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這些時期，繪畫和書法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貴族家庭興起，並將其藝術傳統一代代地傳了下去。在六朝時，中國文學批評第一次蓬勃發展起來。王羲之，第一個也是最偉大的書法家，出生於一個大貴族家庭，就生活在這個時期。政治上的軟弱與恥辱不知什麼原因恰與文藝上的精雕細刻相吻合：南部中國在這些時期是由那些連自己的皇位都坐不穩卻能寫很精美的詩歌的人所統治著。這些既是皇帝又是詩人的統治者有梁武帝、南唐後主和陳後主。他們都是極其短命的王朝的皇帝，卻又是溫柔的愛情詩的作者。北宋的宋徽宗也是一個有名的畫家。

這種所謂的種族耐力與活力儘管受中國中產階級退化品質的影響，但還是使中華民族歷經政治劫難而生存下來，並吸收了外來民族的血統得以再生。這種耐力與活力，部分是體質上的，部分是文化上的。而使種族穩定的文化因素之一首先是中國的家族制度。這種制度有明確的定義和優良的組織系統，使得人們不可能忘記自己的宗系。這種不朽的社會組織形式，被中國人視為珍寶，比任何其他世俗的財產都寶貴，甚至含有一種宗教的意味。向祖先表示崇拜的各種禮儀，更加增強了它的宗教色彩。對這一套東西的意識也已深深地紮根在中國人的心靈之中。

很奇怪，中國古代沒有出現過史詩，或許原本有過史詩，但早已散佚，在文學史上沒有留下一點痕迹。戲劇也是到11世紀的蒙古玉朝才得到推廣。像《西遊記》這樣的幻想小說也是這時才出現的。中國人的想象力是被那時的佛教激發起來的。小說在9世紀才具雛型，14、15世紀（明代）得到發展，在滿族王朝開始時達到高峰，《紅樓夢》為其代表。該書與《克拉麗莎·哈洛》同時代，是東方的《克拉麗莎·哈洛》。如果中國的文化儘早地大放奇花異葩，然後在孔子死去后的幾個世紀中結束，像希臘文化那樣，那麼中國只能向世界貢獻出一些精闢的道德格言和民謠等等，就不會有後來的偉大的繪畫、小說和建築。看起來我們並不是在觀察一個民族被阻滯的發展，它像希臘和羅馬那樣在年輕的黃金時代就達到了頂峰；而是在觀察那延長了的民族的兒童期，它需要幾千年的時間才能得到全面的發展。即使那時，它也許還會勇敢地去進行更多的精神冒險。

每一周期中所發生的事件，在時間與關聯上的相同性，顯示出一種不可恩議的、機械般的準確性。李博士在他的文章中曾列舉了中國歷史上巨大的建築工程來說明這種準確性。這些工程都發生在每一周期的某一準確的階段，呈現出一種命中注定的規律性。具體說來，它們都開始於每次文化繁榮之初：第一周期，秦始皇修築萬里長城，建造豪華的宮殿，如阿房富，後者不久被付諸一炬，大火燒了整整3個月；第二周期，隋煬帝開鑿大運河，也修建了不少宏偉宮殿，豪華奢侈，富麗堂皇；第三周期，重建長城，也即我們現在看到的長城，新開了幾條運河，修了大壩，明朝的永樂皇帝修建了北京城（永樂皇帝也因為《水樂大典》而聞名）。

新血統的注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來解釋中國人今天所具有的民族活力。從歷史上講，這種活力每隔八百年便出現一次。如此驚人的規則，使人不得不認為周期性的民族更新也許是必要的。是民族內部道德纖維的退化導致了這些周期性的大動蕩，而不是外部原因。李四光博士在一篇題為《中國周期性的內部衝突戰》（載《中國科學與藝術雜誌》，1931年）的出色文章中，對這些衝突與戰爭提出了他的調查數據，揭示出中國和平與動亂的循環有一種很精確的周期性。他說，這種周期性遠遠超出了可能性所允許的界限……也許可以說是太精確了，如果用人類發展歷史規律去判斷，則決然預測不到的。

一個北方將領在遭到慘敗之後，正是用這首詩把他的士兵又集合起來，送上前線去戰鬥。我們再來看一首歌詠新買寶刀的詩歌，與南方的愛情詩歌作一對比：

除了已故的孫逸仙以外，中國領導人並不經常讀書與寫作，儘管他們都是一流的學者。讓一位中國領導人寫一部托洛茨基自傳那樣的書是不可想象的。中國迄今為止也還沒有能夠寫出一部明顯暢銷的第一流的孫中山傳，儘管這位偉人已故去將近10年。就是像樣點的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的傳記也還未曾見到。

