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而蘇軾不論南北，都能隨遇而安，適應這些生活小節，並無很大困難。只是新法實行后，公使庫錢減少了很多，使得州郡長官，無以應付賓客，這才使他大為嘆苦。

除了蝗蟲、盜賊之外，密州更多棄嬰，都丟在城外荒野。蘇軾一路巡行，親目所見，心實不忍。

劉攽、李常寄詩來問他密州近況，次韻答詩曰：

蘇軾之所以求為東州郡守，只為能與濟南的弟弟蘇轍較為近便，密州風土之不能與江南比論，他心裏非常明白，未去之前，先有詩說：

十一月，告下，蘇軾以祠部員外郎直史館移知河中府。其時，天降大雪，與客飲于山堂，《與周開祖（邠）書》說：「某已被旨移河中府，候替人，十二月上旬中行，想去益遠矣。往日相從湖山之景，何緣復有。……」

此詞從自然的流變說及人事的無常，從一種孤高的氣氛中，透露出作者曠遠的胸襟，歷來被認為是中秋詞中的絕唱。

蘇軾「游於物之外也」的智慧，在《寶繪堂記》（熙寧十年作）中發揮得更透徹。文曰：「君子可以寓意於物，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則人為主體，人居「物外」，來欣賞物，則天下沒有不可欣賞之物；「留意於物」，則物為主體，人陷「物內」，而隨物之得失而流轉。所以「游於物外」，乃是「無往而不樂」的條件。東坡少時讀《莊子》有「深得我心」之嘆，這種喟嘆在後來現實政治的詭譎詐變之中，在爭權奪利之中，在自己橫遭誣陷之中，轉化成透徹的智慧。這種智慧使他痛切地感到只有莊子的超越現象世界，「審乎無假，不與物遷」的哲學，才能打開一條精神上的出路，以齊得失、忘禍福、混貴賤，而與萬物齊一。

他就籌出一筆經費來，凡是養不起嬰兒的父母，由政府每月給米六斗，勸令不要拋棄，一年以後，骨肉之愛已生，就不會再被棄了。

既到密州之後，則滿眼儘是天災人禍，糾結一團，互為因果，而郡守的能力有限，他除了盡心儘力做一切措施外，只好分別奏聞朝ｈｔｔｐs://ｒｅad.９９ｃsw.ｃom廷，上書相國和元老，請求救援。整整忙了兩個月，倏忽已是除夕，眼前沒有談得來的朋友，忽又害起病來，卧床好幾天了，情緒非常低落，《除夜病中贈段屯田》詩說：「……欲起強持酒，故交雲雨散。惟有病相尋，空齋為老伴。蕭條燈火冷，寒夜何時旦。倦仆觸屏風，飢鼯嗅空案。數朝閉閣卧，霜發秋蓬亂。……此生何所似，暗盡灰中炭。」一個滿懷抱負的志士，竟將自己生平，比作埋在寒灰下的熾炭，暗隨年月，默默銷熔，心情之苦，可以想象，而最不堪的則是自亦不解何以至此，精神上彷徨無主，次韻答喬太博詩，所謂「顛倒不自知，直為神所玩」。即有生命荏弱而浮脆，直被命運播弄的一腔恚恨。

酒友趙杲卿（明叔）家貧好飲，不論酒好酒壞，只要能醉的都好。他嘴裏常常掛著一句膠東俗諺：「薄薄酒，勝茶湯；醜醜婦，勝空房。」蘇軾認為這句俗語「其言雖俚而近乎達」，就擴充其意，作《薄薄酒二首》，茲錄其一：

蘇軾從莊子哲學中體會出生命之最高價值，在於精神之獨立與自由。一個人要達到這種境界，則必先排除無窮的物慾及放縱的激|情，這兩者都是使人不能超然物外的最大桎梏。

宋太祖當年廢藩鎮，命士人典全國州郡，設置公使庫，除正供之外，地方餘利，概歸該庫，州郡長官有權支配，供過客吏卒批支口食，官員赴朝，亦不必自行齏糧，用以厚養士大夫的廉恥。新法實行后，地方餘利既被搜括一空，公使錢暴減，蘇軾因此常常嘆窮。他與通判劉廷式二人日常沿城尋覓廢圃中野生的枸杞和菊花來吃。這一行動，也是有典故的：

熙寧變法，實施新政，只為急求有功，不惜以嚴刑峻法來實施聚斂之政，實與暴秦無異。老百姓的脂膏，已被剝削殆盡。蘇軾自恨不在其位，無可挽救，更感嘆近三年來，執政人物的此起彼落，但都不是醫國之手，長此以往，後果不堪設想。蘇軾此時嚮往蓋公黃老之治，蓋深感此時「與民休息」的重要而已。

安石既去，神宗詔以韓絳、呂惠卿、曾布三人共同執政。呂、曾二人最先發生內訌，不久曾布即被惠卿排出中樞，韓絳雖然職掌中書，而碌碌無所作為，於是大權就落入呂惠卿一人之手。

安石奉詔，于熙寧八年（1075）二月倍道入京，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度秉政。秋冬間，韓絳、呂惠卿兩皆罷出。

過了年後的上元（正月十五），客逢佳節，蘇軾不禁懷念此日的杭州。兩地光景，完全不同，作《蝶戀花》詞：

在密州，不但再也沒有弦歌侑酒的熱鬧場面，新法管制下，造公使酒都有限制，歲不得超過百石，釀造逾額，為法甚重。他曾要座客喬太博「莫笑銀杯小」，詩說：「……我今號為二千石，歲釀百石何以醉賓客。請君莫笑銀杯小，爾來歲旱東海窄。」趙明叔（杲卿）教授家貧好酒，而蘇軾則苦於無酒請客，次韻詩說：「幾回無酒欲沽君，卻畏有司書簿帳。」王駙馬（詵）送他家釀碧香酒，蘇軾本于「寶劍贈與烈士」之意，也拿來送與這位酒友。

