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浪大了，只會禱告觀音菩薩或天後娘娘。荒年了，只好逃荒去；瘟疫來了，只好閉門等死；病上身了，只好求神許願。樹砍完了，只好燒茅草；山都精光了，只好對著嘆氣。這樣又愚又懶的民族，不能征服物質，便完全被壓死在物質環境之下，成了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長進民族。⑧

①《南遊雜憶》「(一)香港」。《南遊雜憶》共五節：(一)香港；(二)廣州；

⑥在大眾語問題的討論中，《申報?談言》1934年6月26日、28日、30日先後發表了垢佛的《文言與白話論戰宣言》，家為的《歷史固會重演的嗎?》，白兮的《文言，白話，大眾語》，又《大晚報?火炬》7月6日發表了霓璐的《大眾語問題批判》。這些文章認為「『白話文』正潛伏著封建意識的妖孽，和含蓄著帝國主義毒素」；並說「目前提倡建設大眾語，是必然的要把文言文跟白話文完全拋棄。」

我們在這裏只能指出與本文有關的幾個要點：第一，胡適作為資產階級學者，能以世界文化的眼光，觀察比較東西文化，認識西方近代文化的優勝先進和中國傳統文化的腐朽落後，因而「很不客氣的指摘我們東方的文明，很熱烈的頌揚西洋的近代文明」，並積極倡導文化革命，主張自由輸入西方文化，以打掉我國傳統文化的惰性和暮氣。這顯然具有反宗法專制的革命意義和進取精神。

現在廣東很多人反對語體文，主張用古文，不但古文，而且還提倡讀經書，我真不懂。因為廣州是革命策源地，為什麼別的地方已經風起雲湧了，而革命策源地的廣東尚且守舊如此。②

因此，胡適認為提倡大眾語的人，「都應該先訓練自己做一種最大多數人看得懂，聽得懂的文章」。既要為識字的大眾著想，也要為不識字的大眾著想。要做到「用一個字，不要忘了大眾；造一句句子，不要忘了大眾；說一個比喻，不要忘了大眾。這樣訓練的結果，自然是大眾語了」。⑨胡適的這些見解，批評時弊，深中肯綮；又將大眾語，歸結為作者對大眾的責任心和思想感情問題，無疑是很實際而且深刻的，與魯迅的觀點也頗為近似。胡適在文化上，畢竟還有一點民主主義的精神。

⑦參看魯迅1934年7月29日致曹聚仁信，同年8月3日致徐懋庸信，見《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2卷，第495～496頁、500頁。

這年6月，胡適發表《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一文，⑥便說「全盤西化」確有語病，乾脆放棄「全盤西化」的提法，建議改用「充分世界化」。他說：

儘管這裏抨擊的求神、迷信、逃荒、瘟疫、破壞山林等等，都是事實；我們民族文化的落後，民眾的愚昧和麻木，也是事實；但是胡適不分析造成這種愚昧落後的複雜社會根源，卻籠統輕浮地嘲罵我們整個民族「又愚又懶」，是「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長進民族」，這就太出格，會傷害中華子孫的民族自尊心。

（三版注）

生產建設須要科學，做人須要讀經祀孔，這是「二本」之學。我個人的看法是：生產要用科學知識，做人也要用科學知識，這是「一本」之學。④

⑧黃花崗，在廣州東郊白雲山麓。1911年4月27日，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同盟會，在廣州發動武裝起義，攻打兩廣總督衙門。起義失敗后，收集到此役死難烈士72人的遺體，合葬于黃花崗。1918年由華僑捐款建成墓園，即稱為黃花崗72烈士墓。當時曾仿紐約自由女神像，在墓后樹一自由女神。

寫于同一時期的兩篇文章，《說儒》和《寫在孔子誕辰紀念之後》，一篇尊崇歷史人物孔子，給孔子的思想事業以客觀的歷史評價；一篇反對以孔子為偶像，抨擊國民黨政府尊孔祭孔的開倒車行徑。儘管兩文都不無可議之處，但又都是同一個胡適的，也並非矛盾的認識；而且，這樣把歷史的孔子和偶像的孔子，分別對待，也許更實際，更有益罷!

「打孔家店」，這個體現五四時代精神的口號，曾不脛而走，影響中國思想界數十年。胡適當年，也曾以反孔戰士的姿態，馳騁在新文化的戰陣上。

⑥同注④。

胡適走的那天，有中山大學中文系主任古直及教員李滄萍、鍾應梅等三教授，聯名致電廣東省黨、政、軍、警、憲各首腦，要求將胡適截回，「立正典刑，如孔子之誅少正卯可也」；他們又致電廣西省黨、政、軍、學首腦，要求將胡適「截留，徑付執憲，庶幾亂臣賊子，稍知警悚矣」。如此殺氣騰騰，竟是文人的手筆。但事情也極富有戲劇性，電文中列名的李滄萍教授，事前並未與聞，事後曾發表談話否認列名的事。可見是別人冒名拉，以壯復古派的陣勢。不料弄巧成拙，倒被胡適奚落了一番，並記在《南遊雜憶》里，成了復古派的一樁笑柄。⑥

1935年初，薩孟武、何炳松等十位教授發表了一個《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①很引起國內文化人士的注意，由此而展開了關於中西文化的討論。

④《說儒》原載1934年出版的《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4本第3分，后收入《胡適論學近著》第1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12月出版；本節所引文字，系根據1937年4月3版。

之計。但胡適完全不審時度勢，在國家民族存亡危機之秋，仍固守著教育、學術一端，阻抑青年學生的愛國熱忱，便使他對學生運動的態度變得越來越保守；甚至偏向國民黨政府，站到了青年學生群眾愛國鬥爭的對立面。

在五四時期，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是胡適生平最引為得意的事業。他一生常以白話的佈道者、護法神自居，始終關注著白話文的發展和命運。

在胡適看來，世界上一些幼稚的民族，根行淺薄，往往當不起環境的逼迫，往往成為環境的犧牲；而像我們這樣「向來有偉大歷史的民族，只要有急起直追的決心，終還有生存自立的機會」，「這是使我們對於前途最可樂觀的」。⑩這樣的認識與態度，顯然不是民族虛無主義者所能具有的。

我們中年人尚且忍不住了，何況這些血氣方剛的男女青年!……人數不算多，隊伍不算整齊，但我們望見他們，真不禁有「空谷足音」之感了。

我是主張全盤西化的。但我同時指出，文化自有一種「惰性」，全盤西化的結果自然會有一種折衷的傾向。……現在的人說「折衷」，說「中國本位」，都是空談。此時沒有別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盤接受這個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盤接受了，舊文化的「惰性」自然會使他成為一個折衷調和的中國本位新文化。若我們自命做領袖的人也空談折衷選擇，結果只有抱殘守闕而已。古人說：「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風斯下矣。」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我們不妨拚命走極端，文化的惰性自然會把我們拖向折衷調和上去的。④

