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十二世紀書畫鑒賞家宋徽宗收藏書畫的目錄書《宣和畫譜》的佚名作者，卻為我們留下了關於表現外國人的繪畫作品的一個簡要的敘論。這位作者具列的描繪外國形象的著名畫家中有胡瓌和他的兒子胡虔，他們的許多作品一直保存到了宋代。胡氏父子以擅長描繪邊荒絕域的狩獵場面以及外來的馬、駝、隼而著稱於世。這位佚名的目錄學家聲稱，這類繪畫的真正價值在於，與漢文化比較而言，這些作品描繪了蠻夷文化的粗俗低劣。類似這種說教式的沙文主義，在宋代肯定要比唐代普遍得多。在唐代，以外國為主題的繪畫激發出來的感情，是一種屈尊俯就的自豪感；而在宋代，由這類繪畫而產生的則是憂懼交加的妄自尊大。總之，有一點可以肯定，即大多數唐代的藝術愛好者以及大多數宋代的書畫收藏家，都從這些繪畫的風格和色彩中得到了最大的藝術享受。

但是，長安城裡的居民可以通過各種各樣的途徑來找到安慰，從而在尋求慰藉的過程中積累更多的債務。例如，他可能會參加在收入豐裕的佛寺中舉辦的各種大型的節日活動、舞會以及戲劇演出等。這樣的佛寺遍布長安。佛寺舉辦的這些新奇的文娛活動最初可能起源於印度和突厥斯坦的佛教國家。這些活動不僅具有強烈的誘惑力，而且還可以起到教化人心的作用。如果是沒有家室的市民，則他可以在位於東市與宮城之間的平康坊的妓|女中尋找到另外一種慰藉。平康坊有許多嫻熟音樂、舞蹈而且善解人意的妓|女，只要向妓|女的「鴇母」交納一千六百文銅錢，就可以與妓|女共度良宵。享有父輩榮耀的貴族子弟，或者是將科場功名作為通往仕途的唯一途徑的少年文士都會輕易地因這些嫵媚動人的妓|女而深陷愛河。如果這些風流客又兼有一些文學才能的話，他們就會用自己寫的情意纏綿的詩歌或者是悱惻動人的傳奇故事來取悅那些明艷照人的妓|女。沿著長安城東面的城牆，由「春明門」往南的一個住宅區里有許多酒館，在這些酒館里花錢更少，但卻可以感受到更濃郁的異國情調。如果有朋友要踏上向東的旅程，前往東都洛陽的話，這些酒館就成了餞友話別的好去處。在這裏，精明能幹的老闆娘會雇傭帶有異國風韻的、面目姣好的胡姬（比如說吐火羅姑娘或者粟特姑娘），用琥珀杯或瑪瑙杯為客人斟滿名貴的美酒。而這些姑娘則會使酒店的生意更加興隆。由胡兒吹簫伴奏的甜潤的歌唱表演和迷人的舞蹈，也是酒店老闆增加銷售量的重要手段，友好和善的服務，正是招攬顧客的不可或缺的手段。「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這些溫順可人、金髮碧眼的美人兒使詩人們心蕩神迷，從當時的文學作品中我們還依稀可以看到她們綽約的風姿，大詩人李白是這樣描述她們的：

想象的貢品一開始並不是在唐代的文學作品中出現的，但是這些經過想象加工的貢物反過來確實刺|激了人們的想象力。其實從古代時起，就已經有了向穆天子貢獻奇妙貢禮的故事。自那時以後，每個時代都有種種由外國貢獻的神奇的貢禮的傳說。據記載，古代的「赤烏之人」曾經向周穆王敬獻過兩位美女，周穆王將她們納為嬪妃。這兩個女孩子的原型，就是作為貢禮從科羅曼德爾海岸送來的兩位黑人少女。據十三世紀的一部精詳的史料書中記載，這種黑人少女「黑如崑崙，其陰中如火，或有元氣不足者，與之一接，則大有益於人」。古人相信，國外的旅途充滿著自然界的險阻和精靈鬼怪的危害，在中國範圍以外的任何地方，隨時隨地都會有大難奇險降臨頭頂，這種看法進一步增加了種種神奇傳說的魅力。古人總是相信，精靈鬼怪等候在山間小徑的每一處拐彎的地方，潛伏在每一次熱帶風浪的後面。來自外國的人和物都自然地帶有這種危險而又使人心醉神迷的魅力。即使晚至唐代時，外國傳來的神祇可能還帶有某種不確定的魔法和危險的妖術的味道。然而在每個時代，只要一件事與某個遙遠的地區有關，人們就樂意相信各種離奇古怪的迷信說法，在我們這個時代也不能例外。簡而言之，這種幻想的貢物的概念，在九世紀並不是新鮮玩意兒。當時記載這種貢物的書籍僅僅是給那些古老的、未加修飾的傳說賦予了新的活力。但是九世紀的這些著作，也從唐代前半期的歷史事件中去尋找原始素材，因為這在九世紀的唐朝所能見到的外來事物中已經成為稀罕之物了。在七、八世紀，尚慕胡風的傾向在物質以及精神方面都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域外之人以及他們新奇的服飾隨處可見，仿效外國人的風氣到處盛行。在這活躍而開放的時代中，天子甚至必須要一次次地發布禁令，禁止災祥符瑞、異獸奇禽以及各種奇形怪狀的物品的貢獻，以便為他的那些奢靡而輕信的群臣做出榜樣。唐朝的創建者在他登基的第一年裡發布的一道詔令，就是這種示範簡樸的一個顯著的例證。當然我們首先應該指出，這道詔令的頒布還有另外的意圖，這就是特意強調在唐朝之前的隋朝政權的奢靡無度。在這道詔令中規定「其侏儒短節、異獸奇禽，皆非實用，諸有此獻，悉宜停斷，宣布遠邇，咸使聞知」。其實這道詔令並沒有實施很長的時間，此後，唐朝皇帝又一次次地發布了類似的禁令。在這些詔令中不是將矛頭指向類似來自訶陵的五色鸚鵡這樣的奇禽，就是直接將東北地區的白如霜雪的獵隼那樣的沒有實用價值的禽鳥作為被禁斷的對象。

《杜陽雜編》記載的這些帶有濃厚的想象色彩的奇珍異寶中，有些無疑是真實的東西，或者至少是根據真實的東西加工改寫而成的。如同蘇鶚描寫的其他許多貢品一樣，由朝鮮半島的新羅王國貢獻給唐代宗的「五彩氍毹」就是屬於這個類型。五彩氍毹制度巧麗，冠絕一時，「每方寸之內，即有歌舞伎樂，列國山川之像。忽微風入室，其上復有蜂蝶動搖，燕雀飛舞，俯而視之，莫辨真假」。

最後，唐朝藝術家喜歡表現的外來題材還有外國的神祇和聖者，尤其是佛教發源地的神祇與聖人，更是他們喜歡表現的對象：瘦削憔悴的印度羅漢，瓔珞被體、法相莊嚴的菩薩，還有表現為佛法的守護神和中國的殿堂門庭里的保護神的古代因陀羅和梵天以及其他一些已經部分地同化于北方游牧民族文化和漢族文化的守護神——例如北方的保護神俱毗羅就被表現為身上穿著中國式的長袍，但是卻長著頜毛和鬍髭的形象。這種在繪畫中將中國的和外國的特點混雜在一起的現象，有時是因為描繪外來題材的畫家使用了漢人作為模特的結果，例如當時一所佛寺中的梵天女的形象，就是一位侍奉大貴族的藝伎形象的寫|真。這就如同義大利名妓的外貌被借用來描繪文藝復興時期的聖母形象一樣。那些表現佛教極樂世界的精美畫像，必定也是由許多這種混雜的形象組合而成的。而在表現虛無縹緲的仙境的圖畫中，也存在類似的情形。初唐時期佛像畫家中最著名的一位畫家本人就是于闐的胡人。這位畫家的塞語名字叫「Visa Irasangä」，漢文史料中稱之為尉遲乙僧。尉遲乙僧大概是在七世紀中葉時被于闐王推薦到唐朝宮廷中來的，他帶來了一種來源於伊朗的新的繪畫風格。尉遲乙僧用這種繪畫技法創作的形象帶有強烈的立體感和明暗色彩，人物形象凸現於畫面之外，幾至飄然欲出。這位大師創作的一幅「天王像」，一直流傳到了現在。據說，他的畫風影響了畫壇巨擘吳道玄，而且為敦煌地區的石窟壁畫所效法。尉遲乙僧還因為幫助將「鐵線描」（即用粗細不變的線條勾畫人物的西方技法）帶入了唐朝的大城市中而享有盛譽。尉遲乙僧不僅用外國技法作畫，而且他也並不鄙視表現外來題材，比如，他曾經創作過一幅「龜茲舞|女」的畫像。

從七世紀到九世紀，印度洋是一個安全而豐饒的海洋，各國的船舶蜂擁而至，聚集在了這裏。這時的阿拉伯海得到了伊斯蘭政權的保護，尤其是阿拔斯朝的首都從大馬士革遷移到位於波斯灣上部的巴士拉之後，更是極大地促進了東方貿易的繁榮。巴士拉是一座阿拉伯城市，也是距離巴格達最近的港口，可是當時最大的船隻還不能駛入巴士拉。另一個重要的港口是位於巴士拉以下，坐落在波斯灣頭的波斯古代港口伍布萊。在所有的港口城市中，最富庶的城市是位於海灣的波斯一邊，處在設拉子下方的西拉夫城，西拉夫的繁榮完全要歸功於東方貿易。直到977年被地震摧毀為止，西拉夫城一直在海灣貿易中佔有主要的地位。西拉夫城的主要居民是波斯人，但是也有一些阿拉伯潛水採珠人和來自美索不達米亞或者阿曼將要乘船前往印度和唐朝的商業冒險家。九世紀七十年代時，起來造反的非洲奴隸掠奪了巴士拉和伍布萊，使得海灣與遠東地區的貿易大大衰退，而此後巴士拉的衰落，對於海灣與遠東的貿易來說，就更是一個巨大的災難。

你以許多的貲財、貨物，

描繪外國山川形勝的圖畫，同樣也是在訊問外國貢使的基礎上畫出來的。雖然在唐代，實用與審美二者在目的及其效果方面無疑都是判然不同的，但是儘管如此，我們幾乎還是無法將表現外國山川形勝的美術圖畫與實用的戰略地圖區別開來。貞觀十七年（643），閻立本曾受命描繪太宗朝萬國輸誠納貢的場面。在閻立本的作品中，有兩幅《西域圖》。距離閻氏兄弟之後一個多世紀，活躍在唐朝畫壇上的是周昉與張萱兩位畫家。周、張二人都以擅長畫仕女畫而著稱。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他們兩人都曾畫過《拂林（Prom，或Hrom，或Rome）圖》，所謂拂林國是指拜占庭疆域內的某個地區。如果這些作品能夠保留下來的話，對我們來說它們將是無可比擬的瑰寶，但是現在我們已經無法想象這些畫家在畫面中表現的那些異域景象的特點了。甚至偉大的王維也根據某個「異域」創作了一幅風景畫，但是王維畫的「異域」究竟是指哪裡，現在也無從考證了。

北方地區在遭到唐玄宗的寵臣安祿山的蹂躪之後，經濟和文化的恢復階段一直持續到了九世紀的頭二十年。按照我們的看法，唐朝九世紀的歷史實際上是從憲宗元和十五年（820）前後開始，到917年，隨著唐朝的滅亡而宣告結束的。九世紀是一個災難深重的世紀。隨著兩稅法頒布后的緊縮時期的到來，在九世紀的頭三十年裡，物價就開始逐漸上升。旱災、蝗災等自然災害與人為的禍患接踵而至，天災人禍導致了昂貴的進口貨物以及生活必需品的極端匱乏，同時也帶來了遍及唐朝全國各地的大災難。九世紀歷史上最有毀滅性的災難是黃巢起義，在九世紀七八十年代，唐朝境內幾乎所有的地區都因為黃巢起義而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而其中特別不幸的事件是僖宗乾符六年（879）黃巢對廣州外國商人的大屠殺。這樣做的結果不僅嚴重地破壞了貿易活動，而且破壞了來源於貿易的稅收財源。九世紀是唐朝在其原來的附庸國和保護國中的威望下降的時代，而且是唐朝的新對手出現的時代，例如，南詔人當時成了古代中原王朝在越南的保護國的入侵者，而黠戛斯人則成了強大而老於世故的回鶻人的征服者。回鶻的衰亡使他們的國教摩尼教在唐朝失去了保護，在武宗會昌五年（845）大規模迫害外來宗教的運動中，摩尼教也和佛教一樣，遭到了劫難。這場迫害運動的目標是使僧侶們還俗，並將大批青銅神像改鑄為錢幣，而它的根本目的還是稅收。只有在產生了畏懼和排外的背景之下，這些經濟的動機才有可能達到預期的效果。九世紀也是在離心力的作用下，國家權力受到極大削弱的世紀。強大的地方軍閥的統治中心變成了小朝廷，而李唐皇室及其大唐政權也最終在十世紀時從歷史舞台上永遠地消失了。

儘管在當時模仿承乾太子的人肯定大有人在，但是具有這種粗野愛好的人的數目畢竟是很有限的。唐朝社會上更普遍流行的是從外國傳來的食品，這些食品當時廣泛地受到人們的喜愛。而在外來食品中，最流行的就是各種類型的小「胡餅」，其中特別是各式各樣的帶有芝麻子的蒸餅和油煎餅，尤其備受人們的青睞。雖然胡餅深受外來居民和唐朝本地人的歡迎，但是製作胡餅的技術是從西方傳來的，所以製作和出售胡餅的通常都是西域人。在唐代頗為流行的一個故事中，曾經提到過這樣一位胡餅商。有一個姓鄭的年輕人在黎明前從他的情人家裡回來，這時他所在的里坊的大門還沒有開，在等待開啟里門的晨鼓聲時，這位年輕人光顧了這樣的一所胡餅店。據記載：

