽車，伸了伸懶腰，發出一些假裝出來的呻|吟聲以互相鼓勵，然後儘可能輕輕地關上車門，走上門前小道，按響了門鈴。好悅耳的鈴聲，噢。
「為什麼沒有呢？」他說，「這挺好啊。」
我在心裏想，他說話這麼慢，是因為這就是他說話的方式呢？還是因為他是在用外語說話呢？還是因為他覺得自己必須說這麼慢，否則（因為我們是美國人，我們是孩子）我們就聽不懂他說的是什麼呢？
就像我們真的演練過要說些什麼似的，我和梅里爾找到了一種恰當的，無拘無束的提問節奏，只要托馬斯·曼的緩慢的話語一停，我倆便提出新的問題，同時也表達出我們對他所說的一切的讚賞與感激。梅里爾表現得很好，正是我喜歡的那個梅里爾：鎮靜，迷人，一點兒也不蠢。我還擔心他在托馬斯·曼面前會丟臉從而讓我也丟臉，我為這種想法感到慚愧。梅里爾的表現棒極了，而我的表現則很一般。讓我感到意外的倒是聽懂托馬斯·曼的話一點兒也不難。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我在我的阿拉丁的洞穴「匹克威克」書店裡買到了一本《魔山》，在從書架上取書的時候，我看到了在扉頁上用斜體字書寫的日期——我當時正在練習寫斜體字。
「但它也是我老年時代的書，」停頓了很久之後，他又繼續說道：「是我的《帕希發爾》，當然，也是我的《浮士德》。」
我的偶像越積越多。在音樂方面有斯特拉文斯基，而在文學方面則有托馬斯·曼。
「對呀，」梅里爾叫道。
「我打了。」他還在笑。
梅里爾含混不清地說他沒有讀過海明威的書。我也沒讀過，但由於吃驚，我沒有回答。托馬斯·曼會對海明威感興趣，這太讓人想不通了。在我的印象中，海明威是一位受歡迎的作家，他的書都是關於打漁和拳擊的（我討厭體育運動），他的小說被拍成了浪漫電影（我喜歡英格麗·褒曼，也喜歡亨弗萊·鮑嘉）。從別人談論的情況來看，我覺得他的書不是我應該讀的，他也不是我的托馬斯·曼會認真對待的作家。但我一下子明白過來，不是托馬斯·曼喜歡海明威，而是他認為我們喜歡海明威。
我聽到我們背後的門關上了。托馬斯·曼示意我們坐在桌子前面的兩把硬背椅子上。他點燃一支香煙，身體後仰靠在了椅背上。
「不，不，她的聲音聽起來不像是在生氣。也許她說的是『我是曼小姐，』我記不清了。但說老實話，她的聲音聽起來不像是在生氣。接著她說道：『你想做什麼？』不，等等，她說的是『你想要做的是什麼？』」
我也很快就有朋友了，令我驚訝的是，我的朋友並不比我大多少。我可以向我的朋友訴說那些讓我入神讓我狂喜的事情。我不指望他們讀了和我一樣多的書，只要他們願意讀我借給他們的書就夠了。他們都擅長音樂，而我在這方面完全是個新手，這是多麼快樂的一件事呀！我希望有人教我音樂，可要實現這一願望甚至比要實現我和人分享快活的願望還要難。就是這個願望使我結交了最早的朋友：兩個四年級的學生。作為一名二年級學生，我一進入這所新學校就投向了她們。她們的音樂修養比我高得多。她倆不但各自精通一種樂器，艾琳吹長笛，梅爾彈鋼琴，而且都是在這裏土生土長的，受到過深刻的音樂藝術的熏陶。加利福尼亞南部有許多各國逃亡來的藝術家，他們受雇於大電影製片廠的全配置的交響樂團。晚上，他們在方圓百里範圍內為小群的聽眾們演奏卡農曲和當代室內樂的保留曲目。艾琳和梅爾也在聽眾之中，她們的音樂品位因此得以提高。此外，由於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洛杉磯在高雅音樂方面有自己獨特的見解，她倆的音樂鑒賞標準簡直到了難以理喻的苛求的程度。這裡有室內樂，也有別的一切形式的音樂（歌劇在音樂上的檔次太低，不值一提）。
