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中國這才第一次看到一個陌生的、新奇的文明，它與我們自己的文明截然不同，有不少值得我們借鑒的地方。但是，中國人處在一種閉關自守的狀態，他們自給自足，無論經濟還是精神上都是如此。她地大物博，有獨特的地理位置，並且對自己的文明和文化抱著唯我獨尊的態度，這一切使得她只能十分緩慢地向西方學習。中國人把白人看作科學家——技|師、士兵和傳教士，很少有人把白人看作新思想的教員。白人作為科學家才受到他們的欽佩，然而這裏的「科學家」主要是指那些會製作精美、新穎而雅觀的器械（比如手錶）的「科學家」。他們斜視那些好戰的士兵，卻又不敢去逗惹，有一點很難想象，白人會推翻他們的皇朝，而別人又不能把他們怎麼樣。明智的中國人十分藐視異教的傳教士，這一方面是因為他們自己的道教和佛教里也同樣具有不少美妙的奇迹、信仰療法、聖靈感孕、輪迴、升天以及天堂、地獄等等東西，另一方面是因為白人到中國來對一向安分守己、謙恭禮讓、逆來順受的中國人宣揚所謂和平、謙卑和忍讓，實在有點荒謬。外國傳教士們每走一步都要炮艇來撐腰，則顯得更為可笑。

我在1937年春天的文章（《中國準備抵抗》，載《外交事務》1937年4月，紐約）末尾警告說會有一個最後的爆發，人們會訴諸理智：「……最後，這就是中國，被一個她內心根本看不起的民族欺負了許多年，被弄得痛苦不堪，在對國際外交的幻想破滅之後變得冷酷起來，最後，終於獲得歸根結蒂要靠自己的教訓。站在民族的前列，終於調節到現代民族主義的調子之下，被侵略者的仇恨糾纏不休，然而最終被一種強烈的感情統一起來的，是一位意志堅走、詭計多端的現代政治家兼軍人。中國人的民族意識以往長期受中國政府的壓制，當它最終爆發時——如果日本人繼續施加壓力，它是會爆發的——那時全世界都將為之一震。這種爆發會產生比上海戰爭更為壯觀的結果。唯一的選擇是立即實行一條古老的哲學原理：『自己活，也讓別人活。』」

顯而易見，這個古老大國芸芸眾生的惰性是驚人的，只有遭到外界的一連串打擊之後，他們才會有點進步。說句公道話，總的來說，中國並非主動選擇發展為一個現代民族，而是不得已而為之。1900年對北京的洗劫，迫使那些極端保守的人們讓位，使人們認識到必須進行一場勢在必行的改革，於是最終導致了1911年滿清王朝的覆滅。1919年的凡爾賽會議上，中國被自己的同盟國出賣。這直接導致了學生運動，並且標志著年青的中國開始直接參与國際事務，運動還使中國國民黨政府產生了新的活力，促使了南京政府的成立。緊接著的是國聯的背叛，這件事發生在1932年滿洲事件中。這進一步迫使中國人認識到最終必須依靠自己。正是自1932年起，中國人才開始積極行動起來準備進行民族自衛。並且還由於日本在1932～1937年的一連串騷擾，由於日本一步步地蠶食熱河、河北、察哈爾和綏遠，中國人才受到警告，自己已經處於民族存亡的危急關頭，於是他們的憤懣達到了頂點，最終產生了奮起抵抗的決心。全民族抗戰的基礎，普遍和深入的抗戰決心，都產生於1932年以後的那些年代，這一點怎麼強調都不會過分，這些年月充滿了痛苦的憤懣和使人煩惱的幻滅；這也正是筆者當時寫作本書時的情緒。這些年月里，大多數中國人認為中國最終走上了成為統一的現代國家之路，而日本卻千方百計加以阻撓；這些年月里，即使是曾經隻身維護1933年的塘沽協定的和平主義者胡適，也變成了抵抗主義者；這些年月里，中國共產黨也放棄了自己的計劃，以抗日為唯一的條件，與南京政府聯合起來了。1936年冬天的西安事變，是這些歲月的頂峰。最後，是日本的武裝侵略使得中國成為一個完整的國家，使中國團結得像一個現代化國家應該團結的那樣眾志成城。在現代歷史上，中國第一次團結一致地行動起來，像一個現代民族那樣同仇敵汽，奮起抵抗。於是，在這種血與火的洗禮中，一個現代中國誕生了。

另一個人所共知的事實是，日本對鐵路沿線地區控制無力，在所謂「佔領省份」鐵路沿線的軍隊不敢再越雷池一步。在整個山東和河北的農村，還看不到日本軍隊的影子，那兒是由中國的國民政府加以統治和管轄的。其縣吏和省官是由國民政府委派的，他們在山東和河北的權威，實際上比戰爭爆發之前還要穩固。中國人還是繼續收稅，開辦郵局和銀行，由鄉村合作社統營各種農產品；北平傀儡政府派來的人一到鄉村就被暗殺；八路軍在農民中組織的完整的偵察系統，使漢奸們不可能滲透到農村中來；游擊活動頻仍于北平、濟南、天津和上海的市郊乃至城下；中國的游擊隊在日本守護的鐵路上跨來跨去；一批批的「滿洲國」軍隊以及駐紮在不同城市、由日本人武裝起來的中國和平保衛團開了小差。鐵道時常被扒掉，日本軍人彼截，日本人的前衛部隊被一批批地消滅掉。中國的游擊隊穿上了被俘日軍的服裝，他們三分之一的軍火要從日本人手上奪得。在這種情形下，河北、山東、山西的日本人從來不敢冒險出城，除非是在大白天，二三百人一起出動。在石家莊這個京漢線和石太線的重要樞紐，日本佔領已這一年半之久，現在他們不得不在夜間退到只佔三分之一的城市地盤固守，而雲集在郊區的游擊隊則夜襲進城，獲得他們的糧食供應，與被佔領區三分之二的老百姓親熱一晚，然後在黎明時分悄然而逝。

人類的一切生活無不蒙上自己過去的陰影，並把現在的陰影投給未來。正如莎士比亞所說，一個人所做壞事的影響比他的生命還要長久。這場戰爭的幽靈，將徘徊在東方的大地上，在今後幾十年內都會給中國和日本投下陰影。

人們很可能會相信蔣介石是故意向日本屈服長達五六年，以便讓中國人民對日本的憤懣情緒達到白熱化的程度。這種看法也許有其合理之處，因為那些年月里的忍耐和屈服確實增強了中國人的反抗精神。是蔣介石想等待，直到他不能控制民族的情緒，然後才起來抵抗嗎？我個人以之為否。事實上，等待對中國有利。蔣介石確實等待了，他一直等到自己確信有各派領袖的廣泛支持，知道在與日本作戰的同時背後不會遭到暗算。這后一點，即內部分裂，是很有可能發生的，日本人從發動對華戰爭的那天起就對此寄予希望。這一點已經被蔣像變戲法一樣地變掉了。

儘管我不同意關於中國加入這場戰爭的動機的說法，但我並不否認它實際上的含義和結果。不管中國願意與否，她都將單槍匹馬地作戰，不僅為神聖盟約的道義，而且也為全體太平洋力量所熱切渴望的許多東西而戰。事實上，中國如果說不是出於本意，將為防止東方喪心病狂的法西斯主義的泛濫而戰，她將為摧毀一個潛在的下一次歐洲戰爭中德國與義大利的強有力的同盟而戰。她將戰鬥並挫敗可怕而龐大的日本土地上帝國產生的可能性。否則，這樣一個帝國會用它永不枯竭的人力物力威脅世界和平和國際貿易。事實上，她將為保護美國南部的棉花種植者而戰。這些美國人一年前還迫切希望把棉花賣給日本，好永遠搞垮日本的棉花貿易。她將阻止日本成為一個經濟上和軍事上自足的強國。她將有效地阻止日本向菲律賓、印度支那、暹羅，以及荷屬東印度群島等地推進。一言以蔽之，她將不無譏諷地為反對「亞洲人之亞洲」這一主張的實現而戰，並把世界從真正的「黃禍」中拯救出來，這種「黃禍」正在對全世界進行著軍事和商業的侵略。她也將阻止日本的瘋狂排外和排斥白種人的情緒，她將削弱並拖垮美國在太平洋上最強大的對手，並且打敗一個戰爭期間無惡不作，據我所知最受美國人民深惡痛絕的民族。她將會順便為美國人民節約幾百萬美元的重新裝備費。這就是為什麼我說民主力量在戰後以感激和慷慨的態度來對待中國的原因。民主力量決不願意為中國的門戶開放政策大打出手，他們將會高興地發現門戶還開著。因而，他們對門內的主人至少要更客氣一些。

我們必須把民主作為一種手段與民主自身作為目的這二者區分開來，必須把民主的機構與民主的精神區分開來。在中國，西方的民主機構將與古老的民主精神結合起來，這種精神與中國一樣古老。民主政府的機構將是新的，而人類自由、寬厚、民主，政府以為民造福為己任，這些觀點廣泛的基礎卻與《孟子》和《書經》這些最古老的孔學五經一樣的古老。這也同中國史學家的理論一佯古老：根據《書經》所述，一個朝代當以信治民，它承受的是「天命」，一旦政府對人民施行暴政，它就會失去委託的權利，人民有權利起來反抗，所以在中國，共和政府的新機構將是這種新民主中最不討人喜歡的一面。甚至也許會有高尚體面的中國紳士毫不謙虛地叫他們的選民選他，所有的候選人將會忘記一旦當選，他們會多麼不稱職。我真害怕看到這一天的到來。在中華民國建立以來的27年裡，我從未看到此類事情的發生。任何事情都是通過幕後的操縱和私下的賄賂而成功的。做得既體面又高尚。中國的議員很可能仍是被三顧茅廬之後才肯去任職，去「精忠報國」。然而，除了那些知識學人之外，亦即那些迄今仍為偉大的和唯一的行政官員之外，人們看到今天「參政會」中有來自各階層的代表。這個議會在戰爭開始後進行了第一次會議，標志著國民黨將政府還給人民的第一步。我很想看看農民和勞工的代表在議會中將如何行使他們的權力。所有那些遊說、黨派政治和撈取選票時的醜惡特徵以及服從多數尊重少數的權利的深刻教訓，中國人民都將慢慢學到。

然而，現在擺在中國面前的問題不是這樣的進步和現代化在理論上合乎不合乎需要，因為如果中國想成功地使自己適應新的世界環境並倖存下來，那末現代化就勢在必行。目前的形勢使我們堅信今天最緊要的問題是：現代化是否已充分實行，以給我們的新民族主義注入內在的活力，以便去抑制、耗損、最終征服殘酷無情的日本戰爭機器。對中國來說，現在不是從女神那裡挑選聰明的禮物：和平或進步的時候。歐羅巴女神扔給舊中國的那些不祥的禮物也不是以這種簡單的形式出現的；她給中國一種選擇，要麼是和平十奴役，要麼是進步十戰爭。中國選擇了後者，即所謂新民族主義，這就是西方的禮物。

然而，撇開其他不談，西方文明畢竟也是一種觀念體系，而觀念的力量遠勝於軍艦。當歐洲的軍艦進攻天津塘沽炮台、1900年八國聯軍耀武揚威地走在北平街頭的同時，西方的觀念也正從根本上猛烈震撼著這個王朝的社會結構和文化結構。一如其他的文化變革時期，起領先帶頭作用的是知識分子。值得稱道的是，中國這樣一個古老的文明之邦，在接受西方的工業成就之前，先去接受了西方的文化遺產。這種文化觀念的引進是如此重要，使得皇朝與文明面臨滅頂之災。

本世紀初的「義和拳」運動和八國聯軍掠奪北平，恰巧也標志著一個準確而方便的歷史里程碑。從此，西方的知識、思想和文學的滲入，逐漸成為一種堅強有力、不可間斷而又潛移默化的過程。10年之內，由於西方政治觀念的引進，皇朝宣告覆滅，共和國宣告成立，這個共和國作為一種政府的形式沒有成功，然而這一點並沒什麼要緊，只有空想家才會指望它一次成功。要緊的是產生了一個嶄新的、進步的和好戰好鬥的文明，這種文明有著遇異的價值觀念，它向自己以前的文明進行了挑戰，並有吞併它的危險。義和團的失敗，則是加快了這種潛移默化的過程。此外還有嚴夏翻譯了亞當·斯密、約翰·斯圖爾特·米爾和赫胥黎等人的著作；林紓翻譯了查爾斯·狄更斯、瓦爾特·司各特爵士和柯南·道爾的小說；梁啟超鼓吹「自由」、「平等」，普及教育和議會政府；孫逸仙致力推翻滿清王朝，建立共和政府、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這些新觀念的要旨是如此廣泛，不僅包括了各種科學、哲學和科學方法的引進，還包括科舉制度的廢除，學府制度的改變，教育的內容和方法，知識的普及，學者地位的變動，書面語的改革，新鮮術語的引進，文體的革新，婦女的解放，對纏足和納妾的抨擊，孔學、家族制度、君主制度和鄉屬制度的崩潰；還包括與某些基本文化觀念的決裂，如長者和權威、面子、命運、恩寵、法律、特權和平等、政府設施、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以及個人對社會的態度等等觀念。結果使新舊兩代人的思想產生了極大的混亂。

這種形勢之下蔣介石的一個怪僻行為是他一方面積極準備作不可避免的戰鬥，一方面又在力爭取時間而拖延，整個民族則被蒙在鼓裡，不知道在這場民族解放戰爭中是否有一個能給人以希望的領導。在南京，有一個遠東高明的棋手坐鎮，他是所有時代最偉大的政治棋手之一。一個高明的棋手是冷靜的棋手，這個異乎尋常的神秘人物，10多年來，我看著他出人頭地，走上了榮譽和權力的寶座，他有時會表現出不近人情的冷酷。他冷酷、老謀深算、頑固不冥（很不像中國人的作風）。更有甚者，他也是一個採取行動，但從不把他的計劃公諸民眾的人。蔣的這種「慘無人性的冷酷」，不但在他命令張學良絕對不抵抗就放棄整個滿洲時得到了證明，1932年他拒絕給上海的十九路軍提供援助也是一個明證。這時，日本人已公開挑戰。就人民看來，這時中國已經在抗擊日寇了。這種態度殊非像我這樣的凡夫俗子之所能採取。如前所述，蔣介石深信自己是正確的，即使遭到整個民族的譴責，即使成為孤家寡人。他認為中國還沒有準備妥當，這不僅是指軍事訓練、軍事裝備方面，主要是中國尚未緊密團結起來。上海的戰爭爆發於1932年，但就在1929年，他還在華中和華南攻打汪精衛、張發奎、石友三、唐生智以及廣西將軍李宗仁和白崇禧，直到1930年，他還在華北攻打汪精衛、馮玉祥和閻錫山；在江西，他正在圍剿那裡的共產黨，而1933年圍剿又達到了頂峰。

爆發看來是不可避免的了。最好的例子是發生在一個鐵路警察和一位外交部副部長之間的小事，前者代表人民，後者代表親日官員，我之所以在此大胆地舉這個例子，是因為那個副部長已經作古，並且即使譴責也還是太便宜了他。如果我不這麼做，中國的小說家們也一定會這樣做的。這個副部長叫唐有壬，一個年輕的「小白臉」，是汪精衛的門徒與心腹。在汪精衛任外交部長時，混到了一個副部長的職位。他上午在南京被任命力副部長之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晚上乘夜車去上海，向日本總領事館迷職。日本總領事館交給他的第一項「工作」是：利用他的權力使去美國從事小麥貸款談判現正在歸國途中的宋子文在途經日本時去一趟東京。然而這個宋子文卻拒絕這麼做，於是這個副部長也因為第一次就沒能完成所給予的任務，被日本總領事痛罵了一頓，儘管如此，唐有王仍然堅持每周向日本人作一次工作彙報。他所做的一切過於臭名昭著，就連滬寧鐵路線上的警察們都瞧不起這個小小的「大官」。一次，唐要去上海時，一個乘警彬彬有禮地問他，閣下是否又要去向日本人致敬。唐一回來，就向汪精衛「哭訴」（正如我們中國人常說的那樣），抱怨乘警們缺乏禮貌，但是汪也無可奈何。這個事件雖不重大，但卻很有意義，就這樣結束了。