唐朝畫家描繪的這些遠國絕域的居民的形象，通常都是穿著他們本地的服裝，而且這類繪畫都尤其突出地表現了異域人奇特的相貌。在所有表現外國人的藝術作品中，能夠確認其年代的作品，大多數都是由唐朝工匠創作的赤陶小塑像。在這些塑像中，我們可以發現頭戴高頂帽、神態傲慢的回鶻人，濃眉毛、鷹鉤鼻的大食人（對他們還不能完全肯定），此外還有一些頭髮捲曲、啟齒微笑的人物形象，不管這些捲髮的形象屬於哪個民族，在他們身上都表現出了希臘風格的影響。然而，雖然外國人是唐朝大畫家喜歡表現的一個主題，但是他們創作的外國人的形象留存下來的卻很少。現在我們已經無法得見閻立本繪製的——進貢者在唐朝皇帝面前躬身致禮，將獸中之王獅子貢獻給朝廷的圖畫了。其他如李漸與他的兒子李仲和畫的騎在馬上的蕃人弓箭手的形象、張南本創作的《高麗王行香圖》、周昉畫的《天竺女人圖》、張萱的《日本女騎圖》等，今天也都已經見不到了——但是在敦煌壁畫中，我們還可以看到一些面貌古怪、帽子奇特、留著外國髮式的中亞民族人物的形象——然而，當武士、文吏以及疲憊不堪的朝聖者在唐朝駐軍的保護下，通過當時西域的綠洲城市時，他們就會看到身穿希臘風格衣飾的佛陀形象，具有最純正的伊朗人特徵的供養人形象，還有直接表現熱烈的印度史詩場面的裸體女像。

唐朝人對於商業的態度也有一些模稜兩可的地方。唐朝的商業貿易從來沒有能夠從政治的羈絆中脫離出來。商品對於公眾的幸福越是必需，或者說越是上層社會渴望得到的商品，國家就越是要參与這些商品的分配。對於國內產品，例如鹽、鐵、錢以及有時對於酒和其他日用消費品的傳統的政府壟斷政策，成了唐朝政府對於外來奢侈品進行控制的模型。八世紀時在廣州設立的「市舶使」這種新的官職，就是以古代的「鹽鐵使」作為典範和原型而設立的。「市舶使」的職責是購買朝廷想要控制的所有的進口貨物（特別是朝廷或者是受到朝廷寵信的集團所需要的進口貨），防止走私，並且要遵循壟斷國內貨物的老皇曆來壟斷進口貨。根據這種態度得出的結論必然是：貿易與外交應該是不可分割、緊密相關的，從而將外國帶給唐朝朝廷的禮物看作是外國向唐朝天子遍布四海的權勢屈服的象徵，而實際上這些通常是由大量珍貴的貨物組成的禮物，應該屬於國際貿易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稱「進貢國」被迫奉獻納貢，只不過是一句自欺欺人的假話。外國——包括與唐朝疆域相接懼怕唐朝勢力的國家以及那些由於路途迢迢而真正獨立於唐朝的國家——都是純粹出於自身的利益將它們的貨物送到唐朝，然後從唐朝政府那裡得到它們希望得到的「禮物」，從而避免它們可能會遇到的麻煩。就外國商人而言，他們對於這樣一種交易制度肯定是有些猶豫的。因為這種制度要求他們首先要在唐朝都城將他們的部分商品奉獻給朝廷，或者是在報關口岸將貨物裝進政府的貨棧，而這樣一來他簡直就不能算是一個自由的代理商了。但是如果他想要以個人的計劃行事，則他可能就會招致官方的干涉，甚至有可能帶來禍患。至於地方長官，他們在解釋朝廷限制貿易的政策方面寧可走得更遠一些，也不願意冒著被砍頭的危險隨意放寬政府的限制。甚至那些允許外國人向平民自由出售的貨物，也不得不在政府代理商嚴密監督下的大市場中交易。更糟糕的是，由於政府唯恐失去其應得的一份利潤，所以外國人最想帶回本國的那些貨物，也恰恰正是唐朝的官吏最著意加以監視的貨物。通過開元二年（714）的一項詔令，我們可以了解到這些貨物的種類。詔令中規定禁止向外國人出口或出售的商品主要有錦、綾、羅、縠、綉，織成、、絹、絲，氂牛尾、真珠、金、鐵等物品。相反，唐朝政府對於那些它們認為對社會風化來講是輕佻的和有害的商品的進口和銷售，也規定了一些古怪的限制條件——儘管事實證明這些商品可能是商人貨船中最有利可圖的貨物。確實正像在廣州的一位波斯僧發現的那樣，甚至出售假造的奢侈品和摻假的貨物也是一個有利可圖的行業。雖然這種做法很可能會使從事進口的商人身陷囹圄，但是如果碰巧不被發現的話，他還是大大有利可圖的。這位波斯僧就是專門為精明世故的唐朝朝廷製作外國的「奇巧」。可是正如千萬個外國商人在唐朝境內的經商活動證實的那樣，如果經營者是一位聰明的商人，而且他知道什麼貨物可以進口，什麼貨物能夠出口，知道他所置身的環境如何的話，那麼即使他是一個老實本分的商人，他也能夠獨自經營得非常好。但是話又說回來，即使是最聰明的商人，也無力避免其他一些棘手的問題：如果地方長官對於唐朝官員應該具有的道德原則不管不顧的話，商人貨物中的相當大的一部分就有可能在「關稅」的名義下，被地方長官剝奪而去。甚至如果海關關卡的檢查者碰巧是一位廉直的官員，唐朝政府所要求的東西很可能也是過分的。根據一位阿拉伯地理學家的記載，當他的同胞到達唐朝時，他們的船貨有三分之一都被迫交到了唐朝的貨棧里。但是我們應該看到，唐朝政府沒有一項規定是永久性的，任何事情在這裏都是不可預料的。頭一年看起來還是異想天開的想法，到第二年就有可能會變成一項政策。唐朝政府以詔令的形式一次次地頒布免徵稅收的規定，這些規定大大改變了商人的處境，從而使他們獲取更高利潤的想法變得更為合情合理。太和八年（834）由唐文宗頒布的一項詔令，就是這樣一個例證。這道詔令是在文宗疾病痊癒之際頒發的「德音」。在詔令中赦免了各種級別的罪犯，而且同時也特別施予了朝廷對於在嶺南、福建、揚州等地經商的來自海外的「蕃客」的保護。因為這些蕃客「本以慕化而來，固在接以恩仁」，所以指令地方長官允許蕃客「來往交流，自為貿易，不得重加率稅」。九九藏書

儘管在藝術批評家的著作中很少對表現外來題材和其他時尚的藝術作品進行歸納總結，但是通過對批評家提到的藝術家們個人最擅長的題材進行綜合概括，我們就可以很輕易地勾勒出唐代藝術潮流和風尚的簡單輪廓。如果稍加總結的話，就不難發現，七世紀是唐代繪畫中外來題材最流行的時代。這時唐朝皇帝的武功已臻頂峰，畏威臣服的蠻夷充斥朝廷，勝利的自豪使這些化外之民似乎也成了為公眾所承認的適合於繪畫的主題了。與繪畫中的外來題材相比較而言，我們在下文中將會看到，在唐代文學作品中，外來題材最盛行的時代是在九世紀，而九世紀則是一個懷舊的時代。在七世紀時，表現外來題材的畫家中名氣最大的畫家是閻立德。閻立德其人是閻立本的哥哥，閻氏兄弟二人齊名，閻立本曾以圖寫唐太宗本人的真容而享有盛譽。據說在描繪外來題材方面，與閻立德同時或比他更早的畫家中，沒有一個人能夠超過他的成就。貞觀三年（629），中書侍郎顏師古向朝廷引見了一位居住在今貴州省境內偏遠山區的土著人。據記載，這位土著的西南蠻「冠烏熊皮冠，以金絡額，毛帔，以韋為行滕，著履。中書侍郎顏師古奏言：『昔周武王治致太平，遠國歸款，周史乃集其事為《王會篇》，今聖德所及，萬國來朝，卉服鳥章，俱集蠻邸，實可圖寫貽於後，以彰懷遠之德』。上從之，乃命閻立德等圖畫之」。

在廣州的外來遊客中，有許多人居住在城內專門為外國人劃定的居住區內。根據唐朝的法令，外國人居住區設置在河的南岸，以便許許多多選定在廣州逗留的各種不同種族和國籍的商人從事貿易活動，或者是等待返回故鄉的順風。外國人由一位特別指定的長者管理，而且享有某種治外法權。來自文明國家的公民（例如大食人、僧伽羅人等）與文化教養較低的商賈們（例如白蠻、赤蠻等）都居住在這裏，而且他們之間的交往都很密切。在這裏，你還會發現信奉正統宗教的外國人與信仰異教的外國人之間的關係相處得也很融洽，例如印度的佛教僧侶與什葉派穆斯林之間的關係就是如此。印度來的佛教徒居住在屬於他們自己的寺院里，院子內的池塘中還點綴著芬芳的藍睡蓮。而廣州的穆斯林則是為了躲避呼羅珊的宗教迫害而來到遠東的，他們在這裏停留下來並建立了自己的清真寺。簡而言之，每當午時的鼓聲敲響時，居住在廣州的各種膚色的外國人以及來自唐朝境內各地的漢人，都被召喚到了大市場上，他們或在店邸中密謀策劃，或在商船上討價還價，進行緊張的貿易活動；而每當日落時分的鼓聲敲響時，他們又都各自散去，返回自己的居住區。有時在晚間，他們偶爾也到夜市去，操著異國腔調大聲地講價錢。

長安城在東、南、西、北四個方向各設有一座城門，每個城門附近都備有客館，當外國使臣最初到達長安時，就先在一所這樣的客館中臨時安頓下來。從這時起，外國使臣就在鴻臚寺官員的指導下進行活動。鴻臚寺是唐朝設置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官署，它的主要職責是掌管唐朝皇室成員的喪葬事宜和接見、款待外國的客使，而且鴻臚寺還起著搜集有關外國資料的情報交流機構的作用，這種職能與鴻臚寺的基本職責相去甚遠，但是對於整個國家，尤其是對於軍隊的決策人物來說，卻有巨大的價值。當外國使臣剛剛到達長安時，政府就會派一位兵部的特殊代理人來會見使臣。訊問其本國的山川、風土狀況，然後再根據使臣提供的素材繪製成地圖。偉大的地理學家賈耽在八世紀曾經有一段時間擔任鴻臚寺的長官。據說賈耽非凡的世界地理知識，就是從他本人會見來訪的外交使臣時得到的。

偉大的絲綢之路是唐朝通往中亞的重要商道，它沿著戈壁荒漠的邊緣，穿越唐朝西北邊疆地區，最後一直可以抵達撒馬爾罕、波斯和敘利亞。從玉門關向西，有兩條道路可供行人選擇，這是兩條令人望而生畏的道路。商隊經過的地區有時候根本就沒有正式的路徑，只能以倒斃的行人和馱畜的殘骸作為前進的標誌。由敦煌通往吐魯番的那條駭人的道路就是如此。從敦煌到吐魯番途中要經過白龍堆（所謂「白龍堆」就是古代羅布泊遺留下來的鹽殼），白龍堆是一片地地道道的荒漠，不僅穿行極其艱難，而且沿途還有妖魔出沒，所以商隊寧願取道伊吾（即今哈密），這樣就可以躲開白龍堆，向北繞道抵達吐魯番。從吐魯番起，旅行者可以向西穿過西突厥的地面（即天山北部地區），也可以越過西南方，進入天山南部地區，繼續通過庫車以及塔里木盆地其他的綠洲城市西行。當時從敦煌出發，另外還有一條與敦煌至吐魯番的道路平行的道路，這條道路叫作南道。南道沿著神秘的崑崙山脈的北緣西行，然後到達和闐和帕米爾。這些道路之所以能夠通行，完全是靠了巴克特里亞駱駝的特殊長處，這種駱駝不僅可以嗅出地下的泉水，而且還能夠預告致命的沙暴：

廣州這座繁華的城市擁有一部色彩斑駁的歷史，謀殺、海盜的搶劫以及貪官污吏的攘奪，在廣州的歷史上塗抹上了這些斑駁陸離的色彩。這些禍患互為因果，相互引發，一直無法根除。例如在形勢安定的七世紀時，廣州都督路元叡利用職務之便巧取豪奪，結果被一艘馬來貨船的首領刺殺。這件事發生在武後嗣聖元年（684）。此後，唐朝政府又任命了一位品行優良的官員代替了倒霉的路元叡。但是在以後的若干年裡，許多形形色|色的絲綢貿易掠奪者——這些人被流放到了廣州，從而也就失去了在京師時的放蕩生活——仍舊以犧牲那些倒霉的商賈的利益作為代價，利用掠奪手段來充分補償他們在流放生活中遭受的苦難，出於給廣州城帶來秩序和整肅風紀的目的，為了保證宮廷能夠得到廣州的奢侈品，同時也為了增加政府的收入，唐朝政府在八世紀初期設立了「市舶使」這一官職。市舶使的職責是管理海關。在廣州這座情況複雜的城市裡，設立市舶使是十分必要的。它既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官職，同時又是一個有利可圖的肥差。市舶使的設立，部分也是那些因為遭受到掠奪而向唐朝皇帝抱怨的外國商人請求的結果。然而廣州城的災禍並非全部是由唐朝官吏造成的：比如在肅宗乾元元年（758），一幫大食人和波斯人驅逐了廣州都督，他們搶劫店邸，焚燒住房，然後又從海上離去。這些海盜很可能就住在海南島上。這次災難使廣州作為一個港口的地位一落千丈，廣州變得微不足道了，而外國商船則轉而駛往河內停泊。這種局面持續了有半個世紀之久。

