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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野獸

第四章 野獸


他——林邑之王,就如同pāṇḍu諸子一樣,他的光芒照耀著戰場……碩大而美麗的大象的吼叫聲,淹沒了四下里的戰鼓的轟鳴,(他)登上了一頭(大象),前前後後簇擁著無數軍隊。他威嚴顯赫,他本人的光輝就如同太陽的光輝一樣。高懸在頭頂的孔雀羽的大纛,遮住了他的光芒
作為貢品的豹大都是由西域地區貢獻的,而進貢的時間也多在公元八世紀前半葉。豹來自南天竺、米國、史國、珂咄羅國(珂咄羅國所出產的是赤豹),此外還有安國、康國、波斯以及大食國。簡而言之,儘管豹在遠東有久遠的歷史,但是在唐代,它還是一種外來的動物。
帶進海島;
唐貞觀中,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擊前無堅物。(於是士女奔湊,其處如市)傅奕(方卧病),聞之,謂其子曰:『非佛齒。吾聞金剛石至堅,物莫能敵,唯羚羊角破之,汝可往試焉』。僧緘滕甚嚴,固求,良久乃見。出角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今理珠玉者用之。)
一個現在還無法考定的國家,在唐高宗繼位時貢獻了一頭非常可怕的熊。這個國家叫伽毗葉[* Gaviyap(?)],這個國家的名稱或許與梵文gavya(「宜牛」)有關。這種熊被唐朝人稱作「天鐵」(這個名稱可能是記錄了「* tenter」或者是某個與此發音類似的詞的讀音)。天鐵熊慣於擒食白象和獅子。這是一種兇猛得令人難以想象的動物。天鐵熊兇悍的性格使十六世紀的李時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經寫道:「天鐵熊能擒獅象,則獅雖猛悍,又有制之者也。」這種強悍的動物似乎不像是棕熊,因為棕熊雖然體形很龐大,但它主要是以食草為生。而棲息在山裡的喜馬拉雅黑熊雖然體形比較小,但卻是一種兇猛的食肉動物。可以想見,贏得了食獅者的名聲的,可能正是喜馬拉雅黑熊。
但是這些罕見的例子並不足以改變大象在人們的頭腦中作為一種巨獸和奇異之物的形象。大象的真正故鄉是在中國南方邊疆遙遠的一隅。據說在漢代時,安南海岸的人們騎著大象入海,尋找海底的寶物,並將這些寶物帶回來。他們尋求的寶物主要是一種美麗的珍珠,這種珍珠就是傳說中的鮫人的眼淚。到了唐代,大象仍然被看作是南方特有的動物,是印度支那熱帶地區的象徵。詩人張籍是這樣描寫大象的:
獅子在人們的心目中還具有一種宗教的象徵意義:就如同大象一樣,獅子在中國也喚起了人們對印度和佛教的想象。首先,「獅子吼」是佛陀向世間一切有情說法的一種公認的隱喻。其次,佛陀被認為是凡人中的雄獅,他的座席就被稱為「師子座」,這一比喻後來被進一步引申指佛教高僧的座席,而工匠們也依據這種比喻而製成了真正的獅子座。所以李白在向一位僧人朋友表示敬意時,就曾經寫過「黃金師子乘高座」這樣的詩句。最後,在佛教藝術中相當流行的文殊師利塑像本身,就表現為文殊師利騎在一頭獅子上的形象。
為索爾茲伯里平原的鴕鳥,

