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們那位在死信處上班的老朋友經常說的：我寧願選擇不。

我很為自己的小小發現而驕傲，但我並不覺得那有多大用處。如果海克特確實隱瞞了什麼秘密，如果那個秘密真的就是他的出身，那麼我所揭露的也不過是社交場上最平常的老於世故。是個猶太人在當時的好萊塢並不是什麼罪，人們只是避免去談論這方面的話題而已。那時候喬森已經拍出了《爵士歌手》，百老匯劇院里坐滿了付大價錢來看埃迪·坎托和費尼·布賴斯的觀眾，他們喜歡聽歐文·柏林和格什溫樂隊，為馬克斯兄弟鼓掌叫好。猶太人的身份對海克特也許曾經是個負擔。他也許曾為此吃過苦頭，他也許會為此而感到羞恥，但我很難想象，他會為此被殺。當然，世上總會有些極端分子心理變態到要去殺猶太人，但一個人那樣做往往都希望自己的罪行廣為人知，其目的是把它當成一種恐嚇他人的手段，而不管海克特的命運如何，一個確定無誤的事實是：人們從未找到過他的屍體。

我慢慢習慣了沒有海倫和孩子們的生活，但這並不意味著我的狀況有了什麼起色。我不知道我是誰，我不知道我想要什麼，我必須重新找到一種與他人共處的方法，而在那之前，我只能算是半個人。在寫作那本書的過程中，我故意拖著不去想將來的事。留在紐約，給我租的公寓添置點傢具，在那兒開始新的生活，這似乎才是明智之舉，然而到了真要採取行動的時候，我卻做出了相反的決定，回到了佛蒙特。當時我正在辛辛苦苦地對原稿進行最後一輪修訂，準備打出定稿，然後就把書送去出版，就在那時候，我突然意識到，紐約就是那本書，一旦書完成了，我也就應該離開紐約另往他處了。佛蒙特大概是我所能做出的最糟糕的選擇，但那裡有我熟悉的土地，而且我知道如果回到那兒，我就能離海倫更近，我就能呼吸到她生前我們曾一起呼吸過的同樣的空氣。這種想法令人欣慰。我不可能再搬回漢普頓的老房子，但在其他鎮上還有其他的房子，只要仍然住在同一地區，我就可以實施我那瘋狂而孤獨的人生方案，同時也不用逼著自己忘掉過去。我還不想忘掉。時間才過去一年半，我想讓悲傷繼續。我所需要的是另一項可以讓我投入的工作，另一個可以將我淹沒的海洋。

你高興就好，我說。

我竭力保持鎮定，試圖繼續按部就班地翻譯《回憶錄》，但沒有用。我太分心、太焦躁了，無法很好地集中注意力，為了完成每日的翻譯定額而連續掙扎了幾天之後，我終於宣布暫停這個項目。第二天一大早，我鑽進那間多餘卧室的儲藏室，把我過去的海克特研究資料拖了出來，寫完那本書後它們被收起來放進了紙板箱。總共有六箱。五箱是書稿的筆記、提綱和草稿，而另外一箱則塞滿了各種各樣的寶貴材料：剪報、照片、縮微拍攝的文件、複印的文章、老早一些隨筆專欄上的花絮以及所有能找到的有關海克特·曼的隻言片語。我已經很久沒看過這些材料了，在等待芙芮達·斯貝林迴音的無所事事中，我重新打開了那個紙板箱，並把那個禮拜剩下的時間都泡在了裏面。我並不指望能從中發現什麼以前不知道的東西，但那些資料的內容在我記憶中已經變得模糊不清，我覺得應當再看上一眼。我收集的大部分資料都是不可靠的：小報文章，明星雜誌的小道消息，一些充滿誇張、儘是胡編亂造的電影報道。儘管如此，只要記住不把自己讀到的當真，我看不出翻翻這些東西會有什麼害處。

我剛剛跟一個默片喜劇演員待了一年，我想該換人了。

你在幹嗎？她說。

派對後過了兩天，賓州大學出版社傳來消息說他們想出版我的書。那時我差不多已經翻譯了一百頁夏多布里昂，而當《海克特·曼的默片世界》一年後正式出版的時候，我已經又翻好了一千兩百頁。如果按那樣的速度幹下去，再過七八個月我就能完成初稿。加上修訂和改動的時間，再不到一年我就能把完成的譯稿發給亞歷克斯。

朱爾斯·布勞斯坦，一名在萬花筒公司與海克特合作了所有十二部電影的喜劇作家，告訴《綜藝》雜誌的記者說他和海克特已經合寫了一系列有聲喜劇的電影劇本，海克特興緻極高。自從11月中旬起他們就每天見面，漢特的事情確實鬧得很不愉快，布勞斯坦承認，但海克特並不是萬花筒公司里唯一受到衝擊的人。我們每個人都損失慘重，即使他是最慘的，他也不是那種會懷恨在心的人。大好前程在前面等著他，隨著跟萬花筒的合同期滿，他開始動腦筋另謀出路。他和我拚命工作，我從沒看到過他工作那麼拚命，他的腦子裡充滿了各種各樣的新點子。他突然消失的時候，我們的第一個劇本已經基本完成了——一個會讓你笑破肚皮的滑稽故事，叫《一點一橫》——我們正準備跟哥倫比亞電影公司的哈瑞·科恩簽約。影片預計3月開拍。海克特將擔任導演，並在裏面扮演一個不說話但很有意思的小角色，如果這些還讓你覺得他是個要自殺的人，那隻能說明你對海克特一無所知。認為他會自尋短見的想法簡直荒謬。也許有人殺了他，但那就意味著他有仇人，而在我認識他的這麼長時間里，我從沒看到他與哪個人發生過摩擦。他是個王子，我熱愛跟他一起工作。我們現在應該花一整天坐在這兒沉下心好好想想發生的事，我敢打賭說他還活著，他只是半夜突發靈感，決定到哪兒單獨清凈一下罷了。人人都說他死了，但要是海克特現在從那扇門走進來，我一點都不會吃驚，他會把帽子往椅子上一扔，然後說，「來吧，朱爾斯，我們去幹活。」

多有趣的故事。

瑪麗把最後一件衣服扔回床上，然後，沒來由地，她突然坐下開始哭起來。

沒人能離開他人生活，戴維。那根本不可能。

在那兒第一個冬天的大部分時間，我哪也沒去。每過十天，我會開車到布萊特爾博羅的大聯盟超市進行一次食品採購，那是唯一一件能讓我中斷工作的事情。布萊特爾博羅離我住的地方有好一段路，但我想多開這額外的二十英里，我就能避免碰見任何熟人。漢普頓大學的人一般都在學校北面的另一個大聯盟超市購物，他們中有人出現在布萊特爾博羅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並不是說那就完全不可能。儘管我小心翼翼，但最終還是適得其反。3月的一個下午，我正在把一長條六包裝的衛生紙往車上裝的時候，格雷和瑪麗·泰利森逮住了我。這導致了一次聚餐邀請，雖然我竭力推辭，但瑪麗不斷地更改時間，直到我用完了所有想得出的借口。十二天後的晚上，我開車來到他們在漢普頓大學邊上的家，那裡離我跟海倫和孩子們住過的地方還不到一英里。如果只有他們兩個的話，我也許還不至於感到那麼備受煎熬，但格雷和瑪麗卻自作主張地又請了其他二十個人，我根本沒想到要面對這麼一大群人。當然，他們全都很友好，而且其中大部分人可能還很高興見到我，但我卻覺得很尷尬，渾身不自在，每次我開口說什麼，總發現自己說錯了話。我已經對漢普頓式的閑聊生疏了。他們都以為我想知道最新的陰謀和醜聞、離婚和私通、升遷和部門間的爭吵，但事實是我發現這些話題無聊得簡直叫人難以忍受。我可以從這種對話中逃開，但過了一會兒我就會發覺自己又被另一幫討論著不同但相似話題的人包圍住了。沒人會傻到向我提及海倫（大學老師在這點上非常禮貌），因此他們便抓住一些自認為無害的話題不放：最近的新聞、政治、體育。我不知道他們在說什麼。我已經一年多沒看過一張報紙了，在我看來，他們說的那些事完全可能發生在另外一個世界上。

