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我送進托爾森副局長的辦公室后，甘迪小姐又待了好一會兒，直到確定我坐的是專為賓客提供的椅子，而非托爾森先生的「專座」，然後才近乎躡手躡腳地走了出去，輕輕帶上房門。

「老夥計，約瑟夫，你還是叫我伊安吧。還記得嗎，在訓練營的時候你都是叫我伊安的。」

我盯著弗萊明。飛機晃晃悠悠地飛在一片熱氣騰騰的地面之上，或許這就是跑道吧。透過機艙通道對面的小小舷窗，綠色的山巒、成片的棕櫚樹和湛藍的海水映入了我的眼帘。但我依然在盯著弗萊明。

我和伊恩·弗萊明中校是在加拿大參加不列顛安全協調組織X營區訓練時，經由威廉·史蒂芬森介紹才認識的。弗萊明也是一個深受英國上層(尤其是丘吉爾)賞識的「天才型業餘選手」，並因此力壓那些更為勤奮努力的專業諜報人員而得到提拔。具體點說，當初發現他並加以重用的並非丘吉爾，而是德國軍事諜報局頭目卡納里斯上將的死對頭——英國海軍情報局負責人約翰·高福瑞海軍上將。據我所知，在1939年戰爭爆發之時，弗萊明三十一歲，是倫敦有名的花|花|公|子，而他家中的委託產業卻處在停滯不前的狀態。此外，弗萊明也是一名典型的英國公立學校生，總是喜歡惡搞，樂於在滑雪陡坡上、開得飛快的汽車中或是漂亮女人的被窩裡找刺|激。高福瑞上將在這個擔任股票經紀人的年輕花|花|公|子身上看到了無窮的創造力，於是便將其招入海軍，收進麾下擔任他的個人特別助理。後來，在高福瑞的許可下，弗萊明開始放手大幹，並提出了許多計劃。

檔案中最新的記錄，記載著海明威與左翼人士接觸的情況，其中包括一份上個月聯邦調查局在墨西哥城的搜查記錄。海明威和他老婆當時正在那裡拜訪一位前去度假的美國富豪。如湯姆·迪隆般的特工們將那位富豪描述成「左翼炮製的諸多富人傀儡之一」。我對他們說的這個富豪有所了解。兩年前，我曾經親自調查過他，但當時的背景與現在完全不同。其實此人並非任何勢力的傀儡，只不過是在其他富翁度日如年的經濟大蕭條時代，憑藉自身敏銳的頭腦發家致富，並且依然在試圖找尋一條實現「心安理得」的捷徑罷了。檔案的最後是一份備忘錄。

如果不強忍著，我可能已經笑出來了。波波夫原本就是個臭名昭著的賭場高手。這一次，他一定是拿著從德國人那兒得來，號稱要交給軍情六處的錢去賭博了。

「伊安，這架飛機的目的地是古巴。你又要到哪裡去？」

我不知道，但我明白，弗萊明手上的這份微縮膠片影印件絕非偽造之物，因為我清楚地看到了熟悉的局內印章和批准簽字——現在想想，如果這份東西在珍珠港事件后那個狂熱的冬天被公之於眾，那埃德加·胡佛的局長位置肯定就保不住了。

檔案中有一些跟蹤報告，但都只是些跟蹤監控別人的報告影印版。大多數被監控對象都是參与到西班牙內戰中的美國特工、蘇聯間諜，或者雙面間諜。海明威的名字只是在這些報告中被提及了幾次。1937年，諸多左翼情報人員蜂擁潛入馬德里，相比之下，海明威在這之中的分量在我看來不值一提。海明威當時在蓋洛德酒店居住，其獲得「信息」和資料的主要來源是一個叫米哈伊爾·庫爾特索夫的年輕人。庫爾特索夫智慧過人，是蘇聯《真理報》和《消息報》的撰稿人。這位作者提供的所有信息，都被海明威視作真理。