這位畫家的作品很受九世紀的收藏家的青睞。而貢獅在唐朝藝術家中似乎也確實是比較受喜歡的主題。例如我們知道于闐貢獻的一頭獅子,就由畫家李伯時畫了一幅「白描畫」。表現貢獅的最著名的作品是由畫師閻立本畫的《職貢獅子圖》。這位大師顯然畫了不只一幅獅子圖,因為我們知道閻立本在名為《西旅貢獅子圖》的作品中畫過一頭「類熊而貌猴,大尾」的獅子,這頭獅子的顏色是黑色的,而從段成式的記載中也可以證實,當時在西域確實有一種黑色的獅子。此外,閻立本還在《職貢獅子圖》中畫了一組獅子,據周密所見,這幅畫中有「大獅二,小獅數枚。虎首而熊身,色黃而褐,神彩煥然,與世所畫獅子不同。胡王倨坐甚武,旁有伎女數人,各執胡琴之類。有執事十餘人,皆沉著痛快」。記載了這些史料的周密指出,這兩幅作品中表現的獅子,都不是他所處的那個時代(即十三世紀)的繪畫中表現的那種獅子——雖然在談到黑色的獅子時,他又說,聽說近來外國貢獻的獅子就正是這種。閻立本畫的獅子與南宋和元代繪畫中的獅子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如果周密見到的確實是閻立本的真跡的話,我們就可以推知,宋元時代繪畫中常見的獅子,不過是想象出來的形象,或者是一種陳舊畫法的蛻變,而閻立本畫的獅子則來源於生活
「豐」字在一般情況下與這種長著華麗、喜人的尾巴的動物連用。「豐」的含義是「茁壯、飽滿;肥碩、光滑」,因此也就具有「上等的,精選的」意思。而「貂」在中國北部最常見的用法是指石貂——但是它同時也可以用來指貂、鼯鼠、鼬等類似的動物。所以我們在文獻中所見的,作為貢物的豐貂,應該是指生長在東北或西伯利亞的「上等貂」或「精選的鼬鼠」(這種動物的尾巴最適合於裝飾北方貴族首領的冠冕);尤其可能就是黑貂或者白貂——黑貂與白貂(即「sable」與「ermine」)在中世紀的文獻中經常出現。貢獻的樣品(很可能是活貂)或許僅僅是為了在皇家苑囿中供炫耀和賞玩,或者可能是作為繁殖用的種畜,以提供唐朝本土所需要的貂尾。關於貂尾和貂皮,我們將在下文中進一步詳細討論。
林邑位於唐朝實際控制的地區之外,大象在林邑的社會生活中起著更為重要的作用,據記載,林邑「王衛兵五千,戰乘象,藤為鎧,竹為弓矢,率象千、馬四百,分前後。不設刑,有罪者使象踐之」。每當國王出行時,首先由大批大象前後簇擁,憑藉這種巨獸來顯示王者的威嚴和權勢。在909年的一件梵文銘文中,我們可以了解到一些國王婆陀跋摩羅三世時的情景:

一種未確認的食肉動物


但是作為一種外來之物的形象,犀牛卻是無足輕重的——確切地說,這種動物只是中國古代的一種象徵,一種在蠻夷當中保留了下來的,但是在中國古典時代本來就有過的龐然大物。正如我們在下文中將要看到的那樣,是犀牛角及read.99csw.com其神奇的效力在崇尚外來事物的這段歷史中扮演了一種意義深遠的角色。

鼬鼠或白鼬


用於狩獵的豹子或獵豹(cheetahs),尤其是用來獵取羚羊的豹,需要花費很長的時間來馴化和訓練。似乎蘇美爾人就曾經使用過獵豹,而勇敢的赫梯人甚至馴化了真正的黑豹,並將其用於狩獵。埃及第十八、十九王朝的藝術作品中出現過戴著昂貴的項圈的獵豹,印度、波斯、亞美尼亞、阿比西尼亞都曾經使用過獵豹,十七世紀時在德國,十八世紀時在法國也曾使用獵豹,而蒙古汗在大型狩獵活動中甚至使用過上千頭獵豹。獵豹的使用在西亞和南亞如此普遍,所以我們說,唐朝的中國人必然對獵豹的應用也會有所了解。然而文獻中有關獵豹的記載非常少見,這說明獵豹的使用在唐朝只限於宮廷的範圍,而且使用的時間必定也非常短暫。儘管如此,古代作為外來動物傳入遠東的也並不是野生豹,而是勇猛的獵豹。

未確認的有蹄動物

在唐朝境內,從外國傳來的比較馴服的豹是非常普遍的,遠非大大少於獅子的稀有的犀牛所能比擬。通過對先天元年(713)康國貢物的記載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一條很有益的線索——史籍中將康國的貢物形容為「狗豹之類」,或者說是「類似於狗豹的動物」,這種說法表明,在唐朝人的心目中,豹與狗是非常相似的動物。其實這兩種動物唯一的相似之處是,它們都是可以被訓練來狩獵的動物。在一處不同的記載中,我們正好也發現了措辭相同的說法:寶應元年(762),唐肅宗發布了一道「停貢鷹鷂、狗豹」的詔令。在另一處記載中也提到,朝廷制定了有關外國貢使進貢物品價值的規定,以作為他們貢獻「鷹鶻、狗豹」的回報。鷹、鷂、鶻、狗全部都是唐朝人熟知的用於狩獵的動物,據此推論,豹在唐朝也非狩獵動物莫屬。
破遒兕于齦齶,屈巴蛇于指掌……
這裏提到的「褥蛇」,看起來就像是白鼬。在西方古典時代,希臘人和羅馬人就已經馴化了鼬鼠,用它來捕捉老鼠和野兔。甚至連偉大的成吉思汗也不鄙棄使用白鼬來狩獵。另一方面,鼬鼠這種高貴的捕鼠動物在古典時代也是家養的,特別是作為貴婦人的寵物。至於波斯貢獻的活褥蛇究竟是白鼬還是鼬鼠,我們現在還無法確定。
難道這是羚羊角嗎?這位輕信的婆羅門僧帶來的是佛牙呢,還是鑽石?或者二者都不是?傅奕兒子大胆而輕率的實驗,實際上也並沒有解決這些問題。拂林的「羚羊」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動物呢?如果它們果真是來自高加索和喀爾巴阡山的小羚羊(chamois)的話,那麼對於唐朝人來說,這實在算不上是很稀奇的動物,因為這種小羚羊就是鬣羚(serow)和羚羊(goral)的遠親。也許它們是另外一種很吸引人的外來動物,這種動物大概與羚羊相差不會太遠,比如波斯瞪羚、阿拉伯瞪羚,或者是敘利亞的漂亮小巧的多卡斯瞪羚都屬於這類動物。瞪羚馴服乖巧,天性柔善,這就使它成了近東常見的一種玩賞動物
盤盤國久已湮沒不聞,但是這個國家一度曾經是馬來半島的一個強大的政權。在唐代,盤盤國也是一個以戰象知名的國家。「每戰以百象為一隊,一象百人,鞍若檻,四人持弓矟在中」。這種情形與真臘地區基本上是相同的。唐朝西南的泰、緬民族也是著名的役使大象的能手。《嶺表錄異》的作者劉恂曾經作為官方使臣出使雲南,他驚奇地發現,雲南地區的豪族家中都飼養著大象。就像唐朝人使用馬一樣,他們將大象作為馱畜來使用

