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王任叔的《記郁達夫》（載1947年10月1日、12月1日上海《人世間》2卷1期和2、3期合刊）：

落難前後的父親對這筆可說是生平最大的文債又是怎麼想的，該無從查考了吧，不想我也見到兩則記載。

最後，謹向在拖延多年的迻譯過程中不斷幫助和鼓勵我的各位親友，（除了上文提到的幾位以外不再一一列舉了），以及當此出版界步履維艱之際在我還不曾譯完時就願意接受本書的湖南文藝出版社致以誠摯的謝意！

這期間最心焦的自然是林先生。從1939年8月或9月間商定起，兩年過去了，還不見譯文，因而他在1941年元旦寫于洛杉磯的《談鄭譯〈瞬息京華〉》一文（我去年方知有此文，曾托國內外數處代找，最後還是最善於發掘史料的上海陳子善先生為我找來，幫助極大，不能不於此一提）中說：「夫譯事難，譯《瞬息京華》尤難。何以故？小說中人物，系中國人物，自當是中國人之口吻。……作者編是書時，寫會話必先形容白話口吻而後寫成英文，譯者讀了英文，復意會其中國原文，難免不盡符合。……故此書非由作者于難譯處，細注原文供譯者參考，必有乖謬未當之處，所以特請達夫譯中文。一則本人忙於英文創作，無暇於此，又京話未敢自信。二則達夫英文精，中文熟，老於此道；三，達夫文字無現行假摩登之歐化句子，免我讀時頭痛；四，我曾把原https://read.99csw.com書籤注三千餘條（飛按：原書815頁，則平均每頁約4處，而我印象里許多頁上都不止此數。）等交達夫參考。如此辦法，當然可望有一完善譯本問世。今達夫不知是病是慵，是詩魔，是酒僻，音信杳然，海天隔絕，徒勞翹望而已。」

「日本投降前3個月，郁先生在沙果山上辦了個小農場，備作避難用的。有一天他從鎮里上山，帶了些酒菜和一個木箱來。那時也不知道裏面所藏何物。他失蹤后打開來看，原來是林語堂的《瞬息京華》兩冊，裏面林語堂特地把人名、地名、古典詞句詳加註以便郁先生翻譯的。在同書上郁先生也批了他的譯語，兩個人的批註都很小心，這從寫的字上可以看得出。……」（原載1947年8月29日新加坡《南僑日報·南風》，摘自《回憶郁達夫》，1986年12月湖南文藝出版社版）

然而，他再也完不成這件事了。

兩位先生講的都很動人，尤其包先生目睹的事。據胡愈之先生所述，1942年2月4日清晨父親跨上裝載新加坡文化界人士前往蘇門答臘的小摩托艇時只帶了兩隻手提箱。那麼這兩冊《瞬息京華》可能就是其中僅有的書籍了。他珍藏了幾年還不忘帶上山去，可見林先生的重託他是始終牢記在心的。

父親同林語堂先https://read.99csw.com生約二十年的交往中的最後一件大事，即1939～1941年間林先生托他漢譯新作《瞬息京華》，給我印象頗深，因為當時我們在新加坡，我已十一二歲了。事情的商定，林先生於1939年9月4日從紐約寫給父親的信中這樣說到過：「得亢德手札，知吾兄允就所請，肯將弟所著小說譯成中文，于弟可無憾矣。計此書自去年三月計劃，歷五閱月，至八月八日起稿，令年八月八日完篇。」此信就寫于全書剛脫稿至正要付印之際。父親是個口無遮攔的人，來了客人往往以此作為一個話題。後來林先生親自註釋的原書寄到了，他也拿出來給大家看。我不明白原書怎麼是厚厚的兩本。父親說明一本注了前半部，另一本注了後半部，我還是不甚了了。等到明白這是林先生要父親儘早開譯而想的辦法已是多年之後，這事再也不可能完成的時候了。

還有一位包思井先生在《郁達夫先生和書》的回憶中告訴我們：

工作中間自然也有力不從心之處，就是還有些歷史人物、書名、引用的或作者擬作的詩文等，雖經同編者反覆斟酌，能否已準確還原，尚盼四海高明不吝教正，使本書更加對得起作者和讀者。

