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不想聽壞消息，或許永遠都是這樣。但在波斯尼亞這件事上，人們的冷漠和懶得費心去想像的程度卻比我預期的還要厲害。你發現惟一讓你在相處時感覺舒服一點的是那些同樣親臨過波斯尼亞的人。或者去過其他一些也曾充滿殺戮的地方——薩爾瓦多、柬埔寨、盧安達、車臣，或者至少是那些對戰爭有第一手經驗的人。

波斯尼亞戰爭並不是在過去的四五年中上演的惟一的恐怖表演。世上確實存在著這樣的事件，在這些事件——堪稱典型的事件——中，幾乎凝聚了一個時代中所有相互敵對的勢力。西班牙內戰就是這樣的一個事件。和波斯尼亞的戰爭一樣，那場鬥爭也是很具有象徵性的。但向來會對重大的公共事件和事關良心的話題仗義執言的知識分子們——作家、戲劇界人士、藝術家、教授和科學家——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對西班牙問題的不介入一如他們對波斯尼亞衝突的不介入一樣引人矚目。當然，如果我們認為知識分子組成了一個類似固定持久的階級，其職業的一部分就是從事最好的事業，那麼我們實在是對他們過譽了，更何況每隔三十年左右世上的某處也不一定會爆發一場戰爭，能讓那些立志成為和平主義者的人也血脈賁張，表明立場。不過即便如此，知識分子對哪些事情該反對，對哪些事情該採取行動的標準是客觀存在的。為什麼他們對發生在波斯尼亞的一切反應如此之少呢？

可能存在許多原因。無情的歷史老調當然認為反應是毫無必要的。巴爾幹地區傳統上就有著爭端不斷的壞名聲，自古以來就存在著不可調和的敵對狀態。那些民族難道不是一直在殺來殺去嗎？（這就好比面對奧斯維辛的現實說：哼，你還能指望什麼呢？要知道，歐洲可是自古就有排猶傳統的。）同樣不能低估的是深入人心的對穆斯林的偏見，這幾乎成了人們對這一民族本能的一種反應，而實際上這一民族中的大多數人和他們的hｔｔpｓ://reaｄ.9９csｗ•ｃｏｍ南歐鄰居們一樣，都不是宗教狂，也都深受當今消費社會文化的浸染。為了支持這樣一種虛構，即這場戰爭在最深的根源上是一場宗教戰爭，人們在描述受害者、他們的軍隊和他們的政府時一直給他們貼上穆斯林的標籤——雖然沒有人會想到用東正教徒和天主教徒來描述侵略者。許多非宗教界的「西方」知識分子，人們指望他們提高自己的聲音來為波斯尼亞辯護，他們也有這樣的偏見嗎？當然。

如果說以前人們是不想知道發生了什麼——你經常可以聽到有人說波斯尼亞的戰爭是一團亂麻，很難說得清哪一邊是「對」的——那麼現在已經有更多的人知道事情的真相了。他們還明白了，北約完全可以在過去三年中的任何一個時刻結束這場戰爭——即塞爾維亞和克羅埃西亞的侵略——而且完全是和最終在剛剛過去的八月和九月才結束一樣，用同樣的方式和同樣少的軍事介入（對那片土地上的士兵和平民一樣不予傷害）。但歐洲人並不想阻止衝突（英國和法國的外交部在傳統上都是親塞爾維亞的），而惟一知道正義是在波斯尼亞一邊的大國美國則不願插手此事。現在這場戰爭已經，或看上去已經停止了。突然間，它變得不那麼複雜了。這種心態是值得我們反思的。每次我從薩拉熱窩回來后，經常被人問起的一個問題是，為什麼除了我之外，其他著名的作家沒有到那裡去。在這個問題的背後隱藏著一個更普遍的問題，那就是瀰漫整個歐洲的，對一樁駭人聽聞的歷史罪行，幾乎可以稱得上種族滅絕——發生在本世紀內的第四場對一個歐洲少數民族的種族滅絕——的受害者的冷漠或缺乏同情（這點在義大利和德國尤為明顯）。但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對亞美尼亞人以及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末和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初對猶太人和吉普賽人的種族滅絕不一樣的是，對波斯尼亞人的種族滅絕是在全世界新聞媒體和電視報道的關注之下進行的。對於1992年4月戰爭開始之後在波斯尼亞所發生的暴行，沒有人可以用不了解情況為借口來搪塞。沒有人會不注意到波斯尼亞人所進行的事業也正是歐洲在進行的，那就是推行民主，建立起由公民，而非由一個部族的成員組成的社會。為什麼這樣的暴行，這樣的價值觀不能激起人們更強有力的反應？為九九藏書什麼會沒有多少具有良知和洞察力的知識分子集合到一起來譴責發生在波斯尼亞的種族滅絕，來捍衛波斯尼亞人民的事業？