或許。但以前沒人曾經是我。或許我是第一個。

沒人聽說過他。他是我的御用寵臣，是只為我表演的宮廷小丑。有十二三個月的時間，我醒時的每分每秒都和他待在一起。

《死人回憶錄》。

摘自《死人回憶錄》前言（巴黎，1846年4月14日；修改於7月28日）：

在樓下的壁櫥里。你不記得了？

Mémoires d'outre tombe.《墓中回憶錄》。

我本想說些刺耳和反駁的話，以證明我說的每個字都是我想說的，但我還是忍住了。我用了最大的自制力才做到那點，但瑪麗已經出面扮演和平使者的角色，一部分的我也知道不該再給她製造更多的麻煩。即便如此，我還是沒有道歉，也沒有試圖和好。我沒有選擇說出心裏想說的話，而是選擇從她手裡掙脫手臂離開了房間，我走出書房，穿過起居室，我以前的那些同事在一旁站著，默不作聲地看著我經過。

九天後，我又收到了她的來信。這次她用了整整一頁紙，信紙的上方有一塊藍色凸起的壓花印章，印著她的名字和地址。我知道偽造個人信箋是多麼簡單，但有誰會不怕麻煩地假扮成某個我從沒聽說過的人呢？芙芮達·斯貝林這個名字對我毫無意義。她可能是海克特·曼的妻子，也可能是個在沙漠里離群索居的瘋子，但不可否認，她是真實存在的。

隨便你。說實在的，我已經想好了怎麼翻譯書名。

現在你還在看醫生嗎？

默片？我從沒聽你說起過。

讓事態進一步惡化的是，當她開始哭的時候，我沒有表現出哪怕絲毫的歉意。當時我們倆都站在那兒，當我看到凱芮的下嘴唇開始顫抖，眼角充滿淚水，我感到很高興，差點為自己製造的驚愕效果歡呼雀躍。那時房間里還有另外六七個人，在凱芮的第一聲驚叫后他們全都把頭轉向我們的方向。盤子嘩啦砸在地上的聲音又把幾個人引到了門口，當我嘴裏冒出那句可惡的髒話時，至少有一打的目擊者聽到了。隨後一片沉默。那一刻大家都被集體震呆了，接下去的幾秒鐘里誰也不知道要說什麼或做什麼。一開始凱芮氣喘吁吁，不知所措，經過這小小的休整，她的受傷變成了憤怒。

你下去的時候，她說，我希望你能……跟凱芮和解……我不管你是不是要跪下來……求她原諒……每個人都在說這件事……如果你現在不這麼做的話，戴維……我就再也不會邀請你進這棟房子。

我讓他們明天就傳一份合同給你。公事公辦嘛。

你在紐約時應該打電話給我。

幸好，瑪麗是走到門口來的人之一，在我做出什麼更過分的舉動之前，她衝進屋裡抓住了我的胳膊。

在樓下。你來的時候格雷放進去的。你還幫他找衣架來著。

不壞吧，是不是？

你已經幫忙了。你給了我一份新工作，我非常感激。

當然沒有。現在的談話是從那時以來我跟人說話說得最長的一次。

那麼說你不介意在接下來的兩三年裡都和一個沉悶的法國佬泡在一起咯？

你不是真的想說這個，是不是？

電話鈴在那頭響了四次，然後自動留言機咔嗒一聲打開了。出人意料的是，裏面是一個小孩在說話。說了幾個字以後，我聽出那是亞歷克斯兒子的聲音。那時雅各布年紀在十歲左右，大概比托德大一歲半——或者應該說，如果托德還活著的話，他比托德大一歲半。這個小男孩說：現在是第九局結尾。一壘二壘三壘都站好了，兩人已經出去。比分是四比三，我方落後，現在輪到我上了。如果我能擊球得分，我們就贏了。球來了。我揮動球棒。是個地滾球。我丟下球棒開始跑。第二壘的壘手撈起那個地滾球扔給第一壘，於是我也出去了。是的，沒錯，朋友們，我出去了。雅各布出去了。我的爸爸，亞歷克斯也出去了；還有我的媽媽，芭芭拉；以及我的妹妹，朱莉。我們全家都出去了。請在「嗶」一聲后留言，我們一繞過球場回到家，就會給你們回電話。

你沒權利那樣對我說話，戴維，她說，你以為你是誰？

晚餐準備好了，客人們便圍著餐桌站成一排，把他們的盤子盛滿吃的，然後再分散到屋裡的其他地方找椅子坐下。我最終坐到了書房沙發上，擠在扶手和凱芮·穆拉——一位德語系的助理教授——之間。那時我已經有點動作不穩了，我坐下來，膝蓋上搖搖欲墜地放著一滿盤沙拉和燉牛肉，然後我轉身去拿沙發後面的酒（坐下之前我放在那兒的），我一握住酒杯它就從我手裡滑了出去。相當於四小杯分量的尊尼獲加灑到凱芮的脖子上，接著，緊隨其後，酒杯又當的一聲掉在她的脊椎骨上。她跳了起來——她怎麼可能不跳？——這麼一跳，她打翻了自己那盤燉肉和沙拉，那不僅使我的盤子也被連帶著摔到地上，還把我的腿上弄得一塌糊塗。

我覺得那樣譯有點笨拙。怎麼說呢，太摳字眼了，同時也不好理解。

那有你忙的。不錯啊。

派對開始的時候，大家都在一樓轉來轉去，從各個房間里走進走出，幾個人紮成一堆聊幾分鐘，然後又分開到別的房間紮成新的一堆。我從起居室走到餐廳走到廚房再走到書房，剛好格雷看到我，就遞給我一杯蘇格蘭威士忌蘇打。我想也沒想就接過來，因為焦慮不安，我幾乎一口氣就把它喝光了。那是我在一年多的時間里第一次碰酒。做海克特·曼調研的時候，我曾經拜倒在各家賓館迷你酒吧的誘惑之下，但自從搬到布魯克林開始寫作，我就發誓要戒酒。當周圍沒酒時，我也並不是特別渴望那玩意，但我心裏清楚，自己離失足釀成大錯始終只有幾步之遙。我在空難后的行為已經證實了這一點，如果我不是及時振作起來離開了佛蒙特，也許根本活不到來參加格雷和瑪麗的派對——更別說在這裏奇怪自己到底為什麼要回來。