「我的忠實的翻譯正在忙著呢，」他說。
我真是個膽小鬼，我平生第一次或許是最後一次這樣想。我使勁呼吸了好一會兒，竭力恢復自制力，然後才放下雙手，慢慢往回走。
房子里一片寂靜。她回來了。「請跟我來，我的丈夫在他的書房裡會見你們。」
「要求有深厚的德語功底，而且還要有機靈勁兒，因為我書中的一些人物使用方言對話。還有魔鬼——對，魔鬼是我書中的一個人物——說的是十六世紀時的德語。」托馬斯·曼很慢很慢地說著，還抿著嘴笑了笑：「恐怕這對我的美國朋友來說沒有什麼意義。」
他談話時不用人提示。我記得他的態度很嚴肅，說話帶外國口音，話也說得很慢。我還從來沒有聽到過有誰說話這麼慢。
「瓦格納，」我說。說這話時我暗暗擔心這會招來麻煩，因為雖然我讀過托馬斯·曼寫的關於瓦格納的文章，但我從來沒有聽過瓦格納的歌劇。
每個朋友都是最好的朋友——我不知道還有什麼別的情況。我的兩位音樂老師次年秋季進入了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除了她倆外，我還有一個朋友，是我二年級的男同學。他是我在中學的最後兩年裡的浪漫夥伴，而且和我一起進入了我在十三歲時就選擇好了的大學——芝加哥大學。彼得是個難民，沒有父親（他是匈牙利和法國人的混血兒）。他的身世比我還坎坷。他的父親被蓋世太保逮捕了，他和母親從巴黎逃出來到了法國南部，從那裡經里斯本在一九四一年到了紐約。在康涅狄格州的一所寄宿學校過了一段時間之後，他在這裏和單身的亨尼婭重聚了。亨尼婭長著一頭紅色的頭髮，皮膚曬得黝黑（我認為她看上去很年輕，雖然她沒有我的母親漂亮）。我們的友誼是在學校的自助食堂里開始的，我們各自誇耀自己光榮犧牲的父親，述說他們的一些趣聞軼事。我和彼得爭論關於社會主義和亨利·華萊士的問題。「月桂影院」是我倆發現的上映外國影片的電影院，我和他手牽著手在那裡看了許多電影：《開放城市》，《田園交響曲》，《天堂里的孩子》，《麵包師的妻子》，《短暫相遇》，《美女與野獸》等等。我們在峽谷和格里菲斯公園裡騎自行車，擁抱著在草叢裡打滾。我記得，彼得最愛的是他的母親，我，和他的比賽用自行車。他長著一頭黑髮，神經質，又瘦又高。我是家裡最小的孩子，但我總是班上最高的女生。不僅如此，我也比班上大多數男生高。雖然對奧運會之類的問題我總有自己與眾不同的獨立見解，但在身高方面我卻可悲地堅持著傳統的觀念。男朋友不但應該是最好的朋友，而且還應該比自己個子高，而符合這個標準的只有彼得。
