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讓我們正直他講。漢學者倘欲把理想中的中國描繪出一幅畫圖是容易的，那是一個青花瓷器的中國，那瓷器碗上繪畫著工緻的人物，又可以是一幅綾軸的中國，軸上畫著一個逸樂的文士閑坐松蔭之下。一個漢學者很容易說：「假今日本徵服中國至數世紀之久便將怎樣？」一個中國人便不能說：「便將怎樣？」因為我們生活在真實的中國，不是青花瓷器或精緻畫軸上的中國，卻是逼處於痛楚苦惱的中國，是一個面對著崩潰的帝國與文化的中國，是一個數萬萬人口的勤勞社會的中國，充滿著工作與求生的慾望，反抗大水飢荒土匪綁票的奮鬥，生活在雜亂的現狀而毫無辦法，騷擾而沒有一定的方向，戰禍頻仍而不能改造環境，多行而寡信，行動而無目的，慘愁而無希望。一個人既生而為中國人，感覺到像亨姆萊脫（Hamlet）那樣喟嘆；時代是那樣紛亂，我們不幸生而負有撥亂誅暴之責。或如希伯來人的慘呼：「啊，上帝！要多長久啊？」這是一種失望的慘呼，不僅僅是性急，而是一種失望基於熟悉當代中國之內情者，固非外人所知也。

我又想到別的方面。好像我們的步驟被限於黑暗現實的無望糾結裏面，但又好像我們的步驟不致被限。因為這一個國家，他的潛力的可能性還沒有被發現，卻缺乏解放這些潛力的人。這一個國家有優良的鬥士及低能的官長，精明的商人及庸暗的商業政策，溫良的朋友及散漫的社團，優秀的人民及卑低的政客，純良的民主黨員及腐敗的民主國家。它只需要一種制度把這一切納入正軌，只需要一種東西為這個國家所不幸地缺乏的。這東西是什麼？馬上有許多煊赫的字眼掠過我的心頭，像民主主義、道德、堅忍、血氣、效率、一個優良的執政者……但是民主主義是什麼？中國人民向來便是地球上最共和最下分階級最自重的人民。社會主義又是什麼？我們不是有最進步的無政府主義形態嗎？它是一種鄉村社會主義，自動自治，上面的中央政府所司的職務不過是徵收賦稅與辦理司法而已。即所謂「天高皇帝遠」，它永久是如此。基爾特這個名目，掉了一個鄉村的名目，它就是你所要的社會主義的最進步之形式。不過也有一樁使我不能堅持此說，即飛機使農村社會主義不可實現而家族關聯關係和村莊關聯關係已被打碎了，作者不把議會主義就當作民主主義，因為我熟知中國的議員不是一個議員；假使他是中國人，他便不能力議員，議員在中國是一個官，而我們有了大多的議員。這樣我們為什麼還要費心思去選舉他們，5000元一票，這些費用將來還是出產在我們自己的頭上。

於是我又縱觀現代而睹許多好人絕足仕途；王國維跳入頤和園昆明池，康有為晚年過其孤寂的自傲生活；魯迅陷於沉默與失望的悲哀，直等到文學革命的發動；章太炎養晦于蘇州；而胡適，杜威的門生，秉有更進取的人生觀，亦只空想地草草他講人民的痛苦，並無多大熱情，雖他不願意放棄一切主張而讓國家歸於滅亡。——胡適有一次在其哲人的憤激之一刻，曾怒吼著：「中國不亡，是無天理！」中國有許多好人他們不能為國家出力，因為人們的以其惡行加諸別人，而壞人以其惡行加於好人，好人乃弄一件樸素的棉袍子把自己偽裝起來。但還有別的好人，不止是5個，不止是50個，卻是千人萬人數百萬人，他們無聲無息地忍著痛苦。這種情形使旁觀者也覺得可憐；那麼許多好人竟沒有一個領袖抵得上半個甘地的程度；中國的個人比較來得老練，至於政治的和國家的方面、我們還剛剛在幼童時代。於是我將觀察其原因，以謀獲得一出路。