但是，第三，胡適囿於資產階級的偏見，束縛了他的世界眼光，因而只頌揚西方的資產階級文化，而拒斥西方科學思想的最新成果——馬克思主義學說；也束縛了他的歷史眼光，因而否認宗法專制主義、帝國主義同中國人民之間的不可調和的矛盾，認為中國文化的落後只是祖宗造孽太深，中國人自己不爭氣，不能把罪過「歸到洋鬼子身上」，自然也不可能認識反帝反宗法專制的人民革命是解決中國文化問題的根本途徑。

無論是「全盤西化」，或是「充分世界化」，都是與胡適的中西文化觀分不開的，是他對中西文化認識的一個具體反映。兩個口號並沒有實質上的太大的分別。

猶太民族亡國后的預言，也曾期望一個民族英雄出來，「做萬民的君王和司令」

胡適也參加了大眾語的討論。他針對一些人把大眾語同白話對立起來的錯誤傾向，指出「大眾語不是在白話之外的一種特別語言文字」，所謂「大眾化」，是指「能夠把白話做到最大多數人懂得的本領」。他說：

一般說來，私人通信比較能反映人們的真實思想和情感。胡適在魯迅逝世后寫的這封信，對蘇雪林的批評，對魯迅的評價，雖不脫官方學者的見識，卻是誠懇的。作為資產階級的學者，他的個人修養確有令人佩服的地方。

這樣的謬論，理所當然地立即遭到了青年學生的斥責。為此，周作人曾寫信勸慰胡適，說「平常以為青年是站在我們這一邊」，估計是不對的，勸胡適「少管閑事」，「汔可小休」，專門講學論學。胡適的複信絕不認輸，他雖然無可奈何地承認這十年中，「青年人多數不站在我這一邊」，卻又辯說自己是「不肯學時髦，不能說假話，又不能供給他們低級趣味」，才不受青年的歡迎。⑦

⑧參看《胡適口述自傳》(唐德剛譯註)第12章的「並不要打倒孔家店」一節，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258～263頁。

⑨見《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5月版，上冊，第468～470頁。

①陳獨秀《答佩劍青年》(1917年3月1日)，見《獨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1版，第660九-九-藏-書頁。（三版注）

諸位同學都在求學時期，有了兩次的抗議，盡夠喚起民眾，昭告天下了。實際報國之事，決非赤手空拳喊口號發傳單所能收效。青年學生認清了報國目標，均宜努力訓練自己成為有知識有能力的人才，以供國家的需要。若長此荒廢學業，今日生一枝節，明日造一慘案，豈但于報國救國毫無裨益，簡直是青年人自放棄其本身責任，自破壞國家將來之干城了!

參看《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14冊，1940年5月25日所附剪報，6月2日，12月17日等的記載。（三版注）

②胡適在香港華僑教育會的演講記錄的全文，當時曾登載香港各華文報紙，各地報紙也有轉載。1964年2月24日《香港時報》所刊林伯銘作《胡適與香港》一文中，曾抄錄胡適這次演講記錄的全文。

胡適又將孔子擺在中西文化比較的歷史背景上來考察。人類社會的發展，儘管各民族具有不同的歷史，但一般都經歷了大致相同的幾種歷史形態。而人類的活動、社會組織、思想感情，也莫不有相近和相通之處。正是在這個前提下，胡適把亡國的殷人儒教的柔遜遺風，與亡國的猶太民族的基督教不抵抗主義相比較，認為兩者之間「似有同樣的歷史原因」；又把孔子與耶穌相比較，認為都是亡國之民夢想的「救世聖人」的預言。胡適說：

為了推行白話文，不惜冒犯「黨國」，給國民黨上「反動」的謚號，可見他對白話的關切和熱心，到了何等程度!

⑤陳源(西瀅)在《現代評論》第2卷第50期(1925年11月21日出版)，發表《閑話》說：「可是，很不幸的，我們中國的批評家有時實在太宏博了。他們俯伏了身軀，張大了眼睛，在地面上尋找竊賊，以致整大本的剽竊，他們倒往往視而不見。要舉個例嗎?還是不說吧，我實在不敢再開罪『思想界的權威』。」見《西瀅閑話》，上海新月書店1931年2月3版，第210頁。

②載《獨立評論》第139號，1935年2月24日出版。

反倒唉聲嘆氣，發思古之幽情，痛惜今之不如古，夢想從那「荊棘叢生，檐角傾斜」的大成殿里抬出孔聖人來「衛我宗邦，保我族類」!這豈不是天下古今最可怪笑的愚笨嗎?

「南天王」聽了很不高興，嚴厲地睜著兩眼，大罵「你們都是忘本」!又罵教育「都是亡國教育」。胡適又平心靜氣地說了他的意見。陳濟棠雖然生氣，卻不好發作，談話自然不歡而散。

1934年3月至5月間，胡適寫了一篇《說儒》，④長達五萬字的皇皇大文，便是要給孔子作一歷史的再評價。

③汪懋祖的《禁習文言與強令讀經》、《中小學文言運動》，許夢因的《告白話派青年》等文章，分別載南京《時代公論》第110、114、117號。④任叔永文章，載《獨立評論》第109號。胡適的文章，原載《獨立評論》第109、146號，后收入《胡適論學近著》第1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12月出版。

⑥《再論學生運動》，載《獨立評論》第183號，1935年12月29日出版。《告北平各大學同學書》(稿)，載《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5月1版，中冊，第292～293頁。

所謂「中小學文言運動」，讀經的論調，本是沉滓泛起，進步文化界稍加批駁，便又沉落下去了。論爭便很快轉為「大眾語」的討論。這是關於文藝大眾化討論在語言問題上的繼續。人們提倡大眾語，是「為了要糾正白話文學的許多缺點」

⑤同上書第18～19頁。

12月16日，北平學生舉行了更大規模的遊行示威，反對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又遭到國民黨政府軍警的殘酷鎮壓，被大刀砍傷、刺傷、棍棒打傷的學生達二百多人。反動軍警的野蠻行徑，激起青年學生的更大憤慨，全市繼續罷課，鬥爭更深入了，也進一步促進了全國的抗日民主運動。胡適這時又寫了《再論學生運動》和《告北平各大學同學書》。⑥他雖然也指責「當局的處置是錯誤的」，譴責軍警用武器打傷刺傷徒手的學生，是「絕對不可恕的野蠻行為」；但他的主旨，仍是反對學生罷課。胡適假冒「全國輿論」，說「對於他們的罷課是絕對不表同情的」；勸學生「即日複課，勿再虛擲光陰」，並說：

後來，陳源又在《致志摩》里說：「他常常挖苦別人家抄襲。有一個學生抄了沫若的幾句詩，他老先生罵得刻骨鏤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國小說史略》卻就是根據日本人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裏面的《小說》一部分。其實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藍本，本可以原諒。只要你書中有那樣的聲明。可是魯迅先生就沒有那樣的聲明。在我們看來，你自己做了不正當的事也就罷了，何苦再挖苦一個可憐的學生，可是他還盡量的把人家刻薄。『竊鉤者誅，竊國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載1926年1月30日《晨報副刊》。魯迅寫了《不是信》給予駁斥。見《華蓋集續編》，《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卷，第229～230頁。