這可真像個領袖應該說的話！事情的發展將會證明這些話的全部含義。

追溯到這之前的一年——1934年夏天，筆者在枯嶺寫本書時，就聽到了蔣要準備武裝抗日的傳言，心中不免產生許多疑竇。枯嶺附近的廬山，那個時候，有一個夏季軍事訓練團，從全國各地召來的軍官在這裏接受總司令親自指導的政治訓練，整個夏天，總司令每天都接連幾個小時地站在火辣辣的太陽底下，大講特講抵抗的必要性，裝備條件的懸殊，以及民族自己的準備。所有的官員都心悅誠服地回到自己的地方軍隊里。不過，他們對自己的直接上司的忠誠也減少了。然而，除了這些軍訓團里的講話之外——這些講話通常都是保密的，我沒有看到任何打算抵抗的具體跡象，給我的印象是總司令極其狡猾。他在日本問題上也是愛國的，這一點他竭力在我和中華民族面前掩飾。日本人揚言「蔣介石一定要推翻」，第一次使我確信蔣準備民族自衛、抵抗侵略的那些表白是真誠的，我的直覺沒有錯。

西安事變被證明是中國所有黨派和團體團結起來，跟在蔣介石後面，一致抗日的信號。於是，這樣一個循環完成了：它起始於1935年夏天日本譴責蔣介石，以1936年12月中國各黨派團體聯合起來，以他為民族領袖而告終。

我們必須面對這樣的現實：中國是為了民族獨立和解放而戰，也是不可避免地為一個更偉大的目標而戰。她勢將改變在太平洋和遠東的力量平衡。中國和日本被迫進入財政崩潰的境地，也會造成一種新的形勢，那就是英、法、美和蘇聯的漁利。

如果正如我說的那樣，這些反叛澄清並加強了國民的對日態度，使他們團結起來一致抗日，如果反叛起到了這些應該起到的作用，那麼西安的反叛就可以說成是真正為一個統一的立場和統一的戰線鋪平了道路。這在這場戰爭的歷史上是具有重要意義的事件，也是情節起伏跌宕、頗富戲劇性的事件。承認上述各點之後，我們就必須給予那位湮沒無聞的張學良將軍以充分的讚揚，因為他導致了這次事件的發生，在整個處理過程中，都完全出於愛國的而非個人的動機。在強迫蔣介石簽署統一戰線的協定，停止圍剿多少年來一直渴求建立統一戰線、渴求獲得與日本文戰的機會的共產黨（這些無效的圍剿於國家無補）這個問題上，張學良是正確還是不正確的呢？答案很清楚。統一戰線是中國形勢的邏輯發展，然而，沒有西安事變，它就不可能產生，中國也就不會作好抗戰的準備。蔣介石在西安被釋放標志著國共兩黨重建友誼關係，共產黨許諾停止執行它的其他主張，條件只有一個，即南京答應抵抗日本，並且永遠不再將中國的一寸土地讓給日本。

我意識到，東京當局並不同意這些暴行，並且認為這是對日本在中國的統治的真正威脅。我也同樣意識到日本後方有許多具備高尚情操的男子和富有獻身精神的婦女絲毫不懷疑他們的兒子或丈夫正在中國幹些什麼。事實是，你不可能靠一道軍事命令就改變一個民族的性格，一個自命不凡的民族，系統地培養了一種排外情緒，認為所有其他種族都是低下的，特別認為中華民族尤其罪惡深重，不思悔改——這樣一種民族心理不會在一夜之間改變。日本這種對歐洲和中國的傲慢和驕傲是這一代人所接受的排外教育和宣傳的結果。日本正自食其反歐反華信條之果，這種信條有時幾乎是不可思議的。因此，日本的高做和殘酷是不會也不可能罷休的。對我這樣一個生長在廈門的人來說，童年時代就目睹了日本人的劣行和日本領事館對由日本臣民在那個港口過去30年間所開設的鴉片煙館、賭場和妓院的庇護。無論是日本在北方的走私，日本士兵普遍的道德敗壞，還是他們墮落到低於一九*九*藏*書個真正偉大的民族的道德水準，我都絲毫不會驚奇。當一個民族利用治外法權這個特權，有組織、有計劃地鼓勵大批的兵痞用一隊隊的大汽艇、登陸坦克、卡車，在光天化日之下進行走私，並給予直接而明確的領事保護時，這種走私就再也不能說成是個別人的行為，這個民族已經墮落到了干一些真正的一流強國所不恥于乾的事情。日本今天的這些暴行和卑劣行徑是與他們戰前的暴行和卑劣行徑相輔相成的，並且都源於同一個種族性格。在承認日本人民的一些令人羡慕的性格特徵的同時，我也得不無遺憾地承認他們某些令人厭惡的「卑劣」的品質，這是我綜合多年來各種印象之後所下的結論；這一點，一個誠實的、有思想的日本人也一定會認可的。

新民族主義是來自現代世界的禮物，也就是我們今日所見的全民抗日，它與我們以往所知的愛國有所不同。確實，這種民族主義是建立在人所共有的、保衛自己的家園免受外族侵略的古老的種族本能之上。這種本能，對一個具有悠久的歷史和強烈自尊心的民族來說，自然更力強烈。然而，單是對自己的祖國或民族抱有一種單純的感情、單純的愛是不夠的。在歷史上，蒙古族和滿族入侵的時候，這種感情與愛井沒有能證明自己。愛國主義之於孤立主義的古代中國而言，是件奇怪的東西。中國是一個王國、一種文明、一個自成一體的世界。熱愛中國就像是「熱愛文明」，「熱愛世界」，或者說熱愛當代美國人心目中所謂的這個稱作地球的行星。然而如果地球受到火星人的威脅，會有多少美國人會為愛這個世界而戰，或者甚至為愛這個文明而戰呢？可見，這種感情是何其單薄、模糊而又飄渺！

更為重要的是，左翼分子將變成一種能代表普通百姓、農民、勞工的力量，強迫國民黨重視鄉村的重新建設，這也正是中國目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他們也將通過戰爭給農民一些自己管理自己的經驗、訓練和技能，同時，在某種程度上把農民武裝起來，教他們依靠自己的力量去進行自己的戰爭。鄉村組織機構內部將會發生一個變化，他們將學到，政府是服務於大眾的機構，而不同於舊的官場。游擊區鄉村人民的政治素質將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水平。

40年來，一個民族在形成，它最終從一個文明之中脫胎出來，故而此處「民族」一詞帶有一點凄婉的意味。中國過去是一種文明，不僅僅是一個民族。從「民族」這個詞語最嚴格的意義上來說，只有中國才可以稱作一個民族，一個受過單一文化熏陶的同族人的政治集團，他們具有共同的語言、共同的歷史、共同的文學和某些共同的道德價值上的準則。然而，它不是一個由鐵路、收音機和宣傳機構組合在一起，並有良好裝備以進行侵略或抵禦外族入侵的好戰的民族。他們只是一群試圖終生享樂以盡天年的姜姜眾生，沒有人可以對他們這種權利表示懷疑。近十年來，所有的價值觀念都已傾覆，世界局勢一片混亂，不少詞語已不再是原來的意思，受尊敬的政治家也開始說假話；最為粗鄙的國度也可稱為「民族」，而渴望和平的開化的文明之邦也被迫武裝起來抵抗他國，否則就會有滅族之災；一個民族生存的權利是用槍炮的口徑和轟炸機的速度來衡量的；在這種時候，明智的人們就會質問：加人民族大家庭的好處何在？目前的中國則正被引進這樣一個民族大家庭里，並且正在獲得一個位置。

一個現代的、進步的、統一的中國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都受到相當一部分持有開明見解的日本人的歡迎，然而，這個現代的、進步的、統一的中國，從實質上講，卻對日本戰爭製造商們大東亞帝國的美夢造成直接威脅。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日本對中國的壓力不斷增大，日本軍隊對本國外交官試圖通過外交途徑解決問題，顯得越來越不耐煩，對之提出了激烈的批評。於是1934～1937年中國人民緊張的準備工作實際是在爭時間搶速度，以免在作好抗戰準備之前就被日本吞掉。事實上，從日本的角度講，戰爭應該再提前兩年開始，從中國角度講，應該再晚兩年。這就是這場戰爭陷入僵局的原因。但正是因為日本不給中國一個機會去繼續他們正常的發展和國內建設，而這時正是中國最終振作起來，走上進步的道路的時候，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中國對日本的仇恨是深刻而強烈的。日本試圖「打倒蔣介石政府」就是在試圖破壞第一個強大的、團結的、現代化的、能夠力挽狂瀾的中國政府。從這個意義上講，這樣做是一種道德的敗壞，甚至比毀約違約還有失道義。日本的所作所為，用英語的一句口頭語來講，是「不公道」的，它既不是英國的「費厄潑賴」，也不夠中國的「君子之風」，更談不上日本的「武士道」。

同時，在遠東大陸，三股歷史洪流正彙集一處，把中國和日本面對面撞在一起：其一，日本人正在長城內一步步無情地擴大佔領區，並公開宣稱華北五省為其直接的目標；其二，蔣和國民黨政府已為一個現代國家奠定了基礎，民族自衛也正在熱火朝天地準備著；其三，全國人民再也不能容忍政府繼續採取投降主義和拖延抗戰的政策，群情激奮，一觸即發。以上三點僅僅是對當時所發生事情的一個大概總結。

我並不想在這兒奢談日本人的種族特性，我僅僅是指出日本在技術和軍事上已經達到了帝國主義列強的水平，但在道德上它卻仍然是完全不合格的。日本人的水平，比方說，就遠比英國人低。我想要說的是，日本對待中國大眾的行為特點是不會改變的。東京的日本當局於是就被迫陷入了另一個窘境：知道這種野蠻行為會繼續下去而無可奈何，卻又希望這種野蠻行徑所產生的壓力會迫使中國人變得道德敗壞，以至放棄抵抗。當然，結果是恰恰相反。

正是在這種所謂針對「危及國家安全罪」的「緊急狀態法」的庇護下，復旦的學生在法令頒布的第二個月便被合法地逮捕了。1936年我在《中國新聞輿論史》（芝加哥大學版）一書的「新聞檢查」一節中不得不這樣寫道：

從1939年初開始，戰爭的基本特性將會改變，日本將要在佔領區打一場消耗性的防禦戰，並要極端艱難而又小心翼翼地向中國其他地區推進，中國要在各條戰線上，或者沒有戰線的戰線上，進行一場拉鋸性的攻防戰。中國四分之三的兵力都出現在某一點上。這種情況再也不會出現。因為自然地形並不要求把兵力集中，大兵團的作戰力量將要分遣到全國各地，去選擇有利於自己的地形，牽制敵人，使他們到處應接不暇。然而在戰爭的頭一年半里，中國的疆域是如此之大，日本人可以選擇自己認為最佳的時間和地點發動進攻；與此同時，那些擴大了的被佔領區也為中國人提供了同樣眾多的可供選擇的進攻機會。總的來說，中國將保持進攻的主動性。這將成為中國抵抗戰爭的特性。

因而，這些反叛是不可避免的，更重要的是它們有助於澄清當前的形勢。這個問題原本是由遍及全國的學生遊行提出來卻又未能解決的，但是現在又由這些軍事家有力地擺在了政府面前。儘管國民黨政府仍在採取著一個比較溫和的對日政策，但它的實際力量在每次反叛之後都有所增加，這也是它受到人民擁護的明證。蔣介石以其堅定和異常精明的手腕處理了這些反叛。他變得漸漸成熟起來，較能克制自己。在處理廣西反叛時、他儼然變成一個政治家了。面對自己的反對者，他勝利了，然而這種勝利卻遠遠超越了黨派或個人的範圍，因為在勝利的同時，他接受了對手的觀點：完全有必要制止進一步的入侵，要和日軍面對面作戰，儘管作為一個軍事家，他在心靈深處並不希望迫使自己佔劣勢的軍隊去同佔優勢的臼軍相撞，現在仍然能夠避免一場大戰。這一點，從蔣介石在1937年7月蘆溝橋事變之後的整整一個月期間的猶豫和彷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來。再者，他按照自己的信念行事，他預言日本的下一步入侵一定是在綏遠，當衝突真的到來時，南京在歷史上第一次動員它的軍事武裝力量去對抗日本的侵略。日本軍隊被趕出綏遠，中國人民振奮起來了。我仍然相信他這樣做僅僅是為了安撫中國人民，他相信綏遠之爭不會引發一場大戰。但至少在表面上，他這樣做是完全順從了人民的意願。而只有服從人民的願望，他才能當統帥。他是一個偉人，天堂里沒有抽象的原則要他去機械地遵守，他也不能被說成是看錯了時機。他新近採取的抵抗政策在西安事變中得到了回報；國民仍然向他表示敬仰。

我還寫道：

1937年8月13日發生的上海抗戰，把這種衝突轉變成全民族的戰爭，這也許應該歸功於蔣，但他需要日本的合作，而日本海軍則立即給予了。值得注意的是，在侵略中國的時候，沒有一個日本士兵被殺死，為他們入侵華北提供口實。日本人最好的理由是一個日本兵士「失蹤」了。蘆溝橋事變發生后的7月，在上海也有一個類似的日本水手失蹤事件，結果使全國上下驚恐萬狀。如果不是勤奮的中國警察全力搜尋，並找到了這個水手，發現他是因為患了梅毒而羞於返回戰艦的話，這個事件也許就會促使一場突然爆發的戰爭。日本人大失所望，那個患有梅毒的水手被找了回來，不再「失蹤」了。但是不久一個日本海軍軍官帶著左輪手槍乘車去打高爾夫球，經過中國的虹橋機場被中國守軍開槍打死了，兩天之後，39艘日本軍艦駛入上海的黃浦江，要和平解決這一事件。8月13日，中國空軍襲擊了日本軍艦。其餘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今天我們看到的武力較量，是兩個民族願望之間的衝突。日本的願望是征服，中國的願望是抵抗。由於這兩個願望都同樣強烈，由於日本人意志堅決，組織有素，而中國則要為自己民族的生存和自由而戰，所以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有退縮和讓步。這樣一點是肯定的：中國的領導不會猶豫，中國的士氣也不會低落。因此，結果就成了日本的財政金融和中國的士氣之間的忍耐性的較量。不論哪一方，只要具備較為持久的力量，它就會勝利。日本表面上佔領的地方越多，它付出的代價，它在人力物力和財力方面的損失也就越大。假設中國碰到了最糟糕的局面，即日本佔領了整個中國，僅僅是維持這種佔領，日本也會把自己置於死地。因為日本要設法補充並保持全部佔領區的100多萬軍隊，在一個敵對的大陸上面對四萬萬敵視他們的人民。進行它只能進行的防禦戰。這個觀點當然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假設之上的——中國的繼續抵抗、團結和高漲的士氣；日本無力鞏固其勝利，無力繼續搜刮中國的資源，以及財政的枯竭——但這些假設都是建立在鐵的客觀事實之上的。這就是日本為什麼必敗的原因。