這個時期是會來的，但它需要觀念的改革；關念著家庭的中國人必須變為關念社會的中國人，而這些寵愛的念頭，像面情、私寵、特權和官僚的掠奪國家以榮顯家族九*九*藏*書的私心必須廢除。改革的進程一定是緩慢而費力，但是這進程隨時可以發動，不可目睹，而貫穿于上下社會階層，它的進展情狀將如夭之將曉。一個時期暫時的仍將為醜惡與痛苦，但是過了這片刻，將為安靜美麗純樸，這安靜美麗純樸即為古代中國之特色者，但是更進於此也還有公正的司法，比之這個法治樂土上的人民，我們現在這一代好似黃昏里的孩童。作者希望中國友人稍待毋躁，但不希望同胞們忍耐，因為他們已有了太過分的忍耐。作者但望國人勇於希望，因為希望即是生存。

（下列文字不能誤解作誹謗國民政府，不過欲表明政府當前的艱巨工作在前進過程中所不可不注意者。）

當我馳想於此等紊亂的現狀，此等卑劣與虛飾，覺得好像福音天使（Gabriel）的問羅得（Lot）：「中國的好人在哪裡，而好人有多少呢？100個有沒有？50個有沒有？10個有沒有？5個有沒有？」假使天使來問我，我自己也不知道怎樣回答才好。是不是這些營養不足、半人格的殘缺不全的標本，營營擾攘于無足輕重的瑣事者，便是剩留于現代中國的全部人民，因是一個4萬萬人口的民族自淪于失卻牧入的羊群生活？什麼地方是那些好人自慚形穢而隱匿的地方？不過我還記得好人在中國往往把自己躲藏起來，往往把自己躲藏於酒、女人、詩裏面，或其情致較淡則歸返自然而過其樸素生活。我於是又想中國的缺乏憲法保障，這個重大的事實怎樣巨大地改變一般的人生觀，怎樣影響他（們）的人生哲學，是以人生哲學為社會政治環境的產物而非社會政治環境根據人生哲學而產生。而經由這個人生哲理的變遷，從主動的而為被動的，多少美德，多少建設的努力因而喪失，而真實的進步又受其妨礙。

我又不能承認任何主義，因為我看見了許多外國的主義，就是最不褪色的主義，進了中國洗衣作喪失了原來的色彩，只留著惡臭的水蒸汽氣息而已。我也不能承認另一革命，因為我聽熟了炮聲排槍聲，它們現在已不復能驚動我，因為大炮的隆隆聲不久會沉默，而排槍的擊射聲聽起來好像屋外的爆竹聲，後來我探悉這一來不過慶祝楊先生的任新職典禮。又不相通道德提高主義，因為我聽了大多，不復引起我的興趣。這個國家充斥了道德高唱者，宣道說教已經2000餘年，曾未能自救其官僚階級的貪污和無心肝地壓迫人民。除此之外，這些高唱道德者卻是自私自利的人物，非徒他僅欲提高別人的道德，抑且自身又可惜此避免人獄。他倘非宣揚提高道德而講究法治政府，他便有入獄的資格。這些道德提高者替別個道德提高者死後立起牌坊來以資頌揚，因為他們成為君子，可是正因為他們成為君子，致並未把他們送入牢獄，其實他們多數是竊賊。所能施於別人身上者還有什麼未曾干過，有利於己者，有什麼不想干。其中就存在著提高道德主義的可愛可快處。

最後，我想到大執法官，當我在冥想中見其幻象，深信他能拯救中國。這才是救主，他揮著大刀，只有服從法律的命令，沒有人能夠求赦任何人，未經法律的命令。這把大刀是數世紀前遺落於湖水中了的。這口湖應該讓許許多多官僚的頭顱安葬在裏面，可是現在就是這把刀沉著的地方。這個大執法官來了，他從水底抽出他的大刀，前面導以擊鼓的鼓手，穿著藍色的制服。咚咚咚，儀仗隊來了，軍號手穿著黃色制服，宣布著法律的條文。咚咚咚，這儀仗隊從鄉村向城市行進，走進大街，遠遠里轔轔的鼓聲，幌幌的旗影，最高裁判長威儀莊嚴地坐著，大執法官執著閃光的大刀在他的旁邊，人民歡聲雷動，可是市長、地方官吏紛紛避匿。啊，看啊！現在救主來了！大執法官把裁判長的旗幟叉在城牆上，命令每一個在它底下通過的人對它鞠躬。布告揭貼于全城各處，任何人自稱超越法律而不肯對這旗幟鞠躬的得砍腦袋，而他的九*九*藏*書腦袋將擲人這口幾百年來大刀沉藏的湖中。他走進城中的廟宇，把菩薩一個個撤出來，這些菩薩是面情、命運和私寵，而把這廟字改造為裁判所。他把向來在菩薩庇護下的統治城市的牧師官吏聚集到這個地方來，揮動他的寶刀，砍掉他們的腦袋，而命令把他們的頭顱跟菩薩的偶像一起摜入這口湖中。因為面情、命運、私寵曾陰謀反抗裁判官。而被大執法官砍掉腦袋的人不在少數，許多出自望族，而這口湖給他們的邪惡的血染成殷紅。說來稀奇，不過三天工夫，這些望族的親屬向來仗勢欺人壓榨著人民，突然善自檢束，彬彬有士君子風，人民乃最後獲得自由而生活于和平安全的環境中，這個城市馬上發達起來。