我必須得做點什麼。所以我決定研究他。

好，那我下去找。

我搬進去那天剛好是1987年的第二天，接下去的六周時間我都在忙於具體事務：做書架，裝柴爐，把汽車賣掉並換了一輛四輪驅動的皮卡。下雪時山路很險，而這裏又幾乎一年四季都在下雪，所以我需要一件能讓我安全地上下山的代步工具，我可不想把每次出行都變成一次探險。我叫了一名水管工和一名電工來修理管道和電線，我油漆了牆壁，貯備了可以用一冬的柴火，又給自己買了一台電腦、一隻收音機和一台二合一的電話傳真機。與此同時，《海克特·曼的默片世界》正在迂迴曲折的學院出版系統里慢慢旅行。跟其他書籍不同，學術著作的出版不是出版社某位編輯說接受或者拒絕就可以算數的。作者要把原稿的複印件寄給那一領域的各個專家，在這些人讀過書稿並交出審讀報告之前，你什麼都別指望。由於這種審讀工作的酬金少得可憐（頂多隻有幾百美元），加上那些專家往往都是忙於教學和自己寫書的大學教授，這一過程的時間常常被拖得很久。就我來說，我從11月中旬一直等到次年的3月底才有了答覆。那時我正專註于其他事情，幾乎已經忘了自己曾給他們寄過稿子。當然，我很高興他們願意出版它，很高興有機會展示自己的勞動成果，但我不敢說這對我有多大意義。對海克特·曼來說，這倒是個好消息，或許，對老電影迷和研究小鬍子的專家也是個好消息，但對我來說，那段經歷已經過去了，我很少再想到它。偶爾想到的時候，我覺得好像那本書是另外某個人寫的。

斯坦尼斯洛夫位於德涅斯特河的南邊，在加利西亞地區的利沃夫和切爾諾維茲的半中央。如果那真是海克特度過童年的地方，那麼我們就很有理由認為他是個猶太人。那一地區有大量猶太人定居的事實還不足以說服我，但把那裡的猶太人口與他家的遷徙結合起來看，這一論點就變得令人信服了。曾經有大批猶太人離開那個地區，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沙俄大規模屠殺猶太人開始，成千上萬的意地緒語移民逃往了西歐和美國。也有很多人去了南美。單在阿根廷，從二十世紀初到「一戰」爆發之間，猶太人口就從六千漲到了十萬還不止。海克特和他的家人無疑也為這些統計數據的增長出了一份力。如果他們不是猶太人，那他們就不可能到過阿根廷。在那個歷史時期，從斯坦尼斯洛夫跑到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只有猶太人。

她肯定會給我迴音——如果我沒把她嚇跑的話。要是我真的嚇跑了她，那她就是在默認自己騙了我，那麼故事就此結束。我並不認為事情會那樣發展，但不管她是騙我還是沒騙我，謎底都會很快揭曉。她第二封信的口氣很急切，幾乎是在哀求，如果她真的是她所說的那個人，她一定會抓緊一切時間立即給我回信。沉默意味著我擊中了她的要害，但如果她回信——我全心全意地盼望著她能回信——那封信很快就會到達。上封信到我這兒花了九天時間。假如一切順利（郵局不拖延、不出錯），我相信下一封信甚至會到得更快。

從他與萬花筒公司簽約到他失蹤，海克特的演藝生涯只維持了十七個月。在這段應該說不算長的時間里，他為自己闖出了相當的知名度，到1928年初，他的名字已經開始出現在好萊塢報紙的社交專欄里。我在做海克特電影旅行時，曾設法從各個縮微膠捲檔案館複製了二十來篇這樣的專欄文章。肯定還有許多其他類似的文章被我錯過了，更不用說那些已經銷毀掉的，但光憑這些殘缺不全的信息，便足以證明海克特不是那種天黑後會乖乖待在家裡的主。他出沒于餐館和夜總會、各種派對和電影首映式，而且幾乎每次他的名字出現在報紙上的時候，都會附帶著一句描述性的短語，比如他那火一般燃燒的吸引力，他那不可抗拒的眼神，或者他那令人心跳停止的英俊面孔。當作者是女人時，這種情況尤為明顯，但男人們也會被他的魅力所折服。其中之一，一個筆名叫高登飛的人（他的專欄名稱叫《飛檐走壁》），甚至提出海克特演喜劇是在浪費才華，說他應該轉向浪漫的愛情劇。曼先生那樣清俊的外表，高登飛寫道，讓人感覺到看著他讓鼻子不停地撞到牆壁和路燈柱上實在是一種對審美的冒犯。大眾更樂意看到他丟掉那些噱頭，專心去親吻美麗的女郎。毫無疑問，城裡會有許多年輕的女演員願意擔任那樣的女郎角色。有消息說，艾琳·芙拉瓦已經獲得了幾次與他一起試鏡的機會，但現在這位活躍的西班牙紳士好像又把目光投向了康絲坦斯·哈特，那位永遠走在流行前列，生氣蓬勃的時髦少女。我們殷切期待著這次試鏡的結果。九_九_藏_書

我一開始就不想來，我答道，要不是你硬拽著我的胳膊，我怎麼也不會在這兒冒犯你的客人。你盡可以照常開你那無聊乏味的派對。

你才四十歲還不到，戴維。人生還沒完，你知道。

敬愛的教授，她寫道，您的懷疑完全可以理解，我一點也不驚訝你會不相信我的話。了解真相的唯一辦法就是接受我在上封信里向您發出的邀請，飛到蘇埃諾鎮來與海克特見面。如果我告訴你他在1929年離開好萊塢后又編導了一系列電影長片——他可以在農場把它們放給你看——也許那更能促使你前來。海克特已經年近九十，且健康狀況不容樂觀。他的遺囑指示我要在他死後的二十四小時內毀掉那些電影及其底片，我不知道他還能撐多久。請儘快與我聯繫。期待您的迴音。芙芮達·斯貝林（海克特·曼夫人）敬啟。

這麼說你花了一年時間看老電影。

跟我說點戴克斯特·菲邦的事兒吧。不管怎麼說，他可是我的恩人啊，我對他卻一無所知。

找我的衣服。

但瑪麗可不準備這麼輕易放我走。她朝屋裡邁了幾步，彎腰拾起一件衣服，憤怒地扔回床上。然後她又撿起另一件衣服，把它也丟到床上。她繼續不停地收著衣服，每次把一件衣服啪的一聲甩到床上，她正說了一半的話就會停頓一下。那些衣服就像標點符號——突然的破折號、草率的省略號、激烈的感嘆號——每件衣服都像把利斧似的把她的話攔腰截斷。

雖然什麼都無法確定，但在細細讀過這一堆假冒偽造的回憶和逸事之後，我覺得自己發現了一個小小的秘密。在頭三篇訪談中，海克特都在避免提及自己的出生地。奧夫倫問他時，他說是德國；西姆斯問他時，他說是奧地利；但兩次他都沒有提供任何細節：哪個鎮、哪個城市、哪個地區。只有跟巴克談話時他透露的一點信息填補了這個空白。斯坦尼斯洛夫曾經是奧匈帝國的一部分，但在「一戰」末期奧匈帝國崩潰后它被劃歸了波蘭。波蘭是個遠離美國大陸的國家，比德國還要遠，由於海克特一直在竭盡所能地想讓人們忽略他的外來身份，因此把那樣一座城市說成是自己的出生地實在是件古怪的事。他那樣做唯一可能的原因，我覺得，就是因為那是真的。我無法證實自己的推論，但他在那上面撒謊毫無意義。波蘭並不能對他的事業有所幫助，如果他想給自己假造一個背景，何苦要提到什麼波蘭呢？那是一個失誤，是一瞬間的走神，海克特一發覺自己的這個口誤，立即就採取了補救措施。如果說他剛才使自己太外國化了，那麼現在他就要通過強調他的美國化來抵消所犯的錯誤。他把自己放到了紐約，一座移民之城，然後為了進一步加深印象，又轉移到了大陸的中心地帶。於是俄亥俄的桑達斯基進入了視線。這個名字他完全是信手拈來，他回想起六個月前那篇關於他的人物報道上有這麼個地名，便把它拋給了毫不懷疑的B.T.巴克。結果恰到好處。那個記者被岔開話題后，沒再問更多關於波蘭的問題，他靠到椅子上，開始跟海克特聊起中西部平原上的苜蓿田野。