胡適雖然聲明：「完全贊成陳序經先生的全盤西化論」，反對摺衷論；但他的認識，事實上卻傾向於一種歷史的自然折衷論。

⑤參看陳子展《文言——白話——大眾語》，陳望道《關於大眾語文學的建設》，陶知行《大眾語文運動之路》，分別載《申報?自由談》1934年6月18日、19日，7月4日。

⑥原載1935年6月30日天津《大公報?星期論文》，后收入《胡適論學近著》第1集。下面的引文見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4月3版，第561頁。

但是，胡適的讚揚僅是一點表面文章。他向學生運動「進言」，主旨不在於讚揚，而是反對學生罷課。他一再說「罷課是最無益的舉動」，是「很不幸的」，「會導致社會的輕視與厭惡」。胡適大約也知道，這次學生運動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推動下進行的。因此，他指責鼓動罷課的「少數人」，是「播弄一些無根的謠言」，是少數人「把持操縱」，是「淺薄的煽惑」；又指責廣大學生是「輕信」「盲動」，「一群被人糊裡糊塗牽著鼻子走的少年人」。胡適擺出一副青年導師的架勢，教學生要認清這，認清那，真意卻只有一點，即是要青年們不顧當前的國難，埋頭讀書，「決心向圖書館實驗室里去尋求他們將來報效國家的力量」。

1月26日，胡適趕到香港，乘船北上，結束了他的第一次南遊。在船上，他翻開朋友送的一冊《粵謳》，讀得頗有興味，便用學來的廣州話，仿《粵謳》寫了《黃花崗》一詩：

這篇論文，其中有不少「大胆的假設」，如斷言商、周各為一「民族」，未免臆斷；但也有明顯的長處，為他人所不及的，這就是歷史的觀點和比較的方法。胡適將孔子擺在殷亡以後五六百年間，殷周文化逐漸混合同化的廣闊文化史的背景下來考察。他認為，儒本是殷的遺民，以治喪相禮為職業的教士：

⑨《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一文，作於1929年11月29日。引文見《人權論集》，上海新月書店1931年8月4版第124頁。

現在許多空談大眾語的人，自己就不會說大眾的話，不會做大眾的文，偏要怪白話不大眾化，這真是不會寫字怪筆禿了。白話本來是大眾的話，決沒有不可以回到大眾去的道理。時下文人做的文字所以不能大眾化，只是因為他們從來就沒有想到大眾的存在。因為他們心裏眼裡全沒有大眾，所以他們亂用文言的成語套語，濫用許多不曾分析過的新名詞；文法是不中不西的，語氣是不文不白的；翻譯是硬譯，做文章是懶做。……這樣嘴裏有大眾而心裏從來不肯體貼大眾的人，就是真肯「到民間去」，他們也學不會說大眾話的。

讀經是廣東軍閥陳濟棠的政策，並且曾經西南政務會議正式通令西南各省。因此，胡適的講話記錄在廣州報紙上登出以後，便引起了風波，可胡適自己還蒙在鼓裡。

從此，胡適便公開與折衷論妥協了。在「充分世界化」的口號下，他明確宣布：

胡適的這種論調，似乎倒是學生無理取鬧，自生枝節，自造慘案，自壞國家之干城，簡直與黨國當局同一口吻——以為愛國有罪了!

1月4日早晨，船到香港時，天還未明。胡適站在甲板上眺望。他是第一次來南方，又是平生第一次接受榮譽學位，自然心境很好。看那晨霧中滿山的燈火，真像一天繁星在閃爍，清朗而又寧靜。登岸以後，驅車住進香港大學副校長韓耐兒(SirWilliamHorell)的家；又有港大文學院長佛斯脫(Dr.L.Forster)代為排定日程，陪同遊覽，胡適頗為愜意，對香港的海光山色也頗多讚美。他寫道：

④參看《愛國運動與求學》，原載《現代評論》第2卷第39期，1925年9月5日出版；后收入《胡適文存三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31年6月3版，卷九，第1145～1153頁。

新文化運動的一件大事業就是思想的解放。我們當日批評孔孟，彈劾程朱，反對孔教，否認上帝，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門戶，解放中國的思想，提倡懷疑的態度和ｒeａd.９9cｓw•cｏm批評的精神而已。⑨

十多天後，胡適發表《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一文，⑤申說的也是這種反對摺衷，卻承認自然折衷的歷史見解。他相當尖銳地批評十教授的宣言，指出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正是清末洋務派維新派那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最新式的翻版；「也正是今日一般反動空氣的一種最時髦的表現」。十教授筆下儘管宣言「不守舊」，其實，「他們的保守心理都託庇于折衷調和的煙幕彈之下」。胡適不贊成十教授宣言的折衷論，一方面是因為它完全可能給主張祀孔讀經的何鍵陳濟棠等頑固勢力作煙幕彈；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每個民族的文化都有絕大的保守性(即惰性)，無論怎樣激烈的變動，「絕不能根本掃滅那固有文化的根本保守性」，那「中國本位」是無論如何也不會動搖的。因此，他的結論說：

依我的看法，伯南先生(按，陳濟棠字伯南)的主張和我的主張只有一點不同。我們都要那個「本」，所不同的是：伯南先生要的是「二本」，我要的是「一本」。

……但到了後來，大衛的子孫里出了一個耶穌，他的聰明仁愛得了民眾的推戴，民眾認他是古代先知預言的「彌賽亞」，稱他為「猶太人的王」。……孔子的故事也很像這樣的。殷商民族亡國以後，也曾希望「武丁孫子」里有一個無所不勝的「武王」起來，……果然，亡國后的第六世紀里，起來了一個偉大的「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聖人。這一個偉大的人不久就得著了許多人的崇敬，他們認他是他們所期待的聖人；……他做了那中興的「儒」的不祧的宗主；……⑦胡適的這種中西文化比較法，有人誇讚，也有人覺得不無可議之處。但無論如何，總不失為胡氏的一種創見。他對孔子的評價，是以極富想象力的筆墨，描繪出了一幅偉大革新者的形象。

；他也很關切香港大學中文教學的改革問題。

此種遺民的士，古服古言，自成一個特殊階級；他們那種長袍大帽的酸樣子，又都是彬彬知禮的亡國遺民，習慣了「犯而不校」的不抵抗主義，所以得著了「儒」的渾名。儒是柔懦之人，不但指那逢衣博帶的文縐縐的樣子，還指那亡國遺民忍辱負重的柔道人生觀。⑤

鹽谷一案，我們應該為魯迅洗刷明白。最好是由通伯先生寫一篇短文，此是「gentleman(紳士)的臭架子」，值得擺的。如此立論，然後能使敵黨俯首心服。⑥

東方人在過去的時代，也曾製造器物，做出一點利用厚生的文明。但後世的懶惰子孫得過且過，不肯用手用腦去和物質抗爭，並且編出「不以人易天」的懶人哲學，於是不久便被物質戰勝了。天旱了，只會求雨；河決了，只會拜金龍大王；