因為老的中國不是像今日那樣的混亂。捐稅的徵收雖非基於人民的同意，它卻基於習俗與慣例，這就是真正的土地法，而農人們很熟悉春秋二忙所應繳付的一切。那時候還未聞有所謂棺材捐、花轎捐（福建南部）和交豬捐、產豬捐、小豬捐、豬槽捐、稱豬捐、宰豬捐、豬肉捐、豬糞捐。（上述名目行於汕頭、漢口）尚未聞有仁義捐、公益捐，而農人之不種鴉片者處以懶稅。那時的農夫還不致售鬻妻女以付稅款像有些江北農夫的命運；他們也不致被軍人阻止收穫，以為不付新稅之報復，像廣東番禺縣縣長於1934年秋嘗禁止之。人民不致預繳30年後的賦稅像今日之四川省然。他們不致負擔30倍于正稅額之田賦附加，如江西曾經一度實現者。農夫不致被迫繳付稅款超過所有的資產，因而被捕入獄，以追現款，鞭撻之聲，達于戶外，慘呼徹夜而不息，如今日陝西農夫然。中國是地球上最失政的國家，而她的貧苦的人民，被卷于暴力的漩流中，不自明了，卻是出其不屈不撓的勤勉辛勞而容忍的一切，最後終能克服困難。等到他們的最後一文錢被榨取掉，讓他們流為乞丐。工作與生活的要求再接再厲地湧進，但仍保持很高興的心情，而因為他們的老實，因為他們的和氣，上帝將永遠愛他們。

徒然的懊喪。但是一個人生長在中國，臨乎崩潰的前夕，怎還能因此徒然的懊喪而被非難呢？作者仍能回憶童年時代的中國，那時不見得是受著很好的統治，那是確實的，但它不失為一個太平的中國。滿清政府的貪婪、腐敗和無能，是與現在無異，而有些官吏貪心尤為厲害，但最壞的官吏還受彈劾，受監禁的處分，因為那時還有一種制度。也有好的督撫，也有壞的督撫，但他們是有教育的官吏，而不是啖大蔥、破口罵人的軍閥。也有好縣令，也有壞縣令，有幾個為人民所愛戴，有幾個使人民畏懼，但是那些越出了限度的，引起全城鎮的罷市，此等案件乃上達于朝廷，而縣令受到革職遷調或其他處分。是以雖說不完備，總有一個制度，總有相當賞罰，時勢總還太平。那時沒有內戰，土匪不致十分猖撅，你可以安安全全從這一省旅行到那一省。

在他的心上，我這樣描摩出中國的救主。我將信仰革命，任何革命，信仰政黨，任何政黨，苟能推翻面情、命運、私寵統治的政府而易以法治的政府。此三者使法律的行使職權與貪官污吏的肅清為不可能。官僚貪污所以存續的唯一理由為吾人從未槍斃一個官吏。唯一對付貪官污吏的辦法只有槍斃他們。事情真是簡單至此。民主主義也是容易辦到，只消我們能夠彈劾一下破壞法律的官吏。人民不用訓練以民主主義，他們將自然趨向之。當官吏的民主精神夠程度，而肯屈駕出庭法院以答辯彈劾，人民便能於一夜之間熟練民主政治而彈劾他們。去除官僚的特權和貪污，中國人民將自會照顧自己。因為比任何道德為偉大者便是公正的司法，這才是中國所需要者。這是作者私人的信仰，經過長時期精勤苦思而得者。