我怎麼沒聽說過這個演員？倒不是說我對電影很精通，但這個名字聽上去很陌生。

我給了自己幾分鐘調整，然後我又試了一次。這次我有了心理準備，錄音再次響起的時候，我把話筒從耳邊拿開，這樣我就聽不到了。那錄音似乎沒完沒了，當「嗶」一聲終於將它們切斷時，我把話筒又重新拿到耳邊，開始講話。亞歷克斯，我說，我剛剛看了你的信，我希望讓你知道我願意接下這個活。由於那部書的長度，沒有兩三年時間，你別指望能看到完稿。但對此我想你已經心裡有數了。我剛在這兒安頓下來，不過一旦我學會了怎麼用那台我上周剛買來的電腦，我就可以開工了。謝謝你的邀請。我正在想方設法地找事情做，我想這份活兒會讓我很享受。向芭芭拉和孩子們問好。再聯繫。

我們可以對漢特手下宣傳部門的誇大其詞不加理會，但也不要因為他們混淆視聽就以為《電影故事》上的報道更確切或更可信。在三月號的《影迷》雜誌上，一個名叫蘭德爾·西姆斯的記者就《探戈之亂》採訪了海克特，他極為驚訝地發現這位阿根廷笑星講著一口完美的英語，幾乎沒有絲毫的口音。如果事先不知道他來自哪裡，你保證會以為他的老家是俄亥俄州的桑達斯基。西姆斯這麼說是一種恭維，但他的觀察卻在海克特的原籍問題上又增添了一絲疑雲。即使我們把阿根廷當作他度過童年的地方，但他離開那兒來到美國的時間似乎比其他報道上寫的要早得多。在下一段里，西姆斯記下了海克特說的一段話：我是個壞小子。我父母在我十六歲的時候把我趕出家門，我頭也沒回就走了。結果，我一路向北來到了美國。從一開始，我腦子裡就只有一個念頭：要在電影上干出一番大名堂。說這些話的人和一個月前跟布莉姬·奧夫倫說話的那個人簡直就像兩個人。難道他是為了逗樂而有意對《電影故事》裝出濃重的口音？或者是西姆斯故意美化，想通過強調他英語的熟練，為他日後不久的有聲表演生涯鋪平道路？也許是他們兩個共同策劃了這篇報道，或者也許有第三方付錢給了西姆斯——很可能就是漢特，那時他正深陷於財務危機之中。有沒有可能是漢特想進一步提升海克特的市場價值，以便把自己的產業賣給其他的製片公司？一切都已無從知曉，但不管西姆斯的動機何在，也不管奧夫倫把海克特當時的情況轉述得有多離譜，這些報道都無法自圓其說，哪怕給那些記者找再多的借口。

有意思。

他當天晚上就回了電話，對我同意翻譯感到既吃驚又高興。那純粹是瞎打誤撞，他說，但不先問你一下我總覺得不對勁。我簡直沒法告訴你我有多高興。

結果，那一年我只幹了三個月。我又推進了兩百五十頁，到第二十三部拿破崙下台那一章（不幸與意外就像孿生子，總是一同誕生）。之後，一個潮濕的刮大風的初夏午後，我在郵箱里發現了芙芮達·斯貝林的來信。我承認一開始它把我弄得心神不安，不過等我寄走了回信，然後再稍微想想，我就勸自己說那不過是個惡作劇。那並不是說給她回信有什麼不對，只是我已經不抱希望，我想我們的來往就到此為止了。

當第二年1月海克特失蹤的新聞發布后，幾乎沒人把注意力放在他的私生活上。西摩·漢特三天前才剛剛在自己卧室里上吊自殺，警察根本就沒想到要從那些陳腐的風流逸事中去找證據，他們把精力都集中在海克特與那個貪污銀行家之間的麻煩關係上。也許把這兩個事件聯繫起來的想法實在太誘人了。漢特被捕后，海克特曾經放言說知道美國人還有正義感讓他覺得很欣慰。而據海克特的一位私人密友描述，他曾在半打人都能聽見的情況下宣稱說：那傢伙是個無賴。他從我身上騙走了好幾千塊錢，還想毀了我的前途。我很高興他們把他抓起來。那是他應得的下場，我一點都不替他可惜。報上開始謠傳海克特就是把漢特告發給當局的那個人。這種理論的鼓吹者還聲稱，因為漢特死了，所以他的同謀要除掉海克特，以防止更多的秘密被泄露出去。有些看法甚至認為漢特的死並非自殺，而是安排得像自殺一樣的謀殺——是他的那些黑幫朋友為了銷毀罪證精心策劃的陰謀的第一步。

我以為在這兒。

但它沒有過五十年。那本書是1848年出版的，在他死的同一年。

於是我安定下來，重新開始工作。我忘掉了海克特·曼，一心只想著夏多布里昂，讓自己淹沒在一段與我毫不相干的、浩瀚無垠的人生編年史中。那正是這份工作最吸引我的地方：距離，在我和我所做的事之間絕對的距離。能到二十年代的美國旅行上一年的感覺很不錯，而待在十八、十九世紀的法國就更棒了。雪落在佛蒙特我住的那座小山上，但我幾乎都沒有注意到。我在聖馬洛和巴黎，在俄亥俄和佛羅里達，在英格蘭、羅馬和柏林。大部分工作都是機械性的，因為我是那些文本的奴僕而非作者，所以跟寫《默片世界》相比，需要投入的精力屬於不同的類型。翻譯有點像鏟煤。你把它鏟起來，然後扔到火爐里。一塊煤就是一個詞，一鏟煤就是一句read.99csw.com話，如果你的腰背夠強壯，如果你有毅力連續幹上八到十個小時，你就能讓火勢保持旺盛。現在我面前有近百萬個詞，我打算讓工作時間儘可能地長，強度儘可能地大，哪怕這意味著會把房子給燒掉。