⑦見《胡適文存三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31年6月3版，卷一，第47頁。

胡適作《說儒》文後不久，國民黨政府明令規定8月27日孔子誕辰為「國定紀念日」，全國奉命舉行規模盛大的「孔誕紀念會」。政府中人說，「這是倡導國民培養精神上之人格」，以為如此可以「奮起國民之精神，恢復民族的自信」。胡適對政府的這一措施十分反感，專門作《寫在孔子誕辰紀念之後》一篇大文章，斥責國民黨當政的領袖是「做戲無法，出個菩薩」，是一種可憐而不可恕的「愚笨」行徑。

⑦參看1936年1月9日胡適致周作人信，載《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第296～300頁。

然而，全國的新青年豈是時髦、假話、低級趣味所能哄騙的嗎?關鍵還在於誰手裡有真理。胡適的葫蘆里有些什麼呢?青年們已經多次領教了。

胡適的這種既表面讚揚，卻又否定指責的態度，顯然有些自相矛盾。他對於學生運動的態度，顯然是隨著他的政治地位的變化，一步步變得保守起來了。五四時期，他對學生運動是鼓勵的，認為「學生干政的運動為『變態的社會裡不得已的事』」；1921年紀念「五四」，他還借明末大學者黃宗羲之口，肯定學生運動是「三代遺風」，「是保國的上策，是謀政治清明的惟一方法」!③「五卅」運動時，他一方面仍然承認「青年學生的愛國血誠」是可愛可敬的，又指責政府「不但不能用民氣，反懼怕民氣」，或者「只會利用民氣來便利他們自己的私圖」，但另一方面，他又開始指責學生運動「不能持久」，是「跟著人家亂跑亂喊」，特別反對學生罷課，放棄學業。他一再勸學生學習歌德(Goethe)和費希特(Fichte)

，不受「外界的擾亂」，安心坐在圖書館里讀書，「把自己造成一個有用的人才」。④到了30年代，胡適又要廣大青年學生學法國的科學家巴斯德(Pasteur)，「在國家蒙奇辱大難的時候，終不肯拋棄他的顯微鏡與試驗室」。⑤從這種「教育救國」「科學救國」的思想出發，反對學生罷課，荒廢學業，而主張學生應專心學習，把自己造成有用之才，這可以說是胡適一貫的認識和態度，本是出於一位學者、教育家對青年學業的誠懇關心，也是為國家民族長遠利益作「百年樹人」

胡適喜歡演說，朋友們常笑他「賣膏藥」。這次在香港，因心情快慰，演說「賣膏藥」便更起勁，一共只住五天，便講演了五次，三次用英文，兩次用國語。演講的內容，也還是三句話不離本行：談教育，談新文化，提倡白話，反對文言，反對尊孔讀經。他列舉了五大理由，勸告香港的教育家「一致的改用國語課本」

讀經是我主張的，祀孔是我主張的，拜關岳也是我主張的。我有我的理由。③

第二，胡適又是一個歷史學家，能以歷史的觀點，認識文化發展、交流、演變的複雜性和民族性的特點。對中國傳統文化採取「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評判態度，主張「整理國故」，分清「國粹」與「國渣」。他攻打舊文化的衰頹朽腐，不遺餘力；而對老子、孔子的評價，對宋儒清儒治學方法，及白話傳統小說等，也不乏肯定和讚揚。對西洋文化有時也能看到它的「歷史因襲的成分」。這就使他的認識比較能切合實際，比較科學。

胡適的中西文化觀的上述優點與缺點、正確與局限，也基本上決定了「全盤西化」與「充分世界化」這兩個口號的長處和短處。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民族虛無主義傾向。胡適極端崇拜以至迷信西方文化。1928年6月，他寫《請大家來照照鏡子》，看到中國和美國的差距，中西文化的差距，主張國人要覺悟，要責己，要發憤圖強，學習西方的長處，反對「誇大狂」的偏向，自然都不錯；但胡適在美國的文明面前，顯出了極度的民族自卑感，不免言詞過於偏激苛酷，他說：「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上不如人，不但機械上不如人，並且社會道德都不如人。」⑦胡適的這種民族自卑觀念，曾有多次表述，而最典型的莫過於《介紹我自己的思想》那篇文章，中說：

《說儒》確是一篇尊崇孔子的皇皇大文。後來胡適便據此說自己五四時期「並不要打倒孔家店」；⑧台灣的一些擁胡者也以此來否認胡適打孔家店的事，或者說他的反孔言論跟《說儒》比較，就算不得什麼了!總之是否認胡適反孔。結果他們都不能自圓其說，胡適自己也處在自相矛盾的尷尬境地。這原因就在於：他們把對一個歷史人物孔子作客觀的歷史評價，與打倒那「孔家店」作為偶像的孔子，混為一談了。

①蘇雪林1936年11月18日致胡適信，載《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5月1版，中冊，第325～331頁。

)（三版補註）

據1934年8月30日《申報》記載：「廿七日本市各界在文廟舉行孔誕紀念會，到黨政機關，及各界代表一千餘人。有大同樂會演奏中和韶樂二章，所用樂器因欲擴大音量起見，不分古今，凡屬國樂器，一律配入，共40種。其譜一仍舊貫，並未變動。聆其節奏，莊嚴肅穆，不同凡響，令人悠然起敬，如親三代以上之承平雅頌，亦即我國民族性酷愛和平之表示也。……」

⑤參看《贈與今年的大學畢業生》，原載《獨立評論》第7號，1932年7月3日出版；后收入《胡適論學近著》第1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4月3版，卷四，第524～529頁。

南京國民政府初創，胡適因學生羅家倫在政府里當了官，便致信羅氏，希望他提出建議：「由政府規定以後一切命令、公文、法令、條約，都須用國語，並須加標點，分段」。他又盼望黨政要人吳稚暉、蔡元培、蔣介石、胡漢民諸公，也能贊助此事。①但那些要人們未理胡適這一套，政府的一切公文，各種報紙，依舊是文言、駢文滿天飛。胡適心想，這不是連北洋軍閥政府都不如嗎?1920年，徐世昌做總統，傅岳芬當教育總長時，還下令廢止小學的文言課本，改用國語課本呢。但報紙和公文依舊用古文，學了白話文而不能看報，不能在社會上應用，誰還肯熱心去學呢?因此胡適一直希望政府公文和報紙改用白話。等了十多年，連國民黨的新政府也不能實現。他有些生氣了，便在《新文化ｈｔｔpｓ://ｒeａｄ.9９csｗ•coｍ運動與國民黨》一文里，尖銳批評道：

③《南遊雜憶》「(二)廣州」。

⑨《大眾語在那兒》，見《胡適論學近著》第1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4月3版，第548～551頁。