我努力解讀著弗萊明的「絮叨」。有傳聞說，英國情報部門給波波夫起的代號是「三輪車」，因為這個雙面間諜就像是一個浪蕩公子，很少獨自一人上床入睡，總喜歡左右兩邊都摟著女人，盡享齊人之福。「大陸方面」指的是德國軍事情報局。德國人還以為波波夫在英國運作了一個間諜網路，便在里斯本給了他六萬美元，供其在英國邀買情報之用。「把這筆錢交給我們」的意思就是，波波夫決定將這些錢轉交給軍情六處。

伊恩·弗萊明用他那指頭修長的手拍了拍我的胳膊：「約瑟夫，如果你準備到哈瓦那去，跟那個什麼作家和他的小把戲有所瓜葛……你想過沒有，埃德加為什麼會選擇你來執行這次聯絡任務呢？」

我盡量擺出一副波瀾不驚的表情，但我心中的確是吃了一驚。什麼？海明威向駐哈瓦那美國使館的人提出這個想法可還不到一周呢！「哦？」我應了一聲。

「還有一個叫威廉的傢伙也挺有意思，你知道嗎？」弗萊明說道，「就是那個多諾萬。」

「伊安，你幹嗎要對我說這些？」

弗萊明中校叼著煙嘴，聳了聳肩：「老夥計，其實我也不知道這其中有何寓意。就這件事而言，正是五處和六處的爭執，讓我有機會去埃斯托里爾度過一個愉快的夜晚。但有些時候結果常會難遂人意。」

第二天早晨，從華盛頓飛往邁阿密的航班上擠滿了乘客，喧囂不已。不過，轉去哈瓦那的飛機上卻幾乎空無一人。伊恩https://read.99csw.com·弗萊明出現在我身邊之前的這段時間，足夠我思考有關埃德加·胡佛和歐內斯特·海明威的事了。

「說起『觀察』，老夥計，」弗萊明說道，「我觀察到有個居住在哈瓦那的美國作家可能也要涉足咱們這一行了。」

「贏了，而且贏了不少。」弗萊明又掏出一支香煙，不慌不忙地塞到他那黑色的長煙嘴裏，「我整晚都坐在賭場里，看他把一個可憐的立陶宛伯爵贏了個精光。其實我們的『三輪車』先生一點都不喜歡那傢伙。最後一局，波波夫從兜里數出一萬五千美元扔到賭桌上……立陶宛可憐蟲實在是玩不起了，只能非常丟臉地離開賭場。我覺得這很有教育意義。」

「是嗎？」我裝出一臉無聊的表情，往嘴裏塞了一塊口香糖。機艙已經在加壓了，但高度變化依然讓我的耳膜有些不適。

我還在盯著他。我實在不明白這些跟我有什麼關係。

「呃，先把這些都放在一邊吧。」弗萊明說道，「我跟這位『三輪車』先生在去年8月一起度過那個美妙夜晚之後沒多久，他似乎就到了美國。」

我當即就認出了這副嗓音——這種吐字清晰卻又有些語調拖沓的「牛橋」式低沉嗓音，一聽就知道是那個擅長自尋其樂的傢伙。

「沒關係，」弗萊明輕輕抖掉煙嘴上的灰燼，「我只不過是最近想到了那件事罷了。約瑟夫，想聽我講講嗎？」

我假裝思考了一番，又一次搖了搖頭。既然弗萊明在公開場合提到一個人的真實姓名，那這番「故事」一定有著非同尋常的重要意義。儘管這機艙幾乎空無一人，而且飛機的螺旋槳也在隆隆作響，可我依然感覺我們的行為有些不太妥當。

副局長辦公室里，並沒有任何克萊德·托爾森與埃德加·胡佛親吻或是握手的照片。

弗萊明將煙嘴從嘴邊拿開，沖我咧嘴一笑。他是一個很有魅力的人。「約瑟夫，老夥計，吃驚吧？可這是真的。有件事我記不太清了，咱們在加拿大的時候好像談到過一次。你說你不喜歡讀小說。老兄，我沒記錯吧？」