獅子

唐朝人可能從來沒有捕捉到過他們自己境內的這種厚皮動物來加以訓練:如同用來表演的大象一樣,唐朝用於表演的犀牛也是外來的異物。段成式是一位專門搜集奇聞軼事的偉大的學者。他非常驚訝地記載下了某個舶主的祖國用來捕捉犀牛的狙杙。這位舶主對廣州的一位醫生講了這種捕捉犀牛的方法,而醫生又向段成式轉述了這個故事
雖然有些不走運的南方農民偶爾可能會碰到野象,而且商人也能夠為唐朝城市裡的工匠提供必需的象牙,唐朝真正的活的馴象則來自印度支那諸國,特別是由林邑的使臣帶來。在唐高宗統治的初年,即在永徽元年(650),林邑國曾屢次向長安的唐朝朝廷貢獻馴象。武后統治時期,林邑國又在調露二年(680)和天授元年(690)貢獻馴象。到了八世紀上半葉中宗和玄宗統治時期,林邑國還在繼續進貢馴象。而且林邑王在這時還因為向唐朝貢獻了著名的白象而遠近聞名。林邑獻白象在景龍三年(709)和開元二十三年(735)。此後,我們再也沒有見到過林邑的馴象通過正常途徑來到北方的記載。可是在九世紀初期,唐朝的張舟將軍從環王的手中收復了兩座安南城鎮,斬首三萬級,在虜獲鎧甲、王子的同時,張舟還繳獲了大批的戰象
瞋目電曜,發聲雷響。

大象

輸入唐朝的大象通常扮演著一種相當輕淺無聊的角色:它們被用來在皇宮裡進行斗象和舞象的表演。神龍元年(705),唐中宗本人就曾經在洛陽南門觀看斗象表演。但是最有名的還是玄宗統治時期的舞象表演。每當唐玄宗在皇宮裡大設宴席時,就會有精彩的大象表演。「大象入場,或拜或舞,動容鼓旅,中於音律」,在大象表演的同時,還有舞馬,山車、陸船以及散樂、雜戲的演出。這些皇家舞獸的結局都很悲慘。當安祿山攻克洛陽之後,在洛陽大宴群臣,要利用大象率舞來表明自己是受命于天的真命天子。據記載:「初,祿山至東都,大設聲樂,揣幽燕戎王未之見也,因誑之曰:『吾當有天下,大象自南海奔走而至,見吾必拜舞。鳥獸尚知天命有歸,何況人乎?』於是左右引象來至。則瞪目憤怒,略無舞者。祿山大懷慚怒,命置於檻阱中,以烈火爇之,以刀槊俾壯士乘高投之,洞中胸臆,血流數丈。鷹人、樂工見者,無不掩泣。」
開元末,西國獻獅子。至長安西道中,繫於驛樹。樹近井。獅子哮吼,若不自安。俄頃,風雷大至,果有龍出井而去
或許我們不應該將喜馬拉雅的土拔鼠算作唐朝的外來動物,因為這種動物雖然生活在大約海拔一千五百英尺的吐蕃邊界地區,但是也有一部分土拔鼠向下生活在唐朝劍南道的邊境地區。唐朝人根據蒙古名稱「tarbagha」(𪕅𪖆鼠)來稱呼這種小動物。其實這個名稱用來稱呼與喜馬拉雅土拔鼠同種、蒙古地區喜愛群居的土拔鼠更為合適。在英文中,土拔鼠也以「tarbagha」知名。唐代的吐蕃人喜歡將這種小嚙齒類動物從其洞穴中挖出來食用,而陳藏器也建議瘰癧患者煨燉𪕅𪖆鼠,所以我們可以推測,唐朝𪕅𪖆鼠正是為了這個目的而從吐蕃傳來的。總之,𪕅𪖆鼠是從蘭州與麝香、麩金一起作為「土貢」貢獻給朝廷的。蘭州位於隴右道(今甘肅省),正處在蒙古土拔鼠與吐蕃土拔鼠分佈的中間地帶,所以我們無法推測文獻記載中的這些「𪕅𪖆」(土貢記載中是這樣稱呼的)究竟是屬於蒙古種還是屬於吐蕃種。https://read.99csw.com