⑤1935年1月8日，白崇禧、黃旭初致胡適電，雲：「急，廣州轉胡適之博士鑒：久慕鴻名，未親雅範，關山迢遞，仰為勞。頃聞文旆遠遊，已抵羊石，粵桂相距非遙，尚希不吝賜教，惠然來游，俾得暢聆偉論，指示周行。專電歡迎，佇候賜復。白崇禧、黃旭初叩。庚印。」今載《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5月1版，第267～268頁。

此文作於1934年9月3日，距《說儒》寫成僅三個半月。載《獨立評論》第117號，后收入《胡適論學近著》第1集，第506～512頁。

國民黨當國已近兩年了，到了今日，我們還不得不讀駢文的函電，古文的宣言，文言的日報，文言的法令!……一個革命的政府居然維持古文駢文的壽命，豈不是連徐世昌傅岳芬的膽氣都沒有嗎?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能不說今日國民政府所代表的國民黨是反動的。②

如何評價胡適的中西文化觀，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學術問題，可以寫成一本專書。

論及魯迅，胡適想起了自己一直佩服的魯迅的創作小說和小說史，也想起了陳源誣魯迅的小說史是抄襲鹽谷溫的一樁公案。⑤他雖然認魯迅為「敵黨」，但覺得立論也應「持平」，說：

胡適信仰自由，以為「自由神」可以嚇倒大將軍。他這回南遊的一點風波，在頑固跋扈的武人面前，確也顯出自由派新文化人的一點個性和力量。然而，胡適所讚頌的「自由神」來自美國，而他所生活的是武人統治的中國，自由神即使手揸火把，又怎可奈何呢!

不料，胡適竟因講演惹來麻煩，使他的南遊發生了一點風波。1月6日下午，他在香港華僑教育會演講，公然攻擊廣東當局尊孔讀經的主張，說：

至於讀經，胡適同意傅斯年的觀點，認為「六經雖在專門家手中也是半懂半不懂的東西」，拿這些來教兒童，教員不是渾沌混過，便是自欺欺人。因此，「在今日妄談讀經，或提倡中小學讀經，都是無知之談，不值得通人的一笑」。

⑦參看上書第38～52頁。

⑦蘇雪林致蔡元培信，於1937年2月發表于《奔濤》半月刊第1卷第2期，題為《與蔡孑民先生論魯迅書》，文字有較多改動，而謾罵的態度和詞句不僅不改，猶有過之。逃亡台灣島后，又出版了一本《魯迅論》，繼續她的反魯事業。

②該文作於1929年11月29日，原載《新月》第2卷第6、7號合刊；后收入《人權論集》，上海新月書店1930年2月出版。

中國的舊文化的惰性實在大的可怕，我們正可以不必替「中國本位」擔憂。我們肯往前看的人們，應該虛心接受這個科學工藝的世界文化和他背後的精神文明，讓那個世界文化充分和我們的老文化自由接觸，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氣銳氣來打掉一點我們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氣。將來文化大變動的結晶品，當然是一個中國本位的文化，那是毫無可疑的。如果我們的老文化里真有無價之寶，禁得起外來勢力的洗滌衝擊的，那一部分不可磨滅的文化將來自然會因這一番科學文化的淘洗而格外發揮光大的。

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如他的早年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按，即陳源)

就胡適來說，他對孔子和孟子，都是相當尊崇的；對宋代理學的開山宗師朱熹，還加上一層徽州鄉誼，更是十分崇敬。他後來甚至有些後悔，覺得自己不應籠統地去打孔家店，而應該給孔子以正確的評價。

其實，當年胡適自己倒沒有這個矛盾。他在寫《說儒》的前後，在給孔子作歷史評價的同時，照樣直認不諱自己打孔家店的業績。如《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一文里，胡適理直氣壯地說：

⑩此文作於1932年9月7日。引文見《胡適論學近著》第1集，第522頁。

⑧參看魯迅《答曹聚仁先生信》及《門外文談》(十一)，載《魯迅全集》第6卷，第76～78頁、101～102頁。

②蘇雪林致蔡元培信，初稿作於1936年11月12日。給胡適的一份信稿上，蘇自注云：「此信文句尚須改動，蓋初稿也。」(見上書第331至335頁。)修改稿載《奔濤》半月刊第1卷第2期，信末有蘇的自跋，雲：「此書乃去冬11月間所作，因不知蔡先生上海通信處，托南京某先生代轉。某先生以書中措詞過於狂直，恐傷蔡先生之意，抑壓月余，及蔡先生生病，乃來函勸余慎重考慮。不久西安變作，余亦渾忘魯迅之事，故此書始終未入蔡先生之目也。此書誠如胡適之先生所言，多『舊文學惡腔調』，然指斥魯迅罪惡，自問尚屬切當，故刊殘稿於此，聊存當日一段公案云爾。」

12月9日北平各校的學生大請願遊行，是多年沉寂的北方青年界一件最可喜的事。

(三)廣西；(四)廣西的印象；(五)尾聲。分別載《獨立評論》141、142、145、146號；1935年10月，由國民出版社出版單行本。本節引述文字，均據《獨立評論》。

第四，胡適的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在中西文化問題上主張「拚命走極端」：頌揚西洋文化，便一切都好，過分美化；指摘東方文化，便一切皆壞，「百事不如人」。這是五四時代形式主義向右發展的一個具體表現。

②陳獨秀《再答常乃德》(1917年2月1日)，見同上書第649頁。（三版注）

關於《說儒》一文，胡適在給陳之藩的一封信里說：「關於『孔家店』，我向來不主張輕視或武斷的抹殺。你看見了我的《說儒》篇嗎?那是很重視孔子的歷史地位的。」(見《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8月版，下冊，第352頁。

④同上。

「吳景超，潘光旦，張佛泉，梁實秋，沈昌曄……諸先生當然都是我們的同志，而不是論敵了」；甚至也「可以歡迎『總答覆』以後的十教授做我們的同志了」。

③魯迅晚年對胡適的批評，有正確並含規勸的，也有片面的或不對的。如1931年10月，胡適奉召謁蔣，魯迅曾作《知難行難》一文，把胡適見蔣介石與見廢帝溥儀聯繫起來，謂一個「稱皇上」，一個「稱主席」，于幽默風趣中含有警醒規勸之意。而1933年3月的《出賣靈魂的秘訣》一文，斥罵胡適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向侵略者「出賣靈魂」，則完全是斷章取義，錯誤的攻擊。此文系瞿秋白所作，借魯迅的筆名發表，雖經魯迅看過，卻明顯是瞿氏思想政治上極左路線的產物，自然也可見魯迅多少亦受瞿氏思想的影響。（三版注）④胡適1936年12月14日致蘇雪林信(稿)，載《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第339頁。

1935年秋冬，日本侵略者策動親日派漢奸搞所謂「華北自治」的陰謀活動。而國民黨政府卻也醞釀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並繼續鉗制抗日言論，取締抗日運動。以致愛國有罪，大小漢奸彈冠相慶。「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