除了蔣介石和宋子文，中國領導人都不「像牲口那樣工作」，而只是像文明人一樣工作。他們認為，生活不值得人們付出那麼多的勞動。假如蔣介石和宋子文最終都高人一頭，那也是因為他們的耐力，他們做苦工的能力。宋子文在辭去財政部長之職時稱自己像「牛一樣壯」。他不像其他所有中國官員們那樣，在離職的時候恬不知恥地宣稱那是因為自己的糖尿病、肝硬化、神經衰弱等。我們可以為這些身體上、精神上的病患開出一個長長的單子，囊括一所現代化醫院所有科室所能處理的病患：腸胃功能紊亂，腎負擔過重，神經崩潰，大腦功能失調，失去思維能力等等。官員們在政治上出了毛病的時候，就要公布這些身體上的毛病。當然，大部分病患倒也是真實的。

在詩歌中，這種區別就更加明顯了，尤其在公元4、5、6世紀。當時，北方中國第一次被韃靼人征服，北方的文人移居南方。這時，傷感的愛情詩在南朝盛行。許多南朝的君主都是了不起的抒情歌手。一種題材別緻的愛情小曲《子夜歌》也在民間產生並發展起來了。對比一下這些感傷的詩歌與北方新鮮、質樸的詩歌是很有啟發的。南方佚名的詩人在這種很流行的小曲中唱道：

然而，中國人作為一個民族之所以能夠生存下來，並不僅僅是靠了粗糙神經的力量與忍受苦難的決心。事實上，他們生存了下來是因為他們同化了蒙古族，產生了一種系統發育的生理移植，因為有一種新血統的混入，必有一次文化的繁榮。簡單描述了中國人的心理素質與身體條件之後，我們知道他們並沒有完全擺脫長時期文明生活的不良影響，反倒發展了一些其他特點，從而使自己在更為好戰的外來種族面前束手就擒。中國人的生活似乎總是在一個更緩慢、更平靜、更穩妥的水平上運行，不是像歐洲人那樣富於行動和冒險。於是就發展了一些心理與道德上更平和更消極的性格與習慣。這樣就很容易理解為什麼北方民族一次又一次的征服變得無法避免。在這些征服者手中，這個民族在政治上一次次被摧垮。問題是，在政治上被征服的情況下，民族為什麼還能保持完整；這個民族並沒有能阻止這些軍事上的災難，像基督教在都爾戰爭中阻止了穆斯林那樣，而是從這些災難中生存了下來，並吸取了新的血液以補充自己；她沒有喪失自己的民族個性與文化傳統，這個結果又是如何取得的？看來，國民生活有一個特定模式，沒有早期原始的活力並不意味著失去了種族的耐力與反抗能力。對這種民族耐力與反抗能力的解釋就是對中國何以能生存下來的解釋。read.99csw.com

驚人的事實是，中國歷史可以很方便地劃分成每八百年為一單位的周期。每個周期都以短命的然而在軍事上卻很強大的王朝開始。它使中國在幾百年的內部紛爭之後重新團結起來。其後，是五百年的和平，中間有一次改朝換代，接著是一系列的戰亂。結果，首都即從北方遷往南方。然後，北方與南方脫離，南北形成對峙局面，敵對情緒強烈。這時，外來民族入侵，整個周期便告結束。歷史於是又開始重新循環。中國又一次統一在中國人手中，文化又開始繁榮起來。

今天，除了蔣介石是浙江人，其家族譜系仍然待考以外，大部分將軍們是從河北、山東、安徽、河南來的，仍然是隴海線周圍。山東出了吳佩孚、張宗昌、孫傳芳、盧永祥；河北出了齊燮元、李景琳、張之江、鹿鍾麟；河南出了袁世凱；安徽出了馮玉祥、段祺瑞。江蘇沒有產生偉大的將軍，卻出了一些出色的旅館茶房。半個世紀之前，華中的湖南出了曾國藩，是個例外，卻也恰好證明規則的正確：儘管曾國藩是一流的學者與將軍，但因為他生在長江以南，吃稻米而不是吃麵條長大，所以他命里註定只能是一個顯貴的大臣，而不可能建立一個新的王朝。這后一項工作需要北方人的粗獷與豪放，需要一點真正可愛的流浪漢性格，需要愛好戰爭和混亂的天才——對費厄潑賴，對學問及儒家倫理都嗤之以鼻，直到自己穩穩地坐在龍位之上，再將儒家的君主主義撿起來，這是個極有用的東西。

另一首詩是這樣寫的：

然而，這並不足以解釋所有的問題。中國為什麼歷盡周期性的劫難之後，仍能生存下來，而沒有像羅馬被倫巴底人征服那樣被少數民族吞沒？這種種族耐力與吸收外族血統的能力究竟來自何方？這些問題還沒有回答。只有深入考察這些問題，我們才能真正理解中國今日的情勢。

所謂中國文化停滯的觀點是由於人們單純從外部觀察中國，對中國內部生活一無所知而造成的誤解，人們只要考察一下中國瓷器的最新發展就可以明了。這種發展並不是許多外國人想象的那樣，在孔子時代就面世的。這種發展只是第10世紀左右的事。即使在那時，發展也很緩慢，直到17世紀康熙乾隆年間才達到完美的程度。這是我們幾乎可以看得見的時期。油漆、印刷和繪畫的發展也較緩慢。但每一個朝代都使這些工藝前進了一步。具有中國特點的繪畫直到近1000年前才出現。作為一個文明古國，這個時間並不算早。在文學上，史詩性質的散文和離奇故事的出現也很晚，比如《水滸傳》和《西遊記》，只是在14世紀才得到全面發展。當時離孔子與老子生活的年代差不多已經有2000年了。