我們的私密空間是在車裡。梅里爾有真正的駕駛執照，而我只有一本「初級」執照，那時候在加利福尼亞十四歲至十六歲的人可以擁有這種執照，但只能開自己父母的車。我們自己都沒有車，只能開父母的車，因此我倆的執照的區別實際上毫無意義。夜裡在馬爾荷蘭大道的邊緣，我們坐在他父母的藍色雪佛蘭或我父母的綠色龐蒂亞克里，下面一片綠色的閃爍的燈光就像是無邊無際的機場。我們的周圍停了許多車，一對對情人在他們的車裡做|愛，而我們也在我們的車裡追求著自己的歡樂。我們各自用不準確的高音唱出一些旋律然後互相提問：「OK，聽，這是什麼？」我們互相考試對方記住了多少克歇爾編號單，牢記住了那長長的六百二十六部作品的號碼和名稱；我們爭論布施四重奏團和布達佩斯四重奏團的優劣（我是一個令人難以忍受的布達佩斯派）；我們討論購買吉澤金演奏的德彪西作品的唱片是否合乎道德標準，因為我聽艾琳和梅爾說過他過去和納粹黨的關係；我們竭力說服自己，讓我們自己相信我們是喜歡上個星期一在「房頂之夜」音樂會上聽到的約翰·凱奇在事先準備的鋼琴上演奏的作品的；我們還談論斯特拉文斯基還能活多少年。九九藏書
一直在這裏消磨時光的托馬斯·曼的生活也有了變動。他和他的卡西婭（他們在一九四四年成為美國公民）將在一九五二年離開加利福尼亞南部永遠回到歐洲那平緩的魔山去。在美國的十五年中，他一直住在這裏，但他又並沒有真正地住在這裏。
「梅里爾，別打！」
雖然宣傳得很厲害，但這本書並不像托馬斯·曼預期的那樣轟動。評論家們只說了一些無關痛癢的客套話，他在美國的地位開始有點降低了。羅斯福時代真的結束了，冷戰時期已經到來。他開始考慮回歐洲去了。
我們跟著她，幾乎走到了狹窄幽暗的通道的盡頭，一直到了樓梯前面。那裡的左邊有一道門，她打開了這道門，我們跟著她走進去，又向左轉，才算真正進入了托馬斯·曼的書房。
梅里爾說我倆都對勛伯格很有興趣，但他沒有做出回應。看到梅里爾臉上的茫然的神色，我睜大雙眼表示對他的鼓勵。
我們前後相愛。首先是音樂——他學過幾年鋼琴（他的弟弟拉小提琴。雖然幾年前，我曾求母親讓我學的是鋼琴，不，應該是幾年前我才停止求母親讓我學的是鋼琴，但這同樣讓我嫉妒得要死）。他領我去免費聽音樂會（夏天在「好萊塢盆地」音樂廳），我則讓他成了星期一室內樂系列演出「房頂之夜」的常客。以前艾琳和梅爾帶我到那裡去過。我倆都在收藏唱片，我們的收藏品幾乎是相同的（都是78轉的，幸好我們不知道就在這一年後密紋唱片就問世了）。我們也一起到「高地唱片商店」的涼爽，黑暗的聽音間去聽唱片。有時候，他到我家裡來，即使我的父母在家，有時候我也到他家裡去。他的母親是個守舊但很好客的女人，我記得她的名字叫起來有點兒讓人覺得難為情：霍妮。
「但是我不想見他！」我哭著說。
現在他談的是藝術家與社會。他用的詞語和《星期六文學評論》記者採訪他時所用的詞語一樣，我讀過那篇採訪記。自從我在《黨派評論》上面發現那些花哨的散文和複雜的論點並開始在好萊塢大道上的報攤上購買這份雜誌以後，我對《星期六文學評論》便不再有多大的興趣了。但是，我又轉念一想，我覺得他說的話有點熟悉是因為我讀過他的書，他不會想到我是他的一名狂熱讀者。他為什麼不說點兒沒有說過的話呢？儘管如此，我還是拒絕感到失望。
嗯，托馬斯·曼問道，你們喜歡哪些作家？