黑貂或白貂

從很早的時代起,中國人就已經知道了亞洲豹的幾種類型。在中國古代的象徵傳統中,豹扮演了一種很重要的角色。在古代,它是勇士和尚武貴族的象徵,所以在一種儀式化了的射箭比賽中,豹的形象被畫在了專門供大貴族射擊的箭靶上。在一則古老的格言中,也將君子的「變」與「豹」聯繫在一起加以比較。雖然就我們所見,對這種說法的權威解釋是,它意味著君子應該謙恭,樂於適應環境,並且做出必要的讓步。但是我們認為「豹變」的更為古老的意思很可能是「詭詐」和「狡猾」,或許它特別是指「戰鬥中詭計多端的」。這種樸實的比喻使我們想起基督教中的象徵,歐洲中世紀寓言中的那些抽象的動物——牡鹿被作為渴望靈魂得到洗禮的象徵。「豹」至少一直保留著「富有戰鬥精神」的含義。在唐代,將曾經被稱為「驍騎」的戰士又重新命名為「豹騎」,而「威衛」也就相應地成了「豹韜衛」——「豹韜」是一本論述戰略的權威性著作中的一章的篇名。而且就像獅子的形象一樣,豹的畫像也具有驅邪鎮魔的法力。正是豹子的這種法力,促使唐朝的一位公主為自己做了一個豹頭枕
海國戰騎象,蠻州市用銀

上文在討論拂林使臣貢獻的一對獅子的厚禮時,曾經提到了通過吐火羅國的代理人作為媒介,派到唐朝來的神秘的拂林使臣。正是這次派來的使臣帶來了兩隻唐朝人稱為「羚羊」的動物。在漢文的語義中,「羚羊」這個名稱的含義是相當清楚的。所謂羚羊(有時候單獨寫作「羚」,這個字意思是靈異的、神秘的)就是指西文中的「gorals」。但是在漢語中有時候將「山羊」也叫作「羚羊」,所以儘管文獻中明確地稱為「羚羊」,但是這對於我們識別拂林貢獻的羊的身份並沒有多少實際的幫助。在西方,羚羊及其近親——包括歐洲小羚羊和美洲「山羊」——因為彼此外形相似而被共同稱作「goat antelope」(山羚羊)。但是在西亞和歐洲,卻並不知道羚羊(goral)。羚羊生長在中國南方和北方的山區。唐代的北方人和南方人都食用羚羊肉,尤其是南方人,還將羚羊肉作為被蛇咬傷的解毒藥來使用。羚羊角在唐朝的藥物中也是很重要的一種葯:作為「土貢」,宮廷里用的羚羊角是由陝西和川北山區的城鎮向朝廷貢獻的,將製成粉末狀的羚羊角調入蜂蜜中,可以緩解各種嚴重的高燒癥狀
羚羊角還有另外一種神奇的功能:有一則古老的故事記載,只有堅硬的羚羊角,才能擊碎扶南出產的一種「體如紫石英」的彩色金剛石。我們從七世紀的一個傳說中,可以見到關於這個故事的另外一種不同的說法:
吐火羅國也曾經三次向唐朝貢獻獅子,一次是在七世紀,另外兩次在八世紀。開元七年(739)吐火羅派來的使臣特別引人注意。根據記載,這次進貢的兩頭獅子是由吐火羅國代表拂林國向唐朝貢獻的,過了不到幾個月的時間,「拂林」的「大德」僧也親自到達了唐朝長安。毀壞聖像者利奧這時正統治著君士坦丁堡,但是由於拂林(「Rome」或「Rūm」)在當時主要是指臣服於大食的敘利亞地區,所以我們無法斷定這些使臣是否就是由利奧派來出使唐朝的使臣。

這是好哲學議論的印度人的看法,但中國人也許並不同意這種說法。

我祈求——
但是對於唐朝人來說,大象的意義並不僅僅局限於作為幾個熱帶大國的象徵,與漢人生活方式中崇尚的文明教化相比,大象作為攻堅陷陣的象徵,實在是鄙陋粗野的。這隻是大象的世俗的形象。在閻立本的一幅繪畫作品中體現的可能就是大象的這種形象,這幅畫表現了一個胡僧,正在用一把碩大的刷子「非常怪異」地擦洗大象的場面。就唐朝人而言,大象的宗教的形象同樣也是非常鮮明生動的。在有關大象的意象中,佛教的形象與世俗的形象融合在了一起,這種例子在唐代的文學作品中屢見不鮮。「Gajapati」(象主)是分主南方的天神,「Gajarāja」(象王)象徵著佛陀至尊無上的權威,而擁有「香象」稱號的菩薩則是信眾奉行的榜樣。如同在宗教文學中一樣,大象的這些宗教的形象在繪畫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現。通過漢文「象王」這個詞,我們的確可以聯想到覺悟者佛陀和印度支那的威嚴的國王,後者也帶有大象的稟性。