粗獷豪放的北方，溫柔和婉的南方，這些區別在他們各自的語言、音樂和詩歌中都能看到。我們來對比一下陝西樂曲與蘇州樂曲的差異。陝西樂曲用一種木板控制速度，聲調鏗鏘，音節高昂而響亮，有如瑞士山歌，使人聯想到呼號的風聲，似在高山上，似在曠野里，又似風吹沙丘。另一方面，蘇州樂曲的低聲吟唱，介乎于嘆息與鼾聲之間，喉音和鼻音很重，很容易使人聯想到一個精疲力竭的氣喘病人，那習慣性的嘆息和呻|吟已經變成了有節奏的顫抖。在語言上，我們聽到的是北京話宏亮、清晰的節奏，輕重交替，非常悅耳；而蘇州婦女則輕柔、甜蜜地嘮嘮叨叨，用一種圓唇母音，婉轉的聲調，其強調的力量並不在很大的爆破音，而在句尾拖長了的，有些細微差別的音節。

這種文化上的共同性有時使我們忘記了種族差異，即血統差異的客觀存在。這裏，中國人這個抽象概念幾乎消失，代之而來的是一幅多種族的畫卷，身材大小不同，脾氣與心理構成各異。只有當我們試圖讓一個南方出生的將軍去領導北方的士兵時，我們才會發現這種客觀差異。一方面，我們看到的是北方的中國人，習慣於簡單質樸的思維和艱苦的生活，身材高大健壯，性格熱情幽默，吃大蔥，愛開玩笑。他們是自然之子，從各方面來講更像蒙古人，與上海以及江浙一帶的人相比更為保守，他們沒有喪失自己的種族活力。他們是河南拳匪、山東大盜以及篡位的竊國大盜。他們致使中國產生了一代代的地方割據王國，他們也為描寫中國戰爭與冒險的小說提供了人物素材。

然而，不是污垢，而是對污垢的恐懼，才是人類退化的標誌。依靠外部標準來評判一個人的身心健全程度是危險的。事實上，歐洲人生活在暖氣燒礙過熱的寓所里，乘豪華小轎車，其求生的本領，斷然不如那些生活在又低又矮，未經消毒的茅屋裡的中國農民。在孩子和野蠻人中自然存在的殘酷本性也並非人類退化的標誌。相反，退化的標誌是對疼痛與苦難的畏懼。一條只知叫不知咬的狗，作為一位夫人的愛犬，被帶著招搖過市，是一隻退化了的狼。即使是傑克·鄧姆普賽式的魁梧，也不能用來證明賽場以外人類的榮耀。能用來證明的只能是人們工作與過幸福生活的本領。即使是一種高度發達的動物，它的身體是一個更為敏感、複雜的有機體，有各種特異功能，有更優良的意志，這樣一種動物也不見得就比人類更茁壯，更健康，因為要考慮的是它的生活能力和追求幸福的能力。無論是人還是動物，衡量其體格與精神健康與否，要看他是否能做好他的工作，享受他的生活，看他對生活的適應力。

接近自然就意味著身體與精神上的康健。退化的只是城市人，並非農村人，所以城市中的學者與富庶人家總是有一種渴望自然的感覺。一些著名學者的家書家訓總是充滿了這方面的內容，揭示了中國文明的重要一點。這是使中國文明得以長期延續的既微妙又深刻的方面。我從鄭板橋異常珍貴的家書中，隨便選了一封給他胞弟的信。板橋家書應該被看作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家書：

「退化」是一個很容易引起誤解的名詞，因為它的意義只能是相對而言。自從發明了抽水馬桶和吸塵器九-九-藏-書，現代人在衡量別人的道德水準時總是看其清潔程度。認為狗甚至比人更文明，因為它每星期都沐浴一次，冬天還要戴上護肚。我曾聽到過有同情心的外國人說，中國農民過著「牲畜一樣的生活」。他如果想拯救這些中國人，第一件事情看來就是給農民的茅屋及器具來一次全面消毒。

這樣一個組織良好而頗有宗教意味的家族制度，在漢族與其他家族制度意識不強烈的外來民族混合時，有著巨大的誘惑力。不開化的部族以及由不同民族的父母所生的混血兒總是急於加入到這樣一個家族中，並聲稱自己是這個不朽家族制度中的一員。設想自己一旦咽氣時，並沒有真正死亡，而是仍舊生活在家族生活的長河中。這種家族制度也是使家族成員生殖繁衍的直接刺|激劑。比如為了使林氏家族生存下來，就應該有許許多多林姓的孩子降生到這個世界上來。

我們會饒有興緻地看到，曾國藩這位了不起的將軍和當朝宰相，在給他兒子及侄子的信中，不斷告誡他們不要養成奢侈的習慣，建議他們種菜，養豬，給農田施肥。他明確告訴孩子要勤儉持家，這樣家族的繁榮才能持續下去。