我不置可否地點了點頭。其實我比較贊同弗萊明和史蒂芬森關於聯邦調查局間諜活動能力的分析。儘管胡佛總是在強調「調查」而非「執行」，但從本質上說聯邦調查局就是一個負責抓捕間諜的警察機構。當威廉·史蒂芬森下令在紐約幹掉一名納粹特工時，胡佛先生甚至想要逮捕這位不列顛安全協調組織的領導人。雖然那個被幹掉的納粹間諜負責向德國U型潛艇通報盟軍船隊航行路線，導致了成千上萬噸的貨物沉入汪洋大海，但胡佛依然認為史蒂芬森無權違反美國法律。不過，除了一部分秘密情報處特工之外，局裡並沒有什麼人真正把「間諜行動」放在心上——他們關心的是如何逮捕間諜，而不是監視、揭露然後幹掉敵人。

伊恩·弗萊明正小心翼翼地看著我。他慢慢點了點頭，又朝我這邊欠了欠身，用剛剛蓋過引擎轟鳴的聲音對我耳語道：「約瑟夫，『三輪車』先生帶來了一份問卷。黃色上將對他的黃色|盟友做出了一個意在提供幫助的手勢啊。」

弗萊明從西裝口袋裡拿出兩張摺疊起來的紙片，遞給了我。這時，一位空乘人員從旁邊經過，告知我們飛機即將在何塞·馬蒂機場降落，請我們將安全帶繫緊，並且表示如果我們不會，她可以提供幫助。

「當然。」我答道。投身情報界之初，弗萊明或許只能算是業餘選手，但他從來都不是個傻瓜——至少在間諜活動方面如此——經歷了三年戰爭磨鍊之後，他儼然已經是位專家了。我敢保證，他要講的故事，就是他此次在飛往古巴的航班上與我「偶遇」的原因。

我搖了搖頭，想象著充斥賭球者叫喊聲和擊球聲的回力球賽場上那番彼此介紹的情景。胡佛先生說得沒錯。如果我不多加小心的話，沒準兒真會被這個作家給迷惑了呢。

「約瑟夫？約瑟夫，老夥計，一看見你的腦袋我就認出來了。老夥計，你還好嗎？」

1935年，這位作家似乎就已經成了聯邦調查局的重點關注對象。那一年他為左翼的《新大眾》撰寫了一篇以《誰謀殺了退伍軍人》為題的文章。在(被剪下來夾在機密檔案中的)這篇兩千八百字的文章里，海明威描述了1935年勞動節席捲佛羅里達群島的颶風所帶來的災難性影響。這場颶風，是20世紀最強烈的一次，造成包括近一千名居住在工棚里的「民間護林保土隊」工人在內的大量民眾傷亡，而遇難工人當中絕大部分是退伍軍人。顯然，海明威是第一批乘小船到達受災地區的人士之一，而且他似乎很樂於描述兩具女屍的模樣。「(她們)赤身裸體，被洪水衝到樹上，渾身水腫，散發著惡臭，乳|房如氣球般腫脹，兩腿中間爬滿蒼蠅。」不過，文章大部分篇read.99csw.com幅都是對政客和華府官僚們的抨擊——正是這些人將工人們推入了危險境地，又在風暴到來時救援不力。

「約瑟夫，我能坐在你身邊嗎？」

X營區曾經就某些在弗萊明啟發下制訂的計劃展開過公開討論。其中一項計劃，便是組建30號突擊隊——以重刑犯組成一支隊伍並加以訓練，派遣他們去德軍戰線後方執行那些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弗萊明的30號突擊隊中有些成員被派到了德軍佔領下的法國，搶奪了好幾船先進軍事裝備。有傳言說伊恩·弗萊明還糾集了一批瑞士的占星家，專門忽悠極端迷信的納粹黨人魯道夫·赫斯，欺騙他說，他的命運就是要推動德國與英國之間的和平，以取悅「元首」。此番忽悠的結果便是，赫斯發瘋般地獨自一人從德國出發飛向英國，在蘇格蘭跳傘，就此被關進了監獄。他向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交代了大量有關德國納粹政權內部運作方式的細節。

