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根據當時資料的記載，罽賓國出產一種「尾如翠色」的野青羊。這種羊必定是身材高大的婆羅勒岩羊，或者是古怪的盤角「青羊」。這種敏捷的動物分佈在從巴勒提斯坦穿過崑崙山脈到中國境內的、海拔超過一千英尺的地區。這種羊的暗青毛色，在高山地區裸|露岩石的背景下，成了一種保護色。

但是反過來說，唐朝人也有使吐蕃人眼花繚亂的絕技：

突厥人位於唐朝的北境，突厥馬是唐朝馬的主要來源。「突厥馬技藝絕倫，筋骨合度，其能致遠，田獵之用無比，《史記》匈奴蓄馬，即騊駼也」。突厥馬對於自傲的唐朝人是如此重要，以至於他們為了得到急需的馬匹，被迫在許多細枝末節的問題上紆尊降貴，折節相求。例如在唐朝初年，漢陽郡王李瓌有一次親自到了遙遠的突厥汗帳。突厥可汗「始見瓌，倨甚。瓌開說，示以厚幣（這些豐厚的禮物中必定有成匹的絲綢和成瓮的佳釀），乃大喜，改容加禮，因遣使隨入獻名馬」。突厥人除了得到禮物之外，還可以得到其他一些小小的好處。然而唐朝人並不總是利用物質的禮物來作為獲取突厥良種馬的代價。在開元十九年十二月（731～732）突厥雄主毗伽可汗向唐朝京城送去了五十匹馬。而這些馬則純粹屬於謝恩的性質。原來在此之前不久，可汗的弟弟去世了，唐朝派了六名畫工前往草原帳篷城，為死去的突厥特勤寫|真，畫像工妙絕倫，「毗伽每觀畫處，噓唏如弟再生，悲泣不自勝」。於是毗伽可汗在護送畫工返回唐朝的同時，順便獻馬謝恩。唐朝人就是這樣通過各種各樣的手段，誘使北方的突厥部落——不管是薛延陀還是烏古斯（九姓部落）——將大量的馬匹送進唐朝的馬廄，有時一次就有五千匹之多。但是在唐朝馬匹的供應者當中，最大的也是最傲慢的供應者是回鶻人。八世紀中葉以後，回鶻人就控制了唐朝的馬市。當時唐朝對內、對外的戰爭連綿不絕，從而使得正在衰落的大唐帝國對於馬的需求無法滿足。回鶻和吐蕃這時也成了唐朝主要的外敵和天然的對手，於是唐朝政權將外交政策轉向回鶻一邊，利用回鶻來與吐蕃對抗。在這一時期，吐蕃人不僅盡數趕走了唐朝在隴右牧放的成千上萬匹良馬，而且甚至還攻陷了唐朝的都城長安；而傲慢自負的回鶻人則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對卑躬屈膝的唐朝人頤指氣使——因為正是回鶻人憑藉他們自己的優勢才趕走了高原上的吐蕃人。回鶻人的傲慢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他們甚至公然在唐朝的土地上襲擊唐朝人。儘管社會上對回鶻人野蠻無禮的行為怨聲載道，但是唐朝政府還是將有利可圖的馬匹貿易壟斷權交給了回鶻，以此作為他們幫助唐朝的回報。以前，諂媚奉承的回鶻使臣將免稅純種馬作為貢禮送到長安，希望能討得東方君主的歡心，現在他們已經不用這樣做了。如今的回鶻使臣與唐朝的關係，是精明練達而講求實際的商人與素有教養但又柔弱的漢人（對於外族人而言，他們似乎確是如此）之間的關係。這時的漢人對回鶻人表示出了應有的敬意，而且要按照賣方的價格支付馬價。在八世紀後期的幾十年中，一匹回鶻馬的普通價格為四十匹絹，這對於唐朝來說是一筆令人觸目驚心的支出。九世紀初年，衰落凋敝的唐朝政權一年支付上百萬匹絹來交換北方邊境地區淘汰下來的老弱不堪的駑馬，已經成了一件稀鬆平常的事情。唐朝皇帝一度也確實想限制這種虛耗國力的交易。大曆八年（773），回鶻派遣一名特別代理商，趕著一萬匹馬來到唐朝請求互市。這批馬的價錢甚至比唐朝政府每年的收入還要多。當時在位的唐代宗是一位很有頭腦的皇帝，他因為費用過大，「不欲重困於民，命有司量入計，許市六千匹」。

外來的駱駝大大豐富了唐朝巨大的駝群，如同國馬一樣，唐朝的駱駝也是由牧監的官員負責管理的。唐朝規定每個駝群的牧長只負責七十頭駱駝，而標準的馬群則由一百二十匹馬組成。駱駝與大批其他種類的牲畜一起，在關內、隴右兩個道——現在的陝西、甘肅省——的草場上牧養。我們對唐朝駝群的確切數量還不得而知，但是在天寶十載（754），隴右有牛、駝、羊共二十七萬九千九百頭。中產縉紳之家也將駱駝作為私人坐騎和馱畜。杜甫的名句中有「胡兒制駱駝」的說法。據此判斷，唐朝政府和私人雇傭的牧駝人、馴駝人以及趕駝人中，大多數可能都是來自蒙古草原、中亞和吐蕃的外族人。

我們很難想象，牛也會作為一種重要的家畜被列入唐朝人必需和渴求的外來物品之中。從古代起，中國人就有許多品種的牛，其中也包括一些毛色駁雜的品種。這些奇異的品種是為了獻給古代神祇的犧牲。到唐代，古時候用來獻祭的品種大多數都已經被人們淡忘了。但是這些複雜多樣的品種大體上可以分為相對來說比較簡單的三大類。在唐代就已經得到公認的這三種主要類型，與現代的分類基本是相同的：八世紀偉大的藥物學家陳藏器將它們稱作「黃牛」「烏牛」和「水牛」。水牛就是「carabao」或「water buffalo」。而黃牛據說是歐洲家牛與印度封牛的雜交種牛。黃牛雖然遍布唐朝各地，但它卻起源於南方，而且保持了最顯著的南方特色。黃牛在南方的分佈範圍與健壯的水牛（carabao）的分佈範圍在有些地方是交疊的。南方的黃牛被用來拉水車和耕種鬆軟的土地，而水牛則被用於耕翻稻田中厚實的土地。在唐代，海南島還屬於唐朝新近經營的蠻荒之地，黃牛在這裏要比在北方更為重要，海南沒有驢和馬，所以人們就像別的地區裝飾馬一樣，為黃牛裝備鞍韉韁轡，以供騎乘之用。中國北方的黑牛具有某種神秘的色彩，黑牛可能摻雜了遠東本土的一種野牛的血統，比如象兕或者是爪哇野牛。總而言之，在唐朝境內到處都可以看到這種或那種的牛。

在唐朝文學作品中的氂牛形象，並沒有能夠反映出野氂牛的危險性格。例如杜甫曾經寫道：

九世紀初期，黠戛斯人危險地遊盪在突厥本土的北方邊緣地區。黠戛斯人將是回鶻亡國的禍根，他們被描述為身材長大、皙面、綠瞳、赤發的人。在七世紀下半葉和八世紀上半葉，黠戛斯努力使他們的馬通過敵對的地區，順利地送到唐朝的邊境。從唐朝的玉門關到鹹海地區，橫斷整個中亞地區的是西突厥和臣屬於西突厥的雅利安種居民。他們也將本地的馬送到了唐朝龐大的馬廄之中。

