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姆·梅展示了如何在公共論壇（如Usenet）和公鑰加密的基礎上實現互相匿名的安全信息交易。每個信息購買者都希望在Usenet上發布推銷信息和公共密鑰。然後要交易的信息會附加一個公鑰，以便對方可以發回帖，並用對方的公鑰對整體進行加密。為了匿名，密鑰不應包含鏈接到可識人員的信息。梅發布了一個1024位PGP密鑰，據稱屬於Blacknet。因為梅的目的僅僅是教育，所以他很快就承認了作者身份。

雖然許多人可能會對這裏討論的想法感到畏懼，但很明顯，其他人正在擁抱這個世界。這足以讓事情變得有趣。

第三方託管服務（傳統意義上的託管，不是美國政府用於密鑰託管的新說法）如何實現生存和繁榮？可以通過給發放資金的業務設置條件，條件滿足時發放，否則就不發放，還可以禁止攜帶資金棄保潛逃。在現實世界中，第三方託管服務做得很好，因為他們良好信譽帶來的源源不斷的未來收入，超過了他們可以通過「傷害」任何特定客戶所得到的收益。有時這涉及建立聯繫——一種二級託管。

數字貨幣是激動人心的前沿之一，也是大受歡迎的領域之一。但它也是最難實現的一項。金錢本質上涉及價值的儲存、轉移，體制和各種環環相扣的規章制度，因此切實地實現數字貨幣並非易事。事實上，數字貨幣的歷史主要是在未來。當前的許多問題應該會在21世紀初期得到解決。

什麼能阻止人們在數字交易上違約？什麼能讓他們保證誠信？如果一個人使用了無法追蹤的或匿名的系統而導致政府和法院無法追查，那麼數字社會和數字經濟將如何運作？

「數字假名」這一持久的網路角色的產物，它無法被別人偽造，也無法鏈接到它們所有者的「真名」，它目前主要用於確保言論自由，允許有爭議的意見傳播，提供不被地方政府封鎖的經濟交易。由密碼朋克團體和其他人部署的這項技術意味著他們的身份、民族，甚至他們所在的大陸都是無法追蹤的——除非他們的所有者選擇透露這些信息。這改變了這個世界傳統的「拓撲關係」，使沒有外部政府監管、稅收或干預的多樣化交流成為可能。

這些想法將如何影響網路空間的發展？在爭論網路空間對日常生活影響的時候，一種常見的批評是：「你不能吃掉網路空間。」論據是，金錢和資源在未來的網路空間系統積累無法轉移或進入真實的世界。即使像尼爾·斯蒂芬森這樣有先見之明的思想家也在《雪崩》一書中寫道：主角在「多元宇宙」中是一個非常富有的人，但在現實世界里卻是一個乞丐。弗諾·文奇《真名實姓》中的主人公滑溜先生因疏忽落到了聯邦調查局手裡，因為他在「兩個世界」都太成功了。

《真名實姓》中成熟、浸入式的虛擬現實可能仍然遙遙無期，但加密技術、數字簽名、重郵器、信息庫以及數據避風港，使得《真名實姓》的許多最重要方面得以在今天的網路上實現。可以說，滑溜先生已經出現了，正如弗諾所預測的那樣，聯邦政府已經在試圖追捕他了。1988年，這些想法促使我在網路上編寫和發表了《加密無政府主義宣言》（The Crypto Anarchist Manifesto），這裏引用其中一段話：

這就是匿名重郵器或數字混合器的運行方式。電子郵件被發送到一個重郵器，用重郵器運營商或他的機器進行公鑰加密。信息的內容對於任何觀察者（例如，竊聽這條線路的人）來說基本上都是隨機的。重郵器運營商將信息解密，並保留一段時間，或等到積累足夠多的信息，再添加一切需要的填充，使得郵件大小成為非相關因素，然後將累積的信息發送到下一個目的地。非常重要的是，重郵的信息通常由發件人用下一個重郵器的公鑰進行加密，所以任何重郵器都無法讀取信息的任何內容。鏈路上的重郵器也無法修改或以任何方式標記信息（鏈路上的任何修改都將使下一個重郵器無法讀取和辨認信息）。在每個階段使用加密完全對最終的收件人和所有的重郵器掩蓋了起點和終點之間的映射。收件人只接收到「最裡面」的消息，所有早期階段都在逐步與信息源頭剝離。任何給定的重郵器只能打開發送給它的加密信封，但無法讀取它看到的保留在文本塊中的信息……它所能做的就是讀取下一個目的地。就像信封套著信封，每一個都寄給特定的重郵器。

很難想象兩者之間的穩定狀態。拉向一邊或另一邊的力相當強大。用混沌理論中的術語來講，這裡有兩個「吸引子」。

首先，如果有迫切需要，私營企業制度肯定會去滿足它——不需要政府的「幫助」，也不需要提案中強加給企業的限制。其次，文件存儲和傳輸之間存在巨大的差異。當愛麗絲使用加密術來存儲她的文件時，她使用的密鑰與給鮑伯傳送文件時所用的不同（事實上，可能是鮑伯的公共密鑰）。因此，沒有迫切的業務需要恢復傳輸密鑰。因為雙方很可能都有本地存儲的材料。然而，政府的密鑰恢復提案側重於信息傳輸的加密方法。猜猜看，誰會有興趣閱讀截獲的傳輸？最後，對加密系統的出口限制，需要第三方託管密鑰，顯然與滿足企業的「需求」沒有任何關係。看外國政府對美國擁有訪問公司和公民通信系統的特殊許可權做出的反應，將會很有趣。我的猜測是，伊拉克向美國出口「薩達姆可讀」的特殊加密軟體，美國會以同樣的方式回應。

有報道稱，美國當局已經對這個市場進行了調查，因為它存在於國防部研究實驗室的網路中。當然，他們對此無能為力，而且預計會有更多這樣的實體出現。這些工具對間諜活動的影響是深刻的，它們的影響基本上是不可阻擋的。任何擁有家用計算機並以各種形式接入網路的人，都可以使用這些方法安全地用匿名或假名通信，幾乎不用擔心被監測到。「數字秘密情報傳遞點」可以用來獲取信息，遠比舊的實體秘密情報傳遞點安全……沒有更多的信息留在偏遠道路上的樹根旁邊的可樂罐里。付款也可以變成不可追蹤的，這當然會讓任何政府機構的人都有可能成為兼職間諜。

加密術以某種秘密的局部控製為中心。例如，用戶有一個只有他自己知道的私鑰。其他人可以用他的公鑰給他發信息，但只有他能破譯或解密。只要這個私鑰是保密的，加密通信就不能被其他人讀取。安全性取決於密鑰的長度，即密鑰的比特數。例如，一個40比特或50比特的「弱鑰」可以被一台個人計算機破解。60比特或80比特的密鑰更勝一籌，但是仍然無法保證真正安全。使用數百比特有效強度的密鑰也不難，這樣的密鑰應該經得起幾個世紀、幾千年，甚至更長時間的蠻力攻擊。公鑰密碼具有的重要屬性是，用非常大的密鑰加密信息比破解信息（不用密鑰、暴力破解）要容易得多。隨著密鑰長度的增加，工作量的差異呈指數級增長。計算機能力的提升被更長的密鑰所抵消。「大規模并行計算機」經常被無知者認為是破解這些密碼的可能途徑，它們只能提供暴力破解的最低限度的線性加速……這與分解大數因子所需要的計算量相比完全無足輕重。成功對抗更快的計算機是強加密的重大勝利。

加密無政府主義確保擁有槍支的人無法干擾相互商定的交易，這是在加密無政府狀態下唯一可能的一種經濟互動。有些人當然會大喊「不公平」，並要求政府干預，這就是為什麼強加密可能會遭到民眾的反對，當然，除非他們是明智的，並做了長遠考慮。這可能有點精英主義的味道，但我很少相信民主。法國的政治思想家和歷史學家德·托克維爾在1840年時警告說：「美國會忍耐下去，直到政治家意識到他們可以用自己的錢賄賂人民。」我們在幾十年前就走到了這一步。

數據避風港和信息市場已經開始湧現，使用這些方法可以使信息檢索匿名且不可追蹤。使用重郵器，當然還有加密，信息可以發布在如Usenet這樣的公共論壇上，全世界所有人都可以訪問閱讀，有點像網路空間的「民主牆」，有爭議的信息可以張貼在這裏。這些「信息庫」是網路空間數據避風港實施的主要途徑。提供的內容可能是便於人們閱讀的明文，並附帶了回復指南（以及使用的公鑰）。完全不可追蹤的市場因此得以發展。

這場爭論仍在進行中，現在還很難判斷「偉大的加密鎮壓運動」是否會成功。當然，我們有充分的理由這麼想：壓制這些技術已經太晚了，數以百萬計的用戶不會輕易讓他們的通信變成「明信片」，他們擔心政府腐敗、美國聯邦調查局的秘密檔案，以及經濟間諜活動會破壞「老大哥」在控制「公民單位」的通信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當然，存在涉及匿名、數字假名、非法物品的各種交易，只有無法追蹤的數字現金系統才能使之成為可能。有些新穎的應用是前所未有的。例如，「永久信託」可以通過購買大量的數字貨幣工具來構建，可能會定期地轉換為其他類似的工具。因為他們無法追蹤，所以沒有辦法通過取消數字來停止永久信託。因此，作為一個假設，沒有人（當然不是銀行家）會知道，哪些工具是比爾·蓋茨在2010年用一百億美元創造的永久信託的一部分……這種信託可能在一個世紀后仍然存在，稅收無法觸及它，甚至在任何特定的國家都沒有真正註冊。使用這種數字貨幣工具的契約同樣可以是這種「即發即棄」的方式。因此，財富可以針對特定的目的，超越政府管轄的範圍。（對於好奇的人來說，需要數字時間戳和密碼定時釋放技術來確保參与者不會違反最初建立的契約。）