幾個星期前——我寫作此文的此時此刻是1995年11月下旬——我剛從第九次薩拉熱窩之行回來。雖然這次還是從惟一的陸路通道進入薩拉熱窩，但這已經不再是我的惟一選擇了（聯合國的飛機重新又在遭破壞的薩拉熱窩機場一角降落了），而且翻越伊格曼山的那條由汽車開出來的滿是塵土的路也已經不再是世界上最危險的道路了。它已經被聯合國維和部隊的工兵拓寬、平整成了一條窄窄的泥路。自圍困開始以來，城裡第一次用上了電。炮彈不再在身邊炸響，狙擊手的子彈不再在每個人的頭頂呼嘯而過。到冬天城裡會有暖氣，自來水看樣子也會有的。在我回來以後，人們已經在俄亥俄州簽訂了一項承諾結束戰爭的協議。我不想說和平，一種不公正的和平，是否已經真正降臨波斯尼亞。如果挑起戰爭的斯洛波丹·米洛舍維奇想要結束戰爭，並且能令他在帕萊的代理人接受這一決定，那麼通過殺戮或遷移或驅逐其大部分人口從而達到摧毀波斯尼亞目的的成功戰爭就在很大程度上結束了。同時結束的還有波斯尼亞人一直以來的要求：建立得到國際承認的單一民族的國家。

我是1993年4月第一次去薩拉熱窩的，當時距塞爾維亞人和克羅埃西亞人為了瓜分新獨立的多種族聚居的波斯尼亞而爆發戰爭已有一年。在結束我的第一次逗留離開薩拉熱窩的時候，我和來的時候一樣，搭乘的是一架固定往返于薩拉熱窩和薩格勒布之間的屬於俄羅斯聯合國維和部隊的貨機。有一條經過伊格曼山的蜿蜒曲折的山路也可以通往這座被圍困的城市，那一路車開去，簡直能讓人心跳停止。不過那是後來我第七第八次前往薩拉熱窩才經歷的事。經過那兩次，即1995年冬天和夏天的旅行之後，我心目中給危險定的標準又提高了，要知道我可是一個經歷過許多恐怖與震驚的人。但沒有什麼能比得上我第一次到達薩拉熱窩時感受到的驚愕，這驚愕來自於薩拉熱窩本身，來自於這座滿目創痍的城市被籠罩在迫擊炮彈和狙擊手流彈之下日復一日的悲慘生活。此外還有重新進入外部世界后所感受到的餘震。

如果說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和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知識分子往往讓ｒeａd.9９cｓｗ•coｍ人覺得他們太過輕信，太容易受理想主義的吸引，從而無法注意到在某些受人圍攻的、新近變得激進的團體（他們對這些團體或許沒有接觸，或許只有泛泛的接觸）中真正發生的事情的話，那麼當今那些鬱鬱寡歡的、對政治避之惟恐不及的知識分子們，他們隨時隨地有可能表露的玩世不恭、他們對娛樂的迷戀、他們面對有可能影響他們安逸生活的任何事業所表現出的猶疑、他們對個人安全的苦心經營，難道不同樣可嘆嗎？（已經數不清有多少次，每當我從薩拉熱窩回到紐約，總有人問我怎麼能去那麼危險的地方。）現在，為數寥寥的一些還認為自己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只會對有限的一些行動有所響應了，如反對種族主義或審查制度，而且還僅限於他們自己國家的。如今，似乎只有國內的政治義務還值得他們盡一盡。在曾經胸懷全球的知識分子當中，滿足於成為一名民族主義者已經不像過去那樣難以啟齒了。（我必須指出的是這一傾向在作家當中要甚於在醫生、科學家和演員當中。）國際大團結的觀念正迅速地沒落著。

在好幾十年裡，把作為一個階級的知識分子說成沒落過時無論在報章上還是在學術圈子裡都已是司空見慣了——這是分析喜歡演變成定論的一個例證。現在又有聲音說歐洲已經死了。或許說歐洲尚未出生更對些：一個能為那些無力保護自己的少數民族擔負起責任的歐洲、一個支持那些它必須義無反顧地成為其化身的價值的歐洲（歐洲將是文化多元的，否則它將不存在）。波斯尼亞是歐洲自己釀成的流產。用埃米爾·塗爾干的話來說，「社會首先是它對自己形成的看法。」富裕而又平靜的歐洲和北美社會對自己形成的看法——從那些可以被稱作知識分子的人的言行看來——是一個混亂的、不負責任的、自私的、懦弱的……追求幸福的社會。