天寶二年（743），唐朝在西京長安以東興建了一座人工湖，這個湖其實就是一個貨物轉運潭。唐朝人喜歡說的一句俗諺叫作「南舟北馬」，但是在這一年，以馬代步的北方人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他們看到來自全國各地的船隻都彙集在了這個轉運潭裡，船上滿載著稅物和各地被指派向朝廷進獻的土貢——來自北方的紅氈鞍韉，來自南方的略帶酸澀的紅橘，來自東北用粉紅色絲綢作為緣飾的毛織物，以及來自西方的深紅色的絳礬。所有的貨物都被換裝到了小斛底船上，「駕船人皆大笠子、寬袖衫、芒履，如吳、楚之制」。這裏就是那條從廣州開始，通往唐朝最大的都市長安的綿綿不絕的水路的終點。長安城的納稅人口將近二百萬人，數量相當於位於這條漫長的水道和運河網路另一端的廣州城的納稅人口的十倍。與長安的人口相適應，居住在長安的外來居民的數量也相當龐大。長安城的外來居民的成分也與廣州港的外來居民有較大的差異。長安的外來居民主要是北方人和西方人，即突厥人、回鶻人、吐火羅人和粟特人等，而聚集在廣州城裡的外來居民則主要是林邑人、爪哇人和僧伽羅人。但是在長安和廣州兩地都有許多大食人、波斯人和天竺人。在入居唐朝的外來居民中，來自伊朗的居民佔有重要的地位，唐朝政府甚至專門為伊朗居民設置了「薩寶」這個官職來監管他們的利益。薩寶（Sāṙthavāk）的字面意思是「商隊首領」。

最後，參拜聖地的佛教徒有時也會選擇通過西藏地區前往印度的通道。這條迂遠而艱難的道路通常是經由尼泊爾到達印度。

咸、洛是指長安（詩中用已經廢棄的長安的前身咸陽來代指長安城）和洛陽兩座都城。在唐代，這兩座城市是胡風極為盛行的地方。

但是我們應該看到，唐朝海外貿易的絕大部分都是通過南中國海和印度洋來進行的。經由南中國海的貿易決定於海洋季風的周期性轉移。從廣州出發前往海外的商船都是在東北季風到來之前，即在秋末或者是在冬季起航離開廣州的。東北季風也是使距離唐朝以西數千里之遙的波斯灣大港的商船起航的季風，甚至在由唐朝起航的商船離開廣州之前，從伊斯蘭地區出發的商船就已經動身上路了：如果他們在九月或者十月離開巴士拉或者西拉夫的話，就可以及時駛出波斯灣，而順風的冬季季風將帶著他們跨越印度洋，此後就能趕上六月多風暴的西南季風，西南季風會帶著他們從馬來亞向北跨越南中國海，到達他們在中國南部的目的地。東、西方的共同規律是「冬季向南，夏季朝北」。

從九世紀初期開始，唐朝的國際時代、進口時代、融合時代和黃金時代都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對於跨越大海、翻過大山而來的珍奇物品的渴求——不管是佛教手稿還是醫書，也不管是昂貴的錦緞還是珍奇的美酒，甚至哪怕是想要一睹來自突厥斯坦的雜耍藝人的風采——都已經不可能輕易地得到滿足了。於是古代傳奇得到了新的、旺盛的生命力，它為懷舊的想象提供了感官所不能給予的東西。在我們看來，這些情形的發生是一點也不足為怪的。

另一個故事講的是由交趾國進貢的一枚犀牛角，這枚犀牛角「色黃如金」，放置在皇宮的金盤裡。據帶來犀角的使臣解釋，這種犀牛角具有驅寒的功能——在犀牛角周圍也確實「溫溫然有暖氣襲人」。與辟寒犀功能類似的，是被稱作「瑞炭」的一百根炭條。據說，這種炭是由甘肅境內的一個古代國家，即西涼國貢獻的。瑞炭堅硬如鐵，「燒于爐中，無焰而有光。每條可燒十日，其熱氣迫人而不可近也」。

「萬佛山」也是新羅國進獻的貢禮。萬佛山高約十尺，是用印度尼西亞的伽羅木雕刻而成的，並且還鑲嵌了寶石作為飾物。山上以建築和樹木作為襯景，雕刻了各式各樣的精細微妙的佛像，「其佛之形，大者或逾寸，小者七八分。其佛之首，有如黍米者，有如半菽者。其眉目口耳，螺髻毫相，無不悉具。而更鏤金玉水晶為幡蓋、流蘇，庵羅、薝葡等樹。構百寶為樓閣台殿，其狀雖微而勢若飛動。又前有行道僧徒，不啻千數，下有紫金鐘，徑闊三寸，上以龜口銜之，每擊其鍾，則行道之僧禮首至地。其中隱隱謂之梵音，蓋關戾在乎鍾也。其山雖以萬佛為名，其數則不可勝紀。」唐代宗本人就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他將這件象徵天堂的雕刻品放在了一座聖殿中，並將五彩氍毹鋪在了地板上。像萬佛山這樣奇妙的貢禮，很可能並不是完全出自想象。

通往唐朝有兩條道路：一條是商隊走的陸路通道；另一條是船隊航行的海上通道。定期往來於印度洋與中國海的大船，將急切的西方人載往燦爛的東方。在北部海域，特別是在七世紀六十年代新羅國消滅了百濟國和高麗國之後，航海技能和海上貿易主要掌握在朝鮮人的手中。來自戰勝國的使臣、僧人和商人，還有來自被征服國的難民，大批地雲集在了唐朝境內。朝鮮的船舶通常是在黃海北部沿岸航行，以山東半島作為登陸的港口。這條航道也是從肥前出海的、來自日本的船隻航行的正式航道，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了七世紀末期，即日本與新羅國交惡時為止。在八世紀時，日本人為了躲避新羅，被迫從長崎越過公海，向著淮河口或者長江口方向行進，有時甚至取道向更南部的杭州灣航行。但是到了九世紀時，事實已經證明日本船隻選擇的這段航道是非常危險的，為了躲開這段航程，日本的參拜者和使臣們寧願搭乘更安全的朝鮮船，經由山東到達淮河河口，或者甘願冒險乘坐唐朝的船隻——唐朝船不從揚州登陸，而是在更南部的浙江或者福建沿海靠岸。雖然新羅船隻在這些水域佔有主導地位，但是在文化上完全仰仗唐朝的、東北地區的渤海國的商船也時常來往于北方的海域，就如同唐朝政府在山東的登州為新羅使臣設置了客館一樣，唐朝也為渤海國的使臣專門設立了客館，為他們提供膳宿。總而言之，朝鮮人在北方水域佔據了多數，而且他們也確實在唐朝境內形成了一個重要的僑民團體，他們生活在楚州和漣水這樣的城鎮里——這些城鎮位於連接長江與黃河的大運河沿岸。他們不僅得到了唐朝的慷慨的保護，而且也像其他外國人一樣，享有某種形式的治外法權。

此外，南海某個不知名的國家曾貢獻過一位十四歲的少女。這位少女名叫「盧眉娘」，她「幼而慧悟，工巧無比，能於一尺絹上綉《法華經》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米，而點劃分明，細于毛髮」。盧眉娘可能也實有其人。

離奇的供暖器具是《杜陽雜編》記載的外來異物的一個特殊的類別。「常燃鼎」是一種不用生火即可做飯的器物。這種非常有實用價值的器物是由一個神秘的王國貢獻的。書中用充滿幻想的筆調描述了常燃鼎，其中有許多內容都涉及一千多年以前的漢朝歷史上提到的國家。與常燃鼎性質相近的一種貢物是「火玉」，火玉是一種紅色的玉石，它的作用與煤炭的餘燼相同，「積之可以燃鼎，置之室內則不復挾纊」。

八世紀的唐朝歷史包括了文人們（杜甫、李白和王維等）筆下的「盛唐時期」和「中唐」的大部分時期。盛唐時期一直延續到了765年，而中唐則一直持續到了九世紀二十年代。中唐時期是唐王朝從深重的災難中緩慢地得到複原的時期，而且一場真正的文化復興運動（以韓愈、白居易和柳宗元為代表）也在這一時期發展到了頂峰階段。以八世紀中葉為界，唐朝的歷史發生了重大的轉折，我們可以依此將八世紀的歷史劃分為前後時間基本相等的兩個時期。其中前五十年是唐朝處於頂峰的最輝煌的時期，而後五十年則是唐朝逐漸恢復元氣和偏離發展軌道的時期。前一個時期就是盛唐時期，它相當於唐玄宗統治的那一段和平繁榮的時期。這一時期是一個時間漫長、富足安定、物價低廉的時代，是一個「天下無貴物」的時代。這時的人們可以非常便利地周遊各地，「南遊荊、襄，北至太原、范陽，皆有店肆以供商旅，遠適千里不持寸刃」。在這些安全得到保障的道路上，旅客用以代步的工具是騾子和馬。為了將庸調絲絹順利地從長江口轉輸到京城，在歷史上曾經設計了複雜的運河系統來滿足漕運的需要，到了玄宗統治時代，又將這條運河系統加以改進，使它在轉輸絲絹的同時，也能夠運送外國來的奢侈品。良好的陸路和水路交通狀況，大大促進了海外貿易的發展，但同時也很快就改變了唐玄宗這位年輕的君主的嗜好。當玄宗最初繼位時，他曾經將一大批金銀器玩、珠玉、錦繡等珍貴物品堆放在大殿前付之一炬，以使天下人都知道他對這種奢靡之物的鄙視。但是在短短的幾年之後，當玄宗聽到了廣州堆積著大量的外國來的財寶的傳聞時，在這種消息的誘惑下，玄宗皇帝開始對昂貴的進口貨物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而且不無嫉妒地派人監視外國貿易的情況。在古老的自然經濟統治下，絲絹是正式的價值尺度，它可以用來與任何物品——從一頭駱駝到一畝土地——進行交換。隨著商業貿易的發展，古老的自然經濟開始動搖，並最終在731年被得到官方認可的貨幣經濟取代。貨幣經濟地位確立的結果，促成了經濟狀況的空前繁榮，而像揚州和廣州這樣的商業中心就更是如此。錢幣是商業機器運轉的油料，錢幣得到認可，為正在興起的商人階層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七世紀實行的稅收制度這時已經到了非放棄不可的地步了：德宗建中元年（780），唐朝開始實行一種新的「兩稅法」改革，這種新的制度規定，每年分兩次用錢幣來支付稅收，以此取代了七世紀時以實物和人丁為主的稅收制度。稅收制度的這種變化也是正在發展中的貨幣經濟的反映，而稅制的變革也大大鼓勵了商人階層的積極性。新的金融界不僅代表了商人和中間商的全盛時代，也宣告了獨立的自耕農的崩潰，唐朝創建初期授予自耕農的小塊土地，到八世紀時就已經喪失殆盡了。所以除了八世紀中葉的一段時間之外，八世紀是自由的自耕農轉變為無土地者和境況凄慘的佃農的時代，也是反對富有的土地所有者和大莊園主的時代。而這一切都是戰爭、徭役以及稅收所導致的結果。九九藏書

唐朝人對外來居民的稱謂中有許多俚言俗語，如「富波斯」（因為他們富有，所以他們是受人羡慕的）、「黑崑崙」（因為他們膚色黑，所以他們是醜陋的）、「裸林邑」（因為他們是裸體，所以他們是淫|盪的）等，這些說法只是一些形象化了的俚言俗語，對於官方政策不會產生什麼影響。至少就唐朝民間而言，對於外來居民的態度總是模稜兩可、含混不清的。當時的人們常常在酒宴上擺放一個頭戴寬檐帽、藍眼睛、高鼻樑的小木偶人，用它來表示喝醉的胡人。當這種滑稽的小木偶跌倒時，如果他倒的方向指向哪位賓客，則這位賓客就必須將杯中的酒喝乾。年輕的詩人們常常在妓院里用這種木偶人取樂。他們一方面嘲弄、取笑著這種木偶，另一方面也正是他們，在苦苦思戀著大都市酒肆中那些楚楚動人的伊朗女侍者。八世紀是中亞的琴師和舞|女在唐朝的大都市中受到熱情歡迎的世紀，同時也是數千名並無惡意（但卻富有）的波斯、大食商人在揚州被殘殺的世紀。九世紀時，外來物品價格特別昂貴，而且也很不容易得到，這樣一來，一種充滿著浪漫的回憶色彩，以反映外來事物作為主要特點的文學作品就開始大量流行起來。奇怪的是，同樣是在九世紀，正當有關那些來自西極的樂善好施的富豪的故事到處流傳之時，也正是外來居民遭受猜忌和迫害之日。在這存在兩種相互矛盾的態度的同一個時代里，對於外來居民而言，他很可能會在唐朝政府中上升到很高的地位——特別是他本人如果與新貴結成聯盟的話，這種可能性就更大（唐朝的新貴階層是由科舉制度造就的反對世襲貴族的一個社會階層）。我們可以舉一位大食人為例，在九世紀中葉，這位大食人曾經得到了「進士」這樣的殊榮。許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使唐朝人心目中的「理想的」外國人的形象與真正的外國人分離開了：隨著物價的增長，唐朝人對於外來富商的憎惡與日俱增；唐朝政權的不斷削弱，使政府只能聽任異族對唐朝國土的入侵，所有這些因素都影響了唐朝人對外國人的看法。總之，對於外國人的不信任的和敵視的態度，與對外來物品的喜愛，這兩者之間並不是完全不能相容的。當七、八世紀唐朝處於朝氣蓬勃的全盛時代時，這種對於外來物品的喜愛並不算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九、十世紀的文學作品中保留了七、八世紀胡風盛行時的狀況，使後人得以撫今追昔，發思古之幽情。在這時的文藝作品中，戀情依依地回顧了七、八世紀那段美好的舊時光——唐朝軍隊的優勢力量和唐朝藝術的優越地位，在當時得到了普天之下的外國人的承認。這時哪怕是普普通通的唐朝市民，也完全有可能享用到來自遙遠的地方的珍稀貨物。這就正如同在我們的時代，一位前德國士兵可能會追憶起他可以開懷暢飲法國酒，而不必承認法國的平等地位的日子；或者就像一位前英國的文官深深地懷戀著大英帝國統治時期野蠻的印度的財寶一樣。以貨比人，外國人永遠也無法與外國奢侈品相提並論。