唐太宗對於這匹戰馬是用詩歌和雕像來紀念的，而對同一次戰役中他騎乘的另一匹叫作「黃驄驃」的戰馬，唐太宗則利用了其他的藝術形式來追懷：黃驄驃死於高麗戰役之後，太宗命樂工譜寫了一首名為《黃驄驃曲》的樂曲來紀念這匹戰馬，這首曲子顯然是模仿了一首漢代的古曲。

九世紀反對奢華的詩人陸龜蒙寫過有關舞馬的詩歌，並且將它們與傳說中的大宛的龍馬聯繫了起來：

在唐朝流傳的有關外來的牛的故事中，有些是非常引人入勝的，而有些則相當枯燥乏味。唐朝人了解到，赤發、皙面的堅昆人不承認他們出自狼種——這是突厥人的一個特點——而自稱他們是神與牸牛在一個山窟中交合而生的後嗣，但是這種圖騰祖先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家畜？堅昆人所放牧的畜牛的種系是否與這種牸牛類似？對於這些問題，史料中沒有記載。唐朝人還知道，龜茲國在新年節日期間，照例要舉行鬥牛（以及馬、駝）的儀式，「觀勝負，以佔一年羊馬減耗、繁息也」。在唐朝本土，尚未見到有關這種雄壯的畜牛的記載。根據一位唐朝行人所見，有一種碩大的野牛，「高丈余，其頭若鹿，其角丫戾，長一丈，白毛，尾似鹿」。雖然有關這種野牛存在的說法是相當可靠的，可是在中亞並沒有任何關於這種野牛的記載。

來自河中地區的遼闊平原、富庶的城市及其附近山區的馬，都具有近乎純正的阿拉伯馬的血統，這些地區的馬主要是在八世紀時，即充滿活力的唐玄宗統治時期引入唐朝的。康國、安國、拔汗那國、吐火羅國、石國、史國、曹國、米國以及骨咄國等國都曾向唐朝貢馬。https://read.99csw.com

漢代中國人觀察到的「雙脊」，揭示了這種馬錶現出來的阿拉伯馬的成分。所謂「雙脊」就是指在馬的脊椎兩側之上的兩條肉脊，長了這種肉脊的馬，驏背騎起來非常舒服。「雙脊」也是西方古典時代非常欣賞的一個特點。而另一方面，李白詩中提到的「虎紋」，則表明了這種馬錶現出來的返祖成分。「虎紋」就是「鰻紋」，它實際上是馬背部下方的一種暗色條紋。就如同挪威產的暗褐色馬一樣，鰻紋是許多原始馬具有的共同特徵，從亞細亞野驢身上也可以非常明顯地看到這種特點。

在唐朝境內的許多神奇的綿羊（或者可能是山羊，因為唐朝人完全有他們的理由將綿羊和山羊歸為同一類）都是得自傳聞。而其中最使人驚訝的可能就是拂林的「土生羊」了：

駱駝肉可以食用，駝峰尤其被當成是不可多得的珍饈美味。杜甫詩中說：「紫駝之峰出翠釜」。而岑參也在描述酒泉太守的一次宴會時寫道：

雖然我們可以想見，骨利干馬的姿容必定被某個七世紀的畫師畫了下來，以取悅皇帝，但是卻沒有見到有關這種作品的記載。七世紀正處在中國畫馬的畫家中最著名的韓幹之前——韓幹生活在下一個世紀，即唐玄宗統治的時代，而玄宗本人就是一位畫馬的行家裡手。韓幹對馬的生動描繪是因為他的繪畫直接取材於唐朝內廄里的名馬，而不是以古代帝王座騎的傳統畫像作為藍本，而韓幹本人對這一點也頗為自詡。從我們現在所能見到的古代表現馬的繪畫作品中，清楚地顯示出唐代以前的繪畫風格傾向於象徵性的，甚至是幻想的畫風，即用古怪的線條和色彩來表現皇帝的馬是天馬所出。而韓幹在畫馬方面似乎是第一位採取一絲不苟的寫實主義原則的大畫家。這是一個了不起的轉變。馬在外來家畜中的至高無上的地位，並不僅僅是由於它在保衛國家方面所起的作用，外來馬與人們崇拜的古代傳說中的超自然的神物之間的姻親關係，也是同樣重要的一個原因。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正是韓幹將外來馬永遠地帶回了現實之中，將天上的龍馬視為一種可信的尤|物，八世紀的唐朝人應該是最後的一批。從此以後，對外來物的喜尚就帶有了自然主義的態度，而不再是虔誠恭敬的象徵主義。

陸龜蒙詩中的「月窟」，就是李白詩中提到的西突厥斯坦的「月支窟」。由此可知，這些舞馬應該屬於中唐之際外來的珍奇異物。

吐谷渾故地在寬闊無際、清澈湛藍的青海湖周圍，這裏「多鸚鵡，饒銅、鐵、硃砂」。從六世紀初起，吐谷渾就開始貢獻被確切地稱為氂牛的貢物以及他們著名的白色小馬。而吐蕃人「宴大賓客，必驅氂牛，使客自射，乃敢饋」。八世紀初期，吐蕃也曾經向唐朝貢獻過氂牛。我認為這些孤獨的動物可能不是溫順的雜交種小氂牛，而是毛色黝黑、元氣充沛的原始氂牛，它們是被送來供衣冠薈萃之都的人們賞玩的。

騾子與其父系祖先一樣，上古之後便已傳入了中國。實際上到了漢代時，騾子在某種程度上還是一種罕見之物。但是在唐代，騾子已經是一種很常見的家畜了。在缺少馬匹的河南南部地區，甚至有騎著騾子作戰的「騾子軍」。

一旦外來馬被國家牧場接納之後，就被指定入「群」。群是大牧「監」之下的一個單位，每個群由一百二十匹馬組成，而唐朝的一個大牧監所照料的馬匹則多達五千匹。牧監里的馬要一直飼養到能夠為國家服役為止——或是作為戰馬，或是作為驛馬，或是作為皇室成員抑或是寵臣的坐騎。馬身上的許多部位都烙上了烙印，以表明馬主的身份以及馬的年歲、類型、品第和狀態等情況。凡是國馬，都「以小『官』字印印右膊，以年辰印印右髀，以監名依左右廂印印尾側」。還有用來表示馬的出生國的印記，表示馬的輕快程度或耐久力等性能的印記，例如「飛」「龍」「風」等字樣的印記；此外，還有一些印記是用來表明馬的用途的，例如「官馬賜人者，以『賜』字印，諸軍及充傳送驛者，以『出』字印，並印右頰」。監理馬匹的牧人和官員必須將屬於自己管理的馬匹的定額維持在正常的水平，而且還應該增加馬的數量。如果牧監官員註冊的馬匹少於要求他達到的定額數的話，就會受到嚴厲的懲罰。短缺一匹馬，就要受到抽打三十竹杖的處罰。