不可追蹤的數字現金的批評者通常認為，發行人會食言或潛逃，拒絕履行文書，忽略數字現金的性質。由於數字現金不可追蹤，發行人永遠無法知道自己什麼時候被評級服務「測試」了。（或者更可怕的情況是，客戶是黑手黨成員！）可靠性測試和信譽評級是非常重要的。

在這本書中，加密就像環繞在加密條目周圍的一個牢不可破的「力場」，就像弗諾·文奇《為和平而戰》（The Peace War）中描述的「球形力場」一樣。運行計算機所需要的能量比宇宙中所有恆星製造的能量總和還要多，更不用說這些計算機的數量和所涉及的時間！這是對於一個足夠大的密鑰，有著幾千位的RSA模數（分解大數的因子尚未在數學上證明很有「難度」。一些快速的因子分解的突破可能會被發現，但幾乎所有數學家都認為這是極不可能的。有人猜測，國家安全局知道如何快速分解大數因子，並以此來破解RSA，但這似乎同樣不可能）。

在文奇、吉布森、斯蒂芬森以及其他作家的科幻小說中描寫的虛擬世界里，是什麼撐起了網路空間的「牆」？當網路用戶閑逛時，當黑客試圖滲透系統時，是什麼讓這些世界免於崩潰，免於破碎成網路塵埃？《真名實姓》中所描寫的虛擬大門和石牆都是持久堅固的數據結構，而不是隨時會崩潰的脆弱結構。

每個主要恐怖分子或犯罪「事件」——俄克拉何馬城、環球航空公司800號航班空難、網路上的戀童癖，等等——讓我們徑直跳向集權監控主義狀態。然而，每一個新的匿名重郵器、每一個新的網站、每一個新的T1鏈路，等等，都讓我們朝著加密無政府主義的方向前進。哪邊會贏現在還不清楚，但我的直覺是，我們幾年前就走上了不歸路，現在已經不可逆轉地走上了加密無政府主義的道路。

政府害怕他們的公民掌握強大且無法破譯的加密。各國政府認為，這些技術削弱了它們的權力，並採取了各種措施限制強加密的使用。美國進行了幾次廣為人知的努力，包括Clipper晶元、數字電話竊聽法規、「自願」密鑰託管的建議。卡爾·埃里森將這些計劃稱為「GAK」，即「政府獲取密鑰」。這些自願項目不太可能維持下去。

不可追蹤的匿名數字現金（類似真實現金）正在到來，儘管各種技術、操作障礙依然存在。所謂的「金融網路中的瑞士銀行」將使經濟交易更具流動性，更少地受當地規章制度的約束。對於許多人而言，避稅可能是一大亮點。一個值得考慮的例子是，為「網路空間賭場」開發不可追蹤的匿名系統的工作正在進行。「數字遊戲」和「賭博遊戲」雖然不像環境優雅的賭場那樣吸引人，但它的流行意味著有機會去追求，這隻是數字貨幣將會提供的諸多新機遇中的一個。

加密不僅僅是一成不變地發送秘密信息。強大且牢不可破的公鑰加密和虛擬網路社區的結合會使經濟和社會體系的性質發生深刻的變化。加密無政府主義是無政府資本主義在網路空間的實現，它超越了國界，使個人自由地實現了他們希望的經濟安排。現代公鑰加密htｔｐｓ://rｅad•9９ｃsw.coｍ體制的基本概念是上鎖和開鎖的鑰匙，例如一個盒子，給盒子上鎖的鑰匙與開鎖的鑰匙是不同的。盒子的主人可以在上鎖后公開給盒子上鎖的鑰匙，並秘密保存開鎖的鑰匙。任何人都可以用鮑伯的「公鑰」把一條信息鎖在他的盒子里，但是除了鮑伯沒有人能打開那個盒子，調用全世界所有計算機的計算能力也無濟於事。從這個基本點演變出了各種變化和擴展。另一個比喻是信封：任何人都可以把東西放在鮑伯的信封里密封，但只有鮑伯才能打開信封。（正如我們剛才討論的重郵器的鏈路，一個信封套一個信封，有多少個階段就用多少個信封。）

想象一下，當你進入酒吧、夜總會或電影院的時候，你被要求出示身份證件，證明你是否到了合法年齡。目前，這些「憑據」大概只是被草草掃一眼。隨著計算機掃描儀、條形碼和網路的出現，這些憑據極有可能被掃描、讀取並輸入各種資料庫中。也許是出於客戶分析，也許是聽從審計，也許是其他原因。但其影響是，一個人的行動、習慣和喜好現在都在資料庫中，甚至可能被提供給了當地警察（就像許多國家的風俗習慣）。即使收集到的數據沒有明確歸入檔案或呈交政府的計劃，但仍然留下了蹤跡，這會帶來嚴重的問題，特別是當網路和計算機變得更快的時候。

坦白地講，加密無政府主義基本上破壞了民主：它將行為和交易從暴民的範疇中移除。一旦加密與生活和商業深深地融合在一起，再想制止它就太晚了。

密碼學不僅僅是建立《真名實姓》中所描述的那種虛擬現實。普通網路的安全性依賴於密碼學。然而，強加密的部署卻受到限制使用加密的各種法律法規的束縛，其中包括以多種方式影響國內加密產品的出口法律，特別是因為這些法律規定，如果一個「外國人」被發現「接觸過」出口控制的產品，就該負責任，不管他是在美國的商店裡購買的，還是在美國某所大學的實驗室里看到的！美國甚至限制病毒防護軟體和普通安全軟體的出口及在公共網站上的安裝，這強烈暗示出他們想要擁有摧毀外國網站的能力，並且不希望美國人保護外國網站。美國是否在謀划信息戰？

由於政府開始對真名實姓和命名過程感興趣，這種身份證是跟蹤運動、徵稅、建立公民檔案的必備工具。無須身份的憑證是需要擁有並廣泛普及的一項重要技術。在這裏，一個反覆出現的主題是，預防這種監視狀態最好的手段是技術，而不是所謂的隱私法（不管怎樣，政府幾乎總是豁免自己）。

政府顯然害怕公民掌握強大的加密術。世界各國政府都試圖應對這種威脅的影響，方法是限制公民使用的密鑰大小、限制可能使用的演算法類型、要求公民「託管」（寄存）他們的密鑰給政府或登記在冊的政府代理人、禁止強加密，等等。正如菲爾·齊默爾曼所說的那樣，這是一場戰鬥：人的想法和信息到底是放在密封的信封里，還是必須寫在「明信片」上供政府閱讀？美國政府多次提出的一個提案是，信息可以封在信封中，但前提是政府得有一個可以打開信封的特殊密鑰。這就像允許市民掛窗帘，但前提是當地警方能觸發特殊的透明模式。這些問題非常類似。正如我們將看到的，加密術使某些類型的犯罪和革命活動更加可行，但是鎖門、掛窗帘、低聲交談也是如此。然而，我們並不會把鎖門、掛窗帘、低聲交談視為非法行為。齊默爾曼指出：「我應該能夠在你的耳邊低語，即使你遠在千里之外。」他指的就是電子郵件或語音加密技術（公鑰密碼足夠快，當巧妙結合常規密碼時，可以使實時音頻和視頻流加密）。這涉及深刻的憲法問題，至少在美國如此。各種權利法案中所列舉的權利似乎使美國政府無法指定講話的形式，無法堅持將鑰匙交給警方託管，等等。許多觀察家預計，基於憲法的密碼學限制面臨強烈挑戰。事實上，法院系統中也有少數案例，挑戰著美國加密政策的各種規定（特別是《軍需法案》中的出口條款和相關限制）。

整個問題與年齡和對內容的道德限制產生了共鳴。網路使得各個年齡段的用戶都可以輕鬆地訪問他們想要的任何內容。這導致了限制「少兒不宜」內容的呼聲，《美國通信規範法案》也由此誕生。

隨意在世界各地移動數據及與遠程站點通信的能力，意味著所謂的「監管套利」可用於規避任何國家的法律限制。例如，當信息從荷蘭的一個網站重郵到美國時，應該適用哪國的法律？（如果有人認為美國的法律適用於荷蘭的網站，那麼伊拉克的法律在美國適用嗎？）

前文已經提到了加密無政府主義對企業和國家間諜活動的影響。結合數據避風港和信息市場的流動，保密可能會變得更難。想象一下，在軍事武器手冊之後，一本數字海軍雜誌被匿名編輯並用數字貨幣銷售，超出了不想透露本國秘密的各國政府的管轄範圍。同樣，無論是把它當作間諜活動還是新聞爆料，公布各種秘密將會容易得多。組織中居心叵測的人只需要鏈接到BlackNet這樣的服務即可。

大公司和政府之間不健康的密切關係經常會導致各種交易的產生。各公司尋求成為政府認可的、密鑰託管加密的首選供應商。各種「倡議」和「聯盟」是達成交易的途徑。經濟學家稱之為「尋租」。中世紀行會就是這種現象的一個例子。

數字託管服務將以類似的方式運作，信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此外，託管服務可以通過大量小額交易進行測試。由於數字貨幣無法追蹤，大量小額互動可以用來測試任何銀行或第三方託管服務的可信度。網路空間中的品牌名稱、形象和產品評級將會和現實世界中的同樣重要，或許會更重要。