總之，不管遊人選擇哪一條道路，都能夠在帆篷、槳棹或者是風力的推動下，通過長江以南的眾多大湖，輕易地到達目的地。從八世紀後期起，人們甚至可以藉助明輪的推動到達目的地。一般來說，遊人大多首先是前往繁華的揚州。

使地上的君王豐富。

我們在這裏所要討論的，是李姓王朝統治時期的唐朝帝國的外來物品。中世紀時，唐朝在整個亞洲地區聲名顯赫，而在遠東地區，唐朝的聲威至今還深深地留在人們的記憶之中。在這裏，首先讓我們回顧一下唐朝的歷史。有唐一代歷時三個世紀，這三個世紀各個階段的歷史又不盡相同，所以我們必須對唐朝的歷史進行必要的劃分，以形成一個年代框架，這樣就便於安排我們所要討論的內容。我們必須承認的是，這樣一種框架結構無疑具有很大的隨意性，因為它過多地考慮了歷史上的一些重大的變化，而對於那些沒有變化或者是變化很小的因素，卻考慮得太少。所幸的是，我們要討論的內容主要是限於商業和藝術方面，這樣就允許我們可以比較隨意地以世紀為單位，對當時的各個歷史階段進行一些大致的劃分。而且我們也相信，這種劃分的結果與實際情況不會相去太遠。

貨物，水手……

與大眾食品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為富豪和體面人的餐桌上準備的精美菜肴。這些菜肴中有些是利用昂貴的進口配料製作的，但是在製作方法上卻似乎沒有根據外國的烹飪方法。在這類食品中，特別流行的是各種添加了香料的香味食品，例如在一種叫作「千金碎香餅子」的食物中，就必定添加了香料。而有些食品則顯然是根據外國傳來的食譜製作的，例如在籠屜中蒸制的「婆羅門輕高面」就屬於這一類食品。

但是，外來事物傳入的歷史在唐代詩歌中並沒有得到充分的反映，關於外國題材的傳奇文學比反映外來事物的詩歌要有名氣得多，反映外來事物的傳奇故事構成了唐代傳奇的一個重要流派。八世紀末的二十年和九世紀初的二十年，即八、九世紀之交的四十年間，是反映外來事物的傳奇最興盛的時期。特別是在九世紀初年，各種各樣的奇妙的想象以及新奇的內容，形成了傳奇文學的流行模式。幸運的是，許多反映外來事物的傳奇作品一直流傳到了二十世紀。通常有這麼一類關於神奇寶石的故事，它或者由詭秘的異域人帶入唐朝，或者是他們在唐朝境內尋找。這些寶石具有澄清污水的妙用，還有揭示埋藏的寶藏的功能，它能夠為航海者帶來順風，或者天生就具備了其他一些同樣能夠滿足人們的慾望的屬性。追求怪誕離奇的風氣，在晚唐那種令人驚嘆不已的，嵯峨險勁、凜然肅穆的風景畫中也表現了出來。當然，這種風氣也包括藝術品中表現的那些充滿浪漫情調的外來之物。從種種荒誕不經的故事里和那些由國外傳來的、深受人們喜愛的物品身上，我們可以列舉出最典型的例證來證明這些風氣。尤其是那些據說在唐代以前就已經進獻給了中原王朝的最奢華的奇珍異寶，是最能說明這些風氣的例證。因此，我們將要討論的並不是真的進口貨的魅力，而是在陸地和大海上無處不在的那些商貨的魅力；不是真正的黃金製作的禮物，而是以這些貢物為原型而虛構的、傳說中的貢品——嚮往的珠寶和想象的金銀織品。

八世紀是一個神奇魔幻、無所不能的時代。那些在其作品中虛構外來物品的作家們力圖發揮想象重新創作的，正是這一去不復返的八世紀的世界。

現在，讓我們在這輕鬆愉悅的氣氛中離開長安，再來看看其他那些常常有外國人滯留的城鎮。當然，不管是在哪裡，只要是有利可圖的地方，你就會發現外國人活動的蹤跡。在富庶的川中流域，或者是在洞庭湖附近濕潤的低地地區，你都會發現求購絲綢錦緞的外國商人。但是在那些沒有水道與通都大邑連接的地區，外國人最樂意居住的還是商隊經過的河西走廊地區。這條走廊是通往塔里木盆地的必經之地，沿著茫茫戈壁的邊緣散布著一座座唐朝的城鎮。這些城鎮之間往往都相隔一定的距離，城鎮里都配備有商隊歇腳的客店。你會在這裏發現伊朗拜火教徒和伊朗樂師。河西走廊所有的城鎮都是向背無常的：今年這裏還是由唐朝的官員駐守——他們引經據典，用道德規範來勸化人民；但是明年就會有突厥人揮舞弓矢，策馬入侵；除了突厥人以外，這裡在唐朝還常常被吐蕃貴族佔領。在這些使用多種語言的邊鎮中，最典型的是涼州古城。涼州在唐代以前曾經被匈奴和匈奴以後的遊牧統治者征服。唐朝的哥舒翰將軍曾一度駐節涼州。在這期間，他的奢華排場幾乎可以與帝王相埒。哥舒翰經常大擺宴席，款待賓客，幸運的客人在宴席上不僅能欣賞到舞獅、舞刀的表演，而且還可以得到朱唇侍者的悉心侍奉。因為「（涼）州之分野，上應白虎之宿，金氣堅剛，人事慷慨」，所以這裏的居民一向以堅忍、頑強著稱。八世紀時，涼州的常住人口有十萬多人。涼州居民中有一部分是漢人，但是他們中有許多人的祖籍是天竺，這些人的漢姓叫「申屠」（Shindu），申屠這一姓氏就是根據他們的種族來源而起的。此外，還有許多人的種族來源可以追溯到阿姆河和錫爾河邊疆地區的國家。涼州是牧馬的重要場所，特別是仍然保留著古代蒙古語名稱的「土彌干川」沿岸地區，更是水草豐美的優良牧地。「土彌干」，鮮卑語的意思是「骨髓」，正是因為這一帶的土地豐饒肥沃，它才被稱為「骨髓」。涼州出產優質的緞、龍鬚席、毯、野馬革，而芎藭這種治療頭疼的良藥，則更是涼州著名的土產。涼州是一座地地道道的熔爐，正如夏威夷對於二十世紀的美國一樣，對於內地的唐人，涼州本身就是外來奇異事物的親切象徵。涼州音樂既融合了胡樂的因素，又保持了中原音樂的本色，但是它又不同於其中的任何一種，這樣就使它聽起來既有濃郁的異國情調，又不乏親切熟識的中原風格。在中世紀早期的遠東，涼州音樂曾經風靡一時。

胡風的盛行波及了語言文字領域，唐朝有些漢人是懂得突厥語的。當時有一部供正經學者使用的突厥—漢語詞典，而且在唐朝的一些詩歌中，也表現出了突厥民歌對唐詩詩體的影響。有許多虔誠的佛教徒還學習了梵文。但是對於其他一些外語，如高麗語、吐火羅語、吐蕃語以及林邑語等語種的學習是否也達到了這樣的程度，我們還不清楚。

來自龜茲的一件貢禮是由一塊酷似瑪瑙的光滑的石頭製作的做工「甚樸素」的枕頭。有幸能夠枕在這個枕頭上睡覺的人，就可以在夢中四處漫遊，海洋陸地無所不至，甚至還能到俗世凡人聞所未聞的仙境中遊歷。故事告訴我們，這個幸運的人是新貴官僚楊國忠。由於楊國忠是唐玄宗所寵愛的楊貴妃的表兄，所以他真可以說是幸而又幸了。

有關虛構杜撰的進口物品和怪異荒誕的貢物的唐代傳奇，絕大部分創作於九世紀時，而在這一時期，真實的新奇物品已經無法到達唐朝境內了。在貿易品方面追求外來物品的風氣，在九世紀時被文學作品中對外來物品的誇張描寫取代了。一位現代學者是這樣說的：

外國使臣以自己本國君主的名義接受了這些殊榮之後，就被引導出殿。這時他就可以享用比較輕鬆的宴饗，以洗去旅途的勞頓。八世紀初期的一位日本使臣就曾享受過這樣的待遇。皇帝在召見之後下詔說：

除了以上道路外，另外還有一條陸路商道，這條道路是從四川經過現在的雲南省境內，進而分作兩條道路，通過緬甸境內上伊洛瓦底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峽谷，然後再前往孟加拉。這是一條非常古老的通道，但是在唐朝之前卻幾乎沒有利用過。唐代的雲南屬於西南蠻地區，唐朝政府曾經徒勞無益地試圖征服西南蠻，但是由於八世紀時在這裏新興起了南詔政權，這樣就使唐朝重新開通這條通往緬甸的古道的努力最終化成了泡影。南詔國對於入侵唐朝邊疆的吐蕃人的態度，要比對唐朝的態度友好得多。當南詔在懿宗咸通四年（863）入侵東京灣之後，唐朝政府最終得以摧毀了南詔的軍事力量，但是這時正是唐朝對外貿易的衰落時期，所以已經取得的勝利也就沒有多少可供利用的價值了。在通往緬甸的道路中，有一條道路從密支那的琥珀礦通過。密支那距離現代開採翠鳥色翡翠的礦區不遠，這裏出產的翡翠很受歡迎。一直到了後代，這裏的翡翠也是穿過緬甸古道，經由雲南境內運送到北京的玉石工匠的手中的。

追求突厥人生活習俗的熱情，竟然使一些貴族能夠忍受那種很不舒適的帳篷生活，他們甚至在城市裡也搭起了帳篷。詩人白居易就曾經在自己的庭院里搭了兩頂天藍色的帳篷，他在氈帳中款待賓客，並且不無得意地向他們解釋帳篷如何能夠對人提供保護，免受冬季寒風之苦。在這些都市裡的氈帳居住者當中，最著名的一位是偉大的唐太宗的兒子——不幸的皇太子李承乾。承乾太子在生活起居等各個方面都刻意模仿突厥人，他寧願說突厥語而不說漢語，並且在皇宮的空地上搭造了一頂地地道道的突厥帳篷，而他本人則穿得像一位真正的突厥可汗，坐在帳篷前的狼頭纛下，親手將煮熟的羊肉用佩刀割成片大嚼大吃。伺候他的奴隸們也都是全身穿著突厥人的裝束。

一旦普通商人得到官方的允許，獲准在唐朝的市場上進行貿易，他就可以在同胞中住下來，從事自己的商業活動了。但是，代表外國政府來唐朝的使臣與此不同，儘管他們的主要興趣可能是在商業方面，或者說至少是為了有利可圖地交換珍貴的物品，可是至少在表面上，他們卻不得不去應付那些等待著每一個進貢國代表的豪華場面，這樣一來，他們所代表的國家就當然地承擔了進貢國的義務——雖然這些使臣即使是在與好友私下密談時，對此也是佯作不知。但是也有一些屬於例外的事例：當薩珊王室的末代後裔卑路斯來到長安，尋求唐太宗的保護和幫助時，我們無法猜測這位逃亡的薩珊王子究竟為唐朝皇帝帶來什麼象徵性的禮物，或者說他究竟向唐朝皇帝進獻了怎樣的表示臣服的象徵物。但就一般情形而言，使臣大多是普通政客、國王的近親、高僧大德，或者乾脆就是由商人充任的。一般來講，這些人對於俯首稱臣這種事情是不太在乎的。那些路途遙遠，但又希望促進與唐朝之間的貿易的國家，往往寧願請求其友好鄰邦的使臣代表他們出使唐朝，而不是派遣本國的使團。婆利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貞觀四年（630），婆利國派了一位使者帶著本國的方物，隨同林邑使團一起到唐朝朝廷進貢。

「變晝草」雖然沒有上面說的器物那樣合意、適用，但也足以使人驚嘆不已。這種草似乎屬於芭蕉屬植物，「樹之，則百步內昏黑如夜」。變晝草的這種不可思議的特徵，使皇帝很不高興，認為這種草「背明向暗」，不足為貴。