然而，這場高級喜劇正在日本軍國主義者和外交官員中上演的同時——這場戲我們今後還會看到——中國人民正處在一種舉國失望乃至發狂的可怕氛圍之中。第一線希望1935年夏天才來到，日軍宣布要摧垮蔣介石。對那時也正處於絕望的深淵的我來說，無疑是個令人難以置信的好消息。此時日本在中國的軍國主義者們狂妄之至，駐南京的日本大使館武官公開揚言，他奉命出使的這個友好政府的首腦應該被推翻。此後，華北日軍的權威人士多次發表公開談話，他們喜歡在報紙上露面，並極為坦率地向記者闡明日本的企圖。這些言論有兩個效果，卻都令人震驚：首先，蔣介石也是一個人，有著常人共有的七情六慾。他尤其是一個天生的、勇敢的、戰鬥到底的勇士。日本公開挑明的敵意惹惱了他，就像波斯貓的毛被逆向搓撫了一樣；第二，也是更為重要的效果是，日本對蔣介石的指責，反而立即為蔣開脫罪責了，在中國人民眼裡蔣介石不再有親日的嫌疑了。中國人民開始把他當作民族領袖而聚集在他周圍，這種事情是前所未有的。中國人和日本人為實現各自的目的，鬥爭了那麼長時間，這使中國人本能地意識到，凡是日本人說是有益於中國的必定有害於中國；反之，凡是日本人說是有害於中國的，必定有益於中國。因此，當日本人宣布視蔣介石為中國人民的敵人時，中國人就感到他肯定是自己的救星。簡而言之，如果日本認為蔣是壞人，這就證明他是個好人。如果他不是為中國做事，日本人就不會企圖「打垮」他。1935年夏天，幾個有影響的日本軍國主義者的這些聲明，使中國人民深信蔣介石正在準備抵抗，只不過是他不能講出來罷了。以往曾經非難和指責蔣介石的人也開始改變了他們對他的看法，齊心協力支持他。

這些都像廣田的三原則一樣動聽，只是在內容上少了些邪惡和偽善，筆者也很願意成為我國軍事家們精練的代言人。如果不會破壞美麗的「三原則」，我將加上第四點：

日本擴張被佔領土具體講來有下列事件：1931～1932年佔領滿洲；1933年強佔熱河；同年，《塘沽協定》的簽訂划給日軍一個可以自由出入的非武裝區域；1933年天羽英二宣言稱「亞洲是亞洲人的」；1934～1935年日軍對察哈爾進行悄然無聲的武裝滲入；1935年在非武裝區域建立了冀東政府，其成員由日軍任命，同時日軍在向北平擴張；這個偽政權立即被用做大規模走私和毒品貿易的根據地，其中心設在天津的日本租界；1935～1936年手腕憫熟的貨物走私價值已達千百萬元，這是在中國領土上公然違抗中國海關法的行為，1935～1936年華北日軍的大小將領公開宣稱一定要打倒蔣介石，要「對華北施行外科手術」；1935年廣田提出「三原則」（中國－日本－滿洲國相互提攜，中國放棄與西方列強的合作，中國放棄反臼政策）；日本人實際上在控制著以宋哲元為首的半自治的河北一察哈爾議會，這是一個由蔣介石建立的，起臨時緩衝作用的議會；1936年，西安事變前的幾個月，日本作了征服綏遠的嘗試；最後，日軍多次公開宣布了土肥原等策劃的陰謀，要將「華北五省」（察哈爾、綏遠、河北、山東和山西）變為第二個滿洲國，並稱這是他們要立即實現的和不可改變的目標。接著便是1937年的蘆溝橋事變。儘管日本所撒的謊都過於單純、過於幼稚而不能矇騙世界，我們還是應該注意到日本沒有一個詭辯家、邏輯學家或者外交官能夠否認「中國－日本－滿洲國集團」意味著日本想把中國變成第二個滿洲國，這是再清楚再確切不過的事實。

事實上，任何一個不及蔣介石政府那麼「強大」的政府都不可能既將人民的抗日活動和抗日情緒壓制到這種地步，同時卻又能保持住自己的政權，並生存了下來。成千累萬傲慢的日本士兵、海員、麻醉品商人，深入到了遠至四川那樣的內地鄉村，而那些歲月里，除了滿洲之外，全國只有6個日本人被殺死！這本身就是奇迹。僅看數據即可證明中國長城內的日本人與在滿洲的日本人相比，是受到了更好的保護，生命安全更有保障：前者在1936年的死亡率僅僅是後者的三百三十分之一，即便我們設想滿洲和中國其他地方的版圖一樣大，這個數字也是驚人的！

光有那種古老民族的自負，很顯然是不夠的。如果中國獲勝——我相信她准能獲勝——那是因為新的民族精神大放光彩。這種新的民族主義精神已經震驚了世界，那些無知的人們仍然把民族精神看作一種內戰爭帶來的人為的產物，認為它缺乏根基，一旦外界的壓力被撤除，它就會煙消雲散得無跡可求。稍為正確一些的觀點是，這個新民族主義在戰爭面前正當上升趨勢，並已成了日本人的一場惡夢，因而日本不得不在這個民族主義完全形成之前就搶先進攻，要不然它的大東亞帝國的美夢就會成為一枕黃粱。在1934～1935年間，這種新精神出場了，開始顯得黯然失色，後來便抹掉了暗淡的絕望。終於，一種民族自信的新精神誕生了。不過，只有在戰爭開始之後，這種新精神的內涵力量和新的結構才變得引人注目，震驚遺迹，當然最感震驚的還是日本人自己。

事實上，我們願意保護自己的舊文化，而我們的舊文化卻不可能保護我們。只有現代化才能救中國。11世紀米芾精妙絕倫的繪畫和蘇東坡爐火純青的詩篇皆不足以阻止半世紀后金人對北部中國的入侵，宋徽宗的繪畫藝術也不能保障在他作為野蠻侵略者的人質時倖免于死。歷史上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成熟的藝術和哲學非得要與一個民族政治上的繁榮保持一致。即便拿破崙仰慕歌德，並不意味著歌德的德國就不會淪陷在拿破崙的鐵蹄之下。歷史記載了粗俗野蠻的汪達爾人顛覆了開化或許可以說是頹廢的羅馬。19世紀西方對中國入侵之時，中國自身正值腐朽的周期。正如本書第一章所述，18世紀乾隆皇帝統治下的昌盛之景已為昨日黃花。人口過剩和貧窮導致了此起彼伏的騷亂，19世紀50年代的太平天國席捲了半個中國，官場業已病人膏盲。一個世紀前乾隆皇帝統治下的中國，無論是在交通，在公眾事業還是人民的一般生活水準方面，都要比當時的英國強得多。然而到了19世紀下半葉，與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相比，中國已經是一派可憐景象了。她完完全全處於道德淪喪、經濟衰微的狀態。成立於1911年的中華民國繼承了這個遺產，舊的價值觀念剛剛消失，新的價值觀念還未能取而代之。在皇朝統治崩潰之時，龐大的民國也被自身的重量所壓倒，被軍閥割據和統治各省的土皇帝所取代。西方的民主統治者懼怕人民，中國君主制度下的軍閥統治者還敬畏皇帝，但是現在這些軍閥統治者既不必敬畏皇帝，也不必懼怕公眾輿論。如果日本像1915年提出「二十一條」時那樣置西方勢力于不顧，早在民國初期的10年內就對中國發起進攻，那末中國早就被征服了。

歷史上曾經出現過不少偉大的時期，比如基督教的羅馬時代、義大利的文藝復興和英國的伊麗莎白時代，那時人們的心靈獲得了一種新的觀念，人們的想象力得到了自由的馳騁，靈感得到了啟發。同這些偉大的歷史時期相比，中國也正是處在這樣一個偉大的歷史時期之中。四處流傳著各種有關新世界、新文明、新種族的傳說，說他們有望遠鏡和牧師、軍艦和大教堂、火車和公園、圖書館和博物館、照相機和報紙。這些傳說要比馬可。波羅帶回歐洲的關於震旦的故事，比哥倫布帶回的關於印第安人的故事，或許更為神奇；傳說中還有吃牛肉、全身散發著乳酪味道、胸毛長長的男人，以及長著藍眼睛、袒胸露臂的女人；然而也流傳著關於共和國、議會、憲法，自由平等和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權；最後，還流傳著關於窮凶極惡的毀滅性武器，它們遠非中國的任何武器之所能匹敵。

筆者以較大的篇幅，努力勾勒出了中國抗戰的基礎，以及戰前那些年代各種力量是如何聚集到一起的圖畫，目的是要表明，並使西方讀者能夠懂得震驚世界的中國抗戰之堅實的結構與內部的組織。我想要說明的是：首先，中國的抵抗力量是建立在1932～1937年之間而不是之後，中國在這麼多年期間，從日本人對我們人民所作的「精神大動員」中獲益非淺。如果日本沒有利用偽滿洲國表演了它的一貫伎倆，展示了它的真正企圖，如果中國決定在1931年就與日交戰，中國抗臼的基礎就不會那麼普遍和深入人心；其次，我想說明，戰爭是由於各種巨大歷史力量發生了衝突而引起的，戰前的年代也正好是中華民族的內部建設搞得最好、國家最有希望的時期。這種建設成了與日本向這個剛剛開始發育成長的現代統一國家發起進攻的計劃爭時間搶速度的競賽。第三，我希望說明抵抗的願望來自人民，這種志願迫使政府提前表態，提前行動，使它的拖延政策遭到失敗；第四，我想說明現代中國沒有民族敗落的必要條件，與宋明兩朝的末期不同。我指的是中國領導人之間微妙的傾軋與私下爭吵的情緒。這首先得歸諸蔣介石的領導，以及他那使其他黨派能夠對他誠實的、儘管是現實的、冷酷的愛國主義確信無疑的能力；其次，這一切還必須歸功於具有真誠的愛國主義和寬宏大量態度的廣西將軍李宗仁、白崇禧，以及共產黨的領袖朱德、毛澤東等人。難道我還需要強調以下這個事實嗎：朱和毛在西安掌握了一個與之打了8年仗並懸巨賞捉拿他們的人的性命，而他們還是寬宏大量，不記前嫌地將他釋放，因為他們相信，中國需要這個人來參加全民抗戰。領導人之間為了一個共同的民族解放戰爭而攜手合作這一點，我認為是中國人精神復興的一個最好的標誌。相比于歷史上宋明兩朝未年中國君臣之間的微妙敵對而言，是ｈｔtｐｓ://reaｄ.9９ｃsｗ•ｃoｍ最為引人注目的。當我看到中國因此團結起來的時候，我認為我的祖國已經度過了她在現代歷史上最為艱難困苦的時期。

然而，在明智的外交官看來，中國以及其他「太平洋力量」民族，將從日本人民和其他國家人民的和平利益出發，去修復那個無論何時都能用戰爭來吞噬掉日本人民本身及其鄰國的日本政治憲法上嚴重而致命的缺陷，堅決要求日本在憲法上削弱軍方的勢力，消滅超級內閣、超級議會和超級法律特權，要求恢復日本的真正民主。在這場災難性的戰爭終了之時，提出這樣的要求將很可能與已經存在於日本議會中的情緒不謀而合，並將加速日本法西斯的傾覆。日本人民應該受到保護，以免受他們自己國家那些嗜血的戰爭狂和急功好利的軍國主義者之害，民主力量必須在日本有所加強。

中國的新生得到進一步鞏固，經濟得以迅速地重建，民族自衛的準備在緊張地進行，具體講來也有以下事例：市制的改革，國家銀行的建成，中國財政的鞏固，銀元在向政府手裡集中並運往國外作為中國的儲備金；全國巨大的網狀公路建設的飛速發展，把南京和西北、西南聯接起來（1921年1185公里，1927年30000公里，1936年96345公里）；四條新的鐵路幹線和四條支線的修建，最重要的是廣東－漢口鐵路的竣工，工作完全是在夜間進行的。工人們在手電筒的燈光下勞作，1936年該鐵路全線通車；隴海線延伸到西安，上海到西安有了快車，一條連接杭州與江西南昌的鐵路，穿山越嶺在一年半之內建成通車，乍浦、海州、南京防禦工事的加強，新建空軍的迅猛發展；從1936年開始，大中學生要在軍營接受3個月的軍訓；防洪堤的修建和河流保護工作的進行（1933年花費價值6890000美元的中國貨幣，1934年13059000，1935年35351000）；體育館、體操房、圖書館、博物館的修建和一個耗資7000000元修建在江灣的碼頭，戰爭爆發前剛剛竣工，在杭州的錢塘江上修建了雙層鋼橋，恰好在戰爭爆發前竣工，之後又被毀壞；農村的生產與建設恢復計劃，特別是在江西；農業合作化的迅速發展；強制實行保甲制度……看來，中國好像終於走上了進步的道路，新的自信心誕生了。應該注意到，正是這種民族精神使得以上各種進步變得可能，也正是這種精神使得中國人民決心與日寇決一雌雄，直到取得最後勝利。

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以後，蔣介石仍然猶豫彷徨，企圖避免一場大戰，這並不是因為他懦弱，而是因為他比任何別的中國人都清楚地知道這場爭鬥將意味著什麼。日本希望把這場戰爭看成是「局部戰爭」，這樣就可以很輕鬆地吞掉一個小軍閥，而不是同整個國民軍交戰，這樣，他們就可以聲明，派遣中央軍是對付日本的「敵對行動」。蔣介石派去保定府的部隊，只不過是為了騙騙中國人民，虛張聲勢，他命令他們絕對不抵抗，與此同時，日本卻在之後的三個星期內在平津鐵路沿線，自由自在地調動軍隊、坦克和彈藥給養，而不受任何干擾，在所謂的「大戰」爆發之前，就已經在北平周圍三面挖了壕溝，修築了工事。蔣介石或許已經感到這場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仍然竭力阻止中央軍捲入衝突。他在牯嶺召集了一個全體軍官的會議，但只是在廣西將軍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強烈要求，並得到他們的全力支持之後，才作出了最後的決定。也就是那時蔣介石在牯嶺才發表了1937年7月16日歷史性的宣言，他在總體上肯定了抗戰的決心，要求日本軍隊撤至蘆溝橋事變以前的地方。然後他告誡國人這場戰爭的含義，需要作出的可怕的犧牲，並且戰爭一旦爆發，就沒有退縮或中途講和的可能性，否則中華民族的生存和獨立就將化為烏有。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國人體會到他這些話的要義所在。他選擇了戰爭，因為他現在對內部的團結處之泰然，因為日本把他逼到牆角無法動彈，但絕對不是因為他有軍事上已經可以與日本相匹敵的錯覺。像西南方向的撤退、焦上政策、田園殘遭劫掠、多少年漫長的抵抗，這些，他心中都有數。

著者無意再深入探討日本的財政、中國士氣的高漲、中國游擊隊的抵抗，以及日本「佔領區」實況等問題，這些都是中國始終勝利的基本條件。日本財政的衰微和羞於見人的黃金儲備，是聰明的西方人士眾所周知的事。集權主義的措施只是對國內的財政有利，並不能改變日本需要繼續用黃金和萎縮了的出口貿易來支付必須從國外進口的軍用和商用原材料這樣一個事實，集權主義也無法把一個國家的外貿從戰爭所造成的災難之中拯救出來。

蔣介石在兩點上失算了。第一，支持了協約國。時至今日，蔣夫人憑著她的美國和基督教的教育對以下問題所感迷惑：西方列強對太平洋上發生的災難性的變化以及自己在遠東的利益上為什麼採取一種冷漠和玩世不恭的態度？他們對日本軍隊的恐懼為什麼如此之大，似乎日軍馬上就準備與所有的國家交戰？第二，他錯誤地估計了日本軍隊的紀律。這兩個錯誤的估計，使得在中國的戰爭變成一件空前恐怖的事情。但是這兩個錯誤在效果上卻又相互大體抵銷，因為日本軍隊的野蠻——偷竊、搶劫、掠奪、強|奸——實際上促成了中國抗戰的巨大財富之一。如果蔣介石只失算一次，僅僅失去外援，那末紀律嚴明的日本佔領軍將是中國的抵抗精神最可怕的災難。日本兵士攻佔城市的能力，與他們統治一個被征服民族的基本常識的缺乏形成鮮明對照。