研究任何一個時期的文學，或者任何一個時期的歷史，首先要認真研究那個時期的人，因為在文學創作和歷史事件的背後，總是那些單個的人使我們產生最大的興趣。提起衰亡的羅馬時代，我們就會想起馬庫斯·奧里利厄斯或者盧西恩；提起中世紀，就會想到弗朗西斯·維龍。於是，這些時代一下子就變得十分親切，變得十分容易理解。像「約翰遜時代」這樣的名詞就比「十八世紀」對我們更有意義。因為只有回想起約翰遜是怎樣生活的，回想起他經常光顧的酒店，回想起同他討論問題的朋友們，這個時代才會成為一個真實可信的時代。也許約翰遜時代一位小有名氣的文學家或一個普通的倫敦人會同樣使我們聯想到這個時代。然而，普通倫敦人的意義可能並不大，因為一代代的普通人都是相差無幾的。普通人是喝淡色啤酒還是喝李普頓茶，這僅僅是一個不同的社會行為方式，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區別，因為他們是平凡的人。然而，約翰遜抽煙，經常光顧18世紀的酒店，都是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事情。偉大人物對周圍的社會環境有著自己獨特的反映，這一點對我們很重要。他們會影響自己所接觸的事物，或者受其影響，他們有這種天才；他們也受到自己所閱讀的書籍的影響，受到所接觸的婦女的影響。而這些對另一個缺乏天才的人卻毫無觸動。他們充分利用並享受了他們那個時代的生活；他們吸收了所有能吸收的東西，並且用最纖細、最有力、最敏銳的眼光對此作出反映。

在東南邊疆，長江以南，人們會看到另一種人。他們習慣於安逸，勤于修養，老於世故，頭腦發達，身體退化，喜愛詩歌，喜歡舒適。他們是圓滑但發育不全的男人，苗條但神經衰弱的女人。他們喝燕窩湯，吃蓮子。他們是精明的商人，出色的文學家，戰場上的膽小鬼，隨時準備在伸出的拳頭落在自己頭上之前就翻滾在地，哭爹喊娘。他們是在晉代末年帶著自己的書籍和繪畫渡江南下的有教養的中國大家族的後代。那時，中國北方被野蠻部落所侵犯。

根據中國歷史發展的模式，我們也注意到，南北分裂，外族征服北部中國，在過去風起雲湧的300年中，還沒有出現。（中國人與日本人混血，儘管很少見，然而卻已經產生了兩個很值得注意的中國人。一個是小星伽，很不錯的將軍，曾經發動過一次失敗的反抗滿洲人的運動；另一位是蘇曼殊，本世紀初一位很有造詣的詩人。）

然而，也正是在這時期，種族的復生也萌芽了。因為北方征服者僅僅佔據著官位，下層人民仍然是漢族。北魏的統治者是鮮卑族，但他們不僅接受了漢族文化，並且允許他們的民族與漢族自由通婚。宋朝時的全國（滿族王朝）也大多為漢族。種族的構成正在起著變化。即使在文化上，這些時期也是外族影響滲入的時期，特別是在第一周期末的佛教印度雕塑，第二周期的蒙古戲曲與音樂。人種混合最明顯的影響也許是表現在現代北方人的語言和體格上。他們的語調有了變化，輕輔音也變為濁輔音，身高增加，並有一種快樂質樸的幽默感。正是這種與外來血統的混合，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漢族能夠長期生存下來。

據我所知，五官方面的情況，現在還沒有材料證明。但是，在耳朵和眼睛的使用方面，我們沒有理由認為出現了任何退化現象。中國人很講究嗅覺器官，這從中國的烹調可窺一斑。下列事實也可證明。北京人不說「吻」小孩兒，而說「聞」小孩。人們實際上也是這樣做的，漢語文學語言中，也有許多法語中odeur de femme的對應語，比如「綺骨香肌」和「玉人芳澤」。另一方面，中國人對冷熱疼痛，以及日常嘈雜聲的敏感性與白人相比則相差甚遠。生活在集體化的大家庭中，中國人對這些東西已習以為常了，早已學會了如何去容忍這些磨難。或許中國人的神經是一件不得不使西方人羡慕的器官。敏感性在某些特殊行業通常是高度發達的，比如中國人的手工藝品製作。然而，在對疼痛與苦難的感受方面，又是那樣的麻木。（阿瑟·史密斯在他的名作《中國人的特性》中有一章，稱中國「缺乏舒適與方便」。這裏他敘述了自己對中國服裝、住宅、枕頭和眠床等等現象的觀察與感受。所有的歐洲人都感到非常有趣。我敢打賭，中國讀者聽到史密斯敘述自己在中國的磨難與不舒適之後，會感到十倍的有趣。白人的神經毫無疑問是退化了。）中國人容忍苦難的能力是無窮的。