尋求原由常導人返求領袖人才，尋求剛毅而誠信的領袖人才，因為像孔子的見解一樣我相信偉人以其自身的行為為表率，足以改變全國的九_九_藏_書風氣，如伊藤博文維新的運動。我記得1926年，怎樣的全國熱烈興奮以紀念某大領袖，同時一個青健政黨出現，好像將拯拔國家出於紊亂與沮喪的現狀，怎樣的許多青年爬出了學校的牆垣，跋涉數千里加入革命軍，視死如歸，獻身於國家之改造。直至最近，1931年，又見十九路軍怎樣一度的激動全國沸騰的情緒，老老少少都把最後一分錢獻納出來，表現一種血氣，向非任何人夢想所能及者，存在於這個民族裡頭。老大的中國一時好像重又找獲了他的靈魂。後來不久這把火被澆熄了；它閃爍著餘燼的微光，終於全媳而留下一片漆黑，因為缺乏監護培養的人。倘令有這麼一個人，這死灰不難再度熊熊地燃燒起來，雖至今猶然。

我將這問題更推進一步而問：為什麼我們個人老練而政治國家幼稚？為什麼數百萬好人之中，那麼缺少偉大領袖以領導國家脫離紊亂？這些可能的領袖是否遭了暗殺，感受了流行病，或則是中道夭亡？或則是否他們到了40歲已未老先衰；是否他們所面對的社會背景太強大，因而漸漸隨波逐流腐化起來，轉取消極放任態度，最後自歸湮沒像白居易詩中的美人老大嫁作商人婦。那麼那些中途夭折之輩倒是幸運兒，他們年紀輕輕死了，留下好的聲名。但是歷史看來不承認這樣的說法；歷史顯示和孔子學說肯定：每當困難嚴重之際，那是偉大人物變更了國家的命運。但是我又想起中國歷史上的沉浮變遷，許多偉大人物被磨折成小人物。那很可以歸罪於制度或諉過於一種制度而非可責人。那很容易用唯物辯證法來證明其為軍閥政治的邏輯的結果。那很容易表明軍閥都是好人，為不良環境之犧牲，受了他們自己地位之壓迫，不得不加重稅於人民自固其勢力，他們的地位又太易於遭遇引誘，幾非任何人所能抗拒。但是我又想起日本的維新運動，他們經過同樣的階段，同樣軍人干政的局面，然在伊藤博文領導之下，卒能獲得偉大的成功。然而你可以說，日本的幅員小，那我們又可以歸罪於我國領土之廣大。於是我們又想起俄羅斯的榜樣，挾有等埒半大洲的領土，而其人口又大多數為與中國相等的貧苦不識字的農民，布爾喬階級同樣的冷淡，上豪劣紳同樣的腐敗。但是這些老骨頭還有旺盛的精力，老俄羅斯擺脫了舊的骸殼而出現了形態簇新的國家，輝耀著新的希望與精神。於是我將說，呸！什麼是唯物辯證法！

好像這個民族不能自行調整而進至革新的世界，成為更健全更進取的人民，並要求一種新的倫理觀察以適合生命進展的新速度。她已經喪失了民族精神，喪失了民族自信心，這好像為新近的事情，而從此民族自信的喪失，她變成放縱暴躁，神經過敏，而說了做了許多愚拙的事情，好像一個寡歡的丈夫或一個老年人受著神經枯梗的痛苦。這個民族跳躍波動變遷於誇大妄與憂鬱病二者之間，自很容易地變成歇私的里症了。這表顯於一般知識階級者，尤為明顯，他們蓋慣於發生神經興奮作用，因為他們具有絕望的過分感覺，他的精神沉澱入永遠消沉的狀態中。有許多這樣的文人學士深以祖國為恥，他們不滿祖國的農夫和苦力，不滿我們自己的習慣語言藝術文學，而很想用一個巨大的幕幅把整個中國遮蓋起來，只讓外人瞧見穿白領圈說英語的中國人像他們自己一樣，至於普通人民仍舊忍受痛苦而過其原來的生活。

同時，國家必鬚生存；它不能長此沉降於外國勢力控制之下。暫時的民族性的消亡，雖終局可能恢復獨立，終屬無甚趣味而非真情的慰藉。人民的血液已被吮吸到泛成蒼白的程度，人民的生活已弄得無家可歸，而無情的道德和農村經濟的破壞進程正疾馳而前。務必尋獲一條出路。假使這些廣大而純良的人民，以其不屈不撓的勤勉和高興的性情，他們只需要和平和安全，只有讓他們自由生存，不受吸血軍閥的壓榨，他們將知道怎樣自救之道。但誰將出而從吸血read.99csw.com者口中解放他們？有誰挺身當此難局？我問問自己，只有抽一口冷氣……