一個顯而易見的用途是讓自動收費公路用不可追蹤的現金付款。數字現金公司正在與歐洲各國政府合作，為這種應用發行數字貨幣。

在這種「自由」社區中，「迴避」這一歷史悠久的執行機制重獲新生。這些社區中沒有人必須閱讀他們不喜歡的信息，只需通過拒讀名單或傻瓜過濾器把它們過濾掉即可。

大多數網路和網路用戶已經很少注意他們所在地區或國家的公認的法律，他們顯然將自己視為各種虛擬社區，而不是當地管轄機構的成員。這一趨勢正在加速。加密可以很容易甚至安全地忽略大部分規定在網路空間中可以做什麼的地方法律。最重要的是，信息可以匿名購買和出售，然後在現實世界中使用。沒有理由認為，這種能力不會成為至少部分轉移到網路空間的主要原因。萬維網正在以爆炸性的速度增長。結合密碼保護的通信和某種形式的數字現金將加速人們期待已久的網路空間的殖民化。

從政治上來講，地方政府控制範圍之外的虛擬社區可能會出現執法和徵稅的問題。避免強制交易可能意味著避稅，逃避規定誰可以出售、誰不能出售的法律，等等。很多人可能會因為有些人使用加密技術規避旨在約束行為的法律而感到不滿。

現實世界中的大多數互動更多地依賴於這些信譽效應，而不是政府的實際執法。例如，一家「信譽良好」的郵購公司將產品運送出去，因為這是一項比坑害幾個客戶更重要的長期業務。幾乎任何一家銀行都能輕而易舉地偽造簡單的提款簽名，並聲稱客戶已經取回了他的錢。銀行不這麼做的主要原因是銀行對自己業務的理解，而非技術或法律上的限制。

相變正在到來，這是一個「加密奇點」（借用弗諾·文奇創造的一個詞語）。虛擬社區正處於優勢地位，取代了傳統的國家觀念。自願的經濟和社會關係擁有真正的結社自由。虛擬社區，連接著不對外透明的黑色通道，一切由他們自己的規則和行為標準來約束。

無法將資金從一個領域轉移到另一個領域是令人難以置信的，原因有幾個。首先，我們經常看到虛擬世界中的財富轉移到現實世界，如股票交易、秘密諮詢知識，等等。其次，各種洗錢手段，通過假髮票、未收回的貸款、藝術品等，都是眾所周知的洗錢手段……這些方法以及未來更先進的方法，可能會被那些希望自己的網路利潤轉移到現實世界的人使用。最後，許多利用加密無政府主義提供機會的人將選擇生活在監視國家和高稅率管轄區之外。鄧肯·弗里塞爾指的是「永久的遊客」，就像舊的「噴氣機」。

看來，用戶社區將不得不忽略他們的需求，並確保自己的安全。約翰·吉爾摩爾的「天鵝計劃」旨在對網路上機器之間的聯繫進行常規加密。

安全性和密碼學提供了本體論來支持網路空間世界，支持允許在這些空間和結構中「殖民」的持久結構。更確切地講，一大片網路空間的「所有者」——例如，在其擁有的機器和網路中維持著一個虛擬世界的人——建立結構、持久存在、准入政策和其他規則。「我的房子，我做主。」那些不認同規則的人將被請走；那些不認同規則但希望政府改變規則的人將面臨一場艱難的戰鬥。用戶可以隨時在更有利的司法管轄區重新使用他們的機器，或者選擇在匿名的掩護下進行操作。網路空間的所有者會使用加密和安全措施來防止他人篡改。

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了技術如何提供了「隱私法」無法切實提供的保護。雖然特殊利益集團遊說政府制定新法律，修正舊法律，但是技術可以直接提供許多人想要的保護。比如，以下哪種方法能更好地解決人們使用掃描器監控手機通話的問題：（1）通過更多的法律，規定這種監控是非法的（警察除外）；（2）給手機加密。密碼朋克運動的一個基本信條是，技術解決方案比行政或立法解決方案更可取。

這些虛擬社區的一個「政治錯誤」用途是用「種族比特」來禁止某些種族的成員加入。這甚至可以在不違反假名保護的情況下完成，方法是使用「沒有身份認證的證書」。例如，雅利安人的網路國家可能會要求出示身份憑證，證明其為高加索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一個等同的例子——網路上的「女性專屬論壇」——卻被許多人認為政治正確。在這種情況下，女人可以通過展示適當的性別比特證明進入女性專屬論壇（在最簡單的層面上，可以通過讓其他女性為候選人「擔保」，數字簽署候選人提交的聲明來完成）。一個更穩定的系統，即錯誤使用或虛假轉讓的機會更少的系統，會實施喬姆的「無身份憑證」方案。但關鍵是要展示虛擬社區如何建立其訪問規則和執行機制。

實際的細節涉及一些複雜的數學問題，需要仔細思考才能了解，本文無法涵蓋。布魯斯·施奈爾的《應用密碼學》很好地解釋了喬姆數字現金的工作原理，《科學美國人》同樣刊載了一些很好的文章。

毋庸置疑，真正的數字現金——完全不可追蹤——會為犯罪活動提供一些新的渠道。隱私有它的價值。關上門之後，人們密謀並實施犯罪的能力便暴露出來了，但是我們無法要求在家裡、公寓里、旅館房間里使用秘密攝像頭。匿名系統的一些缺點以及各國政府關於限制甚至完全禁止強加密的一些提案將在後文討論。

我們越快、越廣泛地部署強加密——重郵器、強加密、海外避風港、數字貨幣、加密的網路鏈接、信息市場——我們贏的可能性就越大。一旦有足夠強大的加密黑色通道可用，再去打擊和阻止基本就晚了。這匹馬會衝出馬廄——這可能已經發生了。再加上混合的隱形通道，幾種通道已經擁有了大量帶寬，回頭太晚了，臨界點已經過了。

作為政府（或非政府）的一種形式，加密無政府主義的政治和道德影響本身就需要一篇很長的文章來論述。可以這麼說，許多人認為，把權力交還給人們，在沒有政府干預的情況下讓他們自己做出選擇是一件好事。無論是好事還是壞事，加密無政府主義的趨勢似乎都無法阻擋。

讓人擔憂的是某些類型犯罪匿名性和不可追蹤性的影響。令人厭惡的市場可能會出現。例如，匿名系統和不可追蹤的數字現金對於謀划合同殺人、敲詐勒索、綁架有明顯的影響。謀划此類服務的最大風險是，實體會議將此類服務的買方或賣方暴露在執法機關的監視之下，或者送入他們設置的圈套之中。在酒吧打聽一下，如果有人知道有能做「謹慎的事情」的人，這便是邀請聯邦調查局介入（我當然不反對聯邦調查局或執法者的參与）。加密無政府主義降低甚至消除了這種風險，因為它允許建立不可追蹤的通信及支付。請回想下前文BlackNet的例子，那裡出現了雙向匿名接觸。但實際上，殺手所承擔的風險並未減少，因為他們的實際行為並非不可追蹤，但是買家不必擔心這種風險（我猜測，在建立聯繫和支付步驟中存在更大的風險）。不妨想一下那些持有數字貨幣直到契約完成的匿名託管服務。

當然，穩定性不是來自像吉布森這樣的網路空間先驅所提及的搖擺的「交感幻覺」（儘管他的「冰」大部分都是正確的）。在虛擬世界中，心理和精神狀態當然是很重要的，因為網路上的情況已經如此明顯，但真正的穩定和結構來自更基本的協議。

各國法律的國際執法問題和跨越國界的法律規範問題一直存在；任何人的家庭或業務隱私都會鏈接到世界各地的網站，於是這些問題就被推到了風口浪尖。首屆「國際金融加密會議」於1997年在加勒比避稅天堂安圭拉舉行。九-九-藏-書

政府批准的用於旅行的照片ID的使用日益增多，它正在變成美國現代的旅行證件。雖然我看不到公民被告知他們未經授權不得擅自旅行的情況，但是我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航空公司、巴士公司、汽車租賃機構、酒店、加油站會出現「請您刷卡通過」的情況。許多酒店與幾乎所有的汽車和卡車租賃機構都要求提供信用卡（部分原因是為了確保支付，但同時也是為了便於執法），這已經是事實了。因此一個實際的運動跟蹤系統就產生了。對於那些試圖用現金支付的人，以及那些不願意讓他們的身份證通過系統的人，就要面臨更多的審查，甚至可能是既費時又麻煩的審查。自1995年以來，航空公司一直堅持按照政府的命令進行照片ID識別。

數字現金和數字銀行很可能成為立法行動的目標，以限制加密無政府主義和數字經濟的部署。無論是通過銀行監管還是稅法，數字貨幣都不太可能輕易地發行。但是正如關於敲詐勒索的討論所指出的那樣，如果無法追蹤的數字貨幣的發行者無處不在，那麼加密無政府主義會產生許多有趣的結果。

如果強加密和這裏討論的相關概念製造了一種「加密奇點」，那麼我相信這個奇點的另一邊會像弗諾·文奇討論的人工智慧和納米技術一樣透明。

加密無政府主義有一些混亂的方面，這一點毋庸置疑。所有的技術和經濟革命都產生了混亂和重新洗牌。加密無政府主義也不例外。有相對不重要的事情，如操縱價格和內幕交易；也有更嚴重的事情，如經濟間諜活動、破壞企業知識產權；還有非常黑暗的事情，如匿名雇兇殺人。但我們不要忘記，在這個世紀里，幾個國家殺害的人加起來都超過一億了：希特勒、波爾布特，這隻是列舉了最極端的兩個例子而已。很難想象，哪種數字契約的殺戮會接近民族國家的野蠻行徑（但這是我們無法準確談論的東西，我認為我們在是否接受加密無政府主義方面都選擇有限，所以我選擇關注光明的一面）。

