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斯帕森在他著名的《英語的發展與結構》一書中曾指到英語的男性特徵，指出它的簡潔、庸常、有力來作例子。我不願意對這樣一位偉大的英語權威的論點提出什麼異議，但有一點，筆者不敢苟同，就是有關性別的問題。庸常與實用的心態是婦女的特徵，而不太像男人的特徵。男人們更有可能試圖雙腳離地，飛向一個不能飛到的高度。中國話，中國語法，顯示出明確的女性特徵。它的形式、句法和詞彙，都揭示出中國人思維的質樸、想象的極端具體、句法關係的極端簡潔。

所以說，中國人的思想總是停留在有形世界的外圍。這使得中國人能對事實更有感受，而這又是經驗與智慧的基礎。對抽象名詞的厭惡也可見於中國人對事物進行分類時所用的名詞，這些名詞往往要求有明顯的區別意義。這時中國人總是挑選一些最有表達意義的名詞。於是，在中國文學批評中，不同的寫作方法被稱為「隔岸觀火」（一種超俗的格調），「蜻蜒點水」（輕描淡寫），「畫龍點睛」（提出文章的要點），「欲擒故縱」（起伏跌宕），「神龍見首不見尾」（運筆自如，順其自然，斗然而來，戛然而止），「懸崖千仞」（結尾時陡然勒住），「一針見血」（一句話道出真情），「單刀直入」（直截了當的開頭），「聲東擊西」（突然襲擊），「旁敲側擊」（善意的戲弄，嘲笑），「湖上霧靄」（調子柔和），「層雲疊嶂」（細節等紛繁複雜，撲朔迷離），「馬屁股上放鞭炮」（結尾前最後一擊），諸如此類，不勝枚舉。這些名詞使我們聯想到原始語言中的「汪、汪」、「呸、呸」等單調然而卻繪聲繪色的象聲詞。

在中國人的心靈中，科學方法不能得到發展的原因是很容易理解的，因為科學方法除了要求分析性思維之外，總是免不了要有一些枯燥的工作要做。而中國人則用信自己的庸見與洞察力的閃光，推理的方法在應用到人際關係（中國人最感興趣的東西）時，常常導致一種愚蠢的結論，這在美國大學里並不罕見。今天有許多用推理方法寫成的博士論文，會使長眠在地下的培根感到不安。沒有一個中國人會愚蠢到去寫一篇關於冰淇淋的博士論文，並且在一系列的觀察與分析之後得出令人膛目的結論說「糖（在冰淇淋的製作中）最重要的功能是使冰淇淋發甜」；或者在對「四種洗碟方法的時間與運動方法比較」進行研究之後，很高興地下結論說「彎腰提取物件的動作是很累人的」；或者在對「棉製內衣的細菌含量研究」之後得出結論「細菌的數量隨著衣物穿用時間的增加而增加」。幾年前有一條消息報道，說芝加哥大學一個學生在對各種印刷方式的效果做了「比較研究」之後，發現線條越黑，越引人注目。

由此，我們想到了中國人的邏輯。它建立在中國人對真理的觀念之上。根據中國人的觀點，真理永遠不能被證實，只能被感知。莊子很早以前就在《齊物論》中指出了知識的主觀性：

不過，中華民族的智慧在其他方面也有體現，不光是膽怯這一點。在歐美大學就讀的中國留學生學術上往往高人一籌。我想這並不是由於中國人選拔出國留學生的競爭過程所致。在國內，他們很早就習慣於學術討論。日本人為中國人起了一個譏諷性的綽號，叫「文學國度」。事實也確實如此，其中一個例子就是當代中國無以數計的雜誌。只要有四五個朋友碰巧在同一個城市裡，一種雜誌似乎就會創辦起來。同時有數不清的作者把自己的文章塞到雜誌編輯手裡。以前的科舉制是一種智力測驗，這一點筆者已經指出。它長期使中國學者的思維變得較為敏銳，使他們擅長於詞句的雕琢，文學特點的細微差別等等。對詩歌的修養，使他們的文學表達具有更高的境界，在趣味與技巧上，都得到了鍛煉。中國繪畫已經達到西洋繪畫未曾達到的高度。在書法藝術上，他們走出了一條自己的道路；在韻律美方面，我認為是達到了變化與精美的極致。