在這場漫長的抵抗戰爭中，我們可以預見到將會發生什麼。日本就像一輛新的Buick汽車，它有極好的發動機，試圖穿越戈壁沙漠。這是一場在發動機與沙漠之間展開的競賽，這輛汽車能在沙子進入發動機使它陷於癱瘓之前到達那個遙遠的、永遠變幻莫測的終點嗎？是沙漠將毀壞汽車，還是汽車將征服沙漠呢？另外還應該考慮在內的是，這輛汽車出發時帶的汽油是有限的，所以為了到達假定的目的地，在汽油耗盡之前它要儘快向前推進。如果這輛汽車在到達目的地之後，還有最後一加侖汽油，日本就贏了。然而可能的情況是——在我看來必然會發生的是——日本的機器將繼續艱苦跋涉，只要能爬得動，它就會繼續前進。但最終這輛汽車還是會因為缺油而拋錨。美國的和英國的卡車會被叫來，把它拖回這段愚蠢旅行的起點，那時這輛汽車的擋泥板已經骯髒不堪，車軸已經斷裂，連發動機所需的潤滑油都沒有了。

但是，古老而仁慈的中國哲學家會理智地防止這個民族不加思索地闖入行為和意識上的極端。自由主義不會在西方消亡，也不會在中國消亡。這一點我深信不疑。畢竟中國人的人道主義和理智精神是中華民族最寶貴的財富。正是由於這種精神才使得蔣介石不像歐洲的獨裁者那樣地獨裁，這種精神又保證了專制制度的秩序。秘密警察一旦用之於中國人民，便註定要失敗。正是這種精神削弱了古老的、專橫的君主統治，使中國人不可能視皇帝為半人半神的超人，在以往的22個朝代里我們已經砍下了不少君王的腦袋，這使我們無法相信他們是神話中太陽女神的後裔。正是這種精神使我們賦予諸神以人性，同他們開玩笑，認為神也是通人性情理的，即使神也不會太神。公元5世紀的一個民間故事，講述了一個農夫和雷神的爭論。當雷神的霹靂快要擊到他時，他把雷神說服了。原來雷神並不知道實情，上了蛇精的當，對農夫產生了偏見。是蛇精吃掉了農夫飯籃里的食物——一個十分憨厚勤懇的農夫的飯籃——然後那蛇精才被農夫打敗的。雷神認為自己「無理」，就轉而將蛇精擊死在洞穴里。正是這種精神便使中華民族不可能因為政治學教授說了句「皇帝是國家的器官而非國家本身」就去迫害他，像發生在東京的事情那樣。正是由於這種精神，中國的君王們被奪去了皇冠，中國的暴君被推翻，中國的英雄被拉下了馬。正是由於這種精神，中國人在看到在267萬3千平方英里的滿洲讓給日本之後日本人「不通情理」，仍然貪得無厭，他們才終於被迫奮起作戰，正是由於這種精神，使得中國人起而譴責納粹德國政權迫害那些沒有保護的婦女和兒童，並且強迫他們為它自己的歹徒造成的暴亂負責，賠償損失。這種精神也使得中國人懷疑歐洲文明是否還存在。

民眾對他們領袖的無知得付出多大代價！有時候，僅僅是消息靈通一點，就是一項偉大的品質！在7月「蘆溝橋事變」的前幾個星期，全面戰爭開始之前，一天我看到一份從東京發出的登在《紐約時代周刊》上的一篇真正悲哀的報道。這篇簡短的報道說，日本的一些軍國主義者向他們的政府保證，蔣介石的抵抗之談只不過是一種「虛張聲勢」，而中國的團結也仍然是騙人的把戲，經不起日本的攻擊。但在同一天，一位剛從中國回國不久的外交官則警告那些領導，說中國已經變成了一個新的國家，事變的惡化將意味著毀滅性的大戰。正如我在1937年11月戰爭開始后不久寫的（發表于《亞洲雜誌》）那樣，「用中國話來說，日本是『騎虎難下』，既下不來，又不知如何繼續走下去，焦慮萬分。但它又不得不繼續『騎下去』。日本實際上陷入了一場毀滅性的戰爭，與此同時也巴望著一場輕而易舉的勝利。當它在考慮蔣介石關於抵抗的談話時，錯誤地估計為『虛張聲勢』。其次，它錯誤地估計了中國團結的力量。第三，它還錯誤地認為，向中國的婦女和兒童發起大規模的進攻，就會嚇倒中國人，而不是使中國的抵抗力量更加強大。因此，如果日本的發言人下次聲稱只有他們才了解中國人，而西方人則不行，我們只要指出這個事實就可以了」。在同一篇文章中，我告誡道「我不得不假設一場持續多年的戰爭。在這場戰爭中，交戰雙方都將出現徹底的精疲力竭」，以及「我們面前是一場要打一兩年的戰爭，唯一肯定的事，是兩個民族都將毀滅」。日本軍隊具有勇氣和進取心的美德，但也有不可原諒的缺點，他們對中國可悲地無知。孔子曰：「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很明顯，孔子作為一個君子，將會從心底里憎惡今天的日本軍隊。孔夫子的反日態度由他的信徒子貢的進一步陳述確定下來：「惡檄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論語》陽貨篇第十七）

廣田及其繼承者們抨擊蔣介石和國民黨「挑起反日情緒」，這種指責的可笑與可悲性只有那些從開戰前的歲月過來的人才能真正體會得到。1936年2月20日南京發布的禁止遊行示威的命令，立即扼殺了爆發於一月份的遍及全國的學生大規模反日聚會，命令包括下列四條：

中國有一個偉大的過去。縱觀中國的文明以及中國人民的生活方式，我們就會看到中國人某些顯赫的成就和昭著的失敗。中國人生活方式的成敗得失，與其他文明相形之下，顯得尤為引人注目。在中國的古人眼裡，中國的文明不是一種文明，而是唯一的文明；而中國的生活方式也不是一種生活方式，而是唯一的生活方式，是人類心力所及的唯一的文明和生活方式。「中國」一詞，在古代課本里意為世界的文明部分，余者皆為蠻族。這倒並非夜郎自大，而是客觀事實：古代中國的四周確實為蠻族所包圍，人們不知道還有堪以與之媲美的文明存在。但是，現代知識的光柬揭示出它只不過是許許多多種生活方式中的一種，並把它的美置於一個陌生的背景上，同時把它的陰暗面暴露無遺。面對科學進步、工業革命、意識混亂的整個世界，一些現代中國人感到無地自容，另一些卻在那兒夜郎自大。現代中國開始了思考，緩慢、艱難而又痛苦的思考，有時還帶著混亂的思緒，有時則閃現出庸常意識。現代中國的整個變遷過程，也就是整個民族緩慢、艱難而痛苦地進行思考的漫長曆程，中華民族開始考慮如何對待自身和自己的生活方式。

如果有人拿出中國的地形圖來研究，他就會發現日本侵佔中國的地方恰巧都在海拔100米以下。只有山西的山區例外，日本軍隊在過去的一年半以來一直在經歷著最艱難困苦的日子。被日本侵佔的地區有長江兩岸及其三角洲這樣一片狹長的地帶。安徽的淮河流域，蘇北以及河北和山東的黃河流域。在本書撰寫的過程中，仍然有兩個海拔低於100米的地區未被日本佔領，九江南部的鄱陽湖流域和湖北中北部的漢水流域，再往南到洞庭湖地區，接近湖南的長沙。在這些地區日本的侵略自然不會受到堅決的抵抗，這個地區甚至可能向西延伸150英里到宜昌。並順著廣漢鐵路南延300英里到衡陽，日本軍隊將可能佔領這些地區。其餘全是山區，蔣介石願意在那兒同日本作戰。從揚子江畔的宜昌，北至襄陽，地形突然升高，這就是鄂西山區和洞庭湖以南的湖南，以及廣漢鐵路的西面。換句話說，如果你拿支鉛筆把日本到1938年底為止所佔領的中國領土畫成一張地圖，就會發現這些地區恰好都處在海拔100米以下，例外的情況下已提及。其餘的便類似山西的情況了。在那裡，日本2萬人的整個師在4個月內被中國游擊隊不知不覺地消耗殆盡，而沒有爽快地打過一仗。

1936年發生了一系列暴亂事件，不斷促使政府考慮與日立即開戰，停止蔣決心進行到底的剿共戰爭。這些暴亂主要是8月份廣西的叛亂和12月份西安事變，然而，這些反叛的動機無論多麼複雜，卻都表達了人民的意願。只有長期生活在中國的人們才能感受到這些事件的全部含義。共產黨，還有張學良將軍，他們做事不計個人恩怨，而是從愛國主義出發，他們的誠意，早已得到證實，共產黨救了蔣的性命并力主將他釋放，這一點，使蔣本人也對共產黨的誠意確信無疑。那些在廣西反叛時懷疑李宗仁與白崇禧將軍要求與日開戰的誠意的人，也在戰爭爆發后被迫改變了看法。李、白兩人發誓要與蔣團結一致，全力支持蔣抵抗侵略者，他們實際也是這麼做的。不管那些反叛將軍的行為動機是出於個人的還是國家的利益，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也不管與日本立即交戰是否可行，這些都無關緊要。事實仍然是，全民族已經開始認識到進一步妥協退讓的危險性。他們看到日本的野心永無滿足之日，他們要征服中國的念頭，也永無剎車之時，而再出讓中國人的一寸土地也實在不能為一個自尊的民族所容忍。整個民族已經到了決心不惜打一場大仗以抗擊日寇的緊要關頭。空氣中瀰漫著戰爭的氣息，蔣介石聞到了，他知道了。

中國除了現代化之外，別無他途。這個「現代化」是她被迫作出的選擇。如果她向西方學到的僅僅是和平的藝術，國民的良好教育，男女老幼更多的享樂，行之有效的防止飢餓、貧窮和洪水的辦法以及更多的圖書館、公園、博物館、正直的警察、廉潔的官員、公正的法官、睿智的學者；如果她僅僅是利用西方豐富的文化遺產來振興自己的文學，重新譜寫自己音樂的優美旋律，探索自己的藥理知識，並且也許已經對西方的科學和藝術有所貢獻；如果中國向西方學到的僅僅是這些，該有多好！即使中國僅僅向西方學了點淘金、鑽井、現代廣告、商業、工業和贏利，情勢也不會如此具有災難性。然而，西方是用兩隻手將禮物送來中國的：一隻手中是和平的藝術，另一手中是戰爭的藝術，中國不得不全部接納下來。中國的農民或許是通過飛掠他們田園狂轟濫炸的日本飛機才第一次看到西方文明的傳播，通過全副武裝的履帶坦克才第一次認識西方的機械。科學的先進意味著武器的精良，物理和化學的成就被芥子毒氣、達姆彈和長江上日本海軍的探照燈所證實。也許農夫的孩子會發誓要現代化，而婦女則面對被蹂躪的女兒和被刺刀挑過的嬰兒在混亂和恐怖中哭泣。他們不知道自己個人的不幸都源自遠方，那兒的人們為商業的貪婪支配著，而這種貪婪現在則降臨到他們的頭上，並且伴隨著令人毛骨悚然的阿提拉部落的野蠻與機械武器的結合。

現在面臨的問題，不是我們能否拯救舊文化，而是舊文化能否拯救我們。我們在遭受外界侵略時只有保存自身，才談得上保存自己的舊文化。

然而，事實上中國將在外國人的幫助下與日本作戰，並在他們的干預下實現和平，儘管中國是單槍匹馬地和日本打仗。這會有助於減輕中國人對西方人的不少痛苦和幻滅感，這些都是由於西方列強在戰爭開始的一年半內未能履行條約賦予他們的義務而造成的。可是，隨著這場戰爭的進程，隨著日本和西方貿易利益的衝突，由於日本向華南推進而越來越明顯越來越激烈，由於戰爭趨勢日益明朗化，中國抵抗不會失敗，日本無法勝利，來自法國、英國、美國的援助也會日趨重要。由於日本在逐漸衰敗下去，英美的態度也會逐漸強硬起來。無形的聯合抵制，嚴格地控制日本信貸，禁運物質，經濟上的報復行為，官方的舉動，都將逐步升級，直到主動干預的時機到來。這種反應自然會促進中外友善。一般的結果是，西方人在中國的特殊地位和租界將會很快被廢除，而《華盛頓公約》的偉大原則將得到維護，中國將在外國資金的幫助下繼續進行自1937年7月由於戰爭爆發而被迫中斷的民族復興和重建。

日本將重蹈它在1905年日俄戰爭那場損失慘重的勝利之覆轍，最後不折不扣地崩潰，它比俄國還要渴望和平。最後被迫接受子虛烏有的勝利。在1905年那場戰爭結束之時，日本就像一隻好鬥的公雞，在勝利的剎那間高聲啼叫一番，而後就倒地而斃。日本梢疲力竭，甚至無力在和談中向俄國要求戰爭賠款。因為不然的話，俄國就會威脅說要再打下去。日本的時事評論員們對羅斯福總統說，讓日本從嘴裏吐出它的「勝利」果實滿洲，是「無法忘記的不公平」，這就是這種「不公平」背後的故事。另一個美國總統也許會強迫日本放棄中國，但他不會這麼做，也不能這麼做，除非日本處於日俄戰爭結束時那樣的經濟困境，現在需要中國人來創造這種困境，那時，美國和英國的干涉才會成為可能。

雖然蔣介石在執行著一條比較「現實」的政策，一邊準備戰爭，一邊祈禱和平，期望中國能得到一個暫延的機會，以建成一個穩固團結的現代國家，雖然他使用了各種鎮壓手段防止公眾情緒的爆發，使自己，也使整個民族保持鎮靜，但是另一股巨大的洪流：民族抵抗的決心和對蔣介石的華北政策的忿懣情緒，正在變得強大到足以改變蔣的意志的程度——須知，蔣是個非綁架不能使之變心的頑固分子。下面一點應該講清，華北的局勢在外國觀察家眼裡是醜惡可恥的，在中國人眼裡是丟臉丟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比日本人走私和販賣毒品更丟臉、更可恥的，是日本軍隊要求在北平的國民黨黨部關門，這可是中國政府所代表的中國執政黨的黨部。然而，當局居然接受了這個要求，國民黨官員旋即全部被派到了南方。

日本人拒絕承認日本是中國反日運動的教父，拒絕承認中國人都有權力憎恨所有那些日本對華政策所主張的東西，我不接受的排外教育和宣傳的結果。日本正自食其反歐反華信條之果，這種信條有時幾乎是不可思議的。因此，日本的高傲和殘酷是不會也不可能罷休的。對我這樣一個生長在廈門的人來說，童年時代就目睹了日本人的劣行和日本領事館對由日本臣民在那個港口過去30年間所開設的鴉片煙館、賭場和妓院的庇護。無論是日本在北方的走私，日本士兵普遍的道德敗壞，還是他們墮落到低於一個真正偉大的民族的道德水準，我都絲毫不會驚奇。當一個民族利用治外法權這個特權，有組織、有計劃地鼓勵大批的兵痞用一隊隊的大汽艇、登陸坦克、卡車，在光天化日之下進行走私，並給予直接而明確的領事保護時，這種走私就再也不能說成是個別人的行為，這個民族已經墮落到了干一些真正的一流強國所不恥于乾的事情。日本今天的這些暴行和卑劣行徑是與他們戰前的暴行和卑劣行徑相輔相成的，並且都源於同一個種族性格。在承認日本人民的一https://read.99csw.com些令人羡慕的性格特徵的同時，我也得不無遺憾地承認他們某些令人厭惡的「卑劣」的品質，這是我綜合多年來各種印象之後所下的結論；這一點，一個誠實的、有思想的日本人也一定會認可的。