有關遠國絕域出產的良馬的傳聞，也深受唐朝人的歡迎，他們甚至連那些簡直令人難以置信的傳聞也深信不疑。例如，唐朝人聽說常年積雪的極北地區有一個「駮馬國」。國家的名稱很可能是從突厥部落的名稱「Ala-yondlu」（有花斑馬者）翻譯來的。根據傳說，這種馬在其原產地受到了屈辱的待遇，被用來耕田，我們不知道這種身上帶有花斑的馬是否曾經到過唐朝的境內。大食國甚至比駮馬國還要遙遠，大食人的戰馬能解人語，唐朝人對這一點驚嘆不已。長安三年（703），一位穆斯林使臣曾經將一批這種純種的馬帶到了唐朝。但是這些馬後來的命運如何，我們對此一無所知。

在唐朝的外來馬中，最有名的當屬唐太宗親冒矢石，與群雄逐鹿中原時騎乘的「六駿」，我們對這些馬中之龍的了解，是通過文學作品和藝術品而得到的。太宗本人對六駿懷有深厚的鍾愛之情。他曾經寫過一篇贊文描寫這六匹馬，或更確切地說是描寫了這六匹馬的雕像。而且還為每匹馬作了一首頌詩，下面就是其中的一首：

腳程非常迅速而又安全可靠的駱駝，尤其是白色的駱駝往往被官方委派為「明駝使」，以作為國事應急之用，特別是用來傳遞邊境危急的信息。但是正如一個有關唐玄宗的寵妃楊貴妃的故事中敘述的那樣，這些良種的駱駝可能被用在了不急之務上。故事中說，印度支那的交趾國向玄宗貢獻龍腦香，玄宗將十枚龍腦香賜給了楊貴妃，而楊貴妃則私發明駝使，秘密將龍腦香轉送給了她的情人安祿山（看起來祿山好像真是她的情人），當時祿山正在遙遠而危險的東北邊疆地區。

在唐朝政權統治時期，尤其是在那些崇德尚武、道貌岸然的君主統治下，一次次發布的鄭重其事的詔令中的一個經常性的主題，就是禁止進獻那些微不足道但又招人喜愛的小寵物，這種物品對於國計民生毫無益處，所以理所當然地被認為是輕浮淺薄之物。例如在唐朝建立的第一年，唐高祖就發布了一道禁止進獻小馬的詔令，表明他欣賞高大健壯的戰馬而拒斥嬌小玲瓏的小馬。然而僅僅過了三年以後，也正是高祖其人，卻接受了朝鮮半島西南部的百濟國貢獻的微型「果下馬」。顯然這時他已經將即位初年做出的莊重誠摯的姿態置諸腦後了。七世紀時，唐朝風氣嚴厲而尚武，到了八世紀唐玄宗統治時期，代之而起的是更儒雅、更浮華的「文治」時代。這時，小巧嬌柔的小馬以及其他那些精巧美妙的奇珍異寶開始受到了唐朝朝廷的歡迎。八世紀時，新羅國在朝鮮半島佔據著統治地位。玄宗時代的小馬就是由新羅國貢獻的。新羅國的小馬與高宗時代百濟國貢獻的果下馬肯定是同一個品種，這種馬是一種在島嶼（就是朝鮮海峽的濟州島）上進化而成的小型草原野馬品種——正如同我們所熟知的設得蘭島矮種馬和厄蘭島「小仙馬」一樣。其實從公元前一世紀時起，中國人就已經知道了名叫「果下馬」的這種小馬，當時果下馬是用來拉皇太后乘坐的輦車的。公元二世紀時，中國的這種矮種馬是由今朝鮮中部的濊國貢獻的，另有一個后出的傳說中記載，英雄「朱蒙」本人騎的馬就是果下馬——在傳說中，朱蒙是一位善射者，正是他締造了高句麗國家。以上提到的這些矮種馬是否全部都是出自濟州島阻礙發育的環境，目前尚不能確定。在唐代，矮種馬的名字在漢文記載中作「果下」，字面意思是「果樹之下」，當時通行的解釋是，所謂「果下馬」就是指可以在果樹最低的枝條下面通行無礙的馬。但是「果下」這個名字肯定是來自當時東北地區某種語言中的一個字的譯音。這個字的本意已佚，後來被漢人望文生義，解釋成了「果樹之下」。十二世紀時，果下馬這個名稱甚至被用來稱呼中國南方的一種熱帶小馬。唐代另外還有個習慣，就是將朝鮮的矮種馬說成是身高三尺。然而，所謂的「三尺」，其實是對一切矮小生物的高度的一種象徵性的尺寸。自古以來，三尺就被用來形容侏儒的身高，因此，我們也就無法確切地知道唐朝的矮種馬的尺寸。但是有一點不難推知，就是唐朝果下馬的用途與漢代的果下馬基本上是相同的——即用來拉后妃乘坐的輦車，作為儀仗行列中的裝飾以及打扮那些拋頭露面的柔弱的年輕人。在春天的賞花時節，很可能正是這種裝飾華美的矮種馬，載著唐朝的紈絝子弟們趕赴都市花園中的宴集。

自古以來，中國人所熟知的馬是一種頭部碩大、馬鬃毛直立，冬季全身長滿了粗毛的矮種馬。這種馬曾經生活在北亞和歐洲的大部分地區，法國和西班牙舊石器時代的人們也常常可以見到這種馬。它就是亞洲草原上的野馬。在中國北部鄂爾多斯地區更新世的沉積物中，曾經發現過亞洲草原野馬的骨殖。現在只有在準噶爾地區才可以見到這種草原野馬，但是準噶爾的草原野馬也已經瀕臨滅絕。這種草原野馬（Equus przewalskii）也有其經過馴化的親支散布在世界各地，無論是像挪威產的暗褐色馬那樣的比較純的種系，還是那些由於與阿拉伯馬血統混合而發生了很大變化的種系，都與草原野馬有親緣關係。中國人依賴的主要是經過馴化的蒙古矮種馬，而蒙古矮種馬大體上也屬於草原野馬的種系。這種馬與典型的草原野馬的區別在於，它有長而飄逸的鬃毛、額毛以及粗大的尾巴，而這些特點很可能也是與阿拉伯馬雜交的結果。古代的許許多多毛色各異、種類不同的馬的種系，可能都是以草原野馬為祖系，在其他一些未知種系的馬的血統的影響下，逐步演變、發展而來的。例如，傳說中與夏代有關的黑鬃白馬，商代的黑頭白馬以及周代的紅鬃黃馬，等等，都屬於這種類型。甚至早在周、漢時代，漢文中有關馬的種類的詞語就已經很豐富、很複雜了。這表明當時中國人在繁育馬的技術上已經達到了很高的水平。read.99csw.com

就像駱駝一樣，驢是在古典時代末期，也就是說到了周朝末年，才在中國境內出現的。驢是從其北非故地逐漸而緩慢地傳播到中國來的。但是對於一千年之後的唐朝人來說，驢已經成了中國本地的家畜。既不足以使人驚異，而且似乎也並不屬於進口的物產——除非我們將一條可信的史料中記載的，吐蕃人在永徽五年（654）連同一百匹馬一起貢獻的高達五丈的驢也計算在內。但是像這樣的一種龐然大物很可能是出自一個熱昏了頭的謠傳，或者是出自傳抄者的筆誤——要不就是由於某種原因，將神話與一次真實的事件攪在了一起。藥物學家陳藏器在記述海馬、海牛時，也曾經提到過一種「海驢」。這種海驢有一種奇特的功能，就是當它感覺到海風將要來臨時，渾身的毛就會直豎起來。但是陳藏器是從哪位旅行者口中了解到了這種動物的情況，我們尚不得而知。所謂海驢肯定是遙遠的大海中的一種生物，就如同海象和海獺一樣，這種動物的毛也不會被海水浸濕。