根據漢文史料記載，在唐代繁榮昌盛的海外貿易中，最大的商船是來自斯里蘭卡的「師子舶」。斯里蘭卡的商船長達二百英尺，可以裝載六百人或七百人，許多船隻還拖著救生艇，並且配置了信鴿。獨桅三角帆船是在波斯灣地區建造的，這種船形體較小，裝備有三角帆，船身是葡萄牙輕快帆船的那種樣式。獨桅三角帆船是用原木板的邊與邊相接而做成的，木板不是用釘子釘在一起，而是用椰子皮殼的纖維加以縫合，然後塗上鯨油，或者抹上一層像黑漆一樣可以凝固的中國橄欖樹脂，這樣就可以防止船體漏水了。

東方各地的財富也經由陸路被源源不斷地運送到了大唐的土地上——或車裝，或駝載，或馬運，或驢馱。東北諸民族以及朝鮮的物產通過森林地區和遼陽平原（這裡是東胡各民族與原始蒙古部落生息的地方），向南到達渤海灣沿岸，然後運抵位於高山和大海之間的狹長走廊上的長城盡頭，即地勢險峻的戰略要地盧龍（意思是「黑龍」）城。原來這裡有一條叫作「渝水」的河流，但從唐代以後它就消失了。盧龍城不但是唐朝的一個重要的邊防要塞，而且也是一個重要的關稅徵收地。

大運河的開通以及揚州的繁榮都應該歸功於隋朝統治者的努力，但是大運河與揚州的興盛時期卻是在八世紀時才到來的。隨著八世紀唐朝人口與物質財富的驚人增長，黃河流域的農耕地的出產已經無法滿足兩京以及北方其他城市的需求了，這樣就不得不從長江流域將穀物運送到北方。這些新的需求使古老的運河系統承擔了原來意想不到的巨大的壓力。開元二十二年（734），唐朝政府想出了一種補救的辦法，這就是在從揚州到長安途中的一些要害地區設立糧倉。每當大運河無力承擔繁重的轉輸任務時，就可以將糧食妥善地儲藏在這些糧倉中，從而避免貨物運輸的延誤和阻塞，杜絕糧食的腐爛和被盜，而且也使得稻、粟等穀物可以安然地換載與運河河道寬度相應的船舶。採用這種新的方法，就保證了糧食能夠源源不斷地運往北方。但是，日益增多的來自遙遠的南方的奢侈品的運輸量，大大加重了運河船舶以及唐朝新的中繼轉運系統水道的負擔，這一點是當時所始料不及的，或者說當時至少沒有公開提倡這種做法。象牙、龜甲、檀香木等珍貴貨物在漕運船上堆積如山，而這些漕運船最初則是計劃用來裝載糧食口袋的。ｒｅａd.９９ｃsw•ｃｏm

唐朝政府對待外來居民的態度和政策是很複雜的。即便是在唐朝最崇尚外來物品的時期，對於外來居民而言，最好的辦法也莫過於選擇唐朝人的思維方式和生活習俗，而當時許多外來居民也確實是這樣做的。但是另一方面，唐朝政府有時又偏偏不允許他們這樣做。例如，代宗大曆四年（769）時，「回紇（即回鶻）留京師者常千人，商胡偽服而雜居者又倍之」。針對這種情況，唐朝政府頒布詔令，規定「回紇諸胡在京師者，各服其服，不得效華人」。在詔令中還嚴厲禁止胡人「誘娶」漢人婦女為妻妾，或者以任何方式冒充漢人。這條詔令的發布可能是由於普遍憎惡回鶻高利貸者的結果，但是唐朝還有其他一些與此類似的規定，而這些規定除了出於虔誠的地方長官維持唐朝人習俗的純潔性的強烈願望之外，別無任何理由。例如，文宗開成元年（836）盧鈞擢任嶺南節度使時，他發現廣州的外來居民與唐朝人雜居在一起，不僅沒有實行種族隔離，而且相互自由通婚。於是盧鈞強迫他們分處而居，禁止通婚，甚至不許外國人占田和營建房舍。他自許是在整飭這座荒淫放蕩的城市，認為自己是一個正直而堅持原則的人：總歸一句話，他的這種做法其實就是一種「種族清教徒」的行為。

當一位天竺的佛教徒，或是一名訶陵的使臣，抑或是一位林邑的商賈希望由廣州前往北方，到傳說中的唐朝京城和其他一些大城市遊歷時，有兩條穿越崇山峻岭、通向北方的道路可供選擇。一條道路是由廣州正北沿著湞水（現在稱作北江）到達韶州，然後轉向東北方向，翻越「梅嶺」，進入贛江流域。然後從贛江流域輕易地穿過現在的廣西壯族自治區，經由洪州——洪州當時住有許多波斯人——進入長江流域，此後沿著長江可以直抵有名的商業城市揚州，或者是到達中國心臟地區的其他地方。翻越梅嶺的這條道路的狀況在當時可能無法滿足唐朝初年貿易和交通大幅度增長的需要，為了促進海外貿易的繁榮，加速廣州的發展，由宰相張九齡發起，修建了一條翻越梅嶺的新的大道。這項偉大的工程完成於開元四年（716）。張九齡本人就是一位同情中產階級的、出生於南方的暴發戶。

七世紀是唐朝征服和移民的世紀。最初，李淵父子推翻了隋朝政權，摧毀了那些與他們情況差不多的、野心勃勃逐鹿中原的對手。此後，又使位於現在蒙古草原的東突厥政權和位於現在東北地區與朝鮮境內的高麗、百濟王國屈膝稱臣，並且最終征服了西突厥政權和西域地區，即相當於現在中國突厥斯坦的古代城邦諸國的君主，使唐朝成了一個強大的政權。唐朝在以上邊疆地區設立的軍鎮，使得唐朝本土以外的人和物品源源不斷地流入唐朝這片樂土成為可能。在七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唐朝的物價都很低廉，經濟也很穩定，這樣就有可能將小塊農耕地分配給農民，從而為制定出一種新的、穩定的稅收制度提供了可能性。這種新的稅收制度就是著名的租庸調製。租是每個成年男性必須繳納的糧食稅；調是家庭婦女繳納絲絹或者麻布（另外要附加一份綿或麻），以此作為家庭稅收；庸則是在一定的時期內為公共工程所服的勞役，庸也是由家裡的男子來承擔的。

據一則故事中記述，在唐朝一位大臣獻給唐朝皇帝的「定國寶」中，有兩枚「西王母」的白環——西王母是一位模糊而久遠的人物，她與居住在世界之巔的山裡的神仙的夢想有密切的關係——這種白玉環與其他那些民間傳說中非常有名的、具有魔力的玉環很相似。據信，誰要是有了這種玉環，他就能使所有周邊的國家臣服。

就使許多國民充足，

龍是水之神，由神龍顯化，是精氣凝結而成的細微精妙之物，它是另一種深受歡迎的貢禮。「龍角釵」和「履水珠」就是這方面的典型例證。神奇的龍角釵是與靈光豆一起貢獻給唐朝的一件貢禮。它是用一種深醬紫色、類似於翡翠的玉石製作的，「上刻蛟龍之形，精巧奇麗，非人工所制」。代宗皇帝將它賜給了美麗的寵妃獨孤氏。有一天，當代宗與獨孤氏在龍舟池泛舟時，一團紫雲從龍角釵上生成，皇帝將釵放在手掌中，在它上面噴上了水，於是霧靄凝成兩條龍，騰身躍入空中，在東方冉冉消失。履水珠「色黑類鐵，大於雞卵，其上鱗皺，其中有竅」。攜珠的人可以自在無虞地來往于波濤之中。唐代宗曾試著用五色絲（毒|龍害怕五色絲）將履水珠捆在一個擅長游泳的人的胳膊上。於是這個人就能行走於水面，躍入水底，而出來時身上竟沒有濡濕。後來，當一位宮女拿著履水珠在海池中嬉戲時，履水珠變成了一條黑龍。

對於新的文人階層來說，玄宗統治時期是一個勝利輝煌的時代，政治家張九齡卓爾不群的一生，就是一個顯著的例證。張九齡生長在酷熱的南方，是南方的土著人，是武人和政治家的對頭，也是南方人和商人的朋友。然而，文人的輝煌並不長久，同樣也正是在玄宗統治時期，特權階層終於取得了最後的勝利。特權階層的勝利是隨著李林甫的專權而實現的，李林甫的專權則迎合了唐玄宗希望加強政府權力的願望。當專權者李林甫死後，受到他庇護的安祿山（「祿山」，Rokhshan，意思是「光明」）在河北地區「純」漢族血統的一些氏族的支持下，立即親自出兵，發動了反對新貴族的戰爭。安祿山率領麾下能征慣戰的將士，從東北地區進入了黃河流域，洗劫了唐朝的東、西兩京。安祿山的叛亂，使八世紀下半葉成了衰落和毀滅的時代，也導致了唐朝人口的大幅度減少。八世紀也是唐朝邊疆地區形勢變動不居的時代：新建立的南詔國（即後來的雲南省）的武士們橫跨在通往緬甸、印度的道路上，不肯放棄他們的獨立地位。而在西北邊疆地區，則在八世紀中葉興起了回鶻政權——回鶻人既是唐朝傲慢的朋友，同時又是它的對手。在東北地區，正在興起的契丹民族（在後來的兩個世紀中，他們還不足以構成巨大的威脅）也在逐步侵蝕唐朝邊鎮的勢力。吐蕃人一直騷擾著唐朝通往西方的通道，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了高麗族大將軍高仙芝將他們打敗為止。但是在天寶十載（751），形勢急轉直下，高仙芝這位英雄在怛拉斯河畔目睹了自己的軍隊在阿拔斯朝軍隊的猛烈進攻之下，被打得分崩離析的境況。此後，伊斯蘭勢力控制了中亞，大食人也開始在唐朝各地出現了：大食軍隊曾經幫助唐朝政府鎮壓了安祿山的叛亂，而（相反的）在短短數年之後，大食海盜卻捲入了對廣州的劫掠。對於外來的宗教信仰而言，八世紀是一個容忍和默認的時代，各種教派的佛教徒、敘利亞籍的景教徒以及回鶻族的摩尼教徒都聚集在唐朝的城市裡，他們得到了唐朝政府的保護，在各自的聖殿中舉行神秘的宗教儀式，吟誦祈禱文。

唐德宗皇帝常常得到一些受過訓練的野獸和珍奇飛禽，但是他總是按照佛教的戒律將這些生物放生。可是唯獨對於一隻建中二年（781）由南方某國貢獻的美麗的「朱來鳥」，他卻沒有按照以往的做法將它放生。就文獻記載的某些體形特徵而言，唐朝可能確實有過「朱來鳥」這種珍貴的禽鳥。朱來鳥的喙部是紅色的，紫藍色的尾巴甚至比身體還長。這種鳥非常聰明伶俐，「巧解人語，善別人意」。它的嗓音高亢而尖利。顯然這是一隻熱帶鵲。這隻鳥中的花|花|公|子備受宮女的喜愛，她們用最昂貴、最精美的食物來喂它，「夜則棲以金籠，晝則翔于庭廡，而俊鷹大鶻不敢近」。不幸的是，有一天它被一隻巨雕抓住殺害了。宮裡的人們真誠地舉行了哀悼活動，並由一位擅長書法的朝臣書寫了一部《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為這隻可愛的小鳥超度亡靈。

不過當時的漕運船上的船師以及船上搭載的遊客對這些嚴重的經濟問題並不知情。如果他們不願騎馬或乘車的話，便會駕船離開揚州，順著運河前往北方和西北地區，一路上對圍著漕運船游來游去的一群群鴨、鵝大加興嘆。在途中，他們可能會與鹽院的船隻擦肩而過——船上像雪一樣潔白的鹽粒在陽光的照射下晶亮閃光；也許他們會在繁華的睢陽和陳留城停留歇腳——這兩個城市當時是外國人，尤其是波斯人的重要居留地；到了汴州（即開封），他們也許會順路去看看城裡的拜火寺——開封城當時有五十多萬人口，但是這時它還沒有具備以後將要獲得的大都市的殊榮。最後，旅遊者終於到達了唐朝的東都，即洛陽古城。

文學作品中反映外來事物的高峰時期比造型藝術中大量反映外來事物的時期幾乎晚了整整兩個世紀。文學作品中的這種轉變開始於八世紀末期，它的出現也與反對「新的」駢體文（這種駢體文的出現只有幾個世紀）的古文運動有關。但是文學作品對異域的風貌的興趣不僅表現在這一時代的散文中，而且也體現在這一時期的詩歌的內容中。絢爛的色彩、奇麗的想象、浪漫的意境等，吸引了九世紀許多優秀詩人的注意。這一時代的典型人物是李賀。李賀是一位想象豐富、奇詭險怪、色彩鮮明的詩人。他在詩歌創作中總是喜歡使用誇張和舉隅的手法，如以「琥珀」代表「酒」、用「冷紅」借指「秋花」等。這位年輕的文人熱衷於閱讀豐富的古代典籍「諸子」和禪宗的《楞伽阿跋多羅寶經》，李賀英年早逝，宋代批評家稱他為「鬼才」，而所有這些在我們看來則是毫不足怪的。在李賀的詩歌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了奇妙的異域風情，正如在《崑崙使者》一詩，或在他對一名捲髮、綠眼的胡人兒童的描寫中反映出來的那樣。另外一位與李賀風格相似的詩人是杜牧。杜牧是一位官僚，而且還因為寫了一篇《論兵事書》在當時享有盛譽。他在文章中主張「胡戎入寇，在秋冬之際，盛夏無備，宜五、六月擊胡為便」。然而，無論杜牧的經世才能如何，他都不失為一名浪漫派詩人。在他的作品中，常常流露出對往昔的追憶：