這種想象在對悲哀與貧困進行忽受之後，將其轉化為美的東西，正如我們在杜甫詩里清楚地看到的一樣。美存在於茅屋、蚱蜢乃至蟬翼，而且最奇怪的是存在於石頭之中。只有中國人才會畫一塊犬牙交錯，凹凸不平的石頭，並將它掛在牆上，日日思索與欣賞。這些石頭並非威尼斯或佛羅倫薩那些雕刻過的石頭，而是崎嶇不平，未經馴化的自然之物，仍舊保持其自然狀態中強烈的節奏。我們的美的感受也由此獲得。我認為這種對一塊普通石頭的節奏所產生的享受感是中國人優美精緻的心態最有說服力的證明。確實，在發現一塊普通鵝卵石的美的時候，中國人的頭腦是很敏捷的；在設法榨出存留在這個不安全的、氣數已定的世界里最後一盎司幸福時，中國人的心情是迫不及待的；這種敏捷與迫不及待的心情互不相讓，相輔相成。中國人會將一幅畫有孤零零的鱗峋怪石的畫，或者一隻貓在虎視眈眈地盯著一隻螞蚱的畫，掛在自己的牆上，對著它沉思，儘管內戰很可能正在他的家門口打響。尋找日常生活中的美，這就是華茲華斯和中國人想象力的作用。華茲華斯是英國詩人中最富有中國精神的一位。如果雨點打在頭上時你也不躲開，你會發現這些雨點是很美麗的。這是明末蕭士瑋的話。他是在談論日記寫作的非正式文體時說的。不過，這並不僅僅是文學上的結論，也是生活中的信條。

在這裏，真誠的信仰與玩笑的幻想很難講孰多孰少。某些禁忌明顯地是被嚴格遵守的。如果你在船上用飯，將盤子里的魚翻一個身，船家就會感到不安，因為這就意味著船要「翻」掉。他並知道這些是否真有道理，但「人們都這樣講」，他並沒有興趣去親自做實驗來證實。這是一種介於真理與幻想之間的心態。這裏，真理與幻想詩意般地、令人愉悅地結合在一起，就像夢遊人故事中的情景一樣。

我們必須設法理解這種天真的想法。由此，我們才可以進入中國人想象與宗教的世界。所謂宗教，筆者指那美好的天堂和熾熱的地獄，以及真實的活著的靈魂，而不是波士頓唯一神教派教徒們「內心世界的王國」；也不是馬修·阿諾德對那種非人力、無定形、存在於入身內外，有助於正義的力量之信仰。

這個想象的世界並不只是屬於目不識丁的人。孔子自己就表明過對鬼神的某些天真想法。他說，「與其媚（鬼神）于奧，寧媚（鬼神）于灶。」他在談到鬼神時，輕鬆自如，引人入勝：「祭神如神在」，「敬鬼神而遠之。」他是很願意讓鬼神存在的，條件是鬼神允許他干自己想乾的事。

某種女性的實用本能已經使英語儘可能地把自己的從句簡化，如「weather perm itting」（如果天氣好的話），「God wllling」（如果上帝願意的話），「whenever necessary」（一旦需要），「as expected」（正如預料的那樣），「if I don't come tonight」（如果我今晚回不來），這句話中沒有用「shall not」，還有「if war breaks out next week」（如果下星期打起仗來），這句話也沒有用「shall break out」這種說法。葉斯帕森已經談到英語中那些類似漢語的簡潔說法，比如「first come，first served」（先到先招待），「no cure，no pay」（治不好不要錢），「once bitten，twice shy」（一次被咬，下次膽小）。這些都是標準的洋涇浜。英國人也在逐漸取消whom（賓格的「誰」），比如who are you speaking to？（你在和誰講話？）。英語語法看來還不是沒有救。中國人對簡潔的喜好已經走得很遠，比如「坐吃山空」意思是說「如果你光坐著吃，什麼也不做，那麼就是像山一樣多的財富也會被吃光的」。這個意思中國人很容易就懂得了。由此看來，英國人要想趕上我們，還要很長時間。

中國作家先提出一兩個論點，然後即刻提出結論。在讀他的文章時，你很少看到他是怎樣得出這個結論的。他的論點與論據從來都不很長，你突然看到他已經領悟到了什麼在作結論了。優秀的筆記、隨感錄，比如顧炎武（1613～1682）的《日知錄》，給這類文章贏得了很高的聲譽，當然不是由於其中的邏輯論證，而是由於他的觀點的正確性。而這種正確性只能由後世來表示贊同或反對。顧炎武筆記中即使是兩三行的觀點，也往往是幾年潛心研究之所得，是再科學不過的東西。確定歷史事實中的某一點，作者很可能要作多次的旅行。需要百科全書般的學問。但是他的錯誤很難查證，他的正確又不能一下子確定。人們只能對他表示欽佩，因為3個世紀以來，還沒有任何作者能對他的論點提出疑義。