唐朝還有一種來自波斯的犬，這種犬身上帶有斑點，唐朝人直接稱其為「波斯犬」，直到現在這種犬的祖先對我們來說還是個謎。六世紀時，以「波斯犬」知名的狗是一種身材高大、兇猛殘忍的動物，它甚至能夠噬而食人。六世紀的這種犬與唐代的波斯犬很可能是同一種屬。

通過「朱汗」這個比喻，至少在想象中將太宗鍾愛的「什伐赤」與大宛的汗血馬聯繫了起來。雖然就其氣質而言，太宗的六駿全都具有西方馬的血統，從它們的名字，我們就可以看出，有些馬必定是太宗從突厥人那裡得到的，例如「特勤驃」就是如此。貞觀十年十一月（636～637）太宗命令以大畫家閻立本畫的圖形為藍本，將這些著名的駿馬「刊石鐫真形」。太宗去世之後，這些石雕被安置在了今陝西省境內的「昭陵」之側。但是現在這些雕像已經被轉移到了博物館里。石馬馬鬃的鬃毛都表現為經過修剪或是捆紮成束的式樣，像是齒狀的雉堞。這種形式最初可能起源於伊朗，它是中亞和西伯利亞古時的風氣，但是自從漢代以後，這種樣式在中國內地就已經湮沒無聞了。齒狀鬃毛的再現，證明了這匹駿馬的突厥血統，也證明了馬本身和馬主的高貴身份。但是六駿理想中的種系卻可以一直追溯到漢代之前的周穆王的八駿。周穆王作為偉大的、征服蠻夷的國王的楷模，他的八駿的形貌一直在一幅古代繪畫中保留了下來，而且被當成了唐朝的國寶。

據我們所知，在突厥斯坦各地都有水中出生的馬的傳說。例如龜茲地區就是如此。七世紀時，唐玄奘曾經路過龜茲城。根據他的記載，龜茲一座天祠前有一處龍池，「諸龍易形，交合牝馬，遂生龍駒，𢘙戾難馭。龍駒之子，方乃馴駕」。其實這個故事必定來源於更西部的伊朗地區。長著雙翼的馬，普遍存在於伊朗地區的藝術作品和神說傳說之中。甚至長著長腿、小腹的「大食（Tajik）馬」（即阿拉伯馬）據說也是「西海」岸邊的龍與牝馬交合所生。到漢武帝的時代，典型的神馬就已經被定在了錫爾河流域的「大宛」（Farghana），大宛馬與波斯諸王騎乘的米底亞的尼薩（Nisaean）種馬是同一個種系，這種馬在東、西方都以「汗血馬」著稱。漢代著名的張騫可能就承擔了尋找汗血馬的使命。其實張騫只是皇帝的個人使節，但也正是他，在公元前二世紀時就已經打通了中國人進入西方的道路。這種神奇的駿馬宣告了漢民族龍的時代的到來。

在與流動的敵人——特別是與唐朝的貪婪的對手——游牧民族的戰爭中，馬是供戰士騎乘和馱運給養的重要工具，唐朝統治者在亞洲民族中的崇高地位及其廣被天下的權威，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他們能夠得到的戰馬的數量，所以對唐朝統治者而言，馬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在《新唐書》里，明確表示了國家武備最終依賴大批戰馬的觀點。當談到因為遭受疾疫而損失了十八萬匹監牧馬時，《新唐書》指出：「馬者，國之武備，天去其備，國將危亡。」七世紀早期，正當唐朝建立之初，唐朝統治者發現在隴右（即現在的甘肅）草原上牧養的，他們所掌握的馬匹只有五千匹。其中有三千匹是從已傾覆的隋朝所繼承的，其餘是得自突厥的戰利品。通過負責馬政的地方官吏的悉心照料，到七世紀中葉時，唐朝政府就宣布已經擁有了七十萬六千匹馬。這些馬被分開安置在渭河以北（即西京北部）的鄉村裡的八坊之中。從這時起，唐朝政府盡了一切努力，使馬匹的數量一直保持在這樣高的水平上，只有在玄宗統治時期之後，即在八世紀中葉，唐朝的養馬業才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八世紀中葉的戰亂使農村變成了荒蕪的不毛之地。戰禍帶來了中央集權的崩潰，此後，大貴族和地方豪強佔有了大量的牲畜，其數量最終超過了政府擁有的牲畜。

在這首詩中，表現高貴的天馬由於乾旱和飢荒（象徵在那艱難的年代里好心人精神食糧的貧乏）的折磨，只能拖著腳步與氂牛為伍。氂牛在這裏被描述成了遲鈍笨拙的動物（象徵氣質愚鈍的人）。

唐朝人將康國出產的馬引進唐朝，作為繁殖唐朝戰馬的種馬。他們確信，從土地豐饒的康國引進的這種馬，就是最初的大宛馬的種系。唐朝人還了解到了「多雪不風」的迦濕彌羅的山谷中出產「龍種馬」的消息。根據十一世紀初期的一個故事中的記述，我們知道在八世紀中期時，拔汗那國曾經向唐玄宗貢獻過六匹真正的汗血馬。這六匹馬的名字分別叫作「赤叱撥」「紫叱撥」「緋叱撥」「黃叱撥」「丁香叱撥」和「桃花叱撥」。「叱撥」（Cherpādh）這個詞在粟特文中的意思是「四足動物」。唐玄宗高興地接受了這些馬，並且給它們起了新的、更典雅的名字，將馬的形象畫在了大殿的牆壁上。這個故事的編者是一位叫秦再思的文人，他生活的時代距離這起傳說事件大約有三個世紀之久。人們可能會將這個美妙的故事單單歸結為作者本人的懷舊想象，例如，對於這種馬的原產地，秦再思浪漫地使用了這個地區的古名「大宛」。但是我們認為，對秦再思記載的這個故事不能徹底加以否定。首先，中國人對於外國，總是傾向於使用已經廢棄的名稱；其次，在可靠的歷史記載中，確實有關於大宛向唐朝貢馬的說法（遺憾的是，在記載中既沒有對馬加以描述，也沒有具列馬的名稱）。而且，「赤叱撥」這個名稱也不止一次地出現在八世紀的文學作品當中，這個名稱甚至還被用來稱呼一種特殊品種的中國貓，而這種貓則的確出產於甘肅的靈武。總之，我們傾向於相信這些關於唐朝汗血馬的記載和關於唐玄宗的馬的壁畫的傳聞。然而不管有關這些馬的記載是否屬實，中國古時候所說的汗血馬的種系帶有想象的特點，這一點應該是無可置疑的。