明顯得很，一種固定標準的制度業經崩潰，道德的標準和政治的標準。古代中國有一種政治制度，也有一種道德制度，它們的標準適足以維持民族生命，不過到了今日，這種標準都已失去了本來面目，禍害的影響反過於有利的效用。誰要收買忍耐？讓他們到中國來，因為忍耐在這裡是有求必應的。又有誰要收買溫良謙讓和其他基督教的群眾道德，這些道德在基督教國家經過2000年的祈禱、唱聖詩、說教而尚未學得者？讓這些人也到中國來，因為在拜偶像的中國此等基督教道德多如恆河沙數。因為前進速度的變遷籠罩上民族生命，我們現在已非生活于原始的太平、悠閑、謙讓的全盛時代，而生活於一個忭急、拜金、自私的時代；一切溫良、忍耐、謙遜曾美飾古代生活典型者，不能延緩卻只加速崩潰。

因為失卻了民族自信心，失卻了一切約束，一切禮容，失卻了理智的平衡，好像有一種預見凶兆，人們的愚惡本性乃放逸縱肆，使人人自私自利，唯利是圖。他的目的將在買一座洋房買一輛汽車安安逸逸躲住在租界里並存巨額存款于滙豐銀行。這樣的國家一定是瘋狂了，好像北平高級官吏和故宮博物院保管委員目光炯炯地逼視著國寶，直等到把它們出售給最高出價人化成現款而飽入私囊，然後經人告發，仍能避居一處而拒絕法院的傳訊。這樣的國家一定是瘋狂了，好像一個軍閥喪失了熱河全省並未一加抵抗，卻用200輛軍用車載去自己的小老婆和私產，然卒蒙中央政府的寬宥。多少軍官吃了敗仗，摜掉他們的軍火，倒是先小心地載走大量鴉片，因為鴉片可以換黃金，仰仗黃金的魔力，仍能恢復他們的地位。農夫被迫種植鴉片以代米穀，用以維持低劣而不發餉的軍隊。一個著名的農業國家而不得不每年自外洋輸入百數十萬擔米麥。在這一切瘋狂中間，人民的利益首先直接受其影響，但不能對他們的統治者，壓迫者，說一聲「否」字。當然政治機構一定有歪曲的地方而全民族大體上一定喪失了道德評價和是非意識。

一切這樣的紊亂無足輕重的忙碌，這種瘋狂的偽善，過分的粉飾和掛慮，似表現出一種願望未經實現，表現出意志與體面的衝突。風俗和習慣，本為任何社會的主要骨幹，在中國不復被重視；年長老輩不復受年輕者的尊敬，而青年過度嚴酷地批評前輩；一條深深的鴻溝存在於青年與長輩之間。文化為生活與思想系續的果實，至不甚理解，而批評為現代文化重要保護人，應該密切注視生命的長流，衰頹地偃卧于巨大工作的前面，一種工作巨大過其力所能勝任者，而欣愉的高興的情緒，本為中國的特色者，深自愧慚而掩藏著。一個人好像是營養不足，神經衰弱，不完全而永久地失望著。

中國有句俗語，叫做寧為太平狗，莫作亂世人。中國人人都願意太平盛世做一條狗，可竟沒有這般運氣。因為我們生存於不安定的清醒的時代，缺乏對革命的信任心。盂子說過哀莫大於心死，而現在人們的心真已死了。1926年時代樂觀的理想主義至1934年已讓其地位於冷觀主義與迷醒者，輕世肆志的冷嘲主義在一切報紙文字和私人談話中都可見之。