強權政府經常談論「密鑰恢復需要合法化」，正如一個人想將備用鑰匙存放在他的律師那裡或保險箱里，或公司想將關鍵信息加密，並且加密之後信息不會因為加密者丟失密鑰、忘記密碼、死亡或者離職等情況而丟失。政府聲稱這是對「密鑰恢復」倡議的支持，其程序迫使用戶允許使用密鑰。但這種說法具有誤導性，而且存在重大缺陷。

美國政府繼續推動其「密鑰恢復」或密鑰註冊的概念，並且限制加密系統的強度。純粹自願的密鑰恢復系統並不會遭人反對，因為公民怎麼使用自己的鑰匙完全是他們自己的事情。然而危險的是，一個廣泛部署的表面上自願的系統可以通過國會表決或總統令變成強制性的。這種達摩克利斯之劍始終令人擔憂，無論擬議的制度是槍支登記（這就容易導致沒收，就像納粹德國發生的事情一樣）、植入式身份證件、公共場所的攝像機、對於寫作或演講的「自願的自我評價」，還是更廣泛地使用政府批准的身份證。確實有很長一段時間，美國政府對於推進Clipper晶元、Tessera晶元以及各種GAK提案方面的興趣，旨在讓託管加密得到廣泛應用，同時最終淘汰非GAK密碼。這不是件容易的事，其原因有很多，在這裏只討論其中的一些。任何試圖禁止密碼學的嘗試都將面臨一場激烈的抗議。正如幾年前的一句戲言：「當他們把我冰冷僵硬的手指從鍵盤上撬開時，就會得到我的密鑰。」

儘管許多人認為，憲法規定，國內（美國）對於加密和數字貨幣的一些限制似乎是有可能的。這不會發生嗎？政府如何規定身份證明和現金購買的追蹤機制？人們發現，在汽車和飛機上攜帶現金會被他們「沒收」，沒有審判，也沒有補救機制（奧威爾稱其為沿著「非法使用貨幣」的路線）。

強加密會帶來「壞事」嗎？當然會。我舉了幾個例子，在某種意義上，這些例子是危險的，或者至少是不利於某些人的。當然，一切技術都有光明與黑暗兩面……例如，每年在交通事故中喪生的四萬美國人無疑是另一種有用技術的黑暗面。

密碼朋克和其他人希望這些努力最終會被規避。技術已經把精靈放出了魔瓶。加密無政府主義是把個人從他們有形的鄰居——那些網路上無法知道他們是誰或在做什麼的人——和政府的高壓中解放出來。對於自由主義者來說，強加密提供了避開政府的手段。

網路空間中會應用何種形式的法律結構尚不清楚。但是，傳統法律結構的作用很可能會減弱，除非世界各國政府都能成功地消滅強加密技術。隨著網路全球化的程度日益加深，正式法律體系的作用可能會越來越小，因為匿名或假名互動工具越來越多。製作數字簽名和數字時間戳的工具將有助於建立尼克·薩博所謂的「智能合約」。託管服務——即使是匿名的或假名的——將會使網路空間活動「完成約定」成為可能。

在以前的時代，這些問題並沒有那麼重要，因為從來沒有人能夠找到和收集到足夠的信息來傷害別人，而現在有了互聯網，這一切都成了可能。然而，今天……在你讀過蒂姆·梅的文章之後，你再也不會像以前那樣覺得高枕無憂了。這篇文章作於1996年。

在這篇文章中，我將探討一些強加密和加密無政府主義的意義以及它們與《真名實姓》之間的聯繫。因為這篇文章出現在一本書中，或許會長銷很多年，因此我沒有列出具體的文章出處和網頁地址，因為它們變化得很快。搜索作者的名字應該是找到當前位置和信息的更可靠的方法。

在這個例子中，如果虛擬社區的關係被認為不在一個特定的司法管轄範圍內，而是「虛擬的」，那麼國家法律執行起來就有問題了。國家當然可以禁止人們加入這些未經批准的團體，但隨後，成員可以通過重郵器等方式訪問它們（這將不可避免地導致下一步：禁止重郵信息、禁止加密信息、註冊個人計算機和軟體等）。

除了自己的規則和訪問程序以外，虛擬社區通常還有自己的道德規範和道德標準。革命或所謂的恐怖組織就是其中的一個例子，牢不可破的加密通信意味著，擁有自己道德標準的群體協作活動的可能性會大大增加。

為什麼我們經常接受這樣的觀念：政府賦予我們姓名和身份，而且政府必須確保這些姓名是真名實姓？政府喜歡參与身份問題，因為這給了他們更多的控制權，而且有助於他們跟蹤資金的流向。例如，幾百年前，歐洲各個國家的統治者強迫猶太人放棄他們傳統的父名慣例（「雅各，以撒之子」），以便更有效地徵收稅款，監視社會運動，等等。這些統治者甚至把「最好」的姓氏賣給那些付錢最多的人，留給其他人不甚滿意，甚至帶有侮辱意味的名字。在美國，同樣的做法也屢見不鮮，包括對前奴隸的取名和移民的重新取名。正如尼采所指出的，「到目前為止，主人的命名權之所以能夠持續這麼久，準確地說，就是語言本身即為主人權力的表達」。今天的政府甚至給了自己創造和偽造虛假身份的權利，包括虛假的信用記錄、虛假的教育背景，等等。聯邦證人保護計劃（所謂的證人保護）已經打著「保護證人」的幌子創造了五萬個偽造身份。當然，主要的信用報告機構並沒有上當，因為這些「幽靈」存在於他們的資料庫中，而這些機構很可能在這些虛假身份的支持下串通一氣。想象一下，你把錢借給了一個信用報告很優秀的人，結果卻發現對方是一個為了得到一個虛假身份出賣合伙人而被定罪的詐騙犯。你會起訴誰？（匿名信息服務的其中一項內容——稍後會討論——有益於探求政府謊言背後的真相，例如，花錢製作一張儲存有聯邦證人保護計劃中的那些真名和位置信息的只讀光碟。任何可以訪問這個資料庫的人都是一個潛在的賣家，而且可以得到不可追蹤的款項。這將是一個多麼有趣的世界。）國家在發行身份證上面臨著越來越強大的壓力，可能會使用智能卡，特別用於對移民、旅客、躲債的人、恐怖主義者的控制。在一個自由社會裡，那些只希望與可以查清的真名打交道的人，當然可以自由地拒絕與假名進行交流，真名只是另一種憑證而已，有時會提供，有時無須提供。

這些虛擬社區對外界而言通常是「不透明的」。試圖進入這些社區內部的嘗試很少成功。執法和情報機構可能會滲透進這些組織，並使用電子監控來監控這些虛擬社區。這些社區是加密技術的早期採用者，從加密手機到成熟的PGP加密，這一點不足為奇。強加密技術已經被各種革命和反政府運動所利用，包括緬甸和墨西哥的反政府武裝。強加密的用途日益增加，它使得一個理想的「革命細胞」系統得以形成。

匿名重郵器也稱數字混合器，它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了加密技術所固有的發展潛力。大衛·喬姆最初在1981年所寫的論文《不可追蹤的電子郵件》中提出了大部分重要的想法，而在此之前，電子郵件像今天一樣，得到了廣泛使用。他後來在一篇名為《DC網路》的論文中完善了這些思想，這有點超出本文的範圍，卻是一個有意思的話題。

1986年，《真名實姓》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時，我的一個朋友給了我一沓折了角的電子複印件，並說：「你要讀讀它。」但我還沒來得及開始讀這本地下出版物，藍鳥圖書就出版了平裝版，我讀的便是這一版，它拯救了我的視力，也為弗諾·文奇的勞動貢獻了版稅。《真名實姓》深深吸引了我，它與當時計算機界周邊的其他發展相符，即數字貨幣、匿名電子郵件以及與「強加密」和「公鑰加密」相關的一切問題。

信息的發件人決定他希望使用的一連串重郵器，倒序加密併發送他的信息，然後將生成的信息發送給第一個重郵器，第一個重郵器對信息進行解密並將其結果發送給鏈路中的下一個重郵器，以此類推……假如發信人選擇了五個重郵者，每個重郵器都嚴陣以待，直至積累到十條信息，然後將這批信息轉發，那麼，在理論上可能跟蹤的線路就有十余萬條。通常並沒有這麼多的信息，所以關聯問題不像這般困難，但依然足以挫敗任何跟蹤信息的企圖，除非各個重郵器相互勾結，或當局指示重郵器報告所有到達和離開的消息之間的映射。應對后一種跟蹤方法的一種有效手段就是利用一些境外重郵器。有些人定期公布重郵器的常規列表，及ping測試、延遲時間測量、可靠性等的結果。

收費歸檔服務可能很快就會出現，以確保URL（統一資源定位器）可以持續很多年。羅斯·安德森的「永恆服務」提供了一種散播出版物的方法，以挫敗後來撤回所有副本的嘗試。這在應對審查方面有明顯的價值，但當其他類型的出版物出現時也會產生影響（例如，盜版工作不會從系統中被抽走，這樣一來，便會永遠放縱下去）。

這對稅收政策的影響尤其有趣。與國際諮詢公司的情況一樣，收入往往不那麼明顯。侵權收入和資產已經要求對銀行賬戶進行侵權調查，限制資金轉移，以及喪失金融交易中的匿名性和隱私性。一個替代方案是徵收實際、實體資產，例如不動產（假設稅收仍然存在，很可能如此），或設置營業稅和增值稅（VAT）。當然也可以大幅縮減政府的規模，並讓人們自己安排需要購買的服務，除了只有更大的集團可以購買的幾種服務以外。大衛·弗里德曼曾在《自由的機制》（The Machinery of Freedom）中討論過這類問題。