我們已經對中國人思維的特點做了詳盡的討論。這使得我們能夠明了中國人為什麼沒有發達的自然科學。希臘人為自然科學奠定了基礎，因為他們的思維基本上是分析型的，這已經被亞里士多德學說引人注目的現代性所證明。埃及人發展了幾何學和天文學。這些學問都需要分析性的思維。印度人發明了自己的語法學。而中國人儘管有其天然的智慧，卻未能發展其自己的語法學。他們的數學和天文學知識大多是由國外引進的，因為他們只喜歡道德上的陳詞濫調。他們的抽象名詞，比如「仁」、「義」、「禮」、「忠」等等都是泛泛而談。在具體討論中，會發現它們的意義含混到了不知所云的地步。

在我看來，中國人靠想象力所創造的最有特色的人物是漂亮的女鬼，這都是中國學者們憑空想象出來的，比如《聊齋志異》中的那些人物。這些故事描寫女鬼，描寫被迫害被污辱的婦女的精靈。她們以一個女僕的身份出現，從而把自己的不幸告訴活著的人們。死去的心上人又回到了情人的懷抱，併為他生兒育女。這些具有濃厚人情味的小說是受中國人歡迎的。因為中國的鬼是那樣令人吃驚地通人性，而女鬼又是那麼驚人的可愛：她們愛別人，也有忌妒心。她們像正常人一樣生活。

確實，中國人的心靈在許多方面都類似女性心態。事實上，只有「女性化」這個詞可以用來總結中國人心靈的各個方面。女性智慧與女性邏輯的那些特點就是中國人心靈的特點，一點不錯的。中國人的頭腦，就像女性的頭腦充滿了庸見。中國人的頭腦羞於抽象的詞藻，喜歡婦女的語言。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是綜合的、具體的，他們對諺語很感興趣，它像婦女的交談。他們九-九-藏-書從來沒有過自己的高等數學，很少越過算術的水平，就像許多婦女一樣。當然，大學里那些男性化的婦女獲獎者自然例外，（這些婦女特徵自然是指在現行社會制度制約下的普通女性的特徵。）女人生活的本能比男人堅定，中國人生活的本能比其他民族堅定。中國人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直覺去揭開自然界之謎；是同樣的「直覺」，或稱「第六感覺」，使許多婦女相信某件事情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它就是如此。最後，中國人的邏輯常常與私人關係聯繫在一起，正如婦女的邏輯一樣。一位婦女在介紹一個魚類學教授時並不說他是魚類學教授，而說他是在印度去世的哈利森上校的姐夫。她那時正在紐約作闌尾炎手術，主刀的是一位和藹的老坎伯特大夫，他長著漂亮的前額。同樣，一個中國法官必不能把法律看作一個抽象體，而一定要把它看作一個可變通的量，應該具體地運用到某一個人身上，如黃上校，李少校等。於是，任何與個人聯繫不緊密的法律，任何不能視黃上校、李少校的具體情況而定的法律都是非人道的法律，所以也不成其為法律。中國的司法是一種藝術，不是科學。

這種愚蠢的結論，儘管對商業廣告不無用處，我想靠著中國人的庸見與「直覺」也可以迅速並且正確地獲得。我所見到過的最好的漫畫要算在《龐其》上發表的，描述一個行為主義者大會的那幅，他們正在幾頭豬身上做實驗。豬嘴上插著溫度計，前面掛著一串珍珠項鏈。試驗結束后，他們一致決議：豬對珠寶沒有反映。這些事情，並不純粹是對科學方法的濫用。我們知道美國羅徹斯特大學的坎森教授在第九屆國際心理學家大會上宣讀了一篇論文，題為《論日常煩惱的來源與性質》。他記錄了21000種煩惱，後來經過篩選，去掉重複的和失誤的之後還有507種！此後他又將這些煩惱分級整理。比如「食物中發現頭髮」為26分，「看到禿頂的人」是2分，「看到蟑螂」為24分。

這裏，我們看到了「邏輯」與庸見的對抗。庸見在中國代替了推理與演繹。庸見通常更合乎情理，因為分析性的論證是通過把真理分成若干部分去探索真理，結果使真理失去其自然的聯繫與含義。而庸見則把事物看作一個活的整體。婦女的庸見往往強於男人的庸見。在危急時刻，我總是仰仗她們的判斷而不是男人的判斷。她們審時度勢從全盤考慮，不為個別方面所迷惑。在最好的中國小說如《紅樓夢》、《野叟曝言》之中，婦女被描繪成能對形勢作出正確判斷的最可靠的法官。她們的言談能夠面面俱到，十分使人傾倒。缺乏這種庸見的邏輯是危險的邏輯。當一個人持有某種觀點時，他很容易用自己的學術頭腦將a、b、c各個論點逐漸演化到自己滿意的程度，然而他卻可能像《米德爾馬契》里那位學者卡薩波（Casaubon）一樣，沒有能夠覺察到他夫人生活中的一些事情，而這一點，其他男人是可能做到的。