我聳了聳肩。事實上，關於胡佛先生對多諾萬的嫉恨，我知道的或許比弗萊明更多些。過去六個月里，情報協調局最成功的行動之一，便是侵入了駐華盛頓的各國使館——無論盟國敵國都未放過——在各國外交官沒發現的情況下盜取了他們的密碼本。整整幾周，多諾萬都在計劃潛入西班牙大使館。對於美國情報部門而言，那是一處寶庫，因為法西斯分子統治下的西班牙會定期向柏林方面傳遞信息。作為秘密情報處成員，我聽聞胡佛先生打算同華盛頓警方合作——拉響警笛，開亮警燈——將情報協調局的秘密潛入行為公之於眾，並以非法闖入西班牙大使館的罪名將情報協調局人員逮捕歸案。在胡佛先生眼中，司法許可權上的鬥爭又一次超越了美國的國家利益。

杜桑·達斯科·波波夫，生於南斯拉夫。此人曾是一名德國軍事情報局間諜，負責在英國秘密潛伏。但是，幾乎從進入英國的第一天起，波波夫便開始為英國人所用，成了一名雙面間諜。到弗萊明所說的那個時候——也就是1941年8月——波波夫已經向德國情報部門提供各種亦真亦假的情報長達三年之久。

我搖搖頭。這傢伙為什麼要為這件事在公開場合與我進行接觸？為何史蒂芬森和他的不列顛安全協調組織會對我這次的無聊任務如此關注？

「你好啊，弗萊明中校。」我抬起頭，看著眼前這身材瘦長的夥計。

「我不明白你在說些什麼。」我答道。

「哦？」

「老夥計，很高興能在這裏見到你。你要去哪兒？」

我搖了搖頭。剛聽他這麼一說，我的確有些摸不著頭腦。飛機落地了，機輪發出一陣尖銳的摩擦聲，引擎仍在轟鳴。新鮮空氣湧進了機艙。

我抬起頭來看著弗萊明，趕緊將兩張紙片交還給他，彷彿上面塗著硫酸似的。1941年8月，一名納粹間諜想要刺探珍珠港內的這些情報，而且是在幫日本人的忙。這或許不會讓人直接聯想到偷襲，但是我還知道一件事。去年夏秋兩季，威廉·多諾萬和他情報協調局的龐大分析團隊一直都在試圖弄清日本人的計劃。1941年12月7日，這一謎題的答案將得到公開揭示。如果當初胡佛將這份微縮膠片情報送出去，能否為多諾萬的團隊補齊那謎題上缺失的一角呢？

「是的，的確有關係。」弗萊明一邊說著，一邊用目光越過我的肩膀望著窗外那座看上去越來越大的綠島，「你也知道……呃……埃德加並不贊同這個威廉·多諾萬的行事方式，是吧，老夥計？」

這位英國海軍情報局特工慢條斯理地熄滅香煙，優雅地將長長的煙嘴收進那兩張紙片所在的西裝口袋：「這隻是一則警示。如果一家特務機構……該怎麼說呢……如果它對自己太過自信，會遇到什麼樣的結果。」

「約瑟夫，難道你什麼都想不起來嗎？」

1942年，我尚未聽說過「過目不忘」這個術語，九_九_藏_書但我知道自己是有這天賦的。這不是技巧。我從來都沒學過，卻能絲毫不差地記住文字內容或是複雜的畫面，並能在回憶時精確地在腦中加以回放。這是我的天賦。或許這就是我不喜歡看那些虛構故事的原因吧——記住一個接一個的「謊言」，將每一句話語每一幅畫面都銘記在心，實在是令人厭倦的負擔。