作為動物界中最強大、最可怕的動物,獅子在中國人的想象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貞觀九年(635),太宗皇帝得到了一頭由康國貢獻的獅子。太宗命虞世南作賦讚譽,這位詩人、學者於是寫了九-九-藏-書一篇辭藻華麗的《獅子賦》,在這篇文章中形象、生動地表達了中世紀時中國人對於獸中之王的敬畏態度。其中寫道:
甚至連獅子的畫像也能使百獸敬畏。八世紀的宮廷畫家韋無忝以畫異獸擅名,由他創作的獅子畫像,甚至能使野獸見了害怕:
在古代和中世紀,獅子這種王獸的許多品種都傳到了中國。隨著獅子的傳入,表示獅子的兩個詞也在中國出現了。一個詞是「狻猊」,這個詞的讀音相當於「* suangi」,這是在公元前由印度傳到中國的一個詞。到了唐代,這個詞已經不再使用了。第二個詞就是「獅子」,它的讀音相當於「śiśäk」,這個詞是在「狻猊」傳入若干世紀以後從伊朗傳入中國的,這也是中世紀時一個常用以稱呼這種動物的名稱。非常奇妙的是,在中世紀的文獻中,「獅子」這個名稱最常見的形式是用來表示我們現在稱之為斯里蘭卡的這個地區。斯里蘭卡島(這裏曾經是一片無人居住的鬼魂棲息區)還以「多奇寶」和「有一座鋯石與鑽石的山」而著稱於世。關於寶石的種種傳說使斯里蘭卡島得到了古代印度對這一地區的稱呼「Ratnadvīpa」(寶石洲)和九世紀時大食人的稱呼「Jazīrat al-Yaḳūt」(紅寶石島)。然而,儘管斯里蘭卡寶石在中國也很有名,但中國人並沒有選擇以寶石來命名斯里蘭卡島。在古代,斯里蘭卡島本地的名稱叫作「僧伽羅」(獅子國),在中國出現的「獅子國」這個名稱似乎就是起源於「僧伽羅」,而這個名字則是從波斯灣、細輪疊(源自僧伽羅洲?)來的水手帶到中國來的。斯里蘭卡在漢語中之所以叫「獅子國」,還因為據說那裡的人「能養獅子」。實際上,斯里蘭卡島並不以獅子著稱,所以漢文的「獅子國」必定是根據僧伽羅這個地名本身翻譯而來的;另外一種可能是,它來源於某種傳說。正如一個傳說中記載的那樣:「……南印度有一國王,女娉鄰國,吉日送歸,路逢師子,侍衛之徒棄女逃難。女居輦中,心甘喪命。時師子王負女而去,入深山,處幽谷,捕鹿采果,以時資給。既積歲月,遂孕男女,形貌同人,性種畜也。」
這裏說的「是年」,指貞觀十六年(642)。大約過了十年之後,罽賓國又一次向唐朝貢獻了這種具有天賦奇能的動物。這種動物肯定是印度或爪哇的貓鼬。這種貓鼬的梵文名稱叫作「nakula」,在各種不同的印度方言中它又被稱作「newal」「nedlā」或「nyaūl」等。在中國的南方地區,也有一種食蟹的貓鼬,但是當時似乎並沒有將唐朝本土的貓鼬與外國傳來的這種小而兇猛的貓鼬聯繫起來。我們不知道印度貓鼬制服蛇的能力是否如有關記載中說的那樣名實相符,也不知道這種小動物是否在唐朝的皇室繁殖出了後代。據記載,印度人與貓鼬的關係是很密切的:
在這首詩中,張籍將象與銀對舉,這是因為大象和銀子在唐朝同屬很稀有的物品,而印度支那則盛產象、銀。交州(即現代的北部灣)當時是唐朝的一個軍鎮,也是距離「海國」最近的地區。在九世紀的詩人杜荀鶴的詩歌中,充滿了對南方異物風情的描述,諸如「花洞響蠻歌」「花鳥名皆別」以及「風弄紅蕉葉葉聲」等詩句就是如此。當然他也沒有忘記他想象中的安南的大象。安南當時被視為流放之地,杜荀鶴在一首詩中是這樣描寫安南的情形的:
同一年由薛延陀貢獻了一種長著類似牛角的、體形像是鹿的動物,唐朝人將這種動物叫作「拔蘭」(* barlan或* ballan)。這個名稱或許與中世紀的突厥人所知的一種獨角獸(Bulan)有關,這種獨角獸的角是收集雨、雪的。拔蘭可能與(在後來的傳說中的)回鶻英雄烏古斯可汗所殺的肉食獨角獸是同一種動物。它也有可能是東胡人和蒙古人所謂的「guran」——醜陋的大鼻賽加羚羊。它會不會就是「bharal」呢
唐朝有關進貢的記載表明,來自東北地區的使臣向唐朝貢獻了一種被稱作「豐貂」的動物。貢獻豐貂的使團中,有兩個使團都是由契丹派來的,而另一個則是由契丹的北鄰,即位於克魯倫河,在唐朝以「室韋」知名的民族。雖然這種動物的名稱在五、六世紀的文獻中,尤其是在詩歌作品中相當常見,但是遺憾的是,這種動物在唐朝的文學作品中卻非常少見。五、六世紀的詩歌中提到這種動物時多用換喻的手法,即指一種毛色漂亮光滑、外形類似豹的動物的尾巴。根據古代的習俗,這種動物的尾巴通常與蟬一起用來裝飾各式朝服,或者是在儀式上使用的冠冕,尤其是被用於裝飾武官的冠冕。這種時尚似乎是在北方游牧民族的影響下形成的
人有好此獸者,輒與共眠。雖其喜怒無常,然為貓鼬所傷,終勝亡于毒蛇之口
當時在唐朝境內,偶爾也有來自其他國家的馴象:永徽二年(651)和大曆六年(771)真臘國兩次向唐朝貢獻大象。顯慶二年(657)時,另一個位於真臘國附近,被稱作「瞻博」(* Źįȁm-pâk)的未知國家也向唐朝貢獻了馴象。853(大中六年)十二月蘇門答臘占卑國向唐朝獻象,甚至像「波斯」這樣不可能出產大象的地區,也在天寶五載(746)來唐朝獻象——其實這次獻象的所謂「波斯」,很可能是位於呼羅珊或河中地區的某座脫離者的城市。這些作為貢品或禮物的大象,被關在唐朝宮廷的獸苑之中,每天供給定量的大米和豆類食物,在嚴寒的冬天里,大象身上披著羊皮和毛氈,瑟瑟地在獸苑裡等待參加大唐朝廷的慶典活動https://read.99csw.com
在唐朝的史料中有這樣一段記載:「是年,罽賓國遣使獻『褥時』鼠,喙尖而尾赤,能食蛇。有被蛇螫者,鼠輒嗅而尿之,其瘡立愈。」
貞觀二十一年(647)由吐蕃和突厥共同貢獻給唐朝朝廷的「馬蹄羊」,可能是某種陌生的叉角羚
對於唐代的中國人來說,獅子是一種西方來的動物,而老虎則是西方的象徵,因而獅子毫無疑問便有著與老虎同樣的稟性。獅子確實像虞世南在《獅子賦》中描寫的那樣,甚至是一種比老虎更加殘暴的動物,加之獅子來自遠國絕域,在唐朝本土極為少見,這樣就更增添了它那凜凜逼人、令人畏懼的威儀。所以在唐朝人的心目中,獅子超凡入聖的神力與傳說中的老虎的神力相比是遠遠地被誇大了。從獅子這種強有力的形象中,我們甚至可以看到前伊斯蘭時代阿拉伯人的獅神「業歐賽」(Yaghuth)的模糊的影子——雖然這種聯繫充其量不過是一種非常疏遠的和間接的關係;而且唐朝人是否知道獅神,也是大可懷疑的。在下面的這個故事中,就描寫了獅子具有的這種超乎尋常的力量:
曾見貌外國所獻獅,酷似其真。后獅子放歸本國,唯畫者在圖。時因觀覽,百獸見之皆懼