菲邦。

這是一幅強烈的、令人驚心動魄的畫面，在把書合上放回書架后的很長時間里，我還是不停地想起它。瑪麗·安多瓦內特那線條簡潔的白色頭骨，從黑暗的墓底破土而出。短短的三句話里，夏多布里昂穿越了二十六年的時光。從血肉之軀到一把白骨，從錦衣玉食到無名之死，而橫亘其間的，是整整一個時代的風雲變幻，是那些無法形容的恐怖、殘暴和瘋狂歲月。這段話把我震住了，在一年半時間里沒有什麼話曾像它們那樣打動我。接著，就在我與這些句子偶遇后的第三天，我收到了亞歷克斯那封邀請我翻譯的來信。這是巧合嗎？當然是，不過我覺得似乎自己本來就在祈求它發生——似乎亞歷克斯的來信在某種意義上幫我圓了一個我自己無法完成的願望。在過去，我從不相信這種嘩眾取寵的所謂神秘感應。然而當你過上像我當時那樣的生活，當你把自己完全禁錮起來，對周圍的一切都視而不見時，你的看法就會開始改變。事實擺在眼前：亞歷克斯信上的日期是9日星期一，而我收到信是在三天後的12日星期四。這就意味著當他在紐約給我寫信提到那本書的時候，在佛蒙特我的手裡正好捧著同一本書。我並不想堅持說這種關聯有多重要，我只是忍不住要把它看成是一種信號。就好像我在自己都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發出了某種請求，然後突然，我的願望變成了現實。

4月底，我給史密茨寫了封信，要求再請一學期的假。我還沒有一個長遠的計劃，我說，但接下來的幾個月除非發生什麼特殊情況，否則我恐怕是不能回去教書了——即便不是永遠，至少也是很長一段時間。我希望他能原諒我。並不是我對當老師失去了興趣，我只是不能確定，當我站在講台上對著學生們講話的時候，我的雙腿是否支撐得住。

不完全是。我花了三個月看老電影，然後把自己鎖在房間里又花了九個月寫它們。那大概是我做過的最奇特的事。我在寫一樣我再也看不到的東西，我必須用純粹的視覺語言把它們表達出來。整個過程就像一場幻覺。

你是說你真的和他在一起，還是只是一種比喻？

我就知道你會這麼說。

這些話中可能有一些是真的，但不多，也可能一句真話都沒有。這是他關於自己過去的第四種版本，雖然它們有一些共同點（講德語或波蘭語的雙親，曾在阿根廷待過，從舊世界遷徙到新世界），但其餘的東西都在變來變去。這一次他強硬而講究實際；下一次他又怯懦而感情用事。在這個記者面前他放蕩不羈，在另一個面前他又溫文爾雅，彬彬有禮；他一下子出身富貴，一下子又出身貧窮；他一會兒講話有濃重的口音，一會兒又完全沒有任何口音。把這些矛盾放到一起，你最終得到的結果就是一無所得，如此多變的個性和家庭背景使他這個人變成了一堆碎片、一幅各個拼塊之間毫無聯繫的遊戲拼圖。每次被問到同一個問題的時候，他都會給出不同的回答。他的話語滔滔不絕，但他決不把同樣的事情說兩遍。他似乎在隱藏什麼事情，在守著什麼秘密，但他用巧妙而迷人的幽默有效地掩飾了這種破綻，以至於幾乎沒有人注意到。他的魅力讓那些記者無法抗拒。他使他們發笑，他用一些小伎倆把他們逗得樂不可支，很快他們就放棄了在他身上榨出什麼真相的想法，而徹底被他的表演所征服。於是海克特繼續漫天胡侃，從維也納鋪著鵝卵石的林蔭道扯到俄亥俄那名字好聽的大平原，到最後你就會開始問自己，這是不是個騙人的遊戲，或者僅僅是為了打發無聊？也許他的說謊是無辜的。也許他並不想糊弄別人，他只是想給自己找點樂子。畢竟，接受採訪是很枯燥的。如果每個人都不停問你同樣的問題，為了保持清醒，你嘴裏大概也會跳出一些新的答案。

一個叫海克特·曼的人。去年秋天我寫了一本關於他的書。

又一次，我沒讓自己被牽著鼻子走。我的回復簡明、刻板，也許甚至有點兒無禮，但在我做出什麼決定之前，我得知道她是否可以信任。我很想相信你，我寫道，但我需要證據。如果你希望我不遠千里地趕去新墨西哥，我就要先確定你的說法是否可信，海克特·曼是否真的健在。一旦疑慮消除，我就會前往農場。但我必須提醒你，我不坐飛機。戴維·齊默謹上。

喝完一杯，我去吧台又倒了一杯，但這次我沒摻蘇打水，只在杯子里加了點冰塊。到了第三杯，我連冰塊也忘了，直接一飲而盡。

就像戴克斯特·菲邦那樣死了。

我沒法打。

戴維不是那個意思，她對凱芮說。對嗎，戴維？那不過是一時衝動脫口而出的氣話罷了。

六個月後，二月號《電影故事》上的一篇文章對海克特的過去提出了一個更為合理的看法。當時他的幾部電影已經上映，毫無疑問，隨著全國各地對他這些作品興趣的日益增長，在他早年生活上做手腳已經變得越來越沒有必要。那篇稿子出自一個名叫布莉姬·奧夫倫的實習記者之手，從她第一段里對海克特的評論——具有穿透力的凝視和柔軟敏銳的小鬍子——我們不難看出她的唯一目的就是說他的好話。他濃重的西班牙口音讓她覺得魅力十足，她還對他英語的流利大加讚賞，在交談中，她問他為什麼會有一個德國名字。者（這）很簡單，海克特回答說，我的父母都出申（生）在德國，我也是。當我還是個小嬰兒的時候，我們全家遷往了阿根廷。我在家裡跟他們說德語，在學校說西班牙語。英語是後來才學的，來美國之後。說得海（還）不太溜。於是奧夫倫小姐又問他來美國多久了，海克特說三年。那顯然與萬花筒公司《公報》上的說法相矛盾，而且當海克特隨後談起他來加利福尼亞后干過的一些工作時（餐館臨時工、真空吸塵器的推銷員、挖溝工人），他也根本沒提到以前在演藝界有過什麼資歷。所謂在拉丁美洲家喻戶曉大名鼎鼎的演藝明星原來不過如此。

從1928年8月到1929年10月，有四篇以海克特為主題的人物特寫。第一篇發表在萬花筒公司每月出版的《公報》上，那是漢特用來宣傳他新產品的輿論工具。這篇新聞稿的主要目的就是向外界宣稱他們已經與海克特簽約，因為那時人們對他幾乎一無所知，所以他們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隨心所欲地編造任何故事。那正是拉丁情人在好萊塢最後的黃金時代，瓦倫蒂諾剛死不久，皮膚黝黑、富有異國情調的外國人對大眾仍然很有吸引力。萬花筒公司也想趁機撈上一筆，於是他們把海克特說成是滑稽紳士，具有喜劇感、讓你心跳加速的南美帥哥。為了支持這種說法，他們還替他捏造了一份引人注目的作品清單，一份他來加利福尼亞之前那段時間完整的職業年譜：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音樂大廳登台獻技、參加穿越阿根廷和巴西的巡迴雜耍演出、拍攝了一系列在墨西哥風行一時的電影。通過把海克特塑造成一個業已成名的明星，漢特便可以在電影界樹立起自己慧眼識才的名聲。他要讓他們知道，他並非這一行的新手，他是個能幹的、有魄力的電影公司老闆，他是出高價打敗了許多競爭對手才引進了這麼一位著名的外國明星，讓他能夠在美國觀眾面前一展風姿。這是個很容易矇混過關的謊言。畢竟，沒人會注意別國發生的事，而且，既然有這麼多充滿想象力的可能性擺在面前，幹嗎非要框死在所謂的真實中？