這樣一來，波斯尼亞（一個經過了徹底改造的波斯尼亞）將被分割。這樣一來，強權，而非正義，取得了勝利。這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只ｒeaｄ.９９csw.coｍ要看看修昔底德斯著作第五卷中的《米利安對話》就知道了。這情形恰如納粹德國軍隊東侵的步伐在1939年末1940年初遭到遏制時，國聯召集所謂「交戰各方」召開了一次會議，在這次會上德國得到了波蘭的一半作為報償（西面的部分），入侵的俄國人得到了波蘭東部的百分之二十國土，而波蘭人雖然被允許保有中部的百分之三十國土，並且他們的首都也還在這片土地上，然而首都周圍的大部分土地卻已經落入了德國人之手。當然，沒有人會認為從「道德」準則來看這樣做是很公平的，但我們隨即要跟上一句，我們又何曾看到過道德標準在國際政治中佔過上風呢？因為面對希特勒德國和斯大林俄國強大得多的軍隊，波蘭人根本沒有機會守衛住自己的國土，所以他們只能對得到的東西表示滿意。外交家們會說，他們至少還保有他們祖國的一部分，但他們離徹底失去也已經不遠了。波蘭人當然是在談判中日子最不好過的，因為他們並不覺得自己只是三個「交戰方」之一。他們認為自己被侵略了。他們認為自己是受害者。為尋求解決方案而討價還價的外交家們會覺得他們挺沒道理的。這幫傢伙自己就已經分裂了。真讓人不舒服。一點也靠不住。我們這些調停的人想要阻止殺戮，可他們卻不知好歹。

現在不是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也不是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事實上，我們已經生活在了二十一世紀，那些在二十世紀曾被認為是很確定的東西，比如把法西斯主義，或帝國主義，或布爾什維克式的獨裁者看作主要「敵人」，已經不再為我們的思想和行動提供框架了，這種框架過去經常是很容易就建構起來的。雖然西班牙共和國的政府也會有缺陷，但讓人們忽略這些缺陷，覺得應當理所當然地站到它這一邊的是因為它反抗法西斯主義。反對美國對越南的侵略（這是在步法國控制印度支那未遂的後塵）也可理解成是全球範圍內反抗歐美殖民主義運動的一部分。

離開薩拉熱窩，然後，在一個小時之後來到一個「正常的」城市（薩格勒布），坐進機場的計程車（計程車！）——行進在由各種交通信號控制著的車流里，馬路兩邊的建築都有著完好無損的屋頂和沒有挨過炮彈的牆，玻璃都還嵌在窗格中——打開旅館房間的電燈開關——有馬桶可以用，用完后還可以沖刷——放水洗澡（設想你已經有好幾個read.99csw.com星期沒洗過一次澡了），有水可放，而且是熱水，從龍頭裡汩汩流出——去馬路上逛逛，商店裡看看，身邊的人們在走路，和你一樣，以一種正常的步伐——在貨架擺得滿滿的小雜貨鋪里買點東西——踏進一家餐館，有人為你遞上菜單——所有這一切都顯得如此怪誕和令人不安，以至於至少有四十八個小時，你會有雲里霧裡的感覺，而且非常憤怒。你跟人們說話，人們並不想了解你了解的東西，也不想聽你談你剛剛離開的那座城市的居民所受的折磨、困惑、恐懼和侮辱。比這更糟的是，當你回到屬於你自己的「正常的」城市（紐約），聽到你的朋友說：「喔，你回來啦，我一直在替你擔心呢！」你意識到他們其實也不想知道你所了解的事。你領悟到你是無法真正向他們訴說的——既無法訴說「彼處」是怎樣一副可怕的情狀，也無法訴說你回到這裏的感覺有多糟糕。世界就此被永遠地分隔成了「彼處」和「此處」。

在我們短短的二十世紀中，從1914年到1989年，作為我們政治思維特點的全球性的二元對立——法西斯主義與民主的對立；美帝國與蘇聯帝國的對立——已經瓦解了。隨1989年的覺醒和前蘇聯帝國的自殺而至的是資本主義的勝利，一起勝利的還有消費主義的意識形態，對上述「政治」的懷疑乃其題中應有之義。只有個人生活才有意義。個人主義、對自我的培養和對個人幸福的經營——突出的首先是「健康」的理想——成了知識分子最有可能贊同的價值。（「你怎麼能在人們整天都抽煙的地方呆那麼久？」這是紐約這兒的某個人對我兒子——作家戴維·里夫——屢次前往波斯尼亞而提出的問題。）實在是不敢指望消費資本主義的勝利能在知識分子階級身上不留下任何痕迹。在這個瘋狂購買的年代里，要想讓只不過是邊緣的、窮困的知識分子把自己和比他們更不走運的人視為一體，確實要比過去困難得多。當喬治·奧威爾和西蒙尼·魏爾自願前往西班牙為共和國而戰時，他們並沒有真正想著要拋棄舒適的上流資產階級社會的寓所和周末的鄉村別墅，而他們後來都幾乎死於這場戰爭。或許現在橫亘在知識分子面前的從「彼處」到「此處」的鴻溝已經太大了。

我們的是我們的，不是他們的。這裡是這裏，不是那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