中國學者不願勞動自己的雙手和眼睛去做那些愚蠢的苦工，而寧可稚氣地相信自己「直覺」的力量。於是，他們就按自己的意願來解釋人體及宇宙的奧秘。中國的醫學和生理學就是建立在道家哲學所謂的五行之上的——金木水火土。人體結構本身就是宇宙的象徵。腎臟代表水，胃代表上，肝代表火，肺代表金，心臟代表木。在實踐上，中國醫學界並不是沒有成效。一個患高血壓的人被認為是「臟火」太旺；一位患消化不良的人則是「積土」太多；輕瀉劑被用來提高腎髒的功能，起「助火」的作用。這樣，消化不良「通常」都能被治愈。如果一個人患神經不正常，那麼他應該多喝水，應該服用治標劑，這樣「腎水」就會上升，從而使「肝火」減弱，使病人的脾性保持平衡。中國醫學是行之有效的，這一點毫無疑問，爭論只在診斷方法上。

這種對庸見的崇拜有其哲學基礎。人們很有興趣地注意到，中國人在判斷某論點正確與否時，並不僅僅訴諸道理，而是既訴諸道理，也訴諸人情。「Reasonableness」譯成中文為「情理」。包含了兩方面的內容，「情」即「人情」，或「人性」：「理」即「天理」，或「外部原因」。「情」代表著可變的人的因素，「理」代表著不變的宇宙的法則。這兩個因素的結合，就是評價某項活動，或某個歷史問題的標準。

這種簡潔在洋徑濱英語中反映得更為明顯。正如人們常說的那樣，洋涇浜英語是英語的肉加上漢語的骨頭。沒有理由認為像He come，you no come；you come，he no come（他來，你不來；你來，他不來）這樣的句子就不如以下這個轉彎抹角的句子意思更清楚：You needn't come，if he comes；and he needn't come，if you come．（如果他來你不用來了；如果你來，他就不用來了。）事實上，第一個句子的簡潔使句子意義更明確。穆恩在他的著作《院長英語》中援引了蘇美塞得一位農民在法官面前作證時說的話：「He'd a stick，and he'd a stick，and he licked he，and he licked he：if he licked he as hard as he licked he，he'd killed he，and not he Killed he．」（他有一根棍兒，他有一根棍兒，他打了他，他打了他；如果他打他像他打他一樣狠，他就會打死他，而不是他打死他。）在我看來，這樣講話比加上日耳曼語系中不同的格是更明智一些的做法。在漢語看來，「我打他」和「他打我」沒有主格賓格之累，其區別也一目了然。加上單數第三人稱詞尾「s」實在是多餘的，正如我們已證明的過去式的情況一樣（I had，he had；I went，he went——我有，他有；我去，他去）。實際上，許多人都在講「us girls」（我們女孩子），「them things」（它們這些東西），而不被誤解，不會丟掉什麼。丟掉的只是一些毫無意義的「類別」，而這個類別與表達美卻毫無ｈｔtｐｓ://reaｄ•99ｃｓｗ•ｃｏｍ關係，我非常希望英美教授們在將來的某一天會勇敢而使人滿意地在教室里宣布「he don't」（他不……）是正確的英語；我希望將來某一天英語將在洋涇浜的影響上，變得與漢語一樣理智，一樣明晰。

我在前面已經指出，中國之患在於有過多的智慧，表現在超。脫老猾、避世潔身、和平主義等方面。這些品德與懦弱膽怯相差無幾。但是，所有的聰明人都是懦夫，因為他們要保護自己不受傷害。一個人憑藉燒酒造就的勇氣，沖在最前面，去迎接一顆鉛做的子彈，為一個報紙編撰出來的「事業」去獻身——如果我們的頭腦還保持清醒的話，就會看到這樣做是再愚蠢不過的了。如果他用自己的腦子去讀報的話，他就不會沖在最前面，如果他少喝點燒酒，保持清醒的頭腦，他就會感到驚恐萬狀。這樣做既符台邏輯也符合人性。在上次大戰中，許多在大中學校小有名氣的文人學者們在強忍著一場精神上的折磨，對此，那些更強壯一些然而並不太聰明的人一無所知。是服過四年役的者兵，而不是新兵，才開始意識到開小差是自己應具有的品德，是一條向聰明的老實人開放的唯一合情合理的通道。