1934年5月間，汪懋祖、許夢因等人重談「復興文言」的老調，提倡中小學生普遍學習文言，反對白話文；吹捧湖廣軍閥何鍵、陳濟棠主張尊孔讀經，「可謂豪傑之士矣」。這就是所謂「中小學文言運動」。③進步文化界對這種迷戀古文的論調，給予了嚴厲的批評。《獨立評論》也發表了任叔永的《為全國小學生請命》，胡適的《所謂「中小學文言運動」》和《我們今日還不配讀經》等幾篇文章。

這就把五四時期「打孔家店」的意義說得很透徹，不僅不是什麼需要遮掩的過失，而且是反對偶像，解放思想的大功業。沒有當日「打孔家店」，哪來今日的新文化?稍後，在《論六經不夠作領袖人才的來源》一文里，胡適又說：「人才之缺乏，不自今日始，孔家店之倒也，也不自今日始也。……我們打孔家店，及今回想，真同打死老虎，既不能居功，亦不足言罪也!」⑩他也沒有否認「打孔家店」的事。

但當年反孔的戰士，陳獨秀魯迅也罷，吳虞胡適也罷，他們所追求的是思想的解放，就不能不反對歷代專制統治階級幾經改造加工的孔教，不能不打倒那愚弄和禁錮人民思想的孔丘偶像。他們並不是與孔丘本人過不去，自然也不是對孔丘本人作科學的歷史的評論。即如陳獨秀，即指出孔子之道「已不適於現代生活」①，揭露孔教與帝制有不可離散之因緣；另一方面又說「孔學優點，仆未嘗不服膺，惟自漢武以來，學尚一尊，百家廢黜，吾族聰明，因之錮蔽，流毒至今，未之能解；又孔子祖述儒家階級綱常之倫理，封鎖神州：斯二者，于近世自由平等之新思潮，顯相背馳，不于報章上詞而辟之，則人智不張，國力浸削，吾恐其敝將只有孔子而無中國也。」②吳虞也說，「不佞常謂孔子自是當時之偉人，然欲堅持其學，以籠罩天下後世，阻礙文化之https://read.99csw.com發展，以揚專制之餘焰，則不得不攻之者，勢也。」③可見他們對孔子並非全盤否定，評價還是相當客觀理性的。

1月11日下午，胡適飛抵廣西。他在廣西受到的接待，與廣州的冷遇，恰成鮮明對照。不僅廣西大學的校長馬君武先生，原是胡適在中國公學的老師，校中還有許多教職員是中公的老同學，羅文干、羅隆基等是談「好政府」和「新月」的好朋友，他們都自然熱誠歡迎；就是白崇禧，也禮賢下士，多次力勸胡適改船期，在廣西多玩幾天。胡適便痛痛快快在廣西遊覽了十四天，坐飛機飛來飛去，游遍了梧州、南寧、武鳴、柳州、桂林、陽朔等處的名山勝水；沿途又大「賣膏藥」，講演十余次。他對廣西的印象極好，自己的心情也極好，故大讚廣西山水，也大誇廣西的政績民情，說：

1月9日早晨，他高高興興由香港來到廣州，住進新亞酒店。一看廣州報紙，他才知道西南政務會議開會，已經有人提起他在香港演說反對廣東的讀經政策；不一會，又接到吳康送來的信，說「此間黨部對先生在港言論不滿，擬勸先生今日快車離省，暫勿演講，以免發生糾紛」。這一天，中山大學鄒魯校長又發布告，停止胡適在該校的演講，學校照常上課。

先生當日誤信一個小人張鳳舉之言，說魯迅之小說史是抄襲鹽谷溫的，就使魯迅終身不忘此仇恨!現今鹽谷溫的文學史已由孫工譯出了，其書是未見我和魯迅之小說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據部分淺陋可笑。說魯迅抄鹽谷溫，真是萬分的冤枉。

咪話火把唔夠亮，睇嚇倒大將軍。⑧

1936年10月19日，中國新文學的開山和奠基者魯迅在上海逝世。全國人民立即沉浸在深沉巨大的悲哀里。人民大眾為魯迅舉行了極隆重的國民葬，在他的棺上覆蓋著「民族魂」白底黑字的旗子。對魯迅先生的評價，這三個字也許比千萬言的論文更實際，更崇高，更有份量。魯迅的偉大思想和精神，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將永遠放射不滅的光輝。

《寫在孔子誕辰紀念之後》可以說也是一篇反對尊孔的皇皇大論。胡適先舉出明清三五百年的歷史來作證，「那些時代，孔子是年年祭的，《論語》、《孝經》、《大學》是村學兒童人人讀的，還有士大夫講理學的風氣哩!」但是，祭孔尊孔，究竟「何補於當時的慘酷的社會，貪污的政治?」接著，他又舉出最近二三十年比那拜孔夫子的時代高明、進步的事實，如「廢除了三千年的太監，一千年的小腳，六百年的八股，四五百年的男娼，五千年的酷刑」；還有帝制的推翻，教育的革新，家庭的變化，社會風俗的改革，政治組織的新試驗等五個大方面的成績。這些，都是「不曾借重孔夫子而居然做到的偉大進步」。胡適指出，「這20年的一點進步不是孔夫子之賜，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結果，是大家接受了一個新世界的新文明的結果。」如果在這樣的進步面前，反而開倒車，——

等口號。他們赤手空拳，迎著凜冽的寒風，為中華民族的生存而呼號。沿途遇到的卻是「上了刺刀的步槍，大刀，橫衝直撞的摩托警車，落地即成冰的自來水激射」。結果，學生有的受傷，有的被捕。第二天，全市學生總罷課，接著全國各地學生也舉行愛國示威遊行，抗日民主的浪潮迅速擴展到全國各界同胞中。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

還說那天的學生運動，「是天下皆知的壯舉」，也肯定這次運動反對華北「自治」的傀儡丑戲的功績。

陳濟棠的「理由」是什麼呢?他說，生產建設可以用外國機器，外國科學；但「做人」必須有「本」，這個「本」必須要到本國古文化里去尋求，這就是他主張讀經祀孔的理論。胡適當面即很客氣地批駁了陳濟棠的主張，說：

其實胡適對這個問題早有主張。1929年，他為英文的《中國基督教年鑒》(ChristianYear-book)寫過一篇文章，題為《中國今日的文化衝突》(TheCulturalConflictinChina)。在那篇文章里，他使用了兩個意義不盡相同的詞，一個是Wholesalewesternization，可譯為「全盤西化」；一個是Wholeheartedmodernization，可譯為「全力的現代化」或「充分的現代化」。這兩個詞意義雖然不盡相同，但胡適的態度卻是鮮明的：既反對「抵抗西洋文化」的復古派，也反對「選擇折衷」的變相保守論。而現在，吳景超、陳序經兩位都說他是折衷派，甚至說他是與十教授同調的折衷論者，他自然有些不服氣。於是，便立即回答陳吳兩位，表明他對這次東西文化問題討論的態度。他說：

然而我終不忍不作一點「好夢」。我深信有一分努力，終有一分半分效果，也許有五分十分的效果。「白吃辛苦」不算什麼；我們自己看得見與看不見收穫，也不算什麼。⑨

黃花崗上自由神，手揸火把照乜人?