限制使用強加密的提議與「毒品戰爭」有著明顯的相似之處。公鑰加密的發明者之一惠特·迪菲曾指出，毒品戰爭有效地迫使公司成了緝毒戰士。如果在公司內發現毒品，公司的資產（卡車、船隻、倉庫）將被沒收，並喪失政府的業務，公司隨機搜索員工儲物櫃，進行尿液採樣，把「拒絕毒品」的海報張貼在自助餐廳和工作區域。因此，依賴於「加密戰爭」的制度會迫使企業採用「密鑰恢復」系統（畢竟，企業可能相互勾結，或操縱價格，或密謀違反限制他們的各種法律……因此政府希望使用這樣的秘密通信）。對公司的這種壓力將會對普通市民產生影響。現在在某些司法轄區有一項需求，所有公職候選人要接受藥物測試。如果這些政策得到了最高法院的支持，那麼人們就會期望毒品測試應用到其他國家授權的事項上，如駕駛執照和工作許可證。顯然，這個國家已經遠遠超出憲法制定者所能想象的任何概念。

密碼朋克小組也是「虛擬社區」的一個很好的例子。小組成員散落在世界各地，在數分鐘內進行電子通信，從表面上來看，似乎對當地法律視若無睹。密碼朋克小組確實是一個社區，只不過是虛擬的，有自己的規則和行為規範。一些成員使用假名，並使用匿名重郵器與名單上的人通信，使用PGP進行數字簽名。這些數字假名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他們的真名實姓，他們「真實的假名」。在密碼朋克名單中，一些備受尊敬的假名已經出現，並且跟真名不分伯仲。通過數字認證的信譽，以及個人積累的或受他人意見影響的信譽九-九-藏-書資本是一個涉及經濟學、博弈論、心理學以及期望值的課題。信譽在網路空間的匿名和假名中扮演著關鍵角色，當信譽被考慮在內時，很多關於假名可能出現的問題就消失不見了。

使用不可追蹤的數字現金有很多原因。有些人僅僅是出於各種理由而選擇現金支付，並沒有看到為什麼電子交易應該比普通的紙幣交易擁有更多可追溯性。有些人擔心消費習慣、旅行日程等會被編輯。不可追蹤的數字貨幣保護經濟交易的隱私，就像今天的現金一樣。隨著ATM網路和支票處理系統越來越強大，「購物檔案」的發展受到了所有對隱私感興趣的人的關注。讓保險公司和僱主獲取購買習慣是不可取的。極端地講，這種訪問可能導致執法者在午夜對各類犯罪嫌疑人進行突擊檢查，因為他們可能進行了合法的購買。不可追蹤的數字貨幣會針對此類情況提供保護。

我們經常向新成員推薦幾本書：《真名實姓》領銜，接下來是約翰·布倫納的《震蕩波騎士》、奧森·斯科特·卡德的《安德的遊戲》、尼爾·斯蒂芬森的《雪崩》、哈基姆·貝的《TAZ》，當然，還有各種密碼學和計算機科學的參考書目，特別是布魯斯·施奈爾的《應用密碼學》。事實上，在第一次會議上，我們使用加密協議模擬了「真名實姓」中的一些概念。大部分關於假名、數字角色和匿名性的問題都是使用「密碼朋克重郵器」以及相關技術直接進行探索的。

毫無疑問，這樣的虛擬社區比國家要多得多，連接它們的紐帶多半比沙文民族主義衝動要牢固得多。每個社區都有各自的規則、准入政策、啟動儀式、譴責政策，等等。政府幾乎沒有權力滲透這樣的私人團體，當強加密為連接提供了新的拓撲結構時，滲透就變得越發不可能了。這些社區本質上是自願的：因為強制入會或者強制互動很困難，雖然有這種強制的明顯例子。規則的自我選擇和自我實施很重要。虛擬社區可能受到那些反對其政策或雞蛋裡挑骨頭的人的攻擊。因為密碼朋克名單已經遭到了各類攻擊，如垃圾郵件、認購其他大容量列表、創建郵件循環、發布冗長的無關話題，等等。可以預料，強化技術的發展會更好地保護這樣的虛擬社區。目前，最好的保護措施是終止文件和傻瓜過濾器。密碼朋克名單中的一些人選擇與他人簽約來為他們過濾信息。例如，通過創建「最佳」編輯來過濾。這就是正在運轉的自由市場。

印刷機是一種摧毀了中世紀行會的技術，因為曾經受保護的行會知識可以被傳播給更廣泛的受眾。最終，國王和王后不再把因沒有皇家許可證製造皮革而獲罪的人投入監獄，行會崩潰了，毫無疑問，哀嘆「無政府狀態」的浪潮席捲了全世界。

國界對於數據而言變得越來越透明。大量的比特跨越大多數發達國家的邊界：電話線路、電纜、光纖、衛星，以及數以百萬計的磁碟、磁帶、光碟等。一張光碟或錄音帶可以包含幾百兆位元組的數據——只有音樂唱片的最低有效位才可以被一百兆的數據取代，而且無須任何將數據從普通音頻雜訊中區分出來的手段。在國界上阻止數據是無望的，每一名遊客都能夠神不知鬼不覺地帶入帶出大量數據。

我的一些朋友成立了一家公司，為網路開發「信息市場」，儘管這發生在萬維網出現和公眾廣泛使用互聯網之前的六年間。我很清楚匿名互動、信譽系統、數字假名、數字簽名、數據避風港以及公鑰加密，所有這些理念對網路空間中的市場都很重要。身居荷蘭的美國密碼學家大衛·喬姆提出了大部分關於數字貨幣和不可追蹤的電子郵件的早期設想，他的研究似乎具有特殊的意義。喬姆關於不可追蹤的數字貨幣的成果在1985年的《美國計算機協會通信》的封面故事中做了報道（1985年11月），這讓人們意識到：帶有匿名性、不可追蹤性以及附屬的無政府資本特徵的數字經濟可以構建，如託管代理人持有資金完成服務、信譽評級服務和工具，以及各種結構下的「持久性」。換言之，這是文奇《真名實姓》，甚至是安·蘭德《阿特拉斯聳聳肩》中「高爾特峽谷」的密碼學版本。

各國之間的網路空間運動將會與國家之間的經濟生產運動相媲美，或者更勝一籌。正如一個國家的稅收和財政政策能夠刺|激工廠和辦事處轉移到更有利的環境中，同樣，數據和隱私政策也能夠刺|激網路空間的運作移動到更有利的地方。這個動作可以像敲擊鍵盤一樣快速地將網站及其文件轉移到一個新的主機系統上。

首先，這些系統並非完全「匿名」。使用數字簽名和持久的數字假名（或「真實的假名」）的能力，意味著行為可以歸於假名。一些假名會樹立起良好的交易信譽，而另一些會樹立起不良信譽。

· 自由主義或無政府資本狀態。人們使用各種安全和私人的渠道互動，交換信息，買賣商品和服務，進行跨國通信。「無政府狀態」與生活中看到的很多方面的無政府狀態一樣：閱讀選擇、飲食選擇、網路論壇，等等。

愛麗絲和鮑伯可以用如下方式交換數字現金：愛麗絲去銀行，向銀行提交一個號碼，銀行修改完號碼的形式后將其返還給愛麗絲，彷彿給她的號碼加蓋了一個「用於數字貨幣100」的郵戳。當然了，通常這個號碼是可追蹤的，但愛麗絲可以對這個號碼執行一種特殊操作（「揭盲」它），使得它無法鏈接到她最初購買的號碼。然後她可以把這個號碼郵寄（甚至通過一個匿名重郵器）給鮑伯，鮑伯再去銀行用這個號碼兌現。銀行可以通過一些操作識別發行的號碼，但無法將號碼與愛麗絲聯繫起來。成熟的數字現金是既無法鏈接到付款人也無法鏈接到收款人的。目前浮出水面的一些建議只限制部分的不可追蹤性，大概是為了滿足政府的關注，以及法律制度的批評者對於完全不可追蹤性的擔憂。密碼朋克成員伊恩·戈德堡、道格·巴尼斯以及其他人提出了一種方法，使可追蹤的這部分完全無跡可尋。

揭發告密是匿名重郵器的另一個日益增加的應用，多是那些害怕用重郵器公開發布罪證信息而遭到報復的人。Usenet新聞組「alt.whistleblowing」和「alt.anonymous.messages」是匿名重郵信息噓聲四起的地方。當然，告密、報復和偵查之間有一條微妙的界限。消息靈通人士的「泄露」也同樣如此。「數字深喉」將成倍增加，在華盛頓、巴黎，或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可以安全並匿名地通過數字形式將材料泄露給媒體。威廉·吉布森在他的小說《零伯爵》（Count Zero, 1987）中預見了類似的情況，文中的高新技術企業員工同意在偏遠的實驗室里工作，與網路和其他泄露途徑隔離。我們可能會看到，那些有安全許可的人被明令禁止使用網路，除了通過運行著監控程序的防火牆機器接入網路。

對於恐怖分子、戀童癖以及其他使用PGP、PGPhone和其他加密工具的騎士的問題，還能有什麼辦法呢？畢竟，PGP的使用在保護隱私方面得到了廣泛的推廣。戀童癖、黑手黨、洗錢者、巴勒斯坦的支持者、核材料走私者，以及其他各種各樣的歹徒（或英雄，取決於一個人的價值觀）當然會考慮他們的通信安全。隨著通信技術使得遠程組織成為可能，各種各樣的恐怖主義活動發生的可能性也越來越大。

在網路空間進行互動的個人通常必須能更加出色地安排自己的信託和合同關係，減少對政府官員和政府代理人的救助和依賴。購者自慎。當然，他們總是可以自由地簽約，讓一個「保姆」來篩選他們的互動，告訴他們該做什麼。他們甚至可以稱其為他們的「政府」。只是他們不能強迫別人聽從他們的保姆。