於是我們可以說，中國人作為一個民族，通過時文明的一種本能的懷疑與堅守原始的生活方式，避免了城市生活所帶來的退化。這就意味著，所謂的中國文明必須被理解為一種與西方文明有相當差別的文明，喜歡尚古主義，並不大願意向它說再見。這當然不是一種能保證人民和平，不受斷斷續續的流血與動亂之苦的文明，不是一種能避免九*九*藏*書戰爭、飢荒與水災的文明。

然而，分析研究一個國家時，又不能忽視普通人。古希臘人並不都是索福克勒斯，伊麗莎白的英國也並非遍地都是培根和莎士比亞。談到希臘時，僅僅提及索福克勒斯、伯里克利和阿絲帕霞，並不能得到對雅典人的正確印象。我們還應該經常提到索福克勒斯的兒子來作補充，他曾向法院控告父親治家不力；還有阿里斯托芬的戲劇所描寫的人物，他們並不都是愛美的，不都是傾心於對真理的探索，而是經常喝醉酒，貪吃，愛吵架，貪污受賄，喜怒無常，就和普通的雅典人一樣。也許雅典人這種多變的性格有助於我們理解雅典共和國崩潰的原因，正如伯里克利與阿絲帕霞能幫助我們理解雅典的偉大一樣。他們這些人，作為個人無關宏旨，但作為一個集體，卻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國家和民族的命運。過去時代的普通人也許現在很難描述出來，然而當代的普通人卻不同，他們每天都和我們生活在一起。但是，誰是普通人？他是幹什麼的？中國人在我們心目中僅僅是一個抽象物。南方與北方的中國人被文化紐帶連在一起，成為一個民族。但他們在性格、體魄、習俗上的區別之大，不亞於地中海人與北歐日耳曼人的區別。幸而在中國文化發展的軌跡上，民族主義沒有能夠發展起來，有的不過是地方主義，而地方主義也許正是多少世紀以來整個帝國得以和平的重要因素。相同的歷史傳統，相同的書面語言——它以其獨特的方式解決了中國的「世界語」問題，以及相同的文化，這最後一點是多少世紀以來社會文明以其緩慢而平和的方式逐漸滲入相對溫和的土著居民之後的結果：這些共同點使中國獲得了一種人類博愛的共同基礎，這也正是現代歐洲所缺乏的。就是口頭語言也不會造成歐洲人之間講話那麼大的困難。一個滿洲人能夠使雲南人聽懂自己在講些什麼，儘管有一些困難，這也實在是語言上的奇迹。這是經過緩慢的殖民化過程才獲得的成果，並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漢字的書寫系統這個民族團結的有形象徵。

這就是中國文學中的典型感情。鄭板橋的這種田園理想是建立在他對貧苦的農民充滿博愛精神的詩一般的感情之上的，接近於道家精髓。正如曾國藩的田園理想是建立在渴望維繫家族制度的感情之上，與儒家種族觀念息息相通，二者相輔相成。因為田園理想使家庭成為一個單位，是社會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它也使鄉村成為一個單位，是整個政治文化制度的組成部分。

或許純粹是因為家族制度的原因，中國人能夠將河南的猶太人同化。這些猶太人今天已被徹底漢化。他們不吃豬肉的傳統也成了純粹記憶中的事情了。只有中國人的家族思想，強烈的種族意識才能使猶太人自己的種族意識自慚形穢，歸於消亡。從人種學的角度看，這並不是什麼不光彩的成就。北部的韃靼人，其種族意識，種族自豪感甚至比不上猶太人。在這仲情況下，中國當地人在同化能力方面顯然比外來入侵者佔有更大的優勢。從這個意義上講，滿洲人將永遠是中國人，而日本人的企圖將會徹底失敗：政治秩序可以改變，統治者可以更換，然而，中國家族仍然是中國的家族。

南宋之際，一種稱作「詞」的有獨特風格的抒情詩發展起來了。其內容不外是婦女的深閨幽怨，紅燭淚乾，中意的胭脂、眉筆、絲綢、幃帳、珠簾朱欄，無可挽回的春天，清瘦的戀人，羸弱的心上人兒等等。寫這種傷感的詩歌的人應該被寫那種簡短、質樸、直接描寫北方荒涼風景而不加雕飾的詩歌的人所征服，這實在也是自然的事。下面是一首典型的北方詩歌：

這些循環周期包括：一、從秦朝至六朝和韃靼族入侵（公元前221年至公元588年），其間約830年；二、從隋朝始至蒙古人入侵（589～1367年），其間約780年；三、現代周期，從明朝至今，周期還未結束。但是迄今為止已表明在過去的600年間，已經發生了許多與過去模式非常相似的事件。以19世紀50年代的太平天國為界，明清兩朝500年的和平，現在似乎已經結束。太平天國運動標志著本周期第一次大的內戰浪潮。我們現在正處在動亂與內部紛爭的頂峰。首都也已遵照傳統於1927年從北京遷至南京。