他一概否定「口號標語遊行示威」，說是「空虛無補」，「絕對無力」的。他甚至還親手撕掉北大愛國學生貼在一院的通告。②

雖然那也可以加速教育工具的進步，——必須還靠第一流的白話文學的增多。

我很同情於你的憤慨，但我以為不必攻擊其私人行為。魯迅狺狺攻擊我們，其實何損於我們一絲一毫?他已死了，我們盡可以撇開一切小節不談，專討論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麼，究竟經過幾度變遷，究竟他信仰的是什麼，否定的是些什麼，有些什麼是有價值的，有些什麼是無價值的。如此批評，一定可以發生效果。余如你上蔡公書中所舉「腰纏久已累累」，「病則謁日醫，療養則欲赴鎌倉」，……皆不值得我輩提及。至於書中所云「誠玷辱士林之衣冠敗類，廿五史儒林傳所無之奸惡小人」一類字句，未免太動火氣(下半句尤不成話)，此是舊文字的惡腔調，我們應該深戒。④

殷商雖然被征服了，但他們的文化比西來的征服者周部族高，周朝也就大體上因襲了殷商的制度文化。孔子有很透闢的歷史眼光，他認識到「周監於二代」的歷史事實，代表現代文化的「周禮」，乃是幾千年的古文化逐漸積聚演變的總成績，其中含有絕大因襲夏殷古文化的成分。因此，他在這個民族文化大融合的過程中，能大胆地衝破部族的界限，以「吾從周」的博大精神，領導一個革新儒教的新運動：打破殷周文化的藩籬，打通殷周部族的畛域，把殷「儒」的範圍擴大，「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放棄那傳統「儒」的保守主義和部落性，在六百年殷周人民共同生活的新基礎之上，重新建立起孔子以「仁」為中心的新儒教。胡適總結了孔子的偉大貢獻，是：

①見1935年1月10日出版的上海《文化建設》月刊。列名的「十教授」是：王新命、何炳松、武干、孫寒冰、黃文山、陶希聖、章益、陳高墉、樊仲雲、薩孟武。

③見《獨立評論》第142號，1935年3月17日出版。

③吳虞《致陳獨秀》，載《新青年》第2卷第5號，1917年2月1日出版。（三版注）

2月間，《獨立評論》刊出吳景超的文章《建設問題與東西文化》。②吳氏把對於東西文化的態度分為折衷派、全盤西化派、復古派。他自稱折衷派，著重批評主張「全盤西化」的陳序經；而認為胡適與十教授一樣，也是折衷派。不久，陳序經先生也在《獨立評論》上發表《關於全盤西化答吳景超先生》，也說胡適是折衷派。但他認為，胡適的整個思想，「雖不能列為全盤西化派而乃折衷派中之一支流」，可是若以為胡氏的主張，是與回到「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十教授宣言一樣，也「未免有點冤枉」。因此，他「希望胡先生來給我們一個解答」。③

黨部不滿，演講取消，還要胡適「快車離省」，風波來勢不小呢!但胡適是第一次來廣州。吃了閉門羹，又遭逐客令，實在不甘心。他心裏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卻偏要去拜會這位「南天王」陳濟棠總司令。一見面，陳濟棠便很不客氣地對胡適說：

⑧同上書，卷五，第638～639頁。

；要做到「大眾說得出，聽得懂，寫得順手，看得明白」，而且還要成為「大眾高興說，高興聽，高興寫，高興看的語言文字」。⑤可見這場討論是為大眾著想的，對於促進新文學與廣大群眾相結合，具有積極的建設性的意義。但討論中，也有人借「大眾語」來否定「五四式白話」，要把白話與文言文一起拋棄。⑥因而被魯迅斥為「狗才」，「雖然好像很激進，其實是在替敵人繳械」。⑦魯迅認為，提倡大眾語，應該做「更淺顯的白話文」；而關鍵在於作者須是「大眾中的一個人」，「才可以做大眾的事業」。⑧

12月9日，北平各大中學校的愛國青年學生在沉默中爆發，舉行了轟轟烈烈的示威遊行。隊伍在天安門集齊，經新華門，繞什剎海，到王府井大街，秩序很嚴整，沿途高呼「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反對華北自治」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胡適在廣州不能「賣膏藥」了，便索性玩玩，遊覽黃花崗、觀音山、魚珠炮台、六榕寺、鎮海樓、中山紀九九藏書念塔和紀念堂等，廣州的名勝都游遍了。恰好這時得到廣西當局白崇禧、黃旭初的「專電歡迎」，⑤胡適便乘飛機離開廣州，到廣西遊覽講學去了。

然而，當時武漢大學有蘇雪林其人者，于魯迅逝世后不久，即致書胡適，宣布要「向魯黨挑戰」，惡毒攻擊魯迅。她簡直像一個沒有教養的潑婦人那樣，破口謾罵魯迅是什麼「刻骨殘毒的刀筆吏，陰險無比，人格卑污又無比的小人」。①蘇氏還將她寫給蔡元培先生的一封信稿寄給胡適看，徵求胡適的意見。這封信埋怨、指斥蔡先生，不應該參加魯迅先生治喪委員會，不該主持魯迅的葬儀，不該擔任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的籌委。其中，公開攻擊共產黨和左翼文化，為國民黨政府辯護，為被魯迅批評的現代評論派「正人君子」和胡適抱不平。而對於魯迅的攻擊更是無所不用其極，什麼「腰纏久已累累」，「身擁百萬之產」啦；什麼「病則謁日醫，療養則欲赴鎌倉」啦；什麼「玷辱士林之衣冠敗類，廿五史儒林傳所無之奸惡小人」啦；甚至把處在國民黨壓迫和「圍剿」之下的魯迅，說成是什麼「盤踞上海文壇時，密布爪牙，巧設網羅」，「文網之密，勝於周來之獄，誅鋤之酷，不啻瓜蔓之抄」。凡此種種，無非是造謠、毀謗、謾罵，實為稍具良知的文人所不恥的下流行徑。②

②見《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12冊1935年12月11日所附信稿。

胡適不僅自己一直沒有發表過攻擊魯迅的文字；即使在這封私人通信里，他也只用了「狺狺」一個意氣詞語，而且著重的還是責備蘇氏的「惡腔調」，勸她客觀地持平論人。

但是，胡適常使用一些過分苛酷的言辭，似乎全盤否定民族文化，其實多是憤激之詞，骨子裡是要提倡一種反省責己的態度，反對國人浮躁懵懂的「誇大狂」傾向，並不能因此認定胡適是一個民族虛無主義者。他曾致書吳稚暉，說「先生對東方民族的悲觀，我深感同情。五六年前，我也曾發『中國不亡，世無天理』的感慨。此次繞地球兜了一個小圈子，——不曾觀看印度洋、紅海一帶的不長進民族，——更深信一個民族的興亡強弱決非偶然徼幸的事；回頭看看咱們這個民族，實在只有低頭嘆氣!」這是何等的民族自悲和虛無傾向!然而胡適對民族前途還是抱有希望的，他其實並不完全同意吳稚暉的悲觀論調和虛無主義，故又說：