關於歐內斯特·海明威的早年經歷，檔案中幾乎毫無記載，只是寫著他畢業於橡樹園高中，曾在《堪薩斯城星報》短暫工作，並試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參軍。檔案中有一份「駁回服役申請通知書」的影印件，原因是海明威有「視力缺陷」。通知書上最後一行字顯然是聯邦調查局某人的筆跡：(此人)以救護車駕駛員身份加入紅十字會——赴義大利——1918年7月，在福薩爾塔迪皮亞韋被迫擊炮炸傷。

「當然，老夥計，」弗萊明說道，「你當然不明白。但是你擁有一項獨特的技能，或許正適用於這個作家的處境。你有一項工作經驗讓埃德加認為在這個情況里有價值，你的那個作家朋友或許會牽扯進他本不該涉足的事情。你的那項工作經驗讓你與埃德加其他手下都不同。」

我從秘密情報處和華盛頓總部的友人那裡得知，威廉·多諾萬和情報協調局的瘋子們已經在叫囂要與波波夫接洽，並從他身上獲取情報了。多諾萬派遣富蘭克林·羅斯福的兒子吉米到胡佛先生身邊擔任聯絡官，試圖竊取一些重要信息。儘管胡佛對吉米的態度還算客氣，但卻並未透露絲毫情報，更不要說由局裡專屬的反間諜網路收集來的信息了。

「好吧，」我說道，「有人在葡萄牙發了筆小財，而他準備把錢捐給大英帝國。你帶著他在葡萄牙玩得開心嗎？」

這是一份微縮膠片的直接放大影印件。原文部分是用德文書寫的，不過另外一張已經被譯成了英文。我讀的是原件。波波夫在1941年8月接到的為日本盟友提供幫助的命令如下：

「這個故事有什麼寓意呢？」我問道。飛機引擎正在降低轉速，我們正在下降高度，即將進入古巴上空。

在X營區執行了三次秘密潛入行動之後，我發現這位伊恩·弗萊明中校是被英國情報部門派到北美來的，目的是協助史蒂芬森，將美國拖入戰爭。

「去年8月，」弗萊明中校說道，「我剛好在里斯本。約瑟夫，你去過葡萄牙嗎？」

「好吧，無所謂。」弗萊明說道，「你沒聽說過這個傢伙也很正常。總之，還是繼續聽我講故事吧——我從來都不是講故事的行家，所以還請多多包涵——這個波波夫有個外號叫『三輪車』，大陸方面在里斯本給了他六萬美元，讓他招兵買馬。可他卻腦袋一熱，決定把這筆錢交給我們。」

歐內斯特·海明威先生的檔案讀起來並沒有太多趣味。其中有一份標準的生平經歷檔案。根據經驗，我料定其中謬誤百出：歐內斯特·米勒·海明威，1899年7月21日生於伊利諾伊州橡樹園(當時那裡還只是一座位於芝加哥城外的孤零零的村落)。據記載他是家中六個孩子中的老二，但他那些兄弟姐妹的名字卻完全沒有記錄。他的父親名叫克拉倫斯·埃德蒙茲·海明威，而職業一欄填寫的是「內科醫生」。他母親的娘家名是格雷斯·豪爾。

「好吧，伊安。」我說道。我倆上次見面已經是一年多之前的事了，他看上去還是那副德行：又高又瘦，捲曲的頭髮蓋著蒼白的前額，鼻子很長，嘴唇的形狀一如既往地精緻美觀。儘管這個季節的天氣已經開始回暖，但他依然穿著一身看上去非常昂貴的英式羊毛花呢西裝。這件西裝的剪裁工藝頗為精良，只是看起來像是給比他重二十磅的人設計的。他正用一支煙嘴抽著香煙，那副叼煙嘴、彈煙灰的樣子在我看來就是在模仿富蘭克林·羅斯福。此刻我唯一的想法就是，這小子可千萬別坐到我旁邊靠近通道的空位上來。