上面我們講了唐朝接待那些帶來奇珍異巧的異域人的方式。這些奇珍異巧就是唐朝的貴族階層以及模仿貴族者夢寐以求的物品。唐朝人追求外來物品的風氣滲透了唐朝社會的各個階層和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在各式各樣的家庭用具上，都出現了伊朗、印度以及突厥人的畫像和裝飾式樣。雖然說只是在八世紀時才是胡服、胡食、胡樂特別流行的時期，但實際上整個唐代都沒有從崇尚外來物品的社會風氣中解脫出來。當時有些人物對這種新的觀念感到痛心疾首。例如詩人元稹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八世紀末年寫道：

現在讓我們回過頭來，看看那些聚集著許多外國人的唐朝的城市和鄉鎮，看看外國人在唐朝境內四處流動時所要經行的道路。首先我們從南方地區談起。在唐朝以前，前來中國海的航海者一般都是以東京灣，即現代河內附近地區作為停泊的港口。但是當唐朝建立之後，阿拉伯和東印度群島的商人就紛紛將他們的商船駛向廣州，或者甚至停泊在更北部的沿海港口。唐代的交州是唐朝建立在東京灣地區的保護領地的統治中心所在地，這裏居住著嚼檳榔的安南人，龍編是交州的出海港。七世紀時，隨著廣州的興起，交州的對外貿易雖然有些衰落，但是通過交州進行的海外貿易卻從來沒有完全絕跡。相反在八世紀中葉以後，即在八世紀的最後幾十年裡，由於廣州地區貪得無厭的官僚和中間代理商的敲詐勒索，外國商人寧願在交州進行貿易，所以這時交州的對外貿易甚至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

外國使臣到達唐朝都城時，必須攜帶正式的國書，只有這樣才能得到合法的特權。外國君主如果想求得唐朝的幫助或保護的話，就得上表乞請，乞請的物事或是金帶錦袍，或是一名作為常駐顧問的漢官，或是一部漢文經典著作，或者是乞求所有的這些東西。但是在所有的乞請物事中，外國君主最希望得到的禮物是一種精美的袋囊，他的使臣可以用這種袋囊盛放官方符信。這種符信是一種銅製的魚形符信，或者更確切地說，它只是一枚銅魚的一半。對於每一個與唐朝保持外交關係的國家，唐朝政府都給它們分發十二枚這種被分作兩半的銅魚。每枚銅魚都按順序編號，並且刻上了接受銅魚的國家的國名。「雄」的一半保留在唐朝宮廷之內；「雌」的一半贈送給「進貢」國。派往唐朝的使臣將魚符放入錦緞袋囊中，他攜帶魚符的順序號，應該與他到達長安的那一月的月份相符合。如果他帶來的一半魚符與唐朝保留的另一半契合，他就會得到與唐朝政府規定提供的權利和優惠相一致的接待。例如，外國使臣的糧料供應，就是按照該使臣所在國的距離遠近比例來配給的。所以天竺、波斯、大食等國的使臣可以按規定分配到六個月的食糧；來自尸利佛誓、真臘和訶陵的使臣也有四個月的食糧；而來自與唐朝邊界相鄰的林邑的使臣則只能得到三個月的食糧。即使是大國的代理商也不能輕易取得優先的待遇：例如在肅宗乾元元年五月壬申（758年6月11日），回鶻與黑衣大食的使臣攜帶「貢物」同時到達唐朝宮廷，他們為了優先進入宮門而相互發生了爭執，為此皇帝專門發布了一道詔令，確定了他們進入宮門的禮儀，即允許雙方使臣同時經由左、右門進入皇宮。

這首詩通過對長安附近溫泉地方的廢棄的宮殿景物的描寫，抒發了作者的胸臆。在很久以前，這裏的宮殿曾經是唐玄宗李隆基與楊貴妃過冬的寓所。詩中談到了一種奇怪的驛騎，這些驛騎專門負責將荔枝由廣州運到華清宮，以滿足楊貴妃任性的要求。九世紀時，第三位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詩人是元稹。這位偉大的作家熱切地嚮往傳說時代的古樸、典雅的準則規範。例如泗水河邊有一種石頭，在最古老的文學作品中，這種石頭是以製作磬的原料而聞名的。八世紀時，人們放棄了泗濱石，轉而選用一種新的石料作為製作磬的原料。元稹對此痛惜不已；他也悲嘆當時幾乎已經無人欣賞古樂。元稹曾經不無感慨地寫下了「玄宗愛樂愛新樂」（即唐玄宗雖然喜愛音樂，但他喜歡的是「新」的音樂）的詩句。甚至在他以當時流行的形式創作的歌詩中，元稹也在哀惋新事物和外來事物的侵入。儘管元稹的詩歌力求返璞歸真，但正是因為詩人在詩歌中討論了與外來事物有關的主題——進口的犀牛、大象以及突厥騎手、驃國樂等——這些詩歌才得以產生了廣泛的影響。簡而言之，元稹是一位奇特的、反對外來事物的詩人。

你由海上運出的貨物，

下面要講的這個故事反映了唐朝對美玉以及最華貴的礦石的長期不懈的追求：在玄宗朝中期，唐玄宗對於近年的貢物中沒有用五色玉製成的貢品感到驚奇——五色玉是一種近乎傳說的玉石——雖然玄宗的庫藏中有一條用美麗的五色玉作為飾物裝飾成的腰帶和一個用五色玉雕成的玉杯，但這些都是很久以前由西方貢獻的。於是唐玄宗命令其主管「安西」的軍將譴責進貢的諸蕃玩忽職守。雖然文獻中沒有記載所謂「諸蕃」的具體名稱，但是這裏提到的失職的諸蕃，可能就是指于闐人。因為于闐國擁有無窮無盡的玉石資源，而且，于闐的音樂儘管優雅動聽，于闐的婦女雖然美麗動人，但是對於漢人來說，當時的于闐似乎還是屬於諸蕃之例。不管故事中提到的「諸蕃」究竟是指哪個國家，實際上它們並沒有忘記將這種美麗的五彩寶石運往長安，不幸的是，他們派出的商隊遭到了小勃律的襲擊，貨物也被搶劫一空。襲擊商隊者來自帕米爾雪原邊緣的寒冷而狹窄的山谷之中，他們是一群「纏巾、食虱」的強盜。當這壞消息傳到宮禁之時，天子大怒，命令四萬漢軍和無數附屬的蕃軍包圍搶劫者的首都，重新奪回珠寶。小勃律王很快就獻出了他搶奪的珠寶，並且謙恭地請求得到每年向唐朝進貢的殊榮。他的請求遭到了拒絕，不幸的吉爾吉特城也慘遭劫掠。得勝的唐朝將軍帶著掠奪來的三千名倖存者班師還朝。勃律的一位蕃人術者宣稱，唐朝將軍會遭到毀滅的厄運。這位術者不幸而言中了。後來這批唐朝的士兵全都在一場暴風雪中喪生，只有一位漢人和一位蕃人幸免於難。於是倒霉的玄宗最終失去了已經到手的財寶，「即令中使隨二人驗之。至小海側，冰猶崢嶸如山，隔冰見兵士屍，立者、坐者，瑩徹可數，中使將返，冰忽消釋，眾屍亦不復見」。

在外國使臣滯留唐朝期間，最重大的時刻就是受到皇帝接見的那一天。在這種場合，一切安排都是為了使唐朝統治者赫赫威嚴的氣派和凌凌逼人的權勢在外國使臣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果使臣官高位尊，有資格參加冬至那天為屬國藩王召開的大朝會的話，他將會發現自己面對著召見大殿前的左右廂排列著十二列儀仗衛隊——其中有刀手、戟兵、矛兵、弓手等。每一列儀仗衛士都披著艷麗奪目、色彩各異的大氅，而且每一列隊伍都有相應的旗幟——鸚鵡或孔雀羽毛做的三角旗，或者是刺繡著野驢和豹子的旗子，或者是刺繡著其他象徵勇敢的動物的旗幟。即使是官職卑微的使臣，在平時接受召見時也可以看到當番的皇室禁衛軍。禁衛軍的衛士分作五仗，其中有四仗身穿猩紅衫，頭戴東北雪雉尾羽裝飾的帽子，而第五仗則穿著刺繡著野馬形象的戰袍。所有衛士「皆帶刀捉杖，列坐于東、西廊下」。這種浩大的場面使外國使臣茫然不知所措。在按照唐朝的規矩實行了跪拜禮之後，使臣們亦步亦趨地走上前來，將貢物陳放在召見大殿前。然後使團首領走近御坐，在陪同他的唐朝官員的低聲指點下，向皇帝致意，說「某國蕃臣某敢獻壤奠」。皇帝繼續莊嚴端坐，緘默不語，由有司官員以皇帝的名義接受禮物，並且從使團隨員手中接納作為貢物的贈禮。作為對奉獻納貢的酬答，進貢國國王及其使臣將會在唐朝政府中得到一個徒具虛名但卻十分榮耀的官銜。這樣他就名副其實地成了唐朝天子的封臣，而唐朝政府也會賜予他們豐厚的「俸薪」。當尸利佛誓國王向唐太宗貢獻了象徵性的貢物之後，唐玄宗隨即宣布了對其特許的權力的認可，並且宣稱「嘉其乃誠，宜有褒賜，可遙授左武衛大將軍，賜紫袍金鈿帶」。九-九-藏-書

與衣、食、住以及日常生活其他方面的外來影響相適應的是，在當時的藝術作品中也表現出了對外來事物的濃厚興趣。唐朝的詩人以及畫家們都在他們的作品中描繪了紛紛湧進唐朝境內的外國人。由於藝術家本人的氣質可能會與他所處的時代中廣為流行的而且普遍受到人們信奉的文化潮流不相協調，所以每個時代都會出現一些崇尚異國情調的藝術家，這一點也不足為奇。但是對外來事物的興趣最為濃烈的時代，卻往往是那些開始或重新開始與異國他邦相互交往的時代。所以一個時代對於外來事物的興趣是否強烈，尤其與擴大國家勢力的征服以及商業擴張活動有密切的關係。典型的以反映外來事物作為創作主題的藝術家在讚頌自己國家的同時，也暴露了他們內心的愧疚——對外國的壓迫和剝削使他們的良心受到譴責，而他們又是通過將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理想化來讚頌自己的國家的。正如德拉克洛瓦和高更的繪畫作品中的阿爾及利亞人和塔希提人的形象一樣，在戈佐利和貝利尼的畫作中的摩爾人和撒拉遜人的形象也同樣表現出了一種自大的和傲慢的文明的特徵。在唐代，也有一些與此極為相似的藝術作品。甚至在外來題材的宗教作品中，也確實存在類似的情形。例如集中表現在文藝復興時期藝術中的三賢人畫像的特點，就與在遠東佛教藝術中所見到的長著印度人面孔的阿羅漢的形象不無相似之處。

下文列舉的幾個故事，就屬於九世紀的這種創作性回憶的典型範例。

騷擾廣州這座邊疆珠寶城的另一場劫難是在八世紀逐漸形成的任命來自宮廷的宦官擔任「市舶使」這一關鍵職務的慣例。這種帶來了許多惡果的慣例，在當時被委婉地稱作「宮市」，而所謂的宮市，其實就是由地位顯赫的宮使對貿易活動橫加干預。代宗廣德元年（763），這幫高貴的惡棍之一竟至於要起兵反對皇帝。唐朝政府克服了許多困難，才平定了這次宦官叛亂。與此同時，廣州的海外貿易實際上也開始停頓。詩人杜甫在兩首詩中談到了這時從廣州流入北方的奢侈品瀕臨中斷的情況。他在其中一首詩中寫道「南海明珠久寂寥」，而在另外一首詩中則有「近供生犀翡翠稀」的描述。從代宗大曆四年（769）開始，李勉在廣州擔任了三年地方長官，他沒有對那些不幸的外來客商橫加勒索，所以在他的管理下，廣州海外貿易的數額增加了十倍之多。然而即便是像李勉這樣廉直的都督，也無法阻止小官吏的巧取豪奪。八世紀末，王鍔擔任廣州都督時，「能計居人之業而榷其利，所得與兩稅相埒。鍔以兩稅錢上供時進及供奉外，余皆自入。西南大海中諸國舶至，則盡沒其利，由是鍔家財富於公藏。日發十余艇，重以犀象，稱商貨而出諸境」。王鍔這樣披著官吏外衣的大強盜只是偶一有之，但是像他那樣的小強盜卻何止千數。正是由於這些急性的和慢性的痼疾，使得原來集中在廣州港的商業貿易有些轉移到了交州，而有些則進一步朝北，轉向了海陽（即潮州）的港口。然而不知是什麼緣故，廣州城與它的繁榮的貿易並沒有被永久地摧毀。在九世紀的最初幾十年裡，廣州地區又出現了幾位正直而明智的都督，廣州的社會狀況也有了相當大的改觀。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了九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這時唐朝開始了其滅亡前的陣痛時期。僖宗乾符六年（879），農民起義軍首領黃巢率部掠奪了廣州，他們屠殺外國人，並且摧毀了養蠶的桑園（唐朝的主要出口產品就是依靠蠶來生產的），這樣就導致了廣州的財富及其顯赫地位的大幅度下降。儘管在九世紀末，廣州又曾經歷了一個短暫的恢復時期，但它以往的重要地位卻再也沒有能夠完全恢復。宋朝統治時期，來自南中國海的商船越來越多地轉向了福建和浙江的沿海港口。雖然這時的廣州仍然不失為一個重要的港口，但是，它往昔的壟斷地位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但是唐朝的外來居民還面臨著其他一些必須正視的困難。首先他要面對與商業貿易無關的、在社會和經濟方面沒有保障的狀況。如果外來商人不幸客死在了唐朝的境內，他的貨物就會被封存起來，如果在短時間內找不到他的妻子或者是後嗣的話，這些貨物將由政府予以沒收，而尋找繼承人的期限是不可能持續很長時間的。更為重要的是，如果外來居民娶了漢族婦女為妻，或者是納漢族婦女為妾的話，他就得留在唐朝境內，絕對不允許外國人攜帶漢族婦女一起返回其故土。這是在貞觀二年（628）頒布的一道詔令中規定的，目的主要是保護漢族婦女，避免她們與外國使臣及其隨從之間的臨時婚姻——這些人在離家外出期間，需要利用這種露水姻緣來得到一時的滿足。對於下嫁遊牧部落酋領的唐朝公主來說，這種規定當然是不適用的。皇室公主毫無怨言地被送往草原地區，她未來的丈夫與唐朝的關係是否友好，對唐朝的政策來說是很重要的。九世紀初期，在回鶻政權鼎盛時期嫁給回鶻可汗的唐室公主就是這樣一個例子。這位公主的出嫁是為了交換（事實的確是這樣）回鶻使臣獻給唐朝的以使公主成行的禮物：駝褐、白錦、白練、貂鼠裘、鴨子頭玉腰帶等，此外還有一千匹馬、五十頭駱駝。不管是因為遵從唐朝的法令，還是出於自願，我們知道在九世紀時，有許多外來居民已經在唐朝境內生活了四十多年，而且他們全都有了妻室兒女。正如我們注意到的那樣，外來居民都有義務服從專橫的隔離法令，只是由於另外一些較為寬鬆的法令，才使這種情況部分地得到了緩和——這些法令允許唐朝城市中的外國移民選舉他們自己的首領，而且在移民之間可以根據其本國的法律和習俗處理訴訟案件。