這種對學問的尊重與西方人通常理解的尊重並不相同，中國的學者對自己的學問也很鑽研，然而，西方的教授們對自己所研究學科的獻身精神，似乎給人以更深刻的印象，儘管這種精神有時近乎一種病態的驕做與職業的忌妒。中國人對學者的尊重也是建立在一個不同的概念之上的。學者應該教人以實際的智慧，對人情世故的理解，使人在危急時刻能夠作出正確的判斷，這樣的學者才受到尊重。這是在實踐證明了教育的正確性之後才給予的尊重，至少在理論上是這樣。在地方性或者全國性的動亂之中，人們靠他作出冷靜的判斷，靠他的遠見來預料某個行為或者某項決定可能會帶來的各種後果。這是一種更靠得住的預料。人們把他看作嚮導、指導者。真正好的領導，就是這樣的精神與思想的領導。在大多數人都目不識丁的情況下，這種領導是很容易維持的。有時，你只消說一大堆他們僅僅一知半解的術語就可奏效了。或者援引歷史典故，因為普通人在這方面所知甚少。他們的歷史知識是從戲劇中學來的。援引歷史典故通常就能解決問題，因為中國人習慣於具體的類比。這樣就能使大家全面地把握所要理解的事實。

迷信文字的力量可見於生活的各個角落。我們這裏不是講邏輯，也不是談庸見，而是討論一種原始心理的反映。這種原始心理在有趣的幻想與嚴酷的現實之間井沒有劃分出一條界線，也不想去把它們區別開來。蝙蝠與鹿都是編織物上人們喜用的動物，因為「蝠」與「福」諧音，「鹿」與「祿」——權勢——諧音。中國的新郎與新娘在婚禮結束后，要在私下吃一次由一隻豬心做的宴席，因為這樣他們就會「同心」，生活就會美滿和諧。

這就是中國人典型的想象力。這種想象力沒有在上帝的世界里翱翔，而是賦予這些幻想的人物以人類的感情和人類的悲傷。這是一種不信教的人的品德。既承認想象，也承認現實，不期望一個完全能夠得到解釋的、完美的理性世界。中國人想象中的這種性質，外人很不知曉，所以筆者翻譯了一個故事，叫《倩女離魂》，是唐代流傳下來的。故事的真實性，不得而知。不過據說事情發生在公元690年武后稱帝的時候。我們的小說、戲劇、學者的著作中到處都有此類故事。這裏的神怪被描繪得非常可信。他們被人格化了。

中國人的形象思維也表現在那些抽象名詞中，表現在眾多的諺語及比喻中。一個抽象的概念往往由兩個具體概念所組成，比如「大小」表示「體積」，「長短」表示「長度」，「寬窄」表示「寬度」。如下列句子：「你的鞋子大小如何？」「長」和「短」也用來表示爭議的雙方的是和非。比如漢語講，「一個人的論點有其所長」或「有其所短」，「我不管人家的短長。」（英語中類似說法有「the long and the short of it is」——「問題的長處與缺點是……」）我們也說「那個人沒有是非」，意思是說他是一個好人，因為他對所有的問題都採取漠不關心的態度，不介入私人糾紛。像「-ness」（表示「性質、狀態、程度」等，附在形容詞詞尾構成抽象名詞）這樣的詞尾，中文里一概沒有。中國人只是簡單地像孟子那樣說：「白馬之白猶白玉之白歟」。這與中國人的思維不善於進行分析有關。

這種區別也可見於英語的reason（道理）和reasonableness（合情理）的對比。我相信是亞里士多德曾經說過，人是論理的動物，但不是合情理的動物。中國哲學也承認這一點，並認為人應該設法使自己變得合情合理的而不只是講理的。中國人將合情理置於道理之上。道理是抽象的、分析性的、理想化的，井傾向於邏輯上的極端；而合情理精神則更現實、更人道，與實際緊密聯繫，能更正確地理解和審時度勢。

這裏，我們看到了中國人思維特點的痕迹。由於不受科學方法的束縛，「直覺」就有可自由馳騁的廣闊天地，甚至接近了幼稚的幻恩。某些中國醫學純粹是建立在文字遊戲之上的，另一些則建立在奇異的聯想之上。贍蜍身上有皺皮，所以被用來治療皮膚病；一種生活在山腰上既深又涼的池塘中的青蛙據說對身體器官有一種「冷卻」作用。在過去的兩年中，上海的地方報紙登滿了有關「肺形草」的廣告。這種植物出產在四川，被認為是治肺結核的良藥而向人們大力推薦。這樣的廣告一篇接一篇，直到人們都開始相信學齡兒童不能吃雞爪子，否則他會染上一種亂撕書的壞習慣。