我覺得自己就像是生活在貧民區的人。我的任務就是躲開那些胡說八道的傻話（我覺得我都快被傻話淹沒了）——同學和老師所說的快活的空話，還有在家裡聽到的庸俗不堪的廢話。每周一次的戲劇表演全是陳腐不堪的插科打諢，那些甜甜蜜蜜的上榜流行歌曲，棒球比賽和職業拳擊賽的歇斯底里的解說，收音機的喧鬧聲在每天晚上和星期六、星期天的大部分時間里在客廳里回蕩，那簡直是一種無休止的折磨。我磨牙，我絞頭髮，我咬指甲，我很有禮貌。城市郊區孩子的童年裡充滿了各種新的，部落式的樂趣，這些樂趣對孩子是很大的誘惑，它們很快就吞噬了我的妹妹。雖然我抵禦住了這種誘惑，但我也不是一個不合群的人，因為我認為我自己的面容是親切友好的。（我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女孩子。）我弄不清別的人怎麼看我，因為在我看來，別的人都令人驚異地什麼也沒看見，也沒有一點兒好奇心。而我卻什麼東西都想學。這是我和我至今所遇到的每一個人的令人氣惱的差異。我確信在別的地方一定有許多和我一樣的人，我也從來沒有想過有什麼人能夠阻止我。
「慢點，」我打斷他的話說道：「他的妻子離開了電話，你等了一會兒，然後聽到另外一個人的聲音……」
「瞧！」他看了我一眼說道。我在驚恐中看到：太平岩聖雷默路1550號。
梅里爾說他喜歡羅曼·羅蘭（《約翰·克利斯朵夫》）和喬伊斯（《青年藝術家的肖像》）；我說我喜歡卡夫卡（《變形記》，《流放》）和托爾斯泰（他後期的宗教作品和長篇小說）。說到這裏我想到他似乎在期待著我說出一位美國作家的名字，便搭上了一個傑克·倫敦（《馬丁·伊登》）。
通常我們定在四年，最少四年。對，為了斯特拉文斯基能多活四年，我倆之一願意在當時當地立刻去死。
「我說我們是兩個高中生，我們讀了托馬斯·曼的書，想見見他。」
我當天晚上就開始讀這本書，開頭幾晚讀的時候我簡直連氣都喘不過來，因為這本書和我喜歡讀的別的書不一樣，這是一本讓人脫胎換骨的書，是發現和認識的源泉。歐洲的一切都進入了我的腦子裡，只是我開始對它感到痛心。肺結核是一種不甚光彩的病（我母親這麼說的），我想象不出我的生父是什麼樣子，多年以前他就是在外國患這種病去世的。但自從我們搬到圖森以後，我們發現這種病在這裏似乎很普通，人們認為肺結核是情感與精神興趣的縮影！患了肺結核的病人群體就像山一樣高，他們是這沙漠中人們常去的小鎮的寫照，一種拔高了的寫照。這裏風光如畫，氣候感強，有三十多家醫院和療養院。我的母親為了一個患氣喘病的孩子而搬到了這裏，這個孩子就是我。在山上，性格就是想法，想法就是熱情，就像我通常的感覺一樣。但那些想法本身在輪流著拉長我和包藏我。有塞騰布里尼的人道主義衝動，但也有納夫塔的憂鬱和嘲諷。漢斯·卡斯托普是托馬斯·曼的這部小說里的主人公。他是個孤兒，是我毫無防護的心目中的英雄。我有這樣的想法並不是因為他是個孤兒，也不是由於我自己想象的忠貞。作者用一種居高臨下的態度把他描寫成一個頭腦簡單，過分誠懇，容易調|教，普普通通的人（以真實的標準來看，我認為自己就是這樣一個人）。雖然這樣的描寫沖淡了那種柔情，但我還是喜愛那柔情。如果漢斯·卡斯托普和古迪·圖修一樣（這是我的母親曾經加在我身上的駭人聽聞的罪名），那會是什麼樣的結果呢？這是他與別人不一樣的地方。我承認他虔誠的稟性；他如影隨形的孤獨，有禮貌地和別人生活在一起；在他排滿繁重的日常事務的生活中（監護人認為這樣對你大有好處），也有一些自由的，熱情的談話，這些都簡直和我當時的生活日程一模一樣。reａd•9９ｃｓw•ｃom