八世紀時，揚州是中國的一顆明珠。當時的人們竟至於希望能死在揚州，從而圓滿地結束自己的一生。揚州的富庶與壯美，首先要歸功於它處於長江與大運河的結合部的優越地理位置。長江是中國中部眾水所歸的一條大江，而大運河則是將全世界的物產運往北方各大城市的一條運河。正因為如此，唐朝負責管理國家鹽務專營的朝廷代理商（這是一個權勢非常顯赫的角色）將其衙門設在了揚州。揚州是唐朝龐大的水路運輸網路的中樞，由唐朝和外國商船運來的各種貨物都要在揚州換船，裝入北上的運河船隻。所以這裏也是亞洲各地商賈的聚集之所。從廣州運來的鹽（這是人人必需的消費品）、茶（當時北方飲茶已經相當普遍）、寶石、香料和藥材，從四川沿著長江航道運來的珍貴的錦緞以及織花罩毯等，都集中在了揚州，然後再轉輸到各地。作為重要商品集散地的居民，揚州人的生活在當時也很富足。而且揚州還是重要的金融中心和黃金市場，就揚州地區而言，金融家的重要性一點兒也不在商人之下。簡而言之，揚州是一座錢貨流暢、熙熙攘攘的中產階級的城市。揚州還是一座工業城市，揚州以精美的金屬製品（尤其是青銅鏡）、氈帽、絲織物、刺繡、苧麻布織品、精製蔗糖、造船、精良的細木工傢具等特產而著稱於世。揚州的氈帽當時在長安的年輕人中曾盛行一時。著名的揚州蔗糖是在七世紀以後根據從摩揭陀傳入的工藝製作的。揚州是一座奢侈而放蕩的城市，這裏的人們衣著華麗，可以經常欣賞到最精彩的娛樂表演。揚州不僅是一座遍布庭園台榭的花園城，而且是一座地地道道的東方威尼斯城。這裏水道縱橫、帆檣林立，船舶的數量大大超過了車馬。揚州還是一座月色溶溶、燈火闌珊的城市，一座歌舞昇平、妓|女雲集的城市。雖然殷實繁華的四川成都素來以優雅和輕浮著稱，但是在當時流行的「揚一益二」這句格言中，還是將成都的地位放在了揚州之下。

上文列舉的這些奇珍異物，只是蘇鶚著作中描述的洋洋大觀的外來異物中的一些典型的例證。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在這些異物中，有些是由現實存在國家貢獻的，例如日本、新羅等；有些是那些年代久遠、聞所未聞的國家的貢物；而有些貢物的產地則全都屬於神話傳說中記載的地方。但是如果我們將唐代的可靠文獻中的朝貢記錄加以考查的話，就會發現在這些文獻中並沒有記載《杜陽雜編》中描述的任何一種貢物，甚至連那些「現實中存在的國家」的貢物也不見於正史記載。蘇鶚在《杜陽雜編》中敘述的時代包括了八世紀下半葉和九世紀上半葉，相當於蘇鶚自身所處的時代之前的一個世紀。這時正是大唐盛世的薄暮和日落時分。而蘇鶚親身經歷的蕭瑟衰敗的時代在這時還沒有到來。在蘇鶚本人聲稱要描述的年代中，在唐朝境內實際上還有來自回鶻的駿馬，來自渤海的舞|女，來自驃國的樂師，來自林邑的犀牛以及被世人遺忘的波斯帝國的某些殘餘勢力貢獻的珍珠和琥珀。蘇鶚本人的作用僅僅是用一些詭怪靈異、賞心悅目的物品填充了這個沒落時代在實際進口物品方面的空白。簡而言之，他的著作描述了關於商業貿易的仙地奇境和古代外交現實的傳奇。這部著作的魅力在於它收錄了古代的外來之物，其中既有荒誕不經的珍寶，也有被人忽略的奇物。雖然我們也許可以相信其中有些傳說來自八世紀末年唐朝日薄西山時期對於實際存在的貢使的記載——只是通過蘇鶚的想象進行了加工潤色——但是這些記載只能用作懷古感今的好素材，不能作為經濟學家研究工作的依據。

在唐朝境內遊歷的外國人，或者是在唐朝定居的外國人，都願意集中在像廣州、揚州那樣充滿生氣的南方商業城市裡。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他們同樣也樂於聚集在歷史悠久的北方城市中。北方的大城市既是政權的中心，也是貴族的淵藪。在北方的大都市裡，那些庋藏豐富的藏書家，或者是衝鋒陷陣的武士的社會地位，都要比一個成功的商人的地位重要得多。作為唐朝兩大都城之一的洛陽，其地位僅僅次於長安，在全國位居第二；而就其人口而言，洛陽有一百多萬人口，也是唐朝的第二大城市。洛陽城擁有令人景仰的一千多年的歷史，在這一點上，它一點也不比長安遜色。洛陽古城與它西面的長安城相比，無論規模還是歷史都不相上下，但是洛陽還有某種更為溫馨、更加高雅的精神生活氛圍。洛陽城還是武則天女皇的「神都」——到了十一世紀時，洛陽就發展成了中國最輝煌、最美麗的城市，而唐代的洛陽則正在朝著這個方向順利發展。洛陽有宮殿、亭園和大批官員。洛陽還以它特有的新鮮的水果、美麗的花卉，帶有彩色圖案的錦緞、精美的絲縐布以及各式各樣的陶瓷製品而著稱於世。南市是洛陽的一個巨大的市場，南市的佔地面積達兩個街區（即「坊」）。在這個市場里，有一百二十個分類經營商品的集市或街，整個市場包括數千家單獨的商店和貨棧。對於居住在洛陽的外國人來說，洛陽城裡有平時奉祀外國神祇的寺院，在這些寺院中有三所是拜火寺，從而證明了波斯移民的存在。

「靈光豆」是由一個叫作「日林」的國家進獻的，「日林」或許可以解釋為「日之源」，也就是指「日本」。日林國在隔海東北方向遙遠的地方，這裏出產一種巨大的光石，並因此而享有盛名。據稱這種石頭就如同現代的X光機一樣，「可鑒人五臟六腑」，所以醫生可以利用它來檢查患者內臟器官的狀況，以便更快地治愈疾病。靈光豆自身顏色殷紅，光芒可長數尺，「和石上菖蒲葉煮之，則大如鵝卵」。皇帝本人曾試嘗了一枚這種奇異的靈光豆，結果發現味道「香美無比」，而且吃了以後「數日不復言饑渴」。

但是，在經歷了八世紀下半葉的動亂之後，在唐朝這塊飽經蹂躪的土地上，人們能夠見到的從海外和陸路傳來的珍奇物品越來越少了。而且經過黃巢的劫掠（例如掠奪廣州期間對外國商人的大屠殺）之後，外來的奇珍異巧就更為罕見了。也就是在這同一個世紀里，唐朝政府開始了對外來宗教的大規模的迫害運動。從一般唐朝人的眼光來看，這次迫害運動不僅是要剷除外國宗教、外國僧侶以及外來宗教的信仰者，而且也要剷除外國書籍和外國神像。

奇異的鳥以及鳥之精靈，也是唐朝人盼望得到的理想貢物。「卻火雀」就是這樣一種鳥。卻火雀是在順宗繼位時進獻來的一種黑色的雀形目鳥。它是一種象徵性的貢物。卻火雀的特點是不怕火的侵害。簡單地說，與西方通常誤稱為「phoenix」的中國傳說中的「鳳凰」不同，卻火雀才是真正的「phoenix」。這種鳥就是印度的「samandal」（據阿拉伯人講，在沃格沃克也發現過這種鳥），正是這種鳥的皮，才不會被火焚毀。唐順宗在寢宮中用了一個水晶鳥籠來盛放這隻神奇的鳥。宮裡的侍女用蠟燭燒鳥來取樂，但是卻火雀的羽毛卻絲毫沒有受到損傷。另外一個國家曾貢獻過兩名舞|女，一名「輕鳳」，一名「飛鸞」，所謂飛鸞、輕鳳是人們所能想到的最為輕盈縹緲的飛禽形象。這兩位舞|女頭戴金冠，金冠上飾有想象中的鳥的形象，她們的得名可能就是因為頭上戴的這種想象的鳥，或者是因為她們自身具有這種想象的鳥的神韻。她們進餐的食物大都是荔枝、金屑和「龍腦」。

在唐朝統治的萬花筒般的三個世紀中，幾乎亞洲的每個國家都有人曾經進入過唐朝這片神奇的土地。這些人是懷著不同的目的到唐朝來的：他們中有些是出於獵奇，有些是心懷野心，有些是為了經商謀利，而有些則是由於迫不得已。但是在前來唐朝的外國人中，最主要的還是使臣、僧侶和商人這三類人。他們分別代表了當時亞洲各國在政治、宗教、商業方面對唐朝的濃厚興趣。在前來唐朝的使臣中，最顯貴的人物是波斯王伊嗣俟三世的兒子，薩珊朝後裔卑路斯——七世紀時，薩珊波斯是唐朝的一個弱小的保護國。在外國使臣中，有許多使臣的地位並不像卑路斯那樣高，但是他們也如同卑路斯一樣，為了各自所代表的興盛的或者是衰落的王朝的利益，到唐朝來乞求恩惠。來到唐朝的僧侶中不僅有大批佛教僧徒，而且有許多信奉各種不同宗教的波斯僧侶，例如祆教徒——太宗貞觀五年（631）唐朝在長安為祆教徒重建了祆寺；景教徒——他們也為在貞觀十二年（638）建立了一所教堂而感到榮幸；摩尼教徒——武后延載元年（694）他們將摩尼教怪誕奇異的教義帶到了唐朝宮廷。唐朝境內人文薈萃，奇貨雲集，突厥王子仔細揣摩著來自阿曼的珠寶商的神情舉止；而日本的參拜者則以驚奇的目光凝視著粟特商隊的商人。難怪他們會感到詫異，因為當時的確沒有任何可以想象得到的東西能夠與這些民族和職業聯繫起來。所有的旅遊者都將他們本地的各種貨物帶到了唐朝——或是作為國王的禮物，或是作為銷售的商品，或是僅僅作為他們自己隨身攜帶的附屬物品。反之，他們中有些人也在唐朝獲得了榮耀——例如被唐朝任命為安南保護人的粟特商人就是如此；而有些人則得到了財富——例如阿曼的猶太商人從唐朝帶回了一個黑瓷瓶，瓶子上蓋著金蓋，裏面放著「一枚黃金製作的魚，魚的眼睛是用紅寶石鑲嵌成的，瓶子里還添加了質量最上乘的麝香。光是瓷瓶里盛放的東西的價值就達五萬第納爾」。他們中也有些人是為了尋求知識到唐朝來的，這些人的表現可能就要謙恭得多。他們的態度與年輕的吐蕃貴族是一樣的——為了能夠準確地翻譯漢文經典著作，一些吐蕃貴族子弟被他們的父輩專門送到長安來學習漢語。reａｄ.９9cｓｗ.ｃｏｍ

另外一條道路雖然非常古老，但是卻很少使用。這條道路從廣州取道西北方向，溯桂江而上，通過現在廣西東部地區，沿著桂江到達其源頭所在地——一片海拔低於一千英尺的高地。這塊高地也是湘江的源頭所在。從這裏沿著湘江，可以到達湖南省的潭州（長沙），進入中國中部潮濕的低地地區。湘江的源頭又稱灕江，而灕江實際上是由一條古代運河與桂江的源頭連接起來的。這條古代運河現在與唐代相比已經發生了極大的變化，所以現在流向北方的河流與流向南方的河流的源頭都已經合而為一了。就小船而言，在唐代很可能能夠從廣州一直行駛到中國中部和北部的大水道中，甚至可以一路抵達唐朝的都城。九世紀的詩人李群玉在他的兩行詩中曾經提到這兩條道路：