西域城郭諸國也是向唐貢獻良種馬的地區之一。其中龜茲曾幾次貢馬，于闐也至少貢獻過一次良馬。在七世紀後期，勝利的大食人也曾經有一次向唐朝貢獻他們的第一流的駿馬，正如我們在上文中提到的，八世紀初期，大食又獻過一次名馬。在唐玄宗統治的黃金時代，大食人特意幾次遣使來朝獻馬。罽賓國（即古代的Gandhāra）位於印度西北邊疆地區，這裏適宜於熱帶稻米的生長，盛產大象；佛法非常興盛但卻處在突厥的統治之下。在君臨天下的天可汗（Tängri Qaghan）唐太宗在位期間，甚至連遙遠的罽賓國也在貞觀十一年（637）遣使貢獻名馬。地處唐朝西南邊疆，正在興起的南詔國，也在貞元十一年（795）遣使向朝廷貢獻了六十匹品種不詳的馬。

與驢、騾同類的是另外一種馬科動物，唐朝人對於這種動物的了解只限於八世紀時西方貢獻的土貢。這種奇異的動物叫作「𩨇」，這個字在語音上表現出了與驢和騾的密切的關係。𩨇是在開元八年（720）與開元二十二年（734）分別由吐火羅和波斯貢獻的。據記載，波斯是盛產𩨇的地區。但是中國的詞典編纂者沒有能夠對這種動物進行歸類。有人認為它是一種馬，而有人則認為是驢的一種。其實所謂的「𩨇」是一種難以馴服的野驢（onager），這種野驢與中亞和蒙古的野驢（chigetai）以及西藏的騫驢（kiang）都有密切的關係，但是卻被誤稱為突厥斯坦、波斯和近東的「野驢」（wild ass）。hｔｔｐs://ｒeａｄ•9９ｃsw.ｃoｍ

雖然張騫本人並沒有帶回神馬，但是最晚到公元二世紀時，中國人就已經從西方得到了一種品系優良、外觀神駿的良馬，他們將這種馬看作是傳說中的龍馬。雖然這種馬並沒有長雙翼，但它們卻長著「龍翼骨」。這種龍馬比蒙古種的馬身材更高大，而且它經過馴化的變種在中國也很普遍，可是龍馬似乎並沒有被用作戰馬，而是被訓練成了在儀式上使用的立仗馬。這些神奇的駿馬在動物學上的歸屬到現在還無法確定。有一位學者曾經將它們描述為「雅利安」馬。雅利安馬在古代的裏海地區附近，這種馬以身材高大，繁殖迅速而著稱於世。或許從現代的突厥馬中，我們可以識別出雅利安馬的後代。

唐朝的廄苑中還有一種「飛龍駝」。八世紀末年時，當長安城的糧食供應無法滿足禁中釀酒的需要時，曾經使用這種優良的牲畜來運送稻米，而並不認為這樣做是一件有失體面的事情。在唐朝的土地上，駱駝似乎命中注定要被用在一些違反常情的古怪用途上。

根據以上記載，唐中宗養的這些舞馬可以隨著音樂節拍舞蹈嬉戲，所以使吐蕃人驚訝不已。這時是在公元八世紀初年。大約過了幾十年之後，唐玄宗又養了一批專門用來表演的舞馬。與中宗的舞馬相比，玄宗養的這批舞馬的名氣就要大得多了。玄宗有一百匹舞馬，它們是從那些外國貢獻的資質最優良的貢馬中挑選出來的。每當表演時，舞馬全都分作兩隊盛裝上場。「衣以文綉，絡以金銀，飾其鬃鬣，間雜珠玉。其曲謂之『傾杯樂』者數十回。奮首鼓尾，縱橫應節，又施三層板床，乘馬而上，旋轉如飛。或命壯士舉一榻，馬舞于榻上。樂工數十人立左右前後，皆衣淡黃衫，文玉帶，必求少年而姿貌美秀者」。八月五日的「千秋節」是慶祝皇帝誕辰的節日，每年此時在「勤政樓」下舉行的慶典活動中，照例都少不了健美的舞馬錶演。每當在此吉慶的場合，「北衙四軍陳仗，列旗幟，被金甲，短后綉袍。太常卿引雅樂，每部數十人，間以胡夷之技」，「五坊使引象、犀，入場拜舞，宮人數百衣錦繡衣，出帷中，擊雷鼓」。而舞馬這時當然也是眾人注目的焦點。

學者們曾試圖將這則故事看作是阿爾戈英雄（武裝的人）與金羊毛的傳說的翻版，但是這則故事是與貽貝的故事混淆在一起的，所以故事中的著甲人，很可能代表著與軟體動物進行戰爭，並且割斷其生命線的甲殼綱動物。在下文中我們將會見到更多的有關貽貝的記載。從某種程度上說，「土生羊」也就是傳說中的「羊草」（planted sleep），而所謂「羊草」就是指能夠生產植物羊毛的棉花植物。

波羅球戲是在唐初或稍前，從伊朗經由西域傳入唐朝的一種遊戲，此後又經唐朝傳到了朝鮮和日本。唐朝人將波羅球戲簡單明了地稱作「打毬」。玩波羅球遊戲時使用的擊鞠杖的形狀是彎曲的，杖端形如偃月，以網囊作為球門。擅長玩波羅球遊戲的人有皇帝、朝臣、貴婦人甚至還有文人，而且在皇宮裡就有波羅球場。唐朝人究竟認為騎什麼樣的馬打波羅球最好，對此我們還一無所知。但是有記載表明，開元五年（717）于闐曾經向唐朝貢獻過兩匹打毬馬。或許據此可以推測，這種上等的打毬馬來自突厥斯坦和伊朗地區；而吐蕃人也被唐朝人認為是特別熟練的打毬能手。

在唐朝帝國統治期間，北方矮種馬和西方的戰馬這兩種外來馬以及處於兩者之間的雜交種馬和其他品種的馬，都大量進入了唐朝的境內。唐朝人對於外來的馬非常喜愛，也非常欣賞。唐朝這種崇尚外來馬的風尚部分地可以歸結為西方龍馬傳說的影響，部分地則應該歸結于突厥人以及那些與突厥有血親關係的遙遠的遊牧統治氏族。而且更重要的原因是，對於唐朝這樣一個龐大的帝國，眾多的騎馬者以及玩波羅球遊戲的貴族對馬的需求甚大，而唐朝境內牧養的馬匹一向很缺乏，這就自然地導致了對外來馬的喜愛。

在唐朝統治的初年，北方的中國人知道使用大夏雙峰駝至少已經有一千多年的歷史了。早在漢代時，在新開拓的西域地區，商業性和軍事性的駝隊中就使用了成千上萬的大夏駝。在這一古典時代，漢朝人不得不依賴像匈奴這樣的邊境游牧民族，以滿足漢朝對這些貴重牲畜的需求。大夏駝在運送士兵、商品通過戈壁和塔里木的高原荒漠時表現出來的安全性能，使它身價百倍，備受珍愛。唐代的情形也是如此。當唐朝帝國再次拓展到了遠至中亞以外的地區時，對駱駝的需求就變得同樣重要了。像對馬匹一樣，唐朝政府不得不從外國尋求駱駝，以滿足國內的巨大需求。駱駝作為獻給皇帝的禮物，作為土貢、商品以及戰利品，源源不斷地進入了唐朝境內。回鶻和吐蕃都曾經向唐朝貢獻過駱駝；來自瑪納斯河流域的處密以及突騎施使團也帶來了駱駝。于闐還向唐朝貢獻過一頭「風腳野駝」。一般說來，在突厥部落中，駱駝的確像金、銀、女童以及奴隸一樣，被列入最貴重的物品。在占卜術和詩歌中，駱駝則是作為慈善和高貴的牲畜而出現的。沿著古代商道，在塔里木盆地的城郭諸國都可以買到駱駝。高仙芝曾經在石國得到了許多財寶和大批的駱駝。斗駝是龜茲重大節日的一個顯著的特色，而黠戛斯部落也有「弄駝」之戲。