奇怪的是我想不起會見是怎麼結束的了。是卡西婭·曼進來告訴我們時間到了嗎？是托馬斯·曼說他必須回去繼續工作，接受了我們的感謝，然後把我們帶到他的書房門口的嗎？我想不起我們是怎樣告別——怎樣被釋放的了。在我的記憶中，我們坐在沙發上喝茶吃蛋糕的情景和我們又到了外面的聖雷默路上鑽進汽車的情景交叉淡變重疊到了一起。從那幽暗的書房裡出來，西斜的太陽也顯得非常明亮：時間剛過五點半。
圍繞著我和他會見的一切都蒙有一層讓人羞愧難當的色彩。
梅里爾繼續和他談著，竭力顯示自己對關於浮士德的傳說故事並非一無所知，與此同時，我卻在悄悄地打量這個圖書館，並盡量不讓我目光的遊離得那麼明顯。和我所預料的一樣，幾乎所有的書都是德文的，許多都是皮革精裝的成套書籍。令我感到困惑的是，大多數書的標題我都看不懂（我不知道有哥特花體字）。很少的幾本美國書看上去都是不久前才出版的，這些書都有鮮艷的蠟光紙護封，一眼就能辨認出來。
我為什麼要想和他見面呢？我有他的書。
我想告訴他我十分喜愛《魔山》，這本書我已經讀了兩遍，但這顯得太傻氣，而且我也害怕他會問我一些關於他的另外幾本我沒有讀過的書的問題，雖然他至此還一個問題都沒有提過。「我很喜歡《魔山》，」我最後乍著膽子說道，我當時的感覺是如果現在不說那就永遠沒有機會說了。
「瞧，他在電話號碼簿上。」
他揮了揮手說：「我打了。」
我還在想著海明威，我是不是應該讀點兒海明威的作品呢？
開門的是一個很老的女人，她滿頭的白髮在腦後盤成一個圓圓的髮髻。看到我們她似乎一點兒也不驚訝。她請我們進去，讓我們在光線很暗的進門通道里等一等——通道的右邊有一個客廳——然後沿著一條長廊走了進去不見了。
沒有人說話。我能感覺到屋子裡那種緊張微妙的寂靜，那是一種我在室內從未感受過的寂靜；我也能感覺到自己緩慢的一舉一動。我呷了一口茶，竭力不讓麵包屑掉下來，又和梅里爾偷偷地交換了一下眼色。也許現在我們的訪問該結束了。
「我就說，而且在最近的採訪中我已經這麼說了……」他停住了，我緊張得屏住了呼吸。他停了停后又接著說道：「是《魔山》。」我這才長長地出了一口氣。
「是的，」他一邊說，一邊從桌子上拿起一本打開的書，掂了掂，把它合上（用大拇指插在打開的地方），放回桌上，又把它打開。「你看，我現在正在查閱歐內斯特·紐曼的瓦格納傳的第四卷，這是一部寫得極好的傳記。」我伸長脖子，好讓書的標題和作者的名字能直接撞擊我的眼球。我在「匹克威克」書店曾看到過紐曼寫的傳記。
「噢，梅里爾……」我連再表示反對也不行了：「她說了些什麼呢？」
一時他顯得有點兒心不在焉，好像在回憶什麼事情。他又點燃了一支香煙，身體在椅子上稍微側了一點。接著他把香煙放進了一個煙灰缸里，用食指揉了揉唇上的鬍鬚。我記得他的唇須（我不知道還有誰有唇須）看上去就像是戴在嘴巴上的一頂小小的帽子。我不知道他的這個動作是不是意味著談話到此結束。
「但是我書中的作曲家所作的音樂和瓦格納不同。他的音樂與勛伯格的十二音體系或十二音音列相關。」
但是，不，他又繼續說話了。我記得他說到了「德國的命運」……「惡魔」和「深淵」……「浮士德和魔鬼討價還價」。他好幾次提到希特勒（他談到過瓦格納和希特勒的問題嗎？我想沒有。）我們儘力向他表明他對我們說的話沒有白說。