對話就這樣結束了。我對她是如此冷酷，對她情感的抵制是如此絕對，她已經無話可說。當我離開房間的時候，她背對我坐著，一邊看著床上的衣服，一邊來回搖頭。

聽著，混蛋，她用平靜的聲音說，我也愛她。你也許娶了她，但海倫是我最好的朋友。

他陷入了財務危機。1830年大革命后，他的政治生涯完蛋了，他變得負債纍纍。雷卡米夫人，他過去十二年來的情婦——對，就是那個雷卡米夫人——叫他把還沒寫完的回憶錄拿出來，供一小批挑選過的讀者在她的客廳里私下閱讀。這麼做是為了能找到一個出版商願意向夏多布里昂預支稿費，願意為一部多年之後才能問世的作品而事先付錢給他。這個計劃失敗了，但對這本書的反響卻異乎尋常地好。這本回憶錄成了有史以來最著名的一本還沒有完成，沒有出版，也沒有被讀過的書。但夏多布里昂仍然窮困潦倒。於是雷卡米夫人又想出了一個新的點子，這個點子奏效了——或者說部分奏效了。他們成立了一個股票公司，人們可以購買手稿的股份。我想你可以稱之為文字期貨，就跟華爾街上人們把錢押在大豆和玉米價格上一個道理。實際上，夏多布里昂是用他的自傳做了抵押貸款，以支付自己的晚年生活費用。他們提前給了他一筆數目可觀的錢，讓他可以還清債務，讓他的餘生有一份養老金。這是筆精明的投資。唯一的問題在於夏多布里昂一直不九_九_藏_書死，公司成立時他六十五歲，而他一直活到了八十歲。那時股份已經被轉手了好幾次，當年投資給他的那些朋友和崇拜者早就已經不知所終。夏多布里昂被捏在一幫陌生人手裡。他們唯一感興趣的就是是否有利可圖，他活得越長，他們就越希望他死。他最後幾年的日子過得十分慘淡。一個被風濕病折磨、行動不便的衰弱老人，雷卡米夫人幾乎已經全瞎，而他的所有的朋友都已經離開人世。但他直到最後一刻還在修改手稿。

你有什麼主意？

關鍵在於這個名字有含義。夏多布里昂花了三十五年時間寫這本書，他希望它能在他死後五十年再出版。它根本就是用一個死人的語氣寫的。

我過著我認為合適的生活。那並不包括到你家參加派對。

我在九個月不到的時間里寫完了那本書。打字機打出的原稿厚達三百多頁，每一頁都是我苦苦掙扎的結果。我能堅持到底，是因為除了寫作，我什麼都沒幹。我一周工作七天，每天在桌前坐十到十二個小時，除了偶爾到蒙塔古街做趟小小的旅行，採購所需的食物、紙張、墨水和印表機色帶之外，我幾乎足不出戶。我沒有電話，沒有電視機或收音機，沒有任何種類的社交活動。只有4月一次，8月又有一次，我坐地鐵到曼哈頓的公共圖書館查閱了一些資料，除此以外我沒有離開過布魯克林半步。但我也不是真的待在布魯克林。我待在那本書里，而那本書在我的腦袋裡，所以只要我把自己關在自己腦袋裡，我就可以繼續寫那本書。那就像生活在一間牆壁裝有護墊的精神病房裡，但在當時，在所有可能的生活方式當中，那是唯一讓我感覺有意義的。我無法活在現實世界里，我很清楚，如果沒有準備好就返回那個世界，我將會四分五裂。所以我躲在那套小公寓里，成天埋頭于寫作海克特·曼。那是一項緩慢的工作，甚至也許是一項毫無意義的工作，但它迫使我連續九個月把全副精力都投在上面，因此我忙得根本無暇去想任何別的東西，也許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我才沒有瘋掉。

我並不覺得那麼有趣。不過我告訴你，這個老子爵的文筆好到了極點。那是一部不可思議的書，亞歷克斯。

結果我最終在西T鎮上買下了一個地方，那裡位於漢普頓南面大約二十五英里。那是一棟模樣可笑的小房子，一座由預製板搭成的滑雪小屋，裏面有電子壁爐，地板上鋪滿了地毯，由於樣子醜陋到了極點，它反而顯出某種美麗來。它沒有任何魅力或氣質可言，也沒有什麼可愛精緻的細節能騙人以為這裏曾經是個家。它是一座為活死人準備的旅館，一間為飽受折磨的靈魂準備的驛站，住在這種空空蕩蕩、毫無個性的空間里，會讓你明白：世界就是個每天都要更新的幻影。不過，儘管在設計上有種種缺陷，房子的面積結構卻很理想。既沒有大得讓你覺得迷失其中，也沒有小得讓你感到身陷牢籠。一間天花板上有天窗的廚房；一間下沉式的起居室，裏面有一扇觀景窗和兩面高度足夠容納下我那些書架的空牆；一條可以俯視起居室的涼廊以及三間大小一樣的卧室：一間睡覺，一間工作，一間存放那些我再也不忍心去看但又不能讓自己扔掉的東西。對於一個打算獨自生活的男人，它的面積和戶型都很適中，此外它還有一個優點：它完全與世隔絕。那棟小屋坐落在半山腰，濃密的樺樹、雲杉和楓樹環繞四周，只有一條泥路可以抵達。如果不想見人，我就可以不用見人。更重要的是，根本就沒有人要見我。

不壞。我很喜歡這名字。

有什麼區別嗎？

不過，大部分時候，海克特只能從記者那兒收到一個注目禮。他還不算什麼大角色，頂多是眾多新人里較有前途的一個，我手頭的這些專欄文章里，足有一半只提了一下他的名字——通常都和一個女人連在一起，而她也只是一個名字。海克特·曼與西爾維亞·羅蘭出現在羽巢俱樂部。海克特·曼昨晚與米爾德麗德·絲薇一起步入直布羅陀夜總會的舞池翩翩起舞。海克特·曼與愛麗絲·德芙嬉笑，與波莉·麥卡克萊恩吃牡蠣，與德洛麗斯·聖瓊手牽手，與菲奧納·瑪溜進小酒館。我數了一下，總共有八個不同的女人，不過誰知道他那年還和多少其他女人出去過？我的數字只限於我找到的這些文章，八個很可能是二十個，甚至可能更多。

與亞歷克斯通話后的第二天早晨我便開始動手翻譯。因為我身邊正好就有那部書（兩卷本的派雷德版，由勒維朗和牟利尼爾編輯，有完整的動詞變位表、註解以及附錄），在亞歷克斯信到之前的三天我才剛剛把它拿到手。那個禮拜的前幾天我裝好了新書架。每天我都要花好幾個小時把書拆包上架，在單調乏味的勞作中間，我偶然在某堆書里發現了夏多布里昂。我已經許多年沒有看過這部《回憶錄》了，但那個早晨，在我佛蒙特那亂七八糟的起居室里，被一大堆倒翻的空箱子和沒歸類的書塔包圍著，我一時興起又打開了它。我眼睛落到的第一個地方是第一卷上的一小段。在那一段里，夏多布里昂描述了1789年6月他陪同一位布列塔尼詩人去凡爾賽宮遊覽時的情形。那時距離攻佔巴士底獄還不到一個月時間，在參觀的半路上，他們看見瑪麗·安托瓦內特正在和她的兩個孩子一起散步。她微笑著望了我一眼，優雅地向我致意，就像我被引見那天一樣。我永遠都忘不了那一瞥目光，它行將消逝。當瑪麗·安托瓦內特微笑時，她的嘴形給我的印象是如此清晰，以至於當1815年這個不幸女人的頭顱從墳墓中被挖掘出來的時候，對她那個微笑的記憶（多麼可怕！），使我認出了這位王女的下頜骨。