我在戰火尚未蔓延到時的新加坡，抗戰後期的重慶和戰後三數年間的上海見到的全譯本始終都是鄭、應譯本。而隨後的近四十年間中國大陸上連這個本子也見不著了。當然這也並非僅僅九_九_藏_書一書一人的遭遇，沒可說的。不過我因此萌生了替父親償還這筆文債的念頭。何時想到的記不清了，但著手準備已是八十年代之初。1982年興民大哥自美國給我找來了原書。但是又因怕書中的名物移專名、引文等難以正確還原而遲遲不敢動手。后經鄭子瑜教授介紹而同當時在港的語堂先生之婿黎明和女兒林太乙伉儷通信，承蒙寄贈兩種台版譯本做參考（這幾位前人的勞績的確給了我不少啟發），這才敢開譯，這已是1986年了。但後來又因他事插入而幾度擱置，最長的一次竟達一年半。不過那時已完成近半。去年退休，才能著手清理積欠，下半年開始全力翻譯剩下的後半部，才終於到年末譯畢。

戰後林先生想必逐漸獲知他這位老友身陷敵後，如何忍辱負重，掩護全體難友（他們全部生還）安然脫險，自己卻在二重橋上豎降旗之後半個月反而殉難的事，就不一定還會深責故人了吧。

向全球中文讀者呈獻這部名著的新譯本的時候，我自問工作態度是可以告慰兩位前人的。首先，寧可冒影響銷路之險也要把書名恢復為林先生自己定下的《瞬息京華》。其次，只刪去了純粹向英文讀者解釋中國事物的幾處，于完整性無損。至於忠實原文則是我下筆時的主導思想。這一點我參考的鄭、應譯本和張振玉教授的譯本（包括大陸一家出版社翻印的張譯本，某些地方是乾脆代聖人立言了）都不能說完全做到了。主要九-九-藏-書是擅自變動書中的敘述的某些文詞。譯者自有其不得已的苦衷應予諒解，可是這一變動便不是作者的原意了，不論說對說錯都算誰的呢？《瞬息京華》描述的時代是作者前半生親歷的四十年。他當然根據自己的哲學觀點、政治觀點和藝術觀點來寫那個時代的人物。評論他寫得如何是文學批評的任務，譯者只有忠實轉述的義務而沒有變更原意的權利（出於領會上的差異自當別論），何況書中的那四十年在作者下筆時是當代史，到如今早已屬於中國近、現代史了，如何描述總不見得影響到後來的種種關係吧。因此忠實表達原意便是應遵循的原則。

林先生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他寫這些話的時候日文譯本已出了3種（姑不論其刪節篡改之處），淪為孤島的上海租界上也出了第一個中文全譯本，即他在文中要評述的鄭陀、應元傑譯本，而他矚意的郁譯本還杳無音信，遙遙無期。而父親這方面呢，即使當時讀到此文也趕不出來了。因為不到一年，南洋群島（那時還沒有東南亞這個統稱）便遍地戰火，這項工程也隨之成了永久的憾事。

「……他在華僑周刊上曾譯載林語堂的《瞬息京華》。他說，那是林語堂寄了美金來向他定譯的。（飛按，似有兩次，共一千美元，合今日美元不知幾千了。）……達夫一談到這事，美金用去了，而譯文尚未出來，便覺得非常內疚似的。他因之感嘆工作繁重，而金錢終不夠用。不斷自叫『糟糕』九_九_藏_書。我從此看出他並非真的是玩世不恭的人。」

南島的歲月過得也快，匆匆到了1940年5月26日，父親在《談翻譯及其他》的短文中說：「在這中間，我正為個人的私事，弄得頭昏腦脹，心境惡劣到了極點；所以雖則也開始動了手，但終為環境所壓迫，進行不能順利。」6月6日他又在《嘉陵江上傳書》（這信也不知林先生收到沒有）中說：「譯事早已動手，大約七月號起，可以源源在《宇宙風》上發表。……此書到達重慶，想將在本月底邊，同時在上海，第一次譯稿也可排就矣。」這些話，恐怕都還只是設想。到1941上半年，父親在李小瑛女士協助下要為新加坡當局編髮《華僑周報》了，我便建議他著手翻譯，在每期周報上辟專欄連載，履行前約的同時還可以提高周報的聲望。他居然聽了。於是這份四開的周報從創刊號起似乎每期都不缺地刊載字數不等的《瞬息京華》譯文，而且是兩人的合作成果。如果沒有太平洋戰火，相信這書遲早會譯完的。

然而南國烽煙吞噬了一切。後來也回想不起當時譯出了多少，刊出過多少？那些周報也至今沒有發現。當然是因為這個刊物抗日面貌鮮明，公家的收藏被毀，私人手中更不敢保存之故。不過劣想，新德里、悉尼，甚至倫敦等不曾陷敵的地方仍有可能發現。這就有待海內外有心人的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