人們完全意識到所謂進步或許不過是幻想而已。學院和學校的紛紛設立，並不一定意味著中國有了比過去受過更好教育的一代青年；婦女的解放，並不意味著現在的姑娘們比古代幽居深閨的小姐要有出息；現代豪華的享受和娛樂，並不意味著現在的男女青年就能比過去的人玩得更盡興；一個個豪富之家的崛起，並不意味著它有權利瞧不起那些舊時期的達官貴人；新憲法禁止重婚，並不意味著那些驕奢的中國人不能像西方人那樣擁有情婦；工廠的建立，並不意味著工人有比古代工匠更好的待遇，日子就能過得富裕一點。看來現代的工業主義會給人們帶來前所未有的社會問題。總的來說，中國正經歷著一場社會變革，幾乎是剛剛開始邁開順應新潮流的步伐，貧窮隨處可見，農村一片混亂，廣大內地令人啼笑皆非的現象不斷出現。這些都提醒我們，我們還遠未走出莽莽叢林。然而，如果中國想要變得現代化，她必須調整自己去適應現代工業主義和民族主義的一切內涵。我已經指出，中國的現代化絕不是去傻瓜的天堂度假。

由於蔣介石不在乎民眾是否知道他心裏想的是什麼，由於有嚴格的新聞審查制度，由於在日本與日俱增的奢求面前政府仍舊採取卑躬屈膝的對外政策，故而實際上一直到1935年夏天之後，人們才開始風傳蔣是在為抵抗作著準備。對此，人們可以根據自己的判斷來表示相信或不相信。蔣介石過去在滿洲事件、上海戰爭和塘沽協定中採取了不抵抗政策，這一直對他很不利。但像我這樣略知一點內情——即民族自衛的準備正在進行——的人，認為他過去的罪孽都能得到寬恕，因為他不是從感傷的愛國角度出發，而是從軍事組織、交通或通訊設備、供給和照顧傷員的能力等方面來考慮的，這是要用客觀事實和具體數據來說話的，像一個軍人該做的那樣。用來說明他正在加強個人對全國的統治的事例，不僅有空軍的建立，還有其他一些具體事例，如乍浦海防工事的加固，高中和大學一年級的學生必須接受軍訓，為防止日本封鎖東海岸而不分晝夜地修建廣東到漢口的鐵路，對醫護人員的調查等等。就我個人而言，我已經在私下寬恕了他。

研究一下蔣介石的心理當是十分有趣，然而這裏討論的只限於他在現今這場戰爭中的領導心理。他用武力和高明的策略戰勝了他的老對手，統一了中國，這並非易事。他比吳佩孚和袁世凱要摩登得多，這兩人沒有能夠在共和的旗幟下完成軍事統一中國的大業，但他卻做到了。他在1927年幾乎是單槍匹馬地向武漢政府挑戰，並且在南京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從而改變了國民黨歷史的整個進程。戰爭爆發前的11年間，他使南京政府變成了中國穩定的國民政府，成為中國內部進行重新建設的基礎和中心。他大大小小打了約12次內戰，有時甚至是和強大的聯軍作戰，但他最後總是靠槍桿取得了勝利。他用智謀戰勝了他的政治對手和軍事敵手，使他們總是感到自己一錯再錯。他曾經收買或者出賣過不少將軍，並且善於臨時利用某些政治集團以達急功近利之效。他不得不與這樣一群魚龍混雜的政治家們打交道，進行最激烈的內部的明爭暗鬥，他不得不忍受某些邪惡勢力的存在，直到有朝一日把它們剷除乾淨。他必須建設一個能在一起工作的新政權，儘管這個過渡時代所提供給他的僅僅是一些不完美的官員。他與每一個朋友交戰，又與每個敵人重修舊好。他讓軍事上的敵手，被自己打敗的唐生智將軍，在自己的秘書處里任職。唐生智後來雖曾反叛，最終卻又重新投奔到他的麾下。他在1932年上海抗戰之後的一年半里，使中國人眼中的所有的十九路軍英雄們名譽掃地，他收買了與他交戰的軍閥手下的將軍們（無法收買的共產黨軍官們除外），他切斷真正強大的對手們在各地的聯繫，從而瓦解了他們的軍隊。他任性、老練、精明、富有遠見、執著、頑固、冷漠、殘酷、工於心計、狡詐、野心勃勃，並且愛國。他成熟、視野開闊，能以中國的利益為重。他幻想一個強大、統一和獨立的中國，幻想自己成為它的領袖，這兩個幻想同時出現在他的心目中，互不可分。

可見，前途是毫無疑問的。從1939年起，中日戰爭就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中國的抵抗力量將分散在各條戰線上，而不是集中在某一點，在未來的長時期中，抗日戰場上不會有什麼壯觀的戰爭，但卻更有效果。日本將要保衛更多以往曾由中國人保衛的地區，日本在中國土地上的部隊很快就必須超過100萬，僅僅是維持這100萬士兵的消耗，就會使日本在一年之內財政全面匱乏，從現在算起，至少還要有半年的時間日本人才會意識到蔣所提出的長期抗戰的全部本質。到1939年晚些時候，日本人所面臨的破產會迫使他們去尋求和解。但是，這一天的到來會伴隨著太平洋力量的干預。到1980年，日本就會忘記所有這一切，並會談論美國總統強迫它吐出其「勝利」果實的「不公平」。對日本民族來說，即使在1940年，這也是一個多麼值得深思的問題啊！

我並不想在這兒奢談日本人的種族特性，我僅僅是指出日本在技術和軍事上已經達到了帝國主義列強的水平，但在道德上它卻仍然是完全不合格的。日本人的水平，比方說，就遠比英國人低。我想要說的是，日本對待中國大眾的行為特點是不會改變的。東京的日本當局於是就被迫陷入了另一個窘境：知道這種野蠻行為會繼續下去而無可奈何，卻又希望這種野蠻行徑所產生的壓力會迫使中國人變得道德敗壞，以至放棄抵抗。當然，結果是恰恰相反。

然後重要的是，人民已經有了明顯的西方意義上的那種覺悟，在中國逐漸形成了一個強大的公眾輿論。戰爭對整個民族的政治教育，各階層人民都積极參加到保衛國家的戰鬥中來，這些都將進一步加強並深化這個有組織的公共輿論。民主，歸根結蒂也要依靠這種輿論。在憲法的指導下，現代的公眾輿論，比起過去老百姓賴以向皇帝申訴的什麼「民聲」、「言路」等等會得到更好的組織和保護，而這種「民聲」、「言路」則曾經是古代中國的廉潔政府向人民「開放」的最理想的形式。對公民自由的法律保障如果執行下去，將會使人們的心理和公眾態度有根本改變，並使消極冷漠的中國人轉變成在社會和政治上都積極上進的人，正如我在分析中國人「冷漠」的根源時特地指出來的那樣。坦率他說，4萬萬溫順的中國人學著「趾高氣揚」和「堅持自己的權利」的前景也真的使我感到迷惑和恐懼。

然而，中國之進入世界大家庭，並非像一個新發現的親戚那樣去興高采烈地訪問，也不是一種進入和平、繁榮、幸福的「烏托邦」的浪漫冒險，而是一個浪子回到了一群吵鬧哭叫的強盜兄弟之中。在家門口，他受到了劍拔鴛張的歡迎。他必須通過這道門，以獲得一席尊重與平等之地，才可以吃到自己那份肥嫩的牛肉。如果這個浪子這時犯了猶豫，手無寸鐵，臉色鐵青，後悔自己曾經有過回來的念頭，希望自己仍能呆在大家庭之外，留連於煙花柳巷，或者留在正遭受極度飢荒的土地上，用豬吃的谷糠填飽自己的肚皮，如果他這樣想，誰能責備他呢？他認為留連於煙花巷裡，也許要比家宴上為一隻肥嫩的牛犢爭來斗去明智得多，也文明得多。他需要花費很長的時間去鼓起勇氣參加戰鬥，成為一個鬥士。唯有這個途徑，他才能贏得他強盜兄弟們的尊敬。更糟的是，為了保全自己在餐桌前好不容易才爭來的一席之地，回頭的浪子不得不繼續武裝自己。他坐在放著肥嫩牛犢的餐桌前，一手拿著叉子，一手緊握匕首。在這樣一個家庭里進餐，舍此別無他途。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夠談論中國在這個激烈爭吵的「民族大家庭」中的出現。

與蔣介石1937年7月16日的宣言同等重要的是，他在1938年11月1日，漢口和廣州淪陷后所發表的宣言。在這個宣言里，人們已經可以看到中國最終會獲勝的因素，不是因為其中包含著一大堆動聽的言辭，而是因為這是一位將指揮這場戰爭到最後勝利的人所做的分析，這種分析是正確的。這項政策如果執行成功，日本就註定要失敗。

下面這一點很有趣，通過上述聲明，我們看到在漢口撤退中，蔣介石命令中國軍隊全部撤離以執行他上述聲明中的政策並以辭職相威脅，這又一次證明他的冷酷無情和他的決心。一個月之前，八路軍還在反對這項政策，要求不惜一切代價保衛漢口，否則他們將脫離統一戰線，結果迫使蔣同意了這個要求。這種政策上的分歧比起日本內閣中的紛壇見解。可謂小巫見大巫。漢口的保衛，戰略上可以遏制日本人進一步推進，並給日寇儘可能的重創，這是不無道理的。但是，蔣介石在此事中所採取的立場，表明了他在考慮有關抗戰的更重要一些的問題，表明了他固執的現實主義，既要避免日本人一直在尋求的一場決戰，又要保持主動，迫使日本在有利於中國的地區作戰。

就個人而言，他是一個嚴以律己的人，既不抽煙，也不喝酒，連茶也不喝；他光干不說，召集會議時自己不發言，靜靜地聽別人講，把他們送走後，自己再作決定。他可以站在夏日之下，給下級軍官接連講演幾個小時。他很少顧忌個人安危，一旦需要，他就冒著生命危險出現在前沿陣地上。

主人會同樣地客氣嗎？他們會不得不這樣做的。西方外交官們的談話會充滿「繁榮昌盛」、「前程似錦」等等溢美之辭，中國人也會以一些漂亮的廢話作答。但要緊的是，他們將會上門借錢給你，而繁榮昌盛、前程似錦的主人也非常想去借。不起眼的中國貿易，不值得外國人為之爭鬥的貿易，將會變成一個沒有任何風險的非常賺錢的買賣。一群群迷失了方向的中國士兵和年輕好鬥的黨人，不可能學日本的樣子，時時地對外國人蠻橫逞凶來宣洩他們新發現的自豪感。中國人與生俱來的遇事忍耐的品質又會出現。可以相信，蔣介石會制止任何對有財力的借貸者的粗魯行為。至少中國人不會用機槍掃射英國大使的轎車，不會擊沉揚子江上的美英炮艦，不會用腳去踏穿著緊身短襯褲的美國婦女，不會打美國領事館官員的耳光，不會把美國國旗扯下來扔進黃浦江，不會用刺刀去刺保護中國婦女的法國牧師，不會要求外國記者在上海外白渡橋中國警衛面前扔掉手中的香煙，儘管人們期望中國人會做出這些粗暴無禮的排外主義和反歐主義的行為，但即使「義和拳」也沒有完全做到。1900年「義和拳」的排外主義已成為一種敵視中國的一成不變的標籤，併為西方公眾所接受，這些西方人沒有意識到近40年來中國人的民族驕傲已經被徹底摧毀，這種榮譽已經傳給了德國人、義大利人和日本人——齊格菲、裘利斯·凱撒（！）和太陽女神的後代們。

這場戰爭最終會給中日雙方帶來不少大傷腦筋的問題。有一點是肯定的，在今後很長一段時期內，日本將有許多麻煩需要解決——國際貿易中斷之後的麻煩、國際信譽的喪失、財政的枯竭、通貨膨脹、工業軍事化造成的失調、賣不出去的債券、消費開支的上漲，以及戰爭所造就的大批野蠻和慘絕人寰的歸國士兵。日本將會在各方面都受到它自己的軍國主義者們瘋狂冒險所造成的後果的懲罰。日本軍國主義政權將覆滅，中國也不可能強求日本支付戰爭賠款以補償它給這個和平安寧的鄰國所造成的災難，如此而已。日本停止入侵，就已構成了它自己的失敗和中國的勝利。但是因為日本海軍仍舊未受攻擊，中國現在也沒有得到外援，以建立起強大的空軍從而與日本繼續打下去，戰爭的結果也就只能如此了。

那時，中國人對外國人的態度，以及外國人對中國人的態度將會十分有趣而值得一觀。但從總體看，我必須說，雙方的態度都將更為健康。在中國方面將會有一種重新產生的民族自豪感，這種自豪感同時被中國人傳統的理智和克制以及所講的借債的必要所沖談一些。在外國人方面，將會有一種熱望保持舊日某種特權的態度，同時也被一種真摯的友好所沖淡。中國為她自己的成功而歡欣鼓舞，民主國家們為太平洋對手的衰弱而對中國感激不盡，雙方都將充滿了寬宏大量的精神，因為幸福和感恩的人們有資本寬宏大量。

日本精疲力竭或者幾乎精疲力竭之時，太平洋力量的干涉是肯定的，這是由自私的經濟利益所決定的，事實上僅僅依靠經濟和外交上的壓力，各民主勢力就能夠使破產的日本接受和平，或者進一步，只需給俄國熊一個信號，讓它撲向日本，並與之配合默契，大功也就合成了。然而由於這樣做並不符合資本主義列強的本性，所以極不可能，除非俄國熊自己決定去進攻日本。可能的情況是「太平洋力量」將稍稍提高自己的嗓門，而日本外交官將把自己的聲音降得柔和一些。與此同時，美國的公眾現在既然已經不再擔心和搖搖欲墜的日本作戰了，並且不再認為日本佔領中國和俄國之時會與美國交戰，他們已從這種荒唐的恐懼中解脫出來，於是美國政府將仍然踏著忸忸怩怩的步伐與「太平洋力量」保持「同步行動」，不偏不倚地來加強東方的和平了。儘管英美的聯合行動有實力作後盾，是可能代中國要求賠償的，然而，美國的冷漠態度將決定它不會使用武力來達到這一目的。「太平洋力量」所感興趣的，首先在於門戶開放政策和《華盛頓公約》的各項原則的重申，其次在於限制日本的陸海軍力量。這是消滅太平洋上一個對手的絕好機會！著者並非暗示說美國對中國缺乏友好和同情，我的見解是建立在鐵的事實之上的：任何國家關於「國際友誼」的談論只不過是一種外交辭令，一切國際外交都不是基於感情，而是出於各種利益上的爭鬥或聯合。

現在日本人必須承認對他們的仇視和恐懼是非常普遍的。他們的野蠻、傲慢和不道德，使單純無辜的人民蒙受災難，使得中國所有的城市和鄉村的人們在日軍到來之前就遠走他鄉，就像逃避最使人害怕的瘟疫一樣，就是給他們獎賞也沒人肯回去。在這一群群現代化的野蠻人到來之前，有5000萬中國城鄉居民大規模地離鄉背井，拋棄了房屋和財產去逃難，這是日軍所作所為的最好註解，日軍官兵的洗動、掠奪和強|奸所獲得的個人利益，使得日本作為國家不可能從佔領區獲利。在戰爭的發展過程中，經濟剝削是不可能的，因為有被動的抵制，有被佔領區人民的極端貧窮，還有不安全的形勢。