我要感謝多年來與密碼朋克核心貢獻者名單上的成員們進行的許多討論，包括有形的和虛擬的討論。特別感謝埃里克·休斯、哈爾·芬尼、樂琪·格林、休米·丹尼爾、尼克·薩博、羅賓·漢森、鄧肯·弗里塞爾、布萊克·尤尼康、桑迪·桑德福特、吉姆·貝爾、吉姆·貝內特、道格·巴尼斯、基思·亨森、彼得·亨德里克森、邁克爾·弗魯姆金、已故的菲爾·沙林、鮑伯·弗萊明、切麗·庫什納、奇普·莫寧斯達、馬克·米勒、大衛·弗里德曼，以及給予批評指正和貢獻想法的很多人。

另一種重郵方法是芬蘭人加爾夫·黑爾辛吉烏斯隨後提出的，他運營了一個匿名服務，保存著假名和實際電子郵件地址之間映射的資料庫。該系統非常易用，並可以給發信人簡單的回復。然而，資料庫是民事訴訟偵查人員（和刑事偵查人員）成熟的調查對象，加爾夫在1996年就終止了他的系統。在許多司法管轄區內，密碼朋克重郵器分散運行，強烈對抗著調查要求，以此為匿名重郵網路提供更堅實和可擴展的基礎。

強加密提供了新的個人隱私級別，在監視、控制以及要求身份證和許可證的誘惑越來越強大的時代，這一切都變得更加重要。民族國家的權力將會被削弱，稅收政策將不得不改變，而經濟互動將更多地基於個人計算的對與錯，而非社會要求。對許多人來說，這是真正的恐怖，個人有權對是非對錯做出自己的判斷，然後按照他的願望行事，加入自己所期望的社區，購買自己所期望的服務，忽視民主群眾的意志。

員工出售的信息甚至可能以異想天開的形式出現，如迪士尼樂園「飛濺山」（現在有些人稱之為「閃電山」）上的攝像機抓拍的半裸女性照片。同行的人將數碼圖像進行拷貝，並匿名將其上傳至各個網站。這樣的偷盜和曝光也一直涉及名人的醫療記錄。美國車輛管理局官網（DMV）記錄也被政府僱員竊取並出售給信息經紀人、私人偵探，甚至好奇的粉絲。著名的隱居作家托馬斯·品欽的DMV記錄出現在了網路上。據傳聞，信息經紀人打算不惜高價買一張包含美國政府「密鑰託管」資料庫的光碟。

假設市場上有「庸醫」和「冒牌律師」的資料庫。這些資料庫會涉及許多有趣的問題：不準確的信息、被指控者的回應、做出判斷的依據，等等。一些人會做出惡意的或虛假的指控。從表面上來看，這就是禁止或嚴格監管這類資料庫的原因。各國政府保留提供此類數據的權利。當然，它們也是偽造政府代理人信用記錄，賦予專業行會（如美國醫學會和美國律師協會）權力、阻止競爭者進入其市場的政府。

1992年，密碼學和計算機社區中提出了一些新想法，並將其中一些抽象概念具體化了。我和埃里克·休斯一起聚集了一些優秀的人，這些人是我們從黑客年會和灣區計算機社區上認識的，我們一起討論這些想法的意義，研究將關於密碼學的學術工作轉化為實際程序。最初的會議發展成規模更大的月度會議，還讓我們獲得了一份活躍的郵件名單。朱迪·密爾頓打趣地提出了「密碼朋克」。這個名稱和密碼朋克郵件名單活躍至今。在這份名單上，網景瀏覽器以及其他網路程序最嚴重的幾個安全漏洞被揭示出來，密碼朋克名單在持續進行的加密術辯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對Clipper晶元、密鑰託管、出口法規、私人使用強加密、數字貨幣的含義以及其他問題進行了富有成效的討論。我們也很幸運，就在我們剛剛起步的時候，菲爾·齊默爾曼的優良保密協議（PGP）出現並投入使用。PGP是領先的人性化加密程序，幾乎在所有平台上都可用，它被用作我們和其他人開發的許多加密工具的構件。

現代密碼學與傳統密碼學（或經典密碼學）之間的重要區別在於，現代密碼學中的密鑰是不對稱的，而在傳統密碼學中，密碼的當事人以某種方式交換了相同的密鑰。與數百甚至數千名通信員交換密鑰比在公共密鑰目錄中查找密鑰，或是要求用電子郵件發送密鑰要難得多。對於我們這裏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只有公開密鑰的方法適合在這裏描述用途。例如，數字簽名依賴於密鑰的保密。如果使用傳統密碼，那麼任何分享私人密鑰的人都可以偽造簽名，取款，肆意破壞。（數字簽名利用這種不對稱屬性，允許任何人在不訪問密鑰的情況下，輕易地對簽名進行身份驗證，從而偽造簽名。）

· 監控狀態。限制加密、消費九九藏書、持有各種物品（除了傳統的槍支和毒品之類的東西），限制信息的傳播，當然還會限制很多其他的事情；

關於命名與在什麼情況下可以要求提供真名實姓的論戰可能會持續數十年。

保羅·利蘭簡要地描述了這個實驗：

更大的問題是，單靠法律不足以應對個人、公司，以及其他私人信息的買賣。底線是：一個人想要保密的東西，它就必須保密。在一個自由的社會裡，很少有個人的秘密被強制公開。不幸的是，長期以來，我們一直處於這樣的境地，政府堅持要求人們說出他們的真名實姓、各種政府身份證明號碼、醫療情況，等等。「誰來監管監護人呢？」隱私保護技術可以改變這種權力平衡。用當前的話來講，密碼學提供了「個人授權」。

稅收政策會怎樣？普通納稅人會如何應對數字貨幣交易逃避稅收的流言蜚語？如何應對一些精通密碼學的精明企業家通過把交易轉移到政府無法監控的地方來逃稅、避稅的流言蜚語？這種做法可能會遭到強烈反對，但使用這種方法的人可能也會增加（這重複了一種與離岸投資有關的模式：曾經，這種方法完全是超級富豪的領域；現在，即使是中產階級為了避免「巨額訴訟」及稅金，也可以使用離岸投資作為房地產規劃的一部分）。

這種基本的無政府狀態比許多人認為的要普遍得多。無政府狀態是沒有統治者告訴人們該怎麼做的狀態，它在生活的許多方面都很常見：選擇要讀的書籍、要看的電影、要交的朋友，等等。無政府狀態並不意味著完全的自由——畢竟，人們只能閱讀寫完並出版的書——但它的確意味著一種不受外部強迫的自由。無政府主義並不意味著沒有地方等級制度或者沒有規則。當地政府機關直接控制之外的組織可能仍然有領導人、統治者、俱樂部主席、民選機構。儘管許多組織並非如此。

例如，美國的《公平信用報告法》（Fair Credit Reporting Act）限制了信用記錄保留的時間（7～8年），並對收集或報告的數據做出各種限制。如果愛麗絲「記得」向她申請了貸款的鮑伯十年前宣布破產，還清了各種債務該如何？應該禁止她將這一情況考慮在內嗎？如果她訪問一個不受FCRA限制的資料庫，或許是通過網路訪問的數據避風港的資料庫會如何？愛麗絲可以把她的記憶「賣」給他人嗎？（顯然不可以，除非她同意FCRA的各個條款。她在第一修正案中的權利也就這麼多了。）這是我預計將在未來幾年發展的一種數據避風港應用程序。它可以在一個忽略諸如FCRA之類事項的司法管轄區——如加勒比島國，或者網路空間——使用不同的加密協議、Web代理和重郵器以便訪問。

換言之，信譽很重要。網路空間里的信譽甚至比現實世界里的更重要。在現實世界中，有些人會表現出厭煩傾向，宣布破產以逃避償還債務的義務，然後尋求美國法律制度的保護，而在法律制度當中，誠信有時似乎成了傻瓜才具備的品質。在加密無政府主義下，一個假名的信譽是他所擁有的一切，誠信再次成為一種寶貴的品質。

當然，不使用無法追蹤的數字現金也有很多理由。公司通常需要顯示銷售總額中開支的扣除記錄。最簡單的例子涉及匿名支付員工薪資：即使不會被抓，也很少有公司對這種做法感興趣，因為他們無法從毛收入中扣除人事開支（人們可以想象一下，若僱主會對這樣的安排感興趣，那麼私下付款就會成為某類公司的慣例）。

「網路是一種無政府狀態。」這個真理是加密無政府主義的核心。沒有中央控制，沒有統治者，沒有領袖（除了剛才的例子，信譽），沒有「法律」。沒有哪個國家控制網路，沒有行政機關制定政策。比如，美國中央情報局也無法阻止新聞組、網站、網頁泄露他們的秘密，至少對於網路本身而言如此。任何去網路的步驟可能只能作為偏執狂和保守者的練習。

另一位科幻作家布魯斯·斯特林在他1988年出版的小說《網路島》中普及了「數據避風港」的概念。他關注的是物質的數據避風港，但網路空間的數據避風港更有趣，而且可能更重要。它們分佈在許多法律管轄區，甚至可能無法追溯到任何特定的司法管轄區，這是至關重要的。數據避風港是一個有形的或虛擬的地方，人們可以在這裏存儲或訪問信息。通常暗指數據在某些司法管轄區是非法的，但在避風港則並非如此。