這樣一來，西受降城就成了北方部落的馬匹進入唐朝的固定地點。此後，我們就可以在唐史中見到如下的記述，「令西受降城使印而納之」——這段文字是附在九姓、堅昆以及室韋在天寶六載十二月（748）獻馬六十四匹的呈文之後的。開元二十九年（729），唐朝政府又在與吐蕃交界的赤嶺地區設立了類似的貿易機構。

皇太子：一匹飛馬，一匹神馬，它的鼻子里噴著火焰！我騎在它身上就像在飛，我變成了一頭鷹。它凌空賓士——它接觸到地球時，地球就唱起歌來——長在它蹄上的最微不足道的老繭，比赫爾墨斯的橫笛還富於音樂性呢。

唐朝人在觀念上將馬看作是外交政策和軍事策略的工具，與這種觀念相適應的，是將乘馬看成是貴族的一種特權——乾封二年（667），唐朝政府企圖實施一項歧視性的法令，禁止工匠和商人乘馬。

關於西方龍馬的信仰，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世紀，當時漢武帝想藉助煉丹術士配製的神奇的食物，或者通過精心安排的（和可疑的）古代儀式，來保證他本人的神性，以及做到長生不老，他渴望能得到一批超自然的駿馬，以便帶著他飛升天界。

扮演這出頗有心計的鬧劇的主角，很可能就是一隻拂林狗。在一首由唐代佚名的詩人填寫的《醉公子》詞中，我們再次見到了有關「猧子」的描寫（但是沒有暗示出它的祖先）。這首詞表現了一位熱切期待年輕公子到來的盪|婦或者是妓|女：

武德九年（626），一位突厥可汗曾經向唐朝提供了一大群馬和一萬隻羊，但是這批禮物並沒有被接受。這除了政治原因之外，在很大程度上還因為當時唐朝人並不非常需要外來的羊。中國人從很早起就已經知道了山羊，但是對於食肉飲酪、氣味腥膻的遊牧人來說，綿羊更適合他們的生活習性。我們推測，這批被拒絕的突厥羊必定是尾部肥碩、耳朵下垂，具有中亞和西伯利亞羊特點的那種羊。唐朝人是熟知這種羊的。九_九_藏_書

貞觀二年（628），突厥可汗曾經向唐朝貢獻了數以千計的牛。雖然這些牛在當時肯定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對這批牛的特點，卻沒有任何可靠的資料加以記載。至於吐谷渾和吐蕃統治者所貢獻的「牛群」，看起來必定是氂牛。因為根據記載，唐代吐谷渾和吐蕃的家畜中，僅有的一種牛就是氂牛。更為珍貴的是，他們貢獻的是一種雄氂牛與雌封牛的雜交種後代（zobos）。身材高大、黑褐色的野氂牛以及沒有完全馴化的亞種氂牛（這種氂牛與野氂牛相似，但形體較小）只有在高原山地的寒冷氣候環境中才能繁衍生息，而唯有多毛、矮小、毛色駁雜的混血種氂牛，才能忍受悶熱的低地環境。

唐朝的更為可靠的馬的來源是東北地區，即來源於渤海靺鞨、室韋和奚部落。渤海靺鞨分佈在黑龍江以南的地區，室韋的居住地在渤海靺鞨以西，而奚部落則在更南的地區。元和十一年（816），奚人「遣使獻名馬，爾後每歲朝貢不絕，或歲中二、三至」。契丹人也分佈在東北地區，日後他們將註定成為中國北部地區的統治者。七、八世紀期間，契丹曾經派遣了許多使臣，帶著形體矮小、慣於馳走于林木之間的契丹馬向唐朝朝貢。

據說，各種家犬都出自五種古代的犬種。這些家犬的原始先祖中有幾種在中國都有其後裔。例如「中國種黑鼻狗」就是由原種絲毛犬衍生而來的，而原種絲毛犬在薩莫耶特人以及東胡民族中，甚至在印度尼西亞的熱帶地區也都有許多後代。靈𤟥是一種非常古老的犬，在漢代的畫像石上就已經出現了靈𤟥的形象，靈𤟥肯定是在那漫長久遠、已經被人們遺忘的年代里從埃及傳來的。在古代中國的所有家犬中，最常見的是尾巴在背部高高捲曲的獅鼻「獒」，這種犬出自西藏狼（canis niger）的血統，而西藏狼還繁衍出了亞述、羅馬莫洛西斯、聖伯納德、紐芬蘭的獵犬，即喇叭犬。尤其是它還培育出了中國的小型狗種系，例如哈巴狗。甚至大畫家閻立本也畫過一頭在七世紀時作為貢物送來的獒，西藏是獒種犬的故鄉，所以它很可能是吐蕃貢獻的。

儘管唐朝人非常渴望能夠得到身材更為高大魁偉的西方馬，但是他們似乎仍然還保留著某種對於野生矮種馬的愛好。例如在永徽五年（654）時，吐蕃人曾將一百匹野馬作為貢禮獻給了當時在位的天子，這表明他們認為唐朝天子是樂意接受這種貢禮的。與草原野馬出自同一原始種系，但是或多或少混雜了西極馬的血統的，還有一些非常少見而且又獨具特色的中世紀中國馬的類型。例如，唐代在今天的陝西繁育出來的一種「朱鬃」白馬就是屬於這種類型，這種馬很可能是典型的周代馬的殘遺種；瘦削而結實的四川矮種馬，是唐代嶲州的特產，但是在許多世紀以前，中原的西鄰各國就已經聽說了這種馬。唐朝的「國馬」（即由政府選育的馬，例如驛馬、戰馬等）中有許多是草原野馬和阿拉伯馬的雜交種馬，而有些則主要是阿拉伯馬。有時候，為了國防目的餵養的馬的數量太少時，就需要引進外來的馬，以補充國馬數量的不足。例如在八世紀初年，唐玄宗曾經下詔，批准與「六胡州」市馬。但是阿拉伯馬的種系在唐朝處於不利的境地，蒙古矮種馬就在毗鄰唐朝的地區，所以阿拉伯馬很難保持與蒙古矮種馬相抗衡的地位。到了唐朝滅亡之後，西方駿馬的種系就開始漸次消亡，而隨著元、明時代蒙古矮種馬的大量湧入，到了近代的初期，西方馬的種系就完全絕跡了。

然而，對於馬的極大的需求，並沒有使唐朝統治者感到非得接受作為貢禮的馬匹不可。可能是出於堅定的信念，或者是出於權宜之計，唐朝的君主往往拒絕接受貴重的禮物——不管是舞|女還是舞馬。因為要堅持講求符合道德、清正廉潔的統治，就不應該去接受類似的貴重禮物。唐朝初年的三位皇帝就是這樣做的。另一方面，在七世紀期間，外族政權卻總是想要同唐朝聯姻，進而從中得到好處。於是他們就成群地送來唐朝政權非常渴望得到的戰馬，以便提出與唐朝公主結姻的要求。所以就唐朝政府而言，接受禮物就等於是宣布了「對外政策」。例如，唐朝在處理兩個突厥政權的貢禮時表現出來的不同的態度，就非常值得我們深思——貞觀十六年（642），鐵勒獻馬三千匹，同時向唐朝提出了聯姻的請求。但是經過曠日持久的爭論之後，唐朝政府最終還是拒絕了這種不體面的妥協，「下詔絕其婚」。然而僅僅是在第二年，唐朝政府卻答應了薛延陀提出的請婚要求，薛延陀因此派遣其突利設向唐朝貢獻了五萬匹青白雜色和黑鬃的薛延陀馬以及大量的牛、駝和羊。