瞻仰完托爾森辦公室的牆壁，我翻開了海明威的檔案，開始閱讀起來。胡佛特批我閱讀它們的時間只有兩小時。其實整本檔案並不算多厚，但是要換成別人，想讀完這些密密麻麻的跟蹤報告以及從印刷品上撕下來的書頁，的確要用掉整整兩個鐘頭。而我只用了不到二十分鐘，就把所有內容爛熟於心了。

「沒有。」這次我說的是實話。

「確切地說，是一份縮印膠片。」弗萊明低聲說道，「還是埃德加的手下把它解印出來的呢……是9月17日那天的事……約瑟夫，就是你那些同僚。你不打算看一眼嗎？」

「伊安，威廉·多諾萬跟你所講的這個賭博故事有關係嗎？」

我就知道是這樣，因為弗萊明一直都把「勇氣」視作所有道德中最值得推崇的。

我什麼都沒說。

「老夥計，那是當然。」弗萊明的目光冷峻而堅定，「你該怎麼辦就怎麼辦。不過你真的不打九_九_藏_書算看一眼嗎？」

「老夥計，是他在帶著我玩兒。我原本有機會跟著他去埃斯托里爾的。你聽說過那個地方嗎？」

「職業與雇傭關係」一欄的內容頗為簡短：「海明威聲稱以寫作為生，已經出版了《太陽照常升起》《永別了，武器》《有錢人和沒錢人》《了不起的蓋茨比》等小說。」

伴著這些雜訊，伊恩·弗萊明並沒有繼續貼近我的面頰，只是用一種我很難模仿的柔和腔調說道：「約瑟夫，你就是個殺人工具，而且是受命殺人的工具。」

從理論上說，無論是我的個性還是我在秘密情報處接受的訓練，都造就了我「評估他人」的專長——也就是通過接近某個可能是潛伏特工的傢伙，透過其精心編織的掩護身份，評估其真實性格。但是僅憑與胡佛的數分鐘面談以及在托爾森辦公室里的短時間逗留，就想了解這兩人的一切是荒謬的。不過從那之後，我倒是再也沒有懷疑過局長與副局長之間的關係了。

如果他是從紐約的不列顛安全協調組織總部經由百慕大回家去的話，完全不用跑去古巴折騰一趟。不過，我明白他提及「閱讀」一詞的用意。過去三年間，不列顛安全協調組織在百慕大三角區運作的通信監控中心，堪稱該組織建立以來最成功的行動之一。南美洲和歐洲之間所有書信往來，包括各國使館外交人員的信件，都要經過百慕大轉發。威廉·史蒂芬森在該島上建起了一座攔截檢查站，對來往信件進行轉發、複製或拍照，起用大量密碼專家破譯各種信息，偶爾還會對發往柏林、馬德里、羅馬或布加勒斯特的信件進行改寫、變造。

我當然知道這個「瘋狂比爾」威廉·多諾萬。他是美國另外一家對外情報與反間諜機構「情報協調局」的頭目，也是胡佛的最大對手。多諾萬是富蘭克林·羅斯福的寵臣，羅斯福甚至在珍珠港遇襲當晚諮詢過多諾萬。此人行事風格更接近威廉·史蒂芬森和伊恩·弗萊明——浮夸、大胆、略顯神經質。這與胡佛先生和聯邦調查局所推崇的更為單調、官僚色彩濃厚的方式存在差異。我明白，因為胡佛對於和英國人合作一直非常冷淡，所以史蒂芬森和不列顛安全協調組織與多諾萬及其情報協調局的關係正越走越近。

「那是個有趣的地方，尤其是在現在這個戰爭時期。你明白我的意思吧。總之，我在那裡遇到了一個叫波波夫的南斯拉夫人。我和他『偶遇』了好幾次。老夥計，『波波夫』這個名字讓你想到了什麼沒有？」