我們完全可以設想,這種來自林邑的龐然大物,在唐朝宮廷的車仗行列中必定佔有崇高的地位。在四、五世紀時,南越的大象在當時朝廷的車仗中總是佔據顯著的位置,這些大象由南越的驅象人導引,拉著樂師乘坐的大車駕,威風凜凜地走過。到了十世紀以後,宋朝人又恢復了這種習俗。唐朝雖然從其南方的鄰人那裡得到了許多大象,但是還沒有證據表明他們也像後者一樣使用大象。唐朝的大象有時候根本就無所事事。正如上文中所指出的,唐朝的君主不時地受到那些循規蹈矩、恪守傳統道德的人的攻擊,這樣就迫使他們不得不將那些由蠻夷使臣貢獻的「珍禽異獸」關進獸苑,棄而不用。大曆十四年(780),當唐德宗繼位時,為了表明他的統治的簡樸,下令釋放了三十二頭大象,一起被釋放的還有鷹犬和一百多名宮女。這些大象全都被送到了「荊山之陽」,而這裏正是長江中游中國種黑象的棲息之地,也許這樣做是為了用稀有的真臘象來豐富唐朝本土的大象品種
為泰晤士河的銀魚。
我祈求——
為梅德韋河的水獺,
獅子的這種可怕的力量——不管是有形的還是無形的——也在其他方面顯示出來;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哪怕是獅子身體的某一局部,都可以散發出一種可怕的氣味。例如蒼蠅和蚊蟲都不敢落在獅子尾製作成的拂塵上,否則很快就會送命。又比如,如果一位樂師用獅子筋製成的弦來彈奏的話,其餘的琴弦就會斷絕,這種思想的出現,顯然與獅子可怕的吼叫聲有關。唐朝人認為獅子糞是一種高效的藥物,甚至有一種傳說認定蘇合香其實就是獅子糞,唐朝的藥物學家陳藏器對這種看法進行了糾正。據當時的藥物學家記載,真正的獅糞(真獅糞確實是非常少見的)用來內服可以活血化瘀。獅糞還具有克制「百蟲」的功能,而且燃燒獅糞可以「去鬼氣」
犀牛和大象一樣,在史前時代,也可能在歷史的初期就是中國北方常見的一種動物。但是到了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時期,犀牛就已經很少見了。亞洲的三種犀牛中,很可能有兩種在中國上古時代屬於司空見慣的動物。在商、周、漢時代的遺物中,我們仍然可以見到獨角犀牛和雙角犀牛的小雕像;這兩種犀牛必定是爪哇(或者是巽他)犀牛與蘇門答臘犀牛。這些犀牛曾經廣泛地分佈在大陸和島嶼之上,但是現在它們的活動範圍局限在印度尼西亞的偏遠地區,而且在這些地區也已經瀕臨滅絕的邊緣
舶載海奴鐶硾耳,象駝蠻女彩纏身
——克里斯托佛·斯瑪特《歡樂歸於耶穌》
其他的一些進貢的獅子來自米國、波斯(可能是動亂中的呼羅珊地區),以及大食國。它們貢獻的時間全部是在公元八世紀前半葉。大食國貢獻獅子的事件,為唐中宗提供了一次具有某種特色的,道德說教的機會。依照佛教的戒律,中宗繼位之後不蓄鷹犬,悉停漁獵,表現了他保護有情眾生的善良的意願。現在為了保持這種政策的一貫性,他拒絕接受獅子這種食肉的貢物——當然我們也不能忽略另外一個原因,即一位大臣提出的,餵養這種動物的費用極為高昂
拉虎吞貔,裂犀分象。
在從商朝滅亡到宋朝興起的這一段漫長的歷史時期中,對於北方人而言,大象已經成了偶或一見的觀賞動物,但是南方人有時還在使用大象。這時南方人對大象的使用,其實僅僅是限於戰爭之中,而且即使在戰爭中,使用大象的事例也非常少見了。魯定公四年(公元前506),楚國的武士就曾經驅趕著大象與對手決戰;到了梁承聖三年(554),南梁也曾利用以彎刀武裝起來的大象作戰;在後漢高祖乾祐元年(948)和宋太祖開寶四年(971)的大戰中,富庶的南漢國也曾使用象兵作戰
在唐代,犀牛活動在中國長江以南的一個相當廣闊的地域之內,其中包括湖南省南部和西部的大部分地區以及周邊諸省與湖南接界的偏僻地區。在嶺南的偏遠地區還有殘留下來的雙角犀牛,這裏與雙角犀牛在印度支那的主要分佈地區是相毗鄰的九九藏書
據史書記載:「波斯國獻活褥蛇,其狀如鼠而色青,身長七、八寸,能入穴取鼠。」
對於中國人而言,大象並非從來就是外來之物。在青銅時代,當商代諸王統治黃河流域時,大象還是常見的野獸。有證據表明,當時人們不僅捕捉大象,並且為了實用的目的而豢養大象。但是隨著中國北部森林覆蓋面積的減少和人口的增加,這種龐大的動物後來逐漸遷徙到了南方。到了見於記載的歷史時代,人們就只能在長江流域的小片邊遠地區以及長江以南地區見到大象的蹤跡了。九世紀時,在廣東省的山區里仍然有許多大象,而十世紀時在廣東省溫暖的森林地區也還有大象出沒:廣州東面的東莞的一座佛塔中有一塊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刻的石碑,內容記載了一群大象踐踏了農民的莊稼。廣州向來以出產大象的桃紅色的長牙和味道精美的象鼻而著稱於世,這種象牙是製作笏板的最好的材料,而象鼻則是本地廚師引為自豪的美味。更有意思,同時也更神秘的是,長江流域有一種黑色或「青黑色」的大象,當地人給這種象起了一個醜陋的名字,叫作「江豬」