在西極，生長著被稱為「駿骨龍媒」的神奇的天馬，天馬的骨頭長得類似於理想中的西方神騎的雙翼，天馬是致龍之兆，也是神龍之友。李白是這樣描述天馬的：

在以上這幾句譯文中，我將漢字「猧」譯作「toy dog」，因為這個漢字與「㹻」字有關，所以也就無法為我們提供這種動物的地理來源。楊貴妃的猧子是康國種，這就表明它是屬於拂林狗，因而也就是馬爾他種的狗。雖然有些權威認為，凡是被稱作「猧」的狗（即我們翻譯的toy dog），都應該屬於出自羅馬系統的狗，但是對於那條報知蕭郎歸來的消息的巴兒狗，我們還不能像對康國猧子一樣，斷定它是拂林狗。總之，現代中國的獅鼻巴兒狗似乎並沒有表現出馬爾他種狗的特點，當然也有一種可能是，它們只保留了那些不為人注意的特點。然而不管這種小巧的寵物是不是唐朝本土的出產，自從唐朝起直到十七世紀，它們一直是詩歌偏愛的主題或意象。

但是駱駝與那些侵入北部邊境的殘暴的遊牧者的聯繫，又似乎使它在唐朝人的心目中成了一種可怕的動物。八世紀初期流行的一首民謠，稱駱駝為「山北金駱駝」，據稱「山北，胡也，金駱駝者，虜獲而重載也」。這首民謠的意思是說，來自蒙古草原的掠奪者帶著他們的馱畜，這些馱畜身上滿載著從唐朝搶來的獵獲物。八世紀後半葉，駱駝成了兇猛殘暴的安史叛軍的一個特別的象徵，「賊之陷兩京，常以槖它（即駱駝——引者）載禁府珍寶貯范陽，如阜丘然」。杜甫詩《哀王孫》中，典型地表達了人們對北方叛軍以及駱駝運輸的這種態度。詩中描述了玄宗皇宮中一位離散的親王，他盼望能夠從叛軍手中逃生，詩人告訴他肅宗在靈武繼位的消息。並告訴他肅宗「聖德」遠被，已經得到了回鶻的幫助以抗擊叛軍。詩人斷言，唐朝先祖聖陵的「佳氣」將會為唐朝以及王孫帶來永久的希望：

這種小動物的外貌如何，我們尚一無所知。但是有人提出它正是典型的古代馬爾他種的犬，即古典時代的巴兒狗。這種看法或許不失為一種合理的解釋。究其根源，這種面部尖削、毛髮茸茸、聰明伶俐的小玩物屬於尖嘴絲毛犬系的犬類，它們曾經是希臘妓|女和羅馬主婦珍愛的寵物。這種品種的犬顯然一直保留了下來，因為至今仍然有這類犬的白色的異種。在宋朝的一幅繪畫作品中，曾經出現過一隻白犬，雖然我們對其種系還無法確定，但是它很可能就類似馬爾他種白犬。我們還無法確定高昌貢獻的這對小狗是否在中國留下了它們的後代，可是很可能就是在高昌貢獻「拂林狗」以後，與拂林狗類似的巴兒狗就開始源源不斷地補充著遠東巴兒狗的種群。唐玄宗與他的寵妃的這段故事，值得引起我們的注意：

作為一種馱畜，駱駝的重要價值自不待言，其實除此之外，駱駝還為文明生活做出了其他的重大貢獻。駝毛可以製成柔軟舒適、質地優良的布，後世的馬可·波羅曾對這種布讚賞不已。在唐代，這種駝毛褐是由甘肅境內的會州和鄂爾多斯的豐州出產的，會、豐二州都位於駱毛的主要產地——西北邊疆地區。駝毛褐是這兩個州每年必須向朝廷進獻的土貢。reaｄ•９9ｃｓｗ•com

開元十五年（727），唐朝政權准許在政府官方的監督之下，在鄂爾多斯地區邊界設立「互市」，互市的設置，將唐朝與北方游牧民族之間的重要的馬匹貿易制度化了。互市政策的目的，是要增加唐朝馬的數量，並且通過與合乎需要的胡馬的雜交來改進「國馬」的品種。設立互市的一個直接原因，是唐玄宗收到了突厥毗伽可汗貢獻的三十匹名馬的友好貢禮，與此同時，毗伽可汗還送來了一封吐蕃君主寫給他本人的信件。吐蕃人在信中慫恿毗伽可汗與吐蕃一起入寇唐朝邊境，但是毗伽可汗卻派使臣將這封信轉而獻給了唐玄宗。玄宗對毗伽可汗的友好舉動非常讚賞，於是下詔：

馬是一種貴族動物，除了對於地主來說具有的實用價值之外，它在古時候還具有更高的特殊的地位。古代的種種傳說使馬這種動物罩上了一層神聖的色彩，它不僅被賦予了奇異的品性，而且顯然被印上了出自神種的烙印。有一則將馬神化的神話傳說中稱，馬是龍的近親，而龍則具有與水的神秘力量近似的神力。的確，幾乎所有的名駒都被當作是龍的化身。例如虔誠的玄奘騎過的駿馬就是如此。在後來的傳說中正是玄奘的這匹馬從印度馱回了佛經。在古代時，中國人甚至直接將他們飼養的高大的馬稱作「龍」。

假如一匹外來的馬有幸被管理宮廷馬匹的官員看中的話，那麼這匹馬就會被從牧場轉送到京城分配給附屬於宮廷本身的某個「閑」或者「廄」。宮廷里的馬往往都根據其類型或者是特性，分別被關進「飛黃閑」「吉良閑」「龍媒閑」「騊駼閑」「駃騠閑」或「天苑閑」。六閑中有五個閑是根據古代的駿馬而得名的。通過文學作品和民間傳說，這些駿馬的名字得以久遠地留在了人們的記憶之中。「天苑閑」的「天苑」是對天子禁苑的一種富有詩意的稱呼，天苑就是天子騎著龍馬狩獵的地方。在左右六閑中飼養的外來的駿馬，既能用來供武將騎乘，也可以供皇帝狩獵或貴族玩波羅球遊戲時使用；既可以用於儀仗，也可以用於其他一些恢宏堂皇的場合。