舉個例子，早前公開出售的物品證明了非洲外交官在華盛頓和紐約被中央情報局勒索。後續通信的公共密鑰也包括在內。

但此時就不僅僅涉及「自願」交互了：合同的作用變得至關重要。合同可以在網路空間執行。直到某些服務完成之後，契約各方或第三方託管代理人才可以持有數字貨幣。

人們常說，「數字貨幣」不會得到廣泛認可，更不用說得到政府支持了。如果數字貨幣被看作一種轉賬機制，而不是作為貨幣或鑄幣（金、銀等）的競爭對手，那麼政府的支持就不是重要問題，或許甚至都不是問題，因為銀行在沒有政府明確制裁的情況下做得相當不錯。在國際領域，政府的角色已經無足輕重：銀行已經制定了相互交易的機制，用於處理信譽不佳的實體。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國際貿易表現出一種無政府狀態。

可能的數字避風港市場的例子是信用資料庫、醫生和律師資料庫，以及其他受到嚴格監管（甚至是不允許）的資料庫：爆炸物信息、毒品培育與加工、自殺方法，以及其他違禁品信息。數字避風港也可以攜帶受版權保護的資料、未付給持有人的款項，以及各種國家和商業機密。

強加密提供了一種技術手段，確保人們可以自由地閱讀並寫下自己所期望的東西（儘管或許不像《真名實姓》中的那樣，國家的民主可能仍然試圖通過多數人的投票來控制行為，決定可以說什麼、不可以說什麼，可以讀什麼、不可以讀什麼，等等）。當然，如果言論是自由的，那麼許多類型的經濟互動本質上都與言論自由有關。

不可追蹤性的各個方面並不都是積極的。人們通常需要問責，他們想要一個「真名實姓」與他們的互動聯繫在一起，如果交易令人不滿，他們可以去追溯名字和地址。他們不想把錢交給一個會消失的「假名」。幸運的是，有很多辦法可以處理這些問題。信譽可以與「假名」聯繫起來，就像那些成功使用筆名的作家一樣。數字簽名加強了這一過程，使得偽造變得幾乎不可能。我們還期待看到「信譽評級」服務，甚至「綁定」服務，類似於產權公司、託管服務，以及家政公司等各類數字簽名許可。

任何允許政府跟蹤交易、信息、獲取密鑰的系統，本質上都完全拋棄了加密術帶來的好處。如果不明白的話，就問問自己，以國家法律和秩序重建委員會而聞名的緬甸政府，是否會使用它的「政府獲取密鑰」圍捕在叢林里使用筆記本電腦和PGP通信的異己分子。希特勒和希姆萊會使用「密鑰恢復」來確定猶太人的交談對象並把他們圍殲嗎？追蹤接觸者是壓制群體最有力的工具之一。東德史塔西會追蹤數字現金交易嗎？答案顯而易見。對於這個星球上現存的每一個政府，人們都可以很容易地想到幾十個例子，例如，訪問密鑰、訪問日記、訪問支出記錄等，這些都會被執政黨所利用。一個政府認為的「犯罪」或「可疑」通常是它認為對其行使權力構成威脅的行為。關於「抓捕罪犯」的言論漏掉了這一點：政府通常使用監視權力來控制公民。幸運的是，在美國和西方國家，打擊加密並不容易成功實施。

為了了解匿名重郵器的工作原理，不妨想象一個正試圖躲避跟蹤的人——我們叫她愛麗絲，而跟蹤者名叫鮑伯。無論愛麗絲走到哪裡，鮑伯都尾隨其後。愛麗絲走進一家商店，鮑伯在外面等著，看到她離開，就繼續尾隨。然而，假設她同許多人一起走進一家大百貨商場，一段時間后又同許多人一起出現，他們身著不同的衣服，在一般情況下，是很難被認出來的。鮑伯不知道哪個離開商店的人是愛麗絲，所以他要麼放棄跟蹤，要麼尾隨所有離開商店的人。她多次重複這個過程，跟他人的「混合」程度一次次加深。即便只有少數幾次混合，鮑伯需要跟蹤的路徑數目也會變得非常龐大。就這樣，愛麗絲利用百貨商店的混合擺脫了跟蹤。

我們很難辯稱，匿名市場和逃稅風險是全球範圍內抵制通信和加密工具的正當理由。人們總是互相殺戮，政府並沒有阻止這一點（可以說，他們使問題變得更糟，正如20世紀的戰爭所表現的那樣）。此外，減小加密對個人安全的威脅可以採取的措施有很多。血緣關係的重要性可能會變得更加重要，就像亞洲和中東經濟體長期以來的情況一樣。僱用私人保護機構也會有所幫助。

那又如何？畢竟，罪犯和陰謀家也會鎖門、掛窗帘，當眾說話時也會壓低嗓門兒，租酒店房間密謀犯罪，使用各種方法以更好地確保隱私和保密。然而，憲法是非常清楚的，我們不能堅決要求不許掛窗帘、談話要錄音、鑰匙要「託管」。在逮捕和審判之前，我們無法知道誰是罪犯、誰是遵紀守法的公民。這就是為什麼談論放棄保護隱私來「抓捕罪犯」愚蠢至極。

對於強制「密鑰託管」的提案，政府會獲得一種備用密鑰，這將削弱人們對電子商務的信心，並可能為間諜或敵對勢力提供「王國的鑰匙」，使他們能夠訪問主資料庫。不幸的是，政府計劃將「老大哥」放在網路中，並限制適當安全措施的使用，這意味著敵特所面臨的工作會更容易。當你思考強加密的「不良」含義時，請記住這一點。

這顯然是一個危險的論點，箇中理由多種多樣。言論自由的基本權利是用一種鄰居或領導人理解不了的語言表達的權利。這種語言便是加密語言。

大衛·喬姆還提出了不泄露身份的認證方案。雖然這聽起來不可能，但是現代密碼學提供了一種方法。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個密封的信封，上面有一個可移動的透明窗口，比如說，窗口移動到年齡一欄，持有這種證書的人無須提供身份或者其他信息，就可以證明他是某個年齡段的人，或超過了某個年齡。至於它的運作及防止偽造的方式，並不在本章探討範疇之內。使用密碼協議通常需要生物識別身份驗證，以防這種憑證輕易出借或出售給他人。

然而，一些犯罪分子會不可避免地使用強加密，甚至可能涉及一些特別令人髮指的罪行。這肯定會被用作限制加密的一個理由。一些人打趣地說：「國家安全是憲法的根密碼。」

「邪惡」組織（如兒童色情業者、恐怖分子、洗錢者、種族主義者）使用加密術經常被那些希望限制平民使用加密工具的人所指控。我稱之為「信息啟示錄四騎士」，它們往往被當作一個民族國家普通公民不能使用加密的原因。報紙頭條高喊「兒童色情圈使用秘密代碼進行溝通」，美國司法部和聯邦調查局派出發言人在公開會議上就加密的危險性發表講話。

這些想法在我寫完之後已經演變了很多年，但是基本思想仍然沒有改變。密碼朋克小組在實現許多概念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如今，網路空間的最大問題是監視下的通信安全問題，而且只要有互聯網這樣的場所，這個問題就會繼續存在。在接下來詳細而又有說服力的文章中，前英特爾物理學家以及密碼朋克的創始成員之一蒂姆·梅討論了以下幾大問題——侵犯個人隱私，政府干涉個人事務，各類人、實體、組織出於各種目的通過網路轉發信息……對於任何使用互聯網的人來說，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問題，並且意味著無論如何，這事關每一個人。

這種監管套利也有助於避免在一個國家開展業務時可能面臨的法律法規漏洞，包括在美國會遇到的大量的「巨額」訴訟。在訴訟管轄範圍之外的網路上進行轉移操作是減少這種商業責任的一種方式。法學教授邁克爾·弗魯姆金撰寫了大量有關監管套利和強加密含義方面的文章，他的網站上有幾篇有趣的文章。

人們希望偶爾進行不被追蹤或識別的交談，其中原因不勝枚舉。如果電子郵件程序可以識別電子郵件的源頭，數字假名顯然毫無用處。人們希望匿名的原因很多：保護隱私，害怕僱主或其他團體的報復，避免自己的活動和興趣概況被發現，在有爭議的新聞組或支持小組（如「alt恢復組」或強|奸亂|倫恢復組）發帖、告密以及發表有爭議的想法，等等。作家們長期使用筆名也是出於同樣的原因。（美國最高法院於1956年裁定，作家不必在作品上署上自己的真名實姓。）

企業是虛擬社區的典型例子，它擁有分散的站點、私有的通信渠道（外部世界包括政府當局一般無法進入），擁有自己的安保力量和懲罰系統（限度之內），擁有自己的目標和方法。事實上，許多「賽博朋克」（不是密碼朋克）小說九*九*藏*書作者犯了一個錯誤，他們假設未來世界會被跨國的巨頭企業「國家」統治。企業只是可以有效地與國家相提並論的虛擬社區的諸多例子之一。

如上所述，虛擬社區有自己的規則，社區的內部運作很少涉及外部世界。在一些重要的例子中，虛擬社區是明確超出法律範圍的，正如黑手黨、三合會以及其他「非法」組織或「黑社會」組織——這些名字都暗示了與傳統法律體系相對的地位。對於那些認為這些群體本質上是犯罪、脅迫、劫持卡車、勒索保護費的人，請思考思考黑手黨提供的市場服務，因為政府已經認定某些服務是不合法的：賭博、賣淫、高風險貸款，以及「消遣性」藥物。因為賭徒不能使用法院系統收集壞賬，他不得不使用「私人司法」制度，如斷腿。其他虛擬社區同樣擁有完善的私法體系，殺害告密者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請注意，我不是在縱容殺害告密者和騙子的行為，我只是在這個討論的背景下想到了這些例子）。