根據這種理論，真理是無法證明的，儘管它能被「會心於忘言之境」（莊子語）。人們常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道即真理，不知其然謂之道」。所以，真理只能被一種直覺所感知。中國人並非都在有意識地接受莊子的認識論，但是他們本質上是贊同這個觀點的。邏輯從來也沒有被發展成為一種科學，所以他們也不仰仗邏輯，而是靠自己或許是更健全的庸見。在中國文學中，也從來沒見過有雄辯的論證，因為中國人壓根兒不相信這類事情。於是，辯證法並未得到發展，也沒有科學論文這樣的事，高本漢最近撰文批評中國「高級評論家」在論證古九*九*藏*書典作品的真偽時所犯的邏輯錯誤。某些錯誤確實是幼稚可笑的；但這是站在西方方法論的觀點上看才知此。中國人從來不會寫一篇萬言或者五千言的論文去證明某一個論點，他僅僅是做筆記。至於論點本身的是非，則留待後人評說。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學者總是留給我們這麼多筆記集，稱作「隨筆」或「筆記」。不劃分段落，內容包括文學作品的作者探源、典籍、校勘、連體雙胞胎、狐狸精、紅鬍子英雄，以及吃蜈蚣的隱者等等，雜沓紛壇，應有盡有。

他是極端認真地做出這些結論的。他的方法，實際上是中國人在自然科學與人類心理學方面典型的「直覺」推理方法。不過，人們現在已經開始相信科學的方法，認為它還是有些道理。儘管人們可能會太關注于「糖（在冰淇淋的製作中）的主要功能是使它發甜」這樣的問題，然而人們卻可以避免上述《癸已類稿》作者那種孩子氣的思維方法。他至少可以用手試一下心髒的跳動。但是，這位學者顯然不屑於屈尊去做任何體力勞動。

這些鬼怪並不是讓書生們晚上獨自一人呆在書房而感到害怕的那種鬼怪。當蠟燭即將燃盡，書生昏昏欲睡之時，他聽到絲綢衣服窸窣作響，睜眼一看是位十六七歲嫻靜少女。一雙渴望的眼睛，一副安詳的神色，她在看著他笑。她通常是一位熱情的女子。我相信這些故事必定是那些寂寞的書生依照自己的願望編造出來的。然而她能通過各種把戲給書生帶來金錢，幫助他擺脫貧困。書生病了，她精心服侍，直至痊癒。其溫柔的程度，超過了一般現代護士。更為奇怪的是，她有時還替書生攢錢。在書生外出時，她可在家耐心等待，一等即幾個月，乃至幾年。所以也能非常貞潔。這種共同生活的時期可長可短。短到幾天，幾十天，長則幾十年，直到她為書生養育了子女。兒子科舉高中之後回家探母，結果發現豪華的宅邸已不復存在，代之而起的是一座古老的墳墓。地下有一隻洞，裏面躺著一條死去了的老狐狸。原來她是中國人喜歡放在故事里的那些狐狸精之一。有時她會留一個紙條，說她很不願意離開他們，但是她是一條狐狸，原不過想享受一下人間的生活。現在他們既已興旺發達，她深感欣慰。她還希望他們原諒她。

因此，我們不能說缺乏獨創性、開拓性是中國人心靈的特點之一。他們的創造性與中國工業所一直保持的手工製作水平是一致的。由於沒有能發展一種科學的方法，由於中國人思維方式的獨特性，中國在自然科學上是落後的。然而我確信，隨著科學方法的引進，隨著研究設備的完善，中國會在下一個世紀創造出偉大的科學家，為世界科學作出重大的貢獻。

據我所知，婦女常避免使用抽象名詞。我想這一點已經被人通過分析婦女作家所用的詞語而予以證明。（這種分析數據的方法也是西方人的一種心理習慣。中國人的庸見告訴他們沒有必要通過計算字數來證明某一個問題。如果他的直覺告訴他說，婦女講話與寫作中的詞語並不像男人們那樣抽象，這就夠了，不用證明。）中國人有如婦女，具體想象總是被用來取代抽象的名詞。下面這句學術性很強的句子很難精確地譯成漢語：There is no difference but difference of degree between different degree of difference and no difference．中國的翻譯家可能會用孟子的一句話來代替：「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這樣的替代品在定義與精確性上都不如原句，然而行文卻更明白曉暢。如果說「How could I perceive his inner mental process？」（我怎麼能感知他大腦內部的運動過程呢？）不如說「How could I know what is going on in his mind？」（我怎麼能知道他心裏正在想什麼？）更明白。後者則遠不如漢語表達得更清楚：「我是他肚裏的蛔蟲嗎？」