我花了一分鐘時間環視克萊德·托爾森的房間：這是一間典型的華府官僚辦公室，牆上有不少展示托爾森與從富蘭克林·羅斯福到年少的秀蘭·鄧波兒在內各色名流握手樣子的，彰顯其身份威望的照片，也有許多埃德加·胡佛向他頒獎授勛的照片，甚至還有一張他在好萊塢面對電影鏡頭一臉緊張的照片——當時的他，顯然是在為某部以聯邦調查局為背景的電影或是紀錄片擔當顧問。而胡佛的辦公室布置則與這種貼滿照片的風格明顯不同。我記得那兒的牆壁上只有一張照片：前任司法部長哈倫·菲斯克·斯通的標準像。1924年提名胡佛擔任聯邦調查局局長的，正是這個斯通。

沒錯，我知道這件事。根據我閱讀過的文件上的記錄，那個杜桑·達斯科·波波夫於1941年8月12日進入美國境內。他是從里斯本出發，乘坐一架人稱「泛美飛剪」號的波音314水上飛機來的。波波夫是受卡納里斯和德國軍事情報局差遣，到美國來建立一個間諜網路的，目的是複製他在英國的「成功經歷」。六天後，也就是8月18日，波波夫與聯邦調查局助理局長珀西·巴德·福克斯沃斯會面。據福克斯沃斯的報告，波波夫向他展示了總額為五萬八千美元的小額鈔票，也就是德國人在里斯本交給他的活動經費；另外還有一萬二千美元據波波夫說是他在賭場贏來的。這個波波夫打算照著那些讓他在英國人面前左右逢源的伎倆，跟美國情報部門耍同樣的把戲。

「他贏錢了嗎？」儘管我應該謹慎一些，但我對這故事的情節發展很感興趣。

我不禁放聲大笑。接下來，這份備忘錄還描述了海明威最近一次與使館首席秘書羅伯特·喬伊斯見面，提出他那個建立反間諜網路的計劃的情景。但這位姓雷迪的特工總是會重複提起他在海阿拉回力球比賽上被海明威「羞辱」的事。其實聯邦調查局本就是美國版的「蓋世太保」，而那次介紹卻讓雷蒙德·雷迪惱怒至今。他這份故弄玄虛的局內備忘錄，字裡行間無處不透露著這種意欲報復的情緒。

「請自便吧。」我把臉從機艙舷窗方向轉了過來，窗外綠色的海灘正漸行漸遠，取而代之的是湛藍深邃的海灣。我抬頭環視，發現我們所在的四排座椅再無其他乘客。整架飛機幾乎空空如也，引擎和螺旋槳發出的雜訊足以湮沒我倆之間的任何談話。

我搖搖頭。我相信他是知道的，我從來都沒出過西半球。

我盯著弗萊明的眼睛：「伊安，你知道的，咱們這番對話的所有內容，我都要上報的。」

「不好意思。」我答道。

「約瑟夫，」弗萊明的腔調終於不像剛才那樣令人生厭了，這會兒，他的語氣更加柔和，也更加嚴肅，「你還記得咱們曾經談到過的，『黃色上將』面對競爭對手最愛用的陰謀嗎？」

但是，伊恩·弗萊明說出如此不合時宜的話，並非出於這一原因。

「確切地說，的確如此。」弗萊明說道，「但問題在於，我們這位『三輪車』先生在有機會轉交這筆錢之前，還需要在葡萄牙打發一段時光。關於該派誰去給那個可憐蟲找點樂子，五處和六處的同人爭得面紅耳赤。最後，上面決定派我去跟波波夫混上一陣，直到他返回英國為止。」