只有當我們把日本軍隊趕出我們的國土，或者強迫他們撤離的時候，我們才得以重新思考所有這些文化的混亂到底意味著什麼，以及如何保存自己的舊文化。同時，我們要認識到不是我們的舊文化，而是機槍和手榴彈，才會拯救我們的民族。中國人不會再去接觸自己的舊文化，除非日本人停止談論什麼亞洲的「共同」文化，井把這種貨色扔回它應該呆的地方去。看來，聰明人不應該經常談論什麼民族文化，免得侵略者聽到之後，將它變為一個口頭禪，從而將它毀掉。人們從來沒有聽說過有一種特別的「英國」或「法國」的文化。然而當希特勒大談其「德國文化」、板垣大談其「亞洲文化」之時，人們即須提高警惕。一個德國人一聽到德國文化，馬上就會伸手拔槍；而當一個日本人提起亞洲文化，婦女們就會嚇得發抖並尖叫起來。

這場解放戰爭依賴蔣介石的領導素質和策略的地方太多了。故而考察一下他作出杭戰決心是基於怎樣的一種個人見解，以及決定作出以後他的計劃和態度，就是十分重要的了。我認為他每一步都算計對了，他對即將到來的抗戰的性質，能夠作出正確的、有遠見的理解，這使我感到佩服。他不似是民族危亡時期的一位民族領袖。他內心的睿智和道德品質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是能夠適應當時形勢的。

通過這個事件，讀者似可明白，謀殺，包括謀殺唐有王，是民眾對政府中親日派憤感情緒的爆發。1935年國民黨召開大會，汪精衛站在照像機前在拍開幕式的照片，一個假扮攝影師的人在照相機黑色遮布後面，用左輪手槍對準他，然而槍打偏了。一個月後，那個唐副部長在回自己在上海法租界的家裡時，在家門口的石階上被開槍打死。後來，又發生了楊永泰被謀殺的事件。這是北京當局一個精明能幹的政客，好不容易才爬進國民黨政府里的。

同時，對於仍然懷疑蔣的愛國領導的中國人來說，戰前時代的中國確是一幅令人厭惡和失望的畫面。還要我來講講無恥、兇殘的日本侵略，以及中國方面同樣無恥的投降態度和對所有反日情緒的無恥鎮壓嗎？我是否應該從頭講講日本的卑鄙、不可忍受的傲慢，以及中國人難以容忍的恭順和屈從，乃至稍有些許自尊心的人們就活不下去的生活條件？當日本浪人在北京的一個市場對婦女進行調戲和鬨笑時，中國的丈夫們只能在旁觀看，束手無策，而此時的北京尚在中國控制之下，中日尚未交戰。難道這兩個民族不應該一決雌雄，結果使中國要麼保持一個平等的國家，要麼淪為日本的附庸國，中國政府是如何不惜實行最嚴格的新聞檢查並嚴格禁止示威遊行以壓制反日情緒的呢？儘管有著種種防備，學生的示威遊行還是爆發了，北京的警察竟然揮舞著大刀朝學生砍殺。是同樣的大刀，燕京的學生們曾經送給過去在長城上抵禦日本軍隊的第二十九師；還有，在寒鳳刺骨的天氣里，警察們拿著消防水管朝示威遊行的學生身上澆涼水。1930年5月，我目睹了成千上萬的北平學生的一次示威遊行，後來都血流滿面地坐在黃包車裡被拉回去。但是政府的新聞檢查是如此的嚴格，幾天之後我回到上海，發現上海的中國報紙沒有登出一條有關遊行示威的消息。回上海途中，在天津東站，我親眼看到日本貨物在光夭化日之下走私進來。大堆的日本棉花和食糖聳立在一個中國的火車站上，四五個日本人和朝鮮人兩腿叉開，穩穩地坐在板凳上，而中國的火車站的鐵路警察則只能兩眼瞪著看，敢怒不敢言，因為人家有治外法權！日本的走私犯在天津，曾在半夜裡把中國旅客從三等車廂里趕下來，又把他們的貨物從窗口塞進去。中國的鐵路只得把他們的走私物品運往濟南，還要被罵為反日，「對中日合作沒有誠意」。中國的鐵道部曾經頒布過一道命令，不具備表明已經付過關稅的證明書的貨物，火車站一律不能接受託運。但是，日本領事館則宣布，這樣做是再合情合理不過的了。如果誰敢動日本和朝鮮走私犯一根汗毛，他就要承擔全部後果，從賠償到遭受軍事處罰。日本的軍艦已經把中國的海關小艇繳了械，並且嚴禁他們在山海關的水面上巡邏，山海關成了一隊隊日本汽艇和帆船卸貨的港口。中國海關的船隻與日本船隻相遇，都會被視為對日本旗的大不敬，事實上這種情況也確實發生過一次。1935年中國海關的官方報告說，在僅僅9個月內，華北的大量走私已使關稅直接收入的損失超過2500萬元中國貨幣。然而，關於這種大規模走私哪怕是隻言片語的報道或評論，在中國報紙上也是不許可的，儘管這種走私已經進行了一年多；直到倫敦和紐約的報紙紛紛報道詳情，中國報紙才開始有所披露。定縣（在北平附近）的一個中國鴉片商被逮捕，後來卻又不得不釋放，因為日本在京當局拍來了電報，日本遊客要去遊覽和視察清華大學和其他在北京、上海的大學圖書館，市政府會通知中國的學校當局把那些可能提到滿洲淪陷的大批現代歷史書籍藏起來或銷毀掉。兩則有關廣田的並無什麼惡意的幽默小品文，也從我的雜文集中被刪去，這樣，我的上海出版商才敢出版。我在上海的一家英丈周刊上發表的關於日本人不斷增加的影響，以及學習日語的明智，結果遭到了剛從日本歸來的外交部情報司的頭目的嚴厲警告，周刊的負責人不得不立刻連夜乘車到南京疏通關係，併發誓今後要規規矩矩。那些年裡，在上海的中國報紙上，我從未讀到過一篇涉及到日本的社論，談論日本是不允許的。《新生活周刊》發表了一篇來槁，把「滿洲國的皇帝」描繪作「傀儡之傀儡」，結果，上海的中國法院在日本的直接壓力下，判處壯經理14個月的監禁。事後，一位年輕的讀者讀到有個姓杜的人正好在這段時間里死去了，便誤以為是那個愛國的杜經理，於是他悲痛得自殺了。復旦大學和上海其他大學發起了一次遊行示威，學生們要求乘坐火車到南京政府門口示威。但鐵路當局硬是不讓他們上火車。於是，學生們搶到了幾節車廂，機械系的學生駕駛著火車頭，但車到蘇州之後，中國當局扒了鐵道，強迫學生疏散，並返回上海。另一次本已準備好的上海大學生的示威遊行，又因中國憲兵闖入復旦的男女生宿舍抓走8個學生而告夭折，那是在1936年3月24日。次日，除英文報紙在頭版頭等刊登這個事件之外，中國報紙對此事只是一筆帶過，還刊登了新聞發布中心發表的一篇淞滬警備司令的發言：少數共黨學生如此無視法紀，指揮總部的聯絡官員命令上述學校當局交出共黨不法分子，同時提醒那些好學生不要被共黨利用，勸說他們要專心讀書。近在1936年秋，8個很有聲望的中年編輯和律師沒有一個人有任何共產黨嫌疑，但全部在上海遭到逮捕和關押，罪名是公開組織反對日本侵略的團體。直到戰爭爆發才被釋放，因為其時孫逸仙夫人到法院抗議，要求同服愛國罪：「如愛國無罪，則應同享自由。」read.99csw.com

這個民眾領袖在漢口淪陷后，在他的告同胞書中是這樣描繪他的長期抗戰策略的：

回顧四十年來現代中國在精神上的變遷，你就不能對大眾覺悟所帶來的好處視而不見。用西方進步的尺度來衡量，下列事實是顯而易見的：學校和學院的紛紛設立，書報發行量的穩步增長，公路和鐵路的飛速發展，婦女解放和婦女參与政治，統一的民族語言普遍流行，「厘金」稅的裁撤，財政金融的鞏固和加強，腐化墮落逐步得到剷除。最重要的是，人們有了全新的精神面貌，充滿希望，不遺餘力，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都有迫不及待地重建家園的願望。北京政權與南京政府相比，在國家財政管理上的差別是再大不過的了。北京政權經常拖欠其官員、教師和外交官的薪水，每月都有花招；而南京政府卻能投資成千上萬到公眾建築、廣播電台、碼頭、衛生檢疫船、體操房、體育館、公路和鐵路，單是科學研究一項，每月就要投資10萬美元。這種進步無疑要歸功於存在了10年之久的穩定政府，但是歸根結蒂是得之於西方影響的滲入所給人的啟發。新一代受過西洋教育的金融家和大學教授取代了北京政權里的舊式官吏。有一段時間，我能夠在南京內閣成員里數出3位國立北京大學的教授：一個地理學教授，一個經濟學教授，兩人都曾留學德國；另一位專攻教育學的校長和教授，早年留學美國。嶄新的一代意味著嶄新的觀點，人們精神面貌的改變要歸功於人的現代化，最終歸因於民國建立27年以來時間的流逝。

我以為蔣介石利用汪精衛以及察哈爾－河北臨時議會與日本周旋的真正動機，是要在與日本開戰之前建立起中國的軍事力量，並且一心要消滅掉共產黨。現在得承認蔣介石有反共的情結，這是從與鮑羅廷共事以來就開始的。他認為自己能夠剿清共產黨。但他不能。於是，他剿共的決心就越大，直到這成為他的頑固成見。賄賂共產黨的官員已經證明是無效的。他花費了長達7年之久的大好時光，枉費了相當一部分的國民收入，與共產黨打仗，進行了5次圍剿，投入了越來越多的人力與物力，直到1933年末的第五次圍剿，他糾集了近100萬軍隊，設立了封鎖線切斷了他們的鹽、食物和醫藥用品的來源。他「修建了數百英里的軍事公路，成千上萬的防禦工事，並用機槍和大炮把它們連接在一起，緩慢地進逼，縮小包圍圈。他們付出了高昂的代價。」這些是埃德加·斯諾在他引人入勝的長征故事（《紅星照耀中國》）中所描述的情況。他說，蔣介石「在蘇區周圍修建了一道『長城』，組成了一個逐漸縮小的堅固的包圍圈。」然而，他還是未能成功。共產黨仍然在和他捉迷藏；他們被迫退出了江西根據地，卻集合了他們的全部人馬，男女老幼，黨員及非黨員，拆除了工廠的裝備，攜帶著他們的工業設備和軍事裝備，於1934年10月16日向西北開始了具有歷史意義的長征。他們突破了國民黨在西部的封鎖線，走出了幾乎是無法通過的貴州、雲南以及四川和西藏交界處的山區，歷時368天，行程6千英里（18088里），於1935年10月20日到達陝北。他們平均每天都要有一次遭遇戰，跨越了12個省，翻過了18座山脈（其中4座是終年積雪的），強渡了24條河流，打垮了10個省的軍閥的圍殲部隊，然後在陝西安營紮寨，並且日趨強大起來，以至於在次年威脅到了山四的太原，再次年，迫使蔣介石本人在西安接受了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這是一個超人之舉，全靠精神和士氣取勝。埃德加·斯諾說，此舉使得「漢尼拔的翻越阿爾卑斯山看起來就像一次休假的遠足」。

順便說一句，江西的共產黨早已向日本宣戰了，並且從1932年以來就在實際上與日軍作戰。日本想在中國「殲滅共產黨」，這也是蔣介石一心一意，堅定不移地正在進行的事。但是因為共產黨既想打敗日本又想打敗蔣介石，也因為蔣介石不允許日本打共產黨，所以日本就想打敗蔣介石，以便指揮蔣介石去打共產黨，它不讓蔣介石安寧，直到蔣不再打共產黨，而是和共產黨的「紅色拿破崙」朱德一起去打日本。戰爭開始了，日本很快就發現它的唯一目標是「摧毀蔣介石」，因為蔣介石是反日的，儘管他也是反共的。我知道不久日本就會發現它將「打倒」蔣介石，因為蔣介石不但是反日的，還是親共的。

然而，中國的現代化也預示著民眾的幸福。為了正確評價中國內部正在發生的一切，有必要了解中國社會的歷史變遷。現代化是由報紙和收音機的傳播，以及與西方數不清的其他接觸所引起的勢在必行的過程，戰爭的風雲如何變幻也阻止不了這個過程，就連日本人對新生的中華民族也束手無策。中國今天的抵抗力量就是建立在這種新民族主義的基礎之上，由人民的現代化所導致的。何以歷史不會重演，中國不會被征服，反會同化其征服者，其原因不僅在於日本不是那些屬於其他世紀的滿族和蒙古族，而且在於中國已不復為一個古老的、一盤散沙似的古老民族那樣容易地為滿族和蒙古族所征服。目前的抗日基礎不是中國政府，也不是中國軍隊，而是中國人民。而今日之中國人民，在其性格、觀點、社會態度、大眾覺悟等方面，都殊非30年前之可比。

中國在戰鬥，她還將繼續戰鬥下去，她會備受戰爭創傷的折磨，但不會被打敗。中國現在最大的希望是有一位不近人情的、冷酷的、剛愎自用的領導，他知道這一切的一切，他把戰爭看作20輪比賽，知道只有那最後的一擊才是決定性的一擊，並作了相應的部署。最重要的不是中國內在的力量，而是熟悉這種力量並巧妙地加以運用。對抗戰本質的這種理解不僅通過報紙和電台的努力成了今日中國人民的共同特徵，而且也在指導總參謀部的戰略與戰術。

顧名思義，觀念衝突的時期也就是知識界騷動的時期。原有觀念一經崩潰，整個民族就開始了疑惑和思索。回顧四十年來的文化變遷，從激烈的自由主義到目空一切而又外強中乾的保守主義，從目前生機勃勃的共產主義青年到行將絕跡的篤信孔學的一代軍閥，人們會看到他們所持的觀點截然相反。如果把北平的老殭屍傀儡們——過去的軍閥齊燮元、安福政客王克敏和前任北平司法委員會委員長江朝宗、版本收藏家董康——與埃德加·斯諾所著《西行漫記》里的許多共產主義青年、與肩負來福槍和背包赤腳行軍的湖南女兵相比較，人們會得出這樣一個印象：他們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他們的精神狀態就像他們的外表那樣截然不同。從思想陳腐的官員——他們認為自己一旦離開這個世界，世界就會陷入一片混亂，所以要設法使人們保持傳統——到具有民族意識和全球意識的生機勃勃的當代青年，在三代人的時間內就完成了這樣一個轉變過程。

人文主義和理性精神與幽默感和平衡感有關，並會排除各種各樣的狂熱。中國的文明、個人和公眾生活過去都以這種理性為基礎。我們可以肯定，中國必將消除一切狂熱，而接受一切「合乎情理」的東西。

關於中國戰後的對外關係，我堅信將出現一種各民族間的友愛、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全新氣氛，一種中國通過自己英勇的民族解放戰爭贏得的新氣氛。實際上，中國將結束自19世紀與西方關係密切之後所打的第一次勝仗。這是本世紀唯一的一次沒有喪失尊嚴的戰爭。不過，正如日本將是一個困頓不堪的失敗者，中國同樣也將是一個困頓不堪的勝利者，眨巴著眼睛、步履踉蹌、衣衫襤樓、氣喘吁吁地歡呼勝利。可以肯定，這裡有一種心靈深處的歡欣，一種保住了國土不受敵人霸佔的喜悅。但是，在被毀壞的耶路撒冷的廢墟上，不得不建造一座新的城市。勝利的歡欣與民族解放的喜悅多少會被借債的必要而沖淡。偉大的民主國家們將會運用經濟這一武器，來維護他們在中國的權益。屆時，骯髒的鈔票將會成為遠東國際友誼最大的紐帶。