唐代的大儒韓愈繼承了這種天真幼稚的態度。他被貶官發配到汕頭附近做太守。他所在的地區被鱷魚侵犯，人民飽受其苦。於是他寫了一篇言過其實的《祭鱷魚文》。鱷魚們對他的講話風格似乎非常欣賞——韓愈是中國歷史上最優秀的作家之一——因而，它們隨後就撤離此地了。這是韓愈自己陳述的事實。韓愈真的相信自己的祭文有如此之大的作用嗎？這樣的問題不會有任何答案。提出這樣的問題本身就是對事情完全的誤解，因為韓愈的答案很可能是：我怎麼知道真有其事；但是你又怎麼知道這是假的呢？這是一種不可知論，公開承認我們的腦力是不可能解決此類問題的，隨即放棄這種努力。韓愈是極有膽識的人，且不迷信。他寫了有名的諫書，勸皇上不要派遣使臣去印度取回「佛骨」。我相信他在撰寫那篇祭文時也一定暗自覺得好笑。當然，中國有膽識的人中也不乏那些更推崇理性主義的人。比如下一世紀的司馬溫公，曾對佛教的地獄說提出疑義。他問道，為什麼中國人在佛教傳入之前，做夢都沒有見到過地獄，然而，這種唯理主義並非典型的中國人心靈。

對西方人來講，一個觀點只要邏輯上講通了，往往就能認可。對中國人來講，一個觀點在邏輯上正確還遠遠不夠，它同時必須合乎人情。實際上，合乎人情，即「近情」比合乎邏輯更重要。因為一種理論會太符合邏輯以至於完全缺乏庸見。中國人會想盡一切辦法來反對符合道理的事情。這種情理精神，這種對庸見的崇拜，與中國人的生活理想有很大關係，結果形成了中庸之道。這一點，筆者將在下一章討論。

真正的科學工作自然需要相當的枯燥勞動。只有真正的科學才能使一個科學家在做出發現之後感到欣慰，比如發現了蚯蚓有一種保護性的外衣；因為正是這種細緻的觀察之後積累起來的事實才使科學一代代地發展，以至取得現在這樣輝煌的成就。而中國人缺乏的正是這樣一種科學的世界觀，有的倒是大量的幽默與庸見。於是，他們自然認為：觀察與研究蚯蚓或者金魚的生活實在是有礙於學者的尊嚴的。

讀完前一章「中國人的性格」之後，如果我們可以得出一個什麼結論的話，那就是中國人的智慧在牢牢地控制著周圍的物質世界，這種智慧的絕對優勢有多方面的含義。它不僅意味著人類的狡黠可以使一個眾所周知充滿了痛苦和悲傷的世界變成一個人類可以居住的地方，而且意味著對單純體質上的強健採取蔑視態度。孔子在很早以前就對門徒子路那種傑克·鄧姆普賽型的勇猛體魄表示過嗤之以鼻的態度。我相信孔子更嘉許一個與有教養的朋友在家裡談夭說地的吉恩·騰尼。孟子也嚴格區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並且毫不猶豫地把前者置於後者之上。中國人從來不說「平等」之類的廢話。尊敬腦力勞動者，或者說是尊敬受過教育的階層，是中國文明的突出特徵。九九藏書

或許由於世間得不到圓滿的解釋，使人們的這種想象力有了一定的活動餘地，這倒是一件好事。想象力如果運用得當，可以使世界變得美麗。正如在道德生活中，人類智慧被用來將世界轉變為一個人類生存所滿意的場所一樣，在藝術生活中，想象力被用來給平凡、枯燥的世界罩上一層美麗的面紗，使這個世界的脈搏和我們美感的脈搏一起跳動。在中國，生活的藝術與繪畫、詩歌的藝術是一致的。正如17世紀末的李笠翁在一段戲文中所云：