在一個經歷了2000多年相對文明的社會生活的國家中，仍然會發生《水滸傳》中描述的那些事情，包括雖不多見但仍有可能的食人肉的事情。這個事實本身在某種程度上為我們揭示了這種不可思議的、對抗文明所造成的混亂從而使社會延續的秘密。梁山泊的宋江、李逵等一群健壯的強盜，雖然是孔子之後15個世紀的人物，然而他們讓我們看到的並不是疲憊不堪的文明的代表，而是文化時代到來之前的黎明時分一群歡樂的孩子。那時，生活的保障還是個未知數。似乎中華民族並沒有按孔子的說教變得完全成熟起來，而是在切實地享受那延長了的孩提時代。

許多在上海的歐洲人奇怪，他們的中國朋友為什麼往往中途退出他們的社交性談話。其實，原因很簡單：中國人不能忍受這種長時間激烈的討論所帶來的心理壓力。這種討論在用外語進行時，則尤其如此。在許多中國人與歐洲人組成的夥伴關係中，無論是婚姻關係還是商業關係，歐洲人總是看不慣中國人那種令人生厭的沾沾自喜。中國人則看不慣歐洲人那種坐立不安的壞脾氣。中國人認為，美國爵士樂隊指揮那副連褲管都在顫動的樣子，以及歐洲旅客在輪船甲板上散步的模樣，實在都是非常滑稽的。

於是，我們就很容易理解曾國藩為什麼認為「養魚、餵豬、種菜、種竹」為「家政四要」。他說，這樣做，一方面可以繼承我們祖先的傳統，另一方面可以讓人在牆外就看到我家的生氣。進院之後又能看到一片繁榮景象。即使多花點錢，雇幾個人幫忙，這個錢也是值得花的。從這四件事上，可以看到一個家庭是在上升還是在敗落。

從顏之推（531～591年）、范仲淹（989～1052年）、朱熹（1130～1200年）的家訓，我們都可以看到這種執著的勤奮儉樸的家庭htｔｐｓ://ｒｅａd.９9ｃｓw.ｃｏｍ理想。這種理想也是被認為是民族最合理的道德遺產。家族制度已經多多少少交織在田園生活的模式之中，二者無法分離開來。「淳樸」這個詞對希臘人是至關重要的，對中國人也是如此。似乎人們既知道文明的好處，也知道文明的危險。人類知道享受人生的樂趣，但同時也清楚這種樂趣只是曇花一現的東西。他們害怕上帝的忌妒，所以寧可享受簡單一些卻能持久的樂趣。根據中國人的觀點，享受生活中太多的幸福，就是「折福」，即減少自己生活中的福分。於是，「人當趨福避禍，兩加審慎！」「人當取清淡之福」，正如明末一位學者所云。這一點，中國人從內心表示贊同。因為人類幸福是如此靠不住，返樸歸真是最切實的保證。事實必定如此，中國人從本能上就知道這一點。他們要求家族延續，從而也使民族得以延續。

李博士也提到了另外一個事實。在第一周期之前的周期也是呈現出同樣的模式。通常認為周朝始於公元前1122年，延續了共900多年。它代表著中國文化的第一次繁榮，周朝建國之後450年內是比較和平的發展時期，也是擴充疆土的時候。然後，由於公元前770年中國西北部民族的壓力，京都移往東部。從此，就是各個諸侯國之間連綿不斷的衝突與戰爭。中央政府逐漸失去對各個封建諸侯的控制。這就是孔子編年史所載的春秋時期（公元前722～前481年），以及後來的戰國時期（公元前402～前221年）。這時，楚國不斷擴展自己的領土，直至基本控制了當時文明中國的整個南部地區。之後，由精明強幹的秦始皇領導的，混入未開化民族血統與外國風俗習慣的一個宗族征服和統一了整個中國，這個周期隨著宣告結束。

除此之外，中國人蔑視體格上的勇猛，蔑視體育運動，普遍不喜歡艱苦的生活，特別是城市資產階級，這些都與體力衰退有密切關係。無論是在電車上還是在職員會議上，歐洲人與中國人坐在一起時，你總可以看到這樣的情形。中國資產階級不衛生的生活方式，寓所燒得過熱的暖氣，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中國人的斜肩與無精打採的眼神。歐洲學齡兒童與中國學齡兒童的不同也是顯而易見的。在競技場上，那些父母有一方是歐洲人的男孩子，明顯與眾不同。他們速度快、靈活、精力充沛，儘管他們在耐力競賽時很少取勝，學術造詣從來也不如中國人。一位叫鮑羅廷的人自吹在1927年的漢口國民政府中有相當的權力。這是因為這個精力旺盛的俄國人做著三倍于中國官員的工作。他可以遊說中國領導人直至他們不得不放棄自己的意見，以免被這位俄國人糾纏不休，而這位俄國人在他國內也不過是二三流的人物。

看來，在衙門裡喝一杯杯的清茶，在家裡進行一遍遍的神聊，嗑掉一袋袋的西瓜子，這些活動把學者們的時間都佔去了。這些事實，向我們說明為什麼精美的小詩，小巧的散文，為朋友著作撰寫的短短的序言，追悼會上對朋友一生簡短的敘述，以及旅遊散記等等佔去了中國作家所有作品的百分之九十五。一個人無法在力量上顯示自己時，就要在精巧上做文章。一個人缺乏敢作敢為的勇氣時，就要在合情合理這個道德品質上作文章。我們隔很長時間才能夠出現一個司馬遷、鄭樵或顧炎武。這些人驚人的工作使我們聯想到永遠不知疲倦的巴爾扎克和維克多·雨果。這就是兩千多年的叩頭給中華民族帶來的結果。