「我對你說過我會的。」
我看過一幅托馬斯·曼和他的家人一起拍的照片，腦子裡浮現出了卡西婭·曼的形象。她也在這裏嗎？只要梅里爾沒有直接和托馬斯·曼說話，也許事情還不算太糟糕。
下一步就是把這本書借給朋友讀，這樣才能感覺另外的人在這本書里找到的樂趣，和另外的人一起來喜愛它，談論它。我在十二月初把《魔山》借給了梅里爾。凡是我要他讀的書，他是不會耽擱的。結果他也很喜歡這本書，這真是太好了。
他問了我們的學習情況。我們的學習情況？這又是一件令人感到尷尬的事情。我敢肯定他對加利福尼亞南部的中學的情況一無所知。他知道駕駛員教育課（必修）嗎？打字課？早晨你急急忙忙跑過草坪去趕上第一節課時會看到草坪上的那些皺巴巴的避孕套（校園是情侶們夜裡幽會的好地方），如果他看到這種情況會感到驚訝嗎？我自己在到了這裏的第一個星期里所感覺到的驚訝揭示了我比別的同學小兩歲的區別，因為我傻乎乎地問他們，為什麼那些樹下有那麼些小小的氣球。令我感到驚訝的還有每天上午課間休息時到學校禮堂左邊的牆腳下來賣「茶」的那兩個「帕舒克」（那兩個墨西哥裔的少年這樣稱呼他們自己）。他能想象我們有些人認識的喬治有一支槍並拿著槍到加油站去搶工作人員的錢嗎？他能想象艾拉和內拉這一對侏儒姐妹居然領導了聖經俱樂部發起的抵制活動，並導致學校收回了我們的生物學課本嗎？他知道我們現在不學拉丁語了，也不學莎士比亞了，好幾個月以來，看得出來是被搞糊塗了的十年級的英語老師在每節課開始時便發給每個學生一本《讀者文摘》（讓我們每人選一篇文章來讀並寫一篇摘要），然後就一言不發地坐在講桌旁點頭，織毛衣，一直到下課鈴響嗎？在他祖國的盧卑克，十四歲的托尼奧·克羅格讓漢斯·漢森讀席勒的《堂·卡洛斯》，用這種方法向漢斯·漢森求愛，但他知道盧卑克離北好萊塢中學——法利·格蘭基和阿蘭·拉德的母校——的體操館有多遙遠嗎？他不可能知道，我也希望他永遠弄不清楚。希特勒，德國的毀滅，流亡，這些已經讓他夠難過的了，最好不讓他知道他現在離歐洲實際上有多遠。
三年？只為了額外的三年就去死？
我們事前已商量好了怎麼開頭。我先開口，談談《魔山》，然後由梅里爾提問題，問托馬斯·曼目前在寫什麼。接下來怎麼辦我們還得商量，我們安排了現在的兩個鐘頭的時間來演練。但練了一會兒后，由於我們想不出他會怎樣回答我們的問題，我們便練不下去了。受人崇拜的文學聖人會說些什麼？我們實在想象不出來。
於是我們比較《死神與少女》的兩種錄音版本的優劣，然後話題又轉向梅里爾喜歡的施納貝爾演奏的《鋼琴曲》，我覺得這個話題真是聰明絕頂。梅里爾似乎一點兒也不著急，好像他覺得我們完全有權去打擾托馬斯·曼似的。他認為我們很有趣：兩個早熟的孩子，兩個二流的神童（我們明白，我們倆都不是真正的神童，真正的神童是少年梅紐因那樣的人。我倆只是愛好和敬慕方面的神童，而不是成就方面的神童），因此托馬斯·曼很可能會覺得我們很有趣。但我不那麼想，我只是認為我們……有潛力。用真正的標準來衡量，我們簡直就不存在。
「我認為這是我所寫的最大胆的一本書，」他對我們點點頭說：「我最狂放的一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