瞪羚或小羚羊



犀牛這種熱帶的巨獸,並不總是能夠適應中國北方的氣候環境,例如一頭在貞元十二年(796)送到京城的犀牛,到第二年冬天就因為忍受不了嚴寒的天氣而死在了唐朝的獸苑之中。但是也有一些犀牛最終活了下來,與大象一起在唐玄宗舉辦的大型宮廷宴會上表演助興。也許日本東大寺收藏的一面鏡子背面鑲嵌的珍珠母上表現的雙角犀牛的原型,就是當年唐玄宗朝廷中的一頭犀牛
大象隨著異國物產進入唐朝境內,與此同時在唐朝的口頭傳說中,也出現了少量關於大象的珍聞。雖然我們還無法斷定這些口頭傳說的可信程度如何,但是它們很可能是由獵人或者是象牙商人帶來的。有些傳說稱,「南人言象妒,惡犬聲。獵者裹糧登高樹構熊巢伺之。有群象過,則為犬聲,悉舉鼻吼叫,循守不復去,或經五、六日,困倒其下,因潛殺之。耳後有穴,薄如鼓皮,一刺而弊」。有些則說,「象性久識,見其子皮必泣」。而另外有些傳說還稱,隨著季節的轉換,「象膽,隨四時在四腿」
亞洲獅的歷史是一首凄慘哀婉的悲歌,在古代亞洲,在印度、波斯、巴比倫、亞述以及小亞細亞地區,獅子這種巨大的貓科動物是很常見的動物。在古典時代,甚至在馬其頓和色薩利也可以見到獅子的身影。從那以後,獅子在亞洲的分佈範圍和數量就開始不斷地縮小,到十九世紀時,只有在美索不達米亞的部分地區,在伊朗的設拉子以南和在古傑拉特還仍然能發現一些獅子,但是現在除了古傑拉特之外,在上述所有這些地區都已經見不到獅子的蹤跡了;根據不可靠的推測,在卡提阿瓦半島還仍然殘留著數量極少的獅子
在真臘地區,大象同樣也具有崇高的地位:扶南(即古代的南真臘國)王每當出行時都要乘象。後世吳哥王朝的祖先真臘(北真臘國)國王也與其在林邑的先祖一樣,擁有五千頭戰象。戰象的背上裝上了木樓,木樓上有四個士兵,都手持弓箭。普通的戰象是用「蔬食」來餵養的,而最好的戰象則要飼以「飯肉」。九世紀中葉時,天王闍耶跋摩通過他的首都哈里哈羅拉耶統治著真臘的全境,作為一位名副其實的真臘之王,闍耶跋摩本人就是一個傑出的大象狩獵者

土拔鼠


犀牛

獅子作為代表西方的老虎的改變了的自我,顯然具有感知代表東方的龍所散發的體臭的超自然的能力。

貓鼬


祈求上帝將新的造物
另外牛上士也寫過一篇有關這頭雄獅的賦,牛上士的賦是在這件事過了很久以後才寫的。與虞世南不同的是,牛上士並沒有親眼見到過這頭獅子,他只是在《實錄》中了解到了康國貢獅的記載。既然貢獅能夠書之於《實錄》,顯然在當時這被認為是一個很值得紀念的事件

豹與獵豹


馴犀作為一種令人驚嘆不已的、獻給唐朝皇室的禮物,當時由位於中國南方的大國負責向唐朝皇帝貢獻。例如,在大中八年(854),「南蠻」曾經向朝廷直獻過一頭犀牛,但是這頭犀牛立刻就被退了回去。林邑是唐朝犀牛的最重要的來源,這點不足為奇。早在七世紀初年,林邑就向唐朝貢獻過一頭犀牛。貞觀十四年(640),林邑國又向朝廷獻「通天犀」(可能是大型獨角印度犀牛)十一頭,到貞元九年(793),再次貢獻了一頭犀牛。貞元九年貢獻的這頭犀牛被陳列在了太廟之中,以供死去的祖先和在世的活人欣賞。公元七世紀時,瞻博(這是一個我們尚不清楚的國家)也曾向唐朝貢獻馴犀。八世紀時真臘的吉蔑國,九世紀時的訶陵國也都曾經向唐朝貢獻犀牛,其中訶陵國在貢獻犀牛的同時還獻了著名的僧耆女。八世紀初期,某個當時仍然自稱為「波斯」的西方國家也向唐朝貢獻了犀牛,所謂的「波斯」貢獻犀牛,遠遠不像「南蠻」貢獻犀牛那樣在我們的意料之中。據記載,這次是由一位「波斯」王子率領一個使團進獻的。長慶四年(824),吐蕃在貢獻其他野獸的同時,也向唐朝貢獻了犀牛
據說在一個叫作訶伽的國家,有一種長著四枚牙齒的白象,「象之所在,其土必豐」,所以有人建議唐高宗發兵獲取這種大象,但是高宗拒絕了這種代價昂貴的冒險。因為對於一位提倡節儉政策的君主而言,進行這種冒險是不值得的。更何況正如高宗所言:「夫作法于儉,其弊猶奢。誰能制止?故聖人越席以昭儉,茅茨以誡奢。《書》雲『珍禽異獸,不育於國』。方知無益之源,不可不遏,朕安用奇象?」