論這兩個不同的世界，《超然台記》里也說：

熙寧八年（1075）十一月，台成，蘇轍作《超然台賦》，蘇軾作記曰：

像這個樣子朝三暮四的人事變易，蘇軾作《蓋公堂記》，喻之為「三易醫而病愈甚」。這段托諷時事的寓言，比喻固然巧妙，而役使文字的經濟手段，洪邁《容齋五筆》更認為可以做作文立說者的典範，而嘆為「東坡文章不可學」。故錄該段原文曰：

蘇軾痛感朝廷如此用人，已經完全失掉原則，只被爭權奪位的政客們所擺布，「三易醫而病愈甚」。假如再不持之以慎重，雜葯亂投，國家的危亡，可以立待。當今之時，蓋公所說的「治道清凈，而民自定」的話，值得三思，於是借題發揮他那一片憂時的懷抱，作《蓋公堂記》。

蘇軾自嘲道，日坐堂上，儼然是個太守，前有賓客來造訪，後有掾屬的趨走，早衙忙到中午，午後忙到酉時（下午六時），連一杯酒都沒得喝，只好摘點草木來騙騙嘴巴，對著餐桌直皺眉頭，舉起箸來真是不堪下咽，只想嘔吐。……其實這都是夫子自嘲之語，實際情況是公使庫錢短絀，沒有九-九-藏-書能力設酒會客，寂寞不堪而已。賦中有一段解語，充分流露莊子的齊物思想，人生途程中，層出不窮的苦難，迫人自尋疏解：

住過一年，對於當地的風土人情，慢慢習慣起來，精神也漸次安定。蘇軾便差人到安丘、高密的山上去採伐木材，來修理破敗的官舍、荒蕪的庭園。動工后，發現園北有一廢舊城台，台上視野很好，順便稍加葺治，就成了一座高而安、深而明、冬暖夏涼、可以登臨眺望的休閑之地。南望是若隱若現的馬耳山、常山；其東則為廬山；西望穆陵，隱然如城；北為浩淼的濰河，風景甚是壯闊。蘇軾要老弟給它取個台名，蘇轍建議叫它為「超然台」，理由是：

呂惠卿以迎合安石建立新法，為安石竭力援引而驟至執政，既已得志，一面防止安石東山再起，一面排擠韓絳。韓絳沒有能力制伏這匹政治上的劣馬，密請神宗復用安石，帝從其請，惠卿圖窮匕見，列數安石兄弟的缺點，上奏神宗，哪知神宗對安石的信賴，豈是惠卿所能搖撼。帝將這一封事寄示安石，安石上表，痛切言道：「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須自明；義不足以勝奸，故人人與之立敵。」即是指此。

行、住、游、觀的差異如此，而飲食風味，南北更自不同，《和蔣夔寄茶》詩說：

蘇軾此篇移交致詞，儘是對密州老百姓的怛惻之情，唯此民胞物與的人道主義精神，足以成就一個人的偉大。

這是實話，枸杞和野菊，都是藥草，枸杞屬於茄科，是生長原野路邊的落葉灌木，其果實為枸杞子，皮為地骨皮，有增強精力、返老還童之功。蘇軾服用一年後，獲得顯著的藥效，顏面加豐，氣色旺盛，他最擔心的白髮也日漸轉黑起來；野菊有明目之效，對於時患目疾的蘇軾，當然有益。所以，說嚼嚙杞菊療飢，固是詩人的誇張之辭，以此養生，則是事實，但以堂堂太守之尊，親自採藥原野，也算得上是窮境了。

熙寧九年（1076）八月十五，與僚友飲于超然台上，非常高興。這個中秋夜，雖然大家一起歡飲達旦，為九_九_藏_書自來密州最快樂的一次盛會，但是客逢佳節，又不免苦念起在濟南的老弟來了，大醉，作《水調歌頭》詞：

熙寧七年（1074）四月，神宗為一連串的天災人禍所刺|激，決然權罷新法，而准了王安石的辭位。

唐朝詩人陸龜蒙，自號「天隨子」，在書齋前的空地上手植杞菊為食，至夏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澀，他還照樣嚼食，且作《杞菊賦》一篇以廣其意。蘇軾本來還不大相信這話，以為士人不遇，守窮節約就可以，何至於因飢餓而嚼嚙草木。但自遭逢了今日景況，始信天隨子的話不是沒有可能，作《后杞菊賦》，敘曰：

密州為漢代蓋公的故里，但年代湮遠，已無子孫故跡可尋。蘇軾于黃堂之北，修建了一座聚會所，名之曰「蓋公堂」。

十二月上旬，孔宗翰來代，先自荊林馬上寄詩相告，蘇軾答詩說：「秋禾不滿眼，宿麥種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膚肌。……朱輪未及郊，清風已先馳。何以累君子，十萬貧與羸。……」

秦自孝公至於始皇，立法更制，對老百姓施以嚴酷的統治，曹參親見戰亂之餘民不聊生的痛苦，初為齊相，以如何安集百姓的方法，遍問齊國的長老和儒生，但言人人殊，無從定策，訪得膠西有個蓋公，善治黃老之術，派人請他來商討。蓋公說：「治道清凈，而民自定。」推類盡言，皆是與民休息之道。曹參非常欽佩他的見解，將正堂讓出來給蓋公住，用其言而齊大治，後來又以其所以治齊者來統治天下，天下至今稱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