另一方面，共產黨青年和八路軍領導的力量正在增長。隨著戰爭進程的推進和中國抗日游擊隊伍活動範圍的擴大，左翼人士將逐步在老百姓中得勢，並將強大到足以讓蔣介石注意他們的要求。朱德和毛澤東也會變得中國化、老練和狡黠起來，並避免走極端，而是致力於妥協和解嗎？答案是他們已經如此這般地做了。知曉朱德和毛澤東的人都會知道他們絕不是狂熱分子。他們宣布不僅在戰爭期間，而且在戰後重新建設時期都願意和國民黨合作。這一宣布意義重大，而且共產黨領導人從不食言。就今天所處的形勢而言，左翼人士已經放棄他們那獨特的沒收地主財產的共產主義綱領，而採取民主的立場，打算以一個合法政黨的身份，在民主體制下開展工作。他們從長遠的眼光來看問題，已經認識到蔣介石的領導對中國這代人來說是必不可少的，他們已經接受了這個領導。他們處在反對黨的地位上，自然會贊成反對黨通常需要具有的民主權利——換言之，要求政府具有廣泛的代表性，要求言論和集會自由的權利，以及批評國民黨的權利，這也是他們一貫明確的主張。正是由於這個左翼團體的存在才會阻止國民黨步步陷入一黨統治，這個團體會變得非常強大而不可忽視。他們的游擊隊在抗戰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實際上贏得了一半的戰爭，所以人們都不會容忍蔣介石發起另一場反共運動，而蔣介石則太聰明了，他不會去冒這個險。最終的結果將會是左翼集團將形成一股健康的勢力，以保證民主政體和機制不受任何一黨專制的影響。

最終結果是，除北平之外，日本人只佔領了一些荒城，常常是由碉堡里的日軍提心弔膽地守衛著。城裡大部分是非老即窮，無力逃跑的人。這樣的城市毫無貿易或商業開發的可能。事實上，每多佔領一個城市，就意味著日軍要增加一份守衛的負擔，要進一步擴展其單薄而危險的交通線，並在其不斷增加的人力、財力、物力的消耗和浪費上再加一個項目。

由於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恰好發生在歐洲的動亂時期，可以預見，中國人出於對道德觀念的敏感，在某種程度上會像日本人一樣，對西方文化失去敬仰。這一切不僅是因為西方大國失之於正義的維護和條約的遵循，還因為歐洲本身道德的淪喪。在中國人眼裡，西方失去其聲譽，不僅僅是因為歐洲在遠東的災難性動亂中所持的冷漠態度，因為他們只關注和爭論商業的贏虧，並且因為中國人敏銳的眼光已經看到了歐洲人是如何對待歐洲人自己的。納粹德國傲慢、愚昧而迷信的雅利安主義——這很容易使人想起威爾霍姆·霍恩熱勒恩，以及法國對捷克斯洛伐克的棄之不顧，英國首相張伯倫用投機的信譽所贏得的投機的和平，墨索里尼的大儒主義在西班牙的得逞和英國的參与，還有國聯在阿比西尼亞問題上對義大利的讓步。這些都為我們顯示了歐洲道德淪喪的破壞性畫面。這些畫面與公元前3世紀中國的道德淪喪極其相似，大諸侯國把小諸侯國出賣給逐漸得勢的集權者秦始皇，同樣，戰國七雄中的六雄，把其他諸侯國的土地一點點地作為「和平的賄賂」拱手獻給其中一雄秦始皇。小諸侯國在尋求保護時也會有同樣的恐懼和猶豫，他們朝秦暮楚，對盟約同樣採取玩弄的態度，齊國出於自私的目的也曾同專制集權主義者統治下的秦王朝調情。這些工作都是由那些奢談渴望「和平」、「安全」、「正義」、「榮譽」的政治家們來進行的，直到這個集權國家把它們全部吞噬完畢。中國人民意識到，如果歐洲不願意為正義而在西班牙作戰，那末，正義也難以在其他任何地方擔當起解決國際事務的重任，因此，「現代化」一詞有個壞的氛圍，中國在引進現代化的時候，不得不把它整個地接受下來。現代世界是一個文化的統一體，也是經濟的統一體；神聖的條約原則，或者說世界事務中的力量原則也形成了一個疏而不漏的體系。

極大的可能是傾向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強有力的獨裁統治，但這種獨裁又有別於希特勒、墨索里尼或斯大林模式的集權主義。蔣介石的個人聲望通過他在這場戰爭中的無畏而英明的領導將變得十分震耳，因而他將領導一群龐大的追隨者並得到人民的信任。他將不僅僅是印度的甘地那樣的道德上的獨裁者。他沒有拋棄，並且將來也不會拋棄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政治主張。但是他將以中國的方式控制整個中國政府，雙手緊握軍事、財政和政治大權，在中國民主政體的框架中取得實際上的個人統治。中國的經濟和軍事的重振所面臨的緊急問題同樣需要權力的高度集中。你會聽到許多關於「三年計劃」或者「五年計劃」的說法。中國的環境和民族傳統不會允許蔣介石宣布自己為中國的「獨裁者」，而他也不會那樣做，但是一個人沒有那樣的頭銜也可以成為一個真正的國家領袖，像捷克斯洛伐克的馬薩里克。蔣介石已經表現出來的一些品質，比如他太狡黠，太中國式，使他不可能去搞獨裁。事實上，他的手腕要比他早年決意奪權時老練成熟得多。獨裁統治畢竟只是政府的一種極端形式，而中國人是何其痛恨極端！沒有一個中國的政府領導人支持法西斯主義或獨裁統治；而蔣介石周圍將是這樣一些反對獨裁的人，他要同他們一道工作。他的權勢已如此顯赫，他沒有必要去違抗民意，實行法西斯統治，從而動搖自己的領導。

如果今天我們看到中國抵抗的決心沒有被日本人精良的陸海空軍力量所摧毀，並且不可能被摧毀，這是因為大眾覺醒的無形力量所帶來的新民族主義的緣故。如果今天我們看到在外界壓力下，我們的團結一致變得更加緊密協調；如果我們看到蔣介石個人的死對頭，廣西將軍李宗仁和白崇禧把他們的全部武裝力量和資源都投入到這場戰爭中來，並接受蔣介石的領導，和他並肩戰鬥；如果我們看到共產黨的將軍們出於同樣的愛國動機支持蔣介石；如果我們看到大、中、小學的學生們都以各種形式投入了戰鬥；如果我們看到中國軍隊在各條戰線上頑強地抵抗著比自己強大得多的空軍、炮兵和坦克兵；如果我們看到後方人民的士氣——約翰·根瑟說這種士氣除了用「magnificent」（高漲，宏大）來形容外，再也找不到另一個詞；如果我們看到年輕的女大學生們領著千百個由戰爭造成的孤兒走上了揚于江上的汽船，為他們提供庇護所，而自己卻站在甲板上挨雨淋；如果我們看到中國的乞丐們把討來的錢投進獻金台上的錢箱里作為戰爭捐款；如果我們看到為越冬的士兵和難民捐贈九百萬件棉背心的號召在幾天內就得到全國人民的響應，原定計劃超額完成；如果我們看到難童們組織起來的劇團在全國各地巡迴演出，以喚起民眾進行抵抗；如果我們看到中國人民現在尊重士兵了；如果我們看到了這些，那末，我們可以說中國的民族主義又成了既成事實，中國已經團結起來，有了統一的領導，堅強的決心，要共同戰鬥，直到最後的勝利，哪怕這個勝利要許多年之後才能到來。如果我們聽到人們眾口一辭他說他們親眼目睹在日用必需品極端匾乏、生活艱難困苦、個個家破人亡的情況下，難民中沒有一個人抱怨政府的抗戰政策，那末，我們就會明白抗戰的基礎在於人民，而不僅僅在於領導者。

日本人強|奸中國婦女，槍殺市民，把戰俘關在封閉的草棚里或者乾脆在他們的頭上潑灑汽油燒死，挑殺嬰兒，圍捕年輕人，溺殺難民，沉沒漁船，大規模轟炸城市，這些令人難以想象，令人髮指的暴行，已由中立國的觀察家們作了一致的、多方面的報道。對這些事實，我們如果能變得麻木無情一點，就可以從長遠一些的觀點來看問題，把它們看作唯一的、最了不起的幸事，因為只有這樣，中國各階層的人民才能團結起來，增強抵抗的決心。自從上帝創造人類以來，沒有一個民族或者國家曾經像日本對中國那樣以如此之大的規模，將一個鄰國的人民無例外地置於一個更兇殘、更傲慢、更冷酷、更下流、道德更敗壞的統治之下。歷史上沒有一個征服者能比日本人更證明自己不適合統治別人，如果最起碼的常識可以告訴人們：統治意味著要給予被征服人民以最低程度的安全感和基本生活條件，那末，日本人連這點常識都沒有。用愛國主義來呼籲各階層的人們抵抗日本侵略的做法並不成功，日軍把愛國主義的呼籲換成了保證最起碼的生命安全，保護自己的婦女這樣一個呼籲，於是便奏效了。一個小紙煙店的老闆，他生活中的唯一興趣是做點買賣維持生活，可能並不在乎外族的統治，但即使這樣一個店主也不願意親眼看到自己的妻子、姐妹、母親或女兒遭受強|奸，遠東的「德國兵」已經使西方的德國兵相形之下成為更為進步的人類，而日本的「武士道」在歷史上只會留下「黃色德國兵道」的惡名（「道」是日本的術語，相當於「主義」，是由中國道教中的「道」轉變而來的）。有意思的是，「武士道」作為武士階層誠實的代號已經暴露無疑。在上海以及其他被日本佔領地區的臭名昭著的事實是，那兒到處都是腐敗現象，不僅日本士兵是這樣，軍官也是如此。他們不僅施用暴行搶劫錢財，而且設立煙館、賭局、妓院，以及其他非法行業，借發放通行證之機敲詐勒索等等——這些事實都被一次次地當場記錄下來並做了報道，比如可見於在上海出版的美國雜誌《中國每周評論》。

此外，人們應該充分認識到，一個人降臨此世，造物主必定會賦予他一定量的人類憎惡。這個數額因人而異，但不能超過他的心理負荷。只有那些心理變態的個人或民族才會恨所有的人，中國人幸好心理十分健全。造物主賦予他們的ｒeａｄ.９9csw•cｏm憎恨全部花在日本人身上了，實在就沒剩多少憎恨去恨別人——無論是白種人、黑人還是褐色人種，我相信現在中國人就總體而言都認為日本人是十足的魔鬼，相比之下，便認為其他民族起碼是他們的同類。難民營里的白人醫生、護士以及傳教女士的工作使這種對比更趨明顯。那些曾經在東方受到毀謗的白人僑民在這次戰爭中至少已經贏得了中國人的好感，他們是為了他們國內的美國商人的利益而工作，但這些商人卻在咒罵他們，要他們撤出中國。哦，西方人能夠體會到中國人的受寵若驚這種偉大高尚的感恩戴德的品質嗎？美國紅十字會錯過了一個大好機會，他們原本可以給予中國的戰爭受害者和孤兒們以同情，可以為將來美國的在華貿易贏得中國成千上萬人的友善。這種疏忽是無可原諒的。身穿白大褂的美國醫生和護士在各地護理中國婦女兒童的情景，在中國人心目中本來可以構成一幅令人難以忘懷的畫面，而不是現在這樣為數不多、孤零零的幾個形象。但是，日本決不會要美國紅十字會插手它在東方的事務。因此，我只是推測，而不作解釋，對這種公認的失誤作解釋不是我的責任。據我所知，美國紅十字會為救濟中國，正「準備接受捐獻」，不過，當積極活躍的美國精神變為消極被動，且什麼事也不樂意乾的時候，我就知道準是有什麼地方出了些差錯。

我在3年前的1935年就看到了這一切，我看到未來有一場不可避免的武裝戰爭，同時也看到中國通過這場戰爭也同樣會不可避免和不言自明地得到新生。因為現在堅強的抵抗基礎是牢固地紮根於1932年日本強佔滿洲之後的歲月里，這一點十分明了。這種抵抗不是開戰後一夜之間的產物，不僅僅是由日本侵略者的種種令人難以想象的暴行所引起的。應該說，日本對中國的不宣而戰，是始於1931年9月18日。從那時起，一直烽火連天，未曾間斷。中華民族看來也算是較為「現代化」的，但是，直到他們被激怒並氣得跳起來，直到他們看到日本人在吃掉滿洲之後，仍然飢腸轆輛，胃口越來越大，並且已經在覬覦整個華北，直到此時，中國人抵抗日本的決心才具體起來，堅定起來，才真正深入人心。自1932年至抗戰的全面爆發是中國人憤怒到了極點的年代，也是日本人自己幫助中國人民進行「精神大動員」，並將中國人的民族主義之火和對日本仇恨的烈火煽得熊熊燃燒起來的年代。

筆者認為，這種狀況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在自己的版圖日益被蠶食鯨吞，光天化日之下成千上萬美元的日本貨在日本領事館的庇護下走私進中國之時，在跟隨日本軍隊之後的毒品交易卑鄙而又鬼鬼祟祟地進行之時，中國入感到極度的憤怒，而政府則因害怕鬧出事端而去拚命地壓制這種憤怒，不讓它發泄出來，但它必定會逐漸積聚成一股力量，最終爆發出來，吞沒任何在日本無休止的侵略面前採取不抵抗政策的政府。由於從1932～1936年的五年期間，人們內心普遍的民族恥辱和抗戰要求受到了壓抑，無法以任何明確的形式表達出來，以下這些相互交錯，相互激化的矛盾，便使得一種壓力持續增長：1.日本軍閥企圖分裂華北5省的罪惡陰謀對國人造成的巨大壓力；2.由此而引起的中國人民大眾和大部分政府官員日益增加的憤懣情緒和不斷高漲的抗日呼聲；3.國民政府為防止任何不測事件而對人民情緒的任何表露方式進行鎮壓，因為它正在作著抗戰的準備；在這種穩固而持續增長的壓力下，整個民族實際上已經怒不可遏，他們要氣「瘋了」。察哈爾－河北政權的黑暗陰謀籠罩著這兩個省份，政府方面態度曖昧不知何時何地才會挺身而出，不再一味退讓，這一切都使人沮喪，我深切地感到只有順從人民大眾的抗戰要求，與日本決一雌雄，我們的民族才會恢復精神上的平衡。這場戰爭就會像一場風暴，一掃陰晦濁氣，讓人們能在清新的氣氛里暢快地呼吸，儘管這是不平衡的氣氛。完全覺醒的人民，就能把從滿洲被蹂躪以來積聚已久的對侵略者的仇恨發泄出來，從而感到自由和清醒。在這樣的情況下公開宣戰，從心理上講，是十分有利的。因為我相信，如果一槍未發就放棄長城以內北方省區——日本人可不會放鬆進攻——我們民族就會進入持久的壓抑狂狀態。事實證明，不管中國有無準備，要求抗日的浪潮如此高漲、如此強大，它席捲了阻擋它的一切事物，並且在西安差一點連蔣介石也吞沒掉。如果蔣介石不能夠向捕獲他的人證明自己有抵抗日本進一步入侵的誠意，他就不會被活著放出來。他的這種想法早已堅定、清晰地活躍在他的腦海里，不過是他拒絕公開向人民宣布罷了。