另一個使社會安定的文化因素是中國完全沒有固定的階級。每個人都有機會通過科舉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中國的家族制度使人口增加，從而使種族得以延續；而科舉制度則使國家能對人口進行質量上的選擇，從而使才能得以再次繁殖，世代相傳。科舉制度始於唐代，是建立在中國貴人非天生的基本信仰上的，中國話是「將相本無種」。這種制度在漢朝的推舉文職人員的制度中已具雛形。公元3～4世紀的魏晉之後，官吏選舉制度有些變化，變得對名門望族有利，對黎民百姓不利。結果造成了「九品制」中的「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現象。這顯然有利於晉朝貴族家庭的發展。

如果簡樸可以使家庭延續和完善，那麼簡樸也可以使一個國家延續和完善。對曾國藩來講，以下這些道理是不言而喻的：「大抵士宦之家，子弟習於奢侈，繁榮只能延及一二世；經商貿易之家，勤勉儉約，則能延及三四世；而務農讀書之家，淳厚謹飭，則能延及五六世；若能修德行，入以孝悌，出以忠信，則延澤可及八至十世。」

我們把這些圖表重新繪製出來，一方面是因為它們本身的價值；另一方面是因為它們能夠在一頁紙的篇幅內，將2000多年的中國政治史做一個最簡單最完美的總結。這些曲線代表了在中國大地上所發生戰爭的頻率。

即使我們單純考慮身體現象，也可以明顯看到幾千年來文明生活影響的痕迹。中國人使自己適應了這樣一種需要耐力、反抗力、被動力的社會與文化環境。他已經失去了一大部分征服與冒險的智力和體力，而這些都是他們原始叢林中祖先的特徵。中國人發明了火藥，卻發現它最好的用處是製造鞭炮，共他們的祖輩做生日用。這的確是中國人的幽默，完全象徵著他們對發明的態度。就是說，發明要用於和平的目的。在藝術中，他們講究精美而不講究力度，其原因之一是中國人在體格上失去了不少過去的活力，以至本能上變得圓滑起來；在哲學上，他們講究合情合理，不講究敢作敢為，這一點也許可以從中國人圓圓的下巴和沒有定形的臉龐上看出一二。

這使我們考慮到有關中華民族種族構成的一個極有趣的問題：作為一個人種實體，中華民族所呈現出來的特點是古老民族的特點呢？還是一個在各方面都還年輕，在種族上遠未成熟的那樣一個民族的特點？我們也許可以這樣來區別：中國人在文化上是古老的，在種族上是年輕的，這是一個當代許多人類學家都主張的觀點。格里菲思·泰勒根據他的移民區模式，把中國人劃分在人類進化最年輕的一層。哈夫洛克·埃利斯也認為亞洲人處在種族上的嬰兒時期，他們在獲得專門化的發展之前，仍會保持著兒童時期的適應性、靈活性，以及原始狀態的各種純樸的特質。也許「延長了的兒童時期」是一個更好的字眼，因為幼稚、受阻礙的發展、停滯等等都容易引起誤解。九*九*藏*書

科舉制度到唐朝（7～9世紀）已經完善。一直到1905年，它基本是一條由寒門通向權勢與名利的向人人都開放的途徑，儘管在後來的朝代中，科舉制度多少有些修改。這些考試從本質上講，是有些機械，儘管這種機械性多少也有些必要。所以，它往往不能吸引真正的天才，但是它卻適合選舉一般有才能的人，可以被看作是一種智力測驗。這種制度使得農村有才能的人不斷進入城市，彌補了上層階級那逐漸失去的活力，使得社會健康所急需的內部再生能力得到周期性的補充。縱觀多少世紀以來的情形，科舉制在統治階級的質量上，起了重要的選擇作用，從而使社會得以穩定。

這些事實，均需從人種學、經濟學、氣候學的角度予以解釋。四五百年的和平時期會使人口逐漸膨脹，這似乎是個重要因素。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在歷史上都不曾有過五百年的和平發展時期，中國也沒有理由成為例外，不過，縱觀中國文學史，我們又發現了另一個明確的解說。在南北分裂對峙期間，詩歌、文學中呈現了一種道德品行的墮落，正如我們前面引過的那幾首詩所表明的那樣。第一周期中的北方入侵時期，即六朝時期，從東晉至隋統一中國，這時，北部中國被未開化的部落所征服和佔領；第二周期中的北方入侵時間，從南宋到蒙古族的元朝；這兩個時期都是相應的生活上變得嬌氣，文學風格上變得頹廢的時期。上述第一個時期突出的特點是主張工巧、綺靡、浮艷的四六駢體；第二個時期的特點是優柔感傷的詞曲。人們看到的不是詞句的貧乏，而是詞句的繁縟、精細與工巧。再沒有任何泥土氣息，而是頹廢、細膩的宮廷脂粉氣。人們對字的聲韻，像十九世紀以來的歐洲人一樣，產生了相當的興趣。在文學藝術批評與貴族生活習慣上也變得更為講究，更為文雅。