大家都在擔心你，如此而已。我不想多管閑事，不過當某個你關心的人變成這樣，你很難只是袖手旁觀。我希望你能給我一個幫忙的機會。

事實上，我下個月就四十了。15號在麥迪遜廣場花園將會有個盛大的生日聚會，我希望你和芭芭拉屆時能來捧場。我很驚訝你們怎麼還沒收到請柬。

儘可能少。

你簡直是個頑固不化的混蛋，不是嗎？

你需要幫助，戴維……我沒忘記你遭受的打擊……但耐心是有限度的……在你毀了自己的生活之前，去看看醫生吧。

那不過是段可愛的俏皮話，但卻使我不知所措。當話音結束「嗶」一聲響起的時候，我根本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與其讓磁帶在那裡空轉，還不如掛了電話。我一直討厭對著這種機器講話，它們讓我覺得神經緊張，渾身不自在。但是聽著雅各布的聲音，我感到天旋地轉，彷彿被擊倒在地似的無法動彈，彷彿被推到了絕望的邊緣。他的聲音里充滿著太多的快樂，他的話語里洋溢著太多的歡笑。托德也曾是個聰明伶俐的小男孩，他現在本該八歲半了，但他還是七歲，即使等雅各布長成了大人，他也還是七歲。

本來那並不是什麼大事，但我已經喝得頭腦不清了，由於褲子突然被橄欖油淋得透濕，襯衫上又被濺得到處都是肉醬，我不禁勃然大怒。我不記得自己說了什麼，但肯定是很難聽的侮辱性的話，一句極為無禮的髒話。笨豬。大概是。但也有可能是蠢豬，或者笨蠢豬。不管是哪幾個字，在任何情形下你都不該因為這點小事而大聲吼出那種字眼，更何況當時還有滿滿一屋子敏感躁動的大學教授在場。也許不用再補充一句，凱芮既不蠢也不笨，而且她根本就不像一頭豬，她是個迷人、苗條的女人，年紀四十不到，教歌德和荷爾德林，對我從來除了無比的尊敬和親切之外別無其他。就在事件發生前的幾秒鐘，她還在邀請我到她的一個班上去講課，當我清清喉嚨準備告訴她我要考慮一下的時候，酒灑了出去。這完全是我的錯，但我卻立刻掉轉槍頭把怨氣都發在了她身上。那真是一次丟人的發作，也再次證明了我還不適合被放出籠子。凱芮剛剛才對我做了一個友好的提議，事實上她已經發出了某種試探性的、非常微妙的信號，暗示我們可以就很多話題進行更為親密的談話，而我，一個近兩年沒碰過一個女人的男人，發覺自己對這些幾乎難以察覺的暗示開始有了反應，我開始用男人酒喝多時那種粗俗的方式，想象她脫|光衣服會是什麼樣子。難道那就是為什麼我會厲聲呵斥她的原因？難道我的自我怨恨已經到了如此嚴重的地步，因為她喚起了我身上的一絲性|欲就要對她進行懲罰？或者是我心底其實知道她根本就沒有那方面的意思，所有那些小暗示不過是我自己的臆想，不過是靠近她那暖香的身體后產生的片刻衝動？

哥倫比亞證實了他們正在跟海克特和布勞斯坦洽談，雙方原打算簽訂一份拍攝三部影片的合同，其中包括《一點一橫》及另外兩部喜劇長片。一切都還沒有最後敲定，他們的發言人稱，不過一旦雙方在有關條款上達成共識，製片廠就會張開雙臂歡迎海克特加入他們的大家庭。布勞斯坦的話，再加上哥倫比亞的聲明，徹底打破了認為海克特的電影生涯已經走到頭的說法，有些小報曾把那說成是他自殺的一大動機。但事實表明海克特前程似錦。正如1929年2月18日《洛杉磯紀事報》上所說的，萬花筒公司的混亂並沒有使他意志消沉，由於沒有發現任何信件或留言可以支持海克特自尋短見這一論點，自殺理論開始讓位給各種天馬行空的猜測和不著邊際的狂想：綁架撕票、意外事故、超自然事件。與此同時，警方在海克特失蹤與漢特自殺之間的關係問題上也毫無進展，雖然他們聲稱正在追查幾條有價值的線索（1929年3月7日的《洛杉磯每日新聞》），但始終沒有抓到新的嫌疑人。如果說海克特真的是被謀殺了，也沒有足夠的證據可以指控誰是兇手。如果說他是自殺，又找不到一個合理的解釋。有幾個刻薄的傢伙則認為他的失蹤不過是一種宣傳噱頭，是由哥倫比亞的哈瑞·科恩在背後策劃的廉價花招，為的是讓他的新星引起大家的注意，因此我們隨時都有可能看到他奇迹般地重新出現在眾人面前。這種荒唐的說法在某種意義上似乎行得通，但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海克特依然沒有露面，這種理論最終被證明跟其他所有理論一樣也是錯的。每個人對海克特事件都有一套自己的看法，但事實上誰都一無所知。如果真有人知道的話，那個人也一定是守口如瓶。ｈtｔps://ｒｅad•9９ｃsｗ.coｍ

那是工作。我說的是生活。

去年在華盛頓我跟一個名叫辛格的人打過交道。J.M.辛格醫生。一個很好的人，跟他在一起的時間我很開心。他幫了我大忙。

2月中旬，我收到一封從前大學研究生院同班校友的信，他叫亞歷克斯·科恩伯格，如今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書。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為海倫和孩子們舉行的追悼會上，雖然從那之後我們就再沒聯繫過，但我一直把他當作一個可靠的朋友。（他的悼函是一份辭藻優美充滿悲憫的典範之作，是我收到的最好的悼函。）在信的開頭，他為沒有早點聯繫而向我致歉。他經常想到我，他說，他從小道消息聽說我離開了漢普頓，在紐約待了幾個月。他很遺憾我沒有去找他。如果他知道我在那兒，他會極為樂意見到我。那是他的原話——極為樂意——典型的亞歷克斯風格。不管怎樣，信的下一段開始了，他最近應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之邀，要編輯一套新的系列叢書，世界文學經典叢書。一個名字怪怪的叫戴克斯特·菲邦的人，一個1927年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工程系的校友，向他們遺贈了四點五億美元來啟動這個項目。項目計劃要把那些公認的世界文學名著都放到一起，編入一套統一的叢書。從梅斯特·埃克哈克到費爾南多·佩索阿，所有的作品都要被囊括其中，假如認為現有的翻譯已經不合適了，可以授權進行新的翻譯。這是一項瘋狂的計劃，亞歷克斯寫道，但他們已經決定讓我當叢書的執行主編，儘管多了各種額外的工作（我已經不再睡覺了），但我得承認我很享受。在他的遺囑里，菲邦列了頭一百本他想看到出版的作品清單。他是以製造建築鋁板發家的，但你可別小看了他的文學品位。清單上的其中一本書就是夏多布里昂的《墓中回憶錄》。我到現在也沒看過這本可怕的大部頭，整整有兩千頁之多，但我還記得1971年的一天晚上你在耶魯大學校園裡的某處——大概就在貝內克圖書館外面的那個小廣場旁邊——跟我說的話，現在我要把它對你複述一遍。「這本，」你說（手裡拿著那本法語版的第一卷在空中揮舞），「是有史以來寫得最好的自傳。」我不知道現在你是否還這麼覺得，但我也許都用不著提醒你，自從那本書1848年問世以來，迄今為止只有過兩個全譯本：一個是1849年出的，一個是1902年出的。是時候再出一個譯本了，你不覺得？我不知道你是否還對翻譯有興趣，但如果你有興趣，如果你同意為我們翻譯這本書，我會感到榮幸之至。