於是突然潛意識躍動到前面，統治階級知道有些人，當然不是他們自己，將把國家淪入覆亡的深淵，他們乃轉變而為道德家，一方面捧出救國的萬應藥膏。有幾個主張救國之道在研究使用機關槍，有幾個則主張儉約，穿芒鞋草履。另有幾個主張跳舞救國，把西洋生活全盤地介紹過來，有幾個則主張提倡國貨，有幾個則主張提倡國術以鍛煉體格，另有人主張提倡世界語，提倡佛經，提倡復興孔教經書，也有人主張把四書五經拋入毛廁坑中讓它過30年。聽聽他們的討論救國之道，宛似聽了庸醫在死人榻旁開一個榻前會議。它倘使不是那麼可憐，便該是很幽默的。因為政治九-九-藏-書上的根本改革，應為廢除軍人干政，肅清貪污即為取消統治階級的特權，且將有95％受刑事處分。二者對於他們自己都是可惜的，他們現在已變為道德提倡者，正宣揚著舊道德，這固與人無忤。騷動混亂的情形隨處可見，一種騷動混亂屬於精神的較甚於體質的，那是一種虛偽進步和虛偽愛國心的無方法的瘋狂。政府的高級官吏一面發起喇嘛法會以祈禱救國，一面禁止傳俗的龍舟競賽，斥為迷信。省政府不能在建設工作上切實地有所成就，卻頗忙碌于制定男女的服裝式樣，因為在廣西，發現女子的袖子太短，而在四川，發現男子的袍子太長（因為在此國難時期我們應該節省布匹），在山東，女子不許燙髮，在河南的某些學校里，男子必須剃成光頭，在浙江，禁止婦女束乳，在南京，娼妓不得穿高跟鞋和高領旗袍，而在北平則婦女不許蓄養雄犬並牽引過市。

慢慢地艱辛地體認出來，我們的變革愈多，而愈留滯原來的地位。政府制度雖變革，它的骨子仍不變革，那本質上的腐敗、懦弱、無能，永久存留著，根本上是絕望了的。對於一般羡慕馬哥孛羅（Marco Polo）所稱道的中國之歐美人士——馬哥孛羅稱道的中國是那樣莊嚴宏偉——那現實的中國將令之大吃一驚，而對於中國是失敗的承認。慢慢地艱苦地人們將體認我們至今仍被統治于封建酋長的下面，那個得見韓復榘的開明專制政治的省份該是大大運氣。他同時行使省長縣長推事，陪審官和律師的職權，他隨意鞭撻一個人而餽贈另一人以數百元大洋鈿，根據他的直觀的觀相術，給予人民以某程度草率的公道與保護。於是突然覺察現在統治我們的是十幾個偽裝的專制君皇代替了一個真正的暴君，而1911年的革命不過在種族革命上獲得了勝利，它不過粉碎了一個皇統，而剩留下一堆毀垣碎瓦和嗆人的塵灰。有時人反願意仍受專制帝皇的統治，而疑怪曾國藩當時平定太平軍之後為什麼不進軍北京，恢復漢家天下，而且他當時欲圖大計，易如反掌，也有人這樣勸過他。但是曾國藩是道地的孔教徒，道德上取審慎態度，而建立新朝有所謂篡逆之嫌。總是中國人民倒了霉！

人在中國好像受外來的過誤較甚於自身的犯罪，因為我想起宋江和一批梁山好漢怎樣在北宋末朝流為盜寇。因為他們是勇敢光明的盜寇，那些人不能勉為柔順，而任俠，因為體質上不需要任何法律保障。我又想起為什麼每個大詩人都縱酒歸田以示其輕視社會之志，屈原怎樣怨憤而自沉于湘江；而李白欲入水中撈月因而落水而死；陶淵明怎樣自足於白日掩荊扉、採菊東籬下的生活；又怎樣偉大而正直的學者具有正確的是非心者常受到貶斥的處分，蘇東坡貶至黃州，韓愈貶至潮州，而柳宗元貶至柳州。又想起另一班偉大人物，不耐官吏生涯的煩劇，退隱林泉之間而縱情吟詠；像袁中郎、袁枚、鄭板橋，他們都視仕宦為畏途，而自甘於逸靜生活，朝捧熱粥而吸，夜伍蟣虱而眠。我又想起當局勢混亂之際，正直學者常被逮捕，他們的妻孥家屬遭滿門抄斬，如滿清初葉枝連之慘禍。於是我方始明白他們需要佛教學說，這是他們一部分所贊成的，也需要消極的人生哲學，這是他們全部所贊成的。

又如想象一幅全盛的「夢中的中國」，她的文學、哲學、藝術的中國，早晚他將臨到對於現實中國的迷惑，或許經過長久而痛苦的思索，從過去要求現在的解答，從現在要求未來解答。發揚過去而繪畫未來是容易的，檢閱現在而冀獲未來之光明與了解是困難的。因為在光榮的過去與可能的光榮的未來，二者之間，橫亘著一個山谷，你要跨過它，必先下降然後上升。他需要堅強的現實主義而非稚態的信仰，較需要明眼的智慧，強如愛國的熱情；因為愛國熱情是廉價物品，它可以花幾分錢一斤價購得之，蓋即為新聞紙上的記載與衙門牆上的布告——無非是紙上空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