在今天日本陸軍和海軍的頭上，徘徊著致命的幽靈，一個民族命里註定要去完成一項無法完成的使命，並在執行任務的過程中，毀滅它自己。日本人過於堅定，過於缺乏幽默感，以至不能放棄靠轟炸、殘殺、蹂躪中國而使其拋棄反日態度這樣一個喪失理智的使命，並且不到她把自己弄得實在精疲力竭的時候，不到全民族都切腹自盡的時候，不會停止這些行動，何其可悲！「噢，人們什麼都敢做！什麼都可以做！人們每天都在做些什麼！卻又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麼！」

如果我能夠自行其道，我要強調以下「三原則」作為公平合理的和平的依據：

在這場沙漠競賽中一個更為奇特的因素是：無論何地都只能找到美國的加油站。也只有日本才完完全全是依靠美國的加油站來加油，來獲得自己的成功。日本不斷侮辱加油站的僱員，並且撞倒加油站的圍牆，但還是把美國汽油加到自己的機器里了。而加油站的僱員也只是對日本人的無禮、對扔進自己眼裡的沙子隨便抱怨幾句，發幾句牢騷，但還是把汽油錢裝進口袋裡，聲稱還是生意最重要。什麼時候山姆大叔才能停止為贏利銷售汽油，像新英格蘭農夫那樣，拒絕與那些不考慮後果，而將別人籬笆撞倒的人打交道，只有時間才能證明。

至於他的民族領導的地位，不管戰前戰後，我以為他都在十分危險的時期熟練地掌握著國家的航向，他也犯過致命的錯誤，但比常人要少。我已指出了他在放棄滿洲和1932年上海抗戰這兩件事情上表現出來的不近人情的內心冷漠，他是在全國人民的一片反對聲中這樣做的。他一直在拖延時間，避免與日本作戰，在等待著中國可以團結起來，有力量對日作戰的那一天。在1932年至1935年期間，他利用在政府和外交部中的親日集團，向日本磕頭，他經常離開南京，盡量避免在談判中拋頭露面，他要麼呆在牯嶺，要麼與共產黨作戰，要麼坐飛機從這個省飛到那個省與任何他可以找的並且可以與之鬥爭的人和事作鬥爭，或者至少可以視查一下城市的供水裝置和河堤。這種花招玩的時間太長了，以至那時蔣介石返回南京進行一次飛行訪問也被視為一起不得了的事件，日本惱怒至極，最後要求直接與蔣介石本人談判。這成為了他的殊榮，在江精衛被刺未遂之後，蔣介石重掌談判的大權，日本直接與蔣介石本人對話，這時，在中日談判中就增添了一個新的音符。在為期83天的談判中，從1936年的9月中旬到12月初，日方每提出一個條件，中方就提出一個相反的條件作為交換。比如，日本要求在中日之間開闢飛機航班，中國的交換條件是要求日本飛機停止在中國領空的飛行；日本提出共同對付中國共產黨，中國的外交部長則提出派遣部隊去消滅在滿洲的共產黨！在中日談判史上，這是中國人第一次把自己置於與日本同等的地位。

所有這些使我們面臨這樣一個似乎自相矛盾的事實：中國共產黨人將成為中國民主政體的基石。我們即將看到的逐漸在中華民國形成的這種民主體制，將有別於美國的民主體制。正如美國的民主體制不同於英法一樣。中國人知道如何制訂各項制度以適應自身特點以及思考方式。人們無法事先言中政府將採取何種形式，使其具有廣泛的代表性。不同的政府機構，各種代表制度都有何權利等等。用任何一個西方的模式來判斷中國民主的進程都是不公平的和膚淺的。與外表上已有的西方民主模式最完美地一致起來，並不能保證一個民主體制不墮落到財閥統治。因此，即使是美國憲法也必須遵循《獨立宣言》的原則以及人類平等的基本信仰，而不是追求表面形式。

這就意味著，如果蔣介石打日本像打共產黨那樣倔強，如果中國的抗日游擊隊伍保持像紅軍那樣良好的士氣，這兩點似乎都沒有疑問，如果現在國共兩黨已經能把民族利益置於首位，這一點也無疑問，那麼日本將不是花費5年或者7年，而是幾代人的時間才能征服中國，與此同時，它的金融體制卻至多堪以承受三四年的緊張局勢。由共產黨（八路軍）領導和組織起來的抗日游擊隊在過去10年中所取得的輝煌成就已經證明了這一點。蔣介石的頑固還有一個事實可以證明：南京淪陷后，在漢口的中央政府議會中軟弱、「動搖」的領導已經準備去講和，只有當蔣介石抵達漢口，士氣才高漲起來，抗戰到底的決心重又堅定起來。但是我已經講過蔣介石「反共情結」的故事，這也是因為他在這些年月里犯了一個政策上的錯誤，丟掉了在1935年與俄國結成穩定同盟的機會，這個同盟也許早就制止了這場戰爭。

中國再生為現代民族的歷程，與其說是一場喜劇，不如說是一場悲劇。多少年來，在外族入侵面前，中國人感到手足無措；他們一直猶豫彷徨，企求同情，採取逃避戰術；請求別人做無效的調解；在別人失約之後氣得捶胸頓足；最後幻想破滅，不得不決定鼓足勇氣去面對這個家庭的新氣氛。只有這時，中國人才真正地發現了自己。只有地地道道的憤世嫉俗才能拯救得了中國人自己，教會他們如何自立於世，於是可以說，他們發展為現代民族的每一步都是由於一個幻想破滅的痛苦教訓所使然，起先是凡爾賽會議，然後是國聯，最後是同日本的你死我活的爭鬥，他們要麼被迫起來保衛自己，要麼滅亡。

日本人拒絕承認日本是中國反日運動的教父，拒絕承認中國人都有權力憎恨所有那些日本對華政策所主張的東西，我不知道這是因為日本人缺乏敏銳的辨別力呢，還是缺乏幽默感。日本人不能或者不願意承認中國人非常英勇地保衛上海是因為每個中國士兵都憎恨日本人；在日本人中流傳著的故事是：中國士兵即使在敵人的飛機、坦克、大炮的攻擊之下也不臨陣脫逃，僅僅是因為蔣介石在他們背後安置了督戰隊，如果他們企圖退卻，就要遭到蔣的機槍掃射。真正的原因——儘管這些解釋也許有些悲傷——是中國士兵們的背後都站著他們被蹂躪過的姐妹們、母親們、妻子們和被殺害的嬰孩們的幽靈，是這個在激勵著他們去繼續戰鬥。這一大群被蹂躪的妻子和被殺害的嬰孩的幽靈將隨著戰爭的繼續而增多，並且不論中國士兵走到哪兒都緊緊跟隨。因此，如果日本戰爭機器的目的是轟炸、殺害、強|奸中國人，以使他們熱愛日本，那末，日本的戰爭機器將不得不殺掉4萬萬男女老幼中所有高尚的、具有自尊心的中國人。日本煞費苦心地渴望撲滅這種反日情緒，這是毫無疑問的。他們對付此事的認真態度，使得此事更具戲劇性。看來他們似乎沒有意識到有些東西即便是炮艦或轟炸機也不能撲滅的。日本的轟炸機也不能轟炸掉作用與反作用的自然規律的存在。

然而，現代化並不僅僅是將自己武裝起來，好戰並喪失人性。現代世界對中國的影響，當今的世界環境，使中國發生了一系列變化。我們或許可以在這種變遷的利與弊的數量之間劃一個等號。

在另一篇文章中（1938年7月30日《紐約時代雜誌》），我曾經寫道：「中國戰鬥到底的決心將促成一個僵局，我相信這是唯一確定的結果……在這場戰爭的末了，中國將遭到破壞，而日本則會虛弱得變成二流強國。當日本接受了來自第三者顧面子的調停而被迫停止侵略的時候，中國人的民族精神將被用來參加完成國家民族恢復的艱巨任務。這場戰爭的影響，在以後的幾十年都能感覺到。」

我不敢苟同於中國外交官所謂中國是為神聖盟約的原則而戰的觀點；中國是在為比這更基本的東西而戰，即保衛自己的家園，保衛民族生存的權利。在這10年中，無論美國、英國、法國，還是地球上其他任何力量，沒有任何一方願意為正義的神聖原則或盟約的尊嚴而戰；所以，為什麼要期待冥頑不化的中國異教徒為一種理想化的原則而戰呢？更何況據我所知，這種理想化的原則並不存在，除非在天堂；但是那個虛無縹緲的天堂誰也沒見過。如果傻裡傻氣的中國人一開始就為白里安－凱洛格條約或《華盛頓條約》的神聖性而戰，並在幾個月里就發現其他簽約國家使我們失望，難道他們會繼續戰鬥而不儘早放棄堂·吉訶德式的努力嗎？

中國要適應今日野蠻而好戰的世界，毫無疑問是個艱難的歷程。這無論對她的鄰邦還是對她本身，都不是吉兆。正如我並不認為在諸如德、意。日這些現代法西斯國家生活著的人們，會比16世紀的義大利人或者18世紀的中國人要幸福一丁點兒。就人類幸福的最終目的而言，進步的最終結果是零；就人類理想的尊嚴而言，最終結果是負值。在評定文明的時候，讓我們不要對人類生活的真正歸宿和理想視而不見。假設中國成為一個優秀而好戰的民族，並在戰後用精良的武器裝備了起來，卻繼續生活在一個烽火連天的世界里，她仍將一無所獲。與手無寸鐵的、孤立主義的18世紀相比，她不會獲益更多。由武力贏得的尊重，會引起外部世界的一片喧囂。它助長了1914年德國和1937年日本那樣的傲慢態度，從內部腐蝕了國人的心靈，也必然會迫使這個民族去為一個未知的目標作出可怕的犧牲。迄今所知，無論是1914年的德國人，還是1937年的日本人，都不知道自己被號召起來去為什麼而戰鬥、而犧牲。不少國家僅僅是為一個大寫的「勝利」而戰，而毀掉自己。戰爭瘋子的狂熱創造了一個7個字母的幻想，並使人們相信，這種幻想是值得為之賣命的。於是，母親失去了兒子、妻子失去了丈夫，每一次勝利的背後都伴隨著無數個身穿喪眼的孤兒寡母的身影。日本人業已證明自己是很好的鬥士，然而俄國人、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美國人、義大利人、阿比西尼亞人、阿拉伯人、錫克教徒、土耳其人、印度人、黑人，以及現在的中國人也不例外。事情只是對高層次的好戰精神的適應而已，各個民族不久就會厭倦於好戰要求和軍事本領，整個世界也會厭倦于勝利的遊行示威和坦克、飛機的方陣，人們將不僅僅為顯示誰比誰勇敢，並且為顯示誰的武器更精良而戰。即使中國人證明自己是勇敢的戰士，他們所證明的內涵卻早已為阿拉伯人、黑人和印度人所證明。不過要想證明開化的人類不比非洲土著居民更低下一點，這簡直有點發瘋。中國人將要締造一支更為強大的軍隊，出於愛國，他們還要繳納更多的稅金，並且第一次自願服兵役。如果最後一個偉大的和平主義文化逐漸消失，變成一個效率極高的現代化軍營，那末，這個世界將不會得到任何好處。

中國的內部政體將會由國共兩黨的爭鬥，或者說由蔣介石與八路軍將領朱德、毛澤東之間的爭鬥引出一個折衷的結果，中國文化傳統的遇事忍耐的寬廣基礎，將會促成一個介於獨裁統治和共產主義之間的政治折衷，將產生一個有中國自身特色的民主社會主義模式。在西方普遍理解的那種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和民主主義之間廣泛深入的鬥爭中，中國將傾向於民主主義。

我太自信于中國的種族性格和民族遺產，所以並不擔心它們將來會失去。民族的遺產，不過是一套道德和心理素質的體系，是活著的、能動的東西，表現為在一個新環境下對生活的某種哲學態度和對生活的反應與貢獻，應該勇敢地站在這樣一個立場上：現代世界有一個精神體系，現代文化是全世界的共同遺產。無論是科技、醫藥、哲學、藝術還是音樂等各方面，中國都不可能遊離于全世界的共同遺產之外。她正是堅定不移地用現代文明來不斷地充實自己。不少人認為中國將由此而犧牲她的民族性格和民族遺產，這實在是個錯誤的觀念。相反，我認為現代化會把中國人的民族性格驅向于更加新鮮和偉大的發明創造活動。坦率他說，在民族性格問題上，我並不焦慮。德國、法國、英國和美國，都參加了現代科學文化的建設，卻並未失去其各自的民族性格，何以見得中國就非失去不可呢？不同的民族都為全世界共同遺產作出了獨特的貢獻，比如德國在音樂和科學方面很有成就，法國在藝術和文學方面頗有造詣，英國在民主體制方面有其獨到之處，美國在科技的高度完善和大規模商業、企業效率的提高方面卓有成效，但這些貢獻都必須基於文化的統一之上。現代醫學既不是德國的，也不是法國的，更不是美國的，醫學科學只有一個。如果中國人的性格是一股生機勃勃的力量，那末，他們會用自己的力量來為知識的共同積累作貢獻，從而維護他們自身。如果不是這樣，他們也就一文不值了。一個民族的性格僅僅意味著某種精神狀態，某種心理和道德上的財富，它們能夠在任何境況下顯示其自身。一個富有生機的民族精神應該促使人們去創造、去生產，它不應該被認為是一種死板的、已經完成了其歷史使命、應該被塗上防腐劑保存起來的東西。一個民族的遺產並非博物館內收藏著的碎片。中國的歷史已經表明中國文化具有旺盛的不尋常的生命力，任憑各個不同時代政治上的衝擊，它都沒有失去其自身的連續性。

如果有什麼人能夠獲得「煽動」抗日的殊榮，那麼這個人肯定不是蔣介石的政府，這一點廣田是再清楚不過的了。將簡單的事實公之於眾是令人痛苦的事情，然而卻也不無益處。情報司的頭目認為我在《中國新聞輿論史》一書里陳述的事實真相是往中國人臉上抹黑，這個小官僚甚至還恐嚇我說，在我回國時不讓我下飛機。現在他應當感到高興，因為我這裏收集了一些毋庸置疑的，用官方文件證明了的事實，來回答廣田的責難，國民黨應該被洗清一切煽動反日情緒的罪名。因為這種情緒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只能由日本人負責。民族抵抗的決心是深深地紮根在民眾心中的，而不是政府領導人為地煽動起來的。

1935年8月以來，這個人對共產黨提出的統一戰線採取了頑固不化的態度，對此，本人仍然深為不滿。這種態度直到他在西安被綁架時才被迫有所鬆動。他到西安，本意是要加強那裡的剿共運動，他離開西安時，則已經相信了共產黨的誠意；共產黨本來可以在那裡要了他的命，但是他們卻力主將他釋放，並起了關鍵性的作用。我也感到，如果此時蔣介石繼續對日採取不抵抗主義，無窮的暴亂就會發生（就像1936年所發生的廣西反叛那樣），他就很難再將中國攏在一起，儘管他佔有軍事上的優勢。另一方面，抵制日本威脅的公眾情緒是如此熾熱，以致於只有通過在民族自衛中擔當領袖，他才能把他在中國的軍事統一變成真正的道德一統。我覺得，如果他能公開擔當這個重任，他就會成為人們衷心擁護的民族領袖，就會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民族英雄之一，當時的條件就是如此。但是，無論何時，只要他稍作猶豫，放棄了民族抵抗（這一點從他出了名的頑固和見識來看是不可能的），那末，整個民族就會聚集到那些繼續抗戰的將軍身邊。直到今天，事實仍然如此。我們大家也不例外，哪怕你是英雄也罷，普通百姓也罷；是被環境所支配的木偶也罷，控制局勢的人也罷。恰如中國格言所云，到什麼山頭唱什麼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