海克特的最後一篇訪談刊登在十月號的《電影》雜誌上。根據他對B.T.巴克所說的話——至少巴克讓我們相信那是他說的——這小子似乎在製造身份混亂上很有一套。這一次，他的父母成了斯坦尼斯洛夫人。那是個位於奧匈帝國東部的邊境城市。海克特的母語變成了波蘭語，而非德語。他們在他兩歲的時候去了維也納，在那兒待了六個月，然後到了美國，在搬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定居之前，他們先是在紐約待了三年，後來又在中西部待了一年。巴克打斷他的話，問他們住在中西部什麼地方，海克特鎮定地回答：俄亥俄的桑達斯基。就在六個月前，蘭德爾·西姆斯在他《影迷》上的報道里也提到了桑達斯基——但不是作為一個確指的地點，而是作為一種象徵，一種典型美國小城的代表。現在海克特把它拿過來放進自己的故事，很可能只是因為這個片語乾脆輕快的發音吸引了他。俄—亥—俄的桑—達斯—基，它們念起來有一種悅耳的響亮，它們那美妙的三段式切分音使其具有一種詩的節奏與力度。他的父親，他說，是一位從事橋樑建造的土木工程師。他的母親，世界上最美麗的女人，是一名舞蹈演員、歌手和畫家。海克特非常愛戴他們，他那時是個循規蹈矩信奉宗教的小男孩（與西姆斯那篇報道里的壞小子正好相反），在他十四歲那年他們乘船發生事故不幸遇難之前，他一直都計劃子承父業做一名工程師。他父母的突然離去改變了一切。從他成為孤兒的那一刻起，他說，他唯一的夢想就是回到美國，在那兒開始新的生活。在這個夢想實現之前，他經歷了一長串的奇遇，但如今他終於回來了，他確定無疑地感覺到：這裡是一個他想永遠待下去的地方。

那麼活著的人呢，戴維？你有沒有多花點時間跟他們待在一起？

從1929年起就沒人真的和他在一起。他死了。就像夏多布里昂和雷卡米夫人那樣。就像那個叫戴克斯特什麼的那樣。

我直接上樓走到格雷和瑪麗的卧室。我的打算是拿了東西就走，但我的派克大衣被埋在床上的一大堆衣服下面，怎麼都找不到。在四處稍微挖了一會兒之後，我開始把衣服扔到地板上，用排除法來簡化我的搜尋行動。正當我進行到一半的時候——床下的衣服已經比床上多了——瑪麗走進來。她是小個子的圓臉女人，金色的鬈髮，微紅的臉頰，當她兩手放在臀部站在門口，我立刻明白了她一直在跟著我。我感覺自己就像個要挨媽媽罵的小孩。

不，她不是。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也是她最好的朋友。這和你一點關係都沒有，瑪麗。

這是事件的黑色版本。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美國，感覺上那似乎是個行得通的解釋，但沒有屍體來支持這個假設，警方的調查陷入了困境。報紙上頭兩周還跟風跟了一陣，圍繞著漢特的商業運作和電影工業里犯罪元素的增多做了一通文章，但在海克特的失蹤與其前製片人的死亡之間無法建立起確切的聯繫時，他們便開始尋找其他的動機和解釋。人人都被這兩個事件的接連發生弄得頭腦發熱，但由此就推斷是一個事件導致了另一個事件，這在邏輯上是站不住腳的。相鄰的行為之間並不一定有必然的聯繫，即使發生時間上的接近使它們看起來似乎有所關聯。現在，當其他調查開始陸續展開，人們發現很多線索都已經變得模糊不清。德洛麗斯·聖瓊，這位早先被好幾篇專欄文章稱作海克特未婚妻的時髦女郎，悄無聲息地離城返回了她在堪薩斯州的父母家裡。一個月後才有記者找到她，當他們找到她時，她拒絕回答任何問題，她自稱還在為海克特的失蹤心亂如麻，無法發表完整的聲明。她唯一的評論是我的心都碎了，此後再也沒聽說過她的消息。這位楚楚動人，曾出演過半數海克特電影的年輕女演員（在《道具師》和《隱形人》里，她分別扮演警長的女兒和海克特的妻子），就這樣衝動地放棄了自己的職業生涯，徹底從演藝界消失了。

海克特事件大概做了一個半月的報紙頭條新聞，隨後人們對它的興趣開始慢慢減退。既然沒有什麼新發現可供報道，也沒有什麼新線索可供調查，報紙便把注意力轉向了別的新聞。那年春末，《洛杉磯調查報》首先刊登了一條關於海克特下落的傳言。此類傳言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時斷時續地出現，傳言說有人在某個似乎不大可能的邊遠地區——所謂的海克特目擊地——看見了他，但那無非是些嘩眾取寵的小花絮，一種老掉牙的好萊塢笑話，為了拼湊版面而被塞在報紙星座版的最底下。海克特在紐約州的尤蒂卡做工會頭目。海克特和他的流動馬戲團在南美的潘帕斯大草原上。海克特在貧民窟。1933年3月，蘭德爾·西姆斯，五年前替《影迷》雜誌採訪過海克特的那個記者，在《先驅報》的周日增刊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海克特到底怎麼了》。它讓人感覺似乎有什麼關於事件的新消息，但除了暗示海克特有可能捲入了一場錯綜複雜、尋死覓活的三角戀愛之外，它基本上是1929年洛杉磯報紙上那些文章的老調重彈。與此相似的還有一篇，作者名叫達布尼·斯特雷霍恩，出現在1941年的《科利爾》雜誌上，在一本1957年出版的書里——書有個垃圾標題：《好萊塢醜聞與神秘事件揭秘》，作者為弗蘭克·C.克萊波德——也貢獻了短短的一章給海克特的失蹤事件，只要稍微細讀一下，你就會發現它幾乎是把斯特雷霍恩的那篇文章逐字逐句地抄了一遍。這些年裡，肯定還有許多其他關於海克特的文章和報道，只是我不知道罷了。我只有在箱子里的這些，所有我能找到的，都在這個箱子里。

現在我有電話了。那並不是說我指望有誰會打電話給我，而是因為我想我應該裝台電話以防萬一。我在那兒沒有鄰居，萬一屋頂塌下來或是房子著火了，我希望能通過電話求助。那是我對現實為數不多的讓步之一，一種不太情願的承認，承認這個世界上其實並非只剩下了我一個人。通常來說，我會給亞歷克斯回信答覆，但那天下午我打開他來信的時候正好在廚房裡，電話就在那兒，在離我手邊只有兩英尺的檯面上。亞歷克斯最近搬了家，他的新地址和電話號碼就寫在落款下邊。這一切便利實在太誘人了，於是我拿起話筒撥了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