自20世紀30年代起，坊間便有傳聞暗諷胡佛是男同性戀，且與他手下最為心腹的副局長克萊德·托爾森之間關係曖昧。甚至還有一些人公開發表文章提及此事，尤其是有個署名雷·塔克的撰稿人，曾經在《礦工雜誌》上就此發文。我身邊那些與局長及其助手相識多年的人，都認為這些流言蜚語純屬胡扯。我也這麼覺得。埃德加·胡佛是個聽媽媽話的乖寶寶——他曾經一直與母親住在一起，直到他四十二歲那年為她送終。據說胡佛和托爾森都是性格羞澀內向的人。除了工作之外，他們幾乎與社會格格不入。不過，即便在我跟局長大人面談的短短數分鐘里，我也隱隱感受到了他那如長老會主日學校般不容一絲差池的嚴謹。衝著這份嚴謹，那種傳聞中的「私密生活」，發生在他身上簡直是不可想象的。

「順便提一句，約瑟夫，」這英國佬說道，「上個禮拜我還見到威廉了。他讓我一碰到你，就代他向你問好。老夥計，我覺得他很賞識你。在他看來，你是最棒的，最聰明的，已經到了出類拔萃的程度。真希望能多一些像你這樣腦子靈光反應快的美國同行。」

他朝通道方向彈了彈煙灰，又摸了摸手腕：「哦，我只是途經百慕大回家去。我本以為這一路上都要靠閱讀來打發時間呢。」

「老夥計，那是一個可愛的葡萄牙海濱度假小鎮。」弗萊明說道，「那裡到處都是海灘，而賭場比海灘還多。『三輪車』是那些賭場的常客。」

「老夥計，從你開始，埃德加派往X營區的那些傢伙就都存在著一個問題。」弗萊明還在絮叨，而且居然用「埃德加」來指代胡佛先生，「那就是，那些傢伙被派去執行任務時，只接到了『去看看』的指令。埃德加的手下都很擅長『看』，但很少有人懂得如何『觀察』。」

檔案里還有其他報告警惕地指出，海明威參与了宣傳片《西班牙土地》的拍攝製作。這位美國作家為該片充當旁白，並且在左翼分子參加的籌款活動上發表演說。但在我看來，這些並不能算是破壞性行為。自經濟大蕭條高峰期開始，三分之二的好萊塢明星和九成的紐約知識分子都在為馬克思主義奔走發聲。如果說海明威跟他們之間有什麼區別的話，那就是他沒能第一時間趕上這一潮流。

個人簡歷部分包括海明威的婚姻信息：「1920年與哈德利·理查森結婚，1927年離婚；1927年與波林·普費弗結婚，1940年離婚；1940年與瑪莎·蓋爾霍恩結婚……」

海明威寫道，颶風來臨之際，像是胡佛總統和羅斯福總統那樣的富人、遊艇享樂者和休閑漁夫遠遠地離開了佛羅里達群島，以求他們的遊艇和財產免遭災難。可是退伍軍人們，尤其是那些家徒四壁的老兵。他們只是芸芸眾生，生活失敗的平頭百姓。他們的唯一財產就是生命。海明威是在指控官僚們犯有過失殺人罪。

弗萊明用一句玩笑話把她打發走了。我展開紙片，閱讀起來。

福克斯沃斯的報告還提到了一些波波夫交給他的有價值的信息，但並未提及具體細節——在我看來，這種情況在局裡的報告文件中並不常見。

「約瑟夫，你應該見見他。」弗萊明盯著我的眼睛說道，「我知道，你挺欣賞威廉·史蒂芬森的。出於同樣的原因，你也會瞧上這位威廉·多諾萬的。」

「不知道，」我說道，「我從沒見過這個人。」

「記不太清了。」我答道。其實我記得那次對話。「黃色上將」——也就是德國海軍情報局頭目卡納里斯——有一種在敵對陣營的不同情報部門之間挑起矛盾、製造分裂的可怕能力。具體到英國方面，分別掌管英國內外情報工作的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便是他的挑撥對象。史蒂芬森和其他幾個人談論這件事的時候，弗萊明已經加入X營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