七世紀是一個大遷徙的時代，這時有大批的移民遷入了現代中國的中部和南部地區。他們將這些地區看作是尋求新的機遇的地方，在他們的心目中，這裏也是有可能存在大批財富的地方，當然他們之所以湧入這些不發達的地區，也是為了逃避徵募、洪水以及野蠻人的入侵。七世紀又是一個社會變革的時期，來自南方的地方士人通過正式的科舉制度確立了他們的政治地位，而這一切都是以犧牲北方舊貴族及其與突厥文化的傳統聯繫作為代價來實現的。在七世紀的最後幾十年中，即武則天皇后和她的曇花一現的周帝國統治時期，這種變革達到了頂峰。七世紀也是一個印度文化大規模入侵的時期，伴隨著印度天文學、數學、醫學以及語言學等學科的湧入，佛教哲學在這時已經滲透到了唐朝上流社會的生活之中。最後，七世紀還是一個崇尚外來物品的時代，當時追求各種各樣的外國奢侈品和奇珍異寶的風氣開始從宮廷中傳播開來，從而廣泛地流行於一般的城市居民階層之中。

唐朝兩京的風尚尤其注重效仿突厥人和東伊朗人的服飾。在唐代，當男人及女人出行時，特別是在騎馬的時候，都戴著「胡帽」。七世紀上半葉時，貴族婦女喜歡一種帶著包頭巾的外衣，這種將帽子與面紗連接在一起的衣飾當時稱作「羃䍠」。其實這是一種類似披風的衣服，它將面部和身體的大部分都遮蓋了起來，這樣既有助於傲慢的貴婦人隱匿身份，又能夠避免粗人閑漢好奇的窺視。但是到了七世紀中葉之後，端莊淑靜的風氣日漸衰退，而長面紗也在這時被「帷帽」取代了。帷帽是一種帶有垂布的寬邊帽，這種帽子的垂布只是下垂到肩部，甚至可以將臉露出來。帷帽最初是用來在灰塵撲面的長途旅程中保護頭部的，它是一種男女都可以戴的帽子。帷帽的流行，尤其是婦女戴帷帽，當時在社會上曾經引起了強烈的物議，咸亨二年（671），唐朝發布了一道詔令，試圖禁斷那些「深失禮容」的女騎手，要她們在出行時體面地坐進帶頂的馬車。但是，人們對於這種詔令根本就不理會。到了八世紀上半葉，婦女們頭戴胡帽，甚至靚妝露面、穿著男人們騎馬時用的衣服靴衫在街市上到處策馬馳騁。在服飾方面，中唐時期流行的還有另外一些外來風尚。如丈夫戴豹皮帽、婦女穿伊朗風格的窄袖緊身服，並配以百褶裙和一種繞著頸部披下來的長披巾，甚至連婦女的頭髮式樣和化妝也流行「非漢族」的樣式。而八世紀的宮女則時興「回鶻髻」。九世紀時，正當涼州（這裏以易於向外來風尚妥協而知名）這樣的城鎮中的居民隨意地選擇外來服裝和生活方式時，處在吐蕃統治下的敦煌人民卻在堅守祖國純正風俗的精神鼓勵下保留了漢裝。

在唐代這一段激奮人心的歲月里，對於藝術家而言，異域的野生動物（尤其是那些由外國使臣作為貢禮，帶來獻給唐朝朝廷的野獸）還有家畜（特別是唐朝人羡慕和渴望得到的那些家畜，如鷹隼、獵犬、駿馬等），也都差不多具有同樣強烈的吸引力。

但是，南方的所有的城市以及外國人聚居的所有的鄉鎮，沒有一處比廣州巨大的海港更加繁榮的地方。阿拉伯人將廣州稱作「Khanfu」，而印度人則將廣州稱作「China」。當時的廣州是位於熱帶荒原邊緣的一個邊疆城鎮，熱帶荒原里棲息著兇猛殘暴的野獸，在這裏隨時還會受到討厭的疾病的折磨，但是綠意蔥蘢的荔枝樹、柑橘樹、香蕉樹和榕樹，又將這莽莽荒原點綴得分外秀美動人。在李唐皇室統治時期，雖然廣州只有二十萬人口，而且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還是南蠻，但是這時的廣州已經成了一座地地道道的漢人的都市。廣州既是一座富庶的城市，也是一座非常容易毀損的城市，在廣州城內大量密密層層的木屋周圍，環繞著三層城牆。廣州的木屋曾反覆遭到火災的掃蕩，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了憲宗元和元年（806），這時一個聰明的廣州都督命令廣州人用瓦來裝修屋頂。在這座異彩紛呈但又不堪一擊的城市前面的海灣里，停泊著許許多多外國的商船，「有婆羅門、波斯、崑崙諸舶，不知其數；並載香葯、珍寶，積載如山」。那些皮膚黝黑的外國人在廣州出售他們帶來的氣味芬芳的熱帶木材和近乎神奇的藥材，求購大捆的絲綢、成箱的瓷器和奴隸。他們從事的貿易活動使那些甘願放棄北方的舒適生活來到南方經商營利的商人發了大財，同時也使廣州城和嶺南道的統治者得以具有了超乎尋常的崇高地位。據記載，「（廣州）都督執六纛，一纛一軍，威嚴不異於天子」。這段記載生動地表明了廣州地方官員的特殊地位。

七世紀到九世紀時，許多國家的商船都是從這些港口起航的，所有的商船上都配置了說波斯語的水手——因為波斯語是不同母語的人在海上商業貿易中相互間通用的一種混合語，如同粟特語是中亞陸路商業貿易中通用的混合語一樣。在駛出海灣進入印度洋的途中，商船會在阿曼的馬斯喀特稍事停留，然後駛入印度洋；有時候他們可能也會鋌而走險，前往海盜出沒的信德沿海港口，或者是直接出發去馬拉巴爾，然後從馬拉巴爾到達斯里蘭卡。斯里蘭卡也被稱作「獅子國」或「紅寶石島」，商人們可以在斯里蘭卡購買到寶石。從斯里蘭卡起，海路向東通往尼科巴群島，在這些島上，商人或許能夠與獨木舟中那些裸體的野蠻人交換椰子和龍涎香。然後，他們將在馬來半島靠岸登陸——據認為，登陸的具體地點是吉打州。此後，商船從馬來半島穿越馬六甲海峽，前往黃金大陸（Suvarnabh［mi］）——傳說中的東印度群島。最後，他們將轉而向北進發，在濕潤的夏季季風的驅動下，駛向河內或者廣州，甚至取道前往更北部的沿海港口，進行絲綢貿易。

你的貲財、物件，

寫作於九世紀末葉稍前的一部著作，就是這種類型的小說的一個重要的範例。這本書與大多數備采各類靈異志怪的傳奇著作不同，它的內容幾乎全部都是反映與外來物品傳奇有關的主題。這本著作取名為《杜陽雜編》，是由一位叫蘇鶚的文人在僖宗乾符六年（879）撰寫的。下文列舉的就是他所描寫的一些珍奇物品。

揚州城如此繁榮興旺，外國人勢所必然要在這裏設立他們的店鋪。肅宗上元元年（760），當唐朝叛將田神功的部眾掠奪揚州時，曾經在這裏殺害了幾千名大食和波斯商人，根據這一事實，我們就可以斷定居住在揚州的外國商人的數目是相當驚人的。儘管揚州經歷了這次巨大的災難，但是一直到九世紀的最後幾十年，揚州城還保持著它的富庶與顯赫的地位。九世紀末年，揚州又遭受了黃巢的追隨者，如畢師鐸、孫儒等反叛首領的蹂躪。十世紀初，在唐朝廢墟上興起的吳國，部分地恢復了揚州往日的繁榮。但是到了十世紀中葉，當北方的後周入侵吳國的繼承國南唐時，揚州再次毀於兵燹。宋朝初年的揚州呈現出一片頹敗殘破的景象，而新的宋王朝統治者所採取的政策，則更加速了揚州的衰敗。宋初統治者鼓勵在靠長江更近的揚子縣發展貿易、運輸和金融業。並且下令由揚子縣來轉輸其他地方的工業品。揚子縣後來改稱真州。洪邁在他十二世紀時撰寫的著作中，對八、九世紀時期的詩人們表現出來的對於揚州的熱情感到驚詫不已。在洪邁所處的時代，揚州的境況已非復舊貌，撫今追昔，洪邁不禁感嘆：「今日真可酸鼻也。」

與供暖器具作用相反，但卻具有同樣重要的實用價值的是冰涼器具，在這本書中，有關冰涼器物的記載也非常之奇妙。「常堅冰」發現於一座大山之中，山裡的冰川已經歷時千年之久。即使是放在最炎熱的陽光之下，這種冰也不會融化。「松風石」是一種呈半透明狀的石頭，「其中有樹，形若古松，」松風石中的古松的枝條能夠生出一陣陣涼爽的微風。每逢盛夏酷暑，皇帝就將松風石放在靠近自己的地方消暑。

在傳奇故事中，有許多是假託敘說唐玄宗統治時期的故事。在唐朝歷史上，玄宗是一位神話般的國王，是唐朝處在世界主義時代的一位最榮耀的君主，而且他本人就是一個內行的外來物品的鑒賞家，甚至在他去世之前，玄宗就已經成了一切具有浪漫色彩的事物的象徵。在玄宗時代，人們可以隨處聽到龜茲的琵琶！而到了九世紀時，這一切就已經成了夢想。

有些中世紀的評論家並沒有將反映外來題材的繪畫看作是一個特別的種類。例如著名的郭若虛就是如此。郭若虛是在十一世紀時評論九、十世紀的繪畫作品，這樣就使他正好處在一種不遠不近、十分有利和客觀的地位上。郭若虛將古代的繪畫分作「觀德」「壯氣」「寫景」「風俗」等幾個類目，但是他並沒有將反映外國人的以及內容與外國有關的繪畫作品歸作一個專類——即便他偶爾也曾討論過以外來事物為主題的繪畫，例如，他曾經指出了描繪來源於印度的神像的正確方法，認為在繪製因陀羅的畫像時「須明威福嚴重之儀」。

在唐代，中國沿海的各港口中擠滿了遠涉重洋、不遠萬里而來的航海商船。唐朝人對這些商船龐大的體積感到非常驚訝，他們將這些航海船舶稱作「南海舶」「西域舶」「南蠻舶」「崑崙舶」「師子舶」或者是「婆羅門舶」，在所有的稱呼中，「波斯舶」是最常見的一種稱呼。但是，我們還無法斷定，唐朝的商船是否也從事過前往西拉夫的漫長而危險的航行。中國的大型航海船的出現是在若干世紀之後，即在宋、元以及明三代。在唐代，前往西方的唐朝行人大都是搭乘外國的貨船。當九至十世紀的阿拉伯作家談到「停靠在波斯灣港口裡的中國船」時，他們說的「中國船」，其實是指「從事與中國貿易的商船」。這種說法與我們現在說的「China clippers」和「East Indiamen」所代表的含義是一樣的；至於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將肉桂和檀香木稱作「Chinese」，則是因為他們是從距離中國不遠的地方，或者就是從中國的船上得到這些貨物的。同樣，漢文古籍中出現的「波斯舶」通常必定也是僅僅指「從事與波斯灣地區貿易的商船」，這些船舶上使用的一般都是馬來或者泰米爾船員。

另一種神奇的食物，是神秘的南海某國進獻的一種芳香的小麥，吃了這種小麥，可以使人身輕御風。此外還有一種紫色的稻米，具有返老還童、延年益壽的功能。南海還貢獻了一個水晶枕，在這種枕頭裡可以看到由建築物和人物構成的奇妙景觀，與水晶枕一起進獻來的是一床由「水蠶絲」織成的「神錦衾」，這種織物在濡濕之後即可擴展，而當受熱時又能收縮。

長安城有東、西兩個大市場，每個市場里都有許多集市。東市坐落在貴族和官僚住宅區附近，這裏沒有西市擁擠，環境比西市安靜，場面也更奢華；西市則更嘈雜，更大眾化，暴力事件也更多——西市是處決犯人的地方。此外，西市的外國貨也比東市多。每個集市都被貨棧所環繞，而且都有自己獨特的商品種類和一位首腦（行頭）。依照唐朝法令的規定，每個集市都要陳列出寫明其專營貨物名稱的標誌。大多數外國商人都來到西市，陳列出自己帶來要出售的商品。當通過西市時，你會看到一排排的屠宰市、金屬器皿市、衣市、馬市、絲綢市和葯市。八世紀中葉以後，茶葉商人特別受到消費者的歡迎。新的飲茶風尚並非僅僅在漢人中流行，據說，來到長安的回鶻人在辦事之前，第一件事就是驅馬前往經營茶葉商人的店鋪。這些嗜茶者的同胞——回鶻高利貸商人，在西市的胡商中佔有重要的地位。無數負債纍纍的漢族商人和揮霍無度的衣冠子弟，將他們的土地、傢具、奴隸甚至祖傳的紀念遺物，都當作現金擔保典當給了回鶻高利貸者。在九世紀的最初幾十年裡，當物價飛漲，人人都陷入債務中無法自拔時，這些放債人簡直被看成了瘟疫。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些回鶻人的傲慢無禮也確實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一位回鶻人因為在光天化日之下用刀殺死了一個商人而遭到拘禁，回鶻酋長居然未經唐朝官員審理而非法將他營救了出來。唐朝人對回鶻高利貸商人的反感越積越深，最後在文宗開成元年（836），唐朝政府明令規定：「自今已后，應諸色人，宜除准敕互市外，並不得與蕃客錢貨交關。」回鶻人的令人難以忍受的傲慢行為，是引發九世紀中葉排外運動和迫害外來宗教運動的一個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