太宗的「十驥」雖然沒有六駿那樣著名，但是它們也是當時難得的奇驥。這些稀有而健美的駿馬是在太宗在位的末年進獻的，所以它們與太宗之間缺少一種生死與共的親密關係，而正是這種關係，使得此前的六駿能夠在過去歷盡磨難、艱苦創業的歲月里獲得特有的崇高地位和榮譽。後來的十驥是太宗本人親自從突厥骨利干國貢獻的上百匹名馬中挑選出來的。牧養這些駿馬的北方牧人是貝加爾湖以北，一片長滿百合的土地上的居民，他們培育的這些馬筋骼壯大、強健有力，類似於叫堅昆馬的名馬。這些馬的身上未作烙印，只是很奇怪地被截去了耳朵，在鼻子上做了印記，然後貢獻給了唐朝的偉大的君主。唐太宗親自為他選定的這十匹馬起了名字，它們分別是「騰霜白」「皎雪驄」「凝露驄」「懸光驄」「決波騟」「飛霞驃」「發電赤」「流金𩢍」「翔麟紫」和「奔虹赤」。

除了盛產駱駝的地區和胡風盛行的地區之外，燉駝肉或燒駝肉可能並不是中國北方烹飪中常見的一種菜肴。

唐代史料還記載：「康居出大尾羊，尾上旁廣，重十斤。」這種羊並非出自想象，而是布哈拉和吉爾吉斯草原出產的尾巴肥碩的德姆巴羊，著名的阿斯特拉罕羔皮，就是利用德姆巴羔羊皮製作的。從很古的時候起，這種大尾羊就以布哈拉和吉爾吉斯草原為中心，傳播到了波斯和敘利亞地區。

當玄宗被趕出長安之後，這些著名的舞馬也隨之流散到了民間。其中有些被安祿山送到了東北邊疆地區。流落到東北的舞馬有少數被當成了戰馬，但是它們的癖好仍然一如既往，每當營帳中演奏軍樂時，這些馬就會情不自禁地應節起舞。僅僅根據這一點，就可以輕易地將它們與其他的戰馬區別開來。

據著名的旅行家玄奘記錄，帕米爾雪原高山下的居民飼養著一種大羊，我們很難斷定這種羊究竟是什麼品種。

與亞速爾群島之科爾武島的「小牛」相比較，中國本土從非常遙遠的時代起就有了自己的矮種牛。據認為，周朝的「稷牛」和「䊵牛」，就是用來作為犧牲的小牛。此外從很早起，廣州西南的高涼就出產另一種叫作「庳牛」的小牛，正如朝鮮和廣東的小馬被稱作「果下馬」一樣，這種小牛又被稱作「果下牛」。武德元年（618），唐高祖曾經發布詔令，宣布「禁獻侏儒短節，小馬庳牛，異獸奇禽」。外來的矮人小獸，可能也在被禁之例，如孟加拉的小美婦大概就屬於此類。

在政府允許的範圍以外，在唐朝邊界地區也存在活躍的私人貿易活動。尤其是居住在唐朝西北邊疆地區的党項居民，他們就是因為從事私人貿易而致富的。在九世紀初年，党項人「以部落繁富，時遠近商賈，齎繒貨入貿羊馬」。可是這種繁榮是很不穩定的，就在九世紀三十年代，党項人因為貪暴的唐朝官吏的巧取豪奪而被迫反抗，「藩鎮統領無緒，恣其貪婪，不顧危亡，或強市其羊馬，不酬其直，以是部落苦之，遂相率為盜，靈、鹽之路小梗」。

在所有的古代名馬中，最負盛名的是穆天子被稱作「八駿」的神奇的坐騎。「駿」在古代漢語中用來指稱純種和健壯的馬，這個字常常具有超自然血統的含義，即指那些出自神秘的西方神馬種系的名馬，甚至它還隱喻地表示具有人性的英雄。馬是一種非同尋常的但又如同天使一般的動物，它曾經陪伴偉大的周穆王穿過了被視為聖地的崑崙荒漠。對於馬的藝術表現，形成了中世紀中國想象藝術的一個重要的主題。五世紀時描繪的駿馬的荒誕不經的形象，被唐朝的收藏家視為珍寶秘藏。他們解釋怪異的駿馬的形象，認為這是因為「世聞其駿也，因以異形求之」，他們指出，古代的聖賢，甚至連孔子本人的形象，在世人的眼中都是迥乎尋常的。但凡是神聖之物，不管是人還是馬，其本質與形象都必定是怪異和超凡脫俗的。

從古代時起，當蠻夷舞動氂牛尾裝飾的節杖接待王賓時，氂牛尾作為旄、旌，纓帽以及貴族車輦的飾物，就成了中國低地地區非常渴望得到的物品了。在唐朝統治之下，氂牛尾作為每年的例貢，由四川最西部的城鎮送往朝廷。四川西部的大山一直延伸到了吐蕃境內。向朝廷貢獻的氂牛尾是尾毛濃密的雜交種氂牛尾，這種氂牛尾還被用作印度的拂塵。在唐代，貢獻給朝廷的氂牛尾最後是由「司輦」細心照管的。司輦的職責是主管後宮嬪妃的輿輦以及駕輿輦的貴重牲畜，「掌輿、輦，繖、扇，文物，羽、旄，以時暴涼」。

唐朝從西亞進口的另一種犬是「拂林狗」，這種狗就是「羅馬犬」。羅馬犬最初出現於七世紀初期，它是由高昌（Qočo）王向唐朝貢獻的禮物。據史書記載：

在由政府管理的大規模的邊疆貿易集散地，馬和駱駝、驢、羊等牲畜都是由政府主管人進行接收、檢查和登記工作，然後送往特定的牧場或朝廷的馬廄。在由邊疆遞送往內地的路途上，每十匹馬分為一組，每組由一個牧人單獨管理。從啟程時起，這些馬就受到政府的精心照料，政府最為關心的是要使這些馬儘可能少地受到傷害，避免丟失或者被盜。無論在什麼時候，管理政府馬匹的人員都要對他管理的馬的安全和健康負責。馬若不死尚可，如果死了馬的話，管理馬的人就得提供死亡的確切證據，報告使用馬的人應負多少責任等。按照規定，要儘可能詳細地履行這一套程序，哪怕是最細微的情節也不能遺漏。例如，如果長行馬（即用於長途旅程的馬，長行馬與用於固定路途的驛馬不同）死在途中的話，就得將馬肉賣掉，而馬皮則要送回政府的倉庫。但是如果馬是死在沙漠里，而且附近又沒有買馬肉的人的話，騎馬人只需帶回馬身上那塊烙有政府印記的馬皮（如果他本人還能夠回來的話）就可以了。

在唐代，蒙古種吐谷渾人先前值得驕傲的地位已經大大衰落了，永徽三年（652）吐谷渾從吐蕃邊界地區向唐朝貢馬，兩年之後，吐蕃人自己也為唐朝朝廷送來了一百匹馬。但直到九世紀的最初幾十年間，即受挫于回鶻之後，吐蕃馬才成了唐朝馬的一個比較重要的供給來源，而且即使是在這一時期，由吐蕃貢獻的馬與傲慢的回鶻人相比，也是微乎其微的。

突厥斯坦諸國也曾經向唐朝貢獻過犬，康國在開元元年（713）和開元十二年（724）兩次向唐朝獻犬，龜茲也在開元九年（721）向唐朝貢獻過犬。雖然我們對這些犬的種屬一無所知，但是它們很可能是唐朝官員們大量需要的狩獵用獵犬。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這些犬就會被送進狗坊。在唐朝的外來犬中，有些犬並沒有實用價值，它們只是作為珍稀異物被送到朝廷來的。比如在萬歲通天二年（697）向武后朝貢獻的一隻畸形「兩頭犬」就屬於這種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