我深信白話文學是必然能繼長增高的發展的，我也深信白話在社會上的地位是一天會比一天抬高的。在那第一流的白話文學完全奠定標準國語之前，頑固的反對總是時時會有的。對付這種頑固的反對，不能全靠政府的「再革一下命」，——

①該文曾轉載於《獨立評論》第182號，1935年12月22日出版。

⑥中山大學古直、李滄萍、鍾應梅三人聯名致廣東、廣西二省當局的兩個「真電」(1月11日)，後來古直鍾應梅二人為李滄萍否認列名而發表的啟事，原載1月16日《中山大學日報》。胡適作《南遊雜憶》時，把這三篇「很有趣的文字」，都全文抄載在「(二)廣州」一節里。

⑩《讀梁漱溟先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見《胡適文存二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29年3月6版，卷二，第84頁。（三版注）

這年12月初，胡適從美國回來。過南京時，便聽人說起蘇雪林給蔡元培先生寫的信。回到北平后，才撿出蘇氏的這兩封長信來，細細讀了，也寫了一封長長的複信。胡適想起近十年來，魯迅對他常有批評，心裏自然很不愉快；特別是魯迅斥罵他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向侵略者「出賣靈魂」，他更覺得有些冤屈和憤慨。③因此，對於蘇女士的憤慨，便也引起共鳴，很表同情。但胡適卻又是個很講個人修養的人。他覺得不應該攻擊對方的私人行為，因此在信里批評了蘇女士謾罵魯迅的態度。他寫道：

④見《獨立評論》第142號《編輯後記》。⑤《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原載1935年3月31日天津《大公報?星期論文》，《獨立評論》第145號轉載；后收入《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12月出版；本節引文據1937年4月3版，第552～557頁。

⑥同上書第66頁。

④胡氏在分析批駁了汪、許的文言主張之後，指出：

③參看《黃梨州論學生運動》，原載1921年《晨報副刊》「五四紀念」專號，后收入《胡適文存二集》，1929年3月6版，卷三，第11～15頁。

對胡適先生自稱「受業」的蘇雪林，即使在這一方面，也不如乃師遠甚。雖然也承認她致蔡元培先生的信，「誠如胡適之先生所言，多『舊文學惡腔調』」；但她還是固執己見，將這信在雜誌上公開發表，還悻悻地辯解說：「然指斥魯迅罪惡，自問尚屬切當。」既為「惡腔調」，何切當之有呢?後來，蘇氏逃亡台灣島，治古文學，儼然學者風度；獨于論魯迅，卻脫不了30年代的惡腔調，⑦豈不有負于胡適之先生的教誨!

胡適怎樣看待「一二?九」這場轟轟烈烈的學生愛國運動呢?12月15日，他在《大公報?星期論文》發表一篇《向學生運動進一言》的文章，①其中確也讚揚說：

⑦《南遊雜憶》「(四)廣西的印象」。

瞿秋白在《學閥萬歲》、《普洛大眾文藝的現實問題》、《大眾文藝的問題》等文章中，混淆文字改革與文學革命的關係，片面強調只有廢除漢字，改用拼音文字，實行了「文字革命」，才算真正實現了文學革命，才算有真正的大眾化的文藝。從這種形式主義的觀點出發，瞿秋白就幾乎全盤否定了五四文學革命及五四以後新文學的成就。他說「這次文學革命……差不多等於白革」，「是失敗了，是沒有完成它的任務，是產生了一個非驢非馬的新式白話」；他把新式白話的新文學說成是一種「『不戰不和，不人不鬼，不今不古——非驢非馬』的騾子文學」。瞿秋白的這種觀點，實質上只不過是五四文學革命中的形式主義理論從「左」的方面的一種發展罷了。

我們不能不承認，數量上的嚴格「全盤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文化只是人民生活的方式，處處都不能不受人民的經濟狀況和歷史習慣的限制，這就是我從前說過的文化惰性。你儘管相信「西菜較合衛生」，但事實上決不能期望人人都吃西菜，都改用刀叉。況且西洋文化確有不少的歷史因襲的成分，我們不但理智上不願採取，事實上也決不會全盤採取。……這些問題，說「全盤西化」則都成爭論的問題，說「充分世界化」則都可以不成問題了。

他們的宗教，也就是一種亡國遺民柔順取容的殷商老儒教。

1935年1月，胡適因接受香港大學的名譽博士學位，到南方遊歷講學。

①胡適致羅家倫信(稿)，載《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版，上冊，第502～503頁。此信未注時間，約寫於1928年。

他把那有部落性的殷儒擴大到「仁以為己任」的新儒；他把那亡國遺民的柔順取容的殷儒抬高到那弘毅進取的新儒。這真是「振衰而起懦」的大事業。⑥

胡適這次到香港，還準備去廣州。南下之前，廣州的中山大學、嶺南大學都邀請他去講學；他也曾函請中山大學文學院長吳康先生代作「廣州總指揮」，代為排定日程。除中山和嶺南各兩次講演之外，還有第一女子中學、青年會、歐美同學會等，計劃四天中差不多要講十次。中大校長鄒魯還專門出了布告，全校停課兩天，以便學生去聽胡氏的演講；青年會出賣聽講券，一個下午便賣出了兩千多張。

廣西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全省沒有迷信的，戀古的反動空氣。廣州城裡所見的讀經，尊孔，祀關岳，修寺，造塔，等等中世空氣，在廣西境內全沒有了。當西南政務會議的祀孔通令送到南寧時，白健生先生(按，即白崇禧)笑著對他的同僚說：「我們的孔廟早已移作別用了，我們要祀孔，還得造個新孔廟。」⑦在誇讚廣西時，胡適沒有忘記報廣州那一箭之仇，批評陳濟棠治下迷信、戀古的反動空氣。他也沒有忘記表彰廣西軍閥「剿共」的業績。最後，他也沒有忘記向李宗仁白崇禧進言：「凡不能實心助成國家的統一的，總不免有為敵人所快意的嫌疑」，希望他們適應國難的局面，維護國家的統一。

他反對妄談折衷，只是為了反對極端保守的頑固勢力。他自己明確主張的仍是歷史的自然折衷論，在實質上與折衷論相接近，卻與「全盤西化」相矛盾。因此，在這篇文章里，胡適便不再使用「全盤西化」的口號。

總之，在這個我們還只僅僅接受了這個世界文化的一點皮毛的時候，侈談「創造」固是大言不慚，而妄談折衷也是適足為頑固勢力添一種時髦的煙幕彈。

韓校長的家在半山，港大也在半山，在山上望見海灣，望見遠近的島嶼，氣象比青島大連更壯麗。香港的山雖不算很高，但幾面都靠海，山和海水的接近，是這裏風景的特色。……陽曆的一月正是香港最好的天氣。滿山都是綠葉，到處可以看見很濃絕的鮮花；我們久居北方的人，到這裏真有「趕上春了」的快樂。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