然而，這種思維方式也有其局限性，因為庸見的邏輯只能用於人類事件與行為，不能用來解開字宙之謎。人們可以用情理來解決人際糾紛，但是不能用情理來發現心臟和肝髒的相對位置，或者確定胰液的功能。因此，在推測自然與人體的奧秘時，中國人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直覺。很奇怪，他們憑直覺感到人們的心臟在右邊，而肝臟則在胸腔的左側。有一位很博學的中國學者俞正燮（1775～1840），他的《癸已類稿》卷帙浩繁，傳誦遐邇。他曾經讀到一本由Jesuits Jacobus Rho，James Terrence和Nicolaus Longobardi翻譯的《人體解剖學》，發現書上說心臟位於左側，而肝臟則位於右側，從而下結論說西方人與中國人有不同的內臟器官。他進而下結論說既然他們的內部器官不同，那麼他們的宗教也肯定不同——這個演繹推理是直覺推理的絕妙的例子——所以，只有那些內部器官不完善的中國人才有可能成為基督徒。這位淵博的學者俏皮地評論道：如果Jesuits等人知道這個事實的話，他們就不會那麼饒有興緻地在中國傳授基督教，並試圖把那些半正常的人先變成基督徒。

周代所有的古哲學家中，只有墨子和韓非子的風格接近有力的論證風格。孟子毫無疑問是偉大的詭辯家，然而他也只是對「利」、「義」等大而又泛的詞感興趣。其他哲學家，如莊子、列子、淮南子，只對漂亮的比喻感興趣。墨子的門徒惠施、公孫龍都是偉大的詭辯家。他們喜歡編撰一些猜不透的難題，並試圖證明他們的論點，如「卵有毛」、「馬下蛋」、「狗亦可為一羊羔」、「雞有三足」、「火不熱」、「車輪從不輾地」，以及「龜身長於蛇」等等，而漢代的學者則喜歡對過去時代的經典作業歷山大式的註解詮釋工作。之後的晉代學者則復興了道家學說，靠「直覺」來解開自己的身體與宇宙之謎。沒有人想到過應該做實驗，也沒有人發展過什麼科學的方法。宋代哲學家在佛教的啟發下，重新解釋儒家學說，把儒教變為一個訓練心智和維護道德的哲學系統：他們留在後人心目中的名聲是洞曉大義但「不拘細節」。所以宋代學者的語文學是最不科學的語文學，或者說根本就不是什麼語文學：只有到清朝才發展了一種比較的方法，一下子把清朝的語文學提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清朝的語文學是中國最接近科學的語文學。

這種國民的智慧當然也不光限於知識階層。中國的僕人由於他們的聰慧與對人的體諒與理解，也很受人歡迎，至少可以和歐洲的僕人相媲美。中國商人在馬來亞、東印度、菲律賓都獲得了很大的成功。主要是由於他們比當地居民有著更多的智慧，由這種智慧所生髮出來的各種品性，比如節儉、勤奮、遠見卓識等等，對學者的尊重甚至使中下層階級也產生了一種崇尚精緻完美的心理。這一點，外國人很少考慮得到，在上海的外國僑民有的甚至用洋涇英語對中國商店的店員講話，從而使這些中國人大為惱火。這些外國人並不知道，許多店員對一個分裂不定式之類細微的語法問題都是頗為講究的。中國的勞工在短時間內就可以被培養成技術工人，而技工是需要精細的素質的。人們在貧民窟、工廠區等地方很少能看到西方相同階層的那樣高大、健壯的動物，寬頜、低額、力大如牛。人們在這裏看到的是另一類型的人。他們有智慧的目光，愉悅的容貌，極有理智的性格。也許中國人智慧的穩定性絕對高於西方許多種族。同樣的穩定性也表現在婦女的智力中，她們比男子更穩定。

這種意象名詞豐富但抽象名詞缺乏的特點對寫作的風格，進而對思維的方式都產生了影響。一方面，它使語言生動形象；另一方面，又很容易使語言趨向華而不實，結果成為很多時期中國文學的弊端。對此，唐代的韓愈曾經掀起一場古文運動加以反對。這種風格缺乏表達的精確性，但是運用得當時，能產生一種悠閑的散文，生動、地道，鄉土味濃，像中國最好的「非正統」小說的風格一樣，也像「最好的英國正統」作家斯威夫特和笛福的散文風格一樣。它也防止了類似美國大學中越來越盛行的學術名同所造成的陷阱。特別是在心理學家與社會學家中，他們說到人類生活時總是談什麼「因素」、「過程」、「個性化」、「部門化」、「志向限額」、「憤怒標準化」以及「幸福的相關係數」等。這種風格著實無法翻譯成中文，儘管一些人在「漢語歐化」的口號下曾經做過一些荒唐滑稽的努力，但很快也就夭折了。將英語的科學論文翻譯為漢語是最難的。將漢語的詩歌，優美的散文，翻譯成英語也是最難的，因為每個名詞都是一個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