由於貿易，由於皇家規定入仕的才子要到外省做官，而這些官吏家屬也隨往定居的緣故，種族開始有些混合，使省與省之間的區別有所減小。然而，總的傾向依舊存在。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北方人基本上是征服者，而南方人基本上是商人。在所有以武力奪取了政權而建立自己的朝代的盜匪中，沒有一個是江南人。吃大米的南方人不能登上龍位，只有吃麵條的北方人才可以，這是一貫的傳統。事實上，除了唐與後周兩代創業帝王來自甘肅東北，於是頗有土耳其血統之嫌以外，所有偉大王朝的創業者都來自一個相當狹窄的山區，即隴海鐵路周圍，包括河南東部、河北南部、山東西部、以及安徽北部。如果我們以隴海鐵路的某一點為中心畫一個方圓若干里的圓圈，並不是沒有可能，圈內就是那些帝王們的出生地。漢朝的創業帝王來自徐州的沛縣，晉室始祖來自河南，宋室來自河北南部的涿縣，明太祖朱洪武則來自安徽鳳陽。

在中國正南的廣東，我們又遇到另一種中國人。他們充滿了種族的活力，人人都是男子漢，吃飯、工作都是男子漢的風格。他們有事業心，無憂無慮，揮霍浪費，好鬥，好冒險，國進取，脾氣急躁，在表面的中國文化之下是吃蛇的土著居民的傳統，這顯然是中國古代南方粵人血統的強烈混合物。在漢口的南北，所謂華中地區，是信誓旦旦卻又喜歡搞點陰謀的湖北人，被其他省市的人稱作「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佬」，因為他們從不服輸，他們認為辣椒要放在油里炸一下，否則還不夠辣，不好吃。而湖南人則以勇武和堅韌聞名，是古代楚國武士後裔中較為使人喜歡的一些人。

這些詩歌也曾被胡適博士引用，來證明同一個主題。這樣一些詩歌開闊了我們思考問題的視野，使我們對構成中華民族的北方血統與南方血統的不同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使我們有可能去理解一個具有2000多年叩頭、室內生活、缺乏流行運動的文明歷史的國家何以能夠避免社會民族退化的命運，避免像埃及、希臘、羅馬等文明古國那樣落後於人。中國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呢？

更重要的是，統治階級不僅從農村來，而且更要回到農村去，因為田園生活的模式總被認為是最理想的生活方式。在藝術、哲學與生活中的這種田園理想，深深地紮根在中國普通人的意識中，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們今天的種族繁榮與健康的原因。中國生活模式的創造者們在文明與原始的生活習慣之中，維持一個不偏不倚的水平。他們幹得如此漂亮，不是連他們自己都沒有意識到嗎？他們選擇了農村文明，忌恨機械發明，喜愛簡樸的生活，他們發明了各種舒適的生活方式又不被這些方式所束縛。他們在詩歌、繪畫、文學中一代又一代地宣傳「返樸歸真」。是他們健全的本能指導他們這麼做的嗎？

對人們的頭髮與肌膚的研究，似乎也能說明千百年來室內生活的影響。中國人的鬍鬚一般很少，有的極端缺乏，就是一個明證。這使得許多中國人不知道刮臉刀有什麼用處。男人的胸毛是不為人知的。女人唇上的茸毛在歐洲並不罕見，在中國卻絕無僅有。據醫學權威們透露，書本上也有記載，女陰無毛在中國婦女中絕非偶然。中國人皮膚的汗毛孔也比歐洲人細膩，這就使得中國婦女的皮膚一般比歐洲婦女纖細，肌肉也較鬆弛。這是她們通過纏足的習慣有意培養成的理想模式。纏足自然另有其他方面的性吸引力。中國人顯然是有意識地追求這種效果的。在廣東的新豐，養雞場的管理人員把雞關在黑籠子里，永遠不讓出來，雞在窩裡沒有多少活動餘地，於是我們就得到了新豐雞，鮮嫩可口，名聞遐邇。皮膚的腺分泌液肯定也相應減少了，於是，中國人在解釋為什麼外國人有（想象中的）天天洗澡的習慣時說，這是因為他們身上有一種較強烈的氣味。也許最明顯的區別是與歐洲人相比，中國人失去了聲音中洪亮、低沉、共鳴的特質。

另一首小曲唱道：

曾經有一段故事講一位北方軍官，在檢閱一隊蘇州籍的士兵。他用洪亮的聲音喊：「開步——走！」但是，士兵們沒有挪動腳步。一位在蘇州住過很長時間、知道奧妙的連長請求用他的辦法來下命令。長官允許了。於是他沒有用通常洪亮清晰的聲音喊：「開步——走」，而是用真正婉轉誘人的蘇州腔喊道：「開——步——走——噯——」嗨，你瞧！蘇州連前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