我們正處在「岔路口」，岔路口本質上是不歸路，在此處，事物只會被大力拉向一邊或另一邊，這兩邊分別是：

我們中的許多人相信，我們已經看到了民族國家即將終結，虛擬社區對許多人來說變得更加重要。當然，相比于現實世界中的鄰居，我們中的許多人更「親近」網路空間中的鄰居——那些與我們有共同的利益的人。這些特殊利益集團的熱情（雅利安人的國家、綠色和平組織、光輝道路、山達基信徒，等等）通常比一般的民族主義情緒更強烈（這是反對天主教會的說法：相比于省份和國家，天主教徒更忠於梵蒂岡教皇。不管真假，它顯然已經引起了幾個世紀的關注）。

另一個積極的影響是終結了現代的工會形式——限制人們進入某些行業並賦予特定群體特殊權利的專業卡特爾。例如，各種醫學和法律的俱樂部，它們有各種各樣的法律權利不會給予當地的集郵俱樂部的成員。有人可能認為，這些特別條款是為了保護患者和客戶。但是在一個自由的社會裡，人們可以自由地根據他們認為合適的方式來檢查服務者的資質，而不是像某些委員會所規定的那樣。這適用於所有形式的專業許可。買者自負！

首個密碼朋克重郵器程序最初是由埃里克·休斯和哈爾·芬尼用Perl和C語言編寫的。他們允許電子郵件發送到重郵器，把源頭剝離，然後重郵到被他們選中的目的地，包括其他重郵器。重郵器最早部署於1992年，到了1996年已經有幾十個了。它們被用來匿名發布（「解放」）以前沒有發布過的密碼文件，公布山達基教的秘密，揭露一些軍事和安全機密，當然也毫不奇怪地用於謾罵、侮辱和匿名攻擊。在理想情況下，因為沒有發件人與郵件之間的映射，所以，在披露這些發件人的身份方面，法院命令和訴訟也起不到任何作用。此外，基於硬體的數字混雜，即僅存於模塊內部、外人不可讀的帶有公鑰的密封模塊，意味著沒有人參與該過程，連繫統管理員也沒有。這種混雜的長鏈路在高速網路上運行快速，使跟蹤消息的任務更加棘手。數字混雜的一種被稱為信號混合器（MixMaster）的商業實現是可利用的。用戶可以在他們的互聯網盒子上安裝這樣的「即時混雜」，變成重郵器。事實證明，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能夠說明使用PGP的簡單強加密應用程序起到的作用。Perl和C代碼是簡短而又簡單的，整個鏈路的安全性完全取決於加密信息的不可破解性、跳數，以及不同重郵器之間相互勾結的不可能性（如果所有的重郵器都聚在一起交流，該系統當然會被破解。但隨著重郵器數量的增加，這種策略變得越來越無效。同時，你可以通過給自己重郵信息來擊敗大多數勾結或竊聽的企圖）。

重郵器的這種用途只是使用密碼學來改變體系和交互的一個具體例子。

「數字郵資」既激勵了重郵器運營者去經營營利性網站（從而增加這些網站的數量、增強其穩定性），又為一般電子郵件提供了更堅實的經濟基礎。對於電子郵件而言，目前大多數用戶沒有任何發送成本，這導致網路上產生了大量「垃圾郵件」。（這與本文的主題一致，我們需要的不是全球監管，而是電子郵件的市場化定價機制。）一些關於數字郵資的工作已經完成，但真正的進步需要等待數字現金系統的普及。

任何一種「新的世界秩序」似乎都不可能被普遍採用。因此，政府面臨著兩種前景，要麼限制與「流氓司法管轄區」的網站溝通，要麼接受規避法律的事實。不幸的是，美國一直顯示出一種令人不安的跡象，儘管面臨著不可避免的失敗，它依然想推動達成一項關於加密和網路訪問政策的國際協議。值得懷疑的是，最高法院是否會支持一切以這種方式限制言論的企圖。

虛擬社區——上文已經提及——是由個人或團體構成的網路組織，而組成社區的個人和團體在地理上並不一定是緊密聯繫的。「虛擬」一詞意味著這種聯繫是無形的，但並不意味著相較於傳統實體社區而言，它們不像社區。

《真名實姓》中的「巫師會」就是這樣一個虛擬社區，其他的例子包括教堂、服務組織、俱樂部、犯罪團伙、卡特爾、粉絲團，等等。天主教會和童子軍都是完善的虛擬社區的例子，它們遍及全球，跨越國界，併產生一種忠誠感，一種歸屬於「社區」的感覺。同樣，黑手黨也是虛擬社區的一個例子，它有自己的執行機制，有法律之外的規則，等等。還有許多其他例子：共濟會、三合會、紅十字會、國際刑警組織、宗教、販毒集團、恐怖組織、政治運動，等等。在學術界，「無形大學」是研究人員的社區。這些虛擬社區通過計算機網路連接起來，對成員來說，它們往往比其有形社區甚至大學還要重要。

匹配器官的買家和賣家是這種市場的另一個例子，儘管它明確涉及現實世界中的某些轉移（因此它不能像純粹的網路空間交易那樣不可追蹤）。這種轉移有巨大的需求，但各種法律嚴格控制這樣的市場，從而迫使它們進入第三世界國家。幸運的是，強加密技術使得市場需求在不受政府干預的情況下得到了滿足（被這些市場排斥的人當然無法自由光顧它們）。

信息市場匹配潛在的買家和賣家信息。一個實驗性的「信息市場」是BlackNet，這是我在1993年設計的一個系統，作為一個實踐的例子以及一次游擊練習。它允許雙向完全匿名交流各種信息。其基本思想是使用「信息池」——一個信息公開可讀的地方。通過利用重郵器鏈路，信息可以不被跟蹤、匿名地存放在信息池中，然後被其他人匿名閱讀（因為信息池以Usenet的方式廣泛廣播）。通過將公鑰用於以後的通信，我們可以在信息池內建立雙向不可讀的（對其他人）通信。這樣的信息市場也充當了分散式數據避風港。

一場重大的戰鬥已經在政府力量和加密無政府力量之間展開。既然潘多拉的魔盒已經打開，我們不妨好好利用它。

現實中仍然有可能存在欺詐、交易不滿，以及交易完成不當。加密術顯然無法徹底消除此類糾紛。但是，諸如信譽評級服務、數字簽名等各種措施應該可以有效地控制這些問題。貿易已經進行了幾千年，政府並沒有發揮核心作用。事實上，國際貿易經常被當作無政府狀態的鮮活例子，很顯然，任何一個國家的法律都不易適用。這種交易運作得如此之好，證明了：行動有結果；回頭生意很重要；即使在相對無政府狀態下，行為也舉足輕重。想要了解這種貿易無政府狀態的出色研究，請參見布魯斯·本森的《法律事業》（The Enterprise of Law）。

一個顯而易見的用途是可以遠程讀取的自動收費公路許可證，要麼允許持有人上路，要麼使用數字現金進行遠程支付。將一個人在收費公路上的行程編譯成記錄的危險幾乎對所有人而言都是顯而易見的，但是新加坡採用了這種公民單位跟蹤系統！

然而，作為一個概念，無政府狀態已經被其他協會所污染了。這裏的無政府狀態不是大眾觀念中的無政府狀態——目無法紀、無序、混亂，也不是19世紀的「黑色集團」無政府主義者的無政府主義，後者通常與俄羅斯和勞工運動有關，更不是蒲魯東和戈爾茨坦等左翼作家筆下的黑旗無政府工團主義。相反，這裏所說的無政府狀態是「沒有政府參与」的無政府狀態（從字面上來看，「arch」即沒有首領或領導）。它與「無政府資本主義」一樣，是自由主義的自由市場意識形態，促進自願的經濟運作。「加密無政府主義」是密碼學上的雙關語，含義為「隱藏」，將「加密」與政治學觀點相結合使用，（正如戈爾·維達爾對威廉·P.巴克利的著名指控：「你是加密法西斯！」）正是因為加密術使得這種形式的無政府狀態成為可能。這點首次出現在我於1988年寫的《加密無政府主義宣言》中，此文是我對另一個著名宣言異想天開的模仿。

幾年前，美國國家安全局的職能被明確劃分為兩個：一個負責信號和電信偵查（SIGINT和COMINT），另一個負責通信安全和信息安全（COMSEC和INFOSEC），即致力於更好地保障國家的通信機制。在1988年前後，美國國家安全局COMSEC的人明確警告說，數據加密標準（DES）早就該更換了，並迫切需要新的措施來保護國家的通信和金融基礎設施。然而十年後，隨著即將到來的「數字珍珠港」的警告，美國國家安全局和聯邦調查局正在盡一切可能限制使用強加密，並設法阻礙部署安全強大的系統。

強加密的廣泛使用意味著「流氓加密」（恐怖分子、加密無政府主義者、自由戰士）迷失在其他大量的用途中。關閉所有的加密意味著關閉加密的商業用途以實現保密，並可能意味著數字貿易的結束，這個代價無疑太大。儘可能長時間推遲加密行動的另一個原因是：讓商業中的加密通信變得越來越普遍，以至於一旦終止，金融災難便接踵而至。

所謂的數字貨幣，不是指當前已經存在的各類電子轉賬、自動櫃員機交易、電匯等，也不是指某些人宣稱為「數字貨幣」，甚至「不可追蹤的數字現金」（出現在一些涉及缺陷協議的臭名昭著的例子中）的各種「智能卡」系統。相反，我們關注的是在強烈意義上不可追蹤的工具。重申一下，喬姆是這個領域的先驅，他的數字現金（DigiCash）公司當時正是數字貨幣的典範。它與幾家大銀行合作，合資發行數字現金。從美元、美分、馬克是貨幣這樣的意義上來講，數字貨幣大概不會是「數字的貨幣」，相反，它更像各種金融工具，以各種貨幣計價，如支票、無記名債券、信